背景原因
其發生的重要背景原因，則是-在于當年工業化國家在二戰結束全力政經發展之後三十年
黃金發展歲月後，由于整個歐洲各國經濟增長速度緩慢而導緻的一系列社會問題。（具體是在戴高樂總統統治後期法國經濟失調社會危機嚴重，執政黨派内部出現分裂等原因。）所面臨的社會問題。
事件過程
首先，1960年代的法國學生深受中國毛澤東精神及古巴格瓦拉革命的感召。再加上法國當時大學生人數激增，然而在同時，整個法國大學的硬件設備卻趕不上學生人數的增加，因此教學品質也非常低落。1958年第五共和開始的時候，法國有大學生十九萬六千人，然而到了1968年已經增加至五十七萬人。對現況的不滿，加上革命精神的感召，一群學生乃借機于3月22日開始占領巴黎地區的大學。随着學生運動持續擴大，法國教育部決定于5月2日關閉各大學，巴黎索爾邦大學則于5月3日被警察封鎖并且關閉。學生們則于5月10日在拉丁區巴黎索爾邦大學與防暴警察直接沖突，造成一千五百多人受傷。随着沖突的擴大，法國工會與左派政治人物開始聲援并且加入學生運動(例如後來的法國總統密特朗，法國第四共和國的總理Pierre Mend`es France)，到5月13日就達到大約二十萬人。而5月14日起，法國整個社會則陷入癱瘓狀态，九百萬人響應進行罷工，并且占領工廠。戴高樂總統則于5月24日之電視演講中，表示願意進行公民投票，進行大學，經濟與社會改革，但是并沒有得到人民熱烈的回響。
從5月27日開始至6月30日，法國陷入嚴重的政治危機。學生與工人持續示威抗議，
并且反對5月27日在蓬皮杜政府的主導之下，資方與工會代表所簽署的勞資協議。戴高樂總統甚至認為情況已經失控。左派政黨與政治人物則宣稱可以負起政治責任，組織臨時政府控制局勢。而戴高樂總統甚至于5月29日自總統府失蹤，前往德國之法軍駐守地Baden-Baden，聲稱要确保法軍在德國之紀律，然而卻造成法國國内更大的恐慌。所幸，5月30日，戴高樂總統再度出現在總統府，并且透過收音機以異常堅定的口吻宣布解散法國國會重新進行選舉，并且呼籲法國人民發揮公民的精神，支持民選的政府。在戴高樂總統呼籲完之後二個小時之内，五十萬公民随即走上街頭，在香榭麗舍大道示威支持戴高樂總統否定密特朗的政治野心。戴高樂總統的堅定宣示成為法國政治危機結束的開始。在随後的六月裡，示威與工廠占領逐漸減少與撤出，各政黨也忙着準備國會解散後之選舉。本來1968年的抗議示威可能造成僅有十年曆史法國第五共和國的結束，然而6月23日與6月30日的國會選舉卻有令人意想不到的結果。戴高樂右派竟然赢得人民46%的支持，并且在國會獲得72%的席位。第五共和國的危機因此完全解除，戴高樂任命新總理Maurice Couve de Murville，積極進行學生與社會所要求的各項改革。
口号錦集
1、消費社會不得好死，異化社會不得好死，我們要一個新的獨創的世界，我們拒絕一個用無聊緻死的危險去換取免于饑餓的世界。
2、直到用最後一個資本家的腸子勒死最後一個官僚之前，人都是不自由的。
3、不要改變雇主，而要改變生活的被雇傭。
4、行動一定不要是反應，而是創造。
5、我持有對現實的願望，因為我相信我的欲望的實現
6、禁止去禁止
7、沒有什麼東西叫做革命思想，隻有革命行動。
8、前進，同志，舊世界已經被你抛在腦後。
9、你們雖富猶懼，雖生猶死。
10、商品是人民的鴉片。
關于五月風暴的書
《東風》
内容簡介：
◆2012年《金融時報》最佳曆史類圖書nn◆托尼·朱特與邁克爾·沃爾澤一緻推薦nn◆解讀60年代法國知識分子 揭示“五月風暴”中的中國因素n
文化影響
法國作家埃爾維·阿蒙在其《那一代人》書中把“紅五月”比作一場小型歌劇，種種主義者揮舞着他們的旗幟，上台就是為了謝幕，但那些旗幟在街道上揮舞，在街牆上停留，在記憶裡留下了顔色。
雖然中國“文革”和紅衛兵對五月風暴的影響更多是精神而非實際上的，但在運動的早期和關鍵時刻，一些毛派組織起到了舉足輕重的關鍵作用。共産主義（馬列）青年聯合會（UJCML）是運動中最具“正統毛派”色彩的組織，他們和在中國的“洋紅衛兵”有一定聯系，并定期向中國使館索取最新的宣傳材料，以獲得“來自中國的革命經驗”，早在運動之初他們就提出，學生要走上街頭，打出旗幟，而一旦工會宣布支持學生，工人開始罷工，學生們就應依照“中國戰友”們的榜樣，進行大串連，深入工廠，擴大運動的規模和聲勢。和他們站在同一立場的，還有“馬列主義聯盟”、“馬列主義小組”等幾個組織，這些組織的人數都不多，但影響力不容忽視，正是因為他們的存在和号召，起初茫無方向的學生們幾乎立即學會了“如何革命”：按照中國同志的方法去做，雖然那不過是這些法國毛派分子們想象中的“中國方法”而已。正是因為他們的影響，五月風暴中的巴黎街頭，不但可以看到法國傳統的街壘、紅旗和鵝卵石，更可以看到具有典型“中國文革特色”的大字報、大串連、飛行集會，在他們的影響下，遊行的行列裡出現了穿着打扮和紅衛兵别無二緻的法國青年，他們不但喊出了“與工農結合”的口号，而且真的試圖這樣去做了——盡管這樣做的并不隻是他們，在運動的高潮甚至主要不是他們，因為他們的人數實在太少了。
比毛派組織更活躍、更有号召力的是托派。早在運動伊始，托派“第四國際”領導人曼德爾就敏銳地意識到一場風暴的即将到來，并連夜從布魯塞爾驅車趕往巴黎，趕在街壘之夜前夕召開了托派學生組織會議，并旋即擴大為全體學生的大會，曼德爾在會上所作《從反對資本主義大學到反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演說，被公認為将五月風暴的重心由校内擴展到整個社會的沖鋒号。會後，曼德爾沖上街壘第一線，直面警察的警棍和催淚瓦斯。為阻擋警方的進攻，他指揮學生們點燃汽車作為路障。望着街上熊熊的火光，他不禁豪情萬丈地高呼“多美啊，這就是革命”，全然不顧自己的汽車就在這些被點燃的車中。
無政府主義者同樣是此次運動的積極參加者，“紅毛邦迪”本人就是著名的無政府主義者，他雖被法國政府驅逐，卻又設法潛回巴黎，意大利詩人誇魯奇更是在街壘中完成了《到底發生了什麼》這部紀實詩篇，被譽為“五月風暴的最佳報道”。
除了少數無政府主義者，這些組織的成員都以“純粹革命者”自居，推崇軍事化的管理、嚴格的道德規範、清教徒般的生活，但五月風暴給當時和後來人的印象卻是完全相反的：奔放、自由、松散、無拘無束甚至縱欲，原因再簡單不過，因為他們隻是運動的參與者，而絕非運動的操縱者和多數，整個運動的發生和發展，都是無數有着不同傾向、不同主張的青年人自發參加、自覺推動的結果，他們的口号從反對主流社會、反對種族歧視到反對美國擴大越南戰争、反對美國對華政策；從争取男女同班到以“最廣泛的民主”取代資産階級代議制；從女權主義到環保主義；從思想自由到性開放，不一而足，即使同是革命者，他們的偶像也各不相同，切·格瓦拉、胡志明、毛澤東、魯迅、列甯、托洛茨基……這些來自不同國度和時代，有些觀點大相徑庭甚至針鋒相對的革命領袖的巨幅畫像，被他們的支持者高舉者，肩并肩地走在一起。騎在同伴肩上、高揚越南南方共和旗幟的23歲女子卡羅琳，更是被推崇為“紅五月姑娘”，她的這一造型也成為“紅五月”永恒的象征。如果說他們之間有什麼共同點，那就是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對社會結構的逆反，和對物欲橫流當代社會的反思。
絕大多數知名學者、教授站在了學生一邊，如利奧塔、福柯、雅克·拉康、勒佛菲爾、布朗肖、西蒙·波娃以及西班牙社會學家卡斯特爾等，米歇爾·比托爾為首的一群作家以占領作協辦公室表示了對學生的響應，年逾七旬的著名詩人阿拉貢甚至在“紅毛邦迪”陪同下前往孔特廣場當衆演講。素以“介入政治”的态度聞名的哲學家薩特更是積極參與，不但多次發起倡議、參加訪談，更以平等的姿态熱情鼓勵、贊揚學生，希望他們通過自己的行動，創造一個“與父輩不一樣的将來”，他不但呼籲知識分子支持學生，甚至坦誠地自我反省，聲稱“盡管我也反抗了一輩子，最後仍難免受到這個社會的某種牽制”，盡管他坦稱自己并未完全弄懂學生們的訴求，但仍毫無保留地支持、參與這次運動。“薩特直接并且持久地參與了反等級制度的毛主團體中最大的和影響力最久的活動”，在法國毛派分子轉入地下進行活動之後，而薩特仍然在領導和參加毛派團體的活動，擔任并且指導報刊雜志《人民之友》和《宇宙》。 [2]
當然并非每個學者都如此，哲學泰鬥阿隆、楠泰爾學院教授萊維納斯、結構主義哲學家羅蘭·巴特等就站在了學生的對立面。萊維納斯每天夾着皮包按時走進空無一人的教室，又按時下課離開，阿隆更是和昔日同窗好友薩特反目成仇，唇槍舌劍。比較特殊的是哲學家德裡達，他積極參加了最初的集會，但很快選擇了遊離和躲避。
對于學者的不同立場，學生們作出了情緒鮮明的反應。薩特受到了熱烈追捧，他演講時，能容納3000人的會場擠進了7000學生，“甯跟薩特錯，不跟阿隆對”，成了當時最響亮的口号，為了抗議阿隆的親美立場，學生們甚至拒絕他在巴黎高師作學術報告。對于曾去過中國，并向學生們宣揚“中國革命優點”的羅蘭·巴特，他們則辛辣的嘲諷“結構主義沒上街。”
由于朗格魯瓦事件，電影界積極響應了學生們的運動，特呂弗、戈達爾、路易·馬勒、羅曼-波蘭斯基等四名戛納電影節評委喊出“要電影更要革命”的口号，迫使電影節中止；《電影手冊》雜志主編杜比亞納和“真理電影”學派的電影人們也公開聲援學生。在索邦，電影人、影評人、觀衆、影院職工等聚集一堂，平等探讨法國電影的種種問題并彙集成冊，被後人稱之為“法國電影史上的三級會議”，更多電影人直接投身運動，他們所拍攝的“紅五月”膠片據說長達幾公裡，而正如貝特魯齊電影《夢想者》中描述的，讓-皮埃爾-雷奧手中的傳單如烽火般燎動了索邦，最終與學生運動聯合演變成“五月風暴”。
被五月風暴觸及的還有藝術家們，著名的“情景主義國際”出于他們批判現實和反資本主義的立場，積極投身于學生運動中，并充分發揮他們的藝術才能和想象力，創造出許多生動形象的、被稱為“塗鴉”的街頭宣傳畫。該組織代表人物居伊·德波和範内格姆還創制了整個“紅五月”中絕大多數最著名的标語口号，如“讓想像力奪權”、“拒絕用一個無聊緻死的危險去換取免于饑餓的世界”等等，他們甚至主張直接建立民主和自治的工人委員會取代現有的政府，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這些藝術家們的頭腦，甚至走到了“革命學生”的前面，這也充分體現了五月風暴“文化革命”的文化底質。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政府是“紅五月”的勝利者，但由于他們堅持“不能把盧梭投進監獄”的做法，整個法國知識界的左傾傳統仍然保持着，雖然此左傾已非彼左傾了；相反，站在政府一邊的少數學者卻幾乎無一例外受到排擠，道理很簡單：在68年以後的十幾年裡，當年“紅五月”的骨幹，逐漸成長為法國乃至歐洲各大學、各學術機構的中堅。
與“紅五月”關系最密切的法國電影界在“紅五月”之後一度掀起了政治狂潮，一些有鮮明政治色彩的小組，如“魯迅·意識形态行動小組”、“麥德維金小組”和“無産階級革命電影家小組”等紛紛成立，他們推崇古巴革命或毛澤東思想，反對“修正主義”，但這股風尚在73、74年便很快遏止了，正如杜比亞納所言，作為革命青年，他們對中國的一切充滿熱情；但作為電影人，他們對中國“文革”電影和樣闆戲的藝術性大感失望。一度非常政治化的《電影手冊》迅速重返藝術領域，而形形色色的小組也迅速消失。但法國電影卻從“五月風暴”後徹底改變了面貌，藝術家們似乎從革命中找到了藝術與生活、個性與商業化、思想性與可看性和諧統一的真谛，法國電影也繼續扮演着與好萊塢文化分庭抗禮的重要角色。同時，表現、反思“紅五月”的電影也在幾十年間不斷湧現，從70年代初的《媽媽和妓女》《内心的創傷》，直到二十世紀末和二十一世紀初的《法蘭西之歌》《夢想者》和《戲夢巴黎》。
五月風暴裡的宣傳畫、塗鴉和口号令行為藝術名聲大噪，并在短時間内席卷全球。然而對這一切貢獻最大的情景主義國際卻在“紅五月”後不久解散，按照德波自己的話說，他們意識到自己理論上雖然正确，但實踐手法卻遠不成熟，所以組織應該結束了，因為“情景主義者無處不在，他們的目标無處不在”。他們所創作的那些極富感染力的宣傳畫，如今正被無數仿冒者複制、模仿，投入到工藝品和旅遊紀念品市場，去賺取原創者們所堅決反對的“商業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