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裡頭遺址:夏代都城遺址-中文百科頻道

發掘曆史

1899年甲骨文的發現和1928年安陽殷墟的發掘，證實了殷商的存在。對《史記·殷本紀》的肯定，必然引發出《史記·夏本紀》也為信史的認識。由此，二十世紀50年代考古界提出了夏文化探索的課題。

1959年夏，中國著名考古學家徐旭生先生率隊在豫西進行“夏墟”調查時，發現了二裡頭遺址，從此拉開了夏文化探索的序幕。

經考古工作者對二裡頭遺址數十次的考古發掘，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收獲，1977年，夏鼐先生根據新的考古成果又将這類文化遺存命名為“二裡頭文化”。

二裡頭遺址範圍為東西約2公裡，南北1.5公裡。包含的文化遺存上至距今5000年左右的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下至東周、東漢時期。此遺址的興盛時期的年代為公元前二十一世紀至公元前十六世紀的夏文化時期，考古界将其主要階段稱為“二裡頭文化”。

從1960年至今，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發掘隊（今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二裡頭工作隊）對遺址的發掘與研究經曆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20世紀60年代初至70年代末考古人員建立了一至四期文化框架序列，揭示了1号、2号宮殿基址，發現了青銅冶鑄遺址，清理了不同等級的墓葬，确定了遺址的都邑性質。

第二階段：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考古人員進行了一系列的搶救性發掘，其中包括鑄銅作坊遺址；發現了多處建築遺址和墓葬，出土大量陶器、青銅器、玉器、漆器、綠松石器等。

第三階段：20世紀90年代至今自2001年起，工作隊對宮殿區進行系統鑽探與重點發掘，發現并清理大型建築基址數座；對宮殿區及其附近的道路進行了追探，在宮殿區外圍，發現了縱橫交錯的大路；2003年春季，對已發現的道路進行了解剖發掘，并發現了宮城城牆；2004年，又在宮城以南發現了另一堵始建于二裡頭文化第四期的大型夯土牆以及綠松石器制造作坊等重要遺存。

2011年，經過考古人員一年多的考古發掘，又有一座保存很好的早期大型夯土基址被發掘。此基址台基坐北朝南，總面積超過2100平方米，由至少三進院落及東圍牆、東庑組成，至少經過三次修建或增建。考古人員推斷，其年代為二裡頭文化第二期，距今3600年至3700年，這是目前為止發現的年代最早的多院落大型宮室建築遺址。在宮城東北部、宮室建築群以北發現的一處巨型坑，總面積約2200平方米，據專家介紹，這一遺址，為探索偃師商城相關祭祀制度的源頭提供了重要線索。

2020年10月，二裡頭遺址考古公布新發現，二裡頭都城極可能是以縱橫交錯的道路和圍牆分隔形成多個網格。曆年，在其中多個網格内發現有不同等級的建築和墓葬，每個網格應屬不同的家族，極可能已出現了家族式分區而居、區外設牆、居葬合一的布局。随着2021年考古工作持續推進，研究人員在道路的南側、北側都發現了部分兩米寬的夯土牆，與宮城的北牆、南牆分列于平行或在同一直線上，也進一步證實了多網格式的布局。

2021年1月，二裡頭遺址發現一座高規格夏代墓葬，墓葬内首次出現蟬形玉器。該墓葬極可能是二裡頭遺址迄今為止發現的随葬品最為豐富的一座。12月，二裡頭遺址發掘出一處骨器、角器加工作坊及一座較完整的陶窯。

2021年12月，二裡頭遺址考古又有了最新發現，在遺址宮城區的西南角附近清理出多座骨料、角料坑，對以後研究二裡頭文化骨器、角器的加工流程、加工工藝、城市布局、規劃理念等更多問題，提供了重要資料。

2022年9月16日，國家文物局“考古中國””重大項目重要工作進展會在北京發布河南洛陽二裡頭遺址考古發掘新成果。經過進一步探索，二裡頭夏代都城有了新發現，以道路和牆垣規劃為多個方正、規整的功能區，形成多網格式宏大格局，确立了都邑規劃布局的基礎框架，或為“裡坊制”城市布局的雛形：每個網格應屬不同人群，表明二裡頭都城極可能已出現了分區而居、區外設牆、居葬合一的布局。嚴謹、規整的規劃布局，顯示社會結構分明、等級明顯，統治格局井然有序，暗示當時有成熟發達的統治制度和模式，是進入王朝國家的最重要标志。

二裡頭遺址考古新發現進一步揭示了多網格式的結構布局，是探讨早期國家都城制度、手工業與社會經濟、禮儀與喪葬制度等問題的重要線索。 2022年9月16日，國家文物局召開的“考古中國”重大項目重要進展工作會，公布二裡頭遺址多項重要新發現，為二裡頭遺址為夏代都城的論斷提供了更多實物依據。發掘出土800多片外表、斷茬帶有紅漆的陶片，其中一個灰坑即出土了600多片。考古人員在遺址北緣中部首次發現較為豐富的制陶遺存，在宮城西南角發現了近百平方米的骨、角器加工作坊，在祭祀區以西發現了二裡頭文化大型居址及高規格墓葬，是探讨早期國家都城制度、手工業與社會經濟、禮儀與喪葬制度等問題的重要線索。

2022年12月16日，二裡頭遺址被國家文物局批準成為第四批國家考古遺址公園。

2023年4月，中科院考古所研究員、複旦大學科技考古研究院院長袁靖表示，通過研究基本确定，二裡頭遺址一共分四期：一期的年代為公元前1750年至公元前1680年，二期的年代為公元前1680年至公元前1610年，三期的年代為公元前1610年至公元前1560年，四期的年代為公元前1560年至公元前1520年。

文獻記載

根據衆多史料記載，夏都斟鄩的位置大緻在伊洛平原地區，洛陽二裡頭遺址的考古發掘也基本證實了這一點。經碳14測定，二裡頭遺址絕對年代，在約公元前1900年左右，相當于夏代，距今有4000多年的曆史，總面積為3.75平方公裡，内有大型宮殿遺址。衆多考古學家認為，二裡頭文化遺址就是夏代都城遺址，即夏斟鄩的所在地。

古本《竹書紀年》記載：“太康居斟鄩，羿又居之，桀亦居之。

今本《竹書紀年》又載：“仲康即帝位，據斟鄩。”

《括地志》雲：“故鄩城在洛州鞏縣西南五十八裡，蓋桀所居也。”

《史記·夏本紀》雲：“太康居斟鄩、羿亦居之，桀又居之”。羿即後羿，為東方夷族的一個首領，他乘太康無道、夏民怨憤，入居斟鄩，執政，拒太康于外。太康卒，扶仲康即王位，仍居斟鄩。

《史記·孫子吳起列傳》載：“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阙在其南，羊腸在其北。”

《國語·周語上》載：“昔伊、洛竭，而夏亡。”

本着嚴謹的角度來看，夏朝以及其都城确實還未發現能證明自身的系統文字。但根據二裡頭遺址範圍以及都城規模來看，其所在地區為上古三代中原王朝統治中心地區，其代表的王朝，若不是史書記載的夏朝，那是其他王朝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

遺址演變

新世紀以來的鑽探與發掘結果表明，二裡頭遺址沿古伊洛河北岸呈西北—東南向分布，東西最長約2400米，南北最寬約1900米，北部為今洛河沖毀，現存面積約300萬平方米，估計原聚落面積應在400萬平方米左右。其中心區位于遺址東南部的微高地，分布着宮殿區和宮城（晚期）、祭祀區、圍垣作坊區和若幹貴族聚居區等重要遺存；西部地勢略低，為一般性居住活動區，常見小型地面式和半地穴式房基以及随葬品以陶器為主的小型墓葬。

一期

二裡頭文化第一期遺存在遺址中東部區域有廣泛的分布，文化堆積範圍逾100萬平方米。由于破壞嚴重，它究竟屬于一個大型聚落抑或是由數個聚落組成的大遺址群，尚不得而知。這一時期的遺存已顯現出不同于嵩山周圍同時期一般聚落的規模和分布密度。遺存中已有青銅工具、象牙器、綠松石器等規格較高的器物和刻劃符号發現。此期的二裡頭遺址很可能已是較大區域内的中心聚落。從聚落時空演變的角度看，作為二裡頭文化中心聚落的二裡頭在伊洛平原的出現具有突發性，而沒有源自當地的聚落發展的基礎。如此迅速的人口集中隻能解釋為來自周邊地區的人口遷徙。

二期

從第二期開始，二裡頭都邑進入了全面興盛的階段，其城市規劃的大的格局已基本完成。中心區由宮殿區、圍垣作坊區、祭祀活動區和若幹貴族聚居區組成，這一時期的遺存開始遍布現存300萬平方米的遺址範圍。新的發掘結果表明，宮殿區在此期已得到全面開發。其中，3号、5号基址所代表的大型多進院落宮室建築群開始營建，院内開始埋入貴族墓；該區域的外圍垂直相交的大路已全面使用。官營作坊區興建了圍牆并開始生産銅器，可能還有綠松石器。

從判定考古學文化最重要的元素——陶器上看，具有二裡頭文化特色的陶器群形成于二裡頭文化第二期。作為東亞曆史上最早的核心文化，在文化因素上取大範圍吸收、大規模輻射之勢的二裡頭文化，也是始于二裡頭文化第二期的。自二裡頭文化第二期始，二裡頭文化向北越過黃河，向東、西方向也有所推進，而向南推進的力度最大。

公元前1750年左右，二裡頭文化的居民開始在此營建大型聚落。二裡頭文化一期時的聚落面積就超過了100萬平方米，已發展成伊洛地區乃至更大區域的中心。如此迅速的人口集中應為來自周邊地區的人口遷徙。這一時期的出土遺物包括貴族用器，如白陶、象牙和綠松石制品，以及青銅工具，但由于晚期遺存對該期堆積的嚴重破壞，聚落的布局尚不清楚。

宮殿區的面積不小于12萬平方米，其外圍有垂直相交的大道，晚期築有宮城。大型宮殿建築基址僅見于這一區域。貴族聚居區位于宮城周圍。中小型夯土建築基址和貴族墓葬主要發現于這些區域。其中宮城東北和宮城以北，是貴族墓葬最為集中的兩個區域。綠松石器制造作坊和鑄銅作坊都位于宮殿區以南，已發現了夯土牆。這一有圍牆圈護的作坊區應是二裡頭都邑的官營手工業區。祭祀活動區位于宮殿區以北和西北一帶，東西連綿約二三百米。這裡集中分布着一些可能與宗教祭祀有關的建築、墓葬和其他遺迹。

都邑主幹道網位于宮殿區的外圍。已發現的四條大路垂直相交，略呈井字形，顯現出方正規矩的布局。保存最好的宮殿區東側大路已知長度近700米。大路一般寬10餘米，最寬處達20米。這幾條大道的使用時間均較長，由二裡頭文化早期沿用至最晚期。這是迄今所知我國最早的城市道路網。

這一龐大的中心城市最終在二裡岡文化晚期淪為一般聚落，遺存僅見小型房址、灰坑、墓葬等，它們疊壓或打破了二裡頭文化的宮殿基址。此後，聚落徹底廢毀。

二裡頭都邑的中心區分布着宮城和大型宮殿建築群，其外圍有主幹道網連接交通，同時分割出不同的功能區。制造貴族奢侈品的官營手工業作坊區位于宮殿區的近旁；祭祀區、貴族聚居區都拱衛在其周圍。上述種種，無不顯示出其王都所特有的氣派。由上述發現可知，二裡頭遺址是迄今可以确認的最早的具有明确規劃的都邑。就現階段的認識而言，二裡頭遺址的布局開中國古代都城規劃制度的先河。

三期

二裡頭文化第三期持續着第二期以來的繁榮。總體布局基本上一仍其舊，道路網、宮殿區、圍垣作坊區及鑄銅作坊等重要遺存的位置和規模幾同以往。但與前一期相比，這一階段的遺存也出現了若幹顯著變化，值得關注。首先是在宮殿區大路上偏内側增築了宮城城牆，宮城城牆圍起的面積超過10萬平方米。一大批大中型夯土建築基址興建于此期。在宮城南大門中軸線上，興建起了面積達1萬平方米的1号基址。宮城東部，二裡頭文化第二期時由前後相連的多重院落組成的3号、5号基址已廢毀。這一區域有一個宮室建築和使用的空置期，前後約數十年的時間，原來的3号基址的遺墟上散布着小型房址和灰坑等。新建的2号、4号基址另起爐竈，采用單體建築縱向排列，壓在被夯填起來的3号基址的原址上。其中2号基址的主殿和部分院落，是在填平夯實3号基址北院内的大型池狀遺迹的基礎上建成的。兩個時期的建築格局大變，同時又基本上保持着統一的建築方向和建築規劃軸線，是頗耐人尋味的。

随着宮城城牆與一批新的大型建築基址的興建，宮城内的日常生活遺迹，如水井、窖穴等在數量上顯著減少。這一現象似乎昭示了宮殿區功能的變化。在圍垣作坊區的北部，一處面積不小于1000平方米的區域被用作綠松石器的生産。與此同時，鑄銅作坊開始生産作為禮器的青銅容器。除了青銅禮器，貴族墓中也開始随葬大型玉禮器，其奢華程度較二裡頭文化第二期又上了一個台階。聯系到大型宮室的營建，有學者認為真正的“朝廷”與“宮廷禮儀”應是發端于此期的。

遺迹概覽

概況

二裡頭遺址的考古發掘已持續了四十多年，遺址内發現的二裡頭文化遺迹有宮殿建築基址、平民居住址、手工業作坊遺址、墓葬和窖穴等；出土的器物有銅器、陶器、玉器、象牙器、骨器、漆器、石器、蚌器等。遺址的中部發現有30多座夯土建築基址，是迄今為止中國發現的最早的宮殿建築基址群。其中，最大的兩座已正式發掘。宏偉的1号宮殿建築基址平面略呈正方形，東西長108米，南北寬100米，高0.8米，面積達1萬多平方米。根據出土的遺迹現象，可以将1号宮殿建築基址的主殿複原成一個“四阿重屋”式的殿堂，殿前有數百平方米的廣庭。基址四周有回廊。大門位于南牆的中部，其間有3條通道。這樣的宮殿建築隻有掌握了大量勞動力的統治者才能建成。由此也可證明，當時的生産力水平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程度。二裡頭遺址的宮殿建築，雖時代較早，但其形制和結構都已經比較完善，其建築格局被後世所沿用，開創了中國古代宮殿建築的先河。

宮城

二裡頭遺址的宮城，是迄今可确認的中國最早的宮城遺迹。縱橫交錯的中心區道路網、方正規矩的宮城和具有中軸線規劃的建築基址群，表明二裡頭遺址是一處經慎密規劃、布局嚴整的大型都邑。它是迄今可以确認的最早的具有明确規劃、且後世中國古代都城的營建規制與其一脈相承的都邑遺址，其布局開中國古代都城規劃制度的先河，許多形制為後世沿用，号稱“中華第一王都”。

此外，在二裡頭遺址上，考古人員還發現了中國最早的城市主幹道網，大路最寬處20米左右，相當于現代的4車道公路；發現了中國最早的車轍，這在東亞曆史上具有裡程碑的意義。由此也可以知道，在商人在殷墟時期引進馬車前的數百年，中原地區已有用車傳統。

墓葬

二裡頭遺址發掘的墓葬，已有數百座之多，但大部分為中小型墓，規模較大者隻有1座，位于2号宮殿夯土基址的北部正中。中、小型墓葬規模雖然不大，但随葬品十分豐富，其中也不乏精品。

作坊

二裡頭遺址清理的手工業作坊，包括鑄銅、制玉、制石、制骨、制陶等作坊遺址，清理出大量青銅器、玉器、骨器、陶器制品。其中青銅爵、青銅斝形制古樸莊重，這是中國發現最早的青銅容器，用合範法鑄造。這些青銅器的鑄造，标志着中國青銅器鑄造進入了新紀元。這裡出土的青銅器是中國最早的一批青銅器，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青銅器。

文物

遺址中還出土數件鑲嵌綠松石的獸面銅牌飾，制作精美，表現出了極其熟練的鑲嵌技術，是中國最早的銅鑲玉石制品，也是不可多得的藝術珍品。其他銅器還有生産工具刀、锛、鑿等；武器戈、戚、镞等；樂器鈴等。二裡頭遺址的玉器數量豐富，風格獨具，器形有圭、璋、琮、钺、刀和柄形飾等，多為禮器。

二裡頭遺址出土的青銅爵是目前所知中國最早的青銅容器。

博物館建設

2014年9月，在國務院召開的“十三五”規劃編制工作座談會上，李克強總理在談及二裡頭文物保護時，指出一定要盡快建設遺址博物館。随之，二裡頭夏都遺址博物館被列為國家“十三五”重大文化工程項目。

發掘意義

重大考古發現始見于二裡頭文化晚期的1号、2号宮殿基址，是此前學術界确認的中國最早的大型宮殿基址。進入二十世紀90年代以來，二裡頭遺址的發掘面積進一步擴大，成果層出不窮。2004年，考古人員在2号宮殿基址下面發掘出了一座時代更早、規模更大、結構更為複雜的大型建築基址，将迄今為止可确認的中國宮城的最早年代提前約百年左右。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二裡頭工作隊隊長許宏介紹，這座現編為3号的建築基址屬于二裡頭文化早期，它結構複雜，規模龐大。宮城面積逾10萬平方米，就對曆史資料的認識而言，它是中國古代最早的具有明确規劃的都邑，其布局開創了中國古代都城營建制度的先河。後世中國古代都邑營建制度的許多方面，都可以追溯至二裡頭遺址，如縱橫交錯的道路網、方正規矩的宮城、宮城内多組具有中軸線規劃的建築群、建築群中多進院落的布局、坐北朝南的建築方向以及土木建築技術的若幹側面等。此外，在宮殿區大路發現的車轍痕，是迄今所知中國最早的車轍遺迹，将中國雙輪車的出現時間上推至二裡頭文化早期。貴族墓出土的大型綠松石龍形器，全長逾70厘米，由2000餘片形狀各異的細小綠松石片粘嵌而成，其用工之巨、制作之精、體量之大，在中國早期龍形象文物中都是十分罕見的，具有極高的價值。此次發現被評為2004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

二裡頭遺址的發現和發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在國内外具有重大影響。中國是地球上為數不多的有獨立起源的文明古國，是四大文明古國曆史唯一沒有間斷過的國家。但中國古代文獻中，有确切曆史記載，可以依靠的絕對年代隻到公元前841年周厲王時。一些西方學者和疑古派一度懷疑夏朝的存在，懷疑禹是神話傳說中的動物（一條肉蟲），甚至主張東周以前無信史，把中國的曆史一下子縮短了一半，卻有些讓人不能接受。為此，國家在“九五”期間，把夏商周斷代工程列入重大科研項目，重點任務是要理清夏商分界與夏代的曆史脈絡。自二裡頭遺址發現後，學者們為此争論了四十年，經“夏商周斷代工程”多學科的交叉研究，新的考古發現與史書的相互印證，專家們認定，夏文化持續時間大約在公元前二十一世紀至公元前十六世紀，後來被商朝取而代之。這意味着幾乎可以從二裡頭遺址摸索到中華文明的起源了，明确寫出了孔子和司馬遷沒有搜尋到的中華“家譜''。

遺址争議

關于二裡頭遺址與夏文化之間的關系有兩種意見。一是二裡頭一期至四期均為夏文化，四期的部分時期或者全部為夏遺民遺迹；另一種意見認為遺址的第一、二期是夏文化遺址，第三、四期是商湯都城的遺址。

測年結果

一般認為第一、二期是夏文化遺址，第三、四期是商湯都城的說法是受夏商周斷代工程年表的影響，因為根據2005年、2006年中國考古學院利用系統測定法，将二裡頭遺址的碳14測年限制在前1750年～前1500年（絕大部分測定的時間落在了前1730年～前1720年之間），這樣第三期的上限就是前1600年，四期就是前1560～1520年，但是由于二裡頭的一期起步，二期發展，三期繁榮，四期衰落，一到四期連貫發展，中間沒有斷層，所以二三期作為夏商分界點不合适，很顯然夏商分界點在四期，這樣結合《古本竹書紀年》商朝共29王496年（兩漢都不止12帝，但是史書上都是用前漢十二帝、後漢十二帝來介紹兩漢皇帝，對于商朝少了一王，可能是傳抄的失誤，也可能是有一王不被承認）從前1046年商周分界上推496年到前1542年，正好落在了四期中間，非常符合二裡頭遺址考古的遺址，所以二裡頭意義非凡，既可以找到夏朝自太康到夏桀共12世15後的夏邑遺址，也可以從中找到夏商分界的合理年代。

名家觀點

中國國家文物局局長劉玉珠：二裡頭遺址是二裡頭文化的核心載體，對研究中華文明的起源、王國的興起、王都規制、宮室制度等涉及中華文明發展的重大學術問題，具有重要參考價值。二裡頭夏都遺址博物館的建立，是向世界展示中國源遠流長、綿延不斷曆史的力證。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專家李伯謙：二裡頭遺址宏大的規模、豐富的内涵及其反映出來的衆多發明創造，代表了夏王朝中晚期華夏文明發展的新高度。夏朝在司馬遷《史記·夏本紀》有古文獻記載，但之前因長期沒有考古實證而頗受質疑。60年來，二裡頭及周邊一系列遺址考古發掘研究，證實了夏朝曆14代17王471年。這也讓二裡頭這個都邑遺址，成為中華文明從古國邁入王國的一個重要标志。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許宏：“二裡頭是“最早的中國”——東亞大陸最早的廣域王權國家，這本身已經非常有意義，其重要性不在于它是否為夏都。在整個東亞大陸從沒有中心、沒有核心文化過渡到出現一個高度發達的核心文化，二裡頭正好處于這一節點上。二裡頭的價值不在于最早也不在于最大，而是在這個從多元到一體的曆史轉折點上。這裡發現了中國最早的宮城——最早的“紫禁城”、中國最早的“井”字形大道即城市主幹道網、中國最早的中軸線布局的宮室建築群、中國最早的車轍、中國最早的官營手工作坊區、中國最早的鑄銅作坊和綠松石器制造作坊、中國最早的青銅禮器群等。從考古學本位看，這些已足夠了，暫時不知道二裡頭“姓夏”還是“姓商”，并不妨礙我們對二裡頭遺址在中國文明史上所具有的曆史地位和意義的認識。”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二裡頭工作隊領隊趙海濤介紹，之所以判定二裡頭遺址為夏都，主要出于三方面的科學考量。首先是通過考古地層學、類型學來判定二裡頭所處的相對年代，它處在龍山文化和商朝文化之間。其次是通過碳14年代測定法，測定二裡頭遺址至今3800到3500多年之間，年代跟史書記載的夏朝中晚期比較吻合。此外，二裡頭遺址所處位置是河南省西部，這也符合史書記載的夏朝主要活動區域。“更為重要的是二裡頭遺址出現了一系列王朝氣象的内涵。”趙海濤說，二裡頭文化以其高度輝煌的王朝氣象、高度發達的控制網絡和統治文明，成為距今3800-3500年前後東亞地區最早的核心文化、廣域王權國家，并率先進入王朝文明階段。在此過程中，中原腹地形成了以二裡頭都城為中心的金字塔式聚落整體結構和衆星捧月式的聚落空間分布格局。随着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和“夏商周斷代工程”的開展，通過碳14測年、文獻記載、考古地層學等方面的綜合研究，二裡頭文化主體部分為夏文化已被大多數人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