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傳統美德:優秀道德遺産-中文百科頻道

具體表現

嶽飛

一、崇尚威武不能屈的民族氣節和立志報國的民族精神。

中華民族自古崇尚“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殺身以成仁”的民族氣節。愛國主義作為民族精神，更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核心。曆史上，中國屢遭外敵入侵，國破則家亡，使人們的愛國之情強烈地表現出來，并升華成為國獻身的情操和精神，因此出現了嶽飛的“精忠報國”、魏源的“師夷長技以制夷”、孫中山的“驅除鞑虜，恢複中華”。愛國主義成為推動中華民族不斷前進的巨大力量。

二、主張建立和諧協調的社會人倫關系。

中華民族傳統美德，強調建立一種和諧協調的人倫關系。主張“義以為上”，“以義統利”，“先義後利”，要求“見利思義”，“見得思義”。“義”是指民族利益和國家利益，“利”是指個人利益。強調社會利益高于個人利益，強調個體對整體的道德義務。這是一種植根于社會文化的群體精神，進而擴展到整個民族和國家的集體主義精神。

三、倡導“仁愛”的人道主義精神。

孔子提倡“仁者愛人”，孟子提出“君輕民重”的思想。這種要求一切人都要用“仁愛”之心去尊重人、理解人、關心人、愛護人、幫助人的思想，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中最具有人民性的道德遺産。

四、提倡身體力行的基本道德觀念和行為準則。

中華民族傳統美德，倡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實現人生理想的步驟和模式。這種為人處世的基本道德觀念，是人類進行物質生産活動和自身生存發展的基本要求，也是人們共同生活的起碼的行為準則。它正确反映了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它是人類社會道德關系的具有科學性的優秀的遺産。

傳統道德一般都是在社會穩定時發揮作用，而社會劇烈變動時則缺少用武之地，正所謂“治平尚德行，有事賞功能”。古人說：“以史為鏡，可以知興衰”。曆史證明，儒家倫理往往在太平盛世發揮它穩定社會、緩和矛盾、調節人際關系的社會功效。當代中國已進入相對穩定的和平發展時期，社會穩定、政治穩定是中國的大局。為實現構建和諧社會的宏偉目标，需要社會方方面面的團結合作、共同努力。其中，道德建設無疑是重要的精神基石，是構建和諧社會的有力抓手。一個社會能否和諧，一個國家能否長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全體社會成員的思想道德素質，道德建設水平的如何，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标志。

中華民族傳統美德

加強道德建設必須承接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道德從來就是現實性與曆史性的統一。社會主義道德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而是植根于民族文化的沃土，是傳統美德的延續和升華。承接中華傳統美德，就是要以中華傳統道德的背景為基礎，把傳統道德中的這些符合時代要求，有助于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内容承接下來，推廣到全體人民中去。梁啟超在《新民說》一書中曾說：“中國要想建設一個新國家，必須先要有新民。新民是不同于舊時的中國人，必須要具備幾個條件，最必須的條件就是公德。”在新的經濟、政治、文化變革推動下，當今社會的道德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出現了一些新領域、新趨勢。

進行道德建設既要大力繼承和弘揚中華民族道德文化的優秀傳統，也要學習和借鑒世界各國道德建設的優秀成果，還要激發人們與時俱進、開拓創新的精神，創造出适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的新道德、新觀念。與此同時，我們還要發揚黨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建設和改革實踐中形成的優良道德。中國傳統美德規範、引導着人們的行為和精神追求，同時又在新時代人們的實踐中不斷豐富和發展，我們要繼承和弘揚中華民族傳統美德，就必須使之随着時代的發展而發展。

建設和諧社會，惠及全體人民，體現了人民群衆的根本利益和共同心願。和諧社會不會憑空而至，也坐等不來。構建和諧社會，人人有責。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也是社會建設的主體。和諧美好的社會，需要腳踏實地的艱苦奮鬥，需要全體人民的共同參與。每一個社會成員都各司其職，承擔起自己的職業角色和社會角色，盡職盡責，做好本職工作；每一個社會成員都各守其則，具有法律意識和誠信意識，自覺遵循社會規則、規章制度和公共秩序。人人有行動，人人有貢獻，這樣，我們的社會才能更快更好地實現和諧。

形成和發展

管仲

中華民族傳統美德是怎樣形成和發展的呢？“仁、義、禮、智、信”是中國古代儒家提出并歸納的五個最重要的道德要求，從文字記載看，距今已有2500多年曆史，從口頭傳播來看，還要早得多。在漫長的曆史進程中，随着社會演變和文明的推進，逐漸得到明确、規範、升華、豐富和發展。

首先，春秋初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管仲提出了“禮、義、廉、恥”四個道德要素。管子對這四個要素非常看重，稱“四維張則君令行”，“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意思是說，這四大道德要素如果能夠弘揚，君主的政令就能夠暢通，反之國家就要滅亡，從關系國家生死存亡的高度強調了這四大道德要素之重要。何謂“四維”？管子說“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禮義廉恥，國之四維”。

春秋末的老子提出人要“上善若水”。意思是最善的人要像水一樣，具體地說，要“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争，故無尤”。顯然老子倡導“仁”、“信”等道德操守。随後，戰國思想家孟子在此基礎上把“仁、義、禮、智”這四個要素整理歸納出來，作為道德的基本要求。《孟子·告子》篇寫道“恻隐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的意思是說，“仁、義、禮、智”這四個方面是我自身獨有的，并不是外界給我的，人就應該有這樣的本質和品德。孟子把“恻隐之心、羞惡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總結歸納為“仁、義、禮、智”，并把它們作為基本的道德規範、道德準則和道德理念。

把“仁、義、禮、智、信”五大道德要素整合在一起加以全面闡述和規範的，是漢代的董仲舒。他說“仁誼禮智信，五常之道”，要在世間推行，以此教育民衆，改變民間陋習，形成良好的民風。文中的“誼”即“義”。《漢書·董仲舒傳》寫道“夫仁誼禮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饬也。王者修饬，故受天之晁，而享鬼神之靈，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這是中國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仁義禮智信”這個“五常之道”，即五大道德要素。官方把“仁義禮智信”明确為整個國家要提倡和遵循的道德綱領，是在漢建初四年（公元79年）的白虎觀會議以後。

當時西漢政權召集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和諸生集會白虎觀，讨論五經同異，會後漢章帝命班固把讨論結果編成《白虎通義》作為官方典籍公布，影響深遠。《白虎通義》中寫道“五常者何？仁、義、禮、智、信也。仁者不忍也，施生愛人也；義者宜也，斷決得中也；禮者履也，履道成文也；智者知也，獨見前聞，不惑于事，見微者也；信者誠也，專一不移也。故人生而應八卦之體，得五氣以為常，仁義禮智信也。”不僅将“五常”正式确定下來，而且進行了明确具體的内容界定，這是曆史上官方文書關于“仁、義、禮、智、信”的最早記載。

随着曆史的發展，特别是到魏晉之後，官方、民間出現了道德認識的不同觀點、不同主張，對“仁、義、禮、智、信”也進行了多種闡述，進行了新的創造和新的規範。盡管如此，“仁、義、禮、智、信”作為傳統道德之主要架構并沒有發生根本改變。其間，特别是作為宋明理學的“頂梁”人物程颢、程頤、朱熹等思想家在這方面的貢獻最為突出。二程将“仁、義、禮、智、信”發展為“五常全體四支”說，即“仁義禮智信五者，性也。仁者，全體；四者，四支。”意思是說，如果把“仁”看作是整個身體，“義禮智信”則是身體的四肢。朱熹則提出“仁包四德”的著名論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