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内容
《中國哲學史大綱》是中國近代以來，第一本用現代學術方法系統研究中國哲學史的書。近年頗多學者承認，此書的出版，是中國哲學史學科成立的标志。
《中國哲學史大綱》的主要内容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宇宙論”，相當于中國哲學的自然觀或“天論”，其中分述了中國哲學的本根論、大化論，後來補錄了形神問題。在本根論的“氣論一”和“氣論二”兩章中，主要闡述了張載、羅欽順、王廷相、王夫之、顔元、戴震的思想。
此書的第二部分是“人生論”，指出“人生論是中國哲學之中心部分”，而且“‘天人合一’乃是中國人生思想的一個根本觀點”。這一部分的内容豐富，論述也較詳，占了全書多一半的篇幅，其中分述了中國哲學的天人關系論、人性論、人生理想論，及人生問題論。對于人性論之注重，是中國哲學特點之一，而“人生論之中心部分是人生理想論”，此即“關于人生最高準則的理論”。對中國哲學的道德理想主義的闡發主要集中在人生理想論和人生問題論，他晚年注重對中國哲學的“價值觀”的研究亦是以此為基礎。另外，把“曆史觀”問題也列入中國哲學的研究範圍。
此書的第三部分是“緻知論”，指出知識問題雖然不是中國哲學所注重的，但其“論人論天，都在知中；既求‘聞道’，便亦不能不研讨‘聞道之方’”。因此，“認為中國哲學完全沒有知識論與方法論，其實是謬誤的”。“緻知方法與德行涵養有相依不離的關系，這也是中國哲學的特點之一”。在這一部分中，分述了知論和方法論，包括知之性質與來源、知之可能與限度、真知問題、名與辯問題等等。
出版意義
中國古史因資料缺乏和觀念上的原因，不斷地堆砌了大量杜撰和編造的内容，真僞難辨。長期以來，人們對三皇五帝的古史體系多深信不疑，且視為信史。胡适的《中國哲學史大綱》首次對沒有可靠材料依據的中國古史的内容采取了拒絕的态度。這部書在叙述古代哲學史的時候破天荒地截斷衆流，撇開三皇五帝堯舜湯禹的傳說，徑直從孔子、老子講起。這種作法，不僅前人沒有過，就是同時代的謝無量、陳漢章等人撰寫或講述的哲學史，也都沒有擺脫舊有的思想框架。胡适此舉産生了極大影響，書出不到兩個月即再版，到1922年已出第八版。
《中國哲學史大綱》還給當時的中國學術界展示了現代學術的研究方法。胡适在導言中界定了什麼是哲學、什麼是哲學史，以及研究哲學史的目的等研究哲學史首先應當明确的基本概念。他寫道：凡研究人生切要問題，從根本上着想，要尋一個根本的解決，這種學問，叫做哲學。若有人把種種哲學問題的種種研究法和種種解決方法，都依着年代的先後和學派的系統，記叙下來，便成了哲學史。研究哲學史的目的在于明變、求因、評判。
胡适以開闊的視野指出了中國哲學在世界哲學史上的地位，進而對中國哲學史的發展作了階段劃分，最後就研究哲學史的史料及史料的審定與整理作了分析。他希望國中學者用這些方法來評判我的書，更希望将來的學者用這些方法來做一部更完備更精确的《中國哲學史》。闡明這一系列學術研究的規範，胡适是第一位，其首倡之功固不可沒，并且有些内容直到今天仍然産生着一定的影響。
《中國哲學史大綱》所引起的震動，不僅僅是哲學史研究本身，而是中國當時整個的文化思想領域。就史學界而言，這部書除了在使用了證明的、分析的、系統的等研究方法而給予當時的史學研究以極大的影響和啟迪之外，更重要的，是在觀念上的啟蒙作用。人們開始從中認識到，曆史學必須建立在有所依憑的、可信的材料的基礎上，摒棄杜撰和編造，隻有追求曆史的真實，才是科學的曆史學。因此，後人稱《中國哲學史大綱》是具有示範、典型、典範、劃時代意義的書，也可以說，這部書使中國史學開始具有了現代史學的基本觀念。
作品評價
蔡元培給此書以很高評價，指出它有四種特長第一證明的方法，第二扼要的手段，第三平等的眼光，第四系統的方法。
胡适本人自信的說：我自信，治中國哲學史，我是開山的人，這一件事要算是中國一件大幸事。這一部書的功用能使中國哲學史變色。以後無論國内國外研究這一門學科的人都躲不了這一部書的影響。凡不能用這種方法和态度的，我可以斷言，休想站得住。
梁啟超在一場演講中評此書：這書自有他的立腳點，他的立腳點很站得住。這書處處表現出着作人的個性，他那敏銳的觀察力，緻密的組織力，大膽的創造力，都是不廢江河萬古流的，總說一句，凡關于知識論方面，到處發見石破天驚的偉論，凡關于宇宙觀人生觀方面，什有九很淺薄或謬誤。
馮友蘭回憶：胡适的這部書，把自己的話作為正文，用大字頂格寫下來，而把引用古人的話，用小字低一格寫下來。這表明，封建時代的着作，是以古人為主。而五四時期的着作是以自己為主。在中國哲學史研究的近代化工作中，胡适創始之功，是不可埋沒的。馮友蘭後來也寫了一本《中國哲學史》，胡适的《中國哲學史大綱》與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作為比較時，一般都認為後者勝于前者。
序言
我們要編中國古代哲學史，有兩層難處。第一是材料問題：周秦的書，真的同僞的混在一處。就是真的，其中錯簡錯字又是很多。若沒有做過清朝人叫做“漢學”的一步工夫，所搜的材料必多錯誤。第二是形式問題：中國古代學術從沒有編成系統的記載。《莊子》的《天下》篇，《漢書·藝文志》的《六藝略》、《諸子略》，均是平行的紀述。我們要編成系統，古人的着作沒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學史。所以非研究過西洋哲學史的人不能構成适當的形式。
現在治過“漢學”的人雖還不少，但總是沒有治過西洋哲學史的。留學西洋的學生，治哲學的，本沒有幾人。這幾人中，能兼治“漢學”的，更少了。适之先生于世傳“漢學”的績溪胡氏，禀有“漢學”的遺傳性；雖自幼進新式的學校，還能自修“漢學”，至今不辍；又在美國留學的時候兼治文學哲學，于西洋哲學史是很有心得的。所以編中國古代哲學史的難處，一到先生手裡，就比較的容易多了。
先生到北京大學教授中國哲學史，才滿一年。此一年的短時期中，成了這一編《中國古代哲學史大綱》，可算是心靈手敏了。我曾細細讀了一遍，看出其中幾處的特長：
第一是證明的方法。我們對于一個哲學家，若是不能考實他生存的時代，便不能知道他思想的來源；若不能辨别他遺着的真僞，便不能揭出他實在的主義；若不能知道他所用辯證的方法，便不能發現他有無矛盾的議論。适之先生這大綱中此三部分的研究，差不多占了全書三分之一，不但可以表示個人的苦心，并且為後來的學者開無數法門。
第二是扼要的手段。中國民族的哲學思想遠在老子、孔子之前，是無可疑的。但要從此等一半神話、一半政史的記載中，抽出純粹的哲學思想，編成系統，不是窮年累月不能成功的。适之先生認定所講的是中國古代哲學家的思想發達史，不是中國民族的哲學思想發達史，所以截斷衆流，從老子孔子講起。這是何等手段!
第三是平等的眼光。同是儒家，荀子非孟子，崇拜孟子的人，又非荀子。漢宋儒者，崇拜孔子，排斥諸子；近人替諸子抱不平，又有意嘲弄孔子。這都是鬧意氣罷了!适之先生此編，對于老子以後的諸子，各有各的長處，各有各的短處，都還他一個本來面目，是很平等的。
第四是系統的研究。古人記學術的都用平行法，我已說過了。适之先生此編，不但孔墨兩家有師承可考的，一一顯出變遷的痕迹。便是從老子到韓非，古人劃分做道家和儒墨名法等家的，一經排比時代，比較論旨，都有遞次演進的脈絡可以表示。此真是古人所見不到的。
以上四種特長，是較大的，其他較小的長處，讀的人自能領會，我不必贅說了。我隻盼望适之先生努力進行，由上古而中古，而近世，編成一部完全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把我們三千年來一半斷爛、一半龐雜的哲學界，理出一個頭緒來，給我們一種研究本國哲學史的門徑，那真是我們的幸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