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求學經曆

1879年10月9日，陳獨秀出生于安徽安慶懷甯縣。自幼喪父，随人稱“白胡爹爹”的祖父修習四書五經。

1896年，考中秀才，次年應江南鄉試落第。18歲撰文《揚子江形勢論略》。

1898年，維新變法和1900年八國聯軍對中國的侵略，使他受到很大震動。

1901年至1915年，先後五次東渡日本求學或避難，接受資産階級民主主義思想。

1897年，入杭州“中西求是書院”學習。

早期革命活動

1899年，因有反清言論被“中西求是書院”開除。

1901年，因為進行反清宣傳活動，受清政府通緝，從安慶逃亡日本，入東京高等師範學校速成科學習。

1902年，參與成立東京青年會。

1902年至1903年間，先後三次舉辦愛國演說會。

1903年，陳獨秀回國在安慶籌建安徽愛國會，因被清廷察覺，出走上海。

1903年7月，在上海協助章士钊主編《國民日日報》。

1904年，回安徽創辦《安徽俗話報》，是最早使用白話文進行通俗宣傳的報刊之一。

1905年，在蕪湖組織安徽第一個具有軍事色彩的革命組織嶽王會。

1907年，入東京正則英語學校，後轉入早稻田大學。回國後，去浙江陸軍學堂任教。

1911年辛亥革命後，陳獨秀任安徽都督府秘書長，并參加1913年反對袁世凱的“二次革命”。這個時期，陳獨秀成為安徽地區民主革命的領軍人物，成為中國近代史上一位很有聲望的革命前驅者。

他雖然沒有加入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但他是辛亥革命的積極參加者，這對他後來由激進民主主義者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有着重要意義。

1913年，參加讨伐袁世凱的“二次革命”，失敗後被捕入獄。

1914年，出獄後到日本，幫助章士钊創辦《甲寅》雜志。他寫文章用“獨秀”筆名，來源于家鄉的獨秀山。

領導“五四運動”

1915年9月，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志》（翌年改名為《新青年》），新文化運動由此發端。

1917年1月，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聘請陳獨秀為文科學長。《新青年》編輯部随之移至北京，由一人主編改為同人刊物，并成立編委會。編委們聚會的地點常常是箭杆胡同9号陳獨秀的寓所，這裡成了新文化運動的指揮部。北京大學也成為當時中國思想界最活躍的陣地。

1917年11月7日，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取得勝利，建立了人類曆史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開創了人類曆史的新紀元，為世界被壓迫民族被壓迫人民樹立了榜樣，指明了方向。陳獨秀以極大的熱情讴歌俄國十月革命。

1918年3月，他明确表示：“二十世紀俄羅斯之共和，前途遠大，其影響于人類之幸福與文明，将在十八世紀法蘭西革命之上，未可以政象薄之。”

1918年12月，陳獨秀、李大钊創辦針砭時政的戰鬥性刊物《每周評論》，與《新青年》相互配合，協同作戰。《每周評論》猛烈抨擊封建軍閥統治，揭露日本在中國東北和山東攫取權益的侵略行徑，号召人民奮起抗争，成為新文化運動的又一塊宣傳陣地。

1919年4月，他發表《二十世紀俄羅斯的革命》一文，認為18世紀法蘭西的政治革命、20世紀俄羅斯的社會革命，都是“人類社會變動和進化的大關鍵”。由于反動當局壓迫，陳獨秀被迫離開北大。

1919年5月4日，中國的五四運動在俄國十月革命影響下發生。陳獨秀指出：十月革命以後，“中國人也受了兩個教訓：一是無論南北，凡軍閥都不應當存在；一是人民有直接行動的希望。五四運動遂應運而生”。

1919年6月，因發《北京市民宣言》傳單被捕，同年9月獲釋。

創建共産黨

1920年2月，為躲避反動軍閥政府的迫害，陳獨秀從北京秘密遷移上海。在護送陳獨秀離京途中，李大钊同他商讨了在中國建立共産黨組織的問題。陳獨秀到上海不久，就開始到工人群衆中宣傳馬克思主義。他先到碼頭工人中了解罷工情況，到中華工業協會等勞動團體做調查。他還約請北京大學進步學生和革命青年深入工人中間，了解工人的狀況。4月中旬，他聯合七個工界團體籌備召開世界勞動節紀念大會，并在籌備會上發表《勞工要旨》演講。

他受到工界團體的尊敬和擁戴，被推選為籌備會顧問。在他的指導下，上海各業5000多名工人于5月1日舉行集會，提出“勞工萬歲”等口号，通過《上海工人宣言》。此後，陳獨秀主持創辦《勞動界》《夥友》等刊物，向工人宣傳馬克思主義，以啟發工人的覺悟，組織真正的工會。

陳獨秀、李大钊等在傳播馬克思主義、發動和組織工人過程中，積極開展建黨工作。1920年5月，陳獨秀在上海發起成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該會同3月李大钊主持成立的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一起，從上海、北京分别向各地輻射，先後同湖北、湖南、浙江、山東、廣東、天津和海外一批受過五四運動影響的先進分子建立聯系，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

同年6月，陳獨秀同李漢俊、俞秀松等人開會商議，決定成立黨組織，起草了黨的綱領草案十條，其中包括運用勞工專政、生産合作等手段達到社會革命的目的。關于黨的名稱，陳獨秀征求李大钊的意見。李大钊主張定名為“共産黨”，陳獨秀表示同意。

經過一段時間的準備，在陳獨秀主持下，1920年8月，上海共産黨早期組織在法租界老漁陽裡2号新青年編輯部正式成立，取名“中國共産黨”。這是中國的第一個共産黨早期組織，其成員主要是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骨幹，陳獨秀為書記。11月，陳獨秀同共産黨早期組織成員拟定《中國共産黨宣言》，指出“共産主義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産主義者的理想，創造一個新的社會”。

為達此目的，就要“組織一個革命的無産階級的政黨——共産黨。共産黨将要引導革命的無産階級去向資本家争鬥，并要從資本家手裡獲得政權——這政權是維持資本家的國家的；并要将這政權放在工人和農人的手裡，正如一九一七年俄國共産黨所做的一樣”。

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産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最後一天的會議轉移到浙江嘉興南湖舉行。中共一大宣告中國共産黨正式成立，中國曆史由此掀開嶄新一頁。陳獨秀時在廣州，未出席中共一大。他向大會提出關于組織與政策的四點書面意見，要求在讨論黨綱黨章時予以注意。

這四條意見，一是“培植黨員”，二是“民權主義之指導”，三是“紀綱”，四是“慎重進行征服群衆政權問題”。考慮到黨員數量少及地方組織尚不健全，中共一大決定暫不成立中央執行委員會，隻設立中央局作為中央臨時領導機構。在陳獨秀缺席的情況下，大會選舉他擔任中央局書記。

中共一大之後，陳獨秀辭去廣東省教育委員會委員長一職，到上海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

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對中國共産黨成立初期革命運動的開展、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綱領的制定，對推動1924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運動，特别是建立國共合作、領導五卅運動和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反對國民黨新老右派的鬥争和批判戴季陶主義等，發揮了重要的領導和指導作用。

從中共一大到五大，陳獨秀一直是黨的最高領導人，中共二大民主革命綱領的制定，中共三大國共合作方針的确定，中共四大關于無産階級在民主革命中領導權問題和工農聯盟問題的提出等等，他都起了無可替代的作用。

1923年6月，在中共三大中，陳獨秀針對性地提出了建立國民革命聯合戰線的思想。經過讨論，與會代表通過了《關于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議決案》《中國共産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等文件。

之後，在中國共産黨的推動下，孫中山先生對國民黨進行了改組，确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召開了國共合作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建立，全國掀起了聲勢浩大的反帝反封建的群衆運動，推進北伐，促進了中國革命形勢的高漲。

1925年，領導五卅運動。

在第一次國内革命戰争後期，陳獨秀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使革命遭到失敗。

離開黨中央

大革命失敗前夕，1927年7月12日，根據共産國際執委會的指示，中共中央進行改組，陳獨秀從此離開中共中央最高領導崗位。此後，他一面按照中央要求，經常發表一些文筆犀利的雜文，揭露鞭撻國民黨的反動統治；一面反省大革命失敗的教訓，關注當前形勢和黨的路線、策略。

對大革命的失敗，陳獨秀并不認為自己沒有責任，但他認為在許多問題上共産國際的指導是錯誤的，自己是被迫執行，共産國際應負主要責任。為此，他拒絕赴蘇商議問題和參加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

此時他獲悉，托洛茨基認為斯大林應對中國大革命的失敗負責。這一看法，得到陳獨秀的認同。

1929年春，當陳獨秀看到托洛茨基論述中國革命的文章時，引起思想上的共鳴。陳獨秀不同意共産國際代表和中共中央領導人關于中國革命形勢“不斷高漲”“是直接革命形勢”的觀點，認為革命已處于低潮。他對臨時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建立無産階級專政、不同其他黨派合作的“左”的綱領和策略表示不贊成。這些都是基本正确的。

但他對革命形勢作了過于悲觀的估計，反對八七會議确定的武裝起義方針，并在中國社會性質和革命性質、任務、道路等問題上反對中共六大路線，提出了一些錯誤觀點和主張。經過一段時間思考，他接受托派關于中國革命的理論和策略，并開始在中國共産黨内部組織“左派反對派”。這些都是黨的紀律所不能容許的。

1929年8月13日，中共中央發布《關于中國黨内反對派問題》的通告。10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中央關于反對黨内機會主義與托洛斯基主義反對派的決議》，點名批評陳獨秀。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作出決定，把陳獨秀、彭述之等人開除出黨。12月10日，陳獨秀發表《告全黨同志書》。12月15日，他聯合81人發表《我們的政治意見書》。

1931年5月，成立統一的“中國共産黨左派反對派”選陳獨秀為書記。由于這個“反對派”的主張完全脫離中國實際，加之内部派系矛盾很深，所成立的統一組織很快陷于分裂和癱瘓，沒有在社會上産生重大影響。當後來托洛茨基提出以蘇聯為軸心、保衛蘇聯等損害中華民族利益的口号時，陳獨秀開始與其格格不入，到最後終于與之分道揚镳，成為一個不隸屬于任何黨派的人。

晚年坎坷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在國難當頭、民族危機空前嚴重的情況下，陳獨秀發表一系列文章，提出反蔣抗日的主張。1931年10月，他在《抗日救國與赤化》《此次抗日救國運動的康莊大路》等文章中，斥責蔣介石依賴國聯主持公理不僅是“妄想”，而且是“奴性”表現。他堅決“反對國民黨政府在和平談判的掩蓋之下，實行其對帝國主義投降”。陳獨秀的諸多言論，表現了他的強烈愛國熱忱和堅決抗日态度。

1932年10月，陳獨秀在上海被國民黨當局逮捕，最後被以“危害民國罪”判處徒刑13年。這是他第五次被捕入獄。對于國民黨當局羅織的罪名，他回擊說：“予固無罪，罪在擁護中國民族利益，擁護大多數勞苦人民之故而開罪于國民黨已耳。”這是陳獨秀對自己最好的辯護，也是他憂國憂民之心的表露。在獄中，國民黨政府國防部長何應欽單獨面見他并向他求字，他揮毫寫下“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也”。

1937年全民族抗日戰争爆發後，陳獨秀被提前釋放出獄。出獄後，他堅持發表抗日演說，寫下大量抗日文章。蔣介石請他出任國民黨政府勞動部部長，被他拒絕。國民黨政府出資10萬元請他另立黨派，遭其痛斥。

1938年6月底，陳獨秀從漢口乘船溯江而上，于8月到達江津居住。

貧病逝世

1939年2月，當陳獨秀生病卧床之際，中共駐重慶國民政府代表周恩來，在辛亥革命元老安徽人朱蘊山陪同下，探訪了陳獨秀。走進房門，周恩來親切地問道：“獨秀先生，久違了，你好！”朱蘊山接着說：“獨秀先生，恩來在百忙中，特地從重慶來看望你。”陳獨秀說：“恩來、蘊山，你們好！你們來看望我陳某，不勝感激。”

周恩來此次拜訪，仍繼續勸說陳獨秀，希望他放棄個人成見與固執，寫個檢查回到延安去。陳獨秀說：“李大钊死了，延年死了，……除周恩來、毛澤東，黨中央沒有我可靠的人了，我也落後了，年紀也大了，中央開會，我怎麼辦呢？我這個人又不願被人牽着鼻子走，我何必弄得大家無結果而散呢。”陳獨秀還是老脾氣，是直言不諱的。

毛澤東始終不曾忘記過這位“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他再三講過，陳獨秀對他的影響“也許超過其他任何人”。而王明、康生之流不斷在延安《解放》周刊施放暗箭，造謠中傷陳獨秀是日本人的走狗，每月從日本人那裡拿300元津貼。

1942年5月27日，陳獨秀在貧病交加中于江津石牆院溘然長逝。

盡管陳獨秀晚年窮困潦倒，政治上也無地位，但他還是關心時局的進展，為抗戰宣傳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他以光明正大和清正廉潔在社會上赢得了尊重和聲望。鄧小平後來曾說過，陳獨秀“不是搞陰謀詭計的”。

主要著作

文選

陳獨秀主要著作收入《獨秀文存》《陳獨秀文章選編》等。

1984-1993年間，三卷本《陳獨秀著作選》相繼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編者寫于1991年12月的“編輯說明”中說：“對于陳獨秀诋毀中國共産黨，誣蔑工農紅軍和反對農村包圍城市革命道路的錯誤言論，本書全文照錄，不予删節，以供讀者研究和批判”。字裡行間，“批判”遺風猶在，且不無防身自保之慮。

2009年1月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陳獨秀著作選編》六卷本，輯文890篇，272萬字。較原三卷本600多篇、162萬字，多出200多篇、115萬字。校正舊編中錯、别、漏字句上千處。新輯作品主要是檔案文件、新發現的文章書信，以及音韻學、文字學方面的著作。

其中有陳獨秀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前後主持特别委員會的發言，五卅運動中在《熱血日報》上發表的文章，在南京獄中寫給汪原放的54封書信，入川後寫給台靜農等人的近百封書信，等等。

《陳獨秀著作選》第六卷，收入陳獨秀音韻學著作《古音陰陽入互用例表》、《連語類編》以及與他的學生、語言學家魏建功來往書信。文字學著作，收入《小學識字教本》、緻台靜農、陳立夫、陳可忠等人書信。

《小學識字教本》，是陳獨秀文字學研究集大成之作。1929年寫成《中國拼音文字草案》，售予商務印書館。當時，陳獨秀是當局通緝的“共黨首領”，自然不能出版，書稿亦杳無下落。居川期間，陳獨秀在《實庵字說》《識字初階》基礎上，寫《小學識字教本》。原定由國民政府教育部出版，并兩次預支稿酬一萬元。

教育部長陳立夫認為“小學”二字不妥，建議改書名為《中國文字說明》。陳獨秀以“小學”乃音韻字、文字學綜合之古稱，也是他研究文字形、聲、義三者統一而非三者分立的特點，拒改書名。此書不能出版，他令家人不得動用稿酬。《小學識字教本》書稿由國立編譯館油印50冊分贈專家。

梁實秋分得一冊，十分珍愛，日後帶往台灣，請專人描清字迹不清處，影印500冊，仍感不佳。再請人費時十月，将全稿重描無誤，書名改作《文字新诠》，隐去作者姓名與《自叙》，代之以梁序，于1971年由台灣語文研究中心影印出版。梁私下告友人，此為陳獨秀遺作。《小學識字教本》得以傳世，梁氏功莫大焉。

在獄中，陳獨秀寫了《荀子韻表及考釋》《實庵字說》《老子考略》《中國古代語音有複聲母說》《古音陰陽入互用例表》《連語類編》《屈宋韻表及考釋》《晉呂靜韻集目》《戊寅年登石筍山》《幹支為字母說》等音韻訓诂學著作。

書法

陳獨秀論書法有一則佳話。書法家沈尹默先生，早年就是受了陳獨秀的一語“刺激”，而發憤練字，終成一代大師的。當時陳與沈還不熟悉，但性格率直、快人快語的陳獨秀初次相見，就當面說：“昨在劉三壁上見了你寫的詩，詩很好，而字則其俗在骨。可謂詩在天上，字在地下！”劉三則是江南名士劉季平也，其時劉三和蘇曼殊以及陳獨秀、沈尹默等，都是東瀛留學歸來常在一起詩酒風流的名士。

沈尹默并不因陳的批評為忤，相反後來沈入北大任教，還把陳推薦給了蔡元培校長，并委以文科學長之職，足見舊時學人謙虛寬博之胸懷。陳獨秀批評沈尹默的字“俗在骨”，實際上也是透露了他自己書法上的審美觀。一般以帖學為宗的書法，若無厚實的北碑為底，用筆單調柔弱，則容易滑向“媚俗”一路。這一觀點也和清代末期由尊帖轉而尊碑風尚是一緻的。

不過後來即便是沈尹默的書法已經達到很高的境界了，但陳獨秀在肯定的同時，依舊保留了自己的獨到見解，他在1941年給台靜農的信中說：“尹默字素來工力甚深，非眼面朋友所可及，然其字外無字，視三十年前無大異也。存世二王字，獻之數種近真，羲之字多為米南宮臨本，神韻猶在歐褚所臨蘭亭之下，即刻意學之，字品終在唐賢以下也。”反觀陳獨秀自己的書法則是碑帖結合，寫得汪洋闳肆、兼備衆體。

詩詞

陳獨秀詩詞：

《哭汪希顔》

兇耗傳來忍淚看，恸君薄命責君難。

英雄第一傷心事，不赴沙場為國亡。

曆史三千年黑暗，同胞四百兆颠連。

而今世界須男子，又殺支那二少年。

壽春倡義聞天下，今日淮南應有人。

說起聯邦新制度，又将遺恨到君身。

《題西鄉南洲遊獵圖》

勤王革命皆形迹，有逆吾心罔不鳴。

直尺不遺身後恨，枉尋徒屈自由身。

馳驅甘入棘荊地，顧盼莫非羊豕群。

男子立身唯一劍，不知事敗與功成。

《記戊寅年登石筍山》

悠悠史海、驚鴻掠過、念馮唐、秋不憫蟬語吱吱、獨坐溪頭思太公、登峰頂，神往春秋與聃同。

芸芸衆生、吾似故人、憎郭開、寰不惜廉頗凄凄、庚未及甲憂社稷、居簡舍，垂歎功成木應朽。

陳獨秀晚年自南京出獄後，謝絕了高官厚祿的邀誘，蟄居四川江津，在貧病交迫中埋頭于作書寫詩和文字學研究。其間對書法的愛好始終未有懈怠，即使在他逝世的前一年，當他得知歐陽竟無珍藏着東漢隸書佳拓《武榮碑》時，以詩代簡，向歐陽竟無“索借”，詩曰：“貫休入蜀唯瓶缽，久病山居生事微。

歲暮家家足豚鴨，老饞獨羨武榮碑。”歐陽得詩後隻得割愛以遂其心願。另外，晚年的他尤以大量的精力撰述了文字訓蒙的專著《小學識字教本》，但稿件送審時，教育部長陳立夫認為書名不妥，要陳獨秀改書名。陳獨秀堅決不同意，并說“一字不能動”，把預支的八千元稿費也退回去了。最後直至1942年陳獨秀因病謝世，《小學識字教本》仍未出版，成了他晚年未了的一大憾事。

陳獨秀的詩作可以分為三類：

（1）表現理想抱負、批判黑暗現實。

早期所作《夜雨狂歌答沈二》《遠遊》和晚年所作《金粉淚》56首及長篇五言詩《告少年》。托物詠志的《詠鶴》、《雜感》四首、《感懷二十首》深于寄托，傷時感事，雖表現手法較曲折隐晦，也應歸于這一類。最早的作品為《題西鄉南洲遊獵圖》，發表于1903年8月17日上海《國民日日報》。

（2）悼念親人、酬答友朋之作

早年挽亡兄孟吉的《述哀》和晚年《挽大姊》皆為五古長篇，詩中分别鋪叙詩人與兄姊患難相依的生活曆程，抒發出于肺腑的深哀巨痛。

（3）山水遊覽與景物題詠之作

描繪山水名勝與四時風物以抒情寄志，是傳統詩歌的大宗，藝術美最為突出。《陳獨秀詩存》中，早期和晚年都有這一類作品，頗富意境之美。最早的山水詩為《華嚴瀑布》五言絕句組詩八首。

人際關系

原配高氏（乳名可能叫高大衆）（1876年-1930年9月9日），安徽六安霍邱臨淮鄉人，清末安徽統領副将高登科之女，育有三子一女。逝于安慶。

注：關于陳獨秀原配夫人的名字，廣為流傳的是“高曉岚”。然而根據唐寶林、張湘炳等學者的研究，高曉岚并非陳獨秀夫人高氏的名字。陳獨秀三子陳松年在多次訪談和回憶中，也提到“我的親母姓高，無名字”。

配偶高君曼（1888年-1931年），高氏同父異母妹。育有二子一女。病逝于南京。

配偶潘蘭珍（1908年-1949年），江蘇南通人，因病去世于上海，無子女。有一養女，潘鳳仙曾居于上海。

長子陳延年（1898年-1927年），曾任中共中央委員、政治局候補委員，廣東、浙江及江蘇區委書記。原配高氏之子。

長女陳筱秀（1900年-1928年），病逝于上海。

次子陳喬年（1902年-1928年），曾任中共中央委員，中共北方區委組織部部長、湖北省委組織部部長、湖北省委書記、江蘇省委組織部長等職。1928年6月6日，陳喬年在上海龍華的楓林橋畔就義。

三子陳松年（1910年-1990年），曾任安慶市政協常委，安慶市文史館館員，安徽省文史館館員。

幼女陳子美（1912年-2004年），婦産科醫生。文革時經香港前往美加地區，後常住美國行醫。她逝世後中國駐紐約副總領事崔愛民前去吊唁。

幼子陳鶴年（1913年-2000年），與姐姐陳子美為一母所生，母親高君曼，妻子許桂馨。在北大讀書期間是當時北平的“三大學生領袖”之一。1938年底，陳鶴年攜妻子和孩子去了香港，抗日戰争期間又回内地。抗戰勝利後，再度帶全家定居香港進《星島日報》工作。

主要影響

第一，陳獨秀是新文化運動的發起者，是20世紀中國第一次思想解放運動的倡導者。他在中國曆史上第一個舉起了民主、科學兩面大旗，對于中國近現代曆史的發展産生了巨大的影響，而且還在影響着中國曆史的進程。

第二，陳獨秀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是五四運動的思想指導者。五四運動能夠在中國近現代曆史上産生那麼大的影響，與他的活動、指導、影響是分不開的。

第三，陳獨秀是馬克思主義的積極傳播者，他創辦的《新青年》雜志是當時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最主要的陣地。《新青年》是中國近現代曆史上影響最大的刊物，教育、引導了整整一代人，其作用是任何别的報刊不能替代的。

第四，陳獨秀是中國共産黨主要的創始人之一。如果沒有陳獨秀，就沒有中國共産黨在1921年的成立。

第五，陳獨秀是中國共産黨第一至五屆中央委員會的最主要的領導人。

第六，陳獨秀是中國近現代曆史上第一個深刻總結、反思蘇聯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經驗教訓的人。

曆史評價

1991年，胡繩玉在《學術月刊》第11期發表了《中共黨史人物傳不能沒有陳獨秀》，指出：“陳獨秀的一生，如果從他1900年參加反清運動算起，到1927年大革命的失敗，他已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奮鬥了整整27個春秋，作出了比他的前輩、同輩都多得多的貢獻。就是在生命的最後15年裡，在舊中國的泥潭中，陳獨秀依然在趔趄向前，盡管步履蹒跚，有時踯躅，有時摔跤，但他畢竟沒有當叛徒，沒有做漢奸，沒有作出絲毫有損于我們這個偉大民族的偉大國格和偉大人格的事來。”

著名黨史專家廖蓋隆指出：“總觀陳獨秀的一生，他的曆史功績是主要的，他的錯誤是第二位的。他确實有點像俄國革命中的普列漢諾夫。我們應當宣傳陳獨秀的曆史功績，确認他是中國革命曆史上的傑出人物，永遠紀念他。”

2002年10月，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同志以答《百年潮》雜志記者問的形式發表了一篇重要談話（《百年潮》2002年第10期）。他在介紹新出版的《中國共産黨曆史》第一卷中關于陳獨秀的新評說時說：“要肯定陳獨秀從建黨直到大革命運動前期，都是有巨大功勞的。”“他是我們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而且從黨的‘一大’到‘五大’一直是黨的主要領袖。他那時的威望蓋過了其他任何人。”石仲泉說，新的《中國共産黨曆史》把陳獨秀在大革命失敗中的錯誤從“右傾投降主義”，改成為“右傾機會主義”。為什麼摳掉了“投降”兩個關鍵性的字呢？

石仲泉說：“被看作陳獨秀犯嚴重右傾錯誤标志的對國民黨‘二大’、中山艦事件、整理黨務案等問題上的讓步，即所謂‘三次大退讓’，還有對蔣介石、汪精衛等的依賴，以及不重視黨直接掌握武裝的思想等，都是受共産國際的重大影響。”為什麼會都是受蘇聯共産黨（當時稱“聯共〈布〉”）領導的共産國際的重大影響呢?石仲泉說：“由于那時的中國共産黨是共産國際的一個支部（是上下級關系），年幼的黨對共産國際的指示，在組織上有服從的義務（似應是有服從的紀律），同時又缺乏猖判斷的能力。”

“因此，共産國際、聯共（布）及其駐華代表對中國大革命遭受的嚴重挫折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陳獨秀有沒有責任呢?石仲泉說：“一些重要的決策盡管是人家提出的，但都是經過中共中央或黨的主要領導人這個系統來貫徹執行的”，“因此，把大革命失敗的責任完全推給共産國際和聯共（布），在我看來難以說得通。”

2008年3月13日，”中國共産黨新聞網“刊文，介紹陳獨秀時寫道：陳獨秀，原來說是托派、漢奸、右傾投降主義分子，似成鐵案；但現在，漢奸的帽子摘掉了，托派問題也得到合理的說明，“右傾投降主義錯誤”先改為“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再改正為“右傾錯誤”（而這一錯誤的形成，共産國際也要負責任）。

《毛選》中關于陳獨秀的注釋得到了修改。毛澤東所說的“陳獨秀是五四運動時期總司令，創黨有功，将來修黨史要寫他”（大意）的話，得到了落實。陳獨秀晚年對斯大林模式的反思，受到了研究者的重視。《開天辟地》等影視作品中，陳獨秀已是“高大形象”。

2019年12月5日，《中共黨史研究》刊文”紀念陳獨秀誕辰一百四十周年，文中寫道：“縱觀陳獨秀一生，經曆十分複雜，既有早年的輝煌，也有晚年的凄涼。他是那個時代站在中華民族和世界進步潮流前列的人物，對推動中國曆史前進作出過重要貢獻。他是中國近代曆史上特别是中國共産黨早期曆史上的傑出人物，也因其一生有過許多變化而成為複雜的曆史人物。

他由一位叱咤風雲的革命者、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中國共産黨的領袖，轉而接受托洛茨基主義，後來雖然脫離托派，但最終沒有回到馬克思主義的軌道上來。這是他的人生悲劇。在指出陳獨秀的錯誤和悲劇的時候，要看到他的錯誤有其主觀因素和個人責任，更重要的在于有着複雜的社會曆史原因；他的悲劇，也有着時代條件的限制和影響。

毛澤東說過：“關于陳獨秀，将來修黨史的時候，還是要講到他。”講陳獨秀，就要把他放在其所處時代和社會的曆史條件下去分析，放在曆史發展過程中全面認識，不能把曆史順境中的成功簡單歸功于個人，也不能把曆史逆境中的挫折簡單歸咎于個人。對于陳獨秀，要全面、曆史、辯證地看待和分析他的功績和錯誤，把它們作為曆史财富繼承下來，使之成為有益于後人不斷前進的曆史借鑒。

毛澤東談

毛澤東作為陳獨秀曾經的戰友，繼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向忠發、博古、張聞天之後中共黨内的最高領導人，他一生曾多次談及陳獨秀。主要集中于三個時期。

一、20世紀30年代中後期

毛澤東主要從以下兩方面談及陳獨秀：

1、新文化運動的領導者，對自己影響極大的人。新文化運動時期，毛澤東認陳獨秀為“思想界的明星”，“其人者，魄力頗雄大，誠非今日俗學所可比拟”。毛澤東的這一看法在大革命失敗以後并沒有根本改變。1936年7月，應斯諾之邀談及早年經曆時，毛澤東多次以尊敬的口吻提到陳獨秀。他說，自己當時十分崇拜陳獨秀和胡适所作的文章，“他們成了我的模範”。“當我在北大的時候，他對我的影響也許比其他任何人的影響都大。”

2、警醒全黨牢記曆史教訓。在承認陳獨秀功績的同時，親曆大革命血雨腥風的毛澤東從未忘記陳獨秀放棄黨的領導權而使黨蒙受的重大損失。1936年7月，毛澤東在陝北保安對斯諾說談到大革命失敗時，毛認為陳獨秀應該負最大的責任，說他是一名不自覺的叛徒。“陳獨秀的确害怕工人，特别害怕武裝起來的農民。……當時陳獨秀是中國共産黨的大獨裁者，他甚至不同中央委員會商量就作出重大的決定。”

在1930年代後期，由于王明右傾思想在黨内的巨大影響，毛澤東談及陳獨秀，更側重于提醒全黨警惕右傾，要求全黨牢記曆史教訓。當斯諾要求毛澤東對大革命失敗的曆史進行評價時，毛澤東毫不猶豫地把最大的罪責歸于陳獨秀，認為他的“動搖的機會主義，在進一步妥協明明就意味着災難的關頭，使黨喪失了決定性的領導和自己的路線”。

甚至認為，“陳獨秀是個不自覺的叛徒。”第二次國共合作時期，毛澤東多次指出，陳獨秀的投降主義“引導了那時的革命歸于失敗”，警醒“每個共産黨員都不應忘記這個曆史上的血的教訓”。

二、中共七大前後

毛澤東從進一步總結黨的曆史經驗的角度談及陳獨秀：

1．五四運動的總司令，創黨有功。七大前後，毛澤東多次講自己是陳獨秀那一代人的學生。1942年3月30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學習組發言時講道：“陳獨秀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還不是我們宣傳陳獨秀曆史的時候，将來我們修中國曆史，要講一講他的功勞。”1942年4月21日，毛澤東在講七大工作方針時說：“關于陳獨秀這個人，我們可以講一講。

他是有過功勞的。他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整個運動實際是他領導的。他與周圍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關于陳獨秀，将來修黨史的時候，還是要講到他。”

2．反思全黨總結處理陳獨秀問題上的教訓，要求處理曆史問題時真正做到“懲前毖後，治病救人。”七大前夕，毛澤東反思黨在處理陳獨秀等人曆史問題上的經驗和教訓，提出了與黨内錯誤路線作鬥争的基本原則。

其一，與黨内錯誤路線做鬥争時，應該注重強調産生錯誤的社會原因，而不是強調個人問題。在處理曆史問題的時候，“不應着重于一些個别同志的責任方面，而應着重于當時環境的分析，當時錯誤的内容，當時錯誤的社會根源、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實行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借以達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這樣兩個目的。

對于人的處理問題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損害同志，這是我們的黨興旺發達的标志之一”。其二，與錯誤路線作鬥争，其目的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内戰時期，喜歡圖簡便，不願意同犯過錯誤路線的人共事，‘一掌推開’、‘簡單明了’的那樣一種作風是不好的。”

“任何過去犯過錯誤的同志，隻要他已經了解和開始改正自己的錯誤，就應該不存成見地歡迎他，團結他為黨工作。即使還沒有很好地了解和改正錯誤，但已不堅持錯誤的同志，也應該以懇切的同志的态度，幫助他去了解和改正錯誤。”

不過，肯定陳獨秀曾經的曆史功績，并不意味着可以抹煞他曾經的錯誤。在抗日戰争時期，毛澤東雖然充分肯定了陳獨秀的建黨功勞，但對陳獨秀的總體評價依然是負面的。

七大前後，毛澤東也多次提醒全黨牢記陳獨秀的錯誤。在中共七大的口頭政治報告中，毛澤東嚴厲指責陳獨秀是“不懂馬克思主義的人”，“到了大革命後期就不要馬克思主義了”。

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屆七中全會原則通過（同年8月9日中共七屆一中全會第二次會議正式通過）的《關于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以中央決議的形式通過了“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路線”的說法，對其後中共對陳獨秀的評價起了重要影響。

毛澤東在1945年4月21日中共七大預備會議上所作的報告，題為《“七大”工作方針》。報告中關于陳獨秀建黨時的情況，毛澤東是這樣說的：“關于陳獨秀這個人，我們可以講一講，他是有過功勞的。他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整個運動實際上是他領導的。他與周圍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

我們那個時候學習作白話文，聽他說什麼文章要加标點符号，這是一大發明，又聽他說世界上有馬克思主義。我們是他們那一代人的學生。五四運動，替中國共産黨準備了幹部。那個時候有《新青年》雜志，是陳獨秀主編的。被這個雜志和五四運動警醒起來的人，後頭有一部分進了共産黨。這些人受陳獨秀和他周圍一群人的影響很大，可以說是由他們集合起來，這才成立了黨。”

“他創造了黨，有功勞。”然而，雖然毛澤東的這篇講話對陳獨秀建黨的功勞是高度肯定的，但對陳獨秀的總體評價，依然是負面的。毛澤東在講話中說：“北伐勝利，轟轟烈烈。可是這一時期的末尾一段，我們黨搞得不好，出了一個陳獨秀主義。後來，陳獨秀反對我們，搞成托陳取消派，走到反革命方面去了。”

三、20世紀50至60年代

這一時期，毛澤東談及陳獨秀，使用了“大叛徒”“反面教員”等詞語，但是批判集中于陳獨秀組織“托派”分裂黨的活動，并非全面否定。

1955年3月，毛澤東在對《鄧小平關于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稿》的批語和修改時寫了：“我們黨内曾經出現過陳獨秀、張國焘等著名的大叛徒，他們都是階級敵人在我們黨内的代理人，我們曾經進行嚴肅的鬥争驅逐了這些叛徒。”的批語。

1956年7月14日，毛澤東在同危地馬拉前總統阿本斯的談話中，又将陳獨秀與蔣介石、李立三、王明、張國焘、高崗同列為“反面教員”。

毛澤東的這種評價，主要原因在于，他從未忘記陳獨秀的右傾錯誤給黨帶來的血的教訓，尤其是陳獨秀後期成立托派，背離中國革命正确道路的錯誤。而高、饒反黨聯盟的出現，使毛澤東再次警醒陳獨秀後期“搞托派”、“搞分裂”的活動。他認為，對這一類人，“無法采取幫助态度，因為他們不可救藥”。所以，“隻能打倒”。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這種情況下，1953年，經過安徽考察時的毛澤東特地囑咐地方政府照顧陳獨秀後人的生活。據此，地方政府确認了陳延年、陳喬年的烈士身份，頒發了烈士證書，在世的陳獨秀的三子陳松年及其子女也得到了相應的照顧。

後世紀念

紀念

1997年9月14日，《環球時報》披露了陳獨秀的小女兒陳子美老人尚在人間（美國）并面臨生存危機的消息後，中華海外聯誼會對她進行了援助。同年10月，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以中國國家元首身份訪美期間，中國駐紐約總領事館派人攜鮮花探望陳子美。

1998年11月，中共中央辦公廳派人專項督辦李鐵映、曾慶紅關于陳獨秀故居以及墓地修複批示的落實情況。

1999年12月，為紀念陳獨秀誕辰120周年，陳獨秀研究會、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單位，在北京召開了規模空前的“陳獨秀與共産國際”學術研讨會。

2009年10月9日，是陳獨秀先生誕辰130周年紀念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在北京舉辦了座談會，就陳獨秀與中國社會的思想啟蒙及馬克思主義的傳播、陳獨秀與中國革命、陳獨秀的學術及文藝貢獻、陳獨秀的抗日主張等主題進行了學術交流。同日，陳獨秀紀念銅像在上海福壽園揭幕，并舉辦《陳獨秀在上海的戰鬥歲月》圖片展。

故居

鶴山坪石牆院位于重慶江津市南郊，原是楊氏鄉紳的私宅。抗戰時期陳獨秀在此度過了他六十四年人生的最後一段時光。“石牆院”作為陳獨秀晚年生活的故居供人瞻仰。

墓園

陳獨秀墓位于安慶市北門外十裡鄉葉家沖的一塊坡地上。

2001年，陳獨秀墓園經保護性維修後，總面積達千餘平方米。

2013年，陳獨秀墓被定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陳獨秀墓，是陳獨秀靈柩于1947年從四川江津遷回家鄉後與原配夫人高氏的合冢。墓坐北朝南，由墓冢、墓碑、墓台、護欄、墓道構成。墓冢高4米，直徑7米，漢白玉貼面。墓碑通高2.4米，碑身高1.8米。墓台兩層，正方形，通高2.4米，四周有漢白玉欄杆。墓南台階與長30米、寬6米的墓道相連接。

墓的兩側，各排列32株杉樹，喻示着陳獨秀走過的64個春秋；5棵龍柏松，則代表他曾經擔任過中國共産黨一大至五大的總書記或執行委員會委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