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因分析
首先，重典發揮的階段性正效益對維護統治具有強吸引力，統治者可将其作為改變行使統治權不利局面，尋求優化時的博弈行為。
重典在短期時間确實可起極大的正面作用，然重典的最初作用力越強，其受用波及越廣，影響便越深，停滞症狀維持時間便較長久，危害越大。
其二，專制制度使統治者權力過大，無法形成對其有效地權力監督制衡體系，使得統治者可以為所欲為，肆意妄行，逾越了法律制度和社會準則。
其三，重典治國與泛道德化的理想主義有關。當正常的社會規範和制度無法達到目的，統治者出于理想主義，動用道德約束所賦予的懲罰權力去懲罰社會成員，這不僅為部分的人民所希望，也時常被有些統治者利用。
典型人物
明太祖朱元璋以元亡為殷鑒，提出“重典治國”。朱元璋的“重典治國”，尤以“治吏”為先，嚴立法禁以治貪官，規。
定“官吏貪贓六十兩銀以上者，枭首示衆。地方官危害百姓的，允許當地百姓綁縛赴京陳訴”。這種嚴法整饬，重刑贓吏，對于改善明初的政治，緩和社會矛盾，鞏固封建統治，起了一定的作用。但貪官和贓吏，根本原因在于封建社會的專制統治。重典饬治，固可收一時之效，卻無法從根本上杜絕，這是曆史的必然規律。
朱元璋“重典治國”思想的産生及法律實踐有其深廣的曆史和現實基礎、心理和政治基礎。明初所謂“重典治國”,其實就是重刑治國,其重點在于重典治“吏”。然而,盡管明初朱元璋實行的“重典治吏”嚴酷無比,但在一個集權專制的社會裡,人治大于法治,“重典治吏”未能取得預期效果,在客觀上造成了有害的後果。它給人們的曆史啟示是:要從根本上根除腐敗的痼疾,就必須崇尚法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