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腳醫生

赤腳醫生

農村裡非正式的醫療人員
赤腳醫生,是上世紀60~70年代“文化大革命”中期開始出現的名詞,指一般未經正式醫療訓練、仍持農業戶口、一些情況下“半農半醫”的農村醫療人員。赤腳醫生是中國衛生史上的一個特殊産物,即鄉村中沒有納入國家編制的非正式醫生。當時來源主要有三部分:一是醫學世家,二是高中畢業且略懂醫術病理,三是一些是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赤腳醫生為解救中國一些農村地區缺醫少藥的燃眉之急做出了積極的貢獻。原上海市川沙縣江鎮公社“赤腳醫生”王桂珍與湖北省長陽土家族自治縣農村合作醫療創始人覃祥官,可以說他們是中國最早的“赤腳醫生”。[1]
    中文名:赤腳醫生 外文名: 别名: 職業:農村醫療人員 最早人物:王桂珍,覃祥官 社會評價:窮人服務的天使

曆史背景

走進曆史

20世紀80年代後,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的推行,導緻合作醫療制度瓦解,1985年全國實行合作醫療制度的行政村由過去的90%銳減至5%,至1989年,繼續實行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行政村僅占全國的4.8%。“赤腳醫生”也因此失去了政治與經濟的依托,部分轉變為個體開業者。1985年月,衛生部宣布取消“赤腳醫生”的名稱,經考核合格者轉為鄉村醫生(village doctor)。這一改變不僅是名稱上的,而且也是實質上的。由于鄉村醫生被置于市場經濟的格局中,他們更多地注重疾病治療,而原來屬于“赤腳醫生”職責範圍的計劃免疫、愛國衛生、改水改廁等工作遭到嚴重削弱,農村基層衛生防疫網絡基本瓦解了。

合作醫療制度的瓦解和“赤腳醫生”角色的轉換,導緻農村初級衛生保健陷入困境,農民失去了基本的醫療保障。2003年,中國政府提出了建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規劃,頒布了《鄉村醫生從業管理條例》,以重建農村初級衛生保健服務體系。然而,新農合制度與鄉村醫生的醫療服務之間還存在許多不協調,适應新農合的醫療消費層次和水平的服務體系尚待完善。許多鄉村醫生仍然處于上無撥款,下無補助,靠醫療業務收入發工資,其他均無保障的境況。此外,新農合主要是疾病診治的費用補貼制度,而對預防保健和公共衛生沒有給予關注。

“赤腳醫生”是中國在社會經濟不發達情況下,主要依靠政治動員來解決農村基本衛生保健問題的一次嘗試。盡管這一嘗試也曾受到種種批評,但随着農村經濟體制轉型後農民醫療保健問題的突顯,喚起了人們對“赤腳醫生”的回憶。我們應當認真地檢讨和反思“赤腳醫生”制度的興衰,汲取經驗與教訓。

詳細背景

中國農村長期缺醫少藥的狀況使毛澤東極為不滿。由于這個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1965年,毛澤東終于發怒。可能連毛澤東本人也沒有想到,他的這次發怒,竟改變了中國農村長期缺醫少藥的狀況。

毛澤東曾多方解決中國農村長期缺醫少藥問題

舊中國的農村,缺醫少藥。農民生病根本治不起,隻能挺着,小病或許能挺過去,要是得了大病,那就隻能等死。

新中國成立後,人民政府十分重視農村廣大農民的醫療衛生問題,也曾采取過多種措施沒法解決問題。但當時中國經過正規培訓的醫生很少,政府很難一朝一夕解決這個曆史遺留問題。這種情況下,中國農村中那些舊有的醫生就有了存在的空間。這些舊醫生中,不乏巫醫神漢,跳大神的現象在中國農村也普遍存在。接生婆仍然在廣大農村活動,落後的接生方式使許多農村婦女産後生病,嬰兒死亡率很高。即便是那些稍有些醫學知識的農村醫生,水平也普通較低,緻使醫療事故頻頻發生。

為此,中央人民政府曾探索通過發展中醫來解決農民看病難的問題。毛澤東就曾多次認為,中醫需要器械不多,行動靈活方便,中藥也不貴,農民抓得起,因此,發展中醫對解決農民看病難的問題十分有利。1958年,毛澤東作出批示:“中國醫藥學是一個偉大的寶庫,應當努力發掘,整理,提高。”但是,培養大批中醫需要時間,而且這些學成的中醫大多也留在城市醫院工作,廣大農村缺醫少藥的問題仍然沒有得到根本解決。

1965年6月26日講話。這一天,毛澤東根據中央辦公廳的安排,聽衛生部部長錢信忠彙報工作。錢信忠在作了衛生部工作的一般性彙報後,講到全國醫務人員分布情況時說:全國現有140多萬名衛生技術人員,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縣城,隻有10%在農村;高級醫務人員80%在城市;醫療經費的使用農村隻占25%,城市則占去了75%。當毛澤東聽到這組數字時,發怒了。他面容嚴肅地站起身來,嚴厲地說:“衛生部隻給全國人口的15%工作,而且這15%中主要是老爺,廣大農民得不到醫療,一無醫,二無藥。衛生部不是人民的衛生部,改成城市衛生部或老爺衛生部,或城市老爺衛生部好了!”“應該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培養一大批‘農村也養得起’的醫生,由他們來為農民看病服務。”

衛生部立即研究貫徹毛澤東指示的辦法。由于毛澤東這次發怒中作出的指示是在6月26日,因此,衛生部把毛澤東在這一天的指示稱為“六二六”指示。

毛澤東“六二六”指示催生中國“赤腳醫生”

赤腳醫生”催生農村合作醫療制度

随着“赤腳醫生”規模的形成,農村合作醫療制度也逐步建立起來了。

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是湖北省一個名叫覃祥官的“赤腳醫生”發明的。當時,他是樂園公社衛生所的一名醫生。他通過深入各生産隊調查摸底,借鑒黨領導農民組織起來辦信用社擺脫高利貸的剝削、辦供銷合作社擺脫奸商剝削的經驗,思考出了一種組織農民辦合作醫療、依靠集體力量來和疾病作鬥争的思路,拿出了《關于樂園公社杜家村大隊試行農民合作看病的草案》。這個草案得到大隊和公社的肯定和支持。為了将覃祥官的草案變為現實,樂園公社大力支持杜家村大隊辦衛生室。1966年8月10日,這個地處鄂西長陽土家山寨的衛生室挂牌了。

這個合作醫療的具體辦法是:農民每人每年交一元錢的合作醫療費,村裡再從集體公益金中每人平均提取5角錢作為合作醫療基金。除個别痼疾纏身要常年吃藥的以外,群衆每次看病隻交五分錢的挂号費,吃藥就不要錢了。同時,在覃祥官的帶動下,衛生室全體人員着手收集行之有效的土方給農民治病。他們的這種做法後來被概括為“三土”,即土醫、土藥、土藥房。他們還自己動手種植、采集、制作中草藥,用來給當地農民治病。這種做法後來被概括為“四自”,即自種、自采、自制、自用。同時,他們主動到農民中調查患病人員情況,努力做到有病早治、無病早防,“出錢不多,治療便利;小病不出隊,大病不出社”。湖北省委對覃祥官的事迹和杜家村大隊的合作醫療制度進行了宣傳和推廣。

就在毛澤東作出“‘赤腳醫生’就是好”的批示

中央對這個經驗十分重視,派員對這個經驗進行核實後,将反映這個經驗的材料拿到北京郊區農村,組織農民開了兩次座談會進行讨論。1968年11月30日,中央有關部門專門給毛澤東寫了一個報告,毛澤東看了報告後非常高興,連聲稱贊合作醫療制度好,并且當即在報告上寫下了四個字:“此件照辦。”

毛澤東的批示,是對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肯定。從此,大隊一級設立“赤腳醫生”,同時建立合作醫療制度,成為當時中國的新生事物,并作為中國億萬農民的最大福利制度,在中國确立起來了。

1968年9月,當時中國最具有政治影響力的《紅旗》雜志發表了一篇題為《從“赤腳醫生”的成長看醫學教育革命的方向》的文章,1968年9月14日,《人民日報》刊載。随後《文彙報》等各大報刊紛紛轉載。“赤腳醫生”的名稱走向了全國。

“赤腳醫生”是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産物,是農村社員對“半農半醫”衛生員的親切稱呼。合作醫療是随着新中國成立後農業互助合作化運動的興起而逐步發展起來的。到1977年底,全國有85%的生産大隊實行了合作醫療,赤腳醫生數量一度達到150多萬名。

1985年1月25日,《人民日報》發表《不再使用“赤腳醫生”名稱,鞏固發展鄉村醫生隊伍》一文,到此“赤腳醫生”逐漸消失。根據2004年1月1日起實行的《鄉村醫生從業管理條例》,鄉村醫生經過相應的注冊及培訓考試後,以正式的名義執照開業。上世紀60年代,農民有尋醫問藥的較好網絡,包括在農村廣泛分布的“赤腳醫生”。80年代實行市場改革以後,毛澤東時期的制度被廢除,赤腳醫生消失了。

最早人物

原上海市川沙縣江鎮公社“赤腳醫生”王桂珍與湖北省長陽土家族自治縣農村合作醫療創始人覃祥官,可以說他們是中國最早的“赤腳醫生”。兩位風雲人物的人生軌迹有着相似之處。

2008年9月2日,在湖北省長陽土家族自治縣衛生局一棟普通宿舍樓裡,人稱合作醫療“活檔案”的退休幹部倪兵萬拿出自己收集、珍藏多年的曆史資料,向筆者介紹了中國最早的兩位“赤腳醫生”。

兩位“赤腳醫生”的出現

倪兵萬當時雖已74歲,但神清氣爽,面色紅潤。從1958年至1994年退休,他一直都在長陽縣衛生局工作,并曆任醫政股股長、縣農村合作醫療辦公室副主任等職,是中國農村合作醫療發展變遷的曆史見證人,中央電視台、香港鳳凰衛視等媒體都曾多次采訪過他。

“中國最早的‘赤腳醫生’應該是長陽的覃祥官和上海的王桂珍”,倪兵萬開宗明義地說。接着,他拿出3種權威資料作為佐證。

一是1968年12月20日,由長陽縣革命委員會、長陽縣人民武裝部編印的《深受貧下中農歡迎的合作醫療制度》一書,該書第六十五頁中這樣寫道:“1961年,覃祥官開始跟着老醫生徐謀書學醫……”。

二是1975年12月,由湖北人民出版社組織編寫出版的《“六·二六”光輝照樂園》一書,該書第一章第二節中這樣寫道:“1961年,在三大隊黨支部的支持下,快30歲而又隻讀過3年小學的覃祥官,懷着為貧下中農去占領醫療陣地的雄心,開始學醫……”

三是2006年4月,中央電視台5集系列電視專題片《赤腳醫生》的解說詞也多次這樣描述:“1964年,覃祥官在湖北省長陽縣樂園公社成為赤腳醫生……”

“1965年,王桂珍在上海川沙縣江鎮公社成為赤腳醫生……”

由“赤腳醫生”成名的王桂珍

1968年第三期《紅旗》雜志上,曾刊載了一篇關于上海市川沙縣江鎮公社培養赤腳醫生的調查報告,介紹了王桂珍等人全心全意為農民服務的先進事迹。

1968年9月14日,《人民日報》全文轉載此文,也就是在這篇調查報告中,第一次把農村半醫半農的衛生員正式稱為“赤腳醫生”。從此,“赤腳醫生”就成為半農半醫鄉村醫生的特定稱謂。

當時,毛澤東主席看到這篇文章後,在文章的眉頭上批示:“赤腳醫生就是好”。這個批示經報刊公開發表之後,當年的中國大地上立即掀起了一股學習赤腳醫生、學習王桂珍的熱潮。還有人不顧路途遙遠,自帶幹糧,千裡迢迢從各地趕到江鎮公社觀摩學習,安靜的江鎮一下子熱鬧起來,王桂珍也被這種熱潮漸漸推向了榮譽的巅峰。

1969年9月,從未離開過上海的王桂珍奉命來到北京,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20歲生日慶典活動。1974年,王桂珍代表中國上百萬赤腳醫生參加了第二十七屆世界衛生組織大會。這次會議之後,王桂珍的名氣和影響越來越大。後來,拍攝的一部反映“赤腳醫生”的電影,即以她為原型。

1978年,王桂珍到川沙縣一家企業當了廠醫。1987年落實政策,她通過醫師考試進入鎮衛生院工作。1999年退休之後,她與丈夫一起創辦了浦東振興印刷廠。由于夫婦二人都是非常實在的善良人,所以在當地人緣關系極好,為人處世更是有口皆碑,令人敬重。

“中國農村合作醫療之父”覃祥官

而覃祥官的人生軌迹也與王桂珍有許多相似之處。

1966年8月10日,由他領創的中國曆史上第一個農村合作醫療試點——“樂園公社杜家村大隊衛生室”靜悄悄地挂牌。

1968年12月5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發表了反映樂園公社創辦合作醫療的調查報告——《深受貧下中農歡迎的合作醫療制度》。文中特别提到,杜家村大隊衛生室赤腳醫生覃祥官是一位“忠心耿耿為人民”的“白求恩式的好醫生”。一夜之間,覃祥官就成了全國家喻戶曉的新聞人物。

随後,覃祥官多次出國訪問作報告,介紹中國的農村合作醫療制度,4次受到毛澤東主席接見,并當選為第四、第五屆全國人大代表。

1993年,60歲的覃祥官經原湖北省宜昌地委組織部同意,由長陽縣委按副縣級領導幹部為他辦了退休手續。如今,覃祥官和老伴在樂園鄉下過着恬靜、安詳的田園生活。

新華社記者曾于1993年撰文在《半月談》“内部版”上介紹覃祥官的曆史功績,并首次稱他為“中國農村合作醫療之父”。

2003年之後,随着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在全國的再度興起,人們又想起了其創始人覃祥官。中央電視台“新聞調查”、“見證”,鳳凰衛視“鳳凰大視野”、湖北衛視“往事”、遼甯衛視“背景”等電視欄目記者都曾在筆者的陪同下,親赴樂園專訪過這位土家族傳奇老人。

國家政策

“赤腳醫生”待遇及養老問題應當解決,有法可依。根據國務院國發【1981】24号文件《國務院批準衛生部關于合理解決赤腳醫生補助問題的問題》,對“赤腳醫生”明确界定為“他們同民辦教師一樣,是農村中的知識分子,技術人員,腦力勞動者”。對此建議:凡經考核合格,相當于中專水平的赤腳醫生,發給“鄉村醫生證書”,原則上給予相當于民辦教師水平的待遇,并明确赤腳醫生補助費的來源,其中一部分是由地方财政解決的。

顯著特點

解放初至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期,鄉村大多都有赤腳醫生。那個時代,國家貧窮,醫科專家奇缺,一時培養不出那麼多有醫學方面專業的醫生,隻有培訓一批略懂醫術的赤腳醫生來應急所需。貧窮落後的年代,生病人也尤多,更需要赤腳醫生的治病。因而,那個年代,在鄉村裡,赤腳醫生就應運而生了。在鄉村裡,選拔赤腳醫生,一般是從以下二條件來選的。一是從醫學世家中挑選,二是從高中畢業生略懂醫術病理中挑選。挑選出來後,集中到縣衛生學校培訓一年半載,結業後回到鄉村算是赤腳醫生了。鄉村裡的赤腳醫生,因沒受過系統的學習,醫學,病理等知識是比較低的,大病、重病治不了,複雜的病更不用說了。赤腳醫生能解決的問題,通常是一些頭痛身熱,擦損外傷等小病而已。雖說是小病,但能治理能解決,也大大方便了村民群衆。一是他們沒空到大醫院去看病,二是到大醫院看病交通也十分不便,三是到大醫院看病費用高。因而,村民群衆十分敬重赤腳醫生,都認為他們是村裡的大知識分子,是救命恩人。

在鄉村當赤腳醫生很辛苦,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首先,赤腳醫生沒有固定的薪金,有的隻是每月拿大隊一些補貼,有的隻是以生産隊記工分代酬。這微薄的補貼和工分,根本上解決不了他們的生活,因而,他們白天還得赤着腳參加生産隊勞動,夜晚還要挑燈自學醫學知識。其次,由于貧窮落後,醫療設備十分簡陋。除了一個藥箱,幾片普通的藥片,一支針筒,幾塊紗布,别的就少得可憐。

盡管難苦,但那時的赤腳醫生,還是盡職盡責,滿腔熱情地為人民服務的。不管深夜還是風雨交加的日子,隻要有病人叫到,他們就會赴診,就會認真地為病人看病打針服藥。自己治得了的,就一心一意盡力去治。自己治不了的,就建議送醫院治,有時還親自陪着送去。赤腳醫生治病收費不高,隻收回成本錢,因為赤腳醫生都拿了生産隊的補貼。有的赤腳醫生如果碰上困難戶和五保戶,就得倒貼成本費了。

鄉村的赤腳醫生,醫術雖不高,但服務态度特别的好。他們常背着一個印有雞蛋般大的紅十字藥箱,穿着白褂,挨家串戶走訪群衆。尤其是流感時期或流腦時期,赤腳醫生的責任更大更辛苦,他們不但走家串戶發藥,還得講解預防知識,通常一天吃不上一頓飯,睡不上一次安穩覺。鄉村裡的小孩怕打針,赤腳醫生便會千方百計哄小孩,或是給他們講故事,或是為他們唱歌,有時甚至買上一顆糖送給小孩,待小孩的注意力分散時,一針落去,還未等孩子“哇”的一聲哭叫,針又拔出來了。這般一來,村裡的小孩見了赤腳醫生,既愛又怕,大都會縮進母親的身後,伸出頭來,怔怔地盯着赤腳醫生身上的紅十字藥箱——那裡面,既有糖果,更有針筒。

尺有所短,寸有所長。赤腳醫生的醫術雖沒有大醫院裡的醫生高明,但有時大醫院裡的醫生治不了的病,赤腳醫生反而治得了。赤腳醫生治病,在鄉民的眼裡,确是高。但有時,也失水準。

相關報道

廣州日報2008年1月16日刊登了《粵7位“赤腳醫生”獲衛生部表彰》一文後,一下子把很多讀者的回憶拉回到了那個“一根銀針治百病,一顆紅心暖千家”的“赤腳醫生時代”。這種懷念甚至跨越了時空距離,延伸到了網絡時代,網上開始出現懷念“赤腳醫生”的風潮。許多網友都對小時候赤腳醫生的救助之恩念念不忘。跟今天發達的醫療水平相比,當年農村的醫療條件可謂簡陋之極,那人們為什麼要懷念“赤腳醫生”?

無可回避的是,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人們對醫療現狀的無奈和不滿。顯然,跟過去相比,當下豪華的醫療模式不僅超出了農民或者貧民階層的支付能力,也超出了普通人群常用病和多發病的治療需要,形成了新的醫療資源浪費,而這種浪費卻又是出于醫療機構的利益需要。過度治療和重複治療讓患者苦不堪言,而“赤腳醫生”最能滿足當今貧民患者普遍的懸壺濟世夢想。

相關影視

電影《紅雨》

1968年,太行山區青山大隊揭起“農業學大寨”的高潮,社員們幹勁沖天地在修建水庫。小社員紅雨看到山區缺醫少藥,嚴重影響了社員們的身體健康,也影響了水庫工程的進展。看到解放前在藥鋪當掌櫃的孫天福至今還在賣假藥,刁難社員,他決心當一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赤腳醫生。這時,孫天福為了把握住全村的醫療大權,也提出要當赤腳醫生。大隊長一味相信孫天福,而大隊黨支部書記慶林和以石匠爺為代表的貧下中農,支持紅雨當赤腳醫生,送紅雨進了赤腳醫生訓練班。紅雨聽了石匠爺講述的解放前孩子看不起病慘死去的遭遇後,更堅定了當好赤腳醫生的決心。影片1975年根據楊嘯同名小說改編。

電影《春苗》

該片産生于“文革”後期。由于國内多年缺少新的故事片,它的推出在全國産生了較大影響。它将對“赤腳醫生”這一“文革”中“新生事物”的歌頌與跟“走資派”作鬥争的内容緊緊聯系在一起,體現了“文革”時期藝術作品普遍具有的特點。影片對田春苗熱忱為人民群衆服務的品質的表現還是相當出色的,但由于特走的意識形态的滲人,便使這個形象成為“文革”時期電影人物形象的突出代表。

社會評價

無可回避的是,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人們對醫療現狀的無奈和不滿。顯然,跟過去相比,當下豪華的醫療模式不僅超出了農民或者貧民階層的支付能力,也超出了普通人群常用病和多發病的治療需要,形成了新的醫療資源浪費,而這種浪費卻又是出于醫療機構的利益需要。過度治療和重複治療讓患者苦不堪言,而“赤腳醫生”最能滿足當今貧民患者普遍的懸壺濟世夢想。

更重要的是,赤腳醫生是真正為窮人服務的天使。赤腳醫生雖然沒有潔白的工作服,常常兩腳泥巴,一身粗布衣裳,但卻有最真最純最熱的為人民服務之心。而樸素實用的治療模式,滿足了當時農村大多數群衆的初級醫護需要。反觀當今的醫療機構,缺少的正是這種平民意識。病房越來越豪華,收費越來越天文,大而無當的醫療體系使得醫患矛盾越來越突出,早已淡出曆史的“赤腳醫生”又重回人們記憶也就不奇怪了。

“赤腳醫生”模式即使在今天也還有其現實意義,洗去“赤腳醫生”的曆史印記和政治色彩,挖掘其價值内核,借鑒其普适性和組織模式,建立切合農民利益的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為“赤腳醫生”賦予新的時代内涵,這也與有關政府正緻力于構建平價醫院的想法不謀而和。

“赤腳醫生”在21世紀可以理解為國外的保健醫師,他為群衆提供的是24小時,即時的不需要排隊的貼身醫療服務。普通的傷風、咳嗽、常見的外傷的時候,“赤腳醫生”能夠幾分鐘内為你提供醫療服務。和城市的醫療服務相比,等車、排隊、繳費、3分鐘看病、相比,“赤腳醫生”制度值得今天的醫改部門認真學習。

無論怎麼說,在那個貧窮落後的年代,赤腳醫生為人民群衆作出了巨大貢獻,功不可沒。随着社會的進步,科技教育的發展,現在,鄉村都建立了醫院,醫生都規範化了,赤腳醫生,漸漸地被醫科大學的畢業生取而代之了。這便是人類文明的又一進步。

上一篇:落枕穴

下一篇:呼吸系統疾病

相關詞條

相關搜索

其它詞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