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都護”是漢西域地方最高長官，“秩比二千石”，相當于内地的“郡都尉”。“郡都尉”是一郡首腦太守的副職，掌管軍事。西域因地位特殊，故設“都護”，實際上與郡級區劃相等。其主要職責在于守境安土，協調西域各國間的矛盾和糾紛，制止外來勢力的侵擾，維護西域地方的社會秩序，确保絲綢之路的暢通。“都護”統管着大宛以東、烏孫以南的五十多個國家，各國“自譯長、域長、君、監、吏、大祿、百長、千長、都尉、且渠、當戶、将、相至侯王，皆佩漢印绶”，确認是漢的官員（《漢書·西域傳》）。
中國漢代西域最高軍政長官最高軍政長官西漢時，都護為加于其他官号上的職稱，多以騎都尉領其職，秩比二千石；東漢時為單任官職。 都護一職初設於漢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都護府設在烏壘城(今新疆輪台東北)，至漢安帝永初元年(107年)，因西域亂而不復置都護。
西漢初年，西域共有36國，絕大多數分布在天山以南塔裡木盆地南北邊緣的綠洲上。 這些國家多以城郭為中心，兼營農牧，有的還能自鑄兵器，隻有少數國家逐水草而居，糧食仰賴鄰國供給。西域諸國語言不一，互不統屬，由于自然條件的限制和其他原因，每國的人口一般隻有幾千人到兩三萬人，最少的僅有幾百人。與今新疆相鄰的中亞諸國 ，當時也被稱為西域 。漢西域都護府的建立有着重要意義。首先是使西域諸國擺脫了匈奴的殘酷統治，轉向生産技術先進，經濟比較發達的漢王朝，從而加強了與内地經濟、政治與文化的聯系。這種聯系無疑是有利于當地社會發展的，對于中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和鞏固，有着深遠的影響。
職位來曆
西漢時，都護治烏壘城（今新疆輪台東北），與渠犁田官相近，屯田都尉屬都護。都護開幕府。都護職在統領大宛（今中亞費爾幹納盆地）及其以東城郭諸國兼督察烏孫（伊犁河流域）、康居（今錫爾河中遊地帶）等行國，頒行朝廷号令；諸國有亂，得發兵征讨。至新莽末年（公元23年左右），西域亂，都護李崇沒于龜茲，遂罷都護。東漢光武帝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西域18國請複置都護，光武帝不許。明帝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始以陳睦為都護。次年，焉耆、龜茲叛，共攻殺陳睦，遂罷都護。和帝永元三年（公元91年），将兵長史班超平定西域，遂以班超為都護，駐龜茲境它乾城（ 今新疆庫車附近 ，其址未詳 ）。十四年，班超還洛陽 ，繼任者有任尚 、段禧 。安帝永初元年 安帝永初元年 ( 107 )，西域亂，征禧還，自此不複置都護 。至延光二年(123)，以班勇為西域長史，複平西域，遂以長史行都護之職。
成立曆史
匈奴是我國古代北方的一個遊牧民族，秦末漢初發展成為強大的奴隸制國家。它到處向外擴張。在西面，它擊走了月氏，取得河西走廊，并出兵西域，殘酷統治西域各族人民，從而切斷了早已存在着的“絲綢之路”，同時它不斷騷擾漢北方諸郡，對漢朝構成了嚴重威脅。
武帝即位時，漢的社會經濟已得到恢複發展，國力空前加強。于是，改變了先前對匈奴采取的“和親”政策，決計武裝反擊，根除邊患。漢武帝一方面派張骞兩次出使西域，尋找同盟力量，以“斷匈奴右臂”，另一方面派衛青等率騎出雁門、代郡、雲中等地，打敗了匈奴的進攻，奪回了河套等失地。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匈奴據守在西方的渾邪王殺休屠王，率四萬多人降漢，漢得河西走廊。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衛青、霍去病又率大軍深入匈奴腹地，與單于接戰獲勝，“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史記·匈奴傳》）匈奴勢力便日趨衰落。同年，張骞奉命再次出使西域。他順利地到達了烏孫（巴爾喀什湖、伊塞克湖一帶），又分遣副使去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等國。
張骞前後二次去西域，擴大了漢朝的影響。西域諸國早就知道漢是個非常富饒的國家，很想建立關系，苦于匈奴的阻撓，“欲通不得”（《史記·大宛傳》）。現在匈奴已遭受漢朝的打擊，當然更樂意與漢接近了。于是漢朝頻頻派人到西域，一年中出使的多則十餘次，少的五六次；每次去的人有百餘、數百不等，出現了“使者相望于道”的空前盛況。但這時匈奴在西域的統治還沒有根本動搖，一些國家懾于匈奴的壓力，故意刁難漢使，“禁其食物”。漢使“非出币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騎用”（《史記·大宛傳》）。幾個位于交通孔道口的國家，還常常“攻劫漢使”，以兵阻道。在這種情況下，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漢發兵擊姑師（今新疆吐魯番、鄯善、奇台一帶）、降樓蘭（今新疆若羌一帶）。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漢遠征大宛取勝，自此“西域震恐，都遣使來貢獻”（《漢書·西域傳》）。漢遂在敦煌到鹽澤（今羅布泊）之間設立了交通亭站，還在輪台（今新疆輪台東南）和渠犁（今新疆庫爾勒）等處屯田，置使者校尉，以保護漢與西域諸國間的交通孔道，天山以南地區便在漢的控制下。匈奴雖然仍盤據在天山以北，但已不能“自安”。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匈奴西邊日逐王率衆到漢西域地方長官鄭吉處投降，天山以此也歸屬于漢。漢“并護北道”，始設“都護”，匈奴在西域的統治至此全面結束。
王葬末年最後一任都護是李崇，“李崇之印信”已在新疆沙雅縣出土，銅質方形，現珍藏在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博物館内。
都護府位置
西域都護府位于巴音郭楞西北部的輪台縣。野雲溝鄉和策大雅鄉結合部距庫爾勒市113公裡，距輪台縣城58公裡，東經85 °04'，北緯42°00'，海拔高度990米， 現已辟為巴音郭楞的一個旅遊點，吸收中外遊客之多。
漢宣帝神爵二年(前60)在此設西域都護府， 名為烏壘城（前名輪台國）是當時漢朝管理西域三十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和軍事中心，當時西域都護由皇帝親自任命，3年1替（也有延長和縮短的）從未間斷，據《漢書》記載：西漢曆任都護18人，其中立傳可考的曆史上著名的有鄭吉、鄭宣、甘延壽、段會宗、廉褒、韓立、郭舜、孫健、李崇、但欽等10人。當時輪台國是個城郭之國。都護府直接對其統轄，相當于現在的首府，似乎比其他綠洲城國和遊牧行國的權力稍大。輪台王曾多次受皇帝親召幸朝。漢朝另設置戍已校尉、戍部候等行政、軍事、機構，對當地的少數民族上層人物封以王、侯、将、相、大夫、都尉等官職，他們均受西域都護府的管轄。
在此有兩處古城遺址：一處是鄉政府東面1 公裡的一座小方城池，被水流沖刷過，城垣僅存1米，夯土幹打壘建築，建築材料為黃沙土 、防潮層，拉筋建築材料為胡楊樹枝，每0.33 米為一疊層，周長約百米，城内散布着青灰色陶片，有白色的刻畫點雲紋和水波紋，城東有一城樓，南有城門。另一處古城遺址在鄉政府東面10公裡公路北側，當地人稱白土墩，估計是烽燧，1928年我國著名的史地專家黃文弼先生在上述兩處遺址上發掘出一些存貯糧食的陶罐，認為是西域都護府設立時期士卒在這裡屯守的用物。黃文弼先生還在野雲溝鄉東北300米處發現了另一處較大的遺址，可惜現已辟為農田，他在所著的《塔裡木盆地考古記》中寫道：“野雲溝村南約半裡，有一高阜，面為深沙堆集，上生蘆葦，間有紅陶片”。
西漢末年，王莽篡位，中原騷亂，匈奴乘機統治西域，各族人民不堪斂稅重苛的虐待，向東漢武帝請求3次，18國國王以送兒子到洛陽學習當人質真誠誓言。要求内屬中原，劉秀在立足未穩之時，十分不情願地将西域都護府遷往龜茲 乾城（今新和縣境内）。
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加大了對西域都護府遺址的考察力度，對輪台境内的阿克熱克、卓爾庫特、烏裡旁、奎玉克協海爾、阿孜幹、恰克、阿克墩等古城做了重點調查。90年代，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雖在進一步考古調查的基礎上，重點對輪台境内烏裡旁、阿克熱克、阿孜幹、恰克、阿克墩等古城進行了鑽探，對烏裡旁古城進行試掘并取得了一定的收獲，卻一直未能明确西域都護府府治遺址的位置。
2018年，來自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科學院遙感與數字地球研究所、中國國家博物館綜合考古部的專家學者，多次對巴州和阿克蘇地區相關古遺址進行多學科的考察研究。衆多專家趨向認同西域都護府遺址群這一整體概念，主張其遺存除城址外，還包括西域都護府配套的相關烽燧、戍堡、驿站等軍政建置遺址以及絲綢之路線路曆史遺存。
個藩屬國
西漢初年，西域共有36國，絕大多數分布在天山以南塔裡木盆地南北邊緣的綠洲上。 這些國家多以城郭為中心，兼營農牧，有的還能自鑄兵器，隻有少數國家逐水草而居，糧食仰賴鄰國供給。西域諸國語言不一，互不統屬，由于自然條件的限制和其他原因，每國的人口一般隻有幾千人到兩三萬人，最少的僅有幾百人。與今新疆 相鄰的中亞 諸國 ，當時也被稱為 西域 。
西漢初年，匈奴的勢力伸展到西域，征服了這些國家。漢武帝派遣張骞出使西域，天山南北地區第一次與内地聯為一體，中原和西域以至更遠地區之間，經濟、文化聯系日益密切。漢宣帝時，始設西域都護，為西域最高軍政長官。王莽時期，西域分割為55個小國 ，其中北道諸國 ，複受制于匈奴 ，漢遂罷都護。明帝時 ，東漢開始發動對 匈奴的戰争 。又遣班超出使西域，西域遂平 。後以西域長史行都護職 。建安 年間 ，涼州 大亂，西域始與中原暫時斷絕聯系。西域雖然幾度因政局波動暫與漢廷中斷聯系，但商業往來并未受很大影響。隋朝統轄的煌郡以西、唐朝統轄的沙州（天寶、至德時沙州更名為煌郡）以西的疆域，稱為西域。
二度置廢
更始元年（23）王莽被殺，李崇與内地失去聯系。匈奴乘虛而入，“略有西域”，“斂稅重刻，諸國不堪命”（《後漢書·西域傳》），紛紛要求東漢王朝恢複“都護”管轄。南道上的莎車組織力量抗拒匈奴，保護着居留在西域的“故都護吏士妻子千餘口”。不久，漢立莎車王為漢“西域大都尉”，五十餘國都屬于莎車統領。爾後莎車、鄯善、車師、焉耆等國又派人到洛陽“請立都護”，東漢光武帝劉秀因“天下初定”，“匈奴未服”而沒有允諾。于是鄯善、車師、龜茲“複附匈奴”，莎車、于阗又互相争雄，兵事不息。永平十六年（73）昭帝命窦固北征匈奴，取伊吾盧（今新疆哈密東）地，置宜禾都尉，于阗諸國派人到洛陽，翌年設都護，與内地斷絕了五十年的西域複通。但漢都護設置僅二年，到章帝繼位即罷，又棄伊吾屯田，地入匈奴。永元元年（89），大将軍窦憲破北匈奴，第二年奪回伊吾地，班超定西域。漢遂以班超為西域都護，駐龜茲，并在車師前部的高昌壁再度設置戊己校尉，于車師後部增設戊部侯，完全恢複了漢在西域的管轄。這時，遠至條支（阿拉伯國家）諸國，都來與東漢建立關系。班超還派甘英出使大秦（羅馬帝國），行抵條支，為風浪所阻，“臨西海而還”，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
班超在任十一年，因老病離開西域。繼任都護的不甚稱職，引起“西域背畔”。永初元年（107）“诏罷都護”。匈奴又乘機“收屬諸國”，一時間西北邊患鬧得很兇。延光二年（123），敦煌太守張珰、尚書陳忠建議重開西域，以“震怖匈奴”。朝廷接納了他們的意見，派班超子班勇為“西域長史”，屯駐“柳中”（高昌壁東南）。龜茲、疏勒、于阗、莎車諸國随即來歸附，東漢與西域中斷了的統轄關系得以恢複，從此，西域一直是東漢的一部分，但烏孫和蔥嶺以西的大宛便不再屬于漢了。
曆史意義
漢西域都護府的建立有着重要意義。首先是使西域諸國擺脫了匈奴的殘酷統治，轉向生産技術先進，經濟比較發達的漢王朝，從而加強了與内地經濟、政治與文化的聯系。這種聯系無疑是有利于當地社會發展的，對于中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和鞏固，有着深遠的影響。匈奴是個奴隸制國家，在西域設置“僮仆都尉”，目的是向各國勒索奴婢和财物，“備其逋租，高其價值，嚴以期會”（《後漢書·班勇傳》），以最大限度的剝削強加在各族人民頭上。漢開西域後情況迥然不同，諸國不需向漢貢賦納稅，漢派駐在西域的戍卒和官員，其給養供奉完全取之于屯田和内地朝廷，不要各國負擔。同時，内地的農業灌溉技術和冶煉工業等由此而傳播到西域，促進了當地生産力的提高。漢朝的統一有效的治理，使西域有了一個比較安定的生活環境，這也符合于各族人民的願望。因此，西域各國“不樂匈奴”而“慕漢”。每當漢不在西域設置都護，匈奴勢力卷土重來的時候，西域諸國無不“區區東望扣關者數矣”（《後漢書·西域傳》），熱切地向往着内地，希望能重開玉門關、陽關，恢複漢的管轄。
西域都護府使被匈奴切斷了的“絲綢之路”得以恢複發展，暢通無阻，各國人民在這條中西交通要道上撒下了友誼的種子。西域的胡麻（芝麻）、胡豆（蠶豆、豌豆等）、胡瓜（黃瓜）、胡蔥（大蔥）、胡蘿蔔等植物和駱駝、驢、馬的優良品種傳入中原，内地的絲綢織品和鐵器等工藝品、生産品源源不斷地輸往西域，東西方的交流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大大地豐富了各國人民的生活。
漢西域都護府這種管轄方式，也為中國後世王朝開創了先例，十六國後涼呂光在統一西域後，曾仿效漢代，設置西域大都護，行使主權。唐代，在邊區各族先後統轄在一個政府下之後，也分别設置了都護府。唐東北有“安東都護府”；北邊有“安北”、“單于”等都護府；西北有“安西”、“北庭”等都護府；西南有“保甯”、“支南”都護府。這都借鑒于漢代，适應了中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進一步形成和鞏固的需要，有着積極的曆史作用。
漢朝政府有着較為成熟的統治理念。在統治方式上，注重政權機構的建設，将内地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制度等，變通地實施于邊疆地區，打破了西域地區“無所統一”政治格局，從而把西域諸國有機地納入漢王朝的政治統治體系之内。同時，漢朝發達的經濟，也對西域産生了重要影響，内地與西域經濟的互補與交流，最終導緻西域的經濟與内地的經濟形成了密不可分的有機整體，因此，漢朝在西域的統治一旦确立，就相對比匈奴在西域的統治更為穩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