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概述

蘇雪林（1899--1999）女，作家、文學家。乳名瑞奴、小妹，學名小梅，字雪林。後因升入北京高等女子師範，将“小”字省去，改為蘇梅。由法回國後，又以字為名，即蘇雪林。筆名有綠漪、靈芬、老梅、天嬰等。

後因升入北京高等女子師範，将“小”字省去，改為蘇梅。由法回國後，又以字為名，即蘇雪林。筆名有綠漪、靈芬、老梅、天嬰等。1897年生于浙江省瑞安縣縣丞衙門裡，自嘲為半個浙江人，原籍安徽太平縣（今黃山市黃山區）嶺下村。三十年代初，蘇雪林曾被阿英稱為“女性作家中最優秀的散文作者”，其散文除若幹寫景外，多為記人叙事抒懷的随筆小品。其文語言明快，文白夾雜而多見理趣，雖然未必十分深刻，但也已頗具學者散文風範。

人物生平

1899年生于浙江省瑞安縣縣丞衙門裡，自嘲為半個浙江人，祖籍安徽太平縣嶺下村。蘇雪林的祖父在清朝末年當過縣令，父親受過高等教育，母親出身于士宦之家，素以賢慧著稱，給蘇雪林以較大影響。

她幼時富有男性特點，好動、愛玩，凡男孩所愛的一些玩藝兒，掄刀、舞棒、扳弓射箭，以至去郊外捉蟋蟀、放風筝、釣魚、捕鳥等她都愛玩，整日和幾個年齡差不多的小叔叔、大哥哥們厮打在一起，玩得很開心。而同樣年齡女孩子所喜歡的--擦脂抹粉、穿針引線之類的事情，卻毫無興趣，偶爾做一兩件這樣的事也是笨手笨腳，不像樣。人們都說：蘇雪林是一個男性化的女孩，被稱之為“野丫頭”。由于祖母“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封建世俗偏見，蘇雪林不能像男孩子一樣讀書，她七歲開始，才跟着叔叔及兄弟們“名不正、言不順”地在祖父衙署所設的私塾裡跟讀，隻是不解其意，囫囵吞棗地背誦《三字經》、《千字文》、《女四書》、《幼學瓊林》等。

在私塾裡隻跟讀一二年，男孩子們都紛紛去學校讀書了，她不得不辍學。跟讀辍學後，閑着無聊，便利用在私塾裡學得的一二千漢字，從叔叔和哥哥那裡借一些通俗小說當作課本自讀。久而久之，她不僅能讀懂《西遊記》、《水浒傳》、《三國演義》、《封神榜》等，也能粗讀文言的《聊齋志異》、《閱微草堂筆記》之類的書，整日埋頭于書海，自得其樂。從此，一顆寂寞的心找到了新的寄托。

後來，蘇雪林的叔叔、哥哥們都先後進入上海新式中學或大學，每年寒暑假回家都要帶回一些新舊圖書和當時流行的報刊，蘇雪林便借機有挑選地閱讀起來。《史記》、《漢書》，她讀過一些選本；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傳奇，以及曆代名家的專集也都涉獵個大概，連當時流行的譯作《天演論》、《茶花女遺事》、《迦茵小傳》、《十字軍英雄記》等，也都讀得着迷。

這一段童年和少女時代的苦讀史，為她後來的創作及學術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1914年，父親為工作方便而遷居安慶。一位叔叔曾留學日本，思想比較開明，對他父親進行勸說，蘇雪林才得以進入當地一個基督教辦的小學讀書。其間。模仿寫作古典詩詞，僅半年，便又随母親遷回嶺下村，停止學業。不久，安慶省立初級女子師範登報恢複招生，蘇雪林得知消息後，“費了無數眼淚、哭泣、哀求、吵鬧”終于說服了祖母和鄉裡頑固長輩。蘇雪林回憶說：愈遭壓抑，我求學的熱心更熾盛燃燒起來。當燃燒到白熱點時，竟弄得不茶不飯，如醉如癡，獨自跑到一個離家半裡，名為“水上”的樹林裡徘徊來去，幾回都想跳下林中深澗自殺，若非母親因對女兒的慈愛，戰勝了對尊長的服從，攜帶我和堂妹至省城投考，則我這一條小命也許早已結束于水中了。（《我的生活》，1967年，台北文星書店出版）

1915年蘇雪林考入安慶省立初級女子師範。在校期間能詩善畫，引人注目。1919年畢業後即留在母校附小教書。在這段極短的教書生涯中與廬隐女士相識。蘇雪林不甘于做一輩子小學教師，以了此一生。于是，再一次向家長提出繼續升學的要求，祖母以婚嫁為由進行阻撓，後因蘇雪林大病而停止逼婚，還滿足了她的升學願望。這一年，她與廬隐結伴同行，離開安慶，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國文系，在系主任陳鐘凡先生的幫助下，很快從旁聽生轉為正科生。

蘇雪林在北京高等女子師範讀書期間，正值“五四”運動發生不久。新文化運動帶來的一股蓬勃、新鮮的空氣，彌漫北京；加之蘇雪林受教于胡适之、李大钊、周作人、陳衡哲等知名教授、學者，同學中又有廬隐、馮沅君、石評梅等追求女性解放的才女，在師友的影響下。她的思想也深受震動，發生了很大變化。正如她在《已酉自述--從兒時到現在》（1969年4月15日《國語日報》）中所說：“……我便全盤接受了這個新文化，而變成一個新人了。”同時，對寫作産生濃厚興趣，并開始用白話文寫作，在《時事新報》副刊“學燈”和《國風日報》副刊“學彙”及《晨報》“副镌”等處發表政論性文章，參加社會問題的論争。1921年秋，求知欲十分旺盛的蘇雪林，抱着去大千世界闖一闖的夢想，前往法國留學，為了順利成行，她瞞着家庭，直到臨行當天的晚上，才告知母親。她考入吳稚晖、李石曾在法國裡昂創辦的海外中法學院，先學西方文學，後學繪畫藝術。

赴法三年，由于水土不服，經常生病。加之不斷收到家中來信，父親病故，母親生病，婚姻問題也困擾、煎熬着她，隻好辍學，于1925年提前回國。蘇雪林在法期間患了一次很嚴重的病，躺在醫院裡，醫院裡一些天主教修女細心照顧，使她的病逐漸好轉并恢複健康，蘇雪林深受感動。在一位外國好友的勸說下，皈依了天主教。

張寶齡原籍江西南昌，肄業于上海聖約翰大學，後赴美留學，在麻省理工學院學習理工課程。婚後不久，母親病故，她便随丈夫去蘇州安家。其夫在蘇州東吳大學執教，蘇雪林則應蘇州基督會所創辦的景海女師之聘出任中文系主任，并由陳鐘凡先生介紹在東吳大學兼授古典詩詞課。蘇雪林是一位新女性，但在婚姻問題上受傳統思想約束，不能自主。

在法國期間，她曾和未婚夫通過幾次信，已發覺性情不合，便寫信給父親要求解除婚約，但父親在回信中對她大加申斥，母親在病榻上也托人寫信勸說，甚至哀求女兒，為了父母雙親，她隻好“認”了這門親。在法國讀書期間，不乏多情男子的追求，其中有一位曾大膽向她求婚，蘇雪林也為之動情，甚至傾倒，但為了父母親的面子，隻好拒絕一切愛與不愛的求婚者。她的身上依然保留着古老的中國封建傳統女性的道德。1927年蘇雪林随丈夫返回上海，翌年，經人介紹在滬江大學教書，後又和丈夫一起重返東吳大學。

蘇雪林婚後不過幾年，兩人便分手，婚姻以悲劇結束。1931年她接受安徽省立大學校長楊士亮先生之聘，赴安徽大學教授文化史課；同年受聘于武漢大學教授，直至1949年。在武漢大學執教期間，主要講授中國文學史，基本國文和新文學研究。在武漢大學，她生活在珞珈山的湖光山水之中，幽雅、恬靜的自然環境和平靜的獨居生活，使她賞心悅目，心廣體胖，事業有成。她勤奮刻苦，一方面以愛心、耐心循循善誘地引導學生學習知識；一方面又在教書之餘，努力著書立說，成為海内外知名的學者。與淩淑華、袁昌英一起被戲稱為“珞珈三劍客”。

抗日戰争爆發後，蘇雪林随武漢大學師生遷往四川。此時，她雖潛心寫作，但難以控制自己對民族遭難——“國将亡”的憂慮和擔心，她同每一個中華民族子孫一樣，願将自己的血肉築成新的長城，去抵禦侵略者的炮火。抗戰一開始，她便将自己多年積蓄的薪金、版稅和稿費拿出來，買了五十兩黃金，獻給危難中的國家。還不斷地拿起筆記述侵略者的血腥罪行，如《樂山敵機轟炸記》、《敵人暴行故事》等，激發同胞們對侵略者鬥争的決心。在抗戰後方，人民生活極其艱苦，蘇雪林和其它教授們也不例外，每天粗茶淡飯，維持溫飽；穿的是舊衣、棉布；住的是潮濕的老式民房，每天晚上老鼠、跳蚤與之做伴；行的是十幾裡乃至幾十裡也“安步以當之”。艱苦的生活，使她不得不利用屋邊兩畝左右的空閑土地種菜、栽瓜，自己買了鋤頭、鐮刀、扁擔，肩挑、手搬，挖地、松土，播種、施肥、鋤草，終于開出了一片菜園。

她種芥菜種類繁多，長勢良好，此外，還種了莴苣、苋菜、蘿蔔、蕃茄和蔥、蒜。外部世界是熊熊燃燒的抗日烽火，個人的生活環境卻是一派田園風光，蘇雪林也怡然自得。她在《灌園生活的回憶》（收入《歸鴻集》，1955年8月，暢流出版社）中寫道：我本是一個用腦的人，忽然改而用手；又是一個一向安坐書齋的人，忽然跑到土地裡去，生活完全改變，覺得别有一番從未嘗過的新鮮滋味，于是興趣大為濃厚。

田園生活對她來說，一方面聊以自慰，可事情過後卻又十分悔恨：我那時腦力在一生中為最強，若專心研究學問，也許可以獲得幾種專門知識；若全力來寫作，兩年内也許可以寫出二三十萬字的文章，但因為我的愚妄無知，太受興趣的支配，把大好的光陰精力都白費了。

1945年，日本侵略者投降了、全國人民歡欣鼓舞，蘇雪林也沉浸在無比歡樂之中，當消息傳到嘉定時，她與袁昌英、淩叔華等人抑制不住激動和興奮，舉着小旗，高呼口号，加入了遊行隊伍的行列。蘇雪林在武漢大學執教曆時十八年，1949年到了台灣，離開了她為之奮鬥半生的土地。離開大陸後，蘇雪林先去香港，在天主教真理學會任編輯。1950年第二次赴法國，為的是去海外搜集關于楚辭的研究資料，探讨屈賦與世界文化的關系。在巴黎，她依靠從國内帶去的工薪節餘，省吃儉用，但為時不久，便因經濟拮據，身體欠佳，又由于與之朝夕相處的姐姐病重，隻好于1952年春乘船回到台灣，應聘為台灣省立師範大學教授。1957年赴台南成功大學任教授，1974年退休。

職業生涯

蘇雪林赴台後，長期患眼疾，視力極差，嚴重時瀕于失明，但她以頑強的毅力堅持寫作。1968年是她在大學執教的四十周年，台灣“教育部”向她頒發了獎金。1978年，是蘇雪林執教五十周年和八十誕辰，在台的安徽大學、武漢大學、師範大學、成功大學校友代表前來為她祝賀，并出版《慶祝蘇雪林教授寫作五十周年暨八秩華誕紀念專集》。全書分甲、乙、丙、丁四集，共收錄一百一十多篇文章，其中包括對她生平的記述和浩瀚著作的評價。既有熱誠的祝賀，也有久别重逢的真情。

蘇雪林是一位勤奮的作家，其執筆時間之長，在中國新文學史上也是少有的。她的作品有小說、散文、劇本、詩詞、現代作家作品研究及多種學術著作。形式多樣、内容廣泛，天文、地理、科學、曆史、風土人情、自然風光、山川河流、月夜星空，全部囊括其中。蘇雪林從少年練習寫作詩詞起，直至古稀之年，辛勤筆耕不辍。蘇雪林十一二歲時，便模仿林琴南的筆調用文言寫了一厚本日記。其内容都是一些家庭瑣細和少女觀察社會的感想，其中蘊藏着無數的快樂、透露出天真爛漫的童心，充溢着荒唐、奇妙的幻想，正如蘇雪林自己所說“可算是開筆，也可算是我踏上寫作生涯的第一步”。

十九歲她寫了一篇三四百字的五言古詩，繼又将其寫成短篇小說，名曰：《始惡行》。小說用文言寫出，當她念給家裡人聽時，嬸嬸、姐姐等女人竟為之流下了無數的眼淚。這篇小說1919年刊于北京高等女子師範年刊後得到同班好友馮沅君的贊賞，并寄給在美國讀書的哥哥馮友蘭，亦受到好評。

二十年代初期，蘇雪林還不時地發表用白話文寫的《人口問題研究》、《再論人口問題研究》、《新生活裡的婦女問題》、《沉淪中的婦女》、《生育制限運動聲中的感想》、《男盜女娼的世界》、《相對性原理和哲學史的問題》、《時髦男子擇妻之條件》、《相對性易解》、《世界語者之宣言》、《家庭》、《民衆藝術論》、《對于“五一”的兩大希望》、《自由文愛論》、《說内外》、《說美惡》等五六十篇政論雜文，刊于《民铎》、《民國日報·覺悟》；《時事新報·學燈》、《國民日報·學彙》等報刊上。此時她對國家政治、社會諸問題，表現了極大的熱情，以寓言的形式發表對時局、人生的看法，還抽時間翻譯法國作家莫泊桑、都德等作家的作品。

1925年，蘇雪林從法國歸來後，創作欲望更加強烈，速度驚人，出版的文藝創作有散文集《綠天》（1928年，北新書局出版）和自傳體小說《棘心》（1929年，北新書局出版）的這兩部書是蘇雪林文藝創作的處女作，也是成名之作，均以“綠漪”署名。書中女主人公的思想、性格、生活和她自己有着不可分割的聯系。

《綠天》收錄散文《綠天》《鴿兒的通信》《小小銀翅蝴蝶的故事》《我們的秋天》《收獲》《小貓》六篇，該書出版後，于1929年、1930年、1937年、1955年、1959年十多次再版。書中描寫了女主人公的婚後生活，熱烈而甜蜜，表現手法細膩，猶如一幅柔美的工筆畫。尤其是其中的一篇《鴿兒的通信》，作家以書簡的形式，描寫并抒發了主人公對旅居海外丈夫的懷念之情，富有詩意。在描寫手法上，既不同于冰心寫意的柔婉，也有别于丁玲火山爆發式的濃烈。

《棘心》共十五章，主要是以作家赴法後的生活為素材，展現了女主人公的全部生活經曆以及思想性格，因此說《棘心》是一本自傳小說，也是作家為她的母親而創作的。蘇雪林在本書的“前言”中寫道：我以我的血和淚，刻骨的疚心，永久的哀慕寫成這本書，紀念我最愛的母親。書中的主人公林醒秋是一位“五四”時代的女性，她内心充滿了痛苦、矛盾、失望和悲憤。她相信科學，卻又皈依宗教；她追求愛情的甜蜜，卻又遵從父母之命。

作家圍繞着這位平凡女性的内心搏鬥展開了一個巨大的社會畫面。其中有頑固家庭的崩潰，有農村民不聊生的慘劇，有少年的愛國悲憤，也有青年男女在追求中的彷徨和苦悶。整個故事貫穿着一條愛的主線，有對母親的愛，對異性的愛，對自然的愛。作家在《自序》中寫道：該書的主旨在介紹一個生在中國政局蛻變時代，飽受“五四”思潮，以後畢竟皈依了天主教的女知識青年，借她故事的進展，反映出那個時代的家庭、社會、國家及國際各方面的動蕩變化的情形，也反映出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煩惱苦悶、企求、願望的狀況；更反映出那個時代知識分子對于戀愛問題的處理，立身處世行藏的标準，救國家、救世界途徑的選擇，是采取了怎樣不同的方式。

作品出版後，“綠漪”的名字及其作品引起文藝評論界的關注，賀王波、方英、錢杏郊、草野、王哲甫等人紛紛撰文，對作品的思想内容及表現手法上加以肯定，并指出其不足。雖然評論者的意見不盡相同，但對于小說技巧的批評意見卻是一緻的。文字偏于說理，議論式的叙述常有所見，布局和結構也有些松散。

創作風格

《鸠那羅的眼睛》的創作

蘇雪林在文學方面的創作還有三幕話劇《鸠那羅的眼睛》（1935年11月1日《文學》月刊5卷5期），内容取材于印度文學故事，作家通過深受禮教束縛的青年王子--鸠那羅和其父王、王後的種種糾葛，表明愛情力量的偉大。蘇雪林在此之前從未寫過戲劇，為什麼突然要寫這個劇本呢？她在《我怎樣寫鸠那羅的眼睛》（1936年5月6日《大公報》）一文中說：去年冬天，這個故事又隐隐在我心靈深處呼喚，我想還是把它表現出來吧。不過這個故事用短篇小說體來寫，恐怕不能寫得如何痛快，打了幾回腹稿，總覺不相宜，最後才決定采用戲劇體。我對于戲劇雖然沒什麼研究，為了這好題目，不妨冒一次靈魂的險。

《青鳥集》

（1938年，長沙商務印書館）和《屠龍集》（1941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寫于抗戰的初期和中期。《青鳥集》收集的多是文藝批評方面的文章，其中包括劇評、文評、詩評和畫評，以及蘇雪林對其它作家和作品的評論，因第一篇文章的題目是《梅脫靈克青鳥的眼睛》，故該書取名為《青鳥集》。《屠龍集》寫于抗戰後方--四川樂山，多是作家在艱苦生活中的所見、所聞、所感。作家對戰時生活的動蕩不安、物質的極度匮乏、物價的扶搖直上，以及知識分子階層精神的苦悶和煎熬進行了淋漓盡緻的描寫；但幽默和風趣洋溢在字裡行間。作家說：“若不想出個法子騙騙自己，混過這些讨厭的歲月，不死也得發瘋。”書名取為《屠龍集》，是作家“預先替那猖狂的毒龍畫出了悲慘的結局，……希望明年就是我們偉大的'屠龍年'”（《屠龍集·自序》）。

《蟬蛻集》

（1945年，重慶商務印書館）由幾個短篇曆史小說合集而成，其中多數故事取材于作家的《南明忠烈傳》，成書于抗日戰争取得最後勝利之時，作家以曆史故事，借古寓今，對抗戰中種種醜惡現象，進行無情鞭撻，态度鮮明，筆鋒銳利。她在《蟬蛻集·自序》中說：曆史小說也和曆史一般，其任務不在将過去史實加以複現，而在從過去事迹反映現在及将來。……抗戰時期内種種可惡可悲的現象與過去時代相類似者卻也未免太多了。本書在此等處極力加以揭發，也無非想教讀者觸目驚心，消極的戒懼，起而為積極的矯正與補救。

蘇雪林在自己寫作的同時還不斷關注同時代作家的創作情況，寫了《論李金發的詩》《論聞一多的詩》《論朱湘的詩》《沈從文論》《郁達夫論》《王魯彥與許欽文》《多角戀愛小說家張資平》《林琴南先生》《周作人先生研究》《〈阿Q正傳〉及魯迅創作的藝術》《俞平伯和他幾個朋友的散文》《關于廬隐的回憶》《記袁昌英先生》《其人其文淩叔華》《胡适的詩》《我論魯迅》《我所認識的女詩人冰心》等，其中部分文章結集為《文壇話舊》（1969年，傳記文學出版）。從中不難看出，活躍在“五四”前後文壇上的許多作家及其作品，蘇雪林都一一進行論述。由于曆史的原因，或褒或貶，不免失之偏頗，一些過火的言辭也時而流露于筆端。

晚年生活

蘇雪林晚年寫了大量的個人生活及寫作回憶錄，計有《我的生活》（1967年，文星書店）《己酉自述--從兒時到現在》（1969年4月15日《國語日報》）及《歸鴻集》（1955年8月，暢流出版社）。她的回憶筆法極其細緻入微，兒時影事，寫得真真切切、栩栩如生，令人看後，覺得蘇雪林确是一位記憶超常的人。

“教學相長”是蘇雪林幾十年教書生涯體會最深的一句話，她的許多學術性文章都是課堂教學的成果。她在繁忙的教學之餘，還将一些講稿在深入研究的基礎上整理出版，如《遼金元文學》（1933年12月，上海商務印書館；1939年、1964年再版）《唐詩概論》（1933年，上海商務印書館）《中國文學史》（1980年，台中光啟出版社）。在授課之餘，從事學術研究，是蘇雪林的極大樂趣，正如她在《談寫作的樂趣》一文中說：“這一類心靈探險時沿途所拾攝的奇珍異寶，令人精神鼓舞，勇氣倍增，覺得為這個研究犧牲一切都是值得的。而且這種寫作的樂趣，真是南面王不易也！”

與魯迅的論戰

對魯迅的崇拜

蘇雪林性格中常常顯露出“善争辯”的特點，她曾幾次主動在現代文壇上展開論争。從三十年代開始，她撰文參與關于李金發象征派詩的争論，與覃子豪先生展開了幾個回合的讨論。接着又在《鸠那羅的眼睛》出版後，與向培良先生關于戲劇的布景和舞台上的表演等問題展開讨論，寫了《演劇問題答向培良先生》（1935年4月16日《武漢日報》）。這些讨論和論争主要是集中在如何看待和評價文藝作品問題上，限制在文藝本身的範圍内，可以說是學術之争，并且是雙向的，有來有往。而蘇雪林對魯迅的論争與上述情況則迥然不同，從表面上看似筆墨形式，但内容的實質卻完全脫離學術，成為一種政治上的對立狀态，而且是單向的，有來無往。

因魯迅已于1936年10月19日病逝，而蘇雪林對魯迅的敵對态度，卻是在魯迅病逝後的一個月内開始的。蘇雪林反對魯迅的時間之長，發表文章之多，在曆史上是少見的。她對魯迅的看法從贊頌到反對也是衆人皆知、舉世矚目的。早在二十年代蘇雪林與魯迅并無積怨，1928年她曾與魯迅共同參加過北新書局老闆李小峰舉辦的宴會；1929年5月蘇雪林在《寫在（現代作家）前面》一文中稱魯迅是“中國最成功的鄉土文學家”。以後在《周作人先生介紹》中對魯迅及其《阿Q正傳》的評價是：“對中華民族病态具有深刻研究的”，“立下了許多脈案和治療之方”。

1934年冬，她發表了《阿Q正傳》及《魯迅創作的藝術》（《國文周報》11卷14期），對魯迅小說的創作藝術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對魯迅的兩本小說集《呐喊》和《彷徨》評價說：“兩本，僅僅的兩本但已經使他在将來中國文學史占到永久的地位了”。該文中将魯迅小說的藝術特點概括為三：“第一是用筆的深刻、冷峻……；第二是句法上的簡潔峭拔……；第三是體裁的新穎獨到……。”直到六十年代後期，蘇雪林寫作的《我對魯迅由欽敬到反對的原因--魯迅逝世三十周年紀念》（收入《文壇話舊》）一文也直言不諱地表達了她對魯迅的欽佩之情：《阿Q正傳》可真把我們鬧瘋狂了，大家抱着讀這一篇，讀後又互相批評。當時我們歡喜的隻是文章裡的幽默與風趣，……我讀了周作人的評價，對《阿Q正傳》始獲得深一層的看法，更覺得這篇小說的價值之高。

對魯迅的批評

魯迅去世時，蘇雪林對魯迅進行了激烈的攻擊，她寫信阻止蔡元培擔任魯迅治喪委員會成員，稱之為“玷辱士林之衣冠敗類，廿五史儒林傳所無之奸惡小人”，“盤踞上海文壇時，密布爪牙，巧設網羅”，“文網之密，勝于周來之獄，誅鋤之酷，不啻瓜蔓之抄”。

由欽敬走向反對的原因

那麼，是什麼原因促使蘇雪林對魯迅突然由欽敬走向反對，乃至敵對的态度呢？她在同一篇文章中說：“什麼時候對他觀感幡然轉變呢？那就是女師大風潮以後。由于蘇雪林與魯迅對女師大校長楊蔭榆女士在女師大風潮中的所作所為看法截然相悖，繼而牽涉到對支持楊蔭榆的教育部長章士钊的态度也産生分歧。随着時局的變化，蘇雪林與魯迅在思想上的分歧愈來愈大，其言辭也愈來愈激烈，真可謂“嬉笑怒罵，兵戈相見”。蘇雪林于1936年11月12日寫了《與蔡孑民先生論魯迅書》，拉開了她“半生‘反魯’的序幕”。第二天她寫了《理水和出關》，對魯迅進行冷嘲熱諷。又過了四天，即11月18日，她寫了《與胡适之先生論當前文化動态書》（發表于1937年《奔濤》創刊号）。

蘇雪林在該文的《自跋》中寫道：“以魯迅一生行事言之，二十四史儒林傳不會有他的位置，二十四史文苑、文學傳，像這類小人确也不容易尋出”。從1936年秋末至1937年春，蘇雪林連續寫了多篇文章《說妒》《富貴神仙》《論偶像》《論誣蔑》《論是非》《過去文壇病态的檢讨》《對（武漢日報）副刊的建議》《論魯迅的雜感文》等，發表于成都《軍中文藝》（署名“野隼”）《武漢日報·鹦鹉洲》《文藝》民族專号、《奔濤》等刊物上，無論從内容及語言上看都十分激烈，較之前兩篇有逐步升級之勢。1949年，蘇雪林到台灣後，國共兩黨處于敵對狀态，蘇雪林對魯迅的态度便可想而知了。從五十年代開始，不停地撰文，繼續她的“‘反魯’事業”，寫了《對戰鬥文藝的我見》《琵琶鮑魚之成神者--魯迅》《新文壇四十年》《魯迅傳論》上、下等，于1967年将大部分文章結集出版《我論魯迅》（愛眉出版社）。

該書出版時，蘇雪林稱“半生的‘反魯’事業，……以後我不高興再理會了”。《我論魯迅》加上附錄共收集十八篇文章，她在《自序》中談到了出版此書的目的。我為什麼要在這時出版這本集子？其一、人家想必都知道蘇雪林是反對魯迅的。“反魯”幾乎成了我半生的事業，但為什麼要反？究竟是怎樣反法？則好像是沒有人能知道清楚。……因為這本書代表我個人對魯迅的“觀察”、“感想”、“評價”。其二、今年十月十九日是魯迅逝世三十周年，……我既是反魯的人，也應該寫一點，所以一口氣竟寫了一篇兩萬七千字的《魯迅傳論》和《我對魯迅由欽敬到反對的原因》。其三、我見台灣論壇近年“捧魯”有漸成風氣之勢，已有人呼喊在台灣重印魯迅著作了。但我擔心魯迅偶像又将在台灣豎立起來，魯迅崇拜也将在台灣日益推廣。語言清楚、明白、毫無遮掩，蘇雪林與廣大讀者也算是坦誠相見，從中不難看出她的“勇氣”和“膽量”。

從梁實秋、蘇雪林攻讦魯迅的一條“罪證”談起。

楓泾杏花坊蔡宏偉。

魯迅活着的時候，一般人是不敢與之對壘的。有着清華及留美資曆的梁實秋算是一般之上的，故而有幸在魯迅活着的時候與之走上幾個回合，結果弄得心有餘悸，到1964年寫《關于魯迅》時還有些忐忑不安。直至梁去世，他對先他去世的魯迅的評價，始終保持在當日論戰時的态度，并無變本加厲的言辭。從這一點來說，梁不失為一位君子。

蘇雪林就不同了。魯迅活着的時候，她似乎無機會應戰。畢竟她隻是一個誕生于溫州瑞安縣衙裡的安徽女人，留洋時盡顧談些不着邊際的戀愛，回國後自家婚姻又有點問題。雖是胡适的學生，有塊金字招牌挂着，但在社會上混畢竟有些力不從心。所以蘇雪林攻讦魯迅的話，幾乎都說在魯迅去世之後。魯迅聽不到，也無法反擊。

不過，梁實秋、蘇雪林在攻讦魯迅的言辭中，有一條“罪證”卻是不約而同加以援引的，那就是魯迅的工作環境的多變。換句話說，他們異口同聲地認為頻繁“跳槽”說明魯迅的性格有問題，與同事關系搞不好。梁實秋還隻是提到魯迅性格的缺陷，認為他為人偏激，易感情用事，易被人利用。弦外之音，尚有憐惜之意。蘇雪林攻擊魯迅人品有問題，故不為周圍環境所容納。

蘇雪林“反魯”原因說法很多，有人說魯迅曾經冷落過她，蘇雪林自己在《關于我的榮與辱》一文中也證實了這個說法：有一回上海北新書局老闆李小峰先生為聯歡起見，宴請曾在他書店出書的文人，魯迅與林語堂先生齊出席，我亦敬陪末座。我對魯迅固極冷淡，他對我也昂頭天外，不屑理睬。這次會面也出現在魯迅日記中，記載的悅賓樓宴飲。

人物評價

蘇雪林的學術研究，大量的時間花在考據上，多年來她在枯燥、乏味的考據中，得到了比寫作還大的滿足。她說：“這是一種發現的滿足”。蘇雪林的第一本學術考據著作為《李義山戀愛事迹考》（1927年，北新書局），後改名為《玉溪詩謎》。她考據李義山戀愛事迹的初衷和過程是“我對李義山的詩，素來沒有大研究過。偶然讀到《聖女詞拟意》等篇，疑惑義山有和女道士宮嫔戀愛的事迹，因此引起我研究他的詩集的興味。陸續考證，不意競積成了一本四萬餘字的小冊子。”接着，她于1938年出版《蠹魚集》（長沙商務印書館）和《試看紅樓夢的真面目》（1967年，文星書店）。

屈賦研究是蘇雪林半生的事業，從1943年應朋友衛聚賢之約為《紀念吳稚晖先生八十誕辰學術論文集》寫稿《天問整理的初步》開始，到1973年出版《屈賦新探》（台北廣東出版社），曆時三十餘年，寫作六七十篇文章，成為蘇雪林“屈賦研究”系列。她繼承前人研究成果，借鑒前人研究方法，從東漢的楚辭研究家王逸到現代的陸侃如、遊國恩、聞一多、徐嘉瑞等人的論著，她都作為一家之言，細細地讀。蘇雪林對屈原及其作品的研究計劃宏大精深，她的研究可分為三個曆史階段，第一步從研究《天問》中的神話及與舊約創世紀的關系開始；接着研究《九歌》中十神問題；在此基礎上對世界有關文化與屈原作品的關系進行了更為廣泛的研究。

蘇雪林在《我研究屈賦的經過》（1962年7月《作品》4卷1期）一文中談到她研究屈賦的特點時說：第一，我發現了世界文化同出一源，中國文化是世界的一支。第二，我研究屈賦竟得到一個“一以貫之”的方法。用這個方法不但能把中國許多雜亂無章的文化分子整理成一種秩然有序的系統，而且也能把世界文化整理出一個頭緒來。第三，我主張經史子集打成一片，不但藉以解決屈賦問題，竟可藉以貫穿我國古書的脈絡。第四，官方文化與民間文化揉合一處，始可窺見中國文化的全貌。從中，不難看出蘇雪林的屈賦研究方法有其獨特之處，正如糜文開在《屈原研究的新發展》（1954年10月18日香港《祖國周刊》90号）一文中所說：“蘇女士的屈賦研究，竟從發現一些礦苗，挖出‘先秦時代外來文化考’的大礦藏來，而這大礦藏竟又連通着‘世界文化同源說’的更龐大的世界礦藏的。這不可不說是一個驚人的大發掘。”

蘇雪林是一位不辭勞苦、努力探掘的“采礦人”。其它創作及專著尚有短篇小說《天馬集》《雪林自選集》《秀峰夜話》、散文集《三大聖地的巡禮》《歐遊攬勝》《眼淚的海》《人生三部曲》《閑話戰争》《風雨雞鳴》，專著《論中國舊小說》《二三十年代的作家與作品》，舊詩詞《燈前詩草》及雜文《猶大之吻》等近五十種。

蘇雪林的兩種姿态

上世紀初的中國現代時期出現了很多各具性情、頗有性格的才人異士，蘇雪林即是其中之一。著名的傳記作家石楠稱蘇為“另類才女”，蘇雪林在一百零三年的歲月中留下了方方面面的印迹，生活中有傳奇，創作和學術研究方面有建樹。圍繞着她既有輝煌的光圈，也有對她的強烈批評、反擊甚至謾罵，在一個人身上，集合着如此多的贊譽與批評，令人矚目，又矛盾重重。

蘇雪林的創作非常豐富，廣泛涉及小說、散文、戲劇、古典詩詞和繪畫領域，自傳體小說《棘心》和散文集《綠天》使她一舉成名，此後她一直筆耕不辍。她的文字恰似湖水澄澈、明朗又兼及柔媚，她的文本充滿童心和對大自然的熱愛以及對母親形象的讴歌。但實際上，這表面上的陽光燦爛是她希望和幻想的織物。正如她在自傳中所說的那樣，雖然她在和夫君張寶齡新婚燕爾之際寫出了美文《綠天》，但他們的真實情況并非如此，她承認自己加入了一些現實中缺乏的東西，半真半假，是“美麗的謊言”。這種情不自禁的美化是否暗示了一種自欺欺人的自尊、自憐呢？這是她為人和為文的差别。

再者，她的花樣時節正值五四新文化運動，她從中深受震動和熏陶，成長為一個新女性，積極參入社會問題論争，也有追求自己幸福的嘗試。例如由于感到和未婚夫張寶齡性情不合而要求解除婚約，她最終沒有擺脫家庭壓力，而是把自己的愛情塵封，投入了一份無愛婚姻的羁網中。她的婚姻狀況非常糟糕，但她卻執拗地不離婚，因為她有觀念上的潔癖，擔心那會影響自己的形象，這是她所想和所做的差别。

在文藝批評方面，她目光敏銳，能看出許多同時代作家、作品在文學史上的價值，給予中肯的評價，例如魯迅、周作人、戴望舒、李金發、徐志摩、冰心、沈從文等，但是同時，她的筆調又劍拔弩張，偏執苛求。她執著地反對魯迅，但這一事件卻發生在魯迅逝世之後；她對胡适保留一份高山仰止的心緒，卻又在不同場合抱怨自己的委屈或對之過分鼓吹，這體現了她評價尺度的差别。

蘇雪林的多重差别，或隐或現，往往以悖于常理的方式演繹，過激且自負，可以說蘇雪林童年時代的經曆對她的性格形成影響很深。“陳玉玲認為童年是女性心中永遠的鄉愁，追憶童年，成為女性自傳中重要的紀念儀式。因為女性對童年的懷念，源自于‘過去的自我’已與‘現代的自我’分離，而童年被想象為真正擁有自我的一段黃金時光。因此，不論女性是否曾經真正地擁有快樂的童年，童年總是被建構成遠離成人社會的‘烏托邦’，屬于‘過去自我’的天堂。童年的失落和匮乏，成為女性自傳中的‘戀物癖’，惟有不斷地以文字和意象去捕捉童年自我的影像，才可以撫平對童年的依戀”。

蘇雪林的童年是一很好的體現，她像男孩子一樣淘氣好動，讨厭憎恨祖母，和父親關系淡漠，惟一的溫暖來自任勞任怨、和順持家的母親。此種關系形成了她一種特殊的情結，成為她以後行事的一種無意識的根由。如她在自傳中所言，她在讀北京女子高等師範的時候，很羨慕班中同學廬隐的大膽熱烈、潇灑，她則看起來澀讷、羞怯，實際上，她已将自己骨子裡的野性轉換成其樂融融、其趣無窮的童年記憶寄放在内心，因為她的野性的任意行為會帶給親人以傷害，所以她必須壓抑，或者轉向其他方面使之可以舒展，同時，她所圈起的那塊不被侵擾的角落成為她的慰藉。如她所說，“……我便陶醉于如詩如夢的桃色雲霧裡，覺得很可滿足，即不愉快的婚姻對我也就沒甚痛苦”。這靜态的圖像于她心目可見，但在人生的更多事件和選擇面前，她壓抑的野性會迸發出來，以一種挑剔、不滿和攻擊性施于旁人。

蘇雪林在魯迅死後就開始了罵魯，很少學理上的分析，而完全秉持一種修辭上的暴力和意氣的讨伐，将罵人的藝術發揮到極緻。與此同時，她極為依仗胡适，在一些文章中将其樹為楷模，并在自傳中表露出一絲脈脈情愫。這其間的差别，撇開因人而異，更大程度上與她背向前者，仰望後者，故作驚人語、思維好走極端有關。蘇雪林在魯、胡之兩端，極盡其情緒化的表演，失卻了學人的公正。

蘇雪林和魯迅的第一次見面是1928年在北新書局老闆李小峰舉辦的宴會上。本來蘇雪林是帶着熱情和崇拜而來的，但是卻受到了魯迅的冷遇，據她的自傳回憶說，魯迅的态度非常冷淡，甚至是傲慢。在這種受挫心理的支配下，人之常情是給自己尋找一個原因，并且大多數情況是錯不在我，而是在于對方吹毛求疵。在石楠的傳記中，蘇雪林找到了這樣的理由：可能是由于她在陳西滢主編的《現代評論》上發表過文章，而魯迅有點恨屋及烏，所以，就連帶對她一起讨厭起來了。此語對蘇雪林來說也是猜測，我們更不能多言。蘇雪林和魯迅的一次很鮮明的沖突還發生在女師大楊蔭榆的事件上。魯迅支持學生運動，對他的學生劉和珍等人在此風波中的犧牲極為悲痛；而從蘇雪林的自傳中，可以看出她對楊蔭榆是非常尊敬的。他們各有立場，但在蘇雪林看來，魯迅如此反應在于他因這事丢官去職而心存不滿。

是非不能臆度，但另有一事可以對蘇之性格做一參考。在蘇雪林的自傳中，她寫下了對留法期間發生的一件事情的忏悔。那是留學法國裡昂中法大學的時候，他們以吳稚晖在經濟上實行不平等待遇而對其進行責難、捉弄和攻擊，實際上，這并不是他們的誤會，而是他們自己背信棄義，違反了最初的協議。盡管吳稚晖一直為他們操心費力，但還是被驅離了學校。在這一事件中，蘇雪林也加入其中，展現了一次可畏的青年暴力。蘇雪林在自傳中進行了反思：“我們竟以自己一念之私當作熱烈悲壯争公理的舉動自鳴得意。我那時隻覺得我們是百分之百的有理，并不以自己食言背信為恥。當時不肯簽名鬧事者，則視之異類，為寇仇，不以人齒。這才知青年的正義感和奮鬥的熱忱是可以誤用的，自由權利濫用，也是非常危險的。”可見，當局者迷，誤會或錯誤的知曉大多存身于對事件的回溯中。那麼，這兩件事能否作為蘇雪林罵魯的鋪墊呢？

“但胡先生之逝，舉國同聲悲悼，無論識與不識，莫不傷痛，這種情感，出于自然，誰也沒有勉強他們，我以為這便可以證明胡先生的偉大。”蘇雪林在她的自傳裡如是說。但是魯迅逝世後，蘇雪林對廣大文藝界和知識界對魯迅的熱愛和悲痛卻感到憤怒，她在朋友面前說：“這悲聲，這震撼，就像天外忽然飛來一顆行星，撞碎了我們的月亮，又好像太平洋一夜間突然幹涸見了底那樣驚慌不已了吆。”為什麼如此類似的情形就不能證明魯迅的偉大了呢？蘇雪林對這兩者不同的态度是否反應了某種無意識的東西？

按照由弗洛伊德開創的精神分析理論來看，男孩和女孩在俄狄浦斯階段前期對母親都有一種眷戀和占為己有的欲望。但随着父親角色的介入，男孩會壓抑下自己的欲望，認同父親所代表的符号秩序，女孩一般也會傾向于父親一邊，或者把興趣投向與父親一樣的男子，也就是形成她們對異性的愛戀。對蘇雪林來說，在父親膝下承歡的記憶幾乎沒有，如她所說，甚至一聽到父親的聲音，就會躲藏起來。她父親不近人情的形象，首先割斷了她向這個父親秩序的靠攏，其次使她對這個秩序的冷漠、灰暗、堕落、萎靡産生畏懼和反感。

而魯迅則是另一種意義上的父親，他在文學界和青年群體之間具有巨大的号召力。在此前，蘇雪林是想把魯迅當作一位父親來尊重的，但沒有想到受到了後者的冷遇，隻好将此事壓抑下來，但不平之心總是潛伏的。盡管她在1934年寫的《〈阿Ｑ正傳〉及魯迅創作的藝術》一文中對魯迅的作品作出了很高的評價，認為魯迅憑借《呐喊》和《彷徨》就可以在中國文學史上占到永久性的地位，他的《阿Ｑ正傳》寫出了中國人的劣根性，蘇雪林并對其進行了引申性的闡發。但她後來也說，當她年紀更大一些的時候，對阿Ｑ的認識卻“甚以為悔”，認為魯迅眼中隻有猥瑣的人格，而沒有注意到曆史中不乏氣質昂藏者。蘇雪林本來已經将骨子裡的野性貫注到創作和學術研究中，也就是她高要求的在别處的生活，但是卻沒有得到魯迅這位文壇泰鬥的認可，向父親秩序的靠攏再次遭受挫折。所以，在蘇雪林緻蔡元培不要參加魯迅治喪委員會的信中，她主要攻擊魯迅蠱惑青年、拉幫結網就不是偶然的了，因為她就是作為一個青年而隔離于其外的。

另外，魯迅受尼采影響頗深，所以，他的言行體現出一種不息的強力意志，為了和黑暗社會徹底決裂，為了喊醒鐵屋子裡人，他擲出了匕首和投槍，尖刻、無情。連魯迅自己也說他自己身上充滿了鬼氣和毒氣，為了促成新生，他甯願背上毀滅的惡名，他要把一切無價值的東西撕破給人看，而這些無價值的東西在蘇雪林那裡是生活的實在界，是她的一生都刻意回避的東西。在她的作品中也有對悲慘人間的描寫，她總是堅持視線所及的原則，就像她對郁達夫、沈從文的作品不予信任一樣。正因為是視線所及總在父親秩序之外，所以她的結論也就止于其外，止于一種道德的觀感。

因而，在她緻蔡元培的信中，她糾纏于魯迅腰纏累累，治病則谒日醫，療養則欲赴鐮倉。在對郁達夫的評論中，嘲諷他一邊哭窮，一邊留戀風月，最後還滑稽的把個人性壓抑冠以祖國貧窮的理由。她抨擊沈從文、張資平等人傳播堕落的浪漫，将文學為人生的大用進行了扭曲，以淫靡、浮濫的描寫腐蝕青年的心靈，使他們終日纏綿歌哭，忘卻國事和社會。實際上，她不知，事實已是如此，此時道德的呼籲遠不如尋找何以至此的原因更為重要。

正是由于這樣執著，她做出了道德的表率，她在抗戰的時候将自己的五十兩黃金捐獻了出來。她的生活是極為儉樸的，從抗戰時期的自己動手豐衣足食，到後來和她的姐姐相依為命的拮據，她都沒有吐露怨言。同時，她對魯迅的攻擊就始終處于道德的層面上，借助于修辭的力量，在漂浮的能指下面什麼都沒有觸及，正如胡适對她提出的批評所言，“我同情你的憤慨，但我以為不必攻擊其私人行為……我們盡可以撇開一切小節不談，專讨論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麼，究竟經過幾度變遷，究竟他信仰的是什麼，否定的是什麼，有些什麼是有價值的，有些什麼是無價值的。如此批評，一定可以發生效果。餘如你上蔡公書中所舉……皆不值得我輩提及。至于書中所雲‘誠玷污士林之衣冠敗類，二十四史儒林傳所無之奸邪小人’——下半句尤不成話——一類字句，未免太動火氣，此是舊文字的惡腔調，我們應該深戒”。

總之，她小時候野丫頭的瘋鬧記憶構成了她和父親秩序之間接觸的原型，從她對上述以魯迅為首的諸位作家的抨擊可以看出她童年的野性未馴的另一種形式的顯露。與此同時，由于向父親靠攏的受阻，她持續了對母親的依戀。在她的自傳中寫道，每個人，隻要不是白癡或怪物，都會有愛情存在和愛情寄托的對象，“小孩愛情的對象是父母，少年愛情的對象是情人，中年愛情的對象是兒女或者是學問和事業”，而她“愛情的對象除了母親，也更無第二個了”。母親的呵護和美德被她作為了父親秩序的替代，所以，她可以對有名無實的婚姻和不解風情的丈夫淡然處之，并和姐姐保持了親密的關系。

同樣，她對胡适的好感就可以理解了。蘇雪林在上北京女子高等師範的時候，胡适給她們上過課，他上課的風采深深吸引了她，偶爾的幾次見面給她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蘇雪林在她的自傳中多次寫到她在胡适面前的一種莫名的感覺：在胡适招呼她共享茶點的時候，她竟然羞怯地走掉了；在胡适家的客廳裡對坐的時候，她竟然覺得有種受寵若驚、亦幻亦真的恍惚；她是一個感情比較麻木的人，但在胡适逝世後，她竟然悲痛至極，連自己都不能理解那種奇異的經驗……在讀這些文字的時候，竟能感到一種甜甜的愛情的味道。盡管蘇雪林不鹹不淡地維持着和張寶齡的婚姻，實際上，她已經将愛情的重心轉移，轉換成一種柏拉圖的愛戀。胡适的寬容和魯迅的傲慢形成強烈對比，她在胡适那裡看到了自己的鏡像版。

在他那裡，她發現了自己的女性性質的一面，一個還可以做夢的正常女性。她接受了已經将野性壓抑起來的現在的形象，并對胡适進行了誤認，将其誤認為父親之外的另一個男性形象，這種誤認使她對胡适充滿了感激和仰慕。在自傳中，她說她自己會美化自己，連帶美化他人，因為她實在太自愛了，患了一種自戀癖，所以，此時的胡适是被美化了的胡适。但是當胡适對她抨擊魯迅的過激提出批評的時候，她的誤認被驚醒：胡适的平和穩健與她骨子裡的野性不和，于是，她沒有接受胡适的批評，并照例将緻蔡元培的信發表了出來。

蘇雪林作為一位女性知識分子，有着隐秘的不可測度的内在世界。從她一生的行為蹤迹來看，她既有愛的方向和舉動，又持一股好鬥争勝的勁頭，表現為一種異類性情，所謂“另類才女”，也隻是一種說法罷了。對于蘇雪林這樣傳奇式的人物，哪一種讀法，都當不得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