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關概念
綠色GDP核算中主要涉及的幾個基本概念有：綠色GDP總值、綠色GDP淨值、資源成本和環境成本。
綠色GDP是在傳統國民生産總值的基礎上，考慮了環境成本和資源成本。因此，環境成本和資源成本的計算成為可持續收入計算的關鍵所在。
總值
綠色GDP等于GDP扣減具有中間消耗性質的自然資源耗減成本。
淨值
綠色GDP淨值等于綠色GDP減去固定資産折舊和具有固定資産折舊性質的資源耗減和環境降級成本。
資源成本
資源成本又稱自然資源耗減成本，是指在經濟活動中被利用消耗的價值。根據自然資源的特征，有些自然資源具有一次消耗性質，如不可再生的礦産資源、部分可再生的森林資源（用材林）和北方及西部的水資源，這些資源的使用為資源耗減成本，具有中間消耗的性質。有些自然資源具有多次消耗性，如土地資源、部分可再生的森林資源（特用林、防護林或原始森林等）和南方的淡水資源，這些資源多次消耗的使用類似于固定資産使用的性質，其資源耗減具有“固定資産折舊”的性質。
資源成本的計算相對會比較簡單。每年的資源消耗量可以從統計年鑒裡得到曆史數據，然後再加上每年的資源價格，就可以計算出消耗的資源貨币量。
其實資源成本的計算并非如此簡單。前述方法隻能用于計算可耗竭資源，而且沒有考慮貼現率。資源價值或使用成本的計算首先要區分可耗竭資源和可更新資源，兩種資源的生命周期是不同的，由于可更新資源的生長特點決定了它的最佳開采期，可耗竭資源的探明儲量和市場需求之間也可找到最佳開采路徑，二者都是要經曆較長周期的，所以必須引入貼現率指标，才能計算出合理的價值或成本。
環境成本
環境成本又稱環境降級成本，是指由于經濟活動造成環境污染而使環境服務功能質量下降的代價。
環境降級成本分為環境保護支出和環境退化成本，環境保護支出指為保護環境而實際支付的價值，環境退化成本指環境污染損失的價值和為保護環境應該支付的價值。自然環境主要提供生存空間和生态效能，具有長期、多次使用的特征，也類似于固定資産使用特征。這樣，由經濟活動的污染造成環境質量下降的代價即環境降級成本，也就具有“固定資産折舊”的性質。
人類對環境資源的利用，一方面要看作是一種有償的成本投入，另一方面，其利用的價值量可近似地轉換為用環境污染造成的經濟損失（以下簡稱環境污染損失）來代替。但到目前為止，不論在概念上，還是在估算方法上國内外均采用環境質量變化造成的經濟損失（以下簡稱環境質量損失）來作為利用環境資源的替代價值量，并常常把環境污染損失與環境質量損失混為一談。實際上，這兩個概念是有嚴格區别的，在量值上也是完全不同的。
另外，将環境質量恢複到某一環境标準水平所投入的污染治理費用以及環境建設費用也必須考慮在環境成本估算指标體系之内。
綜上所述，可歸納出進行環境成本估算的22項主要指标。這些指标構成了一個區域環境成本估算的指标體系如表2。指标體系中每一具體指标稱為成本指标。與成本指标相關的主要污染指标稱為污染指标。
因此，環境成本的計算需要有較詳細的環保方面的曆史數據方能進行。在不能有效獲得數據的條件下,聯合國的在對一些國家進行環境估算時常常按照“環境投入應當是上年GDP的0.5%-1.5%”的比例進行，但中國的經濟發展過快，而且在環境問題上曆史欠帳太多，環境污染所造成的損失也要大得多。根據我國一些權威環境專家和學者的測算結果，我國自1990年來平均每年的環境污染大約在2830億左右，筆者根據這一結果結合1997-1999年的GDP進一步推算出環境污染的占GDP的比例應為2.8%-3.8%左右，人均環境污染占人均GDP的比重為2.5%-3.5%。
可持續收入
可持續收入的發展可以追溯到70年代一些學者提出的經濟福利尺度的概念。自1981年世界自然保護聯盟的報告《保護地球》（Caring for the earth），1987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委員會的研究報告《我們共同的未來》（Our Common Future）中提出“可持續發展”思想以來，人們關注的焦點從整體福利更加集中于環境資源問題上，随之由世界銀行在80年代初提出的“綠色核算（Green accounting）”，以及随後提出的“綠色GNP/可持續收入”概念迅速為人們所接受，并逐步成為衡量發展進程、替代傳統宏觀核算指标的首選指标。
作為評價“可持續發展”進程的綜合指标及“可持發展”思想的産物，“可持續收入”或稱之為“綠色GNP”被界定為：在不減少現有資本資産水平的前提下所必須保證的收入水平。這裡，資本資産包括人工資本（産房、機器及運輸工具等）、人力資本（知識和技術）以及環境資本（礦産、森林及草原等）。
生态印迹
1996年沃凱納捷爾（Wackernagel）等人提出了“生态足迹”度量指标（ecological footprint）。
1997年Constanza等人首次系統地設計了測算全球自然環境為人類所提供服務的價值“生态服務指标體系”。他們把全球生态系統提供給人類的“生态服務”功能分為17種類型，把全球生态系統分為20個生物群落區，因此計算了“生态服務，價值與全球國民生産總值(GDP)之間的比例關系(1：1.8)。該指标體系的提出，對更加深刻理解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揭示可持續發展的本質内涵，具有科學探索的價值。
實踐措施
上世紀90年代初，隻有挪威要求在财會年報中披露企業對環境的影響及其采用的計量方法。然而不到10年，許多國家已非常重視綠色GDP的實施，即從GDP中擠出水分——環境污染負債、生态赤字和資源損耗等，如建設一個工廠需砍掉一片森林，那必須在另外一處種活同一片森林，才允許開工。
又如排污收費（治理污染的費用）在許多國家也很健全。澳大利亞等國進口我國的彩電、冰箱，洗衣機時，要加收垃圾處理費。因為這些物品最終将變成垃圾，需要處理，否則就污染環境。這其實是一種生态環境補償。
綠色核算就是把資源環境資本納入國民經濟統計和會計科目中，用以表示社會真實财富的變化和資源環境狀況。“可持續發展”是其出發點和落腳點。英國經濟學家沃夫德曾尖銳指出：一個國家如果隻有物質資本增加而環境資本在減少，總體資本就可能是零值甚至是負值，發展就是不可持續的。比如，沿淮河曾建有一千五百多個小造紙廠，其産值給當地GDP帶來增長的業績。但小造紙廠造成的污染使沿河流域1.2億百姓喝不上淨水。如果治理就要花錢，但GDP中卻沒有體現。
2002年4月，世界發展中國家可持續發展峰會在阿爾巴尼亞召開，會上牛文元教授用“綠色GDP”的理論來解釋可持續發展，把它化解為5個指标：①單位GDP的排污量；②單位GDP的能耗量；③單位GDP的水耗量④單位GDP投入教育的比例；⑤人均創造GDP的數值，創造越高，說明社會越發展。這5個指标被與會的一百多個國家接受并作為大會宣言發表。這5個量化的指标，讓我們對挂在口頭上多年的可持續發展的含義有了真正的理解，對實現可持續發展有了實實在在的探索性标準。
我國現狀
面臨問題
在過去的二十多年裡，中國是世界上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也是世界上國内儲蓄率（指銀行儲蓄額占GDP的百分比）水平最高的國家之一。世界銀行的統計顯示,從1978年以來，中國平均GDP增長率達到9.83%的高速經濟增長在全球206個國家和地區居于第2位(僅次于非洲資源國家博茨瓦納)。但是，由于中國資源的浪費、生态的退化和環境污染的嚴重；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名義國内儲蓄率”的真實性。換句話說，中國國内儲蓄率中的相當部分是通過自然資本損失和生态赤字所換來的。中國經濟增長的GDP中，至少有18%是依靠資源和生态環境的“透支”獲得的。而資源和生态環境的惡化又使真實儲蓄率下降。
面對這一緊迫課題，中國學者并未等閑視之，多年來一直在潛心研究。中科院可持續發展戰略首席科學家、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組組長牛文元教授指出，從政府層面上，我國國民經濟核算的理論與實踐大緻經曆了4個階段；1951－1981年實行的是物質産品平衡表體系：1982-1991年為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階段：1992-1995年正式啟用市場經濟核算體系；1995年至今，初步進入“綠色GDP”階段。在現階段，國家制定的能源價格、資源價格、環境價格、生态補償規則、企業成本核算、綠色稅費額度、世貿綠色仲裁等，都要以綠色會計制度為依據。在學者專家的努力下，我國巳開始啟動“綠色核算”的準備工作。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土地荒漠化速度加快，造成水土流失和沙塵暴由西向東不斷蔓延，但這些在GDP中沒有反映。阿聯酋等國家靠出賣石油、木材等資源維持GDP增長。若幹年後，資源賣光了，又會怎樣呢?這樣的GDP能是社會實際财富和社會生産力發展的反映嗎?
總之，從社會角度看GDP，它将積極産出和消極産出一視同仁地算在經濟指标之中。例如，教育、服務于老人、小孩的勞務所得與制造武器、香煙等具有同等價值。從環境角度看，它把自然資源當成了自由财富，随意掘取和使用，而對資源耗竭及經濟活動造成污染帶來的資源質量下降卻沒有考慮和反映。從經濟角度看，它隻記錄可見的，可以價格化的勞務，而諸如家務勞動、婦女生育、志願者服務等對社會非常有貢獻的非市場經濟行為，卻被摒除在外，部分或全部地忽略。
我國環境污染的種類主要有水體污染、大氣污染、固體廢棄物污染、農藥污染和噪聲污染5種。其中，水體污染造成的損失主要有人體健康和勞動能力的損害、農作物的損失、畜牧業損失、漁業損失、工廠停工停産損失以及工業用水處理費用的增加。大氣污染造成的損失主要包括人體健康的損害，二氧化硫、氮化物對農作物的損害、酸雨對森林的損害、酸雨對建築材料及建築物的腐蝕損害、城市家庭衛生清潔所增加的費用。固體廢棄物造成的損失主要是占用土地。其中風化和燃燒對大氣環境以及雨水淋浴對水體環境所造成的危害已包括在前兩項中。農藥污染所造成的損失主要是有機氯化物對農作物的污染。噪聲污染帶來的損失主要是對人體神經系統的傷害以及噪聲引起的突發性心髒病死亡的損失。還有因各種環境污染引起的環境糾紛損失等。
改進措施
我國在國務院的統一規劃和組織下，2000年以後開始了大面積退耕還林、還草和生态移民等工作，同樣屬于生态補償的一種形式。
我國已經“入世”，與世界經濟正在接軌，“綠色核算”便是接軌的保證之一。“綠色核算”在我國的準備工作啟動已兩年了。宏觀理論在國際上已處于先進水平，微觀制度的實施還要有一個過程。有國家、政府的重視，相信在不遠的将來，更多的企業。将會以綠色會計報告呈交，我們的國家将會以“真實GDP”與世界經濟接軌。
中國在竭力應對經濟高速發展帶來的環境後果，這引起了不少關注。據說，有10個省已在嘗試測算并報告“綠色GDP”。“綠色GDP”是中國最新五年規劃的中心，節約、環保的經濟增長是其首要任務。據估計，中國每單位GDP能耗是美國的3倍、日本的9倍。中國政府希望将能源密集度在5年裡降低20%，即便對計劃經濟而言，這也實屬不易。那麼，中國何以實現其目标呢？
首先，鑒于中國在蒙特利爾會議上的聲明，中國應考慮貫徹《京都議定書》的規定，盡管作為附件一以外的國家，中國沒有這種義務。如此一來，中國将承認其作為全球第二大二氧化碳排放國的責任，這也許比人民币升值更重要，而這些措施對于自我生存也是必需的。了解政策讨論的駐華專家表示，中國已預測了未來50年的能源選擇，根據《京都議定書》控制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很明顯，這就是為什麼中國在蒙特利爾宣布，它已經在削減溫室氣體，并承認其空氣污染的嚴重程度。
第二，中國可建立一個内部排放交易機制，按中國自己的規則運行。該機制在珠江三角洲和香港試點後，其規模可能在10年内發展為全球最大。
第三，中國的汽車引擎必須實現飛躍，先使用混合動力，然後使用氫燃料。中國的汽車增長預測讓人瞠目，這或許使中國成了唯一能使這些技術在經濟上可行的國家。比如可以通過一項方案，讓公交車和政府車隊采用這些技術，或向購買這些車的車主提供稅收減免，或兩種方法同時采用。
第四，中國應通過已融入中國經濟和生活方式的各種技術，把所有這些都聯系起來。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CCICED)已表明，技術能降低中國的碳排放，同時把石油和天然氣進口限制到占消費的30%。這隻比“一切照舊”的情況多花費3%到5%；而假如“一切照舊”，中國将背負巨大的排放重擔，而且80%以上的石油和天然氣都将依賴進口。把重點放在替代能源上，尤其是潔淨煤(包括煤氣化)上，加上碳捕捉和封存，将有助于降低排放和對進口能源的依賴。
中國也可從日本這個能源利用效率最高的國家那裡獲得啟發。中國的工業巨頭，可與為創新尋求新市場的日本集團攜手。中國最大的汽車制造商一汽已與日本豐田在吉林開始生産豐田的普銳斯(Prius)混合動力中國石油生産商中海油(CNOOC)最近試圖确保長期供應失敗，其中略有絕望意味。為保持經濟增長，中國這條巨龍在尋找越來越多的能源，而能源效率有助于抑制這一情況帶來的社會和地緣政治後果。中國政府着手讓能源價格更加接近市場價值，這也會起到作用。能源利用效率越高，所需的能源就越少，我們為未來的操心也越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