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木蕻良:中國男作家-中文百科頻道

人物簡介

端木蕻良，現當代著名作家、小說家。原名曹漢文，又名曹京平，曾用筆名黃葉﹑羅旋﹑葉之林﹑曹坪等。遼甯省昌圖縣鴜鹭村人。先後畢業于南開大學和清華大學，學生時代即開始創作，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屬于“東北作家群”的文學派别，是東北流亡作家群中的代表人物。

“九·一八”事變以後，東北淪陷，許多富有民族感情的年輕作者相繼流亡到了關内。他們帶着故土陷落、河山破碎的悲憤，廣泛描繪了發生在那片廣漠、肥沃的黑土地上面的苦難與掙紮、覺醒與奮起。因此，他們的作品大都表現了家仇國恨和故土之思的雙重情感。

端木蕻良也一樣，懷着憂郁的心情眷戀故鄉的土地，為人民所遭受的苦難而憤怒。愛與憎交織的思想基調，貫穿于他的主要作品和人物身上。他的作品場面宏偉，筆調細緻，有些細節描寫十分突出；以濃郁的風土人情和方言，渲染出強烈的地方色彩。

早期有些短篇小說，表現手法簡練而含蓄，富有抒情色彩。後期某些長篇小說，過多地追求場景宏大，開掘不深，顯得龐雜，但仍然保持著鮮明的地方色彩。

人物經曆

端木蕻良1928年入天津南開中學讀書，并從事進步學生運動。

1932年考入清華大學曆史系，同年加入“左聯”，發表端木蕻良與蕭紅表小說處女作《母親》。

1933年開始創作長篇小說《科爾沁旗草原》，1935年完成，成為三十年代東北作家群産生重要影響的力作之一。

從1936年至1938年，他在上海和武漢等地從事抗戰文學活動，創作亦走向成熟與多産，計有長篇小說《大地的海》，以及《鴜鹭湖的憂郁》、《遙遠的風沙》等一系列風格獨異的短篇小說，奠定了他在中國現代文壇的位置。

1938年5月，端木與蕭紅在武漢結婚。

1942年蕭紅在香港病逝後，端木旅居桂林，後又輾轉于重慶、上海和香港等地，積極投身于新品有長新品有長篇小說《大江》、《大時代》、《上海潮》、《科爾沁旗草原》第二部和諸多中短篇小說，其中《新都花絮》、《風陵渡》、《紅燈》、《紅夜》、《雕鹗堡》等篇都是有影響的佳作。

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夕，端木從香港回到北京。

從50年代到60年代初，他多次到農村、工廠和部隊深入生活，并創作了《墨爾格勒河》、《風從草原來》、《花一樣的石頭》等大量讴歌新生活的散文作品。

1960年5月，與鐘耀群結婚。十年浩劫後，端木以更大的熱情和更勤奮和更勤奮的創作加入了新時期文學的發展曆程，先後寫出了《懷念老舍》第一批散文和文化随筆，《江南風景》等一批中短篇小說，而尤以長篇小說《曹雪芹》影響卓著。

1979年《曹雪芹》上卷行世，海内外頗多贊譽。

1980年，端木當選為北京市作家協會副主席，1984年當選為中國作家協會理事。

1985年，《曹雪芹》中卷（與夫人鐘耀群合著）出版，在中國國當代文學史上又添重筆。

1996年10月5日，這位跨越現當代文壇的遼甯籍著名作家，因病于北京逝世，享年84歲。

筆名由來

說法一：随養父姓

中國著名國畫師端木夢錫的孫子端木小明說的，内容是說端木夢錫先生曾經和端木蕻良在一次筆會上相遇，因為同姓，所以問及到家世，然後端木蕻良先生說自己本不姓端木，是随養父改的姓，後來用這個筆名發表了短篇小說《鴜鹭湖的憂郁》。

說法二：避免迫害

《閩南日報》2002年10月9日吳桂玲所寫的短文《戰争與作家的筆名》，裡面說由于當時特定的曆史背景，曹京平為了掩人耳目，避免遭到迫害，所以給自己取了這樣一個“既不被人猜疑，又讓人難以模仿的名字。于是，用了‘端木’這個複姓，又把他印象很深的東北紅高粱中的‘紅粱’移作名字。這樣他的名字就成了‘端木紅粱’。可是，他當時身處白色恐怖之中，公開使用‘紅’字，很容易招來嫌疑。所以，他靈機一動，就将‘端木紅粱’中的‘紅’字改為‘蕻’了。但是‘端木蕻粱’又不像人名，就又把‘粱’改作了‘良’。這樣‘端木蕻良’就成了曹京平的筆名”。

人物轶事

感情生活

蕭紅與端木蕻良（以下簡稱端木）是1937年10月在武漢相識的。因為都是東北老鄉，也都是文人，端木與蕭紅夫婦一開始就相處得不錯。據錫金回憶文章所寫的情況看，四人在一起就像兄弟姐妹，又像同志會，同吃同住，關系融洽而随便，經常讨論文學創作、時勢發展，揚言要組織宣傳隊，開辦飯館等。在這段時間裡，蕭紅對端木很有好感，兩人在一些問題上也有相同的看法。端木身材瘦高，穿着洋氣，說話和聲細雨，性格内向，孤傲、文質彬彬，與蕭軍的粗犷、好強、豪放、野氣形成鮮明對比。當幾人在争論問題時，端木一般都站在蕭紅一邊。

端木從不與人發生正面沖突，隻是采取迂回戰術。這些都使蕭紅産生好感。尤其讓蕭紅感到欣慰的是端木“不隻是尊敬她，而且大膽地贊美她的作品超過了蕭軍的成就”。這是其他朋友沒有做過的。過去隻有魯迅與胡風賞識蕭紅的才華，蕭軍嘴上不說，心裡是不服氣的，其他朋友也是如此。因此端木對蕭紅文學成就的贊賞，對蕭紅有特殊的意義，使她感受到來自一個男性的對她才華的贊美。這就使二蕭本已裂痕重重的感情生活面臨着新的考驗。蕭軍本人、蕭紅與端木都敏感地發現了三人之間關系微妙的變化。

蕭紅在臨汾與蕭軍分别後，與端木有了更多的接觸，常常主動找端木談創作，談她的身世。并同塞克等人一起逛西安古城，欣賞碑林書法。兩人有了進一步的了解，但還沒有确定戀愛關系，直到蕭軍又來到西安後，蕭紅提出與蕭軍正式分手時，蕭紅與端木也沒有真正考慮過兩人的關系。這時的端木還從沒有想過要結婚的問題，而蕭紅也還拿不定主意到底怎麼辦。但兩蕭分手後，形勢急轉直下，兩人感情迅速發展。

1938年4月蕭紅與端木到了武漢，5月在武漢舉行婚禮。對于兩蕭的離異，朋友們大都感到惋惜，并且人們大都譴責端木是第三者，其實這是不公平的。蕭紅與端木在兩蕭分手以前的交往沒有超過朋友的界限，隻是在兩蕭分手後，兩人的關系才有了質的飛躍，而且并不是一種少男少女的盲目熱戀，帶有頗為冷靜理智的色彩。當胡風提議讓新娘新郎談談戀愛經過時，蕭紅說：“張兄，掏肝剖肺地說，我和端木蕻良沒有什麼羅曼蒂克的戀愛曆史。是我在決定同三郎永遠分開的時候才發現了端木蕻良。我對端木蕻良沒有什麼過高的希求，我隻想過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沒有争吵，沒有打鬧，沒有不忠，沒有譏笑，有的隻是互相諒解、愛護、體貼。”

但蕭紅與端木結合後，受到許多朋友的非議與疏遠。她感到友情的封鎖，這給她帶來了新的煩惱與苦悶。蕭紅與端木最初結合是有感情基礎的。但兩人性格的差異日漸在生活中顯露出來，互相都會感到失落與幻滅，感情悲劇也就不可避免，蕭紅盡管倔強勇敢，但畢竟需要丈夫的呵護與溫存，況且是在多難病重時期更是如此。而端木從小隻受到别人照顧溺愛，依賴性很強，又是生活能力很差的人，不會也不懂得要關愛呵護妻子，反而仍要蕭紅來為他操心受累。從武漢撤退時，蕭紅讓端木先走他就先走了，在香港蕭紅同意他突圍，他就準備突圍撤離了，他這種隻顧自己的舉動使蕭紅自然感到被冷落被遺棄了。再加上日本侵占香港，庸醫誤診，蕭紅病情惡化等客觀因素。蕭紅終于不幸在1942年1月22日病逝了。

端木在蕭紅去世18年後才續娶鐘耀群為妻，由此可見他對蕭紅的感情還是很深的，他不僅一直保存着一縷蕭紅的遺發，而且經常寫詩懷念蕭紅，這些詩都不是為了發表，隻是表示他心底裡對蕭紅的感情。十年浩劫以後，端木幾乎年年都要自己去廣州銀河公墓，為蕭紅掃墓，自己不能去時就托朋友去，并寫悼詩獻于墓前。

1987年11月4日，端木與鐘耀群一起到蕭紅墓前祭掃并獻詞一首，題為《風入松·為蕭紅掃墓》：生死相隔不相忘，落月滿屋梁，梅邊柳畔，呼蘭河也是蕭湘，洗去千年舊點，墨镂斑竹新篁。惜燭不與魅争光，箧劍自生芒，風霜曆盡情無限，山和水同一弦章。天涯海角非遠，銀河夜夜相望。從中不難看出，蕭紅在端木心底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性格内向孤傲的他隻有用這樣的方式來表達他的思念，他的哀悼，他的忏悔，這的确是感人的。可惜蕭紅再也聽不到了，她注定要一個人走路，這就是一個女性的宿命。

旅居桂林

端木先生旅居桂林期間，創作了大量作品，所以有關端的研究，都把他在桂林這段時間作為重點。端木蕻良在桂林，主要活動内容還是從事文學寫作，大量的創作成果表明，桂林時期是他一生創作生涯的重要時期。

小說創作是端木蕻良的主要創作内容，在桂林，他寫下了大量小說作品。計有《初吻》（短篇小說）、《早春》（短篇小說）、《雕鹗堡》（短小說）、《科爾沁旗草原》第二部（長篇小說，未完）、《琴》（短篇小說）、《紅夜》（短篇小說）、《女神》（短篇小說）、《前夜》（短篇小說）、《饑餓》（短篇小說）、《幾号門牌》（長篇小說，未完），出版了長篇小說《大江》（桂林良友複興圖書印刷公司1943年4月出版）。

《科爾沁旗草原》是端木蕻良早期創作的一部重要的長篇小說。1942年，端木蕻良由香港轉到桂林之後，懷着對遙遠故鄉的的思念情懷，開始續寫《科爾沁旗草原》第二部。這第二部，由于後來未能寫完，也未能印刷成書出版，當時發表于1943年3月至11月桂林出版的《文藝雜志》第2卷第3期至第6期與第3卷第1期上，一共5章，約4萬字。在這5章裡，主要人物是兩個，一個是被一些研究者認為在小說第一部的末尾已被折磨死去的靈子，一個是第一部尚未出場的丁甯的哥哥丁蘭。小說體現了端木蕻良對中國婦女的地位、命運和對人性等問題的思考。

端木蕻良在桂林創作的短篇小說主要有《早春》、《初吻》等。這些作品，寫了一批在家鄉土地上生活的純良美麗的農村女子。端木蕻良在她們身上，寄托了自己對遙遠的眷戀，寄托了自己對災難家園的關切。《初吻》、《早春》兩篇，代表了端木蕻良上世紀40年代小說創作的最高成就。這兩個作品，都是寫的幼年時代的生活内容。小說寫出了一種撩人心魂的情，連同那精美明麗的景物描寫、動人的人物心理刻畫，洋溢出與一般抗戰小說不同的藝術韻味和意境，真正體現出了小說中的一種藝術美，從而成為上世紀40年代中國短篇小說的重要收獲。

端木蕻良在此時期寫的一些神話小說、曆史小說，如《蝴蝶夢》、《女神》、《琴》、《步飛煙》等，也都是以女性為描寫中心的。這些小說，充滿着作者真切鮮明的愛與憎。端木蕻良正是通過對農村青年女性美好形象的塑造，在對她們悲慘身世的記叙中，流露出他對世間美好事物的無限愛戀，對善良者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的。

在桂林，端木蕻良還創作了《晴雯》、《林黛玉》、《安娜·卡列尼娜》（話劇）、《紅佛傳》等劇本；寫有《哀李滿江》、《贈瘦石》、《秋日訪迩冬不遇》等詩作。除以上已發表的作品外，據筆者訪問端木蕻良時了解到，端木蕻良在桂林，還寫有《薛寶钗》（劇本）、《龍女傳》、《三月手記》。這些作品，有的已決定發表，發了預告，後因桂林大疏散，刊物被迫停刊而未能發表。

端木蕻良在桂林還寫了不少文學論文和文學劄記。計有《寫人物——以安娜·卡列尼娜為例》、《曆史劇問題座談》（座談會記錄）、《心浮私記》（劄記）、《論艾青》、《向〈紅樓夢〉學習描寫人物》（論文）、《我的寫作經驗》）等多篇。可以看出，端木蕻良在桂林參與抗戰文藝活動是大量的，寫作成果是豐富的，作品較抗戰前形式更為多樣，内容、題材現擴大了。

風格轉變

思想的提升與創作的轉變

端木蕻良在桂林，是他創作思想得以提升、創作道路發生較大轉變的時期。1942年，端木蕻良來到桂林不久就寫出了《我的寫作經驗》一文，這是他對自己十年來創作的一個總結，文中表達了他極重要的文學思想。他提出了寫小說是一種哲學事業的思想。他說：“文學是因為它們都隐藏着哲學思想。”他認為，區别一流二流小說就在于此。在文學觀上，他開始接受毛澤東文藝思想。

端木蕻良在總結了抗戰前期一些作品隻重視内容而忽略形式的教訓，努力探索“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可以認為，端木蕻良在桂林開始了自己創作中的民族形式的自覺追求，努力探索民族形式，追尋“人民的文學”的創作道路，着力表現鄉土氣息。端木蕻良在桂林曾說：文學“要顧及鄉下人”、文學的未來是“歌頌人民的領袖、人民英雄、各階層人民生活”的“人民的文學”（1943年在“戰後中國文藝展望”座談會上的發言）。他在創作實踐中自覺追尋“顧及鄉下人”、寫出“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的創作路子。寫他熟悉的生活，熟悉的鄉下人。在《科爾沁旗草原》第二部，《早春》、《初吻》等一時期的重要作品中，體現出了他的這種創作追求，這種創作轉變。

創作題材由現實轉入曆史

抗戰前期，端木蕻良在重慶、香港等地寫了反映抗日軍隊以及遊擊隊生活的長篇小說《大江》、中篇小說《柳條邊外》、短篇小說《螺蛳谷》，還有已結集出版的短篇小說集《風陵渡》。這些作品，除了個别篇章外，大多寫的是抗戰全面爆發後全國各地的抗日鬥争生活和大後方的社會圖景，可以看出，它們多是配合抗戰宣傳的急就章。這是抗戰初期救亡工作的需要，也是端木蕻良的熱情所使然，作家是在以自己的筆，服務于抗戰。

1938年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後，由于政治局勢的沉滞黑暗以及國民黨對進步文化事業的限制，生活在國民黨統治區的作家失去了抗戰初期那種深入前線深入民衆的可能，灰暗陰冷的社會氣候使得作家漸漸轉入到曆史中去尋找創作題材。1942年端木蕻良到桂林後，也寫有暴露國民黨黑暗統治的《幾号門牌》，但由于時代和環境的限制，他同樣無法深入前線，也隻得潛入曆史。他在此時寫的《科爾沁旗草原》第二部，雖與抗戰有關，但畢竟不是現實抗戰生活内容的作品。他的《早春》、《初吻》、《紅夜》等，寫的都是記憶中的舊時生活圖景而不是現實生活内容，他的《女神》等曆史小說和《紅樓夢》等劇作，以及他的舊體詩寫作，都體現了他創作上的這種變化。

創作心态由激情宣洩到審美表現

端木蕻良是極富藝術才華的作家。可以認為，在他創作初期寫《科爾沁旗草原》、《憎恨》時，就表現出了較高的藝術才力。但他早期的作品，畢竟是激情多于藝術，1942年端木蕻良到桂林後，相對安定的後方生活使他有時間有精力沉思幾年來的創作路程，他開始注重作品的審美力量，着意追求作品的藝術價值了。他提出了“由美到真”的藝術觀點，他說“藝術的美根植于生活的真”。他在此時期寫的《心浮私記》裡說：“我認為在文學的過程中，從美的角度裡也可以達到真的境界。而達到了真的，它必然是美的。”他還說：美若遊離了真，那種美就失去了健康和價值。他在此時，似乎恢複了1936年寫作《憎恨》那些小說時的藝術視力，在《早春》、《初吻》等小說中表現出來的藝術魅力，令人沉醉癡迷。構思的精巧，情調的旖旎，文字的準确和典雅，使他的作品達到了美不勝收的境地。可以說，此時期端木蕻良的小說尤其是短篇小說達到了極高的藝術境地。

創作思維由關注政治經濟到關注思想文化

透過上世紀40年代端木蕻良到桂林後寫的一系列作品，可以看到他思維關注上由政治經濟到思想文化的變化。一是從《科爾沁旗草原》第二部所發表的五章看，小說将靈子作為主人公，将她對生命、死亡、命運的思考等哲學意義的内容，作為了這小說的主體；二是《初吻》、《早春》等短篇小說所表現出來的對中國婦女的地位、命運，對人性等問題的關注；三是此時期端木蕻良開始寫作有關《紅樓夢》的劇本，并立志續寫《紅樓夢》後四十回，端木蕻良并非逃避現實，他是在對中國曆史文化的深沉思索中，理解當今中國的現實，探索中國的未來。可以說，他的所有作品，均體現了他對中國曆史文化的關切，體現了他對中國曆史文化的由憂郁到憎恨到愛戀到創造的情感。他将他的藝術才華，附着在他最熟悉的生活記憶中，重新将自己的目光與關切，又投向科爾沁旗草原，力圖在更高層面上，勾畫科爾沁旗草原的圖景。正是由這一點出發，端木蕻良寫出了具有真正文化内涵的中國的草原、中國的土地、中國的大地之子，從而使自己的小說具有了較高的思想文化價值。

藝術風格由陽剛轉為陰柔

巴人在那影響極大的評論《直立起來的<科爾沁旗草原>》裡說：“作者的澎湃的熱情與草原的蒼莽而深厚的潛力，交響出一首‘中國的進行曲’”，《科爾沁旗草原》是“多麼浩瀚、嘹亮、雄壯的詩篇。”他還說：這小說“有《鐵流》的勁與光……”這樣的論斷，是深刻而準确的，說端木蕻良創作風格的豪雄、硬朗、大氣，已成定論。直到幾十年後的80年代初期，學者們說到端木蕻良的創作時，仍稱為“來自大野的雄風”，依然是看中和贊頌其陽剛之氣充盈。而《科爾沁旗草原》第二部，就目前所能見到的五章看，則已消失了陽剛，轉為陰柔，尤其是一個柔弱的女子靈子在此時似乎成了小說的主人公，五章裡有三章寫靈子，作者寫其傷感、寫其憂思、寫其心理，細細寫來，柔情縷縷，一改10年前寫《科爾沁旗草原》時的蒼勁、豪放、硬朗的筆力。他的《初吻》、《早春》等短篇小說，更是如此，柔情與溫馨，溢漫全篇，頗為動人。他此時期寫的一批短篇小說，基本是這一風格，與其30年代的作品相比較，看得到明顯巨大的風格轉變。

端木蕻良在桂林的創作，是他一生創作活動中承前啟後、奠定成熟的小說大家地位的關鍵時期。此時期他的創作，表現了他以中國社會的認識更深刻了，藝術表現力更娴熟了。他既繼承了早期創作《科爾沁旗草原》那種對生活的深與細的真切感覺，又克服了抗戰初期以宣傳代替藝術的弊病，将抗戰這大時代賦予的對祖國對人民的愛融入到對新生活的深透的理解和生動的表現中，由此奠定了他一生的藝術成就。

1944年9月初，端木蕻良在參加完王魯彥安葬儀式後離開桂林，随着湘桂大撤退的人流，撤到了貴州遵義。在那裡，他與熊佛西、秦牧等人辦了一張報紙。1945年，他去了重慶。

紅迷端木

端木先生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紅樓夢》迷，他一生癡迷紅學。寫過《端木蕻良細說<紅樓夢>》等頗具影響的紅學研究名作。端木蕻良看《紅樓夢》是一年地看，總是看了又看，讀了又讀，百讀不厭。端木蕻良愛《紅樓夢》最大的原因，就是為了曹雪芹的真情主義。端木蕻良曾作過一首詩，記到這個端木蕻良曾作過一首詩，詠曹雪芹詩：能哭黛玉哭到死，荒唐誰解作者癡！書為半卷身先殉，流盡眼淚不成詩。

端木蕻良喜歡他，因為他真情。曹雪芹是從愛美出發的，而後來便達到了愛真的地步。真的美，必須是真的。為了愛美，也就是愛真，而終玩弄殉了真理。另外端木先生還有一本《曹雪芹》（上卷）也是難得的名作。

創作特點

端木蕻良的作品，從第一部長篇小說《科爾沁旗草原》(1934)開始，包括《大地的海》，中﹑短篇小說《鹭湖的憂郁》﹑《遙遠的風砂》﹑《憎恨》﹑《爺爺為什麼不吃高粱米粥》等，大都以東北故鄉為背景，展現出在民族與階級的雙重壓迫下人民的災難和戰鬥。

作家懷著憂郁的心情眷戀故鄉的土地，為人民所遭受的苦難而憤怒。愛與憎交織的思想基調﹐貫穿於他的主要作品和人物身上。作品場面宏偉，筆調細緻，有些細節描寫十分突出﹔以濃郁的風土人情和方言，渲染出強烈的地方色彩。早期有些短篇小說，表現手法簡練而含蓄，富有抒情色彩。後期某些長篇小說，過多地追求場景宏大，開掘不深，顯得龐雜，但仍然保持著鮮明的地方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