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稅負痛苦指數（Tax Misery Index）也叫稅收痛苦指數，全稱為“福布斯全球稅收痛苦和改革指數”，簡稱“全球稅收痛苦指數”，是根據各地的公司稅率、個人所得稅率、富人稅率、銷售稅率/增值稅率，以及雇主和雇員的社會保障貢獻等計算而得，指數越高意味痛苦程度越高。 福布斯雜志推出其最新2009年全球稅負痛苦指數排行榜，中國大陸排名全球第二稅負痛苦地，排名第一的則是法國。卡塔爾、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和中國香港地區則經福布斯評判，分列全球稅負痛苦最輕地區的一、二、三位。其中卡塔爾隻征收公司所得稅，而阿聯酋沒有公司稅但征收社會保障稅。這三個地區有一個共同點即都不征收增值稅。
指數由來
《福布斯》中文版在2005年7月刊上以封面标題形式發表特别報道：2005稅負痛苦指數（TaxMiseryIndex），标題為“稅務世界：扁平并快樂着”，旨在通過一年一度的全球稅負調查，為企業及其雇員提供投資和就業指導，用這一指數作為衡量一項政策是否有利于吸引資本和人才的最佳标準，負數表示吸引力增加。署名JackAnderson.該指數通過将一國主體稅種的最高邊際法定稅率直接加總得到。其與我國稅負有關的基本結論主要有：
一、稅負痛苦及變化指數中國排名第二，絕對值為160，變動幅度為零。文中說：“《福布斯》全球版2005年的稅負痛苦及變化指數顯示，多數國家延續着 5年以來的趨勢，正在降低而非提高邊際效率，令人驚訝的是，中國的指數是排名第二，中國正準備采用一套受法國啟發而建立的稅收體制，以便從未來的收入增長中獲益。”其中法國稅負痛苦指數174.8，為全球最高。
二、北京稅負痛苦指數排行最高。文中說：“對于地方性稅收較高的國家，我們指定了特定的地區。今年我們開始将中國的這些地方性稅收計算在内，盡管逐年的比較不能反映出巨大的變化。但與去年相比，北京卻幾乎沖到了痛苦指數排行榜的頂端。而在全球大多數地區，地方收入通常是靠财産稅征集，因此不會對痛苦指數産生影響。”
三、稅負痛苦指數與總體稅負變動趨勢不一緻，多數國家總體稅負上升。文中說：“雖然稅負痛苦指數及總體稅負的排名通常相互吻合，但隻有同時觀察這兩項指标，才能發現一個重要的矛盾——雖然決定痛苦指數的邊際稅率總體走向趨低，然而自1980年以來，隻有8個世界經合組織成員國降低了稅收在國内生産總值中所占的百分比。這說明稅收轉移正在出現，令起初光明的前景變得黯淡。總體稅負表明，政府支出預計将增加，其中包括了公共赤字，還包括國家部門采用各種非稅手段消耗掉的資源。
計算方法
《福布斯》的稅收痛苦指數是根據各地的公司稅率、個人所得稅率、富人稅率、銷售稅率/增值稅率，以及雇主和雇員的社會保障貢獻等計算而得，指數越高意味痛苦程度越高。這一指數旨在通過一年一度的全球稅負調查，為企業及其雇員提供投資和就業指導，用這一指數作為衡量一項政策是否有利于吸引資本和人才的最佳标準，負數表示吸引力增加。
中國現狀
福布斯發布的2010全球“稅負痛苦指數”，中國内地的“稅負痛苦指數”居全球第二，，也是亞洲稅負最重的地區。這是繼2009年中國内地首次排名第二位後，再次位列該名次。而在全球52個國家和地區中，中國香港是僅次于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全球第二個稅負最輕的地方。在2005年中國首次進入"稅負痛苦指數"榜單以來，中國每年在榜單中都處于前四的位置，而首都北京稅負痛苦指數排行也很高。
基本評價
（一）稅負痛苦指數不能準确衡量名義稅負的高低
稅負痛苦指數僅僅是關于一國稅負的一種算法，且是科學性較差的一種算法，在反映名義稅負高低問題上有幾個重大缺陷：
一、沒有區别平均稅負與邊際稅負的差異
平均稅負反映的是每單位的稅基所承擔的稅收負擔。邊際稅負是最後一單位稅基所承擔的稅收數量，是經濟學邊際分析在研究稅負問題上的應用。從這種計算結果看GDP增量中稅收參與分配的程度，實際意義會大打折扣。因為實際上稅收來自稅基，是每一單位的稅收平攤在每一單位的稅基上，也就是所有的稅基負擔了所有的稅收，而不是稅基的增量負擔了稅收的增量，用邊際稅負高說明宏觀稅負過高過重是不可靠的。将主體稅種與相應的經濟指标對比分析，可以看到各主體稅種都有各自不同的來源，并不是所有的稅收都來自GDP.可以說，我國宏觀稅負提高是各個分量稅基負擔的稅收數量增加的結果，不是來自每單位GDP負擔稅收的增加，更不是GDP的價值增量負擔了全部稅收增量，邊際稅負的說服力更加弱化。隻有平均稅負才是衡量稅負高低的有意義的指标。
《福布斯》稅負痛苦指數計算使用的我國個人所得稅稅法規定的最高邊際稅率為45%，而實際上納稅人的月薪超過10萬元時才适用。據統計，适用25%以上的工薪所得和适用30%以上的各類其他所得産生的個人所得稅隻占該稅種收入的6%左右，占全部稅收收入的0.5%，适用45%稅率的人和稅收收入占比就更少了。但《福布斯》稅負指數中，個人所得稅是按最高檔稅率45%計算，占總指數的1／4強。顯然，将比重如此微小的個人所得稅項目直接擴大，把隻有極少數人适用的稅率作為普遍适用的稅率是不科學的，而隻有當适用最高稅率的比例較大時才是合理的。稅負指數必須具有稅收負擔的内涵才有意義。企業所得稅的法定稅率是33%、27%和18%三個檔次，用33%也虛高計算了企業所得稅的法定稅率水平。
二、不考慮稅基比重和稅制結構
《福布斯》稅負痛苦指數不考慮稅基比重和稅制結構，将不同稅種的法定稅率作簡單加總，忽視了主體稅種比重差異和各稅在總體稅負形成中的分量。總體稅負應是各主體稅種稅負的加權平均水平，不考慮稅基結構而直接簡單加總法定稅率，在一國經濟結構變動較大時，将影響計算結果的可靠性。同時，不同稅種在稅收收入中所占比重也影響着總體稅負的形成。占我國稅收收入比重7%左右的個人所得稅的法定稅率與占稅收收入近半的增值稅的法定稅率直接加總，同樣會影響結果的可靠性。
三、稅種選擇标準不确定
稅種主要選擇主體稅種，但稅種入選并無确切的标準，比如稅種收入占總收入的百分比達到多高水平一定被選擇等。如果增加或減少一個稅種，排序将發生重大變化，這也降低了衡量的科學性。如果把我國除了以上幾個主體稅種外的近20個地方小稅種的最高邊際稅負做相同的加法，指數将突破 300，這已經是一個沒有任何稅負含義也沒有任何意義的數字了。
（二）稅負痛苦指數不能說明實際稅負的高低
稅負痛苦指數不能說明實際稅負高低，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福布斯》計算的各國稅負痛苦指數與其實際宏觀稅負相關度甚低。在2004年～2005年度稅負痛苦指數最高的前10個國家中，隻有5個國家在實際稅負排序中居于前10位；同時在實際稅負最高的前10位的國家中，有4個國家在稅負痛苦指數排序中卻處于痛苦程度較輕的10位以後至20位之間。這種稅負痛苦指數與實際稅負排序間的重大差異反映出稅負痛苦指數排序方法有重大缺陷。
第二，不考慮減免政策和征管因素。我國稅法中減免稅政策規定條款多，範圍寬，數額大，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宏觀稅負的理論水平。粗略地匡算，減免稅政策規定會使宏觀稅負的理論水平降低10%左右。從世界範圍看，各國稅收征收管理水平差異較大，發達國家征管水平通常高于發展中國家，但沒有哪個國家的征管水平能使實際稅負達到法定稅率水平。法定稅率與實際稅負之間征管因素有很大的作用空間，二者不能等而視之。稅負指數對發達國家或者稅收征收管理水平再不能上升的國家來說，用于自身的比較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但不适于進行國際比較。
第三，就我國實際情況看，二者相去甚遠。在《福布斯》計算的各國稅負痛苦指數中，中國高居第二位，但實際上，中國宏觀稅負既低于發達的工業化國家平均稅負水平，也低于大部分發展中國家的宏觀稅負。連《福布斯》本身也說到，最高邊際稅率與實際稅負相去甚遠，兩者之間的差距太大。中國2005年宏觀稅負隻有19%左右，低于所有30個OECD國家2003年的宏觀稅負水平（《福布斯》數據：最低的墨西哥為19.5%）。如果把中國放在OECD國家中進行對比，應是世界上最快樂的國家而不是痛苦程度高居世界第二。 既然稅負痛苦指數與實際稅負距離遙遠，用這個指标就不能說明痛苦程度，用稅負痛苦指數為企業及其雇員提供投資和就業指導的原意也打了折扣。
啟示
中方回應《福布斯》顯示，中國内地的“稅負痛苦指數”居全球第二，這也是繼2009年中國内地首次居該榜第二位後，再次位列該名次。中國社科院金融所貨币理論與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楊濤認為，由于稅制結構不同，僅僅按照《福布斯》的“稅負痛苦指數”對不同稅種的法定稅率作簡單加權，并不能反映真實的稅負水平。
2010年，國家稅務總局局長肖捷專門針對上次發布的“稅負痛苦指數”撰寫了反駁文章《走出宏觀稅負的誤區》，指出這一評價指數犯下兩大錯誤：一是簡單地把稅率等同于稅負；二是計算依據存在明顯偏差，比如，把個人所得稅按最高邊際稅率45%進行折算等。如今，學者楊濤再次提出，不能簡單地把加權後的稅率，作為真實的稅負水平。n這些反駁有理有據，證實了“稅負痛苦指數”存在着把複雜問題簡單化的弊病。但澄清了概念并不代表解決了實際問題，既然稅率高不等于稅負重，那麼同樣，不能以稅率低來論證稅負輕，否則，就和前者犯了同樣的邏輯錯誤。在稅率之外，理應有一套科學完整的評價稅負輕重的标準。
在稅的問題上，哥爾柏那句“稅收這種技術，就是拔最多的鵝毛，聽最少的鵝叫”被反複引用。拔最多的鵝毛就是“加重稅負”，而聽最少的鵝叫，就是讓征稅的“痛苦指數”降到最低。要讓這兩個看似矛盾的方面實現統一，其實隻需做到兩點即可，一是稅收法定，即是否征稅以及征多高的稅率，都由公衆通過法定程序來決定；二是預算公開，即公衆清晰地知道自己交上去的每一分錢用在了哪裡。
以此标準對照，我國目前有19種稅，但隻有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和車船稅，真正符合由人大立法确定的原則，其他稅種都是由行政法規或事實上由更低層級的行政規章來确定。稅收法定原則落實不到位，就會在征稅上随意性過大，像近期被媒體熱議的“加名稅”即為一例，南京稅務部門在征與不征的問題上一周竟變了三次。n再看預算公開。雖然這些年來我們的預算公開制度在不斷推進，但離真正的預算公開還相去甚遠。事實上，預算公開的狀況和稅收的權威性有直接關系，因為所有的稅收都是預算收入最重要的組成部門。如果公衆不知道預算收入用在了哪裡以及對有沒有被浪費缺乏足夠的知情權和監督權，公衆就很難建立起對稅最基本的信任和支持。
從對饅頭稅的誤解到對月餅稅的焦慮，納稅人的權利、納稅人的精神、納稅人的原則，正在逐步植根于每一個公民心中，這其實也是公衆“重新發現稅中隐藏的權利”的過程。可一旦這種“重新發現之旅”遭遇納稅的義務和享有的權利不對等的尴尬，公衆就會對納稅有一種本能排斥，其結果就有可能是“拔最少的鵝毛，哪怕依法合規，也會聽到最多的鵝叫”。
在稅的問題上，納稅的義務和納稅人享有的權利越不對稱，“稅負痛苦指數”越高，而這一痛苦，是無論如何都不可能通過單向度的測算稅負水平來解決的，哪怕這種測算再精準。
回應
回應一：國稅總局反駁中國稅負痛苦指數全球第二論
國家稅務總局局長肖捷于2010年10月在《中國改革》雜志撰文指出，此前國外某雜志發布的中國稅負痛苦指數全球排行第二的說法有誤，随着公共産品和服務需求的快速上升，以及經濟的不斷發展，今後一個時期中國宏觀稅負不僅有上升的需要，也有提升空間。
肖捷指出，“中國稅負痛苦指數全球排行第二”論，存在評價方法的常識性錯誤。據介紹，該雜志所采用的稅負痛苦指數評價方法，是确定六個稅（費）種，包括公司和個人所得稅、雇主和雇員交納的社會保險金、銷售稅、财産稅，并将其法定最高稅率相加後進行比較，數值高低與所謂痛苦指數成正比。按該國外雜志計算，中國稅負痛苦指數為159，是由增值稅最高稅率17%、企業所得稅最高稅率25%、個人所得稅最高稅率45%、企業交納的社會保險金最高費率49%、個人交納的社會保險金最高費率23%相加得出。肖捷認為，将簡單相加後的稅率等同于稅負顯然是一種謬誤，因為決定稅負的因素不僅有稅率，還有稅基。比較分析宏觀稅負水平，不能脫離不同國家所處的發展階段和政府職能範圍，各國的具體國情不同，宏觀稅負水平沒有放之四海皆适用的統一标準。在分析宏觀稅負趨勢時，肖捷指出，在公共财政政策框架下，社會保障制度要逐步覆蓋各類群體，基本公共教育服務均等化目标要逐步實現，基本公共衛生服務服務均等化目标也要逐步實現，加上保障性住房建設任務繁重，目前，政府集中的稅收收入還無法滿足迅速增長的公共支出需求，有必要随着經濟發展逐步合理提高稅收收入占GDP的比重。
經濟的快速發展則為稅收增長提供基礎。肖捷認為，通過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和優化産業結構，中國經濟将繼續保持平穩較快發展，經濟增長的質量也會不斷提高，稅收增長的基礎更加穩固。在綜合考慮結構性減稅等因素後，下一個十年，中國稅收增長的彈性系數總體上仍可能繼續保持大于1的态勢，稅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在目前17.5%的水平上有繼續上升的空間和條件。
回應二：以國際标準“宏觀稅負”衡量，中國稅負并不高
國際上統計宏觀稅負有兩種口徑，一個是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統計，中國與之相近的指标是“稅收收入＋社會保險繳費收入”占GDP比重。另一個是國際貨币基金組織（IMF）的界定，政府收入包括四類：稅收、強制性社會保障繳款、贈與、其他收入，中國與此相近的指标是大口徑宏觀稅負。按照OECD統計口徑計算，2007年美國、日本、德國、法國宏觀稅負分别為27.9%、28.3%、36.0%、43.5%。按此标準，2009年中國宏觀稅負為21.7％，比上述國家均低。
根據IMF統計口徑計算，2007年，發達國家全部政府收入占GDP比重的平均值為45.28%，發展中國家全部政府收入占GDP比重平均值為35.6％。按照該标準，2009年中國大口徑宏觀稅負約為31.4％，低于發達國家及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
中國人民大學财政金融學院教授朱青說，根據最近數據統計，2010年中國宏觀稅負（與OECD統計口徑相近）約為21.9％，與OECD統計的30個成員國2008年平均宏觀稅負34.8%相比，低了近13個百分點。所以，從宏觀稅負指标上看，中國與發達國家相比宏觀稅負确實不高。可見，無論采用哪種方式比較，中國稅負水平不可能排在世界前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