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爾佳·榮祿:清代政治人物-中文百科頻道

人物生平

起自門蔭

瓜爾佳•榮祿，滿洲正白旗人。因清代滿人無姓名連寫的習慣，史籍一般徑稱其名“榮祿”（對其姓則另外介紹為“瓜爾佳氏”），或将其名首字與其字号、官職、谥号等結合而别為稱呼（如“榮仲華”“榮中堂”“榮文忠”等等）。

道光十六年二月二十二日（1836年4月7日），榮祿生于其父瓜爾佳•長壽位于北京的宅邸。

道光二十年（1840年），榮祿喪母，其時又身體孱弱多病，幸得繼母顔紮氏的盡心撫養。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榮祿父親長壽被派往福建任職，榮祿一家随往，期間于次年（1842年），長壽還曾在浙江參與抵禦英軍入侵（鴉片戰争），榮祿等亦留寓浙江，事畢仍赴福建。其後，長壽職務仍屢有調動，研究者認為榮祿等家人應亦随之多次遷徙。

鹹豐元年（1851年），長壽受命赴廣西參與鎮壓太平天國運動，家眷被托付給福建将領饒廷選，榮祿即寄讀于饒家。

鹹豐二年（1852年），榮祿的伯父和父親作為總兵在同太平軍作戰時雙雙戰死，同年十一月，榮祿由廕生被起用；十二月，承襲騎都尉兼一雲騎尉之爵。鹹豐三年（1853年），分至工部觀政。鹹豐七年（1857年），康慈皇太後入葬慕陵禮成，參與其事的官員得到嘉獎；榮祿作為工部官吏（與陵工相關），亦獲得恩旨，待補為主事後可優先升任為工部員外郎。鹹豐八年（1858年）三月，榮祿補為工部主事；八月升任工部員外郎。鹹豐九年（1859年），榮祿又被調為戶部銀庫員外郎。

在當代學者馬忠文看來，榮祿所隸屬的滿洲正白旗在八旗中屬于“上三旗”，地位較崇，任官機會也優于“下五旗”。他的祖父、伯父、父親均曾統帥軍隊并戰死疆場，受到朝廷的格外褒獎，鹹豐帝明谕優恤，贊譽瓜爾佳氏為“世笃忠貞”。榮祿正是借着這種祖蔭進入官場，并長期得到皇帝拔識。盡管如此，另一位學者戴海斌則仍認為，榮祿家世出身難言顯赫，又未走一般科舉仕進的道路，其後續拔擢仍有賴于其參與“武”事。

武事與旗務

鹹豐十年（1860年），滿洲權貴肅順為排擠大學士翁心存而掀起戶部官錢局案，榮祿也被牽扯其中。鹹豐十一年七月（1861年8月），鹹豐帝去世。八月，榮祿因捐輸軍饷，獲獎為候補道（據《清史稿》，當系直隸候補道）；十月，又充任神機營文案處翼長。據學者研究，榮祿在受到肅順排擠後以開缺候選道員參加京城防衛，是出于時任軍機大臣文祥的主持。恰在此時，兩宮太後及恭親王奕訢等發動辛酉政變；政變後，充任管理神機營大臣的文祥，援引榮祿投效營務，才使榮祿有機緣接近醇王奕譞，奠定他日後飛黃騰達的基礎。（不過，所謂“榮祿因參加辛酉政變密謀而受到慈禧信任”的說法，已被史家批駁證僞。）

同治三年（1864年），榮祿充任神機營全營翼長。同治四年（1865年），榮祿曾受命帶兵鎮壓“馬賊”，不久獲賞副都統銜，并管理健銳營事務，後又兼任神機營、健銳營馬隊的專操大臣，以及神機營威遠隊專操大臣。

同治五年（1866年），榮祿任正藍旗蒙古副都統，年末又調鑲白旗滿洲副都統。

同治七年（1868年），撚軍進至京畿，榮祿受命随恭親王奕訢布防，遷左翼總兵，亦受軍機大臣文祥賞識及推薦。同治八年（1869年），榮祿又補為鑲黃旗滿洲副都統。

同治十年（1871年）之後，榮祿除參與旗務外，并曾署工部左侍郎、補工部右侍郎、調戶部左侍郎。同治十三年（1874年），榮祿兼署吏部左侍郎，後又任總管内務府大臣。同年末（1875年1月），同治帝去世，榮祿自請撤銷同治帝患病期間為沖喜所加雙眼花翎及太子太保銜，獲準。

跌磋與外放

光緒元年（1875年），榮祿兼署步軍統領，光緒三年（1877年）補任。光緒四年（1878年）升左都禦史、工部尚書，後因病解除工部尚書之官，并開總管内務府大臣之差。

光緒五年（1879年），榮祿因參與普祥峪定東陵工成，獲賞并下部優叙。但他仍于同年申請開缺，獲準。光緒六年（1880年），榮祿又被彈劾納賄，被降二級調用，且“不準抵銷”。

榮祿去職，背後有政治鬥争的因素，從官私記述及學者分析來看，一方面牽涉到沈桂芬與李鴻藻之間的“南北之争”，另一方面也有觀點認為“内務府權貴之間的排擠傾軋”不容忽視。

光緒十一年（1885年），榮祿所受“降二級調用”的處分獲得開複，其後逐漸重新獲得任用。光緒十七年（1891年），出為西安将軍。在西安将軍任上，榮祿結識董福祥。

甲午複起

光緒二十年（1894年）甲午戰争爆發後，榮祿被再次複起的恭親王奕䜣薦為步軍統領，會辦軍務，設巡防局督理五城團防。同年，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光緒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一日（1895年8月11日），榮祿以步軍統領受兵部尚書之職。

光緒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1896年6月4日），授協辦大學士。同年，查辦禦史彈劾袁世凱案，以查無實據結，并疏稱袁世凱為“……不可多得之員”。

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榮祿曾會同刑部等查核上驷院贓案。十二月二十五日（1898年1月17日），榮祿疏請設立武備特科，于各省設立武備學堂；并請求“廣練兵團，以資防守”。

戊戌政變

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1898年6月10日），上谕授榮祿大學士。四月二十七日（6月15日），榮祿接替王文韶，署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五月四日（6月22日），定大學士殿閣為文淵閣，次日（6月23日）實授直隸總督，兼任北洋通商大臣。任職期間，戊戌政變爆發。

傳統上對榮祿參與戊戌政變的叙事是：榮祿接到袁世凱告密的消息，此後秘密回京，策動慈禧太後發動政變。這種說法，經史學家考辨，已被證明不可信。一般認為，告密者實為有意投靠榮祿的楊崇伊。不過，就現有史料而言，榮祿坐鎮天津與京城滿洲權貴慶王奕劻等策劃訓政的史事基本上是可以澄清的。在光緒帝任命林旭等四人在軍機章京上行走時，榮祿就緻信林旭，主張變法改革以補偏求弊下手，不在遇事紛更。政變後次年（1899年），榮祿在一封給伊藤博文的信件中，認為中國應以整軍豐财、力圖自強為急務，但中國“積習相仍，驟難移易。譬之起虛弱而仁痿痹，輔以善藥，效雖緩而有功；投以猛劑，病未除而增劇”。并以此評價政變事。

節制北洋

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十三日（9月28日），榮祿卸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授軍機大臣，但仍節制北洋各軍。八月二十六日（10月11日），慈禧授榮祿練兵欽差大臣，并指明由他節制宋慶、董福祥、聶士成、袁世凱所部及北洋各軍。十月二十四日（12月7日），獲準合宋、董、聶、袁四軍及新募親軍聯為一氣，構成武衛軍雛形。

光緒二十五年五月二十日（1899年6月27日），武衛軍編練完成，此後，榮祿又陸續編練武衛先鋒軍、先鋒隊若幹。這一期間，榮祿在光緒帝廢立問題上，由猶豫轉向反對。（一說，在戊戌政變發生、光緒帝被架空後，榮祿在支持慈禧訓政的同時，已有保全光緒帝之位的打算。）

光緒二十五年十月十五日（1899年11月17日），協辦大學士剛毅自廣東返京，其後聯合黨羽對榮祿施壓。剛毅批評榮祿所信任的蘇元春，并指榮祿涉嫌貪腐；他并借對康梁等海外言論的追論，使慈禧罷去廖壽恒的軍機大臣之職，代之以趙舒翹，沖擊榮祿力圖維系的原有政局。剛毅還聯合趙舒翹嘗試廢除京師大學堂，榮祿力持反對。而後，榮祿又請求增設武備學堂，經總理衙門議準設于京師大學堂之下。此時，坊間已有傳聞稱慈禧太後将廢黜光緒帝，載漪、剛毅、徐桐等亦蠢蠢欲動，慈禧太後實亦有此意，并要求榮祿參與。據陳夔龍等記述，在這種情勢下，榮祿與李鴻章會面，詢問其意見，李鴻章對廢立之事表達強烈反對，并稱外國駐華使節等亦持反對；榮祿将李鴻章所言轉告慈禧太後，終于使之打消廢帝念頭，轉為立“大阿哥”。

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七日（1900年1月7日），李鴻章在榮祿支持下離京赴兩廣總督任，以遠離是非之地。十二月二十四日（1900年1月24日），清廷宣布封載漪之子溥儁為皇子，一些禮儀場合亦以此“大阿哥”代光緒帝行禮。

庚子之難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義和團運動在京畿蔓延後，榮祿屢請鎮壓，并請保護各國使館。在圍攻使館過程中，榮祿采取“明攻暗保”手法，向使館輸送食品，促成駐京公使與本國通電報，但他手下的武衛中軍也曾參與圍攻使館。随着戰局急轉直下，同年慈禧太後挾光緒帝西逃，七月二十三日（8月17日），诏命榮祿留京辦事。北京陷落後，榮祿暫駐保定，慈禧曾令榮祿入京作為“會辦全權大臣”參與談判，李鴻章則奏請讓榮祿回“行在”當差。當代學者陳曉平分析，李鴻章此舉一方面可通過榮祿說動慈禧調整其政策，另一方面也為榮祿解圍，是“投桃報李”之舉。閏八月十三日（10月6日），诏榮祿赴西安行在。

總體看來，八國聯軍侵華戰争開始後，事态危急，和戰兩難，在使館談判問題上，載漪、剛毅等人也對榮祿有所支持。圍攻使館期間，董福祥也并未完全脫離榮祿的統轄。相反，京城陷落後，随扈西行的載漪、端王等人又開始排擠榮祿，百端阻止其前往行在，力圖繼續掌控朝政，最終在東南督撫策劃下，榮祿才得以抵達行在。劉、張、袁等督撫還對武衛中軍圍攻使館之事向列強進行聲辯，期望各國不再追究榮祿。但是，抵達西安的榮祿，重掌樞垣，很快故态複萌，一切秉承慈禧之意，袒護載漪等人，又引起李鴻章等督撫的不滿。《辛醜條約》的談判就是在這種權力格局中逐步完成的。随着剛毅、李鴻章等人的病死，主戰貴族的圈禁，榮祿在晚清國勢衰頹之際達到了個人政治地位的頂峰。

壽終京第

光緒二十七年六月十日（1901年7月25日），榮祿受命管理戶部事務。同年，支持劉坤一和張之洞在“江楚會奏變法三折”中提出的變法主張。十一月（1902年1月），兩宮回銮，榮祿亦随扈自西安還京，加太子少保銜，轉文華殿大學士，十二月二十四日（1902年2月2日），定為文華殿大學士。光緒二十八年七月十八日（1902年8月31日），榮祿嫁其女瓜爾佳•幼蘭為醇親王載沣之妻。此舉源于慈禧太後指婚，後幼蘭生宣統帝溥儀。

晚年的榮祿，雖然主持朝政，但因病情日重，時常請假。經過庚子之變，武衛軍慘敗，妻、子亡故，榮祿遭受不小的精神打擊。辦事拖沓，因循依舊，任人唯親，政以賄成，受到朝野的批評。這也是後來其曆史形象不佳的原因之一。

光緒二十九年三月十四日（1903年4月11日），榮祿去世，遺折奏入，清廷于同日贈其為太傅，賜谥文忠，晉封一等男爵。

主要影響

政治

榮祿參與晚清“實政”改革，主要有如下幾方面内容：

一是甲午戰後參與軍政改革。有學者認為，甲午戰後，原本局限于部分樞臣、督撫的洋務運動，轉變為清廷自上而下的全局性改革思潮，而榮祿編練新軍的舉措，正是在這種背景下開始的，屬于清廷“實政”改革的首要内容。（詳見本詞條“軍事”部分。）

二是榮祿在戊戌變法中扮演的角色。一方面，榮祿參與戊戌政變，扼殺戊戌新政，并因此受到康梁及史家的批判。從史實來說，榮祿通過策動慈禧訓政，來達到中止光緒帝所立主推行的改革的目的，亦可坐實。從這個意義上說，他是政變的主謀之一。但另一方面，也有學者認為，榮祿并不反對變法，隻不過不贊成康梁的變法思路，主要是在推行變法的權力、步驟、内容等方面，與康梁不盡相同。榮祿認為“中國非真不可為也”，關鍵是要有他認為的正确的變法次序。在政變後，他積極調和兩宮，極力保護光緒帝，避免事态惡化，庇護新政官員，并繼續維護和推動某些新政；他不僅練兵、籌饷，在保存京師大學堂等問題上與剛毅等的鬥争一直持續，有限地維護了一些改革成果，對于榮祿的這些舉措，亦不可一筆抹殺。

三是榮祿在庚子國變後的清末新政中發揮的作用。兩宮避難西安時期，榮祿也達到了他權力的巅峰。清廷頒布明發上谕，宣布進行“新政”，在此問題上，榮祿有推動之功，然而，由于客觀條件的制約，王朝已經面臨末日，新政始終沒有多大的進展。各省财政枯竭，行政拖沓，諸事毫無起色。而統治階級内部矛盾重重，中央與地方關系日趨緊張，各地抗捐抗稅活動此起彼伏，社會矛盾日益複雜。身為首輔，從中很難看到榮祿為扭轉局面的努力。相反，朝野對他的非議卻此起彼伏，或牽連庚子舊事，或與當時人事糾葛相關；而榮祿亦意志消沉，辦事因循拖沓，未能對新政起到更多積極作用。

軍事

收攏軍權

甲午戰後，清廷以自強為名，直接掌握練兵大權，乘機将長期被李鴻章等漢族督撫把控的軍權收歸中央。這是榮祿逐步謀劃完成的。從胡燏棻定武軍易帥、袁世凱小站練兵，到戊戌年榮祿出督直隸、統領北洋各軍，再到創建武衛軍，自始至終，榮祿都将軍權牢牢控制在手中。這是清季罕見的現象，明顯具有滿洲貴族加強集權的意圖。盡管庚子武衛軍的慘敗使榮祿的遠略未能實現，但是，中央練兵的機制被固定下來。後來袁世凱編練北洋六鎮，也是在練兵處的統一規劃下完成的。慈禧之後載沣等滿洲親貴排擠、打擊袁世凱的目的之一，便是革黜其軍權。由此看來，宣統時期的滿洲貴族專權與榮祿的謀略是一緻的。隻是在慈禧和榮祿死後，孱弱無力的載沣、載濤等少年親貴面對羽翼豐厚的袁世凱已顯得無能為力了。

創武衛軍

節制北洋期間，榮祿将麾下軍隊改編為武衛軍，分為五部。

•t第一部稱衛前軍，由聶士成統領駐天津東北的蘆台，防守天津及沿海。

•t第二部稱武衛後軍，由董福祥統領，駐北京東北。

•t第三部稱武衛左軍，由宋慶統領，駐山海關。

•t第四部稱武衛右軍，名氣最大，由袁世凱統領，駐天津東南的小站。

•t第五部稱武衛中軍，系榮祿自建，并親自統領，駐北京南部皇家遊獵之地——南苑。

學者房兆楹将榮祿視為北洋新軍的創始人。另一學者馬忠文則認為，創建武衛軍是榮祿生平最重要的功業，系榮祿鑒于北洋海軍喪失、京津防衛空虛，為了捍衛京畿而采取的重大決策。但由于财政拮據以及朝局影響，在庚子事件中，武衛軍并未能有效發揮抗擊外來侵略的作用，更有甚者，武衛中軍還乘機劫掠商民，造成惡劣影響，大出榮祿意料之外，也成為榮祿遭到世人诟病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袁世凱則在榮祿庇護下得以發展其力量，嗣後憑借北洋軍閥的雄厚勢力，成為影響民初政局的關鍵人物。

曆史評價

嚴複（1902年緻張元濟函）：榮仲華前用騎牆政策，卒以此保其首領。然平心而論，瑕者自瑕，瑜者白瑜。其前者之調停骨肉，使不為己甚，固無論已。即如老西，既到長安，即欲以待張南海者待翁常熟，榮垂涕而言不可。既至今年正月初六，老西之念又動，榮又力求，西雲：直便宜此獠。此雖出于為己，然朝廷實受大益，可謂忠于所事矣。嘗謂榮、王二相之不同，一則非之可非、刺之可刺，故尚有一二節可以稱道；而仁和則純乎痛癢不關，以瓦全為政策。

慈禧（并用光緒帝名義）：①文華殿大學士軍機大臣榮祿，公忠亮達，才識闳深。由廕生起家，洊陟正卿，曆任總管内務府大臣、将軍、總督，恪恭匪懈。擢登揆席，翊贊綸在，竭力盡心，調和中外，老成持重，匡濟艱難。②已故大學士榮祿，翊贊綸扉，适在時事艱難之日，盡心經畫，獻納周詳，有為中外所不及知者。朝廷倚畀之殷，相須綦切••••••披覽遺章，拳拳于國計民生用人行政，追念前勞，曷勝怆恸。

赫德：總之，榮祿的消失将影響許多人，但是，盡管他是個大人物，歸根到底也隻不過是個狂妄自大的人，沒有了他，全部工作仍會照常進行。

夏曾佑：①戊戌、庚子二事，均以榮祿為謀主，榮祿之公忠亮達、才識宏深，亦于此時見之。蓋所謂“公忠”者，非公忠于本朝，乃公忠于外國；所謂“宏深”者，非宏深于壯猷，乃宏深于奸計，洵為中外所未及知矣。②有言“自古以來亂臣賊子，未有如莽之甚者也”，以榮較莽，禍且十倍。君子以為天生此人，蓋有故也。

何剛德：①文忠為昆師母之從兄，風度翩翩，饒有才幹。②戊戌政變，文忠以直督入軍機，從容弭變，保全實多。拳亂西行，趨赴行在，維持大計，煞費苦心，朝局賴以底定，厥功偉焉。丙午到京，惜不複見，為之怆然。

趙爾巽等《清史稿》：①榮祿久直内廷，得太後信仗。眷顧之隆，一時無比。事無钜細，常待一言決焉。②榮祿屢參大變，文韶久達世務。鴻禨後起，參議立憲，終以失寵太後，不免放斥。唯之洞一時稱賢，而監國攝政，親貴用事，欲挽救而未能，遂以憂死。人之雲亡，邦國殄瘁，尚何言哉？

房兆楹：老實說，榮祿不是一個偉大的政治家，也未曾想做一個偉大的政治家。他關心的隻是個人的利益和地位，而非國家大事。••••••盡管1898——1903年，他本有可能在清廷内部起有益的影響，但他未運用他的權力促進國家的利益，也未能有助于統治集團的利益。

林敦奎：①在宮廷内部争權奪利的鬥争中，榮祿善觀風色，長于逢迎。②處此内憂外患局勢下，榮祿實行對内鎮壓，對外投降的政策，但他也反對頑固派因循守舊、拒絕一切改革的短見，贊同洋務派官僚李鴻章等人的主張。

轶事典故

擅動樞筆

陳夔龍在《夢蕉亭雜記》中稱，同治帝去世後，相關诏旨按例應由軍機大臣執筆，當時沈桂芬稍稍遲到，文祥受命主稿，又因病不能下筆。情急之下，榮祿擅自動筆，沈桂芬見狀，心生不悅；榮祿亦知沈桂芬對自己擅動樞筆之舉不滿，亦作提防，二人遂生嫌隙。

一擊不中，當徐圖之

陳夔龍、文廷式等人均記述了榮祿企圖令沈桂芬外放貴州巡撫之事。據稱，某年貴州巡撫出缺，兩宮太後懿旨，着沈桂芬去。此旨一出，内外一片嘩然，蓋巡撫品級低于沈桂芬現職（沈桂芬時任兵部尚書，又是軍機大臣），又系外放邊地，此舉罕見其例。軍機大臣寶鋆等着力谏阻，太後心知衆議難違，隻得收回懿旨，令沈照舊當差。雖躲過一劫，沈桂芬仍心有餘悸。他尋思：“穴本無風，風何由入？”由于懷疑這道懿旨與榮祿有關，沈桂芬請翁同稣替自己試探榮祿的口風。翁遂造訪榮祿（另說是趁着二人因事共處時），當着榮祿的面痛罵沈桂芬，假裝自己和榮祿屬于同一陣線；榮祿信以為真，遂将自己如何從中運作和盤托出。據文廷式記述，榮祿系趁兩宮皇太後厭惡沈桂芬之時，提出外放沈桂芬的主意的，且榮祿曾援引沈兆霖出任陝甘總督之事為兩宮太後提供支持。榮祿還對翁同龢宣稱：“一擊不中，當徐圖之。”（這次便宜他了，慢慢再找機會。）沈桂芬從翁同龢處得知内情後，沒有再給榮祿機會，設法讓榮祿失去了要職。而翁同龢與榮祿，也由此交惡。

人際關系

家族

曾祖父：阿洪阿，曾任副都統。

祖父：祖父塔斯哈，戰殁于平定張格爾之亂的過程中。

父母輩：生父長壽，伯父長瑞，一并殁于在廣西鎮壓太平天國運動的戰事中。生母烏紮氏，在榮祿虛歲五歲（道光二十年，1840年）時過世；繼母顔紮氏，诰封一品夫人，晉封一品太夫人，奉旨旌表，入祀節孝祠。

兄弟輩：同母兄長崇祿，鹹豐元年（1851年）蔭生，同年即卒；同母弟惠祿，幼殇；同母姊妹一人，鹹豐八年（1858年）故，未嫁。

聯姻

子女輩：榮祿有子綸厚，先于榮祿卒于西行路上，後以侄子良揆為嗣子；有女二人，分别嫁于禮親王世铎之子誠厚，及醇親王載沣；另有侄女嫁于貝子溥倫。

榮祿原聘江甯将軍蘇布通阿之女庫雅拉氏，未及迎娶而庫雅拉氏即故去。繼室薩克達氏為禦前侍衛熙拉布之女，與鹹豐帝元妃薩克達氏（鹹豐登基前已殁）為本族。薩克達氏病逝後，榮祿續娶宗室靈桂之女愛新覺羅氏。愛新覺羅氏卒于庚子之變後的西行路上，後慈禧太後命将榮祿的側室劉佳氏晉封一品夫人。

榮祿長女為禮親王世铎子誠厚之妻；而貝子溥倫之原配為慈禧侄女，後病逝，經慈禧指婚，又娶榮祿侄女瓜爾佳氏為繼室。更具政治意義的是，庚子回銮後，慈禧将榮祿幼女指婚給醇王載沣，後生育了宣統皇帝溥儀。

學者馬忠文等認為，榮祿在晚清的崛起首先得益于其家世背景，而與宗室和滿洲貴族結姻，也是榮祿維持和保障家族地位和本人權勢的政治手段；迎娶薩達克氏、愛新覺羅氏及貧家女兒、侄女等等形成的聯姻關系，是榮祿鞏固其權勢的有力保障。

宦遊

學者馬忠文指出，身為滿洲權貴，榮祿與醇王奕譞、恭王奕訢、惇王奕誴、禮王世铎、慶王奕劻、端王載漪的關系親疏遠近不同。

•t奕譞、奕訢：榮祿在參與管理神機營期間，獲得醇王賞識；其得寵于慈禧，也得益于醇王的推引；終其一生，在親王中，榮祿與醇王的交誼最深。甲午戰争爆發後，榮祿的仕途則離不開奕訢的支持。

•t奕誴、載漪：奕譞、榮祿與惇王奕誴的關系曆來不甚融洽，這種積怨影響到榮祿與惇王之子、端王載漪的關系。軍機大臣剛毅為了與榮祿對抗，也刻意攀附端王，一定程度上加劇了榮祿與載漪的矛盾。

•t世铎、奕劻：榮祿與世铎為兒女親家，關系密切；與奕劻相處融洽，軍事、外交各自分工，互不作梗。

此外，榮祿的仕途也得益于文祥及李鴻藻提攜。馬忠文并認為，李、榮交誼對晚清朝局影響尤大，李鴻藻死後，榮祿任用的漢員多以李氏門生故吏為主，如鹿傳霖、吳重熹、張人駿、袁世凱、瞿鴻禨、張百熙等都出自李鴻藻門下。他判斷，某種程度上，文祥——李鴻藻——榮祿是清季權力關系中比較清晰的一條人脈線索；相比而言，翁同龢與榮祿的關系則過于表面化，且時有暗中傾軋的迹象。

主要作品

榮祿曾輯《世笃忠貞錄》（2卷），該書刊行于光緒十二年（1886）前後，是榮祿兄弟等為宣揚祖、父兩代而編輯的家史文獻。他還為母親撰有《诰封一品夫人先繼妣顔劄太夫人行述》。還有辭書著錄稱榮祿編有《武毅公事略》。

庚子事變中，榮祿位于菊兒胡同宅邸遭遇焚毀，生平文稿、典籍毀于一旦，造成其個人作品的缺失。後人對其作品的結集，主要有以下兩種：

•t榮祿死後，其後裔、門生所刊《榮文忠公集》（即《榮祿集》，見《近代史資料》總20号），該集共1冊4卷，其中卷三為奏折9通，多與義和團運動相關，卷四為電函4通，是榮祿寫給袁世凱和奎俊的函電，表達的也是剿辦義和團的内容。

•t20世紀80年代，杜春和、耿來金、張秀清編《榮祿存劄》（齊魯書社，1986），系從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國近代史檔案館的榮祿檔案中選編整理，個别信函内容有所删節。該檔案基本上是榮祿逃離北京至回銮以後病逝期間各地官員給他的公文、函牍等，其中也夾雜着庚子（1900年）四、五月間的零星信件。

此外，在一些圖書館、科研機構和私人收藏者也藏有零星的榮祿詩文、書信等文稿。

人物争議

家世

榮祿的《行狀》《神道碑》《墓志銘》等多種傳記資料，稱榮祿系蘇完瓜爾佳氏，為努爾哈赤麾下名将費英東之後裔；榮祿生前參與編修整理的祖父、伯父等的傳記資料中，也有旁證。但是，《清稗類鈔》記載，榮祿在戶部尚書任上與蘇完瓜爾佳氏的都統聊天，說自己姓氏中并無蘇完字樣，而都統亦認為彼此并非同一宗族。《清史列傳》《清史稿》等官修史書中，也沒有說明榮祿與費英東的關聯。此外，榮祿的傳記資料中，尚有《吏部複榮祿姓氏子嗣無憑查複片文》1份，不詳是否與此有關。

生卒

榮祿的生年，《墓志銘》記為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清代人物傳稿》等稱其生于道光二十三年二月十九日（1843年3月19日），《清代人物生卒年表》亦持道光廿三年（1843年）生人之說。另有一些文獻持道光十六年（1836年）之說。還有學者據《翁同龢日記》所載翁同龢向榮祿祝壽的情況推算，榮祿當生于道光十六年二月二十一日（1836年4月6日）。其實，榮祿生日有官方檔案可查，如光緒十八年（1892）正白旗呈《榮祿等員生辰薄冊》載，榮祿當年“五十七歲”，“二月二十二日”生，由此推算，榮祿生于道光十六年二月二十二日（1836年4月7日）；所謂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生人的說法，系誤傳；而翁同龢向榮祿祝壽的時間，則可以作為官方資料的旁證。

榮祿的卒日，《神道碑》《墓志銘》記為光緒二十七年三月庚子（即該月初九，1903年4月6日）。但從榮祿的遺折來看，他是在該年三月十三日（1903年4月10日）病情加重，三月十四日（4月11日）完成遺折并奏入的。《申報》之報道、時人信函及《清史稿》之記載等亦證明榮祿系卒于三月十四日（癸巳，4月11日），當以這一日期為準。

功過

榮祿從政，涉及晚清政治史的若幹重要事件，一些史實及評價問題，長期為後世所争論。例如，榮祿在己亥、庚子年間的活動對晚清政局影響很大，學界研究的分歧亦多，蓋因其所牽涉的人事關系複雜，私家記述彼此矛盾，論者各執一詞，争議不斷。實則在晚清當時，榮祿的所作所為雖不乏吹捧者，然亦已頗招物議，言官王鵬運還曾彈劾榮祿；及至榮祿死去，清廷備極哀榮，而夏曾佑卻在《中外日報》上公開發表《榮祿表微》等文，對榮祿予以猛烈抨擊。如學者戴海斌所說，關于榮祿其人，無論生前身後、朝野内外，都有各種各樣的說法，既有污名化傾向的康梁宣傳話語，也有被一些學者認為系出于辨誣目的而形成的《景善日記》這樣的僞造文本；其中蘊含的“榮祿形象的流變與形成”的問題，亦值得學者思考與研究。

後世紀念

榮祿故宅

榮祿故宅位于北京市東城區交道口菊兒胡同3号、5号和壽比胡同6号，為其出生地。後來榮祿搬至東廠胡同，此宅分割出售。整個宅第分為三部分。西為洋武樓房，中為花園，東為住宅，住宅部分為五進院落，包括倒座、過廳、正房及兩進家祠，截至20世紀80年代，原本形制已無法得知，倒座三間，過廳三間，均為灰筒瓦頂。正房三間，左右各二間耳房，為灰筒瓦硬山箍頭脊，前帶月台，三出陛，東西廂房各三間，亦為灰簡瓦硬山箍頭脊，均通以廊，門、窗及正房内部裝修仍為清朝式樣；第四、五兩進，為其祠堂，五間北房，灰筒瓦硬山箍頭脊頂，帶走廊，已被與前院隔開，在壽比胡同單開一門，被用作煤炭部的宿舍。中間花園已全部拆除改用。西部已部分改建，所餘舊宅部分隻有一座兩層西式洋樓。該宅已于1986年被公布為東城區文物保護單位。

榮祿墓

榮祿墓位于位于北京朝陽門外高碑店鄉西花營村的榮家茔地内。茔地原占地30餘畝，周以圍牆，南牆中間開門，門前有石拱橋；門内原有大型龜跌石碑2座；石碑北為墳墓。榮祿墓居中，兩側為其兒子、兒媳墓。1976年1月6日，考古隊獲悉該墓被毀，派人前往清理。該墓系三人合葬，随葬品多為金、銀、玉器等，其中有重139.6克的金葫蘆一件，上有雙勾刻字“丙申重陽皇太後賜臣榮祿”，當系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榮祿所獲慈禧太後賞賜。今墓址尚存，而墓頂已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