獻文帝:南北朝時期北魏的皇帝-中文百科頻道

出生地

魏獻文帝拓跋弘，為北魏第六位皇帝。其在位時，因親自組織指揮了著名的女水之戰而名著史冊，關于其出生地，《魏書》說：“顯祖獻文皇帝諱弘，文成皇帝之長子也。興光元年（公元454年）生于陰山之北。”

至于生于陰山之北何處，史書語焉不詳，始終是一個謎。本文試就獻文帝拓跋弘出生地作一考釋，并就教于方家。　　北魏自道武帝拓跋珪于登國元年（公元386年）建國，定都盛樂（今和林格爾土城子），天興元年（公元398年）遷都平城（今山西大同），至孝文帝元宏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南遷都城于洛陽，在一個多世紀裡，北魏王朝和北境外強敵——柔然始終處于嚴重對峙狀态。柔然是一個以擄掠人财為專業的遊牧國家。公元5世紀初，柔然崛起于漠北，兵強馬盛，漸南侵，不斷攻掠北魏北境，對北魏構成了嚴重的威脅。

為了抵禦和防止柔然入侵，北魏除了在北境修築了“起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兩千餘裡”的長城，設置了武川、懷朔等軍鎮“備置戍衛”和大舉出兵追剿來犯之敵外，北魏諸帝還經常行幸作為北境天然屏障的陰山，以鞏固和加強陰山防線。據《魏書》記載，太武帝拓跋焘在位期間，曾9次行幸陰山，僅正平元年（公元451年）就兩次巡幸陰山。拓跋焘死後，其長孫文成帝拓跋浚繼位後，在位14年中，史書明确記載其"行幸陰山"就達8次之多，其中"興光元年（公元454年）夏六月，行幸陰山"時，李貴人為其生長子拓跋弘。《魏書》說“獻文皇帝諱弘”，“興光元年七月生于陰山之北”。

魏帝頻繁行幸陰山，而且在陰山停留時間很長，一般都在兩三個月，有時會更長些。如太武帝在太平真君“九年（公元448年）六月辛酉，行幸廣德宮”，“冬十二月，皇太子朝于行宮” ，在陰山行宮逗留半年之久。出于巡幸的需要，魏帝在陰山上建有行宮。魏帝行宮既是魏帝運籌帷幄、指揮軍事行動的前線指揮部，也是魏帝及随行後妃生活起居之所在，而著名于史籍的陰山行宮隻見于廣德宮（亦稱廣德殿）。《魏書》載：太武帝于太平真君“三年五月，行幸陰山北。

六月丙戌，楊難當朝于行宮。先是，起殿于陰山北，殿成而難當至，因曰廣德焉”。《魏書》繼續寫道：“六年夏八月，車駕幸陰山北，次于廣德宮。”上述幾段話明确指出：魏帝陰山行宮在陰山北，名曰廣德宮。廣德宮建于太武帝太平真君三年（公元442年），魏帝在行幸陰山北時，駐跸處即在廣德宮。獻文帝拓跋弘生于陰山北，亦當生在廣德宮中。

生平

太安二年(456年)，拓跋弘成為太子。和平六年(465年)，繼承皇位。拓跋弘崇文重教，興學輕賦，喜玄好佛。皇興三年(469年)，将襁褓之中的長子拓跋宏立為太子。皇興五年(471年)，拓跋弘傳位于太子拓跋宏，自為太上皇，專心信佛。

獻文帝拓跋弘是北魏王朝的一個特殊皇帝，其短暫的政治生涯中，既富有喜劇的色彩，又充滿着悲劇的情調。他文武全才，十二歲繼位就顯露出了超人的才能和魄力。整頓内政，增強國力，四出征讨，緻力于統一，俨然一副英明君主大有作為的架勢。但是，在親政五年以後，正當其統治事業進展順利之際，他卻突然将皇位讓給了五歲的太子拓拔宏。對拓拔弘的這種異常舉動，《魏書·顯祖紀》和《北史·魏本紀》的解釋是，拓拔弘熱衷于老莊、佛圖之學，因此看破紅塵，“雅薄時務，常有遺世之心”，想抛開政務紛繁的皇位去過清靜優雅的生活。而《魏書·天象志》卻說：“上迫于太後，傳位太子。

”這兩種說法，究竟孰是孰非呢？實際上，拓拔弘雖好老莊、佛圖，但并不厭世，《魏書·顯祖紀》說他“聰睿機悟”，從小就有君臨天下的“濟民神武之規”。他十二歲親政以後，“勤于為治，賞罰嚴明，拔清節，黜貪污”，使北魏吏治面貌大為改觀。本來北魏前期百官無俸祿，官吏貪污受賄現象十分嚴重，造成了吏治的敗壞，導緻了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日趨尖銳，拓拔弘用賞罰和黜陟的辦法雖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貪污受賄問題，但也暫時收到明顯的效果，“于是魏之牧守始有廉潔著聞者”（《魏書·顯祖紀》）。這是自拓拔氏入主中原以來沒有過的好現象，故不能不說拓拔弘有治國之術。他還根據中原的實際情況，改革賦稅制度，“命因民貧富為三等輸租之法，等為三品，上三品輸平城，中輸他州，下輸本州”（《魏書·顯祖紀》）。

這樣既不影響國家賦稅的使用，又解決了廣大貧苦百姓遠途輸賦、疲于賦役的問題，同時也使貧富有所差别。他又一改拓拔焘以來重征賦稅的政策，在國家财政仍很緊張的情況下，實行輕徭薄賦政策，下诏免除了常賦之外的十五種雜調，減輕了中原人民的負擔，緩和了民族矛盾。拓拔弘即位以來，軍事上也取得很大勝利。對北，他親自督率四路大軍征讨柔然，斬首五萬級，俘獲萬餘人，得戎馬器件不可勝計。

柔然遠遁，北邊得以安甯。對南，重用大将尉元，降宋将畢衆敬、張谠等，取得劉宋之徐州和兖州，拓寬了北魏的南疆。拓拔弘即位五年，内政、外交均取得如此大的顯著成果，足以證明拓拔弘是個文能武練，既有雄心又有膽略的皇帝。拓拔弘也具有政治家的剛嚴素質，他并沒有被老莊、佛圖理論束縛。為了進一步整治貪污受賄之風，他曾制定一條強硬的法律，“吏受所監臨羊一口，酒一斛者，死，與者以從坐論”（《魏書·顯祖紀》），還進一步規定“有能糾告尚書已下罪狀者，随所糾官輕重授之”。這條法律是十分苛刻的，充分體現了他不惜任何代價整治社會的決心。

對于不附于已，對統治不利的人，拓拔弘能斷然采取措施，格殺勿論。慕容白曜是北魏有名的大将，他統率北魏大軍與宋軍多次作戰，降城陷壘，奪得宋之青齊二州，揚魏威于東土。但是，由于他在拓拔弘剛即皇位時，曾附于太尉乙渾，乙渾因專擅朝權被誅殺，拓拔弘考慮到慕容白曜是乙渾黨羽，怕他在南疆擁重兵，功高難制，便在慕容白曜取得軍事上節節勝利的時候，以謀反的罪名将他殺死，并殺了他的弟弟慕容如意。拓拔弘具備君主的内外素質，他禅位之前的一切舉動都沒有表現出受老莊、佛圖的任何影響。禅位之後，他也沒有去過太上皇的清閑日子，更沒有沉湎于老莊而避世無為。

相反，仍是“國之大事鹹以聞”（《魏書·顯祖紀》），他還頻頻發布诏令，制定國策，并親自帶兵出征，實際上仍舊履行着皇帝的職責，發揮着皇帝的作用，絲毫沒有“雅薄時務”的迹象。因此，說拓拔弘是因熱衷老莊、佛圖之學而禅位，顯然有悖史實。似乎《魏書·天象志》所謂“上迫于太後，傳位于太子”的說法更切合實際。《資治通鑒》胡三省注在引用這條史料之後，曾以“馮太後若迫顯祖傳位，當奪其大政，安得猶總萬機”為由，對此表示反對。

顯然，胡三省是從狹義上去理解“迫于太後”這句話的含了，認為它是指馮太後強行指令拓拔弘讓出皇位，所以覺得于理難通。事實上，從馮太後的身份和地位及北魏宮廷中權力分配情況看，她也不具備這一條件。但是，馮太後是個既熱衷于政治，又娴于權術的女人，她和拓拔弘之間存在着很大的矛盾，她完全可以利用其太後的地位和在宮中的便利條件，創造一種氛圍，使拓拔弘處于一種被逼迫的内外交困之中，不得不尋求解脫，讓出皇位，這才是“迫于太後”的本意。

事實上，在拓拔弘突然禅位後又繼續執政這些事件的背後，就隐藏着一場深刻而又複雜的政治鬥争。馮太後是拓拔弘父親文成皇帝拓拔濬的皇後，但非拓拔弘之母。她是個“猜忍多權數”（《資治通鑒》宋蒼梧王元徽四年），權力欲極強的女人。她曾在拓拔弘剛即位居喪期間不能親政時，臨朝稱制。這段時間内，她親自策劃誅殺了專權亂政的太尉乙渾，使舉朝肅然。

但是，馮氏還沒有來得及充分施展她的政治才能，就因拓拔弘居喪期滿，不得不歸政。她對政治一直興趣濃厚，然而，風華正茂的拓拔弘親政以後，治國有方，才能出衆，使馮太後無法插手國事，于是他們之間不可避免地産生了隔閡。再加上馮氏與拓拔弘之間本無血緣關系，他們之間的磨擦便逐漸加深。馮氏年輕寡居，“内行不正”（《魏書·皇後列傳》），引起臣下竊譏，損害了拓拔弘統治者的形象。拓拔弘對此十分反感，他借故殺死了馮太後所寵幸的李奕，這一舉動進一步将他們二人推到了敵對的地位。由于史料嚴重缺乏，我們無法知道他們之間進行明争暗鬥的具體過程。

但從後來拓拔弘被毒死，馮太後執政，對繼位的孝文帝施加種種迫害等事件中，完全可以推斷出，馮太後當時正在處心積慮地尋找機會與拓拔弘較量，她的力量正在逐漸壯大，拓拔弘看到了這種不可避免的殊死鬥争的倪端，也預感到了以後統治的艱難。也許是拓拔弘“仁孝純至”（《魏書·顯祖紀》）的性格所決定，或者是某種力量的制約，使得他沒有先發制人，對馮太後采取措施，但他禅位之念實由此而生。

拓拔弘面對即将爆發的宮廷内讧，想以禅位來逃避鬥争，這是他經過深思熟慮之後才作出決定的。當時太子已立，他卻并沒有打算把皇位傳給太子，而是首先選擇了皇叔京兆王拓拔子推。拓拔弘認為，身為中都大官的拓拔子推“沈雅仁厚，素有時譽”（《資治通鑒》宋明帝泰始七年），這樣一個名望權力俱重的拓拔宗室成員，如能登上皇位，應該能夠對付馮太後，保證北魏王朝的統治穩固。

更重要的是，這樣一來，皇統便轉移，拓拔弘自己和太子才有可能免遭馮太後算計。但是，皇位的繼承和轉讓乃是封建國家最為敏感和重要的政治問題，在某種程度上它并不由皇帝一人決定，而是由統治集團中之權力派共同決定的。況且，這種極為異常的禅位實屬罕見，出人意料。

故拓拔弘的想法一經提出，公卿們先是面面相觑，繼而是強烈反對。首先提出反對意見的是拓拔子推的弟弟任城王拓拔雲，他說：“陛下方隆太平，臨覆四海，豈得上違宗廟，下棄兆民。且父子相傳，其來久矣。陛下必欲委棄塵務，則皇太子宜承正統。”接着指出禅位于拓拔子推将導緻的嚴重後果，“陛下若更受旁支”，必将“啟奸亂之心，斯乃禍福之原，不可不慎也”（《資治通鑒》宋明帝泰始七年）。

接着重臣源賀、宗室拓拔丕、尚書陸馛也紛紛表示反對，他們反對禅位的共同想法是，若禅位于皇叔則必然紊亂皇統秩序，啟逆亂之心。退一步講，若必禅位，應禅于皇太子，這是迎合衆願，穩定統治的最好選擇。但是禅位于太子正是拓拔弘所忌，因為那樣就失去了他禅位的意義。他聽完群臣的發言後，變色作怒。他仍想從别處打開缺口，取得支持，于是又問身邊的選部尚書趙黑，得到的回答是：“臣以死奉戴皇太子，不知其他。

”（《資治通鑒》宋明帝泰始七年）漢族元老高允綜合群臣意見後提出：“願陛下上思宗廟托付之重，追念周公輔成王之事。”大局已定，拓拔弘不得不接受衆人意見，被迫說出：“然則立太子，群公輔之，有何不可。”這一過程已經很清楚地展示出，拓拔弘禅位是迫不得已的，而禅位于太子也是迫不得已的。

然而，拓拔弘并沒有真的把太子交給别人“使群公輔之”，也沒有去享受他所謂“優遊履道，頤神養性”（《魏書·顯祖紀》）的太上皇生活，而是繼續執政，且更加有志。這是由于拓拔弘感到，當時北魏的宗室和大臣，無一人能夠如周公輔成王那樣，有力地制約馮太後的力量，幫助小皇帝度過難關，順利親政。而且，如果拓拔弘不親政，馮太後必然要臨朝稱制，這對小皇帝更加不利。在形勢的逼迫之下，拓拔弘不得不以太上皇的身份繼續執政。

拓拔弘禅位後，為了成功地輔佐幼帝，給他打下堅實的基礎，他更加奮發努力，多次發布诏令，而且在政治、軍事、内政、外交之上都積極采取切實有效措施，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果。他親自帶兵出征，保衛邊疆。公元４７２年，柔然入侵，兵至五原，拓拔弘親自帶兵征讨，在柔然聞風遠遁之後，他仍窮追不舍，想度過漠北，一舉消滅柔然主力，清除北邊隐患。

但因柔然已走得太遠，追及甚難，于是返回。東部敕勒本已歸附北魏，但在柔然勢力強大之後，又于４７２年叛歸柔然，拓拔弘再次帶兵追讨，一直追至大漠中之石碛，使敕勒的叛逃沒有對内地造成危害。河西吐谷渾歸附之後也複叛，北魏派兵鎮壓之後，拓拔弘帶着小皇帝巡幸河西，表示安撫，意在向吐谷渾張揚小皇帝孝文帝的威力，為以後的統治打下基礎。

公元４７３年，拓拔弘帶兵南伐，并令全國廣集賦稅人丁，作出大規模向南用兵的姿态，欲虛張聲勢，以攻為守，起到安定南疆的作用。内政方面，拓拔弘“勤于為治，賞罰嚴明，慎擇牧守，進廉退貪”。他特别重視刑獄，“大刑多令覆鞠”，不準輕易判死刑，意在為小皇帝收買人心，于是造成了囚犯多年關押的情況。他說：“滞獄誠非善治，不猶愈于倉猝而濫乎！”在這種政策的指導下，北魏“所刑多得其宜”（《資治通鑒》宋蒼梧王元徽二年）。

緩和了階級矛盾，穩定了北魏統治。此外，在拓拔弘以太上皇帝身份執政期間，北魏還頒發了下列诏令，諸如，罷門房之誅；禁殺耕牛做祭；令工商雜伎盡歸農業等等。這些诏令雖不以太上皇之名下，但實際上是以他的意圖拟定的。從上述内容可以看出，拓跋弘一心想勵精圖治，内外并舉，創造一個清明安定的天下，為小皇帝孝文帝的親政打下一個良好的基礎，這就更證明了他禅位是被迫的，繼續執政也是被迫的。但是，在封建政權中，政治鬥争是殘酷的，不是你死我活便是兩敗俱傷，拓拔弘雖然在禅位之後又被迫重新振作起來，迎接鬥争，但終因手段不夠強硬，沒有先發治人，在禅位五年之後被馮太後毒死。這位年輕的太上皇沒有實現他的夙願，為後人留下了深深的遺憾。

政治統治

獻文帝拓跋弘繼續執行拓跋珪的政策，他在平城等地建起大量房屋，并将塞外的鮮卑人及其他胡人内遷到關東地區。

這是一項強制性的官方移民政策，目的是恢複與發展久經破壞的中原地區，遇到的阻力卻恰與其深遠的意義成正比。當時的官員不會去體諒老百姓對于故土的依戀之情，更不懂得組織“居委會”去做思想工作，在執行政策過程中多半是采取硬性逼迫的手段，造成了一些地方民衆的反感。部分流氓無賴乘機煽動情緒，許多年輕人逃亡集結在外，不少郡縣都出現了有組織的土匪或強盜。

獻文帝拓跋弘面對民患十分頭疼，又不想大動幹戈地鎮壓，就與公卿們商量：“朕本來是要為民除害，可惜讓那些官員壞了事兒，以至于亂事頻起。如今違犯的人多了，不可能把他們都抓起來殺了。我的意思是通過大赦安撫，你們覺得怎麼樣呢？”

元城人侯屈說：“民衆逃亡做強盜，這是大罪，如今不給他們定罪就把他們赦免，乃是‘為上者反求于下’（即本末倒置，不是執行政策的人的行為），恐怕不妥。依臣所見，不如誅殺首惡，赦免餘黨，此舉足可安定天下。

”清河人崔宏（這位又是清河崔氏一族，後來鼎鼎有名的北魏漢臣崔浩正是他的長子）則說：“聖明的君主統領民衆，目的便在于安定團結，而不是跟民衆去較量勝負。赦免罪行雖不是正招，但卻便于執行。侯屈的意思是先誅後赦，還不如一招赦免全部搞定為好！如果有人赦免了之後還不老實，到時再殺也不為晚。”獻文帝拓跋弘贊同崔宏的建議，依計執行，果然許多人就不再為亂，對于繼續作亂搞破壞的少數人，拓跋嗣就不再手軟，派将軍于栗領兵一萬前去平定，很快解決了不安定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