爨寶子

爨寶子

曆史人物
爨寶子(380—403)字寶子,建甯同樂(今雲南陸良)人。生于公元380年,卒于公元403年,年僅23歲。他19歲時即“弱冠稱仁”,就任建甯(今雲南曲靖)太守。[1]當時,正是爨氏統治南中的強盛時期。有的以隸為體,參以楷法,隸多于楷;有的以楷為體,留有隸意,楷多于隸;有的則楷隸參半,實難定其為楷書或者隸書,《爨寶子碑》便是典型。我的導師徐利明先生在談到臨摹和創作之法時強調:應從精神入手去把握形式特征,從内理着眼去分析點畫用筆,若是碑,則要透過刀鋒看筆鋒,化刀法為筆法,隻有這樣才能形神俱得,把碑寫活寫雅。
    本名:爨寶子 别名: 字:寶子 号: 所處時代: 民族族群: 出生地: 主要作品: 主要成就: 籍貫:建甯同樂(今雲南陸良) 性别:男

簡介

爨寶子任建甯太守之時,中原大地戰事頻仍。爨寶子審時度勢,采取了對外賓服于中原王朝,對内實行平等相待、團結和睦之策,人民安居樂業,各得其所。他死後,僚屬和百姓悲痛萬分,特意為他刻石立碑,以求流芳百世。

書法碑文

《爨寶子碑》,全稱《晉故振威将軍建甯太守爨寶子碑》,東晉義熙元年(405年)立,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出土于雲南曲靖縣南楊旗田,今存曲靖縣一中校園内。碑高5尺4寸,寬1尺8寸。碑額書“晉振威将軍建甯太守爨府君之墓”15字;正文13行,滿行30字,共336字,字徑約1寸;下列題名13行,行4字。碑額、正文、題名均為正書,前後風格一緻,體在楷、隸之間。正文末行“立”字下刻有清鹹豐二年(1852年)曲靖知府鄧爾恒隸書跋六行。跋雲:“考晉安帝元興元年壬寅改元大亨,次年仍稱元興二年,乙巳改義熙。碑稱‘大亨四年’,殆不知大亨年号未行,故仍遵用之耳。”鄧說不虛,“大亨四年”實為義熙元年。舊拓本無鄧跋。

《爨寶子碑》的出土地雲南,在東晉屬“南中”之地,所居少數民族被稱為“西南夷”。與中原和江南相比,此地經濟文化相對落後,是當年的僻邑荒郡。寶子一族即為當地土著,且為大姓。其祖輩有史可稽者可追溯到爨習,他是諸葛亮南征時所降服的南中俊傑之一,事蜀後,官至領軍。其後相繼有爨肅仕于曹魏,爨雲仕于北魏,寶子則仕東晉,且官至“建甯太守”,可見,爨氏雖為蠻族,但由于與漢政權保持着密切的聯系,從蜀漢之際始,便接受漢文化的薰染。而且,寶子所轄之地在漢代曾一度成為中國西南邊陲的國際交通要道,是中外交通東西往來的必經之地。與内地頻繁的交往,中土的文化必然通過各種渠道傳至南中,其中包括文字與書法。因此,俨然漢制的《爨寶子碑》出現在南中,初看令人匪夷所思,頗生詫異,但從其曆史地理背景加以考察,卻在情理之中。

魏晉是書法史上新舊書風的轉換期,主要是隸書向楷書和行書轉換。這裡隻談隸楷之變。在“變”的強風吹刮下,新舊書體的點畫和形态均呈現出新的面貌:一方面,舊體的隸書舊得不地道常有楷書的寫法;另一方面,新體的楷書新得不完善,時見隸書的影子。因此,新舊雜糅,楷隸相參,是這一時期時代書風的顯着特點。隻不過因年代的先後和實用目的及書者書藝的不同,具體到作品中,楷隸之間的比重有異而己。有的以隸為體,參以楷法,隸多于楷;有的以楷為體,留有隸意,楷多于隸;有的則楷隸參半,實難定其為楷書或者隸書,《爨寶子碑》便是典型。隻因康有為在《廣藝舟雙楫》中稱此碑為隸書,以後的着述皆沿用此說。其實,我以為這未必很恰當。但既已約定俗成,也隻好如此了。

那麼,《爨寶子碑》為何會出現這種非楷非隸,亦楷亦隸,楷隸參半的面貌呢?裘錫圭先生在《文字學概論》中說,該碑作者“想模仿八分而又學不像,字體顯得很不自然”,我覺得很有道理。

我們知道,在漢字書法發展史上,手寫體墨書和刻鑄銘文是相對獨立,自成系統的,同時又相互影響,彼此制約。從時間上看,手寫體墨書總要比刻鑄銘文轉化得早一些。春秋戰國時,篆書向隸書的演變是這樣,魏晉之際隸書向楷書的演變同樣如此。之所以有這種差異,主要是不同的實用目的造成的。手寫體墨書多用于日用文書、簿籍之類,因求簡便,在赴速急就的書寫過程中,用筆往往草化,并使用俗筆,從而解散舊體,産生新法。開始是少數人,後來使用的人漸多,并加以規範定型,便成新體。魏晉時,經鐘繇到二王,楷書已經成熟,即新體已成,并廣泛地運用于官府文書和日常生活之中,流風波及南中。雖難見實物資料,但可以推斷,《爨寶子碑》前後,南中的手寫體墨書當與中原、江南相仿佛,即與魏晉寫經、敦煌寫經以及鐘王一脈書迹相似而後可。即使由于南中地處邊陲,通訊遠阻,其新體楷書不如中土成熟,但也不至于相差太遠。也就是說,在當時的南中,楷書(即使尚存隸意)已是社會各層在日用生活中的通用字體。因此,《爨寶子碑》的作者能作楷書是毫無疑問的。

刻鑄銘文則不同,它的主要目的是實用,或是門生故吏為其府主立碑或是子孫後嗣為其祖輩伐石,既欲昭示于衆,又望傳之久遠。因此,為表其敬意,示其莊重,多采用古體字。這是中華民族由長期積澱而成的崇古意識在漢字書法上的反映。故盡管當時楷書新體書風熾烈,此碑卻仍沿續漢代以來的傳統以隸書作為正規書體。刻鑄銘文在字體選擇上的保守性,便約束了它向新體轉換的速度,而總要比手寫體墨書慢一拍。而且《爨寶子碑》前後,舊體隸書既已不再是公私往來文書的通用字體,習者日少,隸法漸趨衰微,故《爨寶子碑》的作者不善隸書,亦不言自明。

因此,《爨寶子碑》的作者以楷書新體之法強為舊體隸書之體,隻能狀其仿佛,其結果便是不倫不類,非楷非隸,處于一種“兩不像”的尴尬境地,字體也就顯得很不自然了。當今不谙隸法的學書者開始寫隸書時,也往往以楷入隸,字形與此相類。但又有本質的不同;前者在“兩不像”的尴尬中蘊含着深沉的藝術魅力,能給人以無限的美感,而後者卻是實實在在的不倫不類,除了以楷、隸拼合而成的字形外,别無他物。這種在審美上懸隔千裡的差别,是由于曆史、哲學、民族、心理造成的,抑或是其它?個中原委,發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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