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京大學:近代中國私立教會大學-中文百科頻道

學校簡介

燕京大學是20世紀初由四所美國及英國基督教教會聯合在北京開辦的大學。是近代中國規模最大、質量最好、環境最優美的大學，創辦于1916年，司徒雷登任校長，曾與哈佛大學合作成立哈佛—燕京學社，在國内外名聲大噪。

在中國高等院校1952年院系調整中，燕京大學被撤消。中國大陸國民政府遷台後，燕京大學在香港被并入香港中文大學的崇基學院。

在中國大陸，其資産由中國政府接管後被整并，文科、理科多并入北京大學，工科并入清華大學，法學院、社會學系并入北京政法學院(今中國政法大學)。校舍由北京大學接收，現在其建築仍為燕京大學古迹。

曆史沿革

1919年由北通州協和大學、北京彙文大學合并而成。次年，華北女子協和大學并入。成立初期未分學系，僅設本科和預科。

1929年，設文學院、自然科學院和應用社會科學院，包括中文、外語、曆史、哲學、心理、教育、新聞、音樂、化學、生物、物理、數學、家事、政治、經濟、社會等學系。

1934年設研究院，下分文、理、法3個研究所。美國人J.L.司徒雷登為第一任校長。

1942年太平洋戰争爆發，遷校成都。

1946年遷回北平（今北京）。

1951年由中央人民政府接管。

1952年全國高等學校進行院系調整，并入北京大學和其他院校。

燕京之父

司徒雷登，燕京大學由他起步，傳教士草創名校，司徒雷登迎難受命擔任第一任校長。他中文與英文都運用自如，而且深谙中國文學，能調和中外，折衷新舊思想的，不作第二人想。

1918年，出生在杭州的美國人司徒雷登在南京度過了他人生中的第42個春秋。自1905年來他在中國傳教的成果，不僅讓他所隸屬的美國南北長老會對他刮目相看，而且也在中國獲得了廣泛的聲譽。

也就在這一年，位于北京的兩所教會大學（彙文大學和協和大學）籌劃醞釀已久的合并初步達成了一緻。司徒雷登大概沒有想到，他之後的命運會與這所合并而成的燕京大學緊密相連，甚至可以說是合二為一。然而在當時的另一些人看來，出任這所還是将來時的燕京大學的最合适人選，則已經是非司徒雷登莫屬了。

當年美國“學生志願參加海外傳教運動”的領袖羅伯特。史庇爾（RobertE.Speer）認為“司徒雷登深切了解中國，于在華傳教人士中對中國青年最具影響力，而且才華與學養出衆，思想開朗，中外人士都心儀其人。”因此他判斷司徒雷登是燕京大學校長的最佳人選“。

基督教青年會國際協會副總幹事布魯克曼（F.S.Brockman）則推薦說：“司徒雷登的才具足以出掌任何教會機構。他出生中國，此為其他同行所望塵莫及。他中文與英文都運用自如，而且深谙中國文學，可稱一時無倆。他的心靈也屬難得的品質。我相信他舉世無仇敵。在未來的大學裡能調和中外，折衷新舊思想的，我不作第二人想。”

1918年的下半年，美國南北長老會正式向司徒雷登下達了命令，讓他去籌辦“一所新的綜合性大學”。但是司徒雷登本人對于這項任命卻并非心甘情願，在他後來的回憶錄中，他說：“……我實在不願意去。我對金陵神學院的工作十分滿意。”他的許多朋友，也認為那是個“無法收拾的爛攤子”，勸他不要去。但是他的一位老朋友哈利。盧斯博士（即美國《時代》周刊創辦人享利。盧斯的父親）卻對他表示了支持，但他同時提醒司徒雷登，在應聘之前，應當仔細審查經費方面的問題。

包貴思女士（她是冰心先生的老師）在她寫于1936年的《司徒雷登博士傳略》中回憶：“那時的燕大是一無可取。我們很局促地住在城内，沒有教員也沒有設備……學生不到百人，教員中隻有兩位中國人。許多西方教員，不合于大學教授的條件。”更要命的是“常年經費有一半是落空的”。

雖然司徒雷登對于這任命并不情願，但是他并不是個畏懼困難的人，同時，作為一個出生在中國并對中國有深厚感情的美國人，他認為創建一所新大學，可以更好地服務于中國，而且這個任務跟美國也沒有什麼沖突。司徒雷登接受了聘請，但同時約定：他不管經費的事情。

學校籌建

晚清，基督教會在北京創辦了三所大學：北京彙文大學、華北協和女子大學和通州協和大學。1900年庚子事變，彙文大學和協和大學校舍被毀。重建時兩校有合并的打算，但由于這兩所學校的創辦者涉及到美國和英國的四個教會組織，在學校名稱和校長的人選上始終無法達成一緻。後來他們終于感到，必須由一位與兩校都沒有關系，而且有相當能力的“局外人”來擔任校長。這一艱巨的使命落到司徒雷登頭上。

1919年1月司徒雷登來到北京，但圍繞校名的争吵延續了好幾個月，最後采用誠靜诒先生的建議，定名為“燕京大學”。司徒雷登擔任燕大校長後，還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說服華北協和女子大學并入燕大，并結合該校特點設立女部。當時學校本部在城區的盔甲廠，校舍嚴重不足。司徒雷登親自騎毛驢或自行車四處勘察，看中了西郊一處寬敞的地方。那本是清淑春園的所在地，民國時被陝西督軍陳樹藩買了。司徒雷登專程前往西安遊說，終于使其同意轉讓。

校址選定後，司徒雷登聘請畢業于耶魯大學的美國設計師亨利·墨菲總體規劃，以中國的園林藝術及古典建築風格為基點，開始了大規模的建設。在接下來的十幾年裡，司徒雷登連續10次回美國募捐，為燕大提供了雄厚的經濟基礎。1926年6月燕大遷入新址，校園借遠山近水之勢，巧妙地安排建築布局，成為北京西郊令人矚目的新景點，并有了一個獨特的名稱——燕園。

校園環境

由于建校資金來自不同的贊助者，他們對校園的建築提出了各不相同的要求。比如美國費城的喬治·柯裡夫婦把他們的捐資指定用于建造一所校長住宅，這就是位于未名湖南岸的臨湖軒。但司徒雷登并未把它當做自己的私宅，1926年6月5日燕大遷入新址時，司徒雷登的妻子因病去世，而他們的兒子在美國。

于是司徒雷登将這臨湖軒時常作為公共場所，用于接待來訪的貴賓，一些重要的會議也在這裡召開。燕大青年教師的婚禮，也經常在臨湖軒舉行，司徒雷登很樂于為他們擔任證婚人。冰心與吳文藻的婚禮就是在這裡舉行的。

這臨湖軒相當長時間裡并沒有名字，直到1931年校友們在此聚會，紀念燕大建校10周年，才由冰心取名為"臨湖軒"，後來由胡适撰寫了匾額。園内最重要的景點是居中的那個湖，為它的命名大家争執不休，還是錢穆有主意，索性稱其為"未名湖"。

校園最初的基址是清朝三山五園的附屬園林，包括漱春園、弘雅園（墨爾根園）（漱春園和弘雅園為明朝勺園的一部分），1921年自軍閥陳樹藩手中買入。後又陸續從載沣等人手中購入朗潤園、蔚秀園、承澤園等園林（1949年後，原由徐世昌家族租用的鏡春園、鳴鶴園并入燕京大學園區）。1921年—1926年，曾為多座在華教會大學進行過設計的美國建築師亨利·墨菲（Henry Killam Murphy，1877年—1954年）接受聘請，為燕京大學進行了總體規劃和建築設計，建築群全部都采用了中國古典宮殿的式樣。

燕京大學的正門位于校園西邊，坐東西向東，以玉泉山玉峰塔為對景，門内為東西軸線。從校友門經石拱橋、華表（取自圓明園安佑宮廢墟），方院兩側是九開間的庑殿頂建築——穆樓和民主樓，正面是歇山頂的貝公樓（行政樓），兩側是宗教樓和圖書館，沿中軸線繼續向東，一直到未名湖中的思義亭，湖畔還有博雅塔、臨湖軒。東部以未名湖為界，分為北部的男院和南部的女院。男院包括德、才、兼、備4幢男生宿舍以及華氏體育館。女院沿一條南北軸線，分布适樓、南北閣、女生宿舍和鮑氏體育館。

燕京大學建築群在外部盡量模仿中國古典建築，在内部使用功能方面則盡量采用當時最先進的設備：暖氣、熱水、抽水馬桶、浴缸、飲水噴泉等等。

曆經戰火

堅守淪陷區

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燕大一百多名學生參加南下請願團，赴南京請願。當時已改任教務長的司徒雷登親自帶領數百名燕大師生走上街頭遊行，領頭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1934年司徒雷登赴美國出差，突然接到學校請他火速返校的急電。原來北京學生為反對蔣介石政府對日寇的不抵抗政策，組織請願團赴南京。燕大學生宣布罷課，并紛紛參加請願。學校裡的多數外籍教授反對學生罷課，未南下的學生與中國教授們堅決不許開課，雙方對立嚴重。

司徒雷登匆匆趕回後，立即召開全校師生大會，一些人以為，作為教務長，他是絕不會支持罷課的。不料司徒雷登緩緩說道："我在上海下船時，首先問來接我的人：燕京的學生是否也來南京請願了？我聽到的答複是，燕京很大一部分學生都去了，我這才放心。如果此次燕京學生沒有參加請願，那說明這些年來我的教育是完全失敗了！"

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為了保護學校免遭日寇騷擾，司徒雷登重新擔任校長，并讓學校懸挂美國國旗。由于燕大沒有與北大、清華等一起南遷，司徒雷登曾經受到許多燕大師生的指責。

但事後證明，燕大留在北平，不僅為許多淪陷區的學生保留了一處可以繼續求學的地方，還成為溝通淪陷區與解放區及大後方的秘密通道。許多學生畢業後正是通過燕大的"學生生活輔導委員會"前往解放區和大後方的。冰心後來回憶道，她和吳文藻曾經找司徒雷登商量，想借用他的汽車将兩個要去大後方的學生在夜裡送到郊外，司徒雷登毫不猶豫地答應了。

1941年12月8日，日軍偷襲珍珠港，美國對日宣戰。當天早上日本憲兵便封閉了學校，數十名師生被捕。12月9日，正在天津的司徒雷登也遭逮捕，被囚禁了将近四年，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後才獲釋。這年10月，燕大複校，未名湖畔鐘亭裡的大鐘在沉寂了三年多後，終于再次敲響。

為抗戰輸送人才

燕大教授夏仁德是美國費城人，1923年8月來中國，任教于燕大心理學系，在燕大做了許多地下工作，多年來，他在燕園的家一直是中共地下組織的重要據點。

燕大出身的陳翰伯回憶，“1935年，正是一二九運動來潮之年。夏仁德完全支持中國進步學生。他不發表講演，沒有寫過文章，他是用行動來支持我們的。他知道我們需要安全的工作環境，把他家後門的鑰匙交給我們，答應晚上午夜時分，可以在他家樓下客廳裡辦事，隻是告訴我們，白天不要來，晚上不要有女同學來。後來，我們利用這裡辦了很多事情。有些黨的文件如《八一宣言》等等，我們就帶來藏在地毯底下。”

很多中共地下工作者因夏仁德的庇護而躲過了當局的追捕。當時的清華大學學生蔣南翔，就曾在夏仁德家裡避難。後來出任新中國外交部副部長的黃華，也是夏仁德的學生。當黃華秘密離校，投奔延安之後，校務會議曾讨論要不要給黃華發文憑。夏仁德力排衆議，全力為自己心愛的學生辯護。他說：我在中國多年，黃華是我教過的最好的學生！

從1940年起，根據司徒雷登的安排，夏仁德領銜主持燕京大學學生生活輔導委員會。當時正在燕京大學讀研究生、後來成為著名曆史地理學家的侯仁之，則是夏仁德的主要助手，任委員會副主席。燕京大學的主要工作是把淪陷區的知識青年培養成戰時中國緊缺的人才，而怎樣把已經培養成才的燕京學子輸送到大後方和敵後根據地，輸送到抗日戰争最需要的地方，這個任務就主要由學生生活輔導委員會來完成。

逃奔大後方的燕京學子所在多有，逃奔敵後根據地的燕京學子也不少見。侯仁之回憶，當他策劃第一批學生南下時，中共燕京地下組織負責人向他建議，也應該送一批學生去根據地。并說根據地就在山西，去也方便，而且那裡很需要知識分子。侯仁之表示贊同，兩人就一起去見司徒雷登。司徒雷登毫無保留地支持，并要中共燕京地下組織負責人和侯仁之共同負責此事。

從1940年冬到1941年夏，經中共燕京地下組織安排，由侯仁之具體聯系，從燕京大學挑選了3批共10多個學生分赴敵後根據地。

無論是去大後方還是去敵後根據地的燕京學子，如侯仁之所言，“他們離校後的經曆雖然各不相同，但每個人都在抗日救亡以及新中國的建設中，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籌措抗戰物資

燕大英籍教授林邁可對抗戰中國的貢獻，則主要在于戰争物資的輸送。

中國全面抗戰爆發時，林邁可剛從牛津畢業一年，他與白求恩同船赴華，奉派前往燕大，幫助實施牛津試行的新式教學制度——導師制，到燕大後，林邁可住進臨湖軒司徒雷登寓所。他選收了8名導師制學生，其中惟一的女生李效黎，後來成了他的妻子。

來華途中，林邁可與白求恩約定，将來在華北根據地重逢。林邁可很快兌現了這個諾言，于1938年夏首次進入晉察冀根據地，與白求恩歡聚。在那裡他親身感受到根據地戰争物資的短缺。于是頻繁往返于上海、香港、重慶之間，設法為根據地代購戰争物資。

這年秋季開學後，林邁可花費很多業餘時間，為根據地裝配無線電收音機。有一次還拿出一沓進口化學藥品的訂單，請不知情的李效黎譯成中文。這沓訂單數量極大，讓李效黎好生奇怪。

“七七事變”後，二十九軍匆忙撤出平津，決定把來不及搬運的整整6個皮箱的軍用器材贈給平津附近的八路軍，但一直無法運出。這個任務也落到林邁可夫婦頭上。

他們借來司徒雷登的專車，每次裝上兩個皮箱，開到西山溫泉附近一個小廟門口，在那裡交到八路軍手上。

最後一次是1941年12月2日，距太平洋戰争爆發不過6天。當晚，林邁可在燕園主持了一次外籍教師茶話會。這是司徒雷登采取的應變措施。他預計日美戰争已不可避免，為使燕大外籍教師免遭鐵窗之苦，他指派與敵後根據地交情頗厚的林邁可主持會議，說服外籍教師撤往敵後根據地。但會上衆說紛纭，莫衷一是。

會後林邁可向司徒雷登彙報，司徒雷登總結了燕大畢業生在敵後根據地的工作情況，并估算外籍教師中至少應有15人前往。他特别強調：愛麗小姐懂醫學，是敵後根據地急需的人才；夏仁德和博晨光很有組織能力，也應該去敵後根據地。然後，他用命令的口氣對林邁可夫婦說：“你們兩人更是非走不可！”

林邁可到延安後，任八路軍通訊顧問和新華社對外廣播顧問，并設計制造了對外廣播儀器。他用一口正宗的牛津腔英語，不斷向全世界報告中國戰場的捷報。

刺刀下演說

燕京大學有兩個人最受司徒雷登的尊重和信任。一個是夏仁德，另一個就是陸志韋。

1926年，司徒雷登路過南京，頭一次到陸志韋家做客，兩人一見如故。次年，陸志韋即舉家北上，出任燕京大學心理學教授兼心理學系主任。1933年，又被任命為燕京大學代理校長——根據國民政府規定，外國人辦的教會大學必須由中國人當校長。

陸志韋隻答應代理一年，但一代理就是整整4年。直到“七七事變”，燕大出于生存需要升起了星條旗，司徒雷登親自出任校長，陸志韋才不再代理。但他仍屬于決策層，燕大無日不有的地下抵抗，他都不曾置身事外。

1940年冬，燕京大學物理系助教馮樹功騎自行車行經西直門外白石橋時，被一輛橫沖直撞的日本軍車軋死。燕京大學當即向占領當局提出書面抗議，并在貝公樓禮堂召開了隆重的追悼會。

追悼會由陸志韋主持，他緩緩走上講台，面色沉郁。禮堂一片靜寂，使與會者倍感壓抑！突然，他用嘶啞的聲音說道：“我……我講不出話！因為我這裡，”這時他以拳捶胸，“我這裡好像有一塊大石頭，壓得我喘不過氣！”

“我隻覺得當今世界上彌漫着一股貌似強大的勢力，正控制着我們，壓迫着我們，正是這股勢力奪走了年輕輕的馮先生的生命，這股勢力一日不消滅，類似的悲劇肯定還會不斷地發生。”

台下依舊鴉雀無聲，人們似乎隻能聽到自己的心跳。稍作停頓，他又說：“看到最近在校内發表的馮先生的遺作，才知道他和我一樣是新詩愛好者，我和他原應結識為朋友。不幸發生了這樣的悲劇，使我今生再也無緣和他相識，談論新詩了。”

說到這裡，他喉頭哽塞，熱淚長流。人群中的飲泣，随之爆發成一片嚎啕大哭！在場的日本軍方代表殊為不快，拂袖而去。

燕園日不落

反抗是堅忍的，報複也是兇殘的。1941年12月8日，在日本憲兵用刺刀逼着代理校務長高厚德宣布學校解散之後，師生們即各回宿舍收拾行李。當天下午，日本憲兵兩人一組，各在一個翻譯的陪同下，拿着早就備好的黑名單，逐樓逐室地照單抓捕抗日的燕大教授和學生。

親曆者陳嘉祥回憶當時場景：忽然外面一陣皮靴聲近，到門口停下。門猛地被推開，一前一後，闖進兩個鬼子。前面的兇狠地掃我們一眼，看着手裡名單，用生硬的中國話問道：“陳嘉祥有？”我說：“我是。”他盯我一眼，右手一揮：“走！”後面的鬼子立刻把槍口對着我的脊背(陳嘉祥：《一二八蒙難記》，見燕京大學校友紀念特刊《燕園友誼》)。

同時被捕的，還有藍鐵年、沈聿溫、李慰祖、程述堯、李歐、姚克蔭、劉子健、張樹柏、朱良漪、孫以亮等10名燕大學生，陸志韋、張東荪、趙紫宸、陳其田、劉豁軒、趙承信、林嘉通等7名燕大教授。數日後，燕大教授洪業、鄧之誠，總務長蔡一谔、學生生活輔導委員會副主席侯仁之、農科教師沈壽铨，以及周學章、蕭正誼全部被捕。來不及撤離的夏仁德、謝迪克、貝盧思等6名燕大外籍教師，則押往濰縣集中營關押。

總共30多個燕京師生锒铛入獄。除了事先逃奔敵後根據地的寥寥數人外，核心人物無一幸免。在淪陷區堅守了整整4年的燕京大學被迫暫告中止。燕園被改成日軍的傷兵療養院。

事發當天，司徒雷登不在學校，他已于前一天應天津校友會之邀到天津度周末。12月9日一早，他正要返校，日本憲兵找到他的下榻處将他逮捕，押回北平，與一批海軍陸戰隊隊員關在一起。

這是燕京大學的不幸，但也是燕京大學的驕傲——因為，锒铛入獄的30多個燕京師生，沒有一個人低下自己高貴的頭。

學校文化

校訓

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

校歌

雄哉、壯哉燕京大學，輪奂美且崇；

人文荟萃，中外交孚，聲譽滿寰中。

良師、益友如琢如磨，情志每相同；

踴躍奮進，探求真理，自由生活豐。

燕京、燕京事業浩瀚，規模更恢宏；

人才輩出，服務同群，為國效盡忠。

走向世界

次世界級聯姻：哈佛燕京學社

司徒雷登一手促成的與哈佛的合作，讓燕京大學跻身世界一流大學之列

真正讓燕京大學跻身世界一流大學地位的，則是哈佛燕京學社的建立。上世紀初期，司徒雷登了解到美國鋁業大王霍爾（1863－1914）有一筆巨額遺産捐作教育基金，并聲明遺産中一部分用于研究中國文化，由一所美國大學和一所中國大學聯合組成一個機構，來執行這項計劃。起初遺囑執行機構選了美國的哈佛大學和中國的北京大學，但司徒雷登設法成功地說服哈佛大學與燕京大學合作，于1928年春成立哈佛燕京學社，并設立燕京學社北平辦事處。

司徒雷登回憶這段往事的時候，說“那是一次可怕的經曆，弄得我十分緊張，心裡為自己事業的前途擔憂，連吃的東西也顧不上看一眼。一席話下來，出了一身冷汗。“司徒雷登所說的這段情形，是在他通過老朋友哈利。盧斯博士的幫助而與霍爾遺囑執行人克裡夫蘭律師見面之後。但是司徒雷登的冷汗沒有白流，那位律師終于答應給燕京大學五十萬，不過卻要在一年之後，因為他要确認燕京大學是”一所值得支持的大學“。

一年之後，司徒雷登再次見到這位律師，他還沒有說話，律師就提出要實現諾言，不過，律師“變卦”了，因為他給燕京的不是五十萬，而是增加了一倍——一百萬。司徒雷登當然不會錯過這樣的好機會，他趁機提出燕京發展的困難，并把款項要求提高到一百五十萬，不過這次律師答應得比第一次就爽快多了。

以當時燕京大學的實力，能夠和哈佛這樣當時在世界處于一流位置的學校聯合，司徒雷登也不免有些自得。他說：“承蒙哈佛當局欣然允諾，将他們那所大學的美好名字同中國一所小小的教會學校連在一起，實在令人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