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語詞條：民貴君輕
成語發音：mínguìjūnqīng
成語釋疑：人民比君主更重要。這是民本思想。
作者簡介
孟子（約前372-前289），名轲，字子輿，戰國中期鄒國人（也就是現在的山東鄒縣東南人），距離孔子的故鄉曲阜不遠。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學說的繼承者，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相傳孟子是魯國貴族孟孫氏的後裔，幼年喪父，家庭貧困，曾受業于子思的學生。學成以後，以士的身份遊說諸侯，企圖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到過梁（魏）國、齊國、宋國、滕國、魯國。當時幾個大國都緻力于富國強兵，争取通過暴力的手段實現統一，他繼承了孔子“仁”的思想并将其發展成為“仁政”思想，被稱為“亞聖”。
《孟子》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選自《孟子·盡心章句下》。
《孟子》一書七篇，是戰國時期孟子的言論彙編，記錄了孟子與其他諸家思想的争辯，對弟子的言傳身教，遊說諸侯等内容，由孟子及其弟子（萬章等）共同編撰而成。
《孟子》記錄了孟子的治國思想、政治觀點（仁政、王霸之辨、民本、格君心之非，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和政治行動，成書大約在戰國中期，屬儒家經典着作。其學說出發點為性善論，主張德治。南宋時朱熹将《孟子》與《論語》、《大學》、《中庸》合在一起稱“四書”。自從宋、元、明、清以來，都把它當做家傳戶誦的書。就像今天的教科書一樣。
《孟子》是四書中篇幅最大的部頭最重的一本，有三萬五千多字，從此直到清末，“四書”一直是科舉必考内容。《孟子》這部書的理論，不但純粹宏博，文章也極雄健優美。
帝制統治
在借鑒并發揮一批前輩學者的研究思路的基礎上，我注重分析思想體系和命題組合，逐一考察個案，以事實證明“尊君——罪君”的理論結構普遍存在。除無君論者外，中國古代著名思想家的着作無一例外。因此，我稱之為中國傳統政治思維的“文化範式”。
“民貴君輕”是中國古代最精彩的思想命題之一，其核心理念是：在政治權力本原的意義上，民衆比君主更重要。正是對這個命題的深入研究，使人們認識到一個更精彩的“立君為民”命題。儒、道、墨、法等重要學派普遍認同這個命題，其中法家的理論貢獻尤為突出。慎子的“立天子以為天下”和商鞅的“為天下位天下”就是孟子“民貴君輕”的理論先導。據此，我不僅找到重新認識中國古代政治理論體系的突破口，而且也看到了現代崇儒者的衆多說法與曆史事實相悖。
在宋元明清，寫有“民貴君輕”的《孟子》是官方學說的主要載體。面對陳獨秀、胡适等不是民主的斷語，現代崇儒者固執是民主或反專制的論點。他們不僅一再強調先秦儒學的民主精神被後儒和帝王篡改、閹割、壓制，還常常以明太祖删節《孟子》為重要論據。但是，這種說法經不起事實的檢驗，這裡僅舉三類事例。
一是大書揭之殿兩庑壁
明太祖曾命人将《大學衍義》“大書揭之殿兩庑壁”。這部“帝王之學”是宋、元、明、清皇帝與皇子的必讀書，其中有專門闡釋孟子“民貴君輕”的段落。
二是衆多皇帝認同“君為輕”
例如，漢高祖認同的“王者以民人為天”，隋炀帝标榜的“非天下以奉一人，乃一人以主天下”，唐太宗論證的“君依于國，國依于民”等，都将民衆置于相對重要的地位。許衡依據“民為重，君為輕”論朝政，元世祖大加贊賞。元英宗告誡臣下：“朕思之，民為重，君為輕，國非民将何以為君？”明成祖恢複《孟子》原貌，頒行《四書大全》，禦制《大學衍義贊文》。丘濬着《大學衍義補》，引據“民貴君輕”論說治平之道。明孝宗、明神宗為之作序,下旨刊行。康熙帝撰文贊揚文天祥依據“君為輕”擁立宋端宗“實千載忠臣之語”。乾隆帝曾吟誦“藐予小子識君輕”和“自昔識君輕”的詩句。在《欽定四庫全書》中，“民為貴”、“民為重”、“君為輕”之類的字眼不勝枚舉。
三是科舉考試要求通曉民重君輕
例如，明朝隆慶進士黃洪憲的科舉制文《邠人曰》寫有“民為貴，社稷次之”。萬曆丙戌會試會元袁宗道的策試答卷，申說“帝天之命，主于民心”，闡釋“天為民立君，君為天重民”，主張君主“不敢一念一事，自先而後民，自貴而賤民，自勇而弱民，自智而愚民”，還以激切的文字抨擊“靡所顧忌”、“恣行胸臆”的暴君。這份答卷博得考官們的激賞，寫出“必雅抱忠忱，期摅匡翼者”的評語。天啟四年舉人艾南英題為《民為貴》的科舉制文依據“天為民而立天子”，深入解讀“民貴君輕”。黃洪憲、艾南英的文章均收入清乾隆帝下令編纂的《欽定四書文》，以作為衡文繩尺。由此不難理解，為什麼自從《孟子》被列為科舉考試必讀書之後，朝堂之上、着述之中援引“民貴君輕”及其基本思路的事例越來越常見。在特定情境下，朝臣們甚至會依據“君為輕”而另立皇帝。
沿着這個線索，我發現一批重要的儒學命題始終處于統治思想的核心地位，構成官方學說的理論基礎。諸如被說成“反專制”的“天民相通”、被說成“人民主體”的“民心即天心”，被說成“非程序民權”的“湯武革命”，被說成“民主思想”的“天下為公”等等。隻須大緻翻檢一下《欽定四書文》就不難發現，凡是想走科舉仕途的人都必須弄懂這些道理。
其他
儒家思想簡介
儒家思想簡介春秋戰國時期，中國社會處于奴隸制崩潰封建制确立時期，曆史經曆着劃時代的變革，周王室衰微，諸侯坐大，維護奴隸主宗法等級制度的“周禮”遭到極大破壞，諸侯争霸，社會處于動蕩之中。這時候代表各階級利益的知識分子異常活躍，成為一支重要的社會力量，他們紛紛登上曆史舞台，着書立說，提出解決社會現實問題的辦法，形成了諸子百家争鳴的繁榮局面。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儒家、法家、道家，他們各自為新興的地主階級設計了一套結束割據，實現統一的治國方案，為秦漢以後的封建社會治國思想的選擇奠定了基礎。
孔子：仁愛；孟子：仁政
“仁”：從家庭出發的尊卑長幼、貴賤親疏差别的愛。而這個“愛”體現在孝、悌、忠、信以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奴隸制秩序上。
儒家基本上堅持“親親”、“尊尊”的立法原則，維護“禮治”，提倡“德治”，重視“人治”。儒家思想對封建社會的影響很大，被封建統治者長期奉為正統。
儒家的“禮治”主義的根本含義為“異”，即使貴賤、尊卑、長幼各有其特殊的行為規範。隻有貴賤、尊卑、長幼、親疏各有其禮，才能達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的理想社會。國家的治亂，取決于等級秩序的穩定與否。儒家的“禮”也是一種法的形式。它是以維護宗法等級制為核心，如違反了“禮”的規範，就要受到“刑”的懲罰。
儒家的“德治”主義就是主張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認為，無論人性善惡，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這種教化方式，是一種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恥辱而無奸邪之心。這是最徹底、根本和積極的辦法，斷非法律制裁所能辦到。
儒家的“人治”主義，就是重視人的特殊化，重視人可能的道德發展，重視人的同情心，把人當作可以變化并可以有很複雜的選擇主動性和有倫理天性的“人”來管理統治的思想。從這一角度看，“德治”主義和“人治”主義有很大的聯系。“德治”強調教化的程序，而“人治”則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種賢人政治。由于儒家相信“人格”有絕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礎上便發展為“為政在人”、“有治人，無治法”等極端的“人治”主義。
孟子
（一）孟子所處的時代背景
大約二千五百年前，我們的曆史出現一個非常紊亂的時代，也可以說是我們曆史文化轉變的偉大時代。孔子是春秋時期，孟子是戰國時期，春秋戰國銜接起來有五百多年的曆史，是我們民族最痛苦的階段，打打殺殺，亂作一團。但同時又是百家争鳴、諸子挺秀的時代，也為我們後世子孫奠定了博大精深的文化基礎。
董仲舒：夫德不足以親近，而文不足以來遠，而斷之以戰伐為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
董仲舒認為，在那個時代，各國諸侯之間的霸業，都不培養道德的政治基礎，因此政治道德衰落，國與國之間，人與人之間，誰也不相信誰，彼此不敢輕易親近，所謂“德不足以親近”。對于文化的建立，更是漠不關心，隻顧現實，而無高遠的見地。國與國之間，沒有像周朝初期那樣遠道來歸的國際道德關系，所以說：“文不足以來遠”。因此隻有用戰争來侵略别人。但是他們每次在侵略的戰争上，卻加上冠冕堂皇的理由，不說自己要侵略别人，而是找些借口來發動戰争，這就是“斷之以戰伐為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他說，春秋時代幾百年的戰争，都是沒有道理的。所以也有人說，春秋無義戰。
在那樣現實的時代環境中，孟子始終為人倫正義，為傳統文化的道德政治，奔走呼号，絕對不受時代環境的影響，而有絲毫轉變。所以，他所繼承孔子的傳統精神，以及中國文化道德政治的哲學觀念，和孔子的文化思想一樣，也成為由古到今，甚至将來的颠撲不破的真理。
戰國時期，魏國出了一位名王魏文侯，他是孔子的名弟子七十二賢人之一，子夏的學生,接受孔子經學的熏陶。他把魏國打好基礎，變成戰國初期的一個文化強國。在政治方面，他起用了曆史上有名的名臣西門豹，主管河内（今河北及陝西，山西部分地區），成為中國政治史上内政修明的典範之治。魏文侯死後，他的兒子魏武侯繼起，他用了曆史上名将吳起，同時與韓，趙滅掉宗主國的晉國，而三分其地。
魏武侯死後，他的兒子繼位，幹脆直接稱王，叫魏惠王，也就是孟子所見的梁惠王。曆史上的名将孫武子的孫子——孫膑，打垮他同學龐涓的一場著名戰争，那個龐涓，便是魏惠王親信的大将。在這以前，魏惠王也曾有過赫赫的戰功，打敗過韓國，趙國，宋國。而且還能威脅到魯，衛，宋，鄭等國來朝，和他建交。同時也一度和秦孝公在外交上建立短暫的和平。可是魏惠王沒有重用商鞅，後來商鞅投奔到秦國，三次遊說秦孝公，秦孝公接受了他的計劃，變法圖強，富國強兵，奠下了後來秦始皇統一天下的基礎。
兩三年以後，商鞅又說動了秦孝公，出兵打魏國，用詐術欺騙了魏國的前線指揮官魏公子印，打了勝仗，使魏國割讓了河西之地求和。才逼得魏惠王遷都大梁。這時候，梁惠王才深深悔恨自己當初的決定。孟子見梁惠王，也便是梁惠王最悲憤難受的階段。他與齊國一戰，損失了大将龐涓，同時太子申被擄。又與秦國一戰，損失了公子印，割讓了河西之地，遷都大梁。實在是他心裡最難過的時候，所以他想網羅禮聘外國的人才，例如在齊國聞名的客卿驺衍，淳于髡等人，也都受過他的邀請。尤其他對驺衍的莅臨，曾經親自到郊外去歡迎他，很隆重地待以上賓之禮。他是受到商鞅這一件事的刺激，很想找到一個振作圖強的能臣，來恢複他父祖的光榮局面，甚至能進而窺圖霸業。
（二）孟子的民貴君輕思想
孟子的民本思想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一是批判統治者荒淫揮霍，無視人民的生存權，以至于“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途有餓殍而不知發。”二是強調人民的生存權，必須保證暴行首先“不饑不寒”，“養生喪死無憾”；否則無異于“率獸而食人”的獨夫民賊。三是強調統治者首先必須獲得民心，并進而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的觀念，把民本思想升華到一個相當自覺的政治道德境。
孟子說：“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犧牲即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幹水溢，則變置社稷。”這裡所說，實際涉及到了君王、政權、民衆的關系。照孟子的說法，在社會的政治結構中，有民、天子、諸侯、大夫幾個方面。社稷是祭祀古神土神之處，如果以潔淨的供品按時祭祀，卻仍不能免去水旱災害，就應該變置它。社稷是一個政權的象征。這實際是說，一個政權不能起到它應起的作用，就可以改變它。一個人得到諸侯的喜歡，就可以做大夫。一個人得到天子的喜歡，就可以做諸侯。在這層層結構中，天子具有最高的地位。但是他隻有得到民衆，才能做天子。如果天子失去了民衆，才能做天子。如果天子失去了民衆，也就做不成天子了。
孟子幾次談到湯伐桀、武伐纣的問題。桀、纣酷虐，施行暴政，受到了民衆的反對，雖然他們居于君位，但實際上失去了做天子的資格，最後被湯武所滅。而湯、武能“救民于水火”，所以受到民衆的擁護。在民衆的支持下，他們取得了天下。可見，在孟子看來，政權的更叠，君王的易位，都取決于民衆的态度。在社會的政治結構中，民衆是基礎和前提，甚至起着決定性的作用。君和民相比，民的作用更為重要些。
孟子從桀、纣複滅的曆史經驗中分析了天下得失的根本原因：“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離婁上》）天下之得失在于能否得民，而能否得民又在于能否得到“民心”，即能否得到民衆真心實意的擁護。桀、纣之失民，實際是失去了民心。反之，湯、武無敵于天下，就在于“四海之内皆舉首而望之”，順從了天下民衆之心。戰國時期，戰争是最重要的政治活動。決定戰争勝負的最重要條件是什麼，這是人們普遍關心的問題。
孟子把戰争勝負的因素歸結為三個：“天時”、“地利”、“人和”。所謂“人和”，指内部團結，人心所向。孟子認為，在這三個因素中，最重要的是“人和”：“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孫醜下》）“人和”即是“有道”有道也就有了勝利之本：“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孟子·公孫醜下》）孟子把戰争分為正義和非正義兩類。他認為，正義的一方必勝，非義的一方必敗，其基本原因是前者順從了民心，後者背離了民心。所以，民心是決定戰争勝負的最重要因素。
民主春秋戰國時期，尚賢之風逐漸興起。孔子曾主張“舉賢才”，（《論語·子路》）但是孔子的主導思想是“親親”原則。孟子也要求尚賢，他認為“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孟子·公孫醜上》）是實行仁政的重要措施之一。他又說“國賢進君，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逾戚。……”（《梁惠王下》）就是說，在必要的時候，可以打破尊卑親疏的界限對賢才破格使用。孟子舉賢的下限是“士”。士和庶人盡管都可以說是“民”，但他們的社會地位是不同的。前者屬于統治階級的一層，庶人是被統治階級的一層。但是孟子畢竟主張向民衆中的一部分人開放政權，這顯然是對“親親”制度的一個改革。孟子還主張君王廣泛地聽取各階層的意見。他說：“國君進賢，……左右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孟子·梁惠王下》）“進賢”、任免和處置人都是比較重要的政事，孟子認為，對這樣的問題，不能隻聽左右親近和諸大夫的意見，還要聽取國人的意見，并且還應該把國人的意見當作基本的依據。這個觀念，顯然包容有民主性的因素。
我們可以把孟子的民本思想概括為三個方面：重民衆、申民心、限君權。那麼孟子民本思想的實質究竟是什麼呢?孟子政治思想體系的核心是王道政治。孟子要求行仁政，講民本，其落腳點均在于王道，幾乎在他的每一條重要論證中，都明确歸結于此：“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黎民不饑不寒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梁惠天下》）稱王于天下，實現王道，是孟子政治理論的基本目标。為實現這一目标，孟子所提倡的手段，不是“力”，而是“德”，不是通過戰争的征伐，而是通過施行仁政以争取民心。
孟子說：“以德行仁者王”，“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公孫醜上》）。隻要行“仁政”，從而使天下之民“中心悅而誠服”，就會使天下之民自然歸順而成王。所以，孟子反複倡導仁政，就是要求以仁德為手段而成就王業。然而，要使當時的統治者們施行仁政，就必須使他們充分認識“民”的重要地位與作用，唯此，他們才可能接受孟子的仁政說，或進而稍有自覺地推行仁政。正是基于這一要求，孟子才如此不遺餘力地宣揚重民、貴民等民本思想。
民本、仁政、王道，三者的關系是：民本思想是施行仁政的理論基礎；而推行仁政又是實現王道的必要手段；此三者統一的基點或核心是在于“王”，而不在于“民”。通過宣揚“民本”以施行“仁政”，又通過施行“仁政”以實現“王道”，這就是孟子民本思想的實質所在。通觀《孟子》一書，孟子的民本思想的确是充分的，确實是偉大的；然而同時，它也确實是為地主階級的主權政治服務的，它明确的隸屬于孟轲之王權政治思想體系之内。
管子
凡是一個國家的君主，必須緻力于四時農事，确保糧食貯備。國家财力充足，遠方的人們就能自動遷來，荒地開發得好，本國的人民就能安心留住。糧食富裕，人們就知道禮節；衣食豐足，人們就懂得榮辱。君主的服用合乎法度，六親就可以相安無事；四維發揚，君令就可以貫徹推行。政令所以能推行，在于順應民心；政令所以廢弛，在于違背民心。人民怕憂勞，我便使他安樂；人民怕貧賤，我便使他富貴；人民怕危難，我便使他安定；人民怕滅絕，我便使他生育繁息。因為我能使人民安樂，他們就可以為我承受憂勞；我能使人民富貴，他們就可以為我忍受貧賤；我能使人民安定，他們就可以為我承擔危難；我能使人民生育繁息，他們也就不惜為我而犧牲了。
單靠刑罰不足以使人民真正害怕，僅憑殺戮不足以使人民心悅誠服。刑罰繁重而人心不懼，法令就無法推行了；殺戮多行而人心不服，為君者的地位就危險了。因此，滿足上述四種人民的願望，疏遠的自會親近；強行上述四種人民厭惡的事情，親近的也會叛離。由此可知，“予之于民就是取之于民”這個原則，是治國的法寶。
（二）管子的民貴君輕思想
管子的民貴君輕思想内容非常豐富，始終圍繞着順民心、應民情而展開，在政治上，崇尚德禮，愛民惠民；在經濟上，提倡節約，重民富民；在法律方面，主張嚴格執法以安民。《管子》的民本思想具有較強的功利性，民本思想歸根結底是為君主統治服務的。
相通之處就在于都是提倡民貴君輕，都主張德政。
孟子提出了“民貴君輕”的思想，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下》）。他認為君主隻有得到人民的擁護，才能取得和保持統治地位，因此他主張國君要實行“仁政”，與民“同樂”。對于殘害百姓的國君，國人可以殺。商纣王是曆史上有名的暴君，武王伐纣，他認為殺得對，說：“聞誅一夫纣矣，未聞弑君也”
管子的“德政”思想，将國家興廢與民心順逆緊密聯系：順應民心，就能穩固統治的基礎；反之，就保不住統治權，終要失敗。
“以民為本”與“以人為本”的關系
“以人為本”的範圍本身要高于“以民為本”，個體的價值和權利的張揚是現代社會的必然特征。
以人為本，從根本上說，就是堅持唯物史觀，承認人民群衆是曆史前進的動力；一切依靠人，一切為了人。依靠人的力量來發展經濟文化，推動社會進步；同時又在經濟和文化發展的基礎上提升人的素質，提高人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促進人的全面自由發展。以人為本是時代精神的精華，是哲學思想的飛躍。堅持以人為本，就是尊重人權、珍視生命，一切以人民群衆的福祉為依歸。它的核心是：以人為中心，維護人的尊嚴，尊重和保護人權。
曆史上，從“民本”到“人本”，無數仁人志士出于維護本階級的利益以及追求理想道德社會的目的，竭盡畢生精力，主張保民安民的施政之道，為民請命。這在中國發展史上無疑是進步思想，也是中國民主思想發展的萌芽。
随着近代民主政治的出現，民本思想進一步成熟起來。民本思想究竟包含哪些内容呢？據史料記載，大緻有以下三個方面：第一，庶民是國家主體，民貴而君輕；第二，人心向背決定着國家盛衰興亡；第三，注重民生，保民安民，利民惠民。民本思想早在先秦時代即已提出，在《尚書》中記載也相當豐富，它是對神權思想的挑戰和對君權的一種限制。春秋戰國時期，極力宣揚民本思想的當推“儒家”。孟子提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成為後世政治家的座右銘。荀子則進一步發揮，他認為，民本不僅僅是為了人民，也關系到統治者自身的安危和存亡。
秦末和隋末無數次農民大起義使統治階級親眼目睹了人民群衆的偉大力量，許多有識之士對民貴君輕的民本思想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唐太宗李世民及其幕僚親眼看到了農民大起義的強大威懾力量；魏征以“舟”比作“君”，以“水”比作“庶人”（百姓），用“水可以載舟，也可以複舟”的道理警告最高統治者。據此，唐初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保民安民政策，迅速消除了戰亂，穩定了政局，出現了“貞觀之治”局面。
在民本思想的影響下，體恤民情，關心民衆疾苦成為曆代優秀政治家的共識。唐代政治家、思想家柳宗元，有力地批判“君權神授”思想，他說，君權并非神授，而是人所授。尤其是明、清時期的思想家黃宗羲，對封建專制制度進行了猛烈抨擊，提出“君權存在是社會不得安甯的根源。
古老的民本思想，對近代民主政治産生過極大影響，同時又有很大的曆史局限性，它沒有超越剝削階級壓迫廣大人民的框架，民貴君輕并非目的，而是統治壓迫人民的手段。偉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的民權學說繼承了傳統民本思想，同時又遠遠超越和發展了這一思想，但也有一定的曆史局限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