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鬥

武鬥

“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組織間的武裝沖突
武鬥,“文化大革命”中不同造反派組織之間相對于文鬥的武裝沖突。從最開始的棍棒,到自制步槍、手榴彈甚至土炮裝甲車等。最早在上海開始,後擴大到全國。武鬥者多為年輕人,人員傷亡很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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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外文名:
  • 别名:
  • 名稱:“文革”武鬥
  • 地點:中國大陸境内
  • 時間:1966年-1969年
  • 參戰方:不同紅衛兵團體
  • 結果:中國國力嚴重消弱
  • 傷亡情況:未統計
  • 主要指揮官:各個地區紅衛兵首領
  • 目的:奪取當地最高領導權
  • 重要參與者:宋彬彬(宋要武)

背景介紹

武鬥,本來是伴随着大規模群衆性政治運動而産生的一種很難避免的現象。若再加上領導者左傾路線、左傾思想的指導,則必然會更加惡性發展。因此, 盡管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在“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時就作出了“要文鬥,不要武鬥”的規定,但由于極左路線的幹擾,“文革”武鬥最終未能避免。  

發展曆程

上海

全國武鬥的第一槍是上海首先打響的。早在1966年底,上海兩大派别組織的對立已呈白熱化狀态。一派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簡稱“工總司”),另一派是“捍衛毛澤東思想工人赤衛隊上海總部”(簡稱“赤衛隊”)。“赤衛隊”成立之後,發展迅猛,号稱80萬人。他們這一派是保上海市委的,成立伊始,就公開反對張春橋與“工總司”簽字的五項要求。經過一次次明裡暗裡的較量,雙方的鬥争越來越激烈。

1966年12月末,被“工總司”劫持的上海市長曹荻秋,迫于各方的壓力,無可奈何地公開表示:“赤衛隊”的大方向錯了。這一來矛盾更為複雜。原來支持上海市委的“赤衛隊”有被遺棄之感,索性也召開大會,要“批判上海市委資産階級反動路線”。另一方面,“赤衛隊”緊急商讨對策,決定給黨中央、國務院打電報,要求中央派專人來解決上海問題;另外,調集人馬包圍了康平路上海市委所在地,要找陳丕顯、曹荻秋算帳。無疑,“赤衛隊”要“算帳”,卻找錯了債主。這一情況經進京向張春橋彙報情況的馬天水一番喧染,變成了“赤衛隊”抄了張春橋的家,并且還要搞全市性停電、停水、停交通、罷工等。很快,各種紅衛兵小報紛紛出版号外,稱“赤衛隊砸了張春橋的家”。号外上還登有張春橋被砸的照片和張春橋妻子李文靜署名發表的《聲明》。李文靜在《聲明》中寫道:“今天,有一批‘赤衛隊’無視公安部的規定,公然沖擊我的家。……我呼籲上海造反派戰友們、紅衛兵小将們謹防舊上海市委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轉移鬥争大方向,撈取救命稻草。一旦康平路發生什麼沖突,陳丕顯、曹荻秋罪責難逃……”在公安部的新法令中, 有一條規定明文指出:誰沖擊中央“文革”成員的家,誰就是反對無産階級司令部,就是反革命。這樣,“赤衛隊”自然成了反革命。12月29日,“工總司”在上海衡山飯店設立了“火線指揮部”,由王洪文等人調集了十多萬造反派成員,準備向“赤衛隊”發起沖擊。沖擊“赤衛隊”的情況,在當時編寫的《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中有如下記載:

工人造反隊員從下半夜兩點鐘左右開始向盤踞在康平路舊市委書記處的赤衛隊進行沖擊。到6點多鐘,康平路舊市委書記處院内的赤衛隊員全部投降。7點鐘,近20000名赤衛隊員排成單行,分成六路,到四條馬路上集中,袖章繳獲下來六大堆。

這是上海也是全國的第一次大規模武鬥。 武鬥中,“赤衛隊”91人受傷。兩天後,“工總司”發布《緊急通令》,在各級造反隊把“赤衛隊”大小頭頭統統抓起來。 之後,240多名“赤衛隊”頭頭被關押。上海的武鬥,隻是全國大規模真槍實彈武鬥的前奏。進入1967年夏天之後,由于林彪、江青煽動“揪軍内一小撮”,全國的武鬥迅速升級。這其中的原因也是相當複雜的。

重慶

從1966年12月—1968年期間,重慶就陷于了空前動亂中。1966年12月4日,發生了造反派與“保守派”在市體育場内外的數萬人大規模流血沖突,成為重慶的首次大規模武鬥。到1967年,重慶造反派分裂為勢不兩立的兩大派:“815”派和“反到底”派。

1967年7月7日,重慶兩派武鬥組織在紅岩柴油機廠發生沖突,打死9人,傷200人。這次武鬥中雙方首次使用了槍彈,後來被稱為“打響重慶武鬥第一槍”。從此,重慶武鬥全面升級,從使用小口徑步槍、沖鋒槍、輕機槍、重機槍和手榴彈到動用坦克、高射炮和艦艇,從巷戰到野戰,規模越來越大,死的人越來越多。

全國最大一場武鬥是1967年7—8月間在重慶發生的楊家坪武鬥。出動軍艦、大炮、坦克等重武器,死亡1170人,失蹤600餘人,共受傷3000餘人,重慶市九龍坡區楊家坪、謝家灣地區作為主戰場,大受破壞。後經林彪、周恩來直接幹預才停止。

楊家坪街道被焚毀近半,雙方死亡100人。1967年的7月、8月、9月,重慶變成了血雨腥風的戰場。重慶武鬥最慘無人道的事就是互相殺俘虜。

從1967年夏—1968年夏,分别屬于兩派的重慶造反派組織共發生武鬥31次,動用槍炮、坦克、炮艇等軍械兵器24次,各種原因死亡645人。

死者中年齡最大的為60歲,年齡最小的為14歲。其中部分為女性。重慶武鬥最後在政府和軍方的壓力下停止,兩派頭目随後都被判處無期徒刑。重慶武鬥期間,有不下20處地方埋葬着死難者。正式的“紅衛兵公墓”有3處。它們都是由造反派們建設的“烈士墓地”。重慶市沙坪壩區沙坪公園内現保有全國唯一的武鬥公墓。

重慶武鬥中甚至使用了軍艦,涪陵地區武鬥因為當地駐軍介入炮艦轟擊城區,完全是正規戰争的打法。幾萬毛派紅衛兵退入川東名寨栗子寨,對抗正規軍的打擊,最後全部宣布繳械撤走。

1967年7月31日—8月6日,榮昌縣兩派共700人左右參加武鬥,死亡78人。同年8月8日,望江機器廠造反派用3艘炮船組成艦隊,沿長江炮擊東風造船廠、紅港大樓、長江電工廠及沿江船隻,打死24人,傷129人,打沉船隻3艘,重創12艘。

同日,武鬥隊又将坦克開出,經沙坪壩到市中心解放碑示威。兩派在解放碑激戰,交電大樓及臨近建築被焚毀。沙坪壩區潘家坪發生大規模武鬥,雙方死亡近百人。歇馬場發生3000多人的武鬥,雙方死亡40人。

廣西

1967年3月30日,“廣西一司”、“廣西八三一”、“井岡山”、“東方紅”等共16個組織共400多人,晚上在區首府南甯舉行“粉碎資本主義反革命複辟逆流”遊行,兩次到區黨委大院示威,與機關一些群衆組織發生沖突,雙方大打出手。4月23日,“紅衛兵聯絡站”、“廣西紅總”、“廣西八-三一”等組織400多人,沖擊南甯一中紅代會成立大會會場,雙方發生武鬥。5月2日,“支伍(晉南)派”組織萬餘人到南甯朝陽廣場召開“慶祝擊落敵機和紅衛兵小将靜坐鬥争的初步勝利大會”,同時,“支韋(國清)派”九萬餘人在南甯火車站召開“慶祝盡戰勝利大會”,會後遊行,雙方隊伍相遇,一場混戰。

5月25日:“5-25”指揮部數百人沖進《廣西日報》社,與沖擊報社的另一派“4-22”進行辯論,要求其撤離。雙方最後以石塊、木棒為武器,展開激烈戰鬥。到晚上8點以後,雙方前來支援者達五、六千人。直到第二天淩晨武鬥才停息。在此期間,廣西軍區派出7輛宣傳車,呼籲雙方停止武鬥,但無人理睬,最後雙方隻能派出救護車搶救傷員。5月26日,這兩派又發生大規模武鬥。從上午7點一直打到下午4點,後因暴雨忽至才暫時休戰。雙方各有百餘人受傷。5月30日淩晨,因為支持“4-22”派的領導人給中央“文革”發電報,指責“黨政軍一小撮走資派”而挑起武鬥。直接起因是南甯警備區司令部、政治部發出的《緻“新工總”、“倒海翻江”等負責人的忠告、警告書》(發表在《廣西日報》上)。在5點30分左右,“五-二五指揮部”調集隊伍,對《廣西日報》社進行反奪權,大規模武鬥再度爆發。

南甯一中,因廣西大學“革聯”組織械進駐一中,說是要指導“兵訓”,遭到一中“聯指”派“紅衛兵團”反對。過後,一中另一組織“指點江山”被300多人圍攻,發生嚴重武鬥,要求聲援。結果,“工總”和部分學生、群衆500多人趕來,很快,“4-22”組織數百人推倒學校圍牆沖入院内,割斷電源,包圍了教學大樓和一部分教室。“聯指”派組織人員也前來聲援,雙方互扔石頭、磚塊如雨。之後,又有雙方後援者不斷趕來參加武鬥,其中有不少是工人。這場武鬥持續了三天,直接經濟損失5萬多元,雙方傷200多人,其中重傷住院者100多人,這隻是大規模武鬥的序幕。

“4-22”組織與永甯公安局幹警發生武鬥。打死2人,打傷14人,其中重傷8人。所有戶口薄和檔案文件被付之一炬。同一天,南甯郊區“聯指”決定組織農民進城支持,圍攻“4-22”派據點“航運工總”、文藝體校。“紅色公安”、“一摸三揪”等組織與郊區農民共600多人,圍攻“工總”一碼頭,後圍攻者達2000多人,造成重大傷亡。在此前後,“聯指”組織1000多人連續數天攻打《廣西日報》報社,末克。清晨。“聯指”調動工人、農民攻打“4-22”、“火種”大樓。當晚攻克。現場上,用鋼叉叉死一人,6名“4-22”骨幹分子被關押,遭到毒打,許多物資被搶走,有一名進攻者被氣槍擊瞎一隻眼睛。6月25日,下午5時,“聯指”組織人員,包圍文化大院,用推土機推倒圍牆,展開強攻,到7時左右攻進京劇團、桂劇團和木偶劇團。有20多名被圍攻者負傷,第二天繼續攻入文聯大樓,“4-22”600多人全被活捉,其中部分人被捆綁、蒙眼、審訊和毒打,許多财物被盜。

北海市發生武鬥。雙方用石塊、木棍對打,連打兩天,共有100多人受傷,其中重傷30多人。南甯“聯指”調動近萬名武裝人員,攻擊《廣西日報》社文化大院、區展覽館等“4-22”據點,遭到猛烈反擊。武鬥中使用鋼叉、高壓水管、硫酸、推土機,雙方傷亡慘重。南甯“聯指”攻打東方紅醫院等“4-22”派據點,結果,聯指死1人,“4-22”死9人。“4-22”武力封鎖南甯邕江大橋,“聯指”組織就出動三四百人,到晚上11點,密集的槍聲仍然響徹夜空。

1968年1月,容縣黎村頻繁發生武鬥。下旬,出現全區性大規模武鬥的局面。2月15日,鳳山縣、柳江縣發生武鬥。4月1日,梧州市發生武鬥。雙方開槍開炮,部隊前去制止,被打傷7人。4月30日,部隊和民兵奉命圍剿廣西“農總”甯明上石分部。5月1日攻克,俘虜40人。

阻止槍奪武器的3936部隊一營軍車被“聯指”所屬組織開槍掃射,打死5人,打傷31人。“4-22”與“聯指”下屬組織再次武裝沖突,打死2人,炸死3人。解放軍被造反大軍包圍後,發生沖突,打死2人,傷20多人,奪走槍支700多條。這場武鬥又演化成對立兩派群衆組織之間的另一場武鬥。桂林市武鬥升級,連續奪槍。武宣縣、上林縣兩派武鬥也極其嚴重。南甯再次發生武鬥。死62人,全部沉屍邕江。“聯指”在攻打“4-22”碼頭時,請求炮火地支持,結果,炮轟到第二天下午3點多鐘,40多艘船隻被擊中,起火燃燒。“聯指”與“4-22”再次武鬥。開槍打死過路群衆2人,傷多人。還施放催淚彈,緻使200多人中毒。廣西軍區被炮火擊中,傷戰士2人。這場武鬥延續到。據不完全統計,僅“4-22”被打死1340人,被俘6445人,另有2500多名居民被抓捕,後來這批俘虜被押出來時,又當場槍殺26人。市中心33條街巷被炮火擊中,成為一片廢墟。再加上攻擊者的傷亡,總共死亡人數達1470人,被俘者達8445人。燒毀房屋2820間,面積達46萬平方米。緻使50000多名居民無家可歸,國家财産損失達6000萬元以上。

廣西的武鬥還在不斷延續,愈演愈烈。而廣西的武鬥隻是全國武鬥的一個縮影。“文化大革命”到了1967、1968年,真正是“天下大亂”了。所幸的是軍隊還沒有發生太大的混亂。後來,毛澤東感到他自己也無法控制局面了,便動用“鋼鐵長城”來對付全面武鬥。人民解放軍執行“三支兩軍”任務,對全國公安、法院、鐵路、航運、港口、郵電、廣播電台、報社、銀行、體育、機要、國際機場和重要倉庫等系統實行軍事管制,才漸漸穩定住了動蕩不甯的局勢。

廣州

在“文革”動亂最甚的頭兩年裡,廣州有過兩次武鬥高潮。一次是1967年7月到9月,另一次是1968年的5月到7月。這兩次武鬥高潮血案頻發,對立兩派武裝沖突升級到戰争層面。

1967年到了7月,廣州空氣中火藥味日益濃厚,旗、總兩派摩擦不斷加劇。首次大型武鬥前奏發生在7月20日。那天,坐落在廣州市西郊的華僑糖廠兩派從張貼标語發生辯論,進而升級至暴力沖突。參與者包括廠内人員、周邊農民和少數中學生。到21日下午,旗派被包圍人員得到接應突圍,事件結束,旗派死亡8人,其中一名是糖廠副廠長,30多人受傷。此事激起旗派憤慨,廣發通知,召集各組織,于23日下午在越秀山體育場舉行聲勢浩大的追悼會,并擡屍遊行示威。而此前,總派的中學生組織“紅衛兵廣州總部”也拟定于23日在中山紀念堂召開成立大會。兩個聚集地相距甚近,而中山紀念堂又位于越秀山體育場進場需經之地,遂發生暴力沖突。總派學生(時稱“主義兵”)有備而來,以紀念堂為依托截擊遊行隊伍。沖突武器為匕首、木棍、磚塊和少量步槍,較流行的是鋸尖了的水喉管。傷亡人數有統計稱50多人被殺,400多人受傷住院治療,輕傷不計其數。

“七·二三”事件開始了廣州“文革”第一個武鬥高潮、治安失控的時期,随後街道聯防、打“勞改犯”、省總争奪戰等一連串血腥恐怖事件接連爆發。至9月2日太古倉事件和9月11日慘案,是這一時期的尾聲。秋交會開幕前夕,廣州派性武鬥停息。

省總工會大樓事件的準确時間是1967年8月18日晚間。省總大樓原為胡文虎物業,樓體堅實高峻,當時在那一帶是很有優勢的制高點。該樓為總派所占據,而周邊均為旗派勢力,雙方摩擦不斷。旗派部署要以強攻拔下這個對立派據點,于8月18日晚,在強火力掩護下發動猛攻。雙方使用了包括重機槍等各種槍械。旗派一面從下往上一層層攻打,一面從旁邊的二輕大樓搭竹梯通向省總大樓的窗戶,橫腰“飛兵突襲”。總派則依據樓内堅固的防守工事層層死守。

“供電公司事件”是廣州第二次武鬥高潮的首件大型事件。發生在1968年5月22日,時稱“五·二二事件”。四五月間是廣州春季出口商品交易會期間。這兩年廣州的特點是,凡到春秋交易會期間,都是社會最安穩甯靜的時候。但兩派矛盾仍在發展,交易會一結束,沖突即又爆發。事件始于供電公司内部兩派相互張貼、覆蓋、撕毀對方的大标語,沖突一爆發即已有人員傷亡。外面的旗派聞訊先來增援,有上百中學生和外面的人員進入大樓,并緊閉大門,把總派人員夾擊于二三樓少數樓層。而總派也迅速調集千人包圍了大樓。之後,雙方繼續調集力量,形成了兩派相互多重包圍糾結态勢。供電公司當時設在泰康路華安樓。該樓建築堅固,大門異常厚實,總派一時無法攻入。被圍在樓内的少數總派有的被抓被殺,有的從三樓跳窗而逃。筆者當年還是泰康路小學學生,近在華安樓旁邊。5月22日午後約1時許,三樓被圍人員從窗口跳樓突圍,有的摔傷了腿,還是逃出來了。頂層有對立派人員見狀,取十數磅大鐵錘瞄準。筆者當時站在馬路對面原省僑辦大樓外人行道上,親見一人從窗口探身欲躍出,被高空砸下的鐵錘準确擊中頭部,腦漿血漿噴濺一牆。這塊血迹異常濃烈深刻,雖經刷洗,黯褐色的大塊斑迹一直保留在華安樓二樓東側窗台下,至80年代,該樓改作酒店後才被處理掉。

比較起其他一些城市,1967年秋對群衆組織收繳武器還是有效的,至“五·二二”再爆發大規模武鬥時,群衆組織所用武器主要為刀棍,大威力武器極罕見。當夜,攻樓的總派在樓下縱火,也未能把華安樓大門燒開。至深夜,地方駐軍接令,調動大批軍力強行介入,中止了這場武鬥。

“七·三”、“七·二四”布告發布于1968年,是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連續發布的關于制止武鬥、恢複生産的布告。随即,軍宣隊、工宣隊奉命進駐學校,全國實行軍事管制,所有群衆組織被解散,廣州武鬥也迅速平息下來。  

北京

工宣隊源于清華大學“文革”兩派群衆的武鬥。1968年4月23日至7月27日,由于兩派組織"井岡山兵團"(以下簡稱團派)和"四一四"的論戰與沖突,清華大學發生了著名的"百日大武鬥"。

毛澤東1968年7月26日下午兩點多,在其中南海住所,召集身邊的8341部隊有關人員開會,指着地毯上鋪着的清華地圖,對與會人員進駐清華做出指示。同日下午5點半在北京新華印刷廠召開有63個單位參加的進駐清華大學動員大會,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吳德、8341部隊有關負責人等出席,部署次日進駐方案,這個大會一直開到淩晨兩點才結束。次日上午10點前後,來自北京61個企業、事業單位的3萬多工人從除了北門之外的清華各個校門湧進清華園。

然而,毛澤東沒有預料到他所派出的這些工人進駐清華(當時置身武鬥的清華兩派約有600餘人)遭到了團派的殊死抵抗,造成了5人死亡,731人受傷。不僅沒有任何一個清華人在事前知道毛澤東的這一舉措,而且這3萬多工人到達清華之初也不知道是直接履行毛澤東要平息清華武鬥的決定。僅有工宣隊極少數的領導者和組織者知道。正是由于不知道工宣隊是毛澤東所派,這就不僅直接造成了嚴重犧牲,而且直接鑄就了團派的政治滅亡。毛澤東派出工宣隊不告知清華人,成為至今都難以破解的謎。由于團派武力抵抗工宣隊而造成了流血犧牲,更主要的是由于必須及時制止全國性的武鬥,毛澤東把工宣隊當成結束大學“文革”造反派群衆運動的馬前卒。工宣隊的職能和模式在1968年8月25日發表的姚文元《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一文中,才得以明确。此文是根據毛澤東的建議所寫,由毛本人做了多處修改并确定了題目。同日,毛澤東批示"照發"的《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關于派工人宣傳隊進學校的通知》(中發〔68〕135号文件)指出:"中央認為整頓教育時機到了。各地應仿照北京的辦法,把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學逐步管起來。""在革命委員會領導下,以優秀的産業工人為主體,配合人民解放軍戰士,分批分期,進入各學校。"到了9、10月份,工宣隊進駐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學,已成為全國普遍的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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