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周:中國曆史朝代-中文百科頻道

國号

天授元年（公元690年）九月九日，一代女皇武則天的登基大典在神都隆重舉行。武則天“革唐命”，定國号為周，有兩種說法：

其一是據《姓纂》記載，武則天的武姓來源于周平王之子。周平王的少子姬武一落娘胎，手掌中便有一片特殊的紋路，形狀就像個“武”字，所以不但他自己以武為名，後來他的子孫也以武為氏。而武則天自認為是姬武的第40代子孫。

其二是意喻效法周代，中國古代的太平盛世，在當時的唐人看來，惟周、漢兩代。唐太宗治世崇尚漢法，武則天卻認為應承周，以“周”為号，也是為了表明她要承周禮治盛業的治國方略和政治抱負。被中國古代尊為“大成至聖先師”的孔子一生的追求就是“恢複周禮”，因此，武則天以“周”為國号就是在實踐孔子的遺志。

武則天甚至在稱帝之前曾經下令仿照西周初年周公在雒邑造明堂，前後兩次在洛陽興建唐明堂和武周明堂以作為宣明政教之所，向天下昭示她重興周朝禮制的姿态。

曆史

登基準備

自高宗死後，太子李顯即位，是為唐中宗，作為新帝生母的武後被尊為皇太後。因為與中宗不合，武太後不久廢中宗為廬陵王，改立四子豫王李旦為帝，是為唐睿宗。此後武太後的政治野心不斷膨脹，幽皇帝于别宮，自操政柄，漸有代唐稱帝自立之心。

光宅元年（684年）武則天改東都為神都，改洛陽宮為太初宮（太初寓意新的起點，标志着武則天時代的開始），又令旗幟皆從金色，官服顔色、職省名稱一并改易。同年徐敬業以匡複唐室為号召，在揚州舉兵反武，十多天便聚合十萬部衆。武則天當即以左玉钤大将軍李孝逸率兵三十萬前往征讨。十一月，徐敬業兵敗自殺。

垂拱二年（686年）正月，武則天因“久專國事”被大臣埋怨責備，于是下诏還政于皇帝李旦。李旦知其并非出自誠心，“奉表固讓”。武則天便繼續臨朝稱制，自此朝中再無人提及還政一事。

三月，武則天下令制造銅匦（銅制的小箱子），置于洛陽宮城前，分為延恩（獻賦頌、謀求仕途者投之）、招谏（言朝政得失者投之）、伸冤（有冤抑者投之）、通玄（言天象災變及軍機秘計者投之）四匦，随時接納臣下表疏。此舉廣開言路，對穩定當時的朝政起了重大作用。

同時，為了監察百官及宗室，武則天大開告密之門，規定任何人均可告密。凡屬告密之人，國家都要供給驿站車馬和飲食。即使是農夫樵人，武則天都親自接見。所告之事，如果符合旨意，就可破格升官。如所告并非事實，亦不會問罪。以緻“民告官”成為常規，大臣們每次上朝之前，都要和家人訣别，整天都惶惶不可終日。

688年（垂拱四年），琅琊王李沖、越王李貞又起兵反武則天，但很快被武則天派兵擊潰。武則天趁機利用酷吏大誅李唐宗室子孫與唐室舊臣，餘者悉流嶺南。之後自号“聖母神皇”，改名武曌。

垂拱四年（688年）十二月，明堂建成，高294尺，“鐵鳳入雲，金龍隐霧”，“去都百餘裡外，遙望見之”，号稱“萬象神宮”，使得萬人空巷。武則天放任百姓入紫微城參觀萬象神宮，又賜予酒食，攬盡民心。吐蕃等世界各國聞之，紛紛遣使來賀。

自此，武太後的稱帝隻是時間的問題了。

武周代唐

武周代唐，又稱“武周革命”。

載初元年（690年）秋七月，薛懷義、法明等佛教僧人撰《大雲經》，稱武則天為彌勒佛下凡，應代唐為王。于是武則天令各州置大雲寺以宣揚。

載初元年（690年）九月三日，傅遊藝率關中百姓九百餘來到神都上表請武則天改國号曰周，賜皇帝姓武氏，武則天沒有準許；于是文武百官、帝室宗戚、遠近百姓、四夷國王、沙門道士共計6萬餘人，俱上表請願，唐睿宗亦上表自請賜姓武氏。

九月五日戊寅，群臣上言：“有鳳凰從明堂飛入上陽宮，落在肅政台梧桐樹上。”武則天便前往觀看；過了很久鳳凰向東南飛去，恰好武則天趕到，此時朱雀數萬雲集朝堂，不肯離去。

看到此景，一位大臣立即跪倒在地，向武則天解釋道：“鳳凰象征的就是神皇您，它飛到肅政台，見到您後才離開，就是在暗示您登基大寶，改國号為周；這些朱雀代表的正是臣下我們，您如果還是不登基，就是違背天意，朱雀們便不會離開，我們也将長跪不起呀！”

九月七日庚辰，武則天認可了唐睿宗及群臣之請。

九月九日，武則天禦則天門，大赦天下，改唐為周，改元天授，定都神都（洛陽）。

九月十一日，上尊号曰聖神皇帝，降皇帝為皇嗣，賜姓武氏；次日立武氏七廟于神都。

武周之治

武則天善于治國，首創科舉考試的殿試制度，并知人善任，能重用狄仁傑、婁師德、張柬之、桓彥範、敬晖、姚崇等。國家在其主政期間，政策穩當、兵略妥善、文化複興、百姓豐衣足食，安居樂業，為其孫唐玄宗的開元之治打下極其重要的基礎，史稱武周之治。

如意元年（692年）二月，吐蕃黨項部落萬餘人歸附武周，武則天将其分置十州。五月，吐蕃首領曷蘇亦率其部落請求歸附，武則天派張玄遇率領精兵二萬迎接。不料曷蘇事情洩漏，被國人擒回。此時恰逢羌族首領昝捶率領八千餘人歸附，張玄遇以其部落置萊川州。

武則天春秋雖高，但善于化妝，時常容光煥發，即使是左右侍從也感覺不到她的衰老。

長壽元年（692年）九月，派大将王孝傑與阿史那忠率軍出征西北。十月，王孝傑大破吐蕃，收複龜茲、疏勒、于阗、碎葉等安西四鎮，設安西都護府于龜茲。在群臣一緻反對的情況下，武則天毅然對安西四鎮增兵三萬。這一措施使安西四鎮從此安定，直到唐玄宗時再無反複。

長壽二年（693年）正月，武則天在萬象神宮親自主持祭典，自制宮廷樂舞《神宮大樂》，選用舞者九百人。

長壽三年（694年）正月，武則天派将軍李多祚擊破叛亂的室韋。二月，派王孝傑破吐蕃孛攵論贊刃、突厥可汗俀子等各三萬餘人；碎葉鎮守使韓思忠破薛延陀泥熟俟斤等萬餘人。八月，梁王武三思率“四夷酋長”請以銅鐵鑄天樞，立于端門外，以歌頌武則天的功德。各國君臣聚錢百萬億，買盡天下銅鐵。建成後柱身碑刻文武百官和萬國元首的名字，武則天親題：“大周萬國頌德天樞”，寓意武周為天下中心樞紐，統領萬國。

證聖元年（695年）臘月，武則天從神都出發，封禅嵩山，大赦天下，改元萬歲登封。

萬歲通天二年（697年）四月，武則天鑄成九鼎，從玄武門曳入紫微城，令宰相、諸王率南北衙宿衛兵十餘萬人，連同宮中儀衛大牛、白象共同拖曳，最終将九州鼎依照各自方位列于明堂廷内。

武則天日漸衰老，雖然将唐睿宗李旦改姓武，為皇嗣，但朝臣大多傾向由當初被廢為廬陵王的唐中宗李顯繼位。武則天采納了狄仁傑的谏言“哪有侄兒替姑母立廟”後，下旨接廬陵王回朝。女皇晚年希望廬陵王李顯改“武”姓以繼帝位，但李顯的軟弱使她放心不下。

在武則天統治中國的半個世紀裡，國家較貞觀時期有更大的發展，史稱貞觀遺風。均田制的繼續推行促進了農業生産；科舉制度進一步發展，武則天開創了殿試和武舉，并且大力提拔科舉出身的官員，打擊北魏以來的世家勢力；對外戰争鞏固并拓展了國家的版圖；文化藝術亦有所進步。武則天任用酷吏，在後世經常受到傳統史學家的批評。

武則天又設北門學士，常繞過門下省，中書省直接對官員發号施令，開了破壞官吏制度的先例。武則天對佛教大力推崇，武周時期的佛寺興建頻繁。

神龍政變

神龍元年（705）正月，守鳳閣侍郎同鳳閣鸾台平章事宰相張柬之、鸾台侍郎同鳳閣鸾台平章事宰相崔玄暐、聯合禁軍軍官左羽林将軍桓彥範、右羽林将軍敬晖、司刑少卿兼知相王府司馬事袁恕己等以兵殺張易之、張昌宗兄弟，逼武則天下台，奉皇太子李顯複位，是為唐中宗。尊武皇為則天大聖皇帝，是為神龍政變。

二月，複國号為唐，一應典制，悉複唐永淳前舊，武周滅亡。同年十一月，武則天于洛陽上陽宮内去世。但武氏家族并沒有就此退出當時政治權力的核心層。則天之侄武三思聯合中宗、韋後剪除了複唐首勳的五王，與韋後、安樂公主等擾亂朝政，其勢拟于武後之時。

神龍三年（707），死于太子重俊發動的兵變。之後武氏家族群龍無首，附于韋氏集團。唐隆元年（710）六月，在唐隆之變中與韋氏一同覆滅。

武則天在位十五年，正式執政23年。如果從顯慶五年（660年）武則天代高宗執政算起，至神龍元年（705）中宗複位時為止，武則天前後執政達四十五年之久。是中國曆史唯一女皇帝。

都城

定都準備

武則天在稱帝建立武周前，在考慮定都城何處，因為這對即将建立的政權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所以她為定都洛陽做了一系列精心準備。

唐睿宗光宅元年（684年）九月，臨朝稱制的武則天為了提高洛陽的地位，改東都為神都。批準武承嗣的請求，追封武氏祖先為王。

垂拱四年（688年）二月，又以薛懷義為使，毀乾元殿作明堂。明堂相傳為周公所創，系帝王布政、祭祀、大享、朝會之室，但明堂沒有具體的标準，曆代帝王、學者對明堂都莫衷一是。高宗時期，雖兩次發動“群儒”議明堂制度，但“終高宗之世，未能創立”，武則天則繼承高宗遺志，毀乾元殿以造明堂，表示她将在這裡祭祀天地、供奉祖先、發号施令、長期執政。

武則天還為定都洛陽大造輿論。垂拱四年（688年）四月，武承嗣命令同泰将僞造的刻有“聖母臨人，永昌帝業”字樣的白石進獻武則天。五月，武氏受“寶圖”，事南郊，告謝昊天，禦明堂，命諸州都督、刺史及宗室、外戚于拜洛前十日雲集神都。

七月，更命“寶圖”為“大授神圖”，封洛水為顯聖，加特進，并立廟。永昌元年（689年）正月，武則天親享明堂，大赦天下。次年正月，又享明堂，并依周制建子月為正月，以“曌”字為名。七月，頒《大雲經》于天下。九月，登基稱帝，在洛陽立武氏七廟。

天授二年（691年）七月，“徙關内雍、同等九州戶數十萬以實洛陽”。

衆所周知，建立七廟是古代天子的特權；明堂是古代帝王舉行祭祀、朝會、慶典、賞賜等各種大型活動的場所；徙民實都也是古代帝王的一貫做法。這一切都表明武則天定都洛陽是早有準備的。

定都原因

政治原因

首先，從政治上來說，武則天要改唐為“周”，建立新王朝，需要有一個首都作為根據地，作為她的後盾，無疑，洛陽是最令她滿意的地方。再之，自唐高宗始二人駐跸洛陽的時間，累計達十餘年，而武則天住洛陽的時間則更長，達三、四十年在此期間，武則天一直參與朝政，已經培養了相當的勢力。高宗死後，武則天臨朝稱制，大權獨攬，對洛陽更加苦心經營。

到易唐為周前夕，洛陽已成為号令所出的政治中心，租賦所集的經濟中心，精兵拱衛的軍事中心和文人所趨、符瑞所出的文化思想中心，是她的政治大本營。因此，她不能舍洛陽而趨長安。對她而言，以洛陽為都城是最恰當的。

經濟因素

其次，就經濟因素而言，洛陽所在的豫西地區的經濟條件要優于長安所在的關中地區。秦漢以來，由于戰亂等因素，中國的經濟重心總體上呈現出向東、向南發展的趨勢，這樣偏西一隅的長安的經濟優勢逐漸被洛陽所取代。

況且洛陽所處的關東地區的主體部分是黃河下遊的華北平原，為伊、洛、河、濟交彙處，水源充足，土壤肥沃，自古以來農業就很發達。安史之亂以前，這裡已成為全國最發達的農業地區。

關東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間接加強了洛陽地位的重要性。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隋炀帝遷都洛陽都體現了洛陽地位的重要。反之，關中地區的優勢與重要性逐漸下降。一是唐朝時期關中的自然條件大不如以前。

關中在遭受了幾次戰亂的破壞，特别是東晉十六國時期和隋末戰亂的破壞之後，水土流失和土地沙化嚴重，泾、渭、北洛等河含沙量大大增加，河水灌溉能力減弱，同時對生态環境的負面效應卻增加了。如唐前期鄭國渠的灌溉量尚不及秦漢時代的1/4。

糧食問題

由于人口不斷加劇，使土地失去了可負荷能力，導緻地狹人稠、人均可耕地面積減少。雖然當時關中地區号稱沃野，“所出不足以給京師”。如唐高宗永徽六年（655年），因富商大賈競造碾硙，鄭白渠的灌溉面積已經從四萬餘頃下降到一萬餘頃。隋文帝常帶領百官趨食洛陽，隋炀帝為此遷都洛陽，更狼狽的是，永淳元年（682年）四月，關中災荒，米都三百，因倉猝出幸洛陽，扈從之士有餓死于道中者。

唐中央政府全靠東南糧運支撐。史載，唐德宗時，“關中蝗，食草木都盡，旱甚，灞水将竭，井多無水。”百姓嗷嗷待哺，“聚泣田畝。”德宗曾因長安糧盡，得不到犒饷的禁軍醞釀嘩變，與太子相擁而泣。當得知發自揚州而中途受阻的運船已接近長安，德宗喜不自禁地跑到東宮對太子說：“米已至陝，吾父子得生矣！

區位優勢

再次，洛陽具備良好的區位優勢。它左據城臯，右阻渑池，前臨嵩山，後界大河，所謂“天心地膽之中、陰陽風氣之令，困通八達之所，聲名文物之區”。時人陳子昂亦說，洛陽地區“北有太行之險，南有宛葉之饒；東壓江淮，食湖海之利；西馳崤渑，據關河之寶”。

陳建《建都論》雲：古今天下都會有四，然論時宜地勢，盡善全美則皆不如洛陽，夫建都之要，一形勝險固，二漕運便利，三居中而應四方。惟洛陽三善鹹備。隋炀帝幸洛陽诏亦雲：“洛邑自古之都，王畿之内，天地之所合，陰陽之所和，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陸通貢賦等。故……自古帝王，何嘗不留意”。

地理因素

就地理位置而言，唐朝建立後，曆經太宗、高宗兩朝，疆土得到不斷擴大。高宗總章元年（668年），唐朝的疆土達到極限：“其地東極海，西至焉耆，南盡林州南境，北接薛延陀界。東西九千五百一十一裡，南北一萬六千九百一十八裡。”此後直到武則天時期，疆土雖時有變化，但都大于唐朝建國初期。

長安在版圖上的位置偏西，失去了居中而攝天下的作用。而洛陽西接關中盆地，東連華北平原，自古就被稱為“天下之中”。若就黃河、長江兩大流域來說，從洛陽出發，北通幽、燕，西接秦、隴，東達海、岱，南至江淮，距離大體相等。因此，以洛陽為都可以居中而攝天下。

地理形勢而言，洛陽北枕黃河，隔河遙峙太行、王屋等山，又有北面的邙山作天然屏障；南有險峻的伊阙，再南遙峙熊耳、少室諸山；西控崤、函之險；東扼虎牢、黑石等關；中有土壤肥沃的伊、洛平原，糧食足以自給。這種“控以三河，固以四塞”的形勢要地使洛陽具有制内禦外的優越軍事條件，也成為洛陽适宜作首都的主要原因。

建都理念

洛陽城的建都理念也深為武則天所喜愛。今天，若以洛河為東西軸線，分布洛南和洛北兩個城區，正好與隋唐洛陽城的布局一緻，隻不過古人提出了一個更浪漫的城市建設理念，這就是“洛水貫都”。“洛水貫都”的建城理念，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地域走向，它是拿洛水比作天上的銀河，而把棋盤似的裡坊比作天空的星辰。

它寓意“有河漢之象”。“河漢”就是天際的銀河。隋唐兩代在建設洛陽城的時候，都把皇城規劃為以東南西三面拱衛宮城的格局，這樣做的目的，它是要去對應《論語》中的一句話。

《論語·為政》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北辰”即北極星。天上的衆星拱衛着北鬥，地上的皇城街區和裡坊，拱衛着中央行署，這天上人間的的兩組對應景觀，真可謂天人合一，體現了中國文化最和諧的樂章，這就更有了“天地之所合”的意兆，昭示在洛陽執政的皇帝，将以德為政，赢得天下百姓擁戴。

此外，在隋唐洛陽城的構件中，深深融入了“天”的元素，城的最南頭是天阙（龍門）。然後沿着南北中軸線，貫通南北的這是定鼎門街，叫“天街”。下來依次是天門（定鼎門）、天宮寺、天漢（洛水）、天津橋、天樞、應天門、天宮（明堂）、天堂。如此以“天”的強烈意識作為規劃的主導思想，寓意這座城市如同人間天堂一般，聖城，聖地，最符合女皇的天子身份和她獨特的魅力。也正是洛陽城具有這樣獨特的建城理念和“天地之所合”的意兆，使得武則天更為喜歡它，推崇它。

政治

納谏

善于納谏是封建統治經驗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武則天對此有深刻的理解，在建言十二事中，“廣言路”、“杜讒口”，也占了重要地位。垂拱二年（686）三月，“太後命鑄銅為匦。其東曰：‘延恩’，獻賦頌、求仕進者投之；南曰：‘招谏’，言朝政得失者投之；西曰：‘伸冤’，有冤抑者投之；北曰：‘通玄’，言天象災變及軍機密計者投之”。銅匦設在朝堂上，鼓勵群臣上書言事。

武則天雖然政令嚴明，刑罰嚴峻，“當其忍斷，雖甚愛，不少隐也”。但是她對于直言敢谏的臣民卻十分敬重，盡量采納他們的建議，即使言語有所冒犯，也能加以寬容，免予追究。茲舉數例以明之：“太後信重内史梁文惠公狄仁傑，群臣莫及，常謂之國老而不名。仁傑《資治通鑒》卷二○三，高宗弘道元年。

好面引廷争，太後每曲意從之。”長安元年（701）三月，“大雪，蘇味道以為瑞，帥百官入賀。殿中侍禦史王求禮止之曰：‘三月雪為瑞雪，臘月雷為瑞雷乎？’味道不從。既入，求禮獨不賀，進言曰：‘今陽和布氣，草木發榮，而寒雪為災，豈得誣以為瑞！賀者皆谄谀之士也。’太後為之罷朝。”長安元年，武邑（今屬河北）人蘇安恒上疏勸說太後“何不禅位東宮？”并将武氏諸王“黜為公侯”。“疏奏，太後召見，賜食，慰谕而遣之”。

長安二年五月，“蘇安恒複上書曰：‘臣聞天下者，神堯、文武之天下也。陛下雖居正統，實因唐氏舊居。當今太子追回，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寶位而忘母子深恩，将何聖顔以見唐家宗廟，将何诰命以谒大帝之陵？臣以為天心人事，還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殊不知物極則反，器滿必傾。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萬乘之國哉！’太後亦不之罪。”

“太後又多選美少年為奉宸（府）内供奉，右補阙朱敬則谏曰：‘陛下内寵有（張）易之、（張）昌宗足矣。臣聞右監門衛長史侯祥等，明自媒炫，醜慢不恥，求為奉宸内供奉，無禮無儀，溢于朝聽。臣職在谏诤，不敢不奏。’太後勞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賜彩百段。”

長安二年十一月，“監察禦史魏靖上疏，以為‘陛下既知來俊臣之奸，處以極法，乞詳覆俊臣等所推大獄，伸其枉濫’。太後乃命監察禦史蘇颋按覆俊臣舊獄，由是雪免者甚衆。”長壽元年（692）一月，“太後引見存撫使所舉人，無問賢愚，悉加擢用，高者試鳳閣舍人、給事中，次試員外郎、侍禦史、補阙、拾遺、校書郎，試官自此始。

時人為之語曰：‘補阙連車載，拾遺平鬥量，欋推侍禦史，碗脫尚書郎。’有舉人沈全交續之曰：‘糊心存撫使，眯目聖神皇。’為禦史紀先知所擒，劾其诽謗朝政，請杖之朝堂，然後付法。太後笑曰：‘但使卿等不濫，何恤人言！宜釋其罪。’先知大慚。”

從以上事例中，可見武則天的勇于納谏，善于納谏，比起唐太宗并不遜色。有人在谏诤中直言不諱，觸犯她的隐私，或是勸她退位，或是涉及她的私生活，甚至有人背後議論她的缺點；她能大度包容，并不降罪，有的還受到獎賞，比如在谏诤中涉及她個人私生活的朱敬則就得到賞賜，後來被提拔到宰相地位。同時她對在鎮壓反對勢力的過程中放縱酷吏濫殺無辜等缺點并不完全回護，平反了不少的冤假錯案。

在她統治時期，很少有人因為直谏獲罪的，因之直言敢谏在朝中蔚然成風，使下情得以上達，這對于改革弊政、促進政治清明起了很大的作用。

吏治

武則天承襲貞觀年間整頓吏治、嚴懲貪污的政策，“嘗與宰相議及刺史縣令”，并派遣“使者以六條察州縣”，考核州縣官吏是否清正稱職。對于貪贓枉法官吏，不論官位高低，一律嚴懲不貸，如宰相李迥秀“頗受賄賂，監察禦史馬懷素彈奏之，迥秀貶廬州刺史”；又如宰相蘇味道“谒歸葬其父，制州縣供葬事。

味道因之侵毀鄉人墓田，役使過度，監察禦史蕭至忠劾奏之，左遷坊州刺史”。武則天所親信的酷吏來俊臣“納賈人金，為禦史紀履忠所劾，下獄當死。後忠其上變，得不誅，免為民”。另一親信酷吏索元禮“以苛猛，複受赇，後厭衆望，收下吏，..死獄中”。反之，對于賢才則破格拔擢。武則天對于為官清正、正直不阿的臣僚是非常器重的，對于有才能有學識的人士是非常賞識的，一一加以重用。

例如：“侍禦史張循憲為河東采訪使，有疑事不能決，病之，問侍吏曰：‘此有佳客，可與議事者乎？’吏言前平鄉尉猗氏張嘉貞有異才，循憲召見，詢以事；嘉貞為條析理分，莫不洗然。循憲因請為奏，皆意所未及。循憲還，見太後，太後善其奏。循憲具言嘉貞所為，且請以己官授之。太後曰：‘朕甯無一官自進賢耶？’因召嘉貞，入見内殿，與語，大悅，拜為監察禦史；擢循憲司勳郎中，賞其得人也。”張嘉貞後為玄宗朝有名宰相。

“天官侍郎安平崔玄，性介直，未嘗請谒，執政惡之，改文昌左丞。月餘，太後謂玄曰：‘自卿改官以來，聞令史設齋自慶，此欲為奸貪耳；今還卿舊任。’乃複拜天官侍郎。”武後晚年，崔玄被擢升為宰相。

“時，契丹入寇，軍書填委，夏官郎中硖石姚元崇剖析如流，皆有條理，太後奇之，擢為夏官侍郎。”姚元崇後為玄宗朝有名宰相。

“太後命宰相各舉堪為員外郎者，韋嗣立薦廣武（今甘肅永登東南）令岑羲曰：‘但恨其伯父長倩為累。’太後曰：‘苟或有才，此何所累！’遂拜天官員外郎。”岑羲在睿宗時官至宰相。

用人

由于武則天能夠注意整頓吏治，賞罰嚴明，賞其當賞，罰所當罰，明察善斷，有知人之明，因而能從廣泛搜羅人才中拔擢賢才以為己用，正如《資治通鑒》所評說：“太後雖濫以祿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稱職者，尋亦黜之，或加刑誅。挾刑賞之柄以駕禦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斷，故當時英賢亦競為之用。”第四，鎮壓反對勢力，打擊舊門閥士族，扶植庶族地主出身官僚，發展科舉制。

科舉

唐朝初年，漢魏以來興起的士族門閥制度逐漸由盛而衰。以王、謝為首的東晉南朝門閥士族已經銷聲匿迹，隻有以北方的崔、盧、李、鄭為首的山東士族，以北周時代八柱國家為首的關隴士族，還保有一定的勢力和社會地位。由于隋、唐皇室出自關隴集團，關隴士族依然保持較多的特權和較高的官位。

唐太宗修《氏族志》，根據士族衰落庶族興起的新形勢，以官位品秩尊卑定門第高低，主要是打擊山東士族，把出身庶族而品秩較高的功臣升為高級士族。武則天的父親武士彠就是如此，唐高宗在立武則天為皇後的诏令中就強調“武氏門著勳庸，地華纓黻”。然而這些由皇朝欽賜的新士族卻得不到舊士族的承認。

在他們的心目中，這些新士族還是門第卑賤的庶族。當唐高宗決定廢黜王皇後、立武昭儀為後時，顧命大臣關隴士族代表人物長孫無忌同山東士族官僚褚遂良極力反對。主要理由之一是王皇後出自“名家”，“必欲易皇後，伏請妙選天下令族，何必武氏？”徐敬業的起兵檄文中也有所謂：“僞臨朝武氏者，人非溫順，地實寒微。”

就是沿襲這種說法。武後對這些舊門閥士族十分痛恨，冊立不久，立即誅殺貶逐長孫無忌、褚遂良、韓瑗、來濟等。高宗死後，武後廢黜其子中宗為廬陵王，寵信武氏諸王，引起“唐宗室人人自危，衆心憤惋”。光宅元年（684），徐敬業等起兵揚州，以“匡複廬陵王”為辭攻下揚州各州郡。

鎮壓了徐敬業的反對勢力之後，武則天就繼續把打擊方向直指唐室諸王。“疑天下人多圖己，又自以久專國事，且内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心不服，欲大誅殺以威之”。垂拱四年（688），唐宗室諸王聽說太後圖謀殺盡諸王，密謀起兵，約定同時發動，不料事機洩漏，越王李貞在豫州、琅邪王李沖在博州提前起兵，其他諸王因未響應，不久就失敗了。

武則天任用酷吏索元禮、來俊臣、周興等用密告、羅織方式對反對勢力大肆鎮壓，“先誅唐宗室貴戚數百人，次及大臣數百家，其刺史、郎将以下，不可勝數”。從此，顯要地位的關隴士族受到沉重打擊而失勢了。

武則天同時還通過各種途徑扶植庶族地主官僚，從庶族地主中搜羅更多的人才，擴大其統治基礎。一是由朝廷派遣存撫使到全國各地搜羅人才，送到京城，由皇帝親自考試，這就是制舉、策問，如《大唐新語》所載：“則天初革命，大搜遺逸四方之士，應制者向萬人，則天禦雄陽城南門，親自臨試。”成績優異者，不拘資格，破格錄用，任以要職。

二是下令“内外文武九品以上及百姓鹹令自舉”，準許官吏、百姓自己推薦自己，以免薦舉有所遺漏。三是進一步發展以鄉貢（貢舉）即由州縣保舉為主的科舉制度，不僅科目增多了，錄取人數也大為增加，平均每年錄取人數，比起貞觀年間增加一倍以上；而且還首創殿試制度，如天授元年（690）二月，“太後策貢士于洛城殿，貢士殿試自此始”；另外，長安二年（702），還“初設武舉”，擴大了選官範圍。

武則天選官範圍廣泛，不免有濫竽充數；但确實選拔了不少賢才，如《新唐書》卷七六《則天皇後傳》所說：“太後不惜爵位，以籠絡四方豪傑自為助，雖妄男子，言有所合，辄不次官之；至不稱職，尋亦廢誅不少縱，務取實材真賢。”這些賢才不僅是當時加強武則天統治的重要支柱，其中有些人還是後來輔佐玄宗“開元之治”的名臣賢相。

陸贽說：“（太後）課責既嚴，進退皆速，不肖旋黜，才能驟升，是以當代謂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助。”

此外，武則天在同高宗共同執政時還下诏修訂《氏族志》，更名為《姓氏錄》，更加明确規定“皇朝得五品者皆升士流”，進一步打擊了舊門閥士族，提高了庶族官僚的地位，因而中唐以後出現“冠冕皂隸，混為一談”的情況；特别是自安史之亂以來，有不少平民出身的士卒因軍功得授五品官以上官秩，上升為士族，于是從前士庶之間嚴格界限便逐漸消失，凡是姓鄭的都自稱荥陽鄭氏，姓李的都自稱隴西李氏，無從辨别其為舊士族還是新士族了。

經濟

武則天号稱天後時，建言十二事，作為施政綱領：“一.勸農桑，薄賦徭；二.給複三輔地；三.息兵，以道德化天下；四.南北中尚禁浮巧；五.省功費力役；六.廣言路；七.杜讒口；八.王公以降皆習《老子》；九.父在為母服齊衰三年；十.上元前勳官已給告身者無追核；十一.京官八品以上益禀入；十二.百官任事久，材高位下者得進階申滞。”其中前五條都是關于提倡農業、減免賦役、與民休息的内容，把它放在施政綱領中的首要地位，由高宗下诏加以施行。

為貫徹诏命，規定對地方官吏的考核，以農業生産是否發展作為重要标準，如果州縣官吏所在地區“田疇開辟，家有餘糧”者則予以獎賞；反之，如“為政苛濫，戶口流移”者則加以懲罰。為了推廣先進的農業生産經驗和生産技術，還延攬著名農學家們編寫農書《兆人本業記》頒行全國，作為務農的依據。

武則天在貞觀年間國勢強盛的基礎上，能夠繼續推行前朝促進多民族封建國家鞏固發展的政策。如采納陳子昂的建議，在河西地區的各州縣以及西域地區大興屯田，有利于邊疆地區的開發和鞏固；并派遣裴行儉、王孝傑等率兵打退了吐蕃貴族對河西地區和西域地區的侵擾，恢複了安西四鎮（于阗、龜茲、焉耆、疏勒），使貫通中西的絲綢之路得以暢通無阻，促進中西經濟文化的交流。

同時還打退突厥餘部和契丹貴族對北方地區的侵擾，保障中原地區農業生産的發展和東北邊境的安定，使統一的多民族封建國家得到了鞏固和發展。

以上各項政策措施的推行，促進了唐朝社會經濟的持續發展。在武則天執政時期，雖然爆發過徐敬業和宗室諸王發動的叛亂；但是吏治清明，政局穩定，使廣大農民得以休養生息，因而社會生産有發展，墾田和戶口數字大幅度的增長。

以戶口增殖為例，唐高祖武德年間，經過隋末唐初長期混戰之後，全國戶口僅有二百餘萬戶，貞觀初年增至三百萬左右，高宗永徽三年（652）又增至三百八十萬戶，至中宗神龍元年（705），全國人口上升至六百一十五萬戶，口三千七百一十四萬，五十年間增長了二百餘萬戶之多。

可見武則天執政時期唐朝國勢仍在持續上升，是上承“貞觀之治”，下啟“開元之治”。她是把唐朝國勢推向極盛這一曆史發展過程中的重要曆史人物。新舊《唐書》把武則天稱帝視為“僭位”；但也不得不承認“僭于上而治于下”，“泛延谠議，時禮正人”，無法否認武則天的治績。

文化

《羅織經》

據《新唐書》與《資治通鑒》的記載，來俊臣生前曾經與人合作，共同撰寫過一部《羅織經》，這是一部專門講羅織罪名、角謀鬥智、構人以罪、兼且整人治人的“憤書”。傳說武則天看後也很感歎，她說：“如此心機，朕亦未必過也！”

台灣學者柏楊注疏《資治通鑒》，對此書作過這樣的評價：“武周王朝，在曆史上出現短短十六年，對人類文化最大的貢獻，即是一部《羅織經》。”

不過可惜的是，這部人類有史以來第一本由憤青“自主撰寫”的重要經典，發現挖掘得太晚，至今已佚千年。據說前幾年曾有人拼湊出一本《羅織經》，似乎非真。我個人認為，這本書，如能早些刊行于世，說不定會改變中國社會的現狀，那也很有可能。

來俊臣生當盛唐，此人不似陳亮與嚴蕊，因為他“無才無學”，也不似汲黯有漢武帝這個闊學生，按說他應該沒有什麼可以“憤懑”的，很奇怪，他遇到了一個在中國曆史上可以說是千載難逢的大時代、大機遇。

中國的封建社會是奉行孔孟之道的人治社會，官場上曆來是“下附上，以成志；上恃下，以成名。”

身為下等人，要想擠進仕途，謀取官位，獲得權力，必須取悅上司，得到上司的賞識提攜，否則也是徒有其志。用眼下時髦的話說：首先你本人得行——還得有人說你行——說你行的人還得行——還得行的人對你行不行很關鍵：“他說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說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

積案如山

武則天正苦于此事，一個叫魚保家的人來獻策，請鑄“銅匦”，獎勵告密。這可正中女皇下懷，立即诏令魚保家監鑄銅匦，并诏旨各個州縣，凡有欲進京告密者，州縣給以驿馬和五品官的供奉，送其盡速來京，并不得“問诘”所告内容。告密屬實者，給以封賞；不實者，免予追究。從此，四面八方的告密者蜂擁而來，跑到長安向“銅匦”投書者絡繹不絕。

這個銅匦設置之後，可以“風聞言事”，告密的人們，也就越來越多，其中主要的成分，就是各類憤青，以至于積案如山，日漸“垃圾化”。

武則天沒有辦法，從憤青中拔擢了一大批官吏刑訊、治獄，“憤青事，憤青畢”。這批憤青，大多數出身于市民與下層社會，卻從此進入了宮廷與“上流社會”，成為出身草根的新朝官僚。

武則天正好要以這些人“為其刀斧”，達到鞏固政權的目的。在這些憤青的助力之下，她先誅殺宗室數百人，又殺大臣與高官數百家，刺史以下的軍政官吏則不計其數，以千百萬人頭落地，來打擊李唐宗室及舊朝勢力。

來俊臣也是恰好趕上了，他善于“揣摩上意”，積極參與，共襄“憤青革命”的“盛舉”；為此，僅經他的手誅殺的大臣和官員，據《新唐書》記載，共有一千多家。

新朝濫殺，憤青當道。引起人人自危，造成了新的危機，武則天就反手委罪于這些“憤青官吏”的“貪酷”，以此脫卸責任，借用鷹犬的頭顱，來緩解日趨緊張的社會矛盾。

有時候讀這段曆史，我認為來俊臣這些憤青，其個人是相當無辜的，他們隻是朝廷的鷹犬--他們中的很多人，雖然是以告密進身，為吏害人無數；但是你真正觀察他們的辦案，都是“職務犯罪”，屬于執行最高層的授意及高層的政治意圖，卻很難發現他們“為惡民間”的實據。

對此，《新唐書》的評價也很公道，認為：“嗚呼！非吏敢也，時誘之為也。觀俊臣輩，怵利放命，内懷滔天，又張湯、郅都之土苴雲。”最後一句是說，憤青們如此嚣張，也有可以理解的地方：他們如果趕上了好時候，遇到了漢景帝或者漢武帝這樣的明君，也都應該是國家的“棟梁之材”。

而且，武則天對他們也很無情，比如，來俊臣最後被殺，也沒有真正的過惡--受理此案的官員，原本就是來俊臣很多年的好朋友衛遂忠，也是當時著名的憤青之一，“造案”手段高強，自然也把來俊臣辦成了“鐵案”、問成了“死罪”，“斬于西市”，“以馬踐其骨，無孑馀，家屬籍沒。”

來俊臣至死也沒有辯白。

建築

宮殿

武周帝國的大朝正宮為紫微城，别宮為上陽宮。

紫微城因象征天帝居所紫微宮而得名（《河南志》：宮城曰紫微城，其城象紫微宮，因以名）。

紫微城正門為應天門，原名則天門，神龍元年（705年）避武則天諱改稱應天門，又稱五鳳樓，是朝廷舉行登基、改元、大赦、宴會及接見萬國來使等外朝大典的重要場所。武則天稱帝在應天門城樓上舉行，功能類似北京午門。應天門前有雙向三出阙，東西兩邊共計十二阙，是古代城門建制最高等級。“兩重觀”、“天子三出阙”是古代天子享用的最高禮制。

紫微城正殿為明堂，于垂拱四年（688年）在乾元殿的基礎上建成，高88米，号稱“萬象神宮”。武則天時期，曾在此宴飨群臣，發布政令，接受萬國朝賀。《唐明堂樂章》記載：“千官肅事，萬國朝宗。”

武則天又于明堂北造大佛像，鼻如上千艘船，其小指猶容數十人，史料記載其高達驚人的264米。為了貯存這座巨大佛像，武則天又在它的外面建造天堂，分五層，至三層則俯視明堂，寓意“至高無上之堂”，成為世界奇觀。現存的木結構最高的隻有60多米，天堂150米從技術上來說，這個記載是不确切的。

上陽宮位于神都洛陽西北隅的洛水高岸，始建于唐高宗上元二年（675年），南臨洛水，北連禁苑，制度壯麗。地處宮城之西，故亦稱“西宮”。武則天常在上陽宮設朝聽政、宴飨群臣，《全唐文》即隸錄宋之問《早秋上陽宮侍宴序》。相傳武後遊上陽宮，隔河遙見積善坊中其母榮國夫人宅及太原寺，心常凄感，後下令移寺于城東積德坊。

天授元年（公元690年），群臣進言：“有鳳凰從明堂飛入上陽宮，落在左台梧桐樹上。”武則天急忙率衆觀看，鳳凰看到武則天後便向東南飛去，身後的朱雀雲集朝堂，翩然起舞久久不肯離去。

神龍元年（公元705年），神龍政變後，武則天移居上陽宮，二月，唐中宗率領百官到上陽宮問武則天起居，從此每十日一去上陽宮。神龍元年十一月，武則天在上陽宮仙居殿病逝，享年八十二歲。

神都洛陽城

唐高宗永徽六年（655年），武則天被冊立為皇後。顯慶二年（657年）10月，高宗“循皇後武氏之請”首次東幸洛陽，并诏改洛陽宮為東都，“洛州官吏并如雍州”，把洛陽升格到都城的地位。這是武則天遷都洛陽的第一步驟。

此後的二十六年間，唐高宗李治曾九次來往于東西兩都，寓居洛陽十一年。

上元元年（674年）則天以“天後”之尊開始執政。

永淳元年（682年）居洛後，不複西返。唐高宗尚未東幸洛陽前，便着手修葺洛陽宮殿。顯慶二年4月，他命司農少卿韋機（韋弘機，為避諱改為韋機）為司農卿兼知東都營田，完葺宮苑，從而揭開了大規模的營建東都洛陽的序幕。韋機在洛陽宮原有的基礎上，增建了許多宮殿設施，禁苑中修造了高山、宿羽兩宮，制度壯麗；沿洛水建造了奢華無比的上陽宮，顯勝一時。

天授元年（690年），武則天改唐為周，官名、官服都加以變更；洛陽城的許多名稱也加以變動，改東都為神都，東都苑為神都苑。洛陽城的建設也進入了她輝煌燦爛的時代。神都洛陽增建了許多壯觀的建築物，如宮城裡的萬象神宮、天堂，端門外的天樞，則天門及阙等。為自己帝位的鞏固，建立新秩序，邁出重要的一步。

此外，武則天遷十萬戶居民入洛陽，使洛陽人口超過百萬；疏通城内水上交通，大力發展商業等舉措對洛陽成為當時亞洲的第一大都市、國際貿易城和“絲綢之路”的東起點。

民族

西邊與北邊吐善、突厥出兵侵擾，無力抗擊，故安西四鎮失守。武則天在整頓之後，立即着手恢複她與唐高宗打下的疆域。長壽元年（692年）九月，派王孝傑與阿史那忠節率軍出征西北。十月二十五日，王孝傑大破吐善，收複龜茲、疏勒、于阗、碎葉安西四鎮，設安西都護府于龜茲。在群臣一緻反對的情況下，武則天毅然加派安西四鎮成兵3萬。這一措施使安西四鎮從此安定，直到唐玄宗時再無反複。

武則天的邊疆政策是降則撫之，叛則讨之，堅決反對各民族之間的侵擾。在武則天民族政策的感召下：長壽元年（692年）二月，吐蕃、黨項部落萬餘人歸降；三月初五，天竺國遣使朝貢；五月，吐蕃酋長曷蘇率部請歸降；六月，别部酋長咎捶率羌蠻8000餘人歸降。聖曆二年（699年）四月，吐蕃贊婆率所部千餘人歸降。

收複安西四鎮之後，武周王朝對外戰争的目标主要是北方的契丹與突厥。萬歲通天元年（696年）五月十二日，營州契丹松漠都督李盡忠，歸誠州刺史孫萬榮舉兵造反，13天後，武則天派左鷹揚衛将軍曹仁師、右金吾衛大将軍張玄遇、左衛大将軍李多祚等率軍征讨，八月二十八日戰于峽石谷，唐軍大敗。

繼而叛軍又設計伏擊，唐軍全軍覆滅。武則天再次發兵征讨，九月，在唐軍與突厥兵的共同打擊下，李盡忠兵敗身亡。孫萬榮收拾餘衆，軍勢複振，多次侵擾州縣。神功元年（697年）四月十八日，武則天派武懿宗、何迦密率軍征讨，五月初八，又派婁師德、沙吒忠義率軍20萬征讨，終于在六月三十日讨平契丹，斬殺孫萬榮。長安元年（701年）十一月，武則天以郭元振為涼州都督、隴右諸軍大使。

郭元振到任後，以南境硖口設和仁城，北境碛口設白亭軍，控其要沖，拓寬州境1500裡，突厥不敢侵擾。郭元振又令甘州刺史李漢通開置屯田，5年中夷夏畏慕，令行禁止，牛羊遍野，路不拾遺，積軍糧可支數十年。長安二年（702年）十二月，設北庭都護府于庭州，安定了北部邊境。

武周時期與周邊各國的局部小戰争，時起時伏，以武周勝利為多。武則天在位15年中，基本上維護了帝國的統一，疆域的遼闊，國家的強盛。

人物

說到盛唐時期的标志性人物，蒙曼說，大唐盛世的标志性人物，不是唐太宗，也不是唐玄宗，而是武則天。為什麼這樣說呢？這是因為唐太宗雖然政治清明，文治武功都十分傑出，可是朝廷太窮，皇室、朝臣和百姓日子都過得十分清苦。蒙曼舉例說，唐太宗和太子李治在一起吃飯，當看到兒子要把羊肉上的油脂扔掉時，唐太宗的眼裡流露出了鷹一樣的兇光，世人都說唐太宗簡樸，其實是國家貧窮的緣故，皇室如此，百姓的日子當是更加難熬。盛世應該和富裕的生活聯系在一起的，所以唐太宗不能作為大唐盛世的标志性人物。

唐玄宗也不能作為盛世的代表，他雖然開創了開元盛世，讓中國古代文明達到了頂峰，可是唐玄宗的明君作為有始無終，在他治理國家的後期，唐朝由盛而衰。

武則天與他們二人不同，武則天順應了時代變革的大勢，她一手拉住皇帝，一手拉住平民官員，那個時代是貴族沒落、皇權和平民都在崛起的時代，她完善了科舉制度，她首次應用殿試，在人才選拔上做到了“英雄不問出處”，她作到了對知識分子最大的動員，她執行的人才政策，在武周時期有用，在以後的時代依然發揮作用，像唐玄宗統治初期的幾個名相，都是武則天選拔出來的人才。

對于普通百姓的流動，她采取自由政策，百姓的自由流動極大地釋放出了一個國家的活力和創造力。這些無人否認的曆史功績，讓她在身後依然享有後人的尊崇，并深刻地影響到中國曆史的發展。

酷吏

來俊臣

來俊臣（651—697），雍州人。唐代武周時期最著名的酷吏。曆任侍禦史、左台禦史中丞。喜酷刑，擅逼供。在任期間，前後所破千餘家，冤死者衆。萬歲通天元年（696年），遷升洛陽令、司農少卿。萬歲通天二年，因得罪武氏諸王及太平公主被誅。

來俊臣是一個代表性的病例—一個完美地體現了“正邪兩賦”理論的典型病例。

在《紅樓夢》中，曹雪芹曾借賈雨村之口說過這樣一段話：“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惡，餘者皆無大異。若大仁者，則應運而生，大惡者，則應劫而生。運生世治，劫生世危。堯，舜，禹，湯，方，武，周，召，孔，孟，董，韓，周，程，朱，張，皆應運而生者。蚩尤，共工，桀，纣，始皇，王莽，曹操，桓溫，安祿山，秦桧等，皆應劫而生者。

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惡者，擾亂天下。清明靈秀，天地之正氣，仁者之所秉也；殘忍乖僻，天地之邪氣，惡者之所秉也。”這就是著名的“正邪兩賦”論。

為了滿足事業的需要，來俊臣可謂絞盡腦汁，體現出了極大的創造性—他發明的刑具都代表了那個時代所能達到的高度。譬如他發明了一種叫做“突地吼”的刑具。凡是被上了這種“突地吼”枷的，都要在地上不停地轉圈。于是，受刑的人先是上吐下瀉，接着四肢癱軟，如果還不認罪，那就繼續轉下去，直到受刑的人暈倒為止。

不論怎麼說，“突地吼”還算比較“溫柔”的刑具，“鐵圈籠頭”就沒有這麼“體貼”了。顧名思義，鐵圈籠頭是用粗鐵絲做成的圈。這種刑具的獨到之處是，每當審訊犯人時，就将鐵圈套在犯人的頭上，如果犯人老老實實地承認自己的罪行還好，否則，來俊臣就指示手下往鐵圈裡加木楔，很多人因此腦漿迸裂。來俊臣的刑具就是這樣“别出心裁”，讓人不寒而栗。

來俊臣還善于運用心理戰術，在審訊囚犯之前，他的習慣動作是将所有的刑具撂出來，先向囚犯展示一番。據說，大多數囚犯見到刑具即已魂飛魄散，為了躲避酷刑，隻好一切都順着來俊臣的意思來說。

大将軍張虔勖、範雲仙等都被來俊臣審訊過。在洛陽州官署裡，張虔勖等不堪忍受痛苦，自訴對國家有功，來俊臣就命令衛士把他亂刀砍死。範雲仙更是不識好歹，在被審訊時也是曆數自己一生伺奉先朝的豐功偉績，聲言自己遭遇司法不公，來俊臣就下令割去了他的舌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