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名
關于楚國國名的來源，“清華簡”公布前衆說紛纭，莫衷一是。“清華簡”公布後，據其中《楚居》一篇對楚先君鬻熊的記載，鬻熊的妻子妣厲生熊麗時難産，剖腹産後妣厲死去，熊麗存活。妣厲死後，巫師用“楚”（荊條）包裹其腹部埋葬。為了紀念她，後人就稱自己的國家為“楚”。
曆史
早期先民
楚族是多元的，在黃河、長江流域遠古先民的長期交往、争戰與融合中，終于在荊楚地區形成有共同語言、共同經濟生活、共同文化和共同心理素質的楚族。楚族就是以楚地而得名。但是，楚族的族源來自何方，或者原本就是楚地土生土長的民族，曆來衆說紛纭，莫衷一是。楚之先世居淮水下遊，與奄人徐人等同屬東國。……熊盈當即鬻熊，盈鬻一聲之轉。早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郭沫若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中，就認為“楚本蠻夷，亦即淮夷”。淮夷即楚人，即蠻荊，……淮徐荊舒每連言，必系同族，且為殷之同盟。後來在《殷周青銅器銘文考釋》《金文叢考》等書中，又明确認定楚人即“熊盈族”。胡厚宣在《楚民族源于東方考》一文中進一步提出“楚之始祖為祝融”。 與東方說相反，有的學者持西方說。如姜亮夫認為楚之先祖高陽氏颛顼發祥地在昆侖山一帶。岑仲勉認為遠古楚人即米地亞人。此外，許多學者認為楚人屬于苗蠻族。範文瀾認為熊繹的祖先是從武王伐纣的“苗人酋長”。新中國成立後，随着考古事業的發展，一些學者聯系江漢流域的地下發掘成就，認為此有一土生土長的原始文化，即“先楚文化”，其創造者是楚之先民，因此楚族本來就源自荊楚地區。俞偉超根據徐旭生先楚與三苗同屬南方“苗蠻集團”的論斷，聯系考古文化成就，明确提出“楚人與三苗的先祖是同源的”，即楚之先祖應為荊楚地區的土著居民。
楚民族是一個崇火尚赤的民族，因此楚人有着濃重的太陽崇拜情結，他們把自己的始祖神多歸于太陽神。 《史記·楚世家》雲：“楚之祖先出自帝颛顼高陽。” 《大戴禮記·五帝德》和《帝系》中說黃帝和颛顼是祖孫關系，颛顼和帝喾是父子關系，司馬遷毫無批判地繼承了這些說法。 高陽是颛顼的号，高陽就是太陽神。 楚族出自颛顼之後，是指族源而言，楚族之直系祖先則應是季連。楚先民對自然的崇拜，主要表現對日、月、星辰、山川、河流、雷電、風雨等的崇拜。戰國楚帛書提到的雹戲，就是對雷電化生萬物的偉大自然力量的崇拜，“帝俊生日月”，就是對日、月的崇拜，火正之為祝融，就是對火，從而對火神、對太陽的崇拜。當先民思維發展到一定階段時，對各種自然現象，加以概括和歸納，于是萌發出天地的觀念。戰國楚帛書說的“奠三天，辨四極”，說明祝融時代，楚之先祖也有天地觀念了，并予以祭祀。楚之先民祭天祀地，長盛不衰，故《漢書·地理志》稱“楚人信巫鬼，重淫祀”。楚人之如此“重淫祀”，楚地之如此多神話，恰是楚之先祖創造和發展了豐富多彩的原始文化的結果。
楚先民以鳳為圖騰。 在楚先民的眼裡，鳳是一種神鳥。《春秋演孔圖》：“鳳，火之精也，生丹穴，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身備五色，鳴中五音，有道則見，飛則群鳥征之。”此鳳，是火之精，實際是火正的神靈。屈原《遠遊》：“祝融戒而跸禦兮，騰告鸾鳥迎宓妃。”《白虎通·五行》：“祝融者……其精為鳥，離為鸾。”鸾鳥、鸾，亦即鳳，可見楚先民視祝融與鳳為一體，是圖騰崇拜的反映。童書業說：“楚之先祖為祝融，近人多以為即兜，亦即丹朱，本為日神，即‘日中之鳥’，‘兜’與‘丹朱’亦鳥名，則楚人似本亦鳥為圖騰之族。” 由于楚人把鳳視為祝融的化身，故鳳的本領神通廣大，賦予人以極大的精神力量。楚地出土的文物，鳳的圖象亦特别多，如江陵雨台山出土的虎座鳥架鼓、虎座立鳳、江陵馬山出土的鳳龍虎紋繡、安徽壽縣出土的鳳龍青銅塑像等。
初建南方
主詞條：包茅之貢
鬻熊是芈姓季連部落酋長，在商衰周興時，審時度勢，率族及時投靠周文王受到周王室的重視，給予“子”的封号，臣屬于周。 《史記·楚世家》 “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 鬻熊是楚國的最早締造者。楚人後來感念其功，把他與祝融一樣，作為祖先祭祀。
鬻熊死後，其後熊麗、熊狂仍處于周文、武王時期。到熊繹時，周成王（據夏商周斷代工程，為公元前1042-1021年在位 ）“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于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芈姓，居丹陽”。所以有學者以為，此時才有“楚”這個正式的國号兼族名。 從鬻熊至熊繹曆代居丹陽後，丹陽就成為楚人立國後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楚人在立國之初鄀國盜牛祭祀一事，與周代典籍《國語》記載的“昔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為荊蠻，置茅蕝，設望表，與鮮卑守燎，故不與盟” ，相互佐證了芈楚建國之初的貧弱狀況。 在這之後，熊繹帶領國人開始了“筚路藍縷”的艱苦創業。楚人初居丹陽，隻是彈丸之地，其後，即以此為立足點，向南推進，發展成為雄踞南方的泱泱大國。
楚人立國後，與中原諸侯一樣，必須按時述職進貢。熊繹攜帶桃弧棘矢等地方特産，涉渡漢水、丹江，翻越秦嶺，風塵仆仆，以事天子。楚人除貢桃弧棘矢外，還貢苞茅。在岐陽會盟上，熊繹管理置茅縮酒，并與鮮卑首領一起“守燎”，是無資格參加諸侯盟會的。這一方面說明熊繹地位之低下，另一方面也說明楚國不僅有進貢苞茅的義務，其國君還須親自主管縮酒儀式和“守燎”祭天 。
勃興之勢
主詞條：昭王南征
楚國建國之初，一方面卑事周王室，一方面“筚路藍縷”，辛勤開發，國家已呈勃興之勢。到周昭王時期（約前1000年），虎方、荊楚和揚越等部落在廣闊的江漢平原南部開始不安分起來，又毗鄰鄂國和曾國東産銅區，有優越的自然生産條件和豐富的礦産資源。然而，商代開辟的南方銅路，到周初又分封漢陽衆多同姓諸侯國如曾國、鄖國、息國等加以保護，使源源不斷的銅料運到王室的手工業基地。 勢力壯大起來的虎方、荊楚和揚越等部落，必然要和周朝分封諸侯國争奪銅料，這可從後來周宣王賞賜給晉國的楚公逆鐘銘文得到印證。
西周中期，在江漢地區以南的虎方、荊楚和揚越等部落開始叛亂 ，昭王十六年，周昭王一怒之下，以曾國、鄧國和鄂國等諸侯國為先鋒 ，率領大軍，渡漢水，跨過長江南征，取得了一系列戰果，從昭王十六年開始，親率大軍南征虎方、荊楚、揚粵等地，經由唐（今随州）、厲、曾、夔（今秭歸），直至江漢地區，大獲财寶，鑄器銘功。 周昭王十九年，昭王第三次親帥六師南征，當時的南夷（漢水流域諸國）、東夷（淮水流域諸國）的二十六邦國均來朝見。
周昭王取得南征勝利。凱旋回師渡漢水時，因攜帶俘獲的大量青銅，導緻橋梁垮塌，墜入水中，死于漢水之濱。這就是所謂的“昭王南征而不複”。
周穆王西征時，東土的徐偃王聯合徐奄諸部乘機發動叛亂，舉兵伐周。楚國聽從周天子号令，與其諸候國一起出兵攻打徐偃諸部，徐偃王敗亡。 熊繹下傳四代至熊渠時，楚國已鞏固了自己的根據地，開始向周圍地區開拓。周夷王時，各諸侯開始輕慢周天子，而楚君熊渠在江漢一帶的民心和威望很高，遂興兵伐庸，楊粵，至于鄂。 并立長子康為句亶王，中子紅為鄂王，少子執疵為越章王。
周厲王時，強化國家機器，壟斷國家資源，對周邊“荒服”地區，不斷攻伐，荊楚亦不例外。 熊渠為了保存實力，避免與周王朝正面沖突，于是自動去其王位，取消對兒子的分封，繼續臣服于周。熊渠的這一方針，對後來楚國國君影響很大，奠定了後來楚國立足于江漢、争霸中原的戰略基礎。熊渠自稱“蠻夷”，“不與中國之号谥”，成為楚人一大精神支柱。楚人長期以來師夏師夷、以夏變夷，創造出具有強大生命力的荊楚文明，與這一戰略思想是分不開的。熊渠不愧是楚國曆史上的重要開拓者之一。周桓王時，熊通不滿自己爵小，以其先祖鬻熊子事文王 ，通過漢陽諸姬向周天子讨要更高級的爵位。遭拒後在前704年自稱為王（後谥武）。
西周末，周宣王時期，任命元老重臣方叔為将，率領大軍，兵車三千征伐楚國，史稱方叔伐楚，戰事勢如破竹，“執訊獲醜”， 多有擒獲，戰利品中包括楚國宗廟青銅重器“俘金”。 西周時出土的楚國青銅器，僅有8件楚公逆鐘，是楚國國君祭祀先祖的宗廟重器，被周宣王轉賜給晉穆侯。
争霸中原
主詞條：城濮之戰、邲之戰、鄢陵之戰、湛阪之戰、弭兵會盟
熊通之子楚文王定都于郢，此後為擴充領域，楚國與其他諸侯國經常發生戰事。中國一向視中原文化之外的楚為夷狄，《公羊傳》甚至認為其性情猶如“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國”，野蠻強橫，常來侵侮中國。“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線。”南、北夷狄交相為害中原，齊桓公救中原各國而禦南夷北狄，使楚屈服，如此業績成就了大業。 楚成王時，楚在令尹子文的治理下更顯強盛。楚成王四十年（前632年）晉楚城濮之戰，楚大敗，晉師“三日館谷”，向周天子獻楚捷“驷介百乘、徒兵千”，但是此戰并未損耗楚國實力，楚中軍全身而退，楚國仍然不斷向中原小國擴張勢力，陳、蔡、許、鄭并未一面倒向晉國，比如陳國仍然一直向楚國進貢，此戰後過了幾年，楚穆王又開始北上擴張勢力。
楚穆王十二年（前613年），楚穆王卒，子熊旅立，是為楚莊王。莊王即位三年，不出号令，日夜為樂， 三年後改革朝政，攻滅庸國，開始争霸戰争。楚莊王八年（前606年）春，楚莊王親領大軍北上，以“勤王”名義攻打陸渾之戎（散居黃河南、熊耳山北之陰地，又稱陰地戎），至于洛水，直抵周天子都城洛邑附近，在周王室邊境陳兵示威，“觀兵于周疆”。周定王惶恐不安，派周大夫王孫滿慰勞楚莊王。楚莊王在接見王孫滿時，問九鼎之大小、輕重。九鼎是天子權力的标志。楚莊王問九鼎，意在“示欲逼周取天下”，由自己取而代之。王孫滿見楚國國勢熾盛，隻得委婉地答道：“在德不在鼎。……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楚莊王一方面以“楚國折釣之喙，足以為九鼎”表示實力；另一方面也意識到條件還不成熟，便退兵了。 楚莊王十七年（前597年），楚圍鄭國，迫鄭降，晉國派兵救鄭，兩軍于邲會戰，晉大敗，晉國中軍、下軍幾乎全軍覆沒，左傳中描寫當時晉軍渡河逃跑的慘狀：“中軍下軍争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此戰後，潘黨建議将晉軍的屍體堆積在黃河邊，築成“京觀”，用以彰顯自己的武功（軍功），但楚莊王認為，戰争是為了平息禍亂，這就是為什麼“武”這個字是由“止”和“戈”組成的 。這便是成語“止戈為武”的由來。此後，陳、蔡、許、鄭俱從楚。楚莊王二十年（前594年），楚圍宋，宋告急于晉，晉不能救，宋遂與楚言和，尊楚。這時中原各國除晉、齊、魯之外，盡尊楚莊王為霸主，确立了楚莊王在春秋五霸的曆史地位。史載，透過戰事，楚國先後吞并了四十五個較弱小的諸侯國。邲之戰後，楚莊王稱霸中原，但是晉國國勢猶不可忽視，楚、晉、齊、秦這東南西北四大國圍繞中原小國進貢的争霸戰争，暫時讓楚國獲得優勢。
楚共王十六年（前575年）鄢陵之戰，楚國被晉國擊敗，但楚國中軍未損，此戰隻是暫時阻擋了楚國北上的勢頭。楚康王三年（前557年）晉國在湛阪之戰再次擊敗楚國，攻到楚國方城之外（今河南方城至泌陽間）。
此後，晉國内亂，轉而扶持吳國對抗楚國。中原諸小國，苦于連年戰争，期盼和平，于是宋國的向戎多方奔走，約合晉楚兩國，并會同各諸侯國召開了盛大的弭兵之會，"弭兵"是停止戰争的意思。楚康王十四年（前546年），弭兵之會在宋國舉行。晉、楚、齊、秦、宋、魯、鄭、衛、陳、許、曹、邾、滕、蔡等14國參加了會議。會議決定：晉國和楚國共為盟主，各國共訂盟約，不再打仗;除齊、秦外，各國都要向晉楚兩國同樣朝貢。弭兵之會的結果是晉楚兩國平分中原霸權。
受挫于吳
主詞條：柏舉之戰、吳楚之戰
楚康王十五年（前545年）冬，楚康王、令尹子木（屈建）卒。楚康王子熊麇繼位，是為郏敖。康王弟王子圍為令尹。郏敖幼弱，軍政大權實為王子圍所掌握。王子圍是一位野心勃勃、觊觎王權的人，楚靈王元年（前540年），王子圍篡位自立，是為楚靈王。楚靈王是一位立志興霸、奪取天下的雄心勃勃的君主。為了改變被動局面，幾度大規模地對吳國用兵，結果還是無功而罷。楚靈王連年窮兵黩武、對外擴張不止，這次又遠離都城對吳用兵，時值寒冬，雨雪連綿，軍民不穩。原來被楚靈王打擊或剝奪的大姓貴族及其他反對力量，乘機叛亂，奪取政權。
楚平王即位後，一反楚靈王之所為，采取休養生息的政策。楚平王“息民五年”後，政局日趨穩定，國勢亦漸恢複，即可向外圖謀進取時，卻因貪戀女色，重用佞臣，從而把楚國引向歧途。楚平王一反常态，忠奸不分，聽信佞臣費無極，殺忠臣伍奢、伍尚，迫使足智多謀、頗有才幹的伍子胥出逃，對屬國問題又未妥善處理，這對後來與吳的争奪都是不利的。楚平王十年（前519年）秋，吳王僚見形勢對吳有利，遂出兵伐楚，攻打州來。楚令尹子瑕率楚、頓、胡、沈、蔡、陳、許等七國軍隊馳援，吳軍在鐘離（今安徽鳳陽東）抵禦。楚令尹子瑕卒于軍中，軍無鬥志。吳王僚與楚等國軍隊戰于雞父，楚軍大敗。 楚平王卒，子熊轸立，是為楚昭王。楚昭王十年（前506年），吳王阖闾派伍子胥、孫武率軍攻打楚國，在柏舉之戰中楚軍大敗，吳軍攻占了楚國的都城郢，楚幾乎覆亡。這時吳國國空，越王勾踐趁機攻打吳國，秦國也出兵幫助楚國。夫概見秦、越接連敗吳，便回到吳國自立為王。吳王阖闾引兵歸，攻夫概。在這樣形勢下，楚将子西率領楚軍回擊吳軍，接連取得勝利，光複了楚國。
楚惠王即位後，各國形勢繼續出現新的變化。吳王夫差擊敗越王勾踐後，輕視越、楚，全力北上争霸。為伐齊、晉，于楚惠王三年（前486年），吳王夫差組織民力，築城于邗（今江蘇揚州市境），鑿邗江（邗溝），南引江水，北過高郵西，折東北入射陽湖，淮安北入淮，以通漕運，然後揮師北上，在兩次打敗齊國、并迫使伍子胥自殺後，楚惠王七年（前482年）大會諸侯于黃池（今河南封丘西南），與晉定公争先歃血（争做盟主）。不料越王勾踐經整頓休息後，國力已漸恢複，趁夫差北上、國内空虛之機，出兵襲吳，攻破吳都姑蘇。夫差聞訊，倉皇回軍，但已無能為力，隻得以厚禮請和，越王勾踐自度一時不能滅吳，就允其和。從此，吳讓位于越，已無力再與楚争戰，楚國長期受累于東吳的局面，即告結束。
變革興邦
主詞條：吳起改革
戰國初期，楚惠王繼續執行安邦定國、伺機發展的方針，在對外争奪中，取得了重大的進展。楚惠王十六年（前473年），越滅吳後，勾踐稱霸諸侯，勢盛一時。勾踐為了緩解與楚國的關系，主動以淮上地與楚，此則有利于楚國的進一步東向。其後，楚通好于秦。兩年後，即楚惠王四十四年（前445年），楚又滅掉了杞國，自此，楚東拓疆土至泗水之上，盡有江淮以北之地。楚惠王五十七年（前432年），楚惠王卒，但國威不減，第二年，即楚簡王元年（前431年），楚又滅掉了莒國（今山東莒縣）。楚惠王在位五十七年，繼承楚昭王事業，利用春秋末戰國初各國内部變動、無力外顧和越國衰敗之機，與秦和好，積極向東開拓，使楚國重又複強，以大國強國的地位步入戰國的行列，成為戰國七雄之一。楚惠王不失為春秋戰國之際的楚國又一有作為的國君，他和楚昭王一樣，為楚國的複蘇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楚悼王元年（前401年），楚悼王立。其時，由于各國競相改革成功，重又開始激烈的争奪。這時的争奪與春秋時期的争奪已明顯不同，過去是争奪與國，旨在立威定霸；現在則是争城略地，吞并他國，具有新的封建兼并戰争性質。楚悼王十五年（前387年），魏武侯主動幫助齊田和謀求諸侯，齊與三晉結怨暫時得到消解。此後，魏、秦争奪進一步激烈，趙徙都邯鄲，韓則全力攻打宋、鄭，嚴重地威脅着楚國。國外形勢嚴峻，國内社會矛盾尖銳，迫使楚悼王不得不尋找出路，以擺脫困境。正在此危殆之際，在魏國協助李悝改革、抗秦有功的吳起來到了楚國。由于吳起在魏國政績卓著，軍功赫赫，所以一到楚國，就受到楚悼王的重用。先任為宛（今河南南陽市）守，防禦韓、魏。一年以後，晉升為令尹，主持變法。
吳起變法是在楚悼王的直接支持下進行的，而楚悼王是在其父楚聲王被“盜”殺後，由楚國“國人”所立，故其政權已具有新興的封建性質。吳起來自魏國，其變法措施也如同魏國李悝變法，因而吳起變法，實際上是在新興政權主持下的一次具有封建性質的改革。正因此，所以變法雷厲風行，立竿見影，取得了顯著的成效。正當變法順利進行、楚國又朝氣蓬地地活躍在國際舞台上時，楚悼王二十一年（前381年），楚悼王不幸病逝。早就對吳起變法懷有刻骨仇恨、蓄謀殺害吳起的舊貴族勢力，乘機作亂，圍攻吳起。吳起機智地伏在楚悼王屍體上，舊貴族用亂箭射殺吳起，同時也射中了楚悼王的遺體。随着楚悼王與吳起的死去，楚國曆史上一場轟轟烈烈的改革運動也就夭折了。
重拾霸業
楚悼王卒後，由其子臧立，是為楚肅王（前380—370年）。楚肅王在位十一年，因為吳起變法失敗，七十餘家宗親權貴遭到誅戮，楚國一時空虛，政局顯然也動蕩不安。楚肅王為了穩定統治，對外妥協退讓，未主動出擊。
楚宣王為擴展地域，亦乘秦、魏激戰之機，沿漢水西上，褒漢之地旋即為楚所有。巴、蜀真空，楚國勢力遂伸入到巴蜀地區。楚宣王十六年（前354年），魏攻趙，進圍邯鄲，形勢嚴重，趙向齊、楚同時求救。對此，楚國君臣專門作了讨論，商議對策。楚宣王采納了景舍的意見，派景舍起兵救趙。楚國既奪取了魏國的土地，又救趙助齊，與趙、齊結好，魏國則不敢得罪楚國，在關鍵時刻，同意景舍出面為齊、魏調解。在魏、齊、趙争戰中，楚國舉足輕重，獲利最多，堪稱“強國”。可見楚國當時君臣團結，政治穩定，國力強盛，為中原各國所畏懼。楚宣王、昭奚恤、景舍等對當時楚國的恢複與強大，作出了積極的貢獻。顯然，這是楚國自吳起變法失敗後，楚肅、宣王堅持奉行休兵自重的策略所取得的。
楚宣王三十年（前340年），楚宣王卒，子楚威王立。楚國吳起變法及其後，注意向南發展，北境争奪又日趨激烈，越國于前379年（楚肅王二年，越王翳三十三年），又将都城遷回吳。前342年，越王無彊即位後，國勢一時熾盛，興師伐齊攻楚，“與中國争強” 。楚威王六年（前334年）齊、魏“會徐州相王”後，齊、楚矛盾表面化，越乘機舉兵攻齊。齊國為了把禍水潑向楚國，便派人前往越國遊說，于是在楚威王七年（前333年）徐州之戰的同時，又發生了越、楚之戰。在楚國有力的打擊下，越國已亡，吳越之地盡為楚國所占有。楚威王一至十一年（公元前339年—329年），楚軍攻陷巴國國都江州（重慶渝中區）及其北的陪都墊江（重慶合川區），并進入雲南和四川西南部。故《史記·秦本紀》曰:“楚南有巴渝，過江南有黔中、巫郡。”楚宣、威王統治四十年，勵精圖治，對外利用矛盾，伺機出擊，使楚國在戰國中前期成為雄踞大江南北一泱泱大國。
最終覆滅
楚威王十一年（前329年），楚威王卒，子熊槐立，是為楚懷王。楚懷王在即位後，開始重用屈原等大臣，針對主要弊政進行一系列的革新，卻引來楚國貴族一緻性的反對。日久，難以抵擋反對聲浪的楚懷王遂意興闌珊，變法終告失敗。秦國東進，韓、魏屈服，秦、齊矛盾已上升為主要矛盾。雄踞南方的楚國，西鄰秦東接齊，地位極其重要，是制約齊、秦争雄的關鍵力量。商於之地六百裡，當在今丹水流域一帶，是秦、楚相接地段，武關在其中，物産富饒，戰略地位十分重要。秦國準備對齊國發起進攻，但這時正值楚結齊，齊、楚“方歡”、“交善” ，秦惠文王很憂慮，與張儀商量對策。張儀自告奮勇，前往楚國遊說，以獻商於之地六百裡為條件，要楚懷王“閉關絕齊” ，待楚、齊絕交後，張儀隻承認獻地六裡。楚懷王見受到欺詐，惱怒至極，舉兵伐秦，結果慘敗，這就是中國古代史上著名的張儀“詐楚”事件。
楚懷王十七年（前312年），楚、秦間的大戰全面展開，秦大勝，斬首八萬。又攻楚之漢中，取地六百裡，仿楚制，亦設置漢中郡。楚懷王十八年（前311年），秦又攻楚，攻取了召陵，楚國無力還擊。 楚懷王三十年（前299年），楚懷王被秦昭襄王騙去秦國，客死鹹陽，楚國國勢迅速衰弱。
楚頃襄王時代，秦國多次伐楚，拔西陵、巫、黔中等地，于公元前278年攻入楚都郢城，燒毀了楚王族的夷陵，屈原聞訊投河自盡。楚頃襄王遷都于陳（今河南省淮陽），聚集了東境的十多萬兵力，成功收複之前被攻陷的十五座城池，以此來抵禦秦國。
前263年，楚考烈王繼位，任用春申君為令尹，春申君派兵助趙國解邯鄲之圍，又領兵滅魯國，楚國一度複興。但前241年，春申君組織東方國家最後一次合縱，但被秦軍所敗，楚考烈王怕秦國報複，再次遷都至更東面的壽春。前238年，楚考烈王死後，春申君門客李園發動政變殺害春申君，楚國國力更加一蹶不振。
秦王政親政後，知楚将項燕擅戰，先遣李信為将，領二十萬兵馬，欲滅楚，敗，被入兩壁，殺七都尉。再遣老将王翦，統秦師六十萬，相持一年，前223年，大敗楚軍，俘虜楚君負刍。項燕扶持的熊啟也很快被俘殺，楚國滅亡。
政治
行政
•中央
楚自從春秋時期設置令尹之官，令尹就“執一國之柄”。“在上位，以率萬民”。 曆春秋至戰國，令尹對内執國事、對外主戰争，總攬大權于一身。其權勢經久不衰。 戰國時期，楚國的公子執政，逐漸衰落，而以昭、屈、景三大家族為主幹的世族執政卻發展起來。戰國時期，楚國組成了以昭、屈、景三大族為主幹的執政集團。
先秦文獻上稱管理百工的職官為司空，周代銘文中則稱作“司工”或“司攻”。進入春秋以來，中原諸國多稱工正，而楚國則稱工尹（或稱大工尹）。 春秋戰國時期楚國官府手工業十分發達，它由中央王朝經營，工尹管理百工。
•地方
春秋戰國時期楚國地方設置郡縣政權組織形式，楚縣是最早的縣級行政區域。楚國設尹治縣，縣尹由楚王派遣，并非世襲，這意味着中國古代官僚制的萌芽。戰國時期楚國的郡沒有行政職能，沒有形成郡統轄縣的地方政權組織。但它郡、縣兩種形式的組織，則為秦朝郡縣相轄的地方政治組織形式的産生開了先河。郡縣之下設有鄉、州、社、裡等基層組織。州、裡這兩個重要基層組織。
法律
楚國法律森嚴，貴族犯罪也決不寬容。《呂氏春秋·貴卒篇》載：“荊（楚）國之法，麗兵于王屍者，盡加重罪，逮三族”。楚悼王死時，群臣起而攻吳起，射中王屍族誅者至數十家，《史記·孫子吳起列傳》說：”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屍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并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乃使令尹盡誅射吳起而并中王屍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這次事件，被夷三族或夷宗者七十多家。
春秋初期，中原諸國仍處于西周禮樂制度的束縛之下，《禮記·曲禮》載：“刑不上大夫”。而楚國的法律是雖王子犯法，刑之無赦，可見楚國的司法制度具有一定的嚴酷性和進步性。如《左傳·桓公十二年》載，莫敖屈瑕伐羅失敗，“莫敖缢于荒谷，群帥囚于冶父以聽刑。“楚國将領因戰敗而被迫或被誅殺的還有子玉、子反和子上等。王子公孫、達官顯貴決不能仗勢犯法，楚文王時，令尹子文的族人犯法，廷理拘捕之，“遂刑其族人。” 楚莊王時，令尹虞丘子讓賢孫叔敖，虞丘子的家人犯法，“孫叔敖執而戮之”。
都城
楚七都：丹陽（從初期至武王）、郢都（文王至昭王）、鄀都（昭王）、鄢都（惠王）、江陵（昭王至頃襄王）、陳（頃襄王）、壽春（考烈王至負刍）。
《楚居》記載，武王從“宵”遷都到“免”後，“衆不容于免，乃潰疆浧之波而宇人焉，抵今曰郢。”這句話的大意為，“免”人口發展很快，城區不能容納，武王就在“免”附近的“疆浧”填湖來擴展城區居住地。“疆浧”原來有水，所以字從水作“浧”；填湖後成為陸地，就從“阝”，寫作“郢”，故為楚國核心都城。
文化
語言
楚國語言屬華夏語言系統，在語音、詞彙上具有較多的自身地域特點。西周時期的楚國文字，與中原諸國的文字還沒有多大區别。楚公家鐘銘文就與宗周鐘的銘文風格類似，氣勢渾厚，規整，略顯波折。春秋至戰國中期，楚國文字形體逐漸趨向修長，筆劃細而首尾如一，排列比較整齊美觀，筆勢圓轉流暢，風格自由奔放。從下寺2号楚墓出土的王子午鼎與山東大店2号墓出土編鐘銘文的對照中，可以發現楚字的特色，這種楚字，略具蟲形，是蟲書的雛形。
戰國中期以後，竹簡、帛書式的手寫體據主導地位，銅器鑄銘、刻銘均受其影響。字形趨扁平、體勢簡略，橫筆昂首，首粗尾細，有的波勢挑法己具後世隸書雛形。
文學
楚辭又稱“楚詞”，是戰國時代的偉大詩人屈原創造的一種詩體。作品運用楚地（今兩湖一帶）的文學樣式、方言聲韻，叙寫楚地的山川人物、曆史風情，具有濃厚的地方特色。漢代時，劉向把屈原的作品及宋玉等人“承襲屈賦”的作品編輯成集，名為《楚辭》。并成為繼《詩經》以後，對中國文學具有深遠影響的一部詩歌總集。并且是中國漢族文學史上第一部浪漫主義詩歌總集。
楚辭文學受詩經深刻影響，但不同于北方文學的社會寫實，楚辭受南方民族性的影響表達方式熱情而浪漫，内容充滿宗教色彩。借由對神話和傳說的描寫表達豐富的思想情感，更能呈現精彩細膩的藝術技巧，諸如比喻、象征、托物起興等表達手法，在此得到更大的發展與運用。再者，楚國音樂與地方口語皆不同于北方，其作品呈現出與北方截然不同的文學風貌。
《楚辭》中收錄作家有屈原、宋玉等人作品，其他如唐勒和景差的作品大多未能流傳下來。屈原創作出了《離騷》《九歌》《九章》《天問》等不朽作品。 漢代時，劉向把屈原的作品及宋玉等人“承襲屈賦”的作品編輯成集，名為《楚辭》。屈原的《離騷》是楚辭的代表作，所以楚辭又被稱為“騷”或“騷體”。
音樂
春秋時期，楚國音樂已很發達。楚國設置了樂官，專門掌管音樂事務。如楚鄖公鐘儀世代世襲“伶人”一職。鐘建被楚昭王任命為樂尹，樂師扈子也是以司樂為職的樂官。
楚國樂器種類齊全，有鐘、磬、鼓、瑟、竽、排箫等。2002年在湖北棗陽市發掘了九連墩墓葬群。另外還有鐘、磬、鼓、笙、竽、瑟、琴、篪等，其中笙和竽上還保留有簧片。
楚國音樂亦表現出了民族性和融合性的特點。《文選·宋玉對楚王問》載：“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裡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
舞蹈
自商周以來，楚國一直盛行巫舞。王逸《楚辭章句》說：“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巫舞實際上就是一種宗教舞蹈，在楚國一直長盛不衰。楚國宮廷樂舞不同于民間樂舞，表現場面要大得多。如《招魂》所寫：“肴羞未通，女樂羅些。陳鐘按鼓，造新歌些。涉江采菱，發揚荷些。”“被衣服纖，麗而不奇些。長發曼鬋，豔陸離些。”“竽瑟狂會，搷鳴鼓些。宮廷震驚，發激楚些。”
無論是民間的巫舞或宮廷樂舞，它都特别講究舞蹈者線條美、律動美。如《招魂》《大招》多處說到“姱容修态”、“長發曼鬋”、“豐肉嫩骨”、“容則秀雅”、“小腰秀頸，若鮮卑隻”、“長袖拂面”、“豐肉微骨，體便娟隻”，可見楚人是追求修長細腰之美的，否則舞蹈起來，是不可能達到“偃蹇”、“連蜷”的效果的。
繪畫
楚國的繪畫有很大的發展，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主要有帛畫、壁畫與漆畫等。《人物龍鳳帛畫》和《人物禦龍帛畫》，是迄今所見中國古代最早的兩幅帛畫，是“早期國畫的雙璧”。畫中一婦人側立，高髻細腰，寬袖長裙，雍容富貴，合掌作祈禱狀。婦人頭上，左前畫有一鳳，作飛翔狀；鳳對面畫有一龍，作騰升狀。正中畫一男子，側立面左，高冠博袍，腰佩長劍，立于巨龍之背。龍昂首卷尾，宛如龍舟。龍左腹下畫有一條鯉魚，龍尾畫有一立鳥（似鶴）。男人頭上方還畫有華蓋一重。壁畫主要内容是圖畫天地、山川、神靈，和古代聖賢、怪物。
楚國漆器業發達，所以楚人也善于在漆器上繪畫，如1941年長沙黃土嶺出土了彩繪車馬人物花紋漆奁、1952年長沙顔家嶺出土了繪有圖案的漆奁、1957年信陽長台關出土了繪有狩獵場面的漆瑟、1978年随州擂鼓墩1号墓出土了繪有二十八宿圖案的漆箱和繪有人、物的鴛鴦形盒等。荊門包山2号墓出土漆奁上的《迎賓圖》，繪有衆多的人、物。
雕刻
戰國楚雕刻藝術有許多作品，如神奇的虎盆座飛鳳、谲怪的“鎮墓獸”雕刻，形态輕盈優美的虎座鳳座鼓，各種形式的雕刻座屏、寫實的木雕鹿、具有抽象意味的木雕辟邪和幡蛇樽以及各種狀态形象的漆盒等等。春秋戰國時期的青銅雕塑作品一般均為各種青銅器物的附飾，如攀附獸或作為器耳、器首、器足的各種動物形象雕塑；也有用作大型器物的支架、底座或附件。其中安徽壽縣朱家集楚幽王墓仍然保持楚王墓的禮制，是發現的唯一一座楚王墓。其餘墓葬與鼎盛期相比，建造相對簡陋，楚風漸淡。
習俗
楚人自古尊鳳崇鳳。楚人尊鳳最初由其遠祖拜日、尊鳳的原始信仰衍化而來的。楚人的祖先祝融是火神，漢代《白虎通》載，祝融“其精為鳥，離為鸾。”《卞鴉·绛鳥》注曰：“鳳凰屬也”。可見，祝融也是鳳的化身。從圖騰崇拜在氏族制時期所反映出的突出特點來看，鳳為楚人的祖先。
楚國圖騰還和楚國的詩、樂和舞蹈緊密相聯。楚人善歌舞，每到此時，随着主管音樂的擊拊石罄的樂感節奏，神與人相和而歌，戴着各種圖騰面具的各個部落相率跟着翩翩起舞。相和而歌，是歌謠形式；百獸率舞，是舞蹈形态――圖騰舞蹈，二者合一，為載歌載舞。那圖騰舞蹈，既包括龍的圖騰，也包括鳳的圖騰。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宗教意義的信仰崇拜。楚國歌舞的原始形式，亦即為相和歌，伴之以鳳凰的圖騰舞蹈，例如“百獸率舞”中的玄鳥，就意味着舞者對于鳳凰的崇拜。
宗教
楚人的信仰是多元的，包括天神、地祗和人鬼。”楚人對天的崇拜已非一般觀念，而是有具體的對象的，如太一、東君、雲中君等。敬天信鬼神必崇巫。巫，神通廣大，能通天地、交鬼神、寄死生。楚國是從氏族制跨入文明社會門檻的，所以政治活動和科學文化知識，都蒙上了迷信的外衣，為“神事”所籠罩。巫，不僅從事宗教活動，還擁有豐富的科學文化知識和參與政治的本領。醫既主蔔筮，又深谙醫道醫術，故巫是一身而二任的，稱為巫醫。
楚人通天交鬼神，一是祭祀，二是占蔔。楚人祭祀之風極盛，上至國君，下至國人庶民，莫不如此，故留有“重淫祀”之說。占蔔當然是巫的職責。為社稷占蔔的是蔔尹，國君遇有大事，自己也行蔔。如楚靈王即位前懷有奪天下之志，自己就占過蔔。民間的男觋女巫占蔔之風就更盛了。
敬天交鬼神的活動，本來就是原始宗教的文化現象。随着社會關系的變動與天命論的動搖，入春秋後，楚人雖然一方面尚鬼神崇巫蔔，另一方面在這一鬼風巫風的氣氛中，又不乏求實務實的理性精神，使楚人的宗教生活飽含人情味和現實性。
經濟
農業
自商、周至春秋初，農業生産仍屬刀耕火種，以種粟為主。楚武、文王以後，楚國向南、向東開拓，逐漸占據江漢流域，又向當地居民學會火耕水耨，掌握了植稻的生産技術。東漢應劭釋：“燒草，下水種稻，草與稻并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複下水灌之，草死，獨稻長，所謂火耕水耨也。 ”無論種粟植稻，都要先燒草作為肥料。江漢平原，古代農業曆來先進，屈家嶺、石家河文化遺址中，均有稻殼出土。
春秋時期楚國的水利事業是很發達的，既引水作池（陂塘），蓄、灌并用；又鑿井灌田，就地取水。公元前522年（楚平王七年），伍子胥蒙冤出奔，楚平王懸賞捉拿，按“楚國之法，得伍子胥者賞粟五萬石，爵執” 伍子胥及至吳後，助吳王阖闾攻楚，公元前506年吳人入郢，“燒高府之粟，破九龍之鐘” 這些記載，都說明楚國糧食充足，有儲藏糧食的“廪”、“高府”，動辄賞糧五萬石，這在春秋時代各國中是十分罕見的。
據《史記·楚世家》載，公元前519年（楚平王十年），楚、吳還為兩國邊境民間女（小童）“争桑”而動用軍隊，相互攻打，足見在江淮一帶，楚國的種桑養蠶業，亦得到普遍發展。
手工業
随着農業的發展，楚國手工業也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主要體現在青銅器鑄造業、冶鐵業、絲織業和木漆器業等部門。春秋晚期或春秋戰國之際，楚國不僅能鍛造“熟鐵”，而且還能冶鑄“生鐵”，在冶鑄鐵器方面，居于領先地位。出土的鐵器，計有鐵削、劍、凹口鋤、鼎等。一般說來，随着鐵農具的使用，牛耕這一新的耕作方式，也應該出現了。不過，楚莊王滅陳為縣，申叔時以“蹊田奪牛”予以諷喻” 、楚康王時有一大夫複姓師祁、名犁 的，從當時尚牛尚犁耕看，也不是偶然現象，故楚國與中原各國一樣，開始使用牛耕，不是沒有可能。見于考古發掘資料，湖北、湖南、河南等地都出土了鐵器，所見數量不多。1976年，長沙楊家山楚墓出土的鋼劍，是中國目前發現最早一件的鋼制武器，其含碳量為0.56% 。2017年，在河南省城陽遺址出土了帶着劍鞘的2300多年前的寶劍。
春秋時期楚國的絲織業也有很大的發展，如《國語·楚語》中有關于“玉帛之類”的記載，《史記·滑稽列傳》則說楚莊王愛馬，曾“衣以文繡”。《史記·楚世家》等記楚、吳邊邑小童争桑而引起兩國交兵，更直接說明楚、吳兩國對種桑養蠶缫絲的重視。湖南衡東霞流市出土的蠶桑紋尊（青銅器） ，是植桑養蠶的生動例證。
商業
随着農業、手工業的發展，春秋時期楚國商業和城市也開始繁榮起來。楚地自然條件優越，物産豐富，是促使楚國商業發展的基本條件。商、周以後，楚地豐富的物産就源源不斷地輸入中原。春秋後，楚國與中原各國經濟交往更加活躍。鄭、陳是楚北上與齊、晉争霸的中間地帶，同時也是楚、夏經濟交流的樞紐。《史記·貨殖列傳》說：“陳在楚夏之交，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故楚國與中原各國的貨物交換，也得力于鄭、陳等國商人的南販北運。
楚國商業的發展，與實行重商政策是分不開的。據《史記·循吏列傳》載，楚莊王以為币輕，更以小為大，結果百姓不便，皆去其業。市令向令尹孫叔敖作了反映，孫叔敖立即下令恢複舊币，然後對楚莊王說：“前日更币，以為輕。今市令來言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之不安’。臣請遂令複如故。”楚莊王同意，“下令三日而市複如故”。
楚國北上争霸，既是軍事擴張，也同時是師夏之長，着力與先進國家擴大經濟文化交流，建成強國。公元前579年（楚共王十二年），晉、楚達成的宋西門之盟，其内容就是：“交贽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讨不庭。” 充分反映了楚國對經濟交流的重視，努力保護商業貿易活動的正常進行。前506年吳人入郢、國難當頭時，開“屠羊之肆”的屠羊說挺身而出，保護楚昭王出逃。後來楚昭王複國了，要獎賞他，他不受，又去開他的賣羊肉鋪子了。可見楚國重商尊商，使商人能安心自己的職業。
貨币
随着商業的發展，貨币也出現了。春秋時期楚國使用的主要是海貝，如浙川下寺楚墓中就出土了大量海貝。這些海貝當是從沿海各地進入楚國市場的。金銀币是否在春秋時期出現，學術界意見不一，此可存疑楚金銀币何時産生，學術界曆來有不同的看法，歸結起來，是産生于春秋時期和戰國時期兩種說法。至于春秋和戰國時期的具體年限，又有不同說法。如持春秋時期說的，舒之梅就認為“楚國金币在春秋即鑄行” 。朱活認為“把楚國開始鑄行爰金系于春秋晚期，确實比較近情” 。黃德馨亦持此說，以為“爰金經過春秋中期的醞釀孕育後，于春秋晚期正式産生” 。持戰國說的，則以前278年東遷陳郢為界，有東遷前、後出現爰金的不同意見。王國維在其《觀堂集林·别集·印子金跋》中指出：“其文雲郢爰、陳爰。郢、陳皆楚之故都，殆楚徙壽春後，仍然以金作币郢。”認為東遷後才有金币。彭信威則進一步認為在楚考烈王遷都壽春以後才鑄有金币 。張正明《楚文化史》說：“已知的先秦金銀币都是楚國的，然而，現有的先秦金銀币的鑄造年代可能都屬于戰國晚期，至少我們沒有充足的理由說其中有屬于戰國中期以前的。
軍事
官職
楚王是全國最高軍事統帥。楚王之下，另設官職主管全國軍政。至于戰場主帥，都是臨時指派的，并非常任。春秋早期以前，莫敖為最高長官，既掌政，也主兵。楚武王後期設令尹後，莫敖隻管軍政，位在令尹之下。到楚成王已設司馬一職，取代莫敖而掌管全國軍政。楚康王時，軍職更為完備，大司馬為正職，左、右司馬為副職。
兵種
楚軍的兵種，按其隸屬關系和軍事職能的不同，有兩種分法。
•按隸屬關系，可分作正軍、王卒、私卒、縣師。
正軍是為國家的軍事力量。楚武王時，已有“三軍”之說，應是正式有“三軍”建制了。三軍是春秋時期以車兵為主的國家常備軍。三軍以中軍為主要戰鬥力量，其次為左軍、右軍。楚王為三軍最高指揮，出征時各軍則分别由高級官吏令尹、司馬、左尹、右尹等率領，楚王有時親自率領三軍或其中一軍出征。到戰國中期楚國已是一個“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的軍事大國了。
王卒是楚王出征時的随身衛隊，其精華是左、右“二廣”，每廣有戰車十五乘。王卒是楚軍的精銳部隊，經常編入中軍參加戰鬥。乘廣由公族子弟組成。楚之中軍亦以公族子弟為其兵員，裝備優良，為楚師之精銳所在。
私卒是為太子和貴族服務的武裝力量。私卒是楚國貴族的宗族親軍。主要為車兵。春秋時期，楚國公族子弟和大貴族在自己所封的食邑上各自擁有武裝，這些武裝不屬國家編制，故稱“私卒”。貴族以私卒聽從楚王之命出征的形式，作為向楚王納賦。私卒多以各自宗族的子弟為兵員。
縣師是春秋時楚國的地方部隊。主要部署在楚國的邊境地區，多屬楚在中原滅國所設縣地區的武裝力量。縣師由縣公統率，由楚王親自調動，縣師的任務是防守邊境，并配合國家的軍事行動，是春秋時期楚國軍事力量的重要組成部分。戰國時，楚縣師不複再見，已納于楚國統一的常備軍中。
•按軍事職能，楚軍則又可分作車兵、步兵、工兵、水兵、騎兵等。
車兵為車戰之士卒。車兵是各國武裝力量的重要組成部分，春秋時，楚車兵分為三軍，另有不少私卒和地方武裝，戰國時号稱擁有“車萬乘”。車兵以戰車為編制單位，稱為“乘”，戰車通常排列成陣勢進行作戰，以車兵為主，戰車後跟随步卒。楚國的車兵多由貴族子弟力兵員，是春秋時期的主力作戰部隊，到戰國後，以車兵為主的作戰方式逐漸讓位于以步、騎兵為的作戰方式。
步兵即徒兵。步兵有隸屬于車戰的步兵，以每輛車75人為編制，排列成一定的隊形，跟随戰車作戰。也有單獨作戰的步兵。春秋未至戰國初，楚國的步兵有很大的發展。戰國時期，步兵人數大大增加，成為主要兵種。步兵可以在道路狹隘的地區單獨作戰，機動性較強。步兵由一般平民擔任。
另外還有工兵性質的步兵。此種步兵在戰争中帶有役徒的性質，多為征發而來的貧苦民衆，從事架橋、築城、修繕武器、修築工事等，在軍中的地位最低。
楚國有水軍，稱為舟師。楚國舟師最早見載于楚康王時期，楚國出動舟師伐吳。戰國初，楚人請魯國名工匠公輸般制作了舟戰武器鈎拒，舟師戰鬥力大大提高。與舟師相對而言的陸軍則稱陵師。
楚騎兵出現于戰國時期。漢族最早正式使用坐騎打仗是戰國中期的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在此之後，各國紛紛仿效。戰國時期楚騎兵已有一支有實力的部隊，号稱“騎萬匹”。
戰法
在長期有軍事行動中，楚人積累了豐富的戰争經驗，總結出《楚兵法》。《漢書·藝文志》著錄有《楚兵法七篇”，但今早已佚失。《軍志》是先秦時一部著名兵書，著者與具體内容不詳。楚人對這部兵書十分熟悉，經常運用《軍志》指導軍事行動。《左傳》載楚成王語：“《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者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故主張退師，不與晉戰。宣公十二年載楚、晉邲之戰時，楚令尹孫叔敖以《軍志》“先人有奪人之心”為由，搶先向晉師發動進攻，大敗晉師。《軍志》所說的适可而止、知難而退、先聲奪人、待衰而攻的這類戰略戰術思想，春秋早、中期以來已深入人心，并被各國實際運用于戰争之中。
兵器
作為春秋五霸之一和戰國七雄之一的楚國，它的武庫是最龐大而且最先進的。楚國的兵器，數量巨大，種類繁多。論質料，可分為鐵、銅、木、竹、皮等制品。鐵兵器主要有劍、戈、矛、匕首、镞；銅兵器主要有劍、戈、戟、矛、匕首、镞、弩機等。木兵器有盾、甲、弓等。竹兵器有弓、箭杆等。皮兵器有甲、胄等。論功能，可分為進攻性武器和防禦性武器兩大類。進攻性武器有弓、矢、戈、矛等。防禦性武器主要是甲、胄、匕首等。1975年冬，在楚國故都紀南城東門外先後發現中小型墓葬600餘座，共清理了其中的554座，獲得了大量的随葬物，其中兵器的數量最引人注目，有各種兵器達571件，計各式青銅劍172把、各式銅戈150件、各式銅戟7件、各種青銅矛15件、竹弓25張、木盾17件，另有箭簇、匕首若幹。數量巨人、門類齊全。
楚墓中出土青銅劍的數量之多，工藝之精，皆居列國。然而，楚墓中出土的工藝水平最高的青銅劍卻是越王劍、越王勾踐劍。吳、越原是“寶劍之鄉”，在越滅吳、楚滅越之後，原來為越王鑄劍的傳奇式的鑄劍大師幹将、莫邪，轉而成為了楚國的鑄劍大師。從此，楚國不僅自己鑄造了大量華美的青銅劍，而且還将吳、越等國的名劍也擄到了楚國。
新式武器的運用，必然導緻軍隊成分和軍事編制的變化。鐵制劍和弩機的發明及其廣泛應用、青銅劍的大量生産及其工藝的改進，以及青銅戈、戟、矛等的演進，都表明了戰國時期楚國兵器發生了巨大的變革。這種變革的實質，是楚國軍事軍隊成分的改變在軍事裝備上的反映，即楚師由以車兵為主力改變為以步兵和騎兵為主力軍這一重大變革的反映。
科學
天文
春秋時期，楚國在社會生産發展的基礎上，自然科學取得了明顯的進步。楚人在天文曆法方面，積累了相當豐富的知識。自商周以後，楚人進一步擴大了對星象範圍的觀察，曆法也随着有重大的發展。西周至春秋時期，楚國既使用周正曆法，也使用夏正曆法。前者可能與宗教或尊周從周有關，後者則從生産實際出發。1975年湖北雲夢睡虎地出土的秦簡，其中所載的秦、楚月份對照表，均以夏正十月為年首，說明秦、楚關系密切，同用周正曆法。
戰國時期，楚國科學技術得到廣泛的發展和應用。楚人天文知法曆來淵博，戰國時期，則更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古人為了對日、月和五大行星（水金火木土）的運行及其位置作系統的觀測，将其附近恒星分為二十八片（區），稱之為二十八宿（星）。二十八宿體系的建立，是中國和其他世界文明古國天文學的重大發展。
數學
楚人數學在原有基礎上，戰國時又取得了突出的成就。1983年底1984年初，湖北江陵張家山漢初古墓出土了大批竹簡，其中重要内容為《算數書》。此外，還出土了算籌等重要文物 。據後德俊研究，墓主系楚人，漢初降漢，後“病免”在家，其《算數書》可能為楚人所撰，代表了楚國的數學水平。 《算數書》是一部數學問題集，内容包括《分乘》《增減》《相乘》《合分》等。其中《少廣》一節，與成書于兩漢間的《九章算術》的《少廣》标題相同，内容亦大體相似。故《算數書》部分内容為《九章算術》所收進，是早于《九章算術》的一部數學著作 。
建築
楚國建築技術有重大的發展。入春秋後，楚國為了北上争霸，順伏牛山，連結所經各水堤壩，南北連綿數百裡，号稱楚之長城“方城”。前656年（楚成王十六年），齊桓公率中原八國軍隊南下攻楚，楚成王亦率軍北上，屈完聲稱“楚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逼迫齊桓公與楚簽訂召陵之盟，可見在此之前已開始建築方城。
楚王室除建有王宮外，還有衆多的離宮，如渚宮、章華宮（台）、荊台、匏居台等。楚靈王所修建的章華宮（台），是中國古代著名的離宮。其遺址在今湖北潛江龍灣（關于章華宮（台）遺址所在，曆來說法不一。除了今潛江龍灣外，還有說在今監利天竺山、沙市今章華寺、河南商城古汝陽城内、安徽亳縣古城父境内等地。楚人有新遷居一地，仍襲其舊名的習俗，故作為楚君（王）的離宮，章華宮亦有多處，上述各說，當是有可能成立的），此經八十年代多次調查試掘，出土文物甚豐，是迄今所見楚宮室最完整的建築群。其中放鷹台出土了筒瓦、闆瓦殘片及長方形等形狀的紅磚，可見楚靈王時期已掌握了燒制磚瓦技術，磚、瓦已用作建築材料。還出土了一件青銅門環，青銅當亦已用作建築材料。台基系夯土結構，台柱有方有圓，比一般房柱粗大。廊檐下面是用貝殼鋪成的路面，結實美觀 。從此足以說明春秋中晚期，楚國宮室建築，無論建築材料和建築技術都達到了先進水平，“是中國古代第一座層台累榭”，“作為遊宮建築群和園林建築群的鼻祖，在世界建築史上也有并非無足輕重的地位” 。
車船
楚國由于對外作戰需要，已能制造車、船。據《左傳·宣公十五年》和《左傳·成公十六年》所載的“樓車”和“巢車”，說明楚莊、共王時期，楚國已普遍使用戰車。《左傳·襄公二十四年》載：“楚子為舟師以伐吳。”春秋中後期，楚國已大量制造戰船，訓練水軍，與吳國展開了激烈的争奪。據《墨子》有關篇章記載，魯班曾至楚，為楚國制造“舟船之器”和攻城的“雲梯”，說明楚國車船制造業在當時是比較先進的。
民族
諸夏各族
楚人雖出自颛顼之後，但由于受商、周壓迫，辟在荊、睢蠻荒之地，社會經濟文化均較落後，故北上争霸、先後征服或滅掉諸夏之國的同時，積極地吸收華夏文化，使自己成為與華夏同步前進的先進的文明大國。如公元前589年（楚共王二年），楚軍進抵至魯國陽橋，魯以執斫（木工）、執針（縫工）、織[纟壬]（織工）各百人獻給楚人，請求結盟，這對楚國建築業、紡織業的發展是有幫助的。華夏語言、文字、典籍、政治、經濟、軍事制度及精神文化等都為楚人所廣泛吸收。如楚語與夏語基本是相通的，楚國文字，從銘文、帛書至楚簡等與中原各國文字也基本是一緻的。楚國以王為首、貴族、官僚三位一體的奴隸主貴族專政的政體，是仿西周王朝建立起來的。
楚共王即位後，普及夏化政策，成就頗大，故其臣屬對他作了高度評價：“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征南海，訓及諸夏，其寵大焉。”《左傳》則稱其“撫有蠻夷”、“以屬諸夏”，确切地反映了楚人融夏夷為一的正确民族政策，故楚國在春秋戰國五百多年間，一方面北上争霸，在争霸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征服或滅掉衆多的華夏之國；另一方面又注意保留華夏典籍，積極吸收華夏文化，以充實自己的文化養料和精神财富，推廣融夷夏為一的政策。
《荀子·儒效》說：“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積靡使然也。”《孟子·滕文公上》說：“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于夷者。陳良，楚産（即土生土長的楚國人）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于中國。”陳良雖然是個楚人，但是通過學習“華文化”，是可以變為“華”的。顯然，在“華”的心目中，南方的楚人，最早也是“夷”。故《詩經·商頌·殷武》說：“維女荊楚，居國南鄉，”說明楚人是南方的民族。但是到了戰國時期，楚國強大起來，成為戰國七雄之一，已經變化為華夏族，而且還成為“合縱連橫”政治格局當中縱的“縱長”。
東夷各族
中國古代居住在東部地區的各族人民，曆史上統稱為東夷。入春秋後，楚國崛起，北拓東進，與齊國等争霸的同時，也不斷征服和滅亡了東方諸國，主要有：黃（嬴姓，今河南潢川西北）、英（偃姓，臯陶之後，今安徽金寨東南）、江（嬴姓，今河南正陽西南）、六（偃姓，臯陶之後，今安徽六安西北）、蓼（偃姓，臯陶之後，今河南固始東北）、群舒（偃姓，臯陶之後，包括舒鸠、舒龍、舒鮑、舒龔、宗、巢、桐等國，今安徽巢湖周圍一帶）。
楚與東夷各國在政治、經濟、文化有着密切的聯系，有的向楚國進貢，有的與楚國通婚。東夷之中曆史悠久、國力較強的是徐國。徐，嬴姓，今江蘇泗洪南。它與齊通婚，關系密切，被視為諸夏之國。 楚成王滅黃後，進一步東進攻打徐國，盡管齊、魯等國來救，不久徐國還是被楚國打敗了。徐國的失敗，标志着楚國征服東夷的重大勝利，加速了楚與東夷的融合。東夷之徐國，曆來文化水平很高，楚與之融合，無疑有助于楚族的發展，并充實了楚文化的寶庫。
西戎各族
他們曆史悠久，在西周伐商滅商中，立下了巨大功勞。據《尚書·書序》載，周武王伐商，有“戎車三百輛，虎贲三百人，與纣戰于牧野”，這裡說的“戎車”，應該是西戎兵力。周王朝建立後，西戎也就逐漸遷徙至内地，與諸夏雜處，情況比較複雜。楚國在北上争霸過程中，衆多西戎之國，紛紛被征服滅亡，亡後有的被遷，有的被置為縣，成為北上争霸的重要基地。
見于史料，被楚國征服或在楚境的戎蠻，主要有如下各族國：戎蠻，戎蠻進入中原較早，楚乘機滅掉戎蠻之國，對其遺民亦盡俘以歸。陰戎，陰戎是西戎之一支，為陰地之戎，允姓，早已入楚，并成為楚人之一部分。申、呂（甫）、許。申、呂（甫）、許均姜姓之戎，曆史悠久，被楚滅後改為縣，成為北上争霸的重要基地。姜氏之戎入楚較早，亦已與楚人相融合。
南蠻各族
南蠻，是一個龐大的民族系統，内部民族關系亦較複雜。顧棟高《春秋大事表·四裔》把南蠻分為盧戎、蠻、濮、巴四族。其中盧戎，即蠻族之一，故南蠻，實際是指蠻、濮、巴三個民族。中國古代的所謂三苗，有學者認為指的就是這三個民族 。楚國地處南方，被稱為荊蠻，如《小雅·采芑》：“蠢爾蠻荊，大邦為雠”，《魯頌·閟宮》：“戎狄是膺，荊舒是懲” 。
楚、濮關系密切。楚國開始強大起來，就立即對濮族發動了進攻，開始開發濮地。經過打擊，一部份濮人與楚人融合，其餘的紛紛逃亡遷徙，以至後來濮人居地，濮人活動地區廣闊，東起荊楚，西至川、雲、貴，南及湖湘一帶，成為楚國境内的一個重要民族。其次，巴人。《華陽國志·巴志》：“周武王伐纣，實得巴蜀之師。”“武王既克殷，封其宗姬于巴，爵之以子。其地東至魚腹，早在春秋時就為楚國所征服了。入戰國後，楚國在激烈的兼并戰争中，也加強對江南地區的開發。《後漢書·南蠻傳》載：“吳起相悼王，南并蠻越，遂有洞庭、蒼梧。”足見楚國勢力已伸入到洞庭湖周圍及至五嶺一帶，加強了與散居各處蠻夷的融合。
争議
楚人的始祖,據文獻記載的神話傳說和古史傳說,或謂高陽,或謂颛顼,或謂祝融。結合古史傳說中的五帝時代至春秋戰國的曆史發展背景,細緻分析文獻的相關記載,可知追溯楚人的族源及先公世系,楚人的血親始祖是祝融;根據曆史傳統和文化心理,楚人視炎帝為人文始祖;在戰國時代形成的華夏首尊黃帝和華夏古帝萬世一系的正統觀念支配下,颛顼又被說成是黃帝之孫、楚人之祖。至社會實現統一、文化得以整合的漢代,"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陽"乃成為古代定論。 熊繹受封除了因為其先祖鬻熊“子事文王”外 ，應該還有恭謹殷勤接待受谮奔楚的周公之勞，不然周武王時期就該得封了。此外，還有熊麗建國之說，依據是《墨子·非攻下》有“昔者楚熊麗始讨此睢山之間”一句，但據“清華簡”，熊麗隻是創造了“楚”這個部落。
國君
《左傳·宣公十二年》《國語·鄭語》和《楚居》裡都是先楚若敖再楚蚡冒，不同于《史記·楚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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