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梁啟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飲冰室主人、飲冰子、哀時客、中國之新民、自由齋主人等。1873年2月23日生于廣東新會。中國近代維新派代表人物，學者。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動家、啟蒙思想家、資産階級宣傳家、教育家、史學家和文學家。戊戌維新運動領袖之一。梁啟超于學術研究涉獵廣泛，在哲學、文學、史學、經學、法學、倫理學、宗教學等領域，均有建樹，以史學研究成績最着，其着作合編為《飲冰室合集》。
人物生平早年時期
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1873年2月23日），梁啟超出生于廣東新會茶坑村，祖父梁維清，父親梁寶瑛，都曾以士紳參預鄉政，在當地有一定的勢力和影響。梁啟超自四歲起居家就讀，跟祖父識字。在早年所接受的啟蒙教育中，梁啟超不僅學到了不少傳統的文史知識，而且還聽到了許多悲壯激昂的愛國故事。祖父經常給他講述“亡宋、亡明國難之事”，朗誦激動人心的詩歌篇章。這種帶有愛國情感和思想傾向的課外教育，對梁啟超有着重要影響。曆代傑出人物憂國憂民的風範、舍生忘死的品格和頑強不屈的精神，在他幼小的心靈中深深地紮下了根。
有清一代自乾嘉以降，知識分子的出路越來越狹窄，隻有通過科舉，由學入仕，才被視為“正途”，而用其他方法取得功名的機會很少。這就迫使許許多多的青年學子不得不以全部精力去讀四書五經，作八股時文，希冀沿着科舉的階梯步步攀登，獲取功名利祿。梁啟超在少年時代，也是沿着這條道路走過來的。光緒八年（1882年），梁啟超年僅10歲，就去廣州應童子試，結果不中。兩年之後，再到廣州應試，中秀才，補博士弟子。少年登第，這對梁家來說，确實是件了不起的大事。父親期望兒子能學優登仕，光宗耀祖，因此對他管教十分嚴格，而這時候的梁啟超也如井底之蛙，“不知天地間于帖括外更有所謂學也”，整天都在潛心鑽研八股文。
光緒十一年（1885年），梁啟超進廣州學海堂讀書。學海堂為前兩廣總督阮元所辦，“是省城專治經學之所”。梁啟超在這裡學習漢學。段玉裁及王念孫、王引之父子等漢學家注重考據，旁征博引，精研古籍的治學方法和學術成果，使他産生了濃厚的興趣。相形之下，格式、内容都有嚴格要求的八股文章，便令人感到缺乏生氣和枯燥無味了。在學海堂學習時期，梁啟超逐漸萌發了“棄帖括之志”。
勵志改良
光緒十五年（1889年），梁啟超在廣州參加鄉試中舉，名列第八。主考官李端棻欣賞其才華，以親妹相許。這時候，展現在梁啟超前面的，是一條“金光大道”，沿此而行，完全可能由學入仕，平步青雲。然而，光緒年間，中國正遭受着帝國主義的野蠻蹂躏。面對嚴峻的形勢，梁啟超逐漸抛棄了昔日的追求，走上一條充滿坎坷曲折的救國救民的道路。
光緒十六年（1890年）春，梁啟超赴京參加會試，不中。回來路過上海時，看到了上海制造局翻譯的一些西書以及介紹世界地理情況的《瀛環志略》。這些書籍，開闊了梁啟超的視野，從此他便對西方的政治、文化等問題産生了濃厚的興趣。同年秋，梁啟超與陳千秋結交，并通過陳千秋認識了康有為。曾以布衣上書、力倡變法的康有為在當時名聲很大。梁啟超對他的獨到見解和大膽舉動十分欽佩，以至“一見大服，遂執業為弟子”。與康有為結識，是梁啟超一生發展的重要轉折，從此以後，他退出學海堂，抛棄舊學，投入康門，并且接受了康有為的改革主張和變法理論，逐漸走上了改良維新的道路。
光緒十七年（1891年），梁啟超、陳千秋等人請康有為在廣州長興學裡萬木草堂講學。康有為強調“逆乎常緯”，獨辟新路。其講學内容和教學方法，都與傳統規矩不同。“以孔學、佛學、宋明學（陸王心學）為體，以史學、西學為用”。“對列強壓迫、世界大勢、漢唐政治、兩宋的政治都講。每講一學，論一事，必上下古今，以究其沿革得失，并引歐、美事例以作比較證明”。學生除聽講外，“主要是靠自己讀書，寫筆記。當時入草堂，第一部書就是讀《公羊傳》，同時讀一部《春秋繁露》。除讀中國古書外，還要讀很多西洋的書”。此外，學生每人還有一本功課簿，“凡讀書有疑問或心得即寫在功課簿上，每半個月呈繳一次”，再由康有為一一批答。這種新穎生動的教學方法和與時代要求、國家命運息息相關的教學内容，使習慣于讀經誦詩、死記硬背的梁啟超感到新奇而興奮。他勤奮學習，幾乎是毫無保留地全盤接受了康有為的思想學說。在此期間，他還協助康有為編寫《新學僞經考》、《孔子改制考》這樣的重要著作，成為康有為的高足弟子和得力助手。
從學海堂到萬木草堂，是梁啟超由書齋向社會跨出的重要一步。在萬木草堂的學習生涯中，梁啟超不僅了解了天下大勢和民族危難，立志為改良救國、振興中華而奮鬥，而且由于廣泛涉獵中西書籍，大大地開拓了知識面，這為他今後在思想輿論界大展身手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宣傳變法
光緒二十一年（1895）春，梁啟超和康有為入京參加會試，正值清廷與日本侵略者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消息傳出，群情憤慨。梁啟超受康有為之命，“鼓動各省，并先鼓動粵中公車，上折拒和議”。四月初八日，康有為、梁啟超發動了著名的公車上書，邀集1000餘名舉人聯名上書清廷，要求拒和、遷都、實行變法，從而揭開了維新運動的序幕。梁啟超作為康有為的重要助手，不僅協助組織會議，聯絡人士，而且還撰文謄錄，起草奏書，發揮了突出的作用。六月，康有為在北京創辦《萬國公報》（不久改為《中外紀聞》），梁啟超是該報的主要撰稿人，他“日日執筆為一數百字之短文”，宣傳西學，鼓吹變法，在鼓動輿論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報開兩月，輿論漸明”，那些士大夫“初則駭之，繼亦漸知新法之益”。梁啟超在辦報過程中也得到了鍛煉，顯示了才華。他那高度的熱情和出衆的能力，受到了人們的重視。短短的幾個月時間，梁啟超就從一個人微言輕的普通士子，成為一個廣為人知的維新運動的領袖人物了。
光緒二十二年（1896），黃遵憲、汪康年等人在上海籌辦《時務報》，梁啟超應邀前往主持筆政。在主編《時務報》時期，他以新穎犀利的議論和通俗流暢的文字，寫出了《變法通議》、《論中國積弱由于防弊》等一系列文章，系統闡述維新變法理論。他指出：中國要強盛，必須進行變法，“法者，天下之公器也；變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萬國蒸蒸，日趨于上。大勢相迫，非可阏制。變亦變，不變亦變。變而變者，變之權操諸己，可以保國，可以保種，可以保教。不變而變者，變之權讓諸人，束縛之，馳驟之，嗚呼，則非吾之所敢言矣！”梁啟超在這些文章中，還大力介紹西學，明确提出要改革中國羸弱落後的面貌，就必須學習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教育制度。他還根據西方資産階級的民權學說和議會制度，竭力宣揚民權論，痛駁“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的封建說教，在當時起到了振聾發聩的作用。他把曆代帝王斥為“民賊”，認為“君權日益尊，民權日益衰，為中國緻弱之根源”，呼籲要“伸民權”，“設議院”，實行君主立憲。并且強調，這是維新變法中最為根本的問題。他滿懷信心地說：“西人百年以來，民氣大伸，遂而勃興。中國苟自今日昌明斯義，則數十年其強亦與西國同，在此百年内進于文明耳。”
梁啟超擅長用淺顯流暢的文字來闡述重大的時事問題和深刻的道理，文章常帶感情，有很強的鼓動性。他對封建專制制度的大膽抨擊和對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的大力宣揚，在當時的知識分子中間具有很大的感染力。連嚴複這樣著名的學者也評價“任公文筆，原自暢遂。其自甲午以後，于報章文字，成績為多，一紙風行海内，觀聽為之一聳”。由于梁啟超的參加，《時務報》的影響迅速擴大，幾個月間銷量即達一萬餘份，“為中國有報以來所未有”。梁啟超的名聲也随之日重。
維新時期
變法理論的宣傳，有力地促進了維新運動的開展，但也引起了那些反對維新運動人物的不滿和嫉恨。洋務派的代表人物張之洞，授意汪康年進行幹預，力圖控制《時務報》，梁、汪矛盾日益激化。梁啟超難與其争，遂應湖南巡撫陳寶箴之邀，于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十月離滬赴湘，就任長沙時務學堂總教習。由辦報改而教學，條件和環境都不同了，但梁啟超并沒有放棄宣傳工作。在講學過程中，他大力闡述康有為的改制理論，宣傳維新思想，培養維新人才。特别是在批答學生劄記時，梁啟超往往借題發揮，鋒芒直指封建專制制度。他甚至大膽宣布，“二十四朝其足當孔子至号者無人焉。間有數霸者生于其間，其餘皆民賊也”。這些激昂的言辭，對于那些深受封建思想禁锢的青年學子來說，猶如是出征的戰鼓，激勵他們投身到改造社會、拯救民族的曆史洪流中去。
甲午戰争以後，中國面臨着非常險惡的局勢。清廷的腐敗和無能，通過這次戰争暴露無遺。帝國主義各國趁火打劫，力圖擴大自己在華的勢力範圍。瓜分危機，迫在眉睫。光緒二十三年十月（1897年11月），德國出兵侵占膠州灣，康有為趕到北京，積極組織救亡活動。梁啟超由于在湖南受到反維新勢力的攻擊，也于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二月返回上海，随即辭去《時務報》主筆之職，于三月初來到北京，跟随康有為奔走呼号，決心為挽救民族危亡而盡自己的一份力量。他撰文演說，呼籲要使全國民衆“鹹知吾國處必亡之勢，而必欲厝之于不亡之域，各盡其聰明才力之所能及者，以行其分内所得行之事”。梁啟超反複強調，隻有如此，才能拯救國家和民族的危亡。随着維新運動的高漲，梁啟超的作用和名聲也越來越大。在“百日維新”期間，有關新政的奏折、章程，不少出自他的手筆。五月十五日（7月3日），光緒帝召見梁啟超，“命進呈所著《變法通議》，大加獎勵”，賞六品銜，并讓梁啟超負責辦理京師大學堂譯書局事務。
戊戌變法失敗以後，梁啟超逃出北京，東渡日本，開始了他的流亡生活。初到日本之時，他一度與革命派接近，甚至利用康有為去加拿大組織保皇會的機會，與孫中山等革命人士往來密切，并試圖聯合立會，後因康有為得知此事，嚴厲反對，聯合立會才告作罷。但是，梁啟超與革命派畢竟不是同路人，他繼續追随康有為，堅持改良立場。為了控制、利用輿論，擴大保皇派的影響，梁啟超十分重視宣傳工作，于光緒二十四年十一月（1898年12月）在橫濱創辦《清議報》，鼓吹“斥後保皇”，為改良活動搖旗呐喊。他竭力宣揚“光緒聖德”，說什麼“今日議保全中國，惟有一策，曰尊皇而已。今日之變，為數千年之所未有。皇上之聖，亦為數千年之所未有。天生聖人，以拯諸夏，凡我同胞，獲此慈父，今雖幽廢、猶幸生存，天之未絕中國欤！”
鼓吹立憲
光緒二十八年一月（1902年2月），梁啟超又在橫濱創辦《新民叢報》，繼續宣傳改良主張。與以前不同的是，梁啟超迫于形勢，已不得不放棄“保皇”口号，而代之以“新民”之說。他指出：“中國所以不振，由于國民公德缺乏，智慧不開”，因此，“欲維新吾國，當先維新吾民”。由于康、梁等人頑固堅持改良立場，仇視和抵制民主革命，并且通過自己所控制的輿論工具，攻擊革命。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産階級革命派對改良派作了堅決的鬥争。自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同盟會成立以後，雙方的論戰達到了高潮。在這場激烈的論戰中，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上連續發表文章，鼓吹“開明專制”論。仍然強調中國國民程度太低，“未有共和國民之資格”，因此，“與其共和，不如君主立憲；與其君主立憲，又不如開明專制”。他攻擊革命派要求推翻清朝統治是一種“複仇主義”，污蔑同盟會提出的“平均地權”是為了“博一般下等社會之同情，冀賭徒、光棍、大盜、小偷、乞丐、流氓、獄囚之類悉為我用”。
《辛醜條約》簽訂後，中國社會面臨的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愈趨尖銳。清朝統治階級為了平息不斷高漲的反清浪潮，調和統治階級内部矛盾和博得帝國主義歡心，以達到維持統治的目的，從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開始推行清末新政；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又表示要仿行憲政，并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五大臣回國後，密奏實行立憲有“皇位永固”、“外患漸輕”、“内亂可弭”三大好處，主張先宣布立憲，“至于實行之期，原可寬立年限”。光緒三十二年七月（1906年9月），清廷正式宣布“預備仿行憲政”，同時又強調，由于“規制未備，民智未開”，所以不能“操切從事”，而要“視進步之遲速，定期限之遠近”。實際上清廷根本沒有打算實行立憲，隻不過是妄圖用“立憲”的招牌繼續維持封建專制統治。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康有為宣布将保皇會改組為中華帝國憲政會。九月，梁啟超也與蔣智由等人在日本東京成立政聞社。他在《政聞社宣言書》中寫道：“所謂改造政府，所謂反對專制，申言之，則不外求立憲政治之成立而已”，表示了擁護清廷“仿行憲政”的立場。梁啟超甚至還明确宣稱：“政聞社所執之方法，常以秩序的行動，為正當之要求。其對于皇室，絕無幹犯尊嚴之心；其對于國家，絕無擾紊治安之舉”。
民初政星
宣統三年九月二十六日（1911年11月16日），袁世凱組成“責任内閣”，任梁啟超為法部次官。對此，梁啟超感到十分欣慰。在他看來，自己和袁世凱是當時中國政治舞台上的兩個關鍵人物，隻要能夠聯合起來，那麼社會就會出現轉機。所謂“項城坐鎮于上，理财治兵，此其所長也。鄙人則以言論轉移國民心理，使多數人由急激而趨于中立，由中立而趨于溫和，此其所長也。分途赴功，交相為用”。梁啟超自視甚高，他認為自己若以局外人的身份出現，才便于控制輿論，影響國民。“若就此虛位，所能補于項城者幾何？而鄙人則無複發言之餘地矣，此所謂棄長用短也。”民國元年（1912年）二月清帝退位，三月袁世凱就任臨時大總統。權力的法碼，似乎倒向了袁世凱一邊。為了博得袁世凱的信任，梁啟超對這位新的當權者大加吹捧。
民國元年（1912年）十月，梁啟超結束了長達14年的流亡生活，從日本回國。由于他聲望很高，名聲在外，所以回國以後受到許多人的熱烈歡迎。他也決心利用這個機會做出一番事業來。主張實行議會政治的宋教仁組建了國民黨，以期擴大力量，控制内閣。為了與國民黨對抗，梁啟超也積極活動合并政黨，他先是組建了民主黨，民國二年（1913年）五月又與共和黨、統一黨合并為進步黨，成為民初唯一能與國民黨對抗的大黨。與此同時，梁啟超還辦報撰文，鼓吹集權，竭力為維護袁世凱的統治服務。特别是在“二次革命”爆發之後，梁啟超利用他所控制的輿論工具，肆意诋毀革命黨人，反對革命運動。他在《革命相續之原理及其惡果》一文中，以先覺者的口吻說道：“革命隻能産出革命，決不能産出改良政治。改良政治，自有其塗轍，據國家正當之機關，以時消息其權限，使自專者無所得逞。”他把革命鬥争說成是“暴民政治”，攻擊革命黨人是“亂暴派”，聲稱“暴民政治之禍，更甚于洪水猛獸”，并公開表示他要以“亂暴派”“為第一敵，先注全力以與抗”。梁啟超及其領導的進步黨，為維護袁世凱的統治搖旗呐喊，因而得到袁世凱的賞識。民國二年（1913年）七月，袁世凱任命進步黨的熊希齡為内閣總理，九月内閣組成，号稱“第一流人才内閣”，梁啟超擔任司法總長。
密謀反袁
民國三年（1914年）一月，袁世凱在當上大總統後僅三個月，就下令取消國會。二月，熊希齡内閣倒台。盡管袁世凱改任梁啟超為币制局總裁，但這個沒有多少實權的職位，實在難以引起梁啟超的興趣。十二月，他辭去币制局總裁之職，攜家遷往天津。以後，袁世凱又任命梁啟超為政治顧問，委派他考察地方司法教育事宜，梁啟超都推辭未就。在此期間，梁啟超與袁世凱保持着一種若即若離的關系，他既不滿于袁世凱的專制統治，但又對他寄于希望。對袁世凱接受“二十一條”和企圖帝制自為的行徑，梁啟超是反對的。
由“二十一條”引起的政治風潮剛剛開始消歇，袁世凱就加快了恢複帝制的步伐，公開打出了複辟帝制的旗幟。隻是到這時候，梁啟超才對袁世凱完全失望。面對全國已經蓬勃開展起來的反袁鬥争，梁啟超恐為“牛後”，終于發出了讨袁檄文。八月二十日，梁啟超拒絕袁世凱的重金收買和武力威脅，毅然發表《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正告袁世凱之流不要“無風鼓浪，興妖作怪，徒淆民視聽而贻國家以無窮之戚”。與此同時，梁啟超又與蔡锷密謀，積極策劃武力讨袁。十二月二十五日，蔡锷在雲南組成讨袁“護國軍”，梁啟超于民國四年（1915年）底從天津來到上海。他與蔡锷等人函電往來，幫助護國軍拟定計劃，起草文告；又與廣西都督陸榮廷秘密聯絡，促其獨立。民國五年（1916年）三月，梁啟超應陸榮廷的邀請，繞經香港、越南趕到廣西，直接參加護國運動。五月六日，軍務院在廣東肇慶成立，梁啟超任撫軍兼政務委員長。在職期間，軍務院的布告、文電大都由梁啟超親自執筆。
護國運動以後，梁啟超就深深地陷入北洋軍閥的内部紛争之中了。民國五年（1916年）六月六日，袁世凱病死。之後，北洋派系的另一個軍閥段祺瑞任國務總理，主持國務院事務，成為新的實力人物。梁啟超很快成為段祺瑞的支持者。他在給南方各都督司令的電文中說：段祺瑞“宅心公正，持躬清直，維持危局，非彼莫屬”，否則“大局将不可問”，要他們協力予以援助。在北京政府宣布恢複《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召集國會複會，并表示要懲辦帝制禍首之後，梁啟超便活動撤銷軍務院，以避免與北方對峙而發生沖突。在梁啟超的一再催促下，軍務院于七月十四日宣告解散，南北“合作”，段祺瑞輕而易舉地“統一”了中國。
晚期生涯
民國六年（1917年）三月，段祺瑞、黎元洪在對德宣戰問題上發生尖銳沖突，梁啟超不顧全國多數人的反對，支持段祺瑞對德宣戰。當參戰案被國會否決後，梁啟超甚至指示研究系議員辭職，以向黎元洪和國會施加壓力。在兩派互相傾軋的鬥争中，段祺瑞及梁啟超運用各種手腕，先借助張勳“辮子軍”趕走黎元洪，然後又反過來讨伐張勳複辟清室的罪行，最後，段祺瑞又以“再造共和”為資本，重新掌握了北洋政府的大權。梁啟超和研究系，也因擁段有功而成為新内閣的重要成員，梁啟超還挂上了财政總長兼鹽務總署督辦的頭銜。這時候的梁啟超，可以說是志滿意得，雄心勃勃。然而他卻再一次錯估了局勢，委身投靠腐敗透頂的北洋軍閥，是不可能有什麼作為的。梁啟超在任職期間，極力為段祺瑞擴充軍備、鞏固統治效勞，并代表北京政府與日本帝國主義簽訂了兩筆以損害民族利益為代價的借款。這些軍閥及其同夥的倒行逆施，引起了人們的強烈不滿，遭到輿論界的嚴厲譴責。七月，段祺瑞掌握北洋政府大權。梁啟超是憲法研究會的領袖人物，他憑藉自己在社會上的影響和地位，全力為段祺瑞張目。
民國六年（1917年）九月，孫中山發動護法戰争。十一月十五日，段祺瑞政府被迫辭職，梁啟超也遞送了辭呈。從此以後，梁啟超就結束了他的從政生涯，轉而以主要的精力，來從事文化教育和學術研究活動了。民國七年（1918年）底，梁啟超赴歐，親身了解到西方社會的許多問題和弊端。回國之後，即宣揚西方文明已經破産，主張光大傳統文化，用東方的“固有文明”來“拯救世界。”民國十六年（1927年）陰曆五月王國維自沉頤和園昆明湖，梁啟超由天津趕至北京料理喪事。民國十七年（1928年）著《辛稼軒年譜》，未竟。民國十八年（1929年）一月十九日，在北京協和醫院溘然長逝，終年56歲。
政治主張改良思想
梁啟超一生緻力于中國社會的改造，為了民族強盛和國家繁榮，竭力呐喊，四處奔走，付出了幾乎全部的心血。然而他的政治主張卻又因時而異，不斷變化，前後矛盾，以緻難以令人信服。在維新運動期間，梁啟超随康有為亦步亦趨，無論辦報或教學，都注意并且用力闡述康有為的改良思想和變法理論。他以公羊三世說和西方進化論為依據，鼓吹變法，講求維新，宣傳西方科學文化，充分顯露了年輕愛國志士的朝氣和銳氣。戊戌變法的失敗，使梁啟超一度認識到要救中國，必須進行一次“破壞”：“曆觀近世各國之興，未有不先以破壞時代者。此一定之階級，無可逃避者也。有所顧戀，有所愛惜，終不能成。”但是這種居于改良和革命之間的搖擺，在梁啟超的身上并沒有持續多久，他仍然和康有為一道，鼓吹改良，主張“斥後保皇”。
當革命派和改良派的論戰展開之後，梁啟超又改變舊說，轉而提倡實行“開明專制”，試圖與“革命”理論相對抗。使梁啟超難堪的是，正當他還在口幹舌焦地鼓吹開明專制，反對實行憲制的時候，清廷卻正式宣布要“預備仿行憲政”了。以後，梁啟超又高唱憲政，在立憲運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随着武昌起義的爆發，統治中國近270年的清皇朝已經行将就木，眼看革命派就要取得政權，共和之制勢在必行，梁啟超再一次改變了以前的政治主張，提出了“虛君共和”的口号。直到民國之後，這種多變的特征，在梁啟超的政治生涯中依然時有反映，從擁袁到反袁，從護國到擁段。一變再變，終于技窮。
複歸傳統
民國七年（1918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梁啟超與蔣百裡、張君劢等人前往歐洲。經過一年多的實地考察，使他了解到了資本主義國家存在的許多嚴重社會問題。他所崇仰的西方社會，他所宣揚的西方文明，原來也充滿了弊端和罪惡。梁啟超認識到：“自從機器發明、工業革命以還，生計組織起一大變動，從新生出個富族階級來。科學愈昌，工廠愈多，社會偏枯亦愈甚。富者益富，貧者益貧，物價一日一日騰貴，生活一日一日困難。”“一百年物質的進步，比從前三千年所得還加幾倍，我們人類不惟沒有得着幸福，倒反帶來許多災難。”他由此認為西洋文明已經破産，拯救世界還要依靠東方“固有文明”，主張極力發揚傳統文化。梁啟超從一個舊世界的批判者，成為一個舊傳統的提倡者，這種變化，不僅反映了他對資本主義社會的不滿和失望，以及對新文化運動和馬克思主義的忌恨與反對，而且也有力地說明，在近代中國，找不到出路的改良主義者，在時代浪潮的沖擊和對社會現實的迷惘中，隻能回轉身來向中國傳統文化複歸，甚至把倒退看做是出路。
賦稅思想
梁啟超主張賦稅的征收必須以便民為原則，實行輕稅、平稅政策，而反對與民争利的“固民所急而稅”的傳統觀點。指出“西人于民生日用必要之物，必豁免其稅以便民。中國則乘民之急而重征之，如鹽政之類是也。亦有西人良法美意，為便民而起，而中國視為助帑之計，行之而騷擾滋甚者，如今之郵政之類是也。”他提出應仿效英國實行平稅政策，便民利民而後求富強。這是一種把經濟發展放在首位，财政稅收放在其基礎之上的觀點，對當時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具有積極意義。
梁啟超認為公債也是一種賦稅，所不同的是“租稅直接以賦之于現在，而公債則間接及賦之于将來”，“不過将吾輩今日應負之義務，而析一部分以遺諸子孫雲爾”。但他承認公債對經濟建設具有積極意義，“租稅盡其力于一時，公債将纖其力于多次”，因此他認為公債雖然增加了後代的負擔，但也有利于後代。
影響意義
梁啟超百科全書式的研究以及他在重大曆史關頭的表現，就是高揚革命的民族精神，是希望國家富強、走向振興。這也是他一生從事學術、從事政治最重要的一個動力。比如著名的《少年中國說》，梁啟超以其富有感染力的筆觸，将他振興國家的追求呐喊出來，讀完後讓人有血脈贲張的感受：“故今日之責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少年雄于地球，則國雄于地球。”“美哉我少年中國，與天不老；壯哉我中國少年，與國無疆！”這一篇激情飛揚的文章，激勵了無數有為的年輕人走上報效國家的道路。我們也許可以說，梁啟超的影響超過同時代的任何人。
從梁啟超的政治、學術活動中，我們能得到很多啟發。
第一，他的治學精神是我們永遠學習的典範。他求知欲很強，一直追求新鮮的事物，以報人銳敏的眼光掘發研讨，觀察自己認為有價值的事物和人物。清末民初的曆史都活在他的筆下，在研究過程中，每一步驟都是自己操勞。他以言論起家，也以言論揚名于世。他的成功是他刻苦的結果。他曾講，“責任心”和“趣味”這兩件事情是他生活的資糧。做一件事，認為有價值就應該熱心地去做、獨立思考、批判分析，總會有好的結果，要有使命感，做一個對社會有益的人。做學問，要成功，沒有僥幸之事。
第二，治學要有分析批判的精神。梁啟超曾講：“吾愛孔子，吾尤愛真理！吾愛先輩，吾尤愛國家！吾愛故人，吾尤愛自由！”他鼓勵人們要多思考，不能盲從。學術是多樣性的，不能以一個人的論斷為準則，應發現前人未曾發現的東西。他主張開展批評和讨論，在辯論中厘清真理和謬誤。在《思想解放》一文中，他有一段很深刻的話：不能“拿一個人的思想作金科玉律，範圍一世人心，無論其人為今人為古人，為凡人為聖人，無論他的思想好不好，總之是将别人的創造力抹殺，将社會的進步勒令停止了。”他還以漢武帝獨尊儒學，中國學術發展受到束縛為例，論證自己觀點的正确性。
第三，要珍惜時間。他說“天下最可寶貴的物件，無過于時間。因為别的物件總可以失而複得，唯有時間，過了一秒，即失去一秒；過了一分，即失去一分；過了一刻，即失去了一刻。失去之後，是永不能恢複的。任憑你有多少權力，也不能堵着它不叫它過去；任憑你有多少金錢，也不能買它轉來。”他告誡有志于學術的人，要抓住時間，要有遠大的抱負，千萬不要飽食終日，無所作為。
梁啟超1922年在南京東南大學演講時說，中國之學術就如礦産，寶藏極富，應用新方法來開掘，新的方法是西方來的……但不是用西方文化來替代中國的舊有文化，而是選出西方文化好的部分，補充我們的文化，造成一種新文化。
梁啟超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講：“吾侪受外來學術之影響，采彼都治學方法以理吾故物。于是乎昔人絕未注意之資料，映吾眼而忽瑩；昔人認為不可理之系統，經吾手而忽整；乃至昔人不甚了解之語句，旋吾腦而忽暢。”但也出現了偏差，“吾侪每喜以歐美現代名物訓釋古書，甚或以歐美現代思想衡量古人。”他在《憂國與愛國》一文中嚴肅地告誡學界：“視歐人如蛇蠍者，惟昔為然耳。今則反是，視歐人如神明，崇之拜之，獻媚之，乞憐之，若是者，比比皆然。”這是愛國的思想發出的振聾發聩的聲音。
梁啟超的思想和文筆是超群的，他代表了一個時代，他的著作也是一座礦山。他有豐富的生活經驗和對現實的觀察、理解。不斷研究梁啟超，發掘他思想的精華，發揚民族精神，可以豐富我國的思想文化寶庫，這是無疑的。
主要作品
梁啟超于學術研究涉獵廣泛，在哲學、文學、史學、經學、法學、倫理學、宗教學等領域，均有建樹，以史學研究成績最顯着。
梁啟超一生勤奮，着述宏富，在将近36年的政治活動又占去大量時間的情況下，每年平均寫作達39萬字之多，各種着述達1400多萬字。
他有多種作品集行世，以1936年9月11日出版的《飲冰室合集》較完備。《飲冰室合集》計148卷，1000餘萬字。
1901至1902年，先後撰寫了《中國史叙論》和《新史學》，批判封建史學，發動“史學革命”。
歐遊歸來之後，以主要精力從事文化教育和學術研究活動，研究重點為先秦諸子、清代學術、史學和佛學。指導範圍為“諸子”、“中國佛學史”、“宋元明學術史”、“清代學術史”、“中國文學”、“中國哲學史”、“中國史”、“史學研究法”、“儒家哲學”、“東西交流史”等。這期間着有《清代學術概論》《墨子學案》《中國曆史研究法》《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情聖杜甫》《屈原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國文化史》《變法通議》等。
梁啟超在文學理論上引進了西方文化及文學新觀念，首倡近代各種文體的革新。文學創作上亦有多方面成就：散文、詩歌、小說、戲曲及翻譯文學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尤以散文影響最大。
梁啟超的文章風格，世稱“新文體”。這種帶有“策士文學”風格的“新文體”，成為五四以前最受歡迎、模仿者最多的文體，而且至今仍然值得學習和研究。梁啟超寫于1905年的《俄羅斯革命之影響》，文章以簡短急促的文字開篇，如山石崩裂。
在書法藝術方面，梁啟超早年研習歐陽詢，後從學于康有為，宗漢魏六朝碑刻。
主要作品：《少年中國說 論近世國民競争之大勢及中國前途》、《敬業與樂業》、《中國曆史研究法》、《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新民說》、《飲冰室主人自說》、《中國文化史》、《飲冰室主人全集》、《李鴻章傳》、《王安石傳》、《飲冰室合集》、《中國曆史研究法補編》、《唐代集會總集與詩人群研究》。
主要成就賦稅思想
梁啟超是戊戌變法領導人之一，我國19、20世紀之交資産階級維新派的著名宣傳鼓動家。他主張賦稅的征收必須以便民為原則，實行輕稅、平稅政策，而反對與民争利的“固民所急而稅”的傳統觀點。指出“西人于民生日用必要之物，必豁免其稅以便民。中國則乘民之急而重征之，如鹽政之類是也。亦有西人良法美意，為便民而起，而中國視為助帑之計，行之而騷擾滋甚者，如今之郵政之類是也。”他提出應仿效英國實行平稅政策，便民利民而後求富強。這是一種把經濟發展放在首位，财政稅收放在其基礎之上的觀點，對當時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具有積極意義。
梁啟超認為公債也是一種賦稅，所不同的是“租稅直接以賦之于現在，而公債則間接及賦之于将來”，“不過将吾輩今日應負之義務，而析一部分以遺諸子孫雲爾”。但他承認公債對經濟建設具有積極意義，“租稅盡其力于一時，公債将纖其力于多次”，因此他認為公債雖然增加了後代的負擔，但也有利于後代。
學術貢獻
1918年與張君劢至歐洲遊曆，各處講學。一生于目錄學貢獻卓越，代表着作有《西學書目表》在分類、着錄上有創新，類分學、政、教，實有“西學”、“政學”兩類，這個分類體系，突破了被訂為“永制”的四部分類體系，為近代西方圖書分類法的輸入和我國新分類法的産生開辟了道路。該目着錄西學書籍400種，西政書籍168種，1896年成書。其他目錄學着作有《西書提要》、《東籍月旦》、《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讀書分月課程》、《東原着書纂校書目考》、《要籍解題及其讀法》、《佛經目錄在中國目錄學之位置》、《漢書藝文志渚子略考釋》等10餘種。為學無所不窺，對圖書館學有獨到見識。他認為應建設“中國的圖書館學”，以現代西方的圖書館學理論施之于中國傳統目錄學的改造，即是目錄學的科學化。積極倡導圖書館事業，1922年，發起建立“松坡圖書館”，出任館長。1925年中華圖書館協會成立，任董事部部長，并發表《中華圖書館協會成立會演說辭》，提出了他對中國圖書館事業發展方向的見解。後任京師圖書館館長、北京圖書館館長。欲編纂《中國圖書大辭典》，相當于中國圖書古今總志，“作古今典冊總彙之簿錄”，惜未完成而逝。其藏書頗豐，“海棠書屋”、“飲冰室”有書44470餘冊，2830餘種，還有未刊稿本、私人信劄、筆記等。梁廷燦等人編有《飲冰室藏書目初編》，着錄古籍13000餘種。1929年全部移交給北京圖書館。北京圖書館特辟“梁啟超紀念室”以志紀念。
家庭成員先祖
梁啟超祖籍廣東省江門市新會區熊子鄉茶坑村。梁氏的先祖為中原南逃的難民。在梁啟超曾祖父之前，梁氏家族世代耕田。梁啟超祖父名鏡泉，是一位秀才；祖母名黎。
父母
梁啟超的父親名蓮澗，也是一位秀才，在鄉裡教書；梁啟超的母親為趙氏。
婚戀
梁啟超的生活中，主要有李蕙仙、何蕙珍和王桂荃等幾位女性。
閨中良友李惠仙
1889年（清光緒十五年），梁啟超17歲。在當時廣東的最高學府學海堂苦讀4年後，他參加了這一年的廣東鄉試，秋闱折桂，榜列八名，成了舉人。主考官李端棻，愛其年少才高，将堂妹李惠仙許配與他。惠仙比梁啟超長4歲。兩年後，二人完婚。次年夏天，梁啟超偕夫人李氏南歸故裡。梁家世代務農，家境并不寬裕，新婚不久的梁啟超夫婦隻好借用梁姓公有的書室的一個小房間權作新居。廣東的氣候溽熱難當，這使久居北方的李惠仙很不适應。這位生于官宦之家、從北京來的大小姐，并沒有嫌棄梁家的貧寒，她看中的是夫君的才華。梁啟超的生母趙太夫人早已仙逝，繼母隻比李惠仙大兩歲，李惠仙仍極盡孝道，日夜操勞侍奉，深得梁家喜愛，在鄉裡也博得了賢妻良母的美名。
“百日維新”失敗後，慈禧命令兩廣總督捉拿梁啟超的家人，梁家避居澳門，逃過了一場滅門之災。梁啟超隻身亡命東瀛，開始了長達十幾年的流亡生涯，李惠仙成了整個梁家的支柱。在幾個月内，梁啟超給她寫了六、七封家書，高度贊揚她在清兵抄家時的鎮定表現，鼓勵她堅強地活下去，并告訴她讀書之法、解悶之言，萬種濃情凝于筆端。
1924年9月13日，李惠仙因不治之症溘然而逝。梁啟超寫下了一篇情文并茂的《祭梁夫人文》。文曰： 我德有阙，君實匡之；我生多難，君扶将之；我有疑事，君榷君商；我有賞心，君寫君藏；我有幽憂，君噢使康；我勞于外，君煦使忘；我唱君和，我揄君揚；今我失君，隻影彷徨。
天涯知己何蕙珍
1899年底，梁啟超應康有為之請，赴美國檀香山辦理保皇會事宜。一日，檀香山一位加入保皇派的僑商設家宴招待梁啟超，引來了一段刻骨銘心的感情糾葛。 梁啟超進入何家大院，出迎的除主人外還有一年輕女子。她是僑商的女兒，叫何蕙珍，芳齡二十，從小接受西方教育，16歲便任學校教師，于今已有4年，英文極好，因今天有西洋人參加宴會，由她做梁啟超的翻譯。賓主落座，何蕙珍便挨着梁啟超坐下，不時有一股淡香飄入梁啟超的心腑。多年來，除了妻子李氏外，他還沒有與一個女子這樣接近過。席間，何小姐頗為活躍，她廣博的學識，不凡的談吐，尤其是她對梁啟超着述的熟稔，使在座者大感意外。整個宴會仿佛成了何小姐與梁啟超的對語，而他們兩人，也如相知多年的忘年交一般。席将罷，何小姐又将她在報上替梁啟超辯護的文章原稿拿來給他看，并說：“這是我代先生筆戰起草的英文中譯稿，請先生惠存并予指教。”接過何小姐的手稿，梁啟超吃了一驚，他多日的疑惑頓時冰釋。原來，梁啟超剛到檀香山時，到處奔走演說。清廷駐檀香山領事館買通了一家當地的英文報紙，不斷寫文章攻擊梁啟超。梁啟超心中不服，苦于不懂英文，不能回擊，隻好置之不理。 不料此後不久，竟出現一樁怪事，另一家英文報紙上連載為梁啟超辯護的文章，文字清麗，論說精辟。顯然，作者對梁啟超的經曆和着述了若指掌，但文章未署作者姓名。今日真相終于大白，原來那些為自己辯護的文章，竟都出自眼前這位華僑小姐之手。臨别時，何蕙珍含情脈脈言道：“我十分敬愛梁先生，今生或不能相遇，願期諸來生，但得先生賜一小像，即遂心願。” 數日後梁啟超踐約将照片贈與何小姐，何小姐亦投桃報李，回贈親手織繡的兩把精美小扇。梁此時已墜入情網，幾近癡迷。 不久，一位好友前來拜訪梁啟超，婉勸梁娶一懂英文的女子做夫人，說這樣會給他的事業帶來極大的幫助。梁啟超沉思片刻，随即言道："我知道你說的是誰。我敬她愛她，也特别思念她，但是梁某已有妻子，昔時我曾與譚嗣同君創辦'一夫一妻世界會'，我不能自食其言；再說我一顆頭顱早已被清廷懸以十萬之賞，連妻子都聚少散多，怎麼能再去連累人家一個好女子呢﹖"又過了數日，何小姐的英文教師宴請梁啟超。席間見到何蕙珍，梁啟超心情極為複雜，不敢觸及敏感話題。倒是何蕙珍落落大方，談吐自如。分手之時，何小姐說：“先生他日維新成功後，不要忘了小妹。但有創立女學堂之事，請來電召我，我必來。我之心惟有先生懂”世上難道還有比這更直接的表白嗎﹖梁啟超心醉了。他不忍再呆下去，輕輕說了聲“珍重”，便連忙離去，其情景有如逃奔。 他在理智上克制了自己，但内心深處的感情卻不能自欺。這期間，他陸續寫了24首情詩，以記述對何蕙珍的贊美、思念和無奈之情，把對何蕙珍的深深愛慕融入詩篇之中，其中有一首這樣寫道：頗愧年來負盛名，天涯到處有逢迎；識荊說項尋常事，第一知己總讓卿。
梁啟超不願把這件事繞開自己的結發妻子。他在1900年5月24日的一封家書中，把檀島奇遇說與李惠仙知。在信中，他煞費苦心地講述着對何蕙珍的态度，表示自己忍痛做出“萬萬有所不可”的決定。李惠仙讀了梁啟超的信，自然氣惱，她給梁啟超寫了一封回信，大意是說：你不是女子，大可不必從一而終，如果真的喜歡何蕙珍，我準備禀告父親大人為你做主，成全你們；如真的像你來信中所說的，就把它放在一邊，不要挂在心上，保重身體要緊。 李惠仙要把問題交給梁啟超的父親梁寶瑛去處理，因為她知道梁父是決不會同意他娶小的。夫人此舉讓梁啟超着了慌，他急忙複信，求妻子手下留情，并再三向夫人表白，對何蕙珍已“一言決絕，以妹視之”。信中說： 此事安可以禀堂上﹖卿必累我挨罵矣；即不挨罵，亦累老人生氣。若未寄禀，請以後勿再提及可也。前信所言不過感彼誠心，餘情缱绻，故為卿絮述，以一吐胸中之結耳。以理以勢論之，豈能有此妄想。吾之此身，為衆人所仰望，一舉一動，報章登之，街巷傳之，今日所為何來﹖君父在憂危，家國在患難，今為公事遊曆，而無端牽涉兒女之事，天下之人豈能諒我……任公血性男子，豈真太上忘情者哉。其于蕙珍，亦發乎情，止乎禮義而已。梁啟超最終以理智鎖住情感，結束了這場苦戀。促使他做出這種選擇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國内形勢急劇惡化，鬥争十分殘酷，他已沒有時間沉溺于兒女私情。 後來，在梁啟超任民國司法總長時，何蕙珍又從檀島來北京，欲與之結秦晉之好。但梁啟超隻在總長的客廳裡招待何蕙珍，她隻好怏怏而返。李惠仙病逝後，何蕙珍也從檀島趕來，但梁啟超仍然婉辭。梁啟超的這一做法，對何蕙珍來說似乎有點薄情，以至何蕙珍的表姐夫、《京報》編輯梁秋水也責備梁啟超“連一頓飯也不留她吃”。
神奇“小妾”王桂荃
據《革命逸史》所記，李惠仙與梁啟超結婚時，還帶來了兩名丫環，一個叫阿好，一個叫王來喜，王來喜即王桂荃。阿好脾性不好，又不聽使喚，不久便被梁家趕出了家門。而王桂荃則聰明勤快，深得梁氏夫婦的喜歡，家中事務甚至财政都由她掌管。1903年她成為梁啟超的側室。 對于這樁婚事，大概是考慮到有悖一夫一妻制的主張，梁啟超從不張揚，盡量諱避。他在信中提到王桂荃時，多稱“王姑娘”、“三姨”或“來喜”。隻是在1924年，李惠仙病重，王桂荃又懷上小兒子思禮，适值臨産時，梁啟超在寫給好友蹇季常的信中，首用“小妾”之稱。 但是，梁啟超所有的孩子對王桂荃的感情都非常深，他們管李蕙仙叫媽，管王桂荃叫娘。梁思成後來回憶他小時候的一件事時說，有一次他考試成績不好，李蕙仙氣急了，用綁了鐵絲的雞毛撣子抽他。王桂荃吓壞了，她一把把梁思成摟到懷裡，用身子護着他。當時李惠仙還在火頭上，收不住手，雞毛撣子一下下地抽在了王桂荃的身上。事情過後，王桂荃拉住梁思成，用很溫和、很樸素的話教育他，讓他好好讀書。在複雜的政治激流中，梁啟超的思想經曆了巨大的轉變，他頭腦中描繪的政治藍圖也由君主立憲制完全轉變為民主共和制。1915年袁世凱複辟後，他又站出來反對帝制。梁啟超始終追随着時代的步伐，肩負起天下興亡的重任。而使他始終無後顧之憂的，則是在他背後默默支持他的兩位夫人。在李惠仙、梁啟超去世後，留給了王桂荃9個孩子。 在這之後的歲月裡，王桂荃一人照顧全家上下，梁家的孩子們從王桂荃的身上學得了更多的勤奮。梁氏的9個子女多從事科學工作，并湧現出三位院士：建築學家梁思成、考古學家梁思永在1948年當選為中央研究院(中國科學院的前身)首屆院士，航太專家梁思禮1993年也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1968年，85歲的王桂荃，在“文化大革命”中與孩子們四散分離，最後在一間陰暗的小屋中與世長辭。她是中國尋常女性的縮影，但她又是一個很不尋常的女人。 “文革”後，梁家的子女們，在梁啟超與李惠仙的合葬墓旁種下了一棵母親樹，立碑紀念這位培育了數名棟梁之材的平凡母親。
子女
梁啟超共有9個子女：詩詞研究專家梁思順（令娴）、著名建築學家梁思成、著名考古學家梁思永、梁思忠、著名圖書館學家梁思莊、著名經濟學家梁思達、梁思懿、梁思甯、著名火箭控制系統專家梁思禮（1993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其中思順、思成、思莊為李夫人所生，思永、思忠、思達、思懿、思甯、思禮為王夫人所生。他們中的許多人後來都成為傑出的人才。
轶事典故
率真與誠懇
梁啟超是康有為的學生、信徒、助手，但他們還是分道揚镳了；梁啟超與孫中山合作過，也對立過；他擁護過袁世凱，也反對過袁世凱。對此，梁啟超說:“這決不是什麼意氣之争，或争權奪利的問題，而是我的中心思想和一貫主張決定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麼呢？就是愛國。我的一貫主張是什麼呢？就是救國。”“知我罪我，讓天下後世評說，我梁啟超就是這樣一個人而已”。
中國古代的史官為了給後代留下“信史”而不惜殺頭：梁啟超毅然拒絕袁世凱的重金收買，而寫出了揭露竊國大盜恢複封建帝制的《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
1925年陰曆七月初七，徐志摩與陸小曼結婚，請梁啟超出席證婚。梁啟超反對他們“使君有婦”、“羅敷有夫”之間的戀情，也規勸過徐志摩；礙于徐志摩之父和胡适的情面，梁啟超答應出席證婚。但在婚禮上梁啟超卻對徐志摩、陸小曼用情不專厲聲訓斥，滔滔不絕，使滿堂賓客瞠目結舌。徐志摩不得不哀求：“先生，給學生留點臉面吧。”
梁啟超真誠的寬容。1926年3月8日，梁啟超因尿血症入住協和醫院。經透視發現其右腎有一點黑，診斷為瘤。手術後，經解剖右腎雖有一個櫻桃大小的腫塊，但不是惡性腫瘤，梁啟超卻依然尿血，且查不出病源，遂被複診為“無理由之出血症”。一時輿論嘩然，矛頭直指協和醫院，嘲諷西醫“拿病人當實驗品，或當标本看”。這便是轟動一時的“梁啟超被西醫割錯腰子”案。梁啟超毅然在《晨報》上發表《我的病與協和醫院》一文，公開為協和醫院辯護，并申明：“我盼望社會上，别要借我這回病為口實，生出一種反動的怪論，為中國醫學前途進步之障礙”。
梁啟超真誠的有趣。黃苗子着《世說新篇》，其中有《梁啟超寫序》，文曰：“蔣百裡先生為著名軍事家，但在文化上亦極有貢獻。他留德歸國後，曾寫了洋洋五萬言的《歐洲文藝複興史》。梁啟超閱後大為贊賞，蔣便請梁為此書作序。不料梁文思泉湧，序成也是五萬字，覺得不好意思，便加寫一短序，而把長序改為着作出版，反過來請蔣百裡作序。”（摘自《應用寫作》）紀念
兩次被“掌掴”
章太炎曾在杭州的诂經精舍裡師從經學大師俞樾專治樸學（俞樾即後來著名學者俞平伯的祖父）。1894年甲午中日戰争的炮聲把年輕的章太炎從故紙堆中驚醒。光緒二十一年（1895）春，梁啟超和康有為同入京會試，恰逢甲午戰争失敗，訂立割地賠款的《馬關條約》。同年三月二十八日（4月22日），康、梁鼓動廣東、湖南舉人百餘人上書都察院，請代奏皇帝拒絕批準條約。四月初，康、梁進而約同18省舉人1300多人，開會決定聯合上書，四月初八日（5月2日），清廷批準了《馬關條約》，事遂中止。這次聞名全國的“公車上書”（公車是應考舉人的代稱），揭開了維新變法的序幕。光緒二十二年三月，梁啟超南下上海，與黃遵憲、汪康年等籌辦《時務報》（旬刊）。
梁啟超任主筆，他先後發表了《變法通議》、《論中國積弱由于防弊》、《論君政民政相嬗之理》、《說群》等一系列宣傳維新變法和民權思想的論文，一時風靡海内，廣受歡迎。次年激進的章太炎就從杭州寄去了十六元錢要求加入康有為在上海創辦的強學會，在上海期間，他認識了很多維新界的人，如譚嗣同，唐才常，并有幸結識了康門的首席大弟子也就是後來跟他鬧得不可開交的梁啟超。
擅長筆墨的章太炎曾在梁啟超主持的維新派報紙《時務報》中擔任編輯。但是不久因章太炎發表了多篇反滿清的文章，梁啟超秉承師意拒不發表，章對此不悅，後因對孔教存有不同看法而發沖突，因康有為自視甚高，将孔子比做素王，而自名長素，也就是長于孔子，他門下的弟子多自名超回、秩賜、勝參等，自稱水平超過顔回、曾參，章太炎看不過去，一日飲酒數杯對衆人稱，“所謂長素奈何以衣冠拜索虜”，此言一出梁啟超率數人至章處問罪，梁啟超學生先動手欲打章太炎的朋友，并非梁啟超被章太炎掌掴。
一次梁啟超追随康有為逃日本避難，恰孫中山也在日，中山以康梁亦為滿清壓迫，經此慘禍當能自省，乃請人約見。但康有為等人卻堅持以“大清子民”為念，要死保光緒帝，将孫中山看作是亂黨，拒絕合作，但随着孫中山的反滿主張在日本華人中影響日益壯大，康為拉攏孫中山的部下派梁啟超等人前去協商合作，但梁等人竟要求孫中山放棄原來主張加入他們所謂的勤王運動，梁将孫中山、陳少白等人诓騙到他們的活動之處，忽然擺出香案祭出所謂光緒的衣帶诏要孫中山等人叩拜，孫當然拒絕，梁卻指使衆人不讓他們走，陳少白大怒，一把抓住梁啟超的衣領輪起左臂就是一記耳光，打得梁踉跄幾步幾乎摔倒，接着一腳踢翻香案扯碎衣帶，曰“我乃堂堂炎黃子孫，豈做奴才拜此小醜，爾輩甘為滿洲奴者，可鄙！”吓得 康黨衆人皆退。
慷慨應對張之洞考問
梁啟超号任公，又号飲冰室主人。有一年他到廣州拜見兩廣總督張之洞。當時張之洞在清政府中已經是舉足輕重的人物，正興辦新式書院，開展洋務活動。梁啟超則銳意改良，欲力挽清王朝頹勢，對張之洞寄予極大的期望。張之洞拿着投刺（拜貼），見落款為“愚弟梁啟超頓首”，大不高興，于是出聯刁難：“披一品衣，抱九仙骨，狂生無禮稱愚弟。”這上聯高傲無禮，且拒人于千裡之外。
梁啟超則氣度不凡，坦然對出下聯，請來人回送張之洞。聯文是：“行千裡路，讀萬卷書，俠士有志傲王侯。”對答不卑不亢，有理有據，文字高雅硬朗，氣勢懾人。張之洞一看，馬上出衙迎接，大有相見恨晚之意。
後來張之洞調任湖廣總督，名氣更大，傲氣也更盛。有一次梁啟超到江夏拜訪他。張之洞再次出聯：“四水江第一，四時夏第二，先生居江夏，誰是第一，誰是第二？”上聯既包含四水（指古代江、河、淮、濟四水），長江排首位，又總括四季春、夏、秋、冬，夏排第二。接着提出了“誰是第一，誰是第二？”這樣難以回答的問題。
梁啟超才思敏捷，略加思索即對出下聯：“三教儒在先，三才人在後，小子本儒人，何敢在先，何敢在後。”張之洞吟讀再三，不禁歎息說：“此書生真乃天下奇才也！”這個下聯非比尋常。梁啟超将自己的身份“儒人”拆開，儒、佛、道三教，以儒為首，天、地、人三才，則人居末位。張之洞以“誰是第一，誰是第二？”這樣的問題刁難，梁啟超則以“何敢在先，何敢在後”應對，更是餘味不盡。既打消對方的傲氣，又不失賓主之禮。“何敢在先，何敢在後”通至儒家中庸之道，表明自己變法維新，追求适度合理，既不是冒進，更不肯守舊。
梁啟超因“四人功課”推掉演講
梁啟超提倡趣味主義的人生觀，他認為“凡屬趣味，我一概都承認它是好的”，但趣味的标準不在道德觀念，而必須是“以趣味始，以趣味終”，“勞作、遊戲、藝術、學問”都符合趣味主義的條件，賭錢、吃酒、做官之類則非。1919年，梁啟超從歐洲回國，有一次幾個知識界的朋友約他某天去講演，他說：“你們約定的時間我恰好有四人功課。”有來客不解，聽他解釋後方知，原來就是約了麻局。
梁實秋在清華念書時，就曾聽說過梁啟超的一句名言：“隻有讀書可以忘記打牌(此指麻将)，隻有打牌可以忘記讀書。”麻将對梁啟超的誘惑力、吸引力之大，可以想見。而坊間也有梁啟超曾發明3人與5人麻将的玩法，以及他能快速解牌的傳說。他的很多社論文章都是在麻将桌上口授而成。
個人名言
1、患難困苦，是磨煉人格之最高學校。
2、何時睹澄清，一灑民生艱？ 樹頭結得相思子，可是郎行思妾時？
3、心口如一，猶不失為光明磊落丈夫之行也。
4、磊磊落落，獨往獨來，大丈夫之志也，大丈夫之行也。
5、心安理得，海闊天空。
6、自信與驕傲有異；自信者常沉着，而驕傲者常浮揚。
7、每日所讀之書，最好分兩類：一類是精讀的，一類是浏覽的。
8、相思樹底說相思，思郎恨郎郎不知。
9、法者，天下之公器也；變者，天下之公理也。
10、成功自是人權貴，創業終由道力強。
11、凡作事，将成功之時，其困難最甚。行百裡者半九十，有志當世之務者，不可不戒，不可不勉。
12、患難困苦，是磨練人格之最高學校。
13、成功大易，而獲實豐于斯所期，淺人喜焉，而深識者方以為吊。
14、人生百年，立于幼學。
15、人生須知負責任的苦處，才能知道盡責任的樂趣。
16、國家之主人為誰？即一國之民是也。
17、民主制度，天下之公理。
18、科學的根本精神，全在養成觀察力。
19、每日所讀之書，最好分兩類：一類是精讀的，一類是浏覽的。
20、人生須知負責任的苦處，才能知道有盡責的樂趣。
21、科學的根本精神，全在養成觀察力。
22、師範學校立，而群學之基悉定。
23、男兒志兮天下事，但有進步不有止，言志已酬便無志。
24、成功自是人權貴，創業終由道力強。
25、為學當有實功，有實用。
26、非精不能明其理，非博不能至于約。
27、曆覽各國産業發達這順序，皆以農為本。
28、今之機器之用大進，人力可以勝天。
29、資本主義社會裡的民主是一種殘缺。
30、美術所以能産生科學，全從真美合一的觀念産生出來。他們覺得真即是美，又覺得真才是美，所以求美，先從求真入手。
31、世界之運，由亂而進于平，勝敗之原，由力而趨于智，故言自強于今日，以開民智為第一義。亡而存之，廢而舉之，愚而智之，弱而強之。
32、我們一面要養成讀書心細的習慣，一面要養成讀書眼快的習慣。心不細則毫無所得，等于白讀；眼不快則時候不夠用，不能博搜資料。
33、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少年進步則國進步，少年勝于歐洲則國勝于歐洲，少年雄于地球則國雄于地球。
人物評價
驚心動魄，一字千金，人人筆下所無，卻為人人意中所有，雖鐵石人亦應感動。從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無過于此者矣。 ——黃遵憲
文體的改革，是梁啟超最偉大的功績，雜以俚語的新文體（報章體），才使得國民閱讀的程度一日千裡。 ——吳其昌
郭湛波在《近三十年中國思想史》裡設立專章分析梁啟超的思想，認為其新民說的主旨是要建設新道德—公德，“公德之标準，在利群，要有國家思想、權利思想；人民要自由、自治；要有進取冒險的精神，中國數千年不進步之原因，在一切障礙未鏟除，所以要破壞。并且人民要有自尊心、合群的思想及毅力。”他并指出，梁啟超的這種思想，“實代表西洋資本社會的思想，與數千年宗法封建思想一大的洗刷。”（《近三十年中國思想史》北平大北書局1935年版，第50頁） 在對梁啟超的總體評價上，作者認為：“梁氏在中國思想史上的貢獻，不如在學術史貢獻之大，在思想史上的貢獻，創設不如康有為，破壞不如譚嗣同，而其思想多來自康、譚二氏，故其思想不深刻，不一貫，随時轉移，前後矛盾，然其影響甚大，則因其文筆生動，宣傳力大。”——郭湛波
梁啟超一生有點像虎頭蛇尾。他最輝煌的時期是辦《時務報》和《清議報》的幾年。那時他同康有為力主維新變法。他寫的《變法通議》在《時務報》上連載，立論鋒利，條理分明，感情奔放，痛快淋漓。加上他的文章一反骈體、桐城、八股之弊，清新平易，傳誦一時。他是當時最有号召力的政論家。——毛澤東
平心而論，梁任公地位在當時确實不失為一個革命家的代表。他是生在中國的封建制度被資本主義沖破了的時候，他負戴着時代的使命，标榜自由思想而與封建的殘壘作戰。在他那新興氣銳的言論之前，差不多所有的舊思想、舊風氣都好像狂風中的敗葉，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換句話說，就是當時有産階級的子弟——無論是贊成或反對，可以說沒有一個沒有受過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禮的。他是資産階級革命時代的有力的代言者，他的功績實不在章太炎輩之下。——郭沫若
“綜其一生，悉于國恥世變中度過，蒿目憂心，不能自已。故自少壯以迄于病死，始終以救國新民之責自任。享年雖僅五十有七，而其生活則雲變波折，與清末民初之時局相響應。梁啟超以“善變”聞名于世。從戊戌年的變法開始，到庚子勤王，再到創辦《新民叢報》，宣傳“新民”思想，為開啟民智鼓與呼。辛亥革命後，他回國參與政治，兩次讨伐複辟，再造共和。他繼承了晚清思想中儒家經世緻用的傳統，并将這一傳統轉變成新的人格和社會理想，在不斷的“變”裡，其宗旨和目的始終不變，“其方法雖變，然其所以愛國者未嘗變也”。——蕭公權
後世紀念
梁啟超故居，有多處，分别位于北京、天津、江門等地。
北京梁啟超故居
梁啟超故居北溝沿胡同屬東城區北新橋地區，在東直門南小街迤西。胡同自北向南溝通大菊胡同和東四十四條，長300多米。明代，稱“學房胡同”；清乾隆時稱“官學胡同”，宣統時稱“北溝沿”，因胡同臨近水溝而得名；1949年稱“北溝沿胡同”，“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改稱“紅都胡同”，後複稱“北溝沿胡同”。現胡同西側與新太倉二巷相通，東側有兩條支巷通往小菊胡同。1986年6月梁啟超故居被列為東城區文物保護單位。
天津梁啟超故居
位于天津河北區民族路44号，飲冰室位于河北路46号。這兩所住宅是民國初年梁啟超購買周國賢舊意租界西馬路空地所建。民族路寓所為意式兩層磚木結構樓房，建于1914年。主樓為水泥外牆，塑有花飾，異型紅色瓦頂，石砌高台階，建築面積1121平方米；書齋"飲冰室"為淺灰色兩層洋樓，建于1924年。首層為其書房，二樓做卧室和會客。梁啟超後期着述均于此完成。“飲冰室”系意大利建築師白羅尼歐專為其設計，造型别緻典雅。
江門梁啟超故居
位于新會茶坑村故居坐落在美麗蒼郁的鳳山下，是梁啟超先生出生和少年時期生活、學習的地方。建于清光緒年間（1875～1908年），是一幢古色古香的青磚土瓦平房，由故居、怡堂書室、回廊等建築組成，建築面積有400多平方米。故居有一正廳、一便廳、一飯廳、二耳房，兩廳前各有一天井，便廳側有梯級直達其頂部樓亭書房，可遠眺崖海風光；怡堂書室是梁啟超曾祖父所建，是梁啟超少年讀書、接受儒家傳統思想的地方，清光緒十八年夏天，梁啟超攜同新婚妻子李蕙仙回鄉，就居住在書室的偏房，長女梁思順也出生于此。
2001年又建成梁啟超故居紀念館，它是由莫伯治先生主持設計，建築面積達1600平方米，建築形式中西合璧，既有晚清嶺南僑鄉建築韻味，更隐現天津飲冰室風格。紀念館以豐富的曆史圖片展現了任公愛國圖強、畢生奮鬥的事迹，陳列展出了任公的部分着作，有《飲冰室合集》、《歐遊心影集》和《時務報》、《清議報》、《國風報》等珍貴典籍，再現了任公偉大的愛國主義精神、思想體系，使人們對梁啟超先生有更正确、更深入的認識。故居于1983年被定為縣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89年被定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故居原為一座高牆圍築的青磚灰瓦平房，現經擴建，增加了梁的立像和陳列室，陳列室内存放梁部分珍貴的遺物、着作，展出大量梁生平照片及播放梁生平事迹紀錄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