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經曆
林纾自幼嗜書如命，五歲時在私塾當一名旁聽生，受塾師薛則柯的影響，深愛中國傳統文學，從此與文學結下不解之緣。但由于家境貧寒、且遇亂世，他不得不為生計終日奔波。閑時他也不忘苦讀詩書，13歲至20歲期間校閱殘爛古籍不下兩千餘卷。
1882年對于林纾來說是關鍵而又具轉折性意義的一年：從一個窮秀才一躍成為江南赫赫有名的舉人。在擺脫貧困窘境的同時，他廣結師友、飽讀詩書。愛國心切的他，雖已過而立之年，卻不辭辛苦，七次上京參加禮部會試。原本一心報效祖國的林纾“七上春官，屢試屢敗”因而從此絕意于仕途，專心緻志地走上文學創作的道路。
1897年，已步入不惑之年的林纾捧着《閩中新樂府》和讓洛陽“一時紙貴”的《巴黎茶花女遺事》譯本開始了他遲來且豐碩的著譯生涯。然而，林纾涉入譯界卻是極為偶然的事，他的譯作如此暢銷也在意料之外。當時恰逢林纾母親去世，接踵而至又是妻子病故。魏翰、王壽昌等幾位好友為幫林纾走出消沉的困境邀他一同譯書。林纾起先再三推脫，最後才接受了這一請求。《巴黎茶花女遺事》得到國人相當的認可，從某種程度上激勵着林纾沿着翻譯文學作品的道路繼續走下去。
在短暫的72年生命裡，他不僅用一腔愛國熱血揮就了百餘篇針砭時弊的文章；用犀利、恰切的文筆完成了《畏廬文集》《諷喻新樂府》《巾帼陽秋》等40餘部書，成功地勾勒了中國近代社會的人生百态；而且在不谙外文的特殊情況下，與魏翰、陳家麟等曾留學海外的才子們合作翻譯了180餘部西洋小說，其中有許多出自外國名家之手，如英國作家狄更斯著的《大衛·科波菲爾德》、英國哈葛德的《天女離魂記》，俄國托爾斯泰著的《恨縷情絲》，西班牙塞萬提斯的《魔俠傳》，法國森彼得的《離恨天》，英國司哥特著的《撒克遜劫後英雄略》、笛福著的《魯濱遜漂流記》等。這些西洋小說向中國民衆展示了豐富的西方文化，開拓了人們的視野。它們牢固地确立了林纾作為中國新文化先驅及譯界之王的地位。至此，林纾被公認為中國近代文壇的開山祖師及譯界的泰鬥，并留下了“譯才并世數嚴林”的佳話。
個人生活
思想變化
戊戌維新前，林纾在福建每天和友人談新政，作《閩中新樂府》50首，反映了他當時的進步思想。像《村先生》《興女學》等，主張改革兒童教育，興辦女子教育，宣傳愛國思想：“今日國仇似海深，複仇須鼓兒童心。”（《村先生》）這種宣傳愛國的精神，在甲午中日戰争後更有發揚，像他所作《徐景顔傳》，就表揚海軍的為國犧牲。
林纾後來思想轉向保守，跟他始終主張維新、忠于清光緒帝的立場有關。辛亥革命後，他在《畏廬詩存·自序》裡說，“革命軍起，皇帝讓政。聞聞見見，均弗适于餘心”，“惟所戀戀者故君耳”。他雖然沒有在清朝做官，卻十谒光緒帝的陵墓。因此，入民國後，他和桐城馬其昶、姚永概相繼離開北京大學，并攻擊革命家章炳麟為“庸妄巨子，剽襲漢人餘唾”，“意境義法，概置弗講”（《與姚永概書》）為桐城派張目。
五四運動中，《新青年》雜志提倡以白話代文言，發自北京大學。林纾寫信給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若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為文字，則都下引車賣漿之徒所操之語，按之皆有文法”，“凡京津之稗販，均可用為教授矣。”（《答大學堂校長蔡鶴卿太史書》）從保守轉到反對“五四”新文學運動。
學術主張
林纾少孤，自雲“四十五以内，匪書不觀”。十一歲從同裡薛錫極問古文辭，讀杜詩、歐文務于精熟。自十三齡至于二十，“雜收斷簡零篇用自磨治”，校閱古籍不下二千餘卷。三十一歲結識李宗言，見其兄弟積書連楹，借讀且盡。非但經、子、史籍，凡唐宋小說家言也無不搜括。後由博覽轉為精讀。對生平所嗜書，沉酣求索，如味醇酒，枕籍至深。
林纾崇尚程、朱理學，讀程朱二氏之書“笃嗜如饫粱肉”，卻能揭露“宋儒嗜兩庑之冷肉，凝拘攣曲局其身，盡日作禮容，雖心中私念美女顔色，亦不敢少動”的虛僞性，嘲笑“理學之人宗程朱，堂堂氣節誅教徒。兵船一至理學懾，文移詞語多模糊”。他維護封建禮教，指責青年人“欲廢黜三綱，夷君臣，平父子，廣其自由之途轍”，還說“蕩子人含禽獸性，吾曹豈可與同群”，又敢把與封建禮教不相容的《迦茵小傳》整部譯出。
嚴複《甲辰出都呈同裡諸公》詩雲：
孤山處士音琅琅，皂袍演說常登堂。
可憐一卷茶花女，斷盡支那蕩子腸。
翻譯特色
林譯小說的譯筆有其獨自的特色和成功處。如所譯《撒克遜劫後英雄略》，頗能保有原文的情調，人物也能傳原著之神。《孝女耐兒傳》中，寫胖婦勸主婦之母為主婦出氣以重罰其夫一段，不僅原作情調未改，有時連最難表達的幽默也能表達出來。他的譯筆一般輕快明爽。
翻譯速度
林纾譯書的速度是他引以自豪的。口述者未畢其詞，而纾已書在紙，能一時許譯就千言，不竄一字。他是古文家，喜歡用古文義法來講他譯的小說。他贊美狄更斯“掃蕩名士美人之局，專為下等社會寫照”，善于“刻畫市井卑污龌龊之事”，善叙“家常平淡之事”（《孝女耐兒傳自序》），而用《史記·外戚傳》寫窦長君的話作比，認為《史記》中此等筆墨亦不多見。又說《紅樓夢》雖亦“善于體物，終竟雅多俗寡”。
通過與《史記》《紅樓夢》作比，賞識狄更斯的筆墨，為中國讀者打開了眼界。他在《不如歸序》裡，稱德富健次郎"夾叙甲午戰事甚詳。餘譯既，若不勝有冤抑之情，必欲附此一伸"。
又說：“纾年已老，報國無日，故日為叫旦之雞，冀吾同胞警醒。”這說明他翻譯小說，不光要把外國小說的藝術技巧介紹到中國來，更要把他的愛國熱誠，通過翻譯感動讀者。加上他憑着自己的文學素養，用來補有些原作的不足，使他的譯作竟勝過有些原作。他借助他人口譯來翻譯的小說，其中的成功譯作至今還具有生命力。
翻譯不足
林纾的翻譯亦被認為有不足之處。錢鐘書在收錄于《七綴集》中的《林纾的翻譯》一文中評論道：“林纾近30年的翻譯生涯，以1913年譯完《離恨天》為界，明顯地分為前後兩期。前期林譯十之七八都很醒目，後期譯筆逐漸退步，色彩枯暗，勁頭松懈，使讀者厭倦。”
主要作品
著作
林纾有《畏廬詩存》，卻删去了《閩中新樂府》。他自稱“吾詩七律專學東坡（蘇轼）、簡齋（陳與義）；七絕學白石（姜夔）、石田（沈周），參以荊公（王安石）；五古學韓（愈）；其論事之詩則學杜（甫）”（《林畏廬先生手劄》）。他最推重自己的古文，批評康有為贈詩稱贊他的譯著，而不談他的古文是“舍本逐末”（同前）。
他自言在京與吳汝綸論《史記》為文之用心，深得吳之首肯。又推重吳汝綸評點《史記》“發神樞鬼藏之秘”（《桐城吳先生點勘史記讀本序》）。又稱吳始見其文，贊曰：“是抑遏掩蔽，能伏其光氣者。”（《贈馬通伯先生序》）他标榜桐城派，但其實他的古文跟桐城派并不相同。像《冷紅生傳》《蒼霞精舍後軒記》《趙聾子小傳》，都善于叙事抒情，寫得生動而有感情，或雜以诙諧，能感動人，不像桐城派文的謹嚴而較平順。
他的《畏廬文集》，于閑漫細瑣之處，曲曲傳情，與歸有光的文章相近。他自己也說：“六百年中，震川（歸有光）外無一人敢當我者。”（《林畏廬先生手劄》）晚年名高，好自矜張。或傷于蹇澀，不複如初集之清勁婉媚了。其實林纾的成就還在他的“林譯小說”，他的詩文和畫，都為譯著所掩。
翻譯作品
林纾翻譯小說始于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與精通法文的王壽昌合譯法國小仲馬《巴黎茶花女遺事》，二十五年一月在福州由畏廬刊行。這是中國介紹西洋小說的第一部，為國人見所未見，一時風行全國，備受贊揚。接着他受商務印書館的邀請專譯歐美小說，先後共譯作品180餘種。介紹有美國、英國、法國、俄國、希臘、德國、日本、比利時、瑞士、挪威、西班牙的作品。單行本主要由商務印書館刊行，未出單行本的多在《小說月報》《小說世界》上刊載。跟林合譯美英作品者有魏易、曾宗鞏、陳家麟、毛文鐘等，合譯法國作品者有王壽昌、王慶通、王慶骥、李世中等。
林纾譯得最多的是英國哈葛德，有《迦因小傳》、《鬼山狼俠傳》等20種；其次為英國柯南道爾，有《歇洛克奇案開場》等7種。林譯小說屬于世界名作家和世界名著的，有俄國托爾斯泰的《現身說法》等6種，法國小仲馬《巴黎茶花女遺事》等5種，大仲馬《玉樓花劫》等2種，英國狄更斯的《賊史》等5種，莎士比亞的《凱撒遺事》等4種，司各特的《撒克遜劫後英雄略》等3種，美國歐文的《拊掌錄》等3種，希臘伊索的《伊索寓言》，挪威易蔔生的《梅孽》，瑞士威斯的《□巢記》，西班牙塞萬提斯的《魔俠傳》，英國笛福的《魯濱孫飄流記》，菲爾丁的《洞冥記》，斯威夫特的《海外軒渠錄》，斯蒂文森的《新天方夜譚》，裡德的《吟邊燕語》，安東尼·霍普的《西奴林娜小傳》，美國斯托夫人的《黑奴籲天錄》，法國巴爾紮克的《哀吹錄》，雨果的《雙雄義死錄》，日本德富健次郎的《不如歸》。
林纾不懂外文，選擇原本之權全操于口譯者之手，因而也産生了一些疵誤，如把名著改編或删節的兒童讀物當作名著原作，把莎士比亞和易蔔生的劇本譯成小說，把易蔔生的國籍誤成德國等。即使這樣，林纾仍然譯了40餘種世界名著，這在中國，不曾有過第二個。
其他作品
林纾除翻譯小說外，文有《畏廬文集》《續集》《三集》，詩有《畏廬詩存》《閩中新樂府》，自著小說有《京華碧血錄》《巾帼陽秋》《冤海靈光》《金陵秋》等，筆記有《畏廬漫錄》《畏廬筆記》《畏廬瑣記》《技擊餘聞》等，傳奇有《蜀鵑啼》《合浦珠》《天妃廟》等。還有古文研究著作《韓柳文研究法》《春覺齋論文》以及《左孟莊騷精華錄》《左傳撷華》等。
人物影響
林纾的古文論，以桐城派提倡的義法為核心，以左、馬、班、韓之文為“天下文章之祖庭”，以為“取義于經，取材于史，多讀儒先之書，留心天下之事，文字所出，自有不可磨滅之光氣”。同時林纾也看到了桐城派的種種弊病，反對墨守成規，要求“守法度，有高出法度外之眼光；循法度，有超出法度外之道力”。并提醒人們，“蓋姚文最嚴淨。吾人喜其嚴淨，一沉溺其中，便成薄弱”；專于桐城派古文中揣摩聲調，“亦必無精氣神味”。他認為學桐城不如學左、莊、班、馬，韓、柳、歐、曾。并以為在學習中應知變化，做到能入能出。“入者，師法也；出者，變化也。”
林纾青年時代便關心世界形勢，認為中國要富強，必須學習西方。中年而後，“盡購中國所有東西洋譯本讀之，提要鈎元而會其通，為省中後起英隽所矜式”。他不懂外語，不能讀原著，隻靠“玩索譯本，默印心中”，常向馬尾船政學堂師生“質西書疑義”。後來他與朋友王壽昌、魏易、王慶骥、王慶通等人合作，翻譯外國小說，曾筆述英、法、美、比、俄、挪威、瑞士、希臘、日本和西班牙等十幾個國家的幾十名作家的作品。一生著譯甚豐，翻譯小說達二百餘種，為中國近代譯界所罕見，曾被人譽為“譯界之王”。
人物評價
林纾青年時代便關心世界形勢，認為中國要富強，必須學習西方。中年而後，“盡購中國所有東西洋譯本讀之，提要鈎元而會其通，為省中後起英隽所矜式”。他不懂外語，不能讀原著，隻靠“玩索譯本，默印心中”，常向馬尾船政學堂師生“質西書疑義”。
後來他與朋友王壽昌、魏易、王慶骥、王慶通等人合作，翻譯外國小說，曾筆述英、法、美、比、俄、挪威、瑞士、希臘、日本和西班牙等十幾個國家的幾十名作家的作品。一生著譯甚豐，翻譯小說達二百餘種，為中國近代譯界所罕見，曾被人譽為“譯界之王”。曾樸認為，林纾沒有認識到白話文為大勢所趨，堅持使用古文體翻譯外國小說，是他翻譯生涯最大的缺陷。這是中肯的評價。倘若林纾能在翻譯創作盛期用白話文翻譯小說，将會有更多中文基礎薄弱的民衆讀到外國文學。
林纾樂善好施，在他譯作暢銷海内的那幾年，月收入近萬，他大部分都用來資助家境貧寒的學生上學。他自己不會外文，卻資助了許多學生到國外深造。晚年，林纾的古文體受到新文化運動的沖擊，終于丢了北京大學的教席，從此經濟情況大不如前。那些曾受到他接濟的學生，此時都學成回國，在社會上嶄露頭角。他們聚在一起，商量了一個既能幫助恩師度過窘境又不使恩師難堪的計策：他們捐款成立了一個基金會，名義上是為了支持林纾的翻譯工作，實際上款項都由林纾自行使用，常常用于他私人的日常開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