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朱維铮1936年7月14日出生于江蘇無錫。1955年進入複旦大學曆史系就讀，1960年畢業于中國古代史專業，留校任教，曆任講師、副教授，1988年晉升為教授。2006年被德國漢堡大學授予榮譽博士稱号。這是漢堡大學授予中國人的首個榮譽博士，也是自季羨林之後德國高等學府授予中國人的第二個榮譽博士。曾任複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學術顧問、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顧問，原中國史學會理事，原國際儒學聯合會副會長、顧問，原上海海峽兩岸學術文化交流促進會常務理事，上海市徐光啟研究會會長，北美《亞洲評論》顧問等學術兼職。

朱維铮師承著名學者陳守實、周予同先生，在中國經學史、中國思想文化史、中國史學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國學術史、中國近代史等多個領域做出突出貢獻，被公認為是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文化史、思想史、學術史研究的開拓者之一，是促進國際學術交流合作的先行者。他繼承了複旦優秀的史學傳統，在海内外享有很高聲譽。

朱維铮早年受學界前輩親炙。他留校之初，即擔任陳守實教授的助教。1962年，他在《曆史研究》上發表《府兵制度化時期西魏北周社會的特殊矛盾及其解決：兼論府兵的淵源和性質》一文，多受矚目。後調任周予同教授的學術助手，協助主編教育部委托的《中國曆史文選》，期間博研典籍、貫通古今。該書作為國内高校文科相關專業的首選教材，沿用數十年、屢經修訂，累計發行量達50餘萬冊。

朱維铮是中國經學史研究的重要傳承者。他承續錢玄同、周予同一脈，無論環境艱難還是喧嚣，都長期堅守在經學史領域，整理了大批經學史研究資料，培養了一批經學史研究人才，成為當今海内外最有成就的經學史家之一。他整理編輯的《周予同經學史論着選集》，是經學史領域的重要文獻。他先後受邀參與主編《傳世藏書》經學與經學史類文獻，擔任《儒藏》經學史類文獻整理的主編，所做工作為後來者指引門徑。他在《儒術獨尊的轉折過程》、《中國經學與中國文化》等文章和《中國經學史十講》一書中提出，經學史是中國中世紀的統治學說史，經學演變有明顯的“學随術變”特征，經學史與我國邊疆曆史有複雜而密切的聯系。這些觀點繼承和發展了周予同的經學史研究思想，别有創見。

朱維铮被學界認為是國内文化史研究的主要奠基人。1980年，他和複旦曆史系同仁組建了全國首個中國思想文化史研究室，銳意開拓中國思想文化史領域。他和龐樸教授合作主持編輯了《中國文化史研究叢書》28種，具有學術裡程碑意義。1986年，又在複旦大學組織召開首屆中國文化學術國際讨論會，這是1976年以後首次在國内舉辦以中國文化為主題的國際學術研讨會，産生了劃時代的影響。上世紀80、90年代，他組織編纂了五輯《中國文化研究集刊》，荟聚時賢佳文，至今嘉惠後學。他傾三十年之功撰寫了《走出中世紀》（1987）、《音調未定的傳統》（1995）、《走出中世紀（二集）》（2008）等着作，眼光獨到、思想新銳、功力深湛，影響了幾代學人。《走出中世紀》出版不久即被譯成英文，在國際學界産生很大反響。

在中國史學史領域，朱維铮繼承了陳寅恪、陳守實一脈的學術思想和治學方法，發展出中國史學史課程，成為複旦曆史系的特色。2005年，他領銜承擔課題“中國史學的曆史進程”，向複旦大學百年校慶獻上了一份學術厚禮。他先後撰寫了《史學史三題》、《班固與〈漢書〉：一則知人論世的考察》、《曆史觀念史：國病與身病——司馬遷與扁鵲傳奇》、《史官與官史：韓、柳的史官辯》、《曆史編纂學：過程與形态》、《班昭考》等論文，并為《中國十大史學家》一書撰寫了高質量的“司馬遷篇”，體現出在史學史方面的深厚造詣。

在中西文化交流史領域，朱維铮重視明末以來傳教士與西方文化在中國的傳播、蛻變及其在傳統政治演變過程中的作用。他推動了上世紀80年代以後國内的中西交通史、基督教在華史、宗教史等領域的研究，也為晚明以來的政治史、思想文化史研究引入了新視角。1993年，他主持召開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國際研讨會，會後編輯出版了《基督教與近代文化》一書。他還先後主持了《馬相伯集》（1996年）、《利瑪窦中文着譯集》（2001年）、《徐光啟全集》（2011年）等重要文獻的整理出版，為相關領域研究奠定了權威性的資料基礎。

晚清及近代學術史研究，是朱維铮畢生緻力的領域之一。他對晚清經今文學旗手康有為、經古文學殿軍章太炎的研究做出了很大貢獻，編校了《中國現代學術經典·康有為卷》（1996年），與人合作編選、注釋《章太炎選集》（1981年），為《章太炎全集》收集整理了第三卷《訄書》（1984年），對《訄書》三次結集諸問題的研究獲得突破性成果。他精校詳注的《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1985年）成為當代入門讀物。他與錢锺書先生合作，主編了《中國近代學術名着叢書》（一輯十種，1998年），并為每種着作撰寫長篇導論。十篇導論和相關論着結集為《求索真文明：晚清學術史論》，代表了他在清學史領域的成就。為紀念“戊戌變法”一百周年，他與台灣作家龍應台合作編輯了《維新舊夢錄》（2000年），成為活動期間的最暢銷着作。

在先生的最後幾年，他結合半個世紀的治學經驗勉力寫作，對于中國近代史的研究有系統性的發複，并結集出版了《重讀近代史》（2010年）。作者通過考證、發微和總括的筆觸，揭示出中國近代困境的根源，很多觀點令人深省。此外，他還撰寫了文化史普及着作《壺裡春秋》（2002年），參與編撰了《中國現代史資料簡編》（第一卷）、《孔子思想體系》等作品，并曾擔任《學術集林》、《九州學林》的編委工作。

朱維铮先生治史五十七載，早期深得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精髓，長期盤點經史子籍、别裁清學，稔于幹嘉考據之法、谙于現代诠釋之學，堅持從曆史本身說明曆史。他把清代“實事求是”的樸實學風，與現代學術理性客觀的科學精神結合起來，在國内外學界有口皆碑。他在中國文化史研究的方法論上，主張區分“傳統文化”和“文化傳統”，區分“曆史的孔子”和“孔子的曆史”，認為應回到曆史環境下找到當事人的真實經驗，據此回答當時的問題，才能回應當代人的興趣。他善于發現新領域、用新眼光審視舊問題，關于重新認識中國近代史開端的立論受到國際學術界廣泛重視。他厭棄高頭講章的說教，反對故弄玄虛的矜持，擅用大手筆寫小文章、用精煉文字發微闡幽，令人會心。

朱維铮先生為師五十二載，從未脫離教學第一線，是卓越的史學教育家。他堅持言傳身教、教書育人。先生一直自承：“我雖不是名師，可當得上嚴師；名師未必出高徒，嚴師或許還能出幾個。”他不拘一格、提攜後進。先生培養指點的學生、學者，很多已卓然成家；指導的海外學者，不少已是歐美漢學界的領軍人物。2008年起，他開設本科通識教育課程“曆史上的中國與世界”，高屋建瓴、引領初學。2011年12月中旬，已是肺癌晚期的先生，在接受放療後堅持上課，提早到教師休息室緩坐半小時，一絲不苟講完了人生的最後兩節課。

朱維铮先生一生不懈追求真理，以學術為生命。去世前兩年，他着手對《走出中世紀》、《音調未定的傳統》兩書作大幅修訂，直到生命最後一刻，仍在病床上校訂樣稿，批注滿紙。他一生自尊風骨，延續了老一輩學人風範。課間飲水，必背對學生；批改學生文稿，紅筆淹墨；講學犀利酣暢，誨人溫文爾雅。海外學者贊譽先生為“低調的大師”，他謙稱自己是“一名中國曆史研究的從業者”。他一生身體力行，履行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與王元化先生一起提倡“有學術的思想、有思想的學術”。先生晚年欣然出任上海電視台《大師》欄目學術顧問，抱病工作，幫助欄目選題、策劃、審稿，弘揚學風、啟迪社會。

朱維铮先生在學術界、思想界奮鬥了半個多世紀，從未離開過複旦大學。他的生命、思想和情感已經與複旦融為一體。他獨立思考、求索真理的批判精神，光明磊落、襟懷坦蕩的史家品格，嫉惡如仇、剛直不阿的學者風骨，是複旦人永遠的精神财富，必将指引複旦的文史傳統發揚光大，激勵全校在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道路上闊步前行。

主要作品

《孔子思想體系》，與蔡尚思合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

朱維铮(編)《周予同經學史論着選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第一版，1996第二版。

梁啟超(着)、朱維铮(校注)，《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含《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複旦大學出版社，1985年9月。

《走出中世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12月。

《十大史學家》十大系列叢書，與裴汝誠合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8月。

《音調未定的傳統》，遼甯教育出版社，1995年3月。

《求索真文明——晚清學術史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12月。

《清代學術概論》梁啟超撰，朱維铮導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月。

《維新舊夢錄》台灣版名《未完成的革命》，與龍應台編着，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年1月。

《壺裡春秋》（學苑英華），上海文藝出版社，2002年4月。

《中國經學史十講》，複旦大學出版社，2002年10月。

《馬相伯傳略》，合着，複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7月。

《走出中世紀》增訂本，2007年4月，2009年7月收入中國文庫。

《走出中世紀二集》，複旦大學出版社，2008年5月。

《清代學術概論》（跟大師學國學）梁啟超原着，朱維铮校注，中華書局2010年1月。

《周予同經學史論》，朱維铮編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2月。

《重讀近代史》，中西書局，2010年8月。

《音調未定的傳統》（增訂本），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年12月。

主要影響

主要社會職務

中國史學會理事、國際儒聯顧問、孔子基金會顧問、上海海峽兩岸文化促進會常務理事、徐光啟研究會會長、香港城市大學課座教授、安徽大學兼職教授、《九州學林》常務編輯、北美《亞洲評論》顧問等，國務院特殊津貼享受者。1987年以來，曾先後應邀至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美國印第安納大學、德國慕尼黑大學、海德堡大學、哥廷根大學、韓國高麗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台灣大學等海外名校擔任課座教授，并曾任台北駐市學者。

個人成就

曾兼中國史學會理事、國際儒學聯合會顧問、上海海峽兩岸學術文化交流促進會常務理事諸職十多個。現仍兼《九州學林》常務編委和多個學術文化機構的學術顧問。

二十多年來相繼應聘擔任過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美國印第安納大學，德國慕尼黑大學、哥廷根大學、海德堡大學、埃森高等文化研究院，韓國高麗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城市大學，台灣大學等客座教授十五次。曾任台北駐市學者。2006年由德國漢堡大學授予榮譽哲學博士。近年曾任英國《金融時報》（FT）中文網“重讀近代史”的專欄作家。

曾主持編過《中國文化》研究集刊、《中國文化史叢書》、《中國近代學術名着叢書》、《傳世藏書》經學史類和諸子類，以及國際學術會議論集《傳統文化再估計》、《基督教與近代文化》、《儒家思想與未來社會》等。曾任《儒藏》五經總義類主編。

已刊史學論文及講演錄約二百篇。除上述着作外，還輯編校釋有《章太炎選集》注釋本（合作），《章太炎全集》第三卷（《訄書》《檢論》三種集校本，《康有為卷》（中國現代學術經典本），《中國現代思想史資料簡編》五四卷；主編文集《馬相伯集》、《利瑪窦中文着譯集》、《徐光啟全集》等。論着多種有海外版和英文版。

傳世作品

朱維铮或許像一些人所說，留下的傳世作品太少了，憑着他的才氣和勤奮，他确實應該多留下幾部著作。朱維铮或許後來為聲名所累，不敢輕易出手，最能表現他學識與見解的《中國史學史》《中國經學史》其實都沒有出版，前者他至少講了三十遍，後者也不下于十多次。他個人太看重這些了，因而一遍又一遍地檢視增補，不厭其煩。

現在坊間看到且使朱維铮赢得巨大聲譽的是《走出中世紀》正續編，還有個别編目重複收入的《音調未定的傳統》《求索真文明》《壺裡春秋》等。這幾部著作給人的感覺就是一篇篇小題目，隻是類似于讀書筆記一樣的作品。其實，這些著作尤其是《走出中世紀》正續編，真的代表了朱維铮對中國文明與曆史的看法，如果要想準确評估這幾部著作在中國學術史上的意義，不妨将這些作品與章太炎的《訄書》及《檢論》相比較。按照朱維铮的分析，章太炎這些零散作品不僅展示了作者對中國文明起源發展的宏闊視野，而且蘊含着作者營造中國曆史文化新解釋體系的野心及嘗試。

朱維铮對章太炎的這個評價其實就是夫子自道。他對自己這幾部作品的自我感覺，就像他評價章太炎一樣，零散短篇組合深意存焉，确實體現了朱維铮對中國曆史文化的整體觀察，蘊含着作者重構中國曆史文化解釋體系的學術野心。

在朱維铮生命最後幾年，他的興趣轉移至中國近代政治史的觀察上。他為報刊撰寫了一系列短文，後被結集為《重讀近代史》。這部最新著作體現了朱維铮那代學者對近代中國曆史的新看法，許多觀點确實振聾發聩，令人耳目一新。不過實事求是地說，由于作者年歲大了，沒有辦法閱讀更多原始文獻，沒有辦法追蹤最新研究，作者的看法隻是那代人的出新，是作者的天才猜測，沒有像《走出中世紀》那樣體現學術上的整體超越。

轶事典故

朱維铮是當今中國學術界的“異數”，也是大學校園中難得的一道風景。他究竟在課堂上講過什麼，一撥又一撥學子或許并不記得了，最難忘還是他的風度、犀利，引經據典的博大，警句名言式的精深。當然，還有朱維铮對現實始終如一的關切和大膽表達，在一代又一代學子身上留下不滅印痕。

如果從學術史脈絡說，朱維铮是晚清經學大師孫诒讓再傳弟子，也是章太炎、梁啟超、陳寅恪學術傳人。學源正宗與優勢雜交鑄就了朱維铮的學問世界，而幾次特殊機緣又是他學問人生之所以如此的外因。

寫作組的生活不後悔

一個機緣是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剛剛畢業留校的朱維铮為陳守實教授做助教。跟随陳守實，朱維铮認真研讀《資本論》等馬克思主義原典，極大豐富了理論素養。更為重要的是，陳守實指導閱讀的馬克思，還沒有夾雜後來的教條。這是朱維铮的幸運。

後來許多人以為朱維铮的學問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反叛，是異類。這其實是對朱維铮學術的誤解。在學術基本面，朱維铮所堅守的就是“唯物史觀”，隻是他所堅守的這個唯物史觀缺少了一個“認證”，是他追随陳守實從馬克思主義原典直接獲取，這從他上個世紀幾篇有關唯物史觀的文章中可以體會出來。

奠定朱維铮學術基礎的第二個特殊機緣，是他遇到了周予同。周予同在上世紀六十年代主持編寫《中國曆史文選》，剛畢業的朱維铮有幸跟着打下手，借書或查找資料。那時沒有現在方便的檢索工具，繁瑣的查找、閱讀和編寫題解、注釋初稿，使朱維铮不知不覺中熟悉了曆代典籍，知道了學問方法。

名師出高徒。陳守實、周予同，還有複旦更多名師的指點，使朱維铮很快成為一個優秀的學術青年，然而突然而至的“文革”，将朱維铮等複旦一大批有學問的老中青學者卷了進去。

二十多歲的小青年突然進入上海乃至全國的政治高層，春風得意的短暫日子使朱維铮後來為此付出十幾年的“牛棚”代價。不過，根據朱維铮的說法，他對寫作組的生活并不後悔，因為那裡确實潛藏着一批有學問的高人，朱維铮從他們那裡學到了學問方法，學到了文章做法。有很長一段時間，他喜歡對學生誇耀自己是從“文痞訓練班”畢業的。

“牛棚”生涯逼着朱維铮隻能借書解悶。無聊便讀書，是中國讀書人的老路數。再加上他之前十幾年不知不覺的訓練、被訓練，等到“文革”晚期“評法批儒”開始，朱維铮竟然成為“有學問”、可利用的人，被安排輔導工農兵學員注釋章太炎的作品。這個特殊機遇不僅使朱維铮有了展示才華的合适途徑，而且奠定了他後來學術生涯的基礎。“文革”結束，朱維铮與另一位複旦才子姜義華合作出版《章太炎選集》。這雖然隻是一個選本，但其題解、注釋，體現了兩位作者極為深厚的學術功力。

讀書人的幸運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最初那短暫幾年裡，朱維铮和姜義華、李華興“三劍客”組合，使他們快速提升了在學術界的排名。那是一個令人難忘的組合，他們的合作作品也确實展現出真知灼見，複旦中國思想文化史專業在全國高校迅速崛起，成為重鎮。稍後，南北學者合作《中國文化》研究集刊出版，中國文化國際會議在上海召開，并由此漸漸興起中國文化研究熱潮。在這一系列學術活動中，朱維铮都是重要人物。

就個人研究而言，朱維铮在八十年代有幾項重要工作。一是以蔡尚思的名義出版《孔子思想體系》，這部着作從曆史學的立場重新估價孔子的思想，特别是根據曆代尤其是清代學者的研究，對孔子經曆的考訂，使先前中國思想史、孔子研究有了很大改變。是新時期比較正面評估孔子價值的重要作品，對于後來儒學熱、國學熱具有相當作用。

朱維铮值得稱說的另外一項工作是将周予同散見的經學史論文結集并仔細校訂。按理說周予同并不隻有朱維铮一個助手，更不是隻有他一個學生，但是隻有朱維铮投入巨大經曆從事這項工作，不僅傳播了周予同經學史成就，而且展示了朱維铮本人的經學史見解。那篇作為前言的《經學史研究五十年》，其實就是朱維铮經學史研究代表作，他後來的《經學史十講》等相關作品，其實都沒有超出這篇長文的規範。

當然，八十年代，朱維铮還有一篇重要的經學史文章，專門考訂漢武帝“儒術獨尊”的轉折過程。這篇文章發在一個非常專門的論文集中，但在圈内卻獲得了極高知名度，被譽為中國經學史研究典範之作。

或許是追随周予同編寫《中國曆史文選》的緣故，朱維铮畢生對于“選學”具有天然興趣，而且做出了非常突出的貢獻，許多人認為對于他的才華來說，這些選編真的是在浪費天才，但朱維铮卻樂此不疲，一如既往。他所整理的《梁啟超清學史二種》、章太炎《訄書》及《檢論》，還有那一大套“中國近代學術名着”，雖說耗盡了朱維铮的精力，但确實為讀書人提供了一個個難得的善本。這是讀書人的幸運，盡管浪費了朱維铮的天才。

傳世作品

朱維铮或許像一些人所說，留下的傳世作品太少了，憑着他的才氣和勤奮，他确實應該多留下幾部着作。朱維铮或許後來為聲名所累，不敢輕易出手，最能表現他學識與見解的《中國史學史》、《中國經學史》其實都沒有出版，前者他至少講了三十遍，後者也不下于十多次。他個人太看重這些了，因而一遍又一遍地檢視增補，不厭其煩。

現在坊間看到且使朱維铮赢得巨大聲譽的是《走出中世紀》正續編，還有個别編目重複收入的《音調未定的傳統》、《求索真文明》、《壺裡春秋》等。這幾部着作給人的感覺就是一篇篇小題目，隻是類似于讀書筆記一樣的作品。其實，這些着作尤其是《走出中世紀》正續編，真的代表了朱維铮對中國文明與曆史的看法，如果要想準确評估這幾部着作在中國學術史上的意義，不妨将這些作品與章太炎的《訄書》及《檢論》相比較。按照朱維铮的分析，章太炎這些零散作品不僅展示了作者對中國文明起源發展的宏闊視野，而且蘊含着作者營造中國曆史文化新解釋體系的野心及嘗試。

朱維铮對章太炎的這個評價其實就是夫子自道。他對自己這幾部作品的自我感覺，就像他評價章太炎一樣，零散短篇組合深意存焉，确實體現了朱維铮對中國曆史文化的整體觀察，蘊含着作者重構中國曆史文化解釋體系的學術野心。

在朱維铮生命最後幾年，他的興趣轉移至中國近代政治史的觀察上。他為報刊撰寫了一系列短文，後被結集為《重讀近代史》。這部最新着作體現了朱維铮那代學者對近代中國曆史的新看法，許多觀點确實振聾發聩，令人耳目一新。不過實事求是地說，由于作者年歲大了，沒有辦法閱讀更多原始文獻，沒有辦法追蹤最新研究，作者的看法隻是那代人的出新，是作者的天才猜測，沒有像《走出中世紀》那樣體現學術上的整體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