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代介紹
1866年在坂本龍馬斡旋下，長州藩與其死敵薩摩藩結成軍事同盟，并獲得薩摩藩物資上的協助。此舉讓長州藩得以在第二次長州征伐中擊退具有兵力優勢的幕府軍，促成幕府與尊皇派之間的權力消長。随後薩摩藩與土佐藩簽訂同盟，并在坂本龍馬協調下，由土佐藩前藩主山内容堂上書要求将軍德川慶喜将政權還位天皇。考量到幕府此時無力對抗薩長土等雄藩的同盟，最後乃執行大政奉還。
後來，政府内倒幕派與德川派的鬥争漸趨白熱化。1868年1月3日，明治天皇頒布“王政複古大号令”，宣布廢除幕府，并命令德川慶喜“辭官納地”，将一切權力重新歸于天皇。當倒幕派得知德川慶喜決定從大坂（今大阪）出兵進攻時，旋即派出以薩摩藩、長州藩成員為主力的軍隊，在京都附近的鳥羽、伏見兩地展開激烈戰鬥。經過三天的交戰，以寡擊衆的新政府，在新式軍隊與精良武器的助威下取得重大勝利，并決定乘勝追擊，派遣東征軍攻打德川幕府的中心據點—江戶。
倒幕派組成了新的政府，揭示基本施政方針的“五條禦誓文”則于同年4月6日公布。新政府軍、舊幕府軍雙方決戰江戶之前，幕府代表勝海舟與新政府代表西鄉隆盛達成協議：以國家為重，一緻對外。1868年5月3日，江戶不流血和平開城，幕府至此正式瓦解。不過在日本東北地區，以會津藩為首組成的奧羽越列藩同盟，仍然繼續反對新政府。由于新政府軍掌握軍力優勢，叛亂于同年11月即被平定。舊幕府海軍将領榎本武揚率八艘軍艦和幕府殘兵至北海道，并在1869年1月建立“蝦夷共和國”。同年6月，在新政府軍的進攻下，榎本武揚投降。因戰争開始的1868年幹支為戊辰年，而被稱為“戊辰戰争”的内戰至此結束。
政治
建立改革派
幕府末期，在經濟中産生資本主義萌芽的同時，出現了所謂豪農豪商階層。下級武士中的革新勢力和出身豪農豪商的志士，聯合與幕府有矛盾的西南強藩和皇室公卿等，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即：尊奉天皇，趕走外國侵略者。刺殺與西方勢力勾結的幕府當權者；襲擊在日本的西方國家商人和外交官；進攻西方列強船隻等。在此期間，尊攘派對幕府尚存幻想，沒有明确提出推翻幕府統治要求，并受到幕府軍隊與西方列強的嚴厲鎮壓，最終失敗。尊王攘夷運動失敗後，許多有識之士認識到，要想改變日本現狀，實現富國強兵，必須推翻幕府統治。于是，尊王攘夷運動演變為倒幕運動。
1864年，高杉晉作起兵奪取了長州藩的政權，此後，長州在木戶孝允（桂小五郎）的主持下進行改革，倒幕運動蓬勃發展。武裝倒幕的根據地又稱為西南四強藩：長州，薩摩，土佐，肥前。
經濟
階級矛盾
在19世紀中期的亞洲，日本處于最後一個幕府—德川幕府時代。掌握大權的德川幕府對外實行“鎖國政策”，禁止外國的傳教士、商人與平民進入日本，也不允許國外的日本人回國，甚至禁止制造适于遠洋航行的船隻。在此期間，隻允許同中國、朝鮮和荷蘭等國通商，而且隻準在長崎一地進行。此外德川幕府亦嚴禁基督教傳播。在日本明治維新前，一些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開始出現家庭手工業或手工作坊。作坊内出現 了“雇用工人”制，萌芽了資本主義。它的出現，打擊了封建自然經濟，從根本上動搖了幕府的統治基礎。
在商品經濟形态的快速擴展下，商人階層，特别是金融事業經營者的力量逐漸增強。商人們感覺到舊有制度嚴重制約着他們的發展，于是開始呼籲改革政治體制。具有資産階級色彩的大名（藩地諸侯）、武士，和要求進行制度改革的商人們組成政治性聯盟，與反對幕府的基層農民共同形成“倒幕派”的實力基礎。
政治
黑船沖擊
1853年，美國海軍準将馬休·佩裡（Matthew Calbraith Perry）率領艦隊進入江戶（今東京）岸的浦賀，把美國總統米勒德·菲爾莫爾寫給日本天皇的信交給了德川幕府，要求同日本建立外交關系和進行貿易。史稱“黑船事件”（亦稱“黑船開國”）。1854年，日本與美國簽訂了神奈川《日美親善條約》，又名《神奈川條約》，同意向美國開放除長崎外的下田和箱館（函館）兩個港口，并給予美國最惠國待遇等。由于接踵而來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德川幕府再度成為日本社會讨伐的目标。日本封建陣營出現分化，中下級武士中要求改革的分子形成革新勢力，号召尊王攘夷。
革新勢力的代表人物有吉田松陰、高杉晉作、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西鄉隆盛、橫井小楠、大村益次郎等 ，主要集中在長州（今山口縣）、薩摩（今鹿兒島縣）、土佐（今高知縣）、肥前（今佐賀縣和長崎縣）等西南部強藩。這些藩國在曆史上與幕府矛盾較深，接受海外影響較早，輸入近代科學技術和拔擢中下級武士都比較積極。
社會
社會評價
在十九世紀後半期，在有影響的中國領袖人物的心目中，日本逐漸變成了一個令人不得不佩服的形象。在馮桂芬的一些著作中，可以看到中國人早期對日本制度變革和對技術作出的努力所流露出的贊揚甚至欽佩之情。李鴻章認為德川後期軍事改革的各項措施很好。這些改革雖然是在一個全民發動的運動之外進行的，但它們似乎把傳統和技術結合了起來，并且很自然地有助于形成反西方共同戰線的思想。
1894到1895年的對日戰争，在中國對待明治維新的态度方面起了關鍵作用。在中國，如同在其他國家那樣，這場戰争也被看成是對兩國采取現代化措施結果的考驗；而且日本武力的勝利，以及日本的舉國一緻與中國各地的自行其是的對比，使人們幾乎毫無疑問地認清哪一方的組織形式更有成效。被日本打敗所引起的震驚，比迄今視以為常的西方列強的侵略所引起的震驚要更為強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