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明教寺初建于南朝梁武帝年間（五○二～五四九年），初名鐵佛寺，在興建一百多年後，毀于隋末兵變。唐朝大曆年間，在廢墟中挖得鐵佛一尊，高丈八，廬州刺史裴休奏告朝廷，代宗皇帝李毅诏令重建，定名明教院。明朝以後改稱明教寺，沿用至今。後曆代屢加修葺，後毀于兵亂。清鹹豐三年複毀于戰火，太平天國将領袁宏谟于天國失敗後，慨歎“英雄氣短，佛海春長”，便遁入空門，隐于肥西紫蓬山西廬寺，取法号通圓；清同治九年（一八七〇年）重建。現存大雄寶殿等主要建築是清光緒十二年（一八八六年）所建。
明教寺是西廬寺的下院，屬禅宗臨濟派，遠代祖師譜已失無稽，通圓駐錫明教寺後，寺宇破殘不堪，立願重修舊觀。他浪迹天涯，經過十多年的苦行募化，于光緒十一年（一八八六年）夙願終償。現存的大殿和後殿，仍保留原建築風貌。在出土的石碑上載有教弩台和明教寺的史況，唐人吳資詩曰∶“曹公教弩台，今為比丘寺。東門小河橋，曾飛吳主騎。”這是對教弩台曆史演變的寫照。教弩台上有屋上井、聽松閣諸名勝。屋上井在大殿左側，以井口超出地面屋脊得名，原為魏軍汲水用井。
晉朝整修，井口石欄刻有“泰始四年殿中司馬夏侯勝造”隸書十二字，為西元二六八年遺迹。在石欄沿口可見到二十三條被汲水純磨成的深溝，堪為漫長歲月的見證。聽松閣在台的東南隅，昔時這裡松木成蔭，松濤有聲，寺僧建閣，取名聽松，于是有“教弩松蔭”之譽，被稱為廬陽八景之一。閣上撰有楹聯∶“教弩聳高台不為炎劉消劫難，聽松來遠客誰從古佛識真如。”
明教寺現為全國重點寺廟，由佛殿、藏經閣、西廂院三部分組成。殿分正殿和後殿，有佛像三十多尊。大雄寶殿飛檐翹角，風鈴叮铛，殿脊高聳一巨大錫葫蘆，銀光閃耀，直刺雲天，顯示了我國佛教寺院威嚴莊重得建築特色。寺内鐘鼓齊鳴，梵音缭繞，充滿了神奇得宗教色彩。
建築藝術
明教寺坐落于教弩台故址。教弩台是曹操所建的一個軍事堡壘，它高5米，面積近4000平方米，台基壁峭，俨如城堡，既可捍衛合肥城的安全，又可用以訓練強弩手以拒東吳。三國時，合肥為曹操管轄之地，他曾多次來合肥部署對吳國孫權的戰事。教弩台就是曹操所建的一個軍事堡壘，它既可捍衛合肥城的安全（離城僅4公裡），又可用以訓練強弩手。南距淝水僅5米，東距津水約百米，北距逍遙津百馀米，均在強弩射程之内。
到南朝梁武帝時（503一548），據說因掘得一尊高一丈八的鐵佛，于是在教彎台上建一佛寺，名鐵佛寺（一說在唐大曆年間掘得鐵佛）。教弩台台邊種有許多松樹，清風襲來，松濤陣陣，于是“教弩松蔭”舊是為廬州八景之一，“聽松閣”也由此得名。
明教寺始建于南朝梁時，原名鐵佛寺，明朝改稱為現名，至清代，該寺居合肥城衆寺之冠。現存建築有山門、天王殿、大雄寶殿、地藏殿、客堂、寮房等，為光緒年間所建。明教寺前殿為天王殿，殿東廂為“三國文物陳列室”，陳列着當年魏、蜀、吳三國軍隊的旗幟，戰場上用過的刀槍劍戟及與教弩台有關的強弓硬弩；牆壁上有書法名家劉夜烽先生手書的絕句：“貔貅百萬舉刀弓，誓奪江東氣似虹。橫槊高歌雄一世，騎兵無奈遇東風。”
由天王殿繞過三隻古雅樸拙的大香爐就到達了大雄寶殿，殿門上方懸挂的泥金大匾為趙樸初先生題寫，而紅牆上的“南無阿彌陀佛”六個蒼勁有力的大字則是弘一大師墨寶；殿内兩側是形态各異的十八羅漢塑像，正中則供奉着明教寺的鎮寺之寶——五尊由北京請回的佛像。大殿左側是清道光年間鑄造的大鐘，鐘聲悠揚清遠，撞擊時聲音可傳遍老城。大殿東面是卧佛殿，後面是地藏殿，東南角為花園，花園雖不大，但卻因為屋上井和聽松閣兩處古迹位于此而極其吸引遊人。
明教寺山門建在一梯形台階上，山門為單檐歇山式卷棚頂，粘土筒瓦，屋角發水戗，單椽，無鬥拱，飾挂落。大雄寶殿為重檐歇山頂，粘土筒瓦，屋角發嫩戗，無鬥拱、柱廊。大雄寶殿旁有屋上井亭、教弩亭等名勝，均為鑽尖式屋頂，粘土筒瓦，嫩戗屋角，下設鵝頸椅。整座寺院軸線基本對稱。近年來，殿堂内重塑了佛像，金碧輝煌，成為合肥市規模最大、影響最大的佛教聖地。
教驽台高5米，面積近4000平方米略呈正方形。三國時，合肥為曹操管轄之地，他曾多次來合肥部署對吳國孫權的戰事。教弩台就是曹操所建的一個軍事堡壘，它既可捍衛合肥城的安全（離城僅4公裡），又可用以訓練強弩手。南距淝水僅5米，東距津水約百米，北距逍遙津百馀米，均在強弩射程之内。
明教寺現在僧人二十名，在方丈妙安法師帶領下，制定了寺院管理的各項規章制度。妙安法師鑒于佛教事業繼往開來的長遠需要，從一九八二年起先後輸送僧徒十多人到各級僧伽培訓班和佛學院校深造，提高他們的素質，充實了佛教的僧才資源，如今，明教寺的設施和體制已初具規模，佛、法、僧三寶齊備，千年古刹，又現輝煌。
現任方丈妙安法師，八十馀歲，一九三○年出家為僧，師從心定法師，畢業于安徽句容縣寶華山律學院，兼任中國佛教協會常務理事，安徽省佛教協會副會長兼秘書長，合肥市佛教協會會長，并同時兼任明教寺、相隐寺、忠廟、西廬寺等數座寺廟方丈。現任監院法持法師，六十馀歲，安徽省巢湖人，一九八四年出家，師從妙安法師，畢業于九華山全國寺院執事進修班，兼任安徽省合肥市佛教協會理事。
趣聞轶事
據說當時經常有500名左右弓弩手在此比武、操練，勝者贈以紅袍以示獎勵。百步穿楊，鑼鼓聲起，曹操哈哈大笑。為了使士兵們夏日不受日曬，台邊種有許多松樹，風來松聲如濤，教弩松蔭，為廬州八景之一。台上除有聽松亭外，還有一口古井，因井口高出街道平房屋脊，稱屋上井，水味甘美，四季不竭。井口石欄拙樸古老，現出23道提水繩溝，繩溝石質光亮如玉，欄上镌刻“晉泰始四年殿中司馬夏侯勝造”字樣，是供士兵解渴用的。經長年累月提水，井口石盤上現有23道繩痕。井欄上還有“晉泰始五年”（269）字樣。
到南朝梁武帝時（503一548），據說因掘得一尊高一丈八的鐵佛，于是在教彎台上建一佛寺，名鐵佛寺（一說在唐大曆年間掘得鐵佛）。唐大曆年間改名明教寺，後毀于兵火。現廟為太平天國遺老袁宏谟所建。袁于天國革命失敗後削發為僧。清同治年間重新修建。寺内共有佛像30多尊，有大雄寶殿、地藏殿等建築。登臨台上的聽松亭，可以俯瞰合肥全城景色。前人詩有“登臨收楚豫，吞吐盡江淮”之句。近年已全面修葺，成為合肥市文物旅遊的主要景點。
寺内法師
明教寺繼通圓法師之後，有學道、賽陀、精慈、三根、夢東、藏印、妙友等和尚住持，對寺院建設和弘揚佛法均有諸多貢獻。
學道法師，浙江省湖州人，其文才出衆，佛學造詣精湛，為求悟增慧，曾多次赴名山大刹參學。據浙江普陀山文史館保存的《光緒皇帝禦批碑文》記載∶“光緒二十五年（一九〇〇年），安徽省合肥縣明教寺住持僧人學道，請領藏經，維時因龍藏經無存，其版片在柏林寺，尚屬全備尼衙門奏明，由請經人自赴柏林寺刷印。”據傳明教寺最早收藏的一部《康熙龍藏經》即為學道從北京柏林寺拓印的版本。辛亥革命期間，學道感于人間佛教旨在弘揚佛法，于是離開明教寺去南京栖霞寺拜谒曼殊大師，經推薦到金陵刻經處擔任編撰工作，刻印佛學書籍，廣為流傳。
賽陀法師，湖北黃石人，師從通圓法師；駐錫明教寺，做苦行僧，浪迹天涯，十方募化，三年歸，籌資甚豐，為完善廟設施，慘澹經營，先後為全堂佛像裝金，增置鐘鼎法器，興建禅堂甫定，于一九一五年再次北上募化，在化緣于皖系軍伐段祺瑞時，陳述寺院建設事，因段祺瑞本為合肥人，且信佛虔誠，遂贈與功德銀洋五百元及日本大正《大藏經》一部。自此，明教寺在建制規模上，佛、法、僧三寶齊備，千年古刹，更見莊嚴。
夢東法師，安徽省嶽西人，他在任朝間先後舉行過三次傳戒，一次為幽冥戒，一次十戒，一次五戒，三次受戒的四序大衆共五百馀人，堪稱為一代法事活動的宗師。
藏印法師，安徽省亳州人。一九三八年春，日寇進攻合肥，國民黨不戰而逃，城内死于炮火的黎民百姓，屍橫街坊，慘不忍睹。藏印法師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不避艱險，會同紅十字會，組織人力，收屍掩埋，據統計在半個月内共埋屍千馀具。合肥淪陷後，一九三九年日軍派「日蓮宗」和尚衙藤春海進駐明教寺，成立所謂“新亞佛教會合肥支會”，自命為會長，對合肥地區的佛教進行奴化統治，采取威脅利誘手段，挾藏印法師出任傀儡副聯，藏印法師激于民族氣節，不甘屈辱，遂以身殉國殉教，消息傳出後，全城有識之士義憤填膺，紛紛組織悼念活動，激起敵後抗日怒潮。
現任方丈妙安法師，八十馀歲，一九三〇年出家為僧，師從心定法師，畢業于江蘇句容縣寶華山律學院，兼任中國佛教協會常務理事，安徽省佛教協會會長，合肥市佛教協會會長，并同時兼任明教寺、相隐寺、忠廟、西廬寺等數座寺廟方丈。現任監院法持法師，六十馀歲，安徽省巢湖人，一九八四年出家，師從妙安法師，畢業于九華山全國寺院執事進修班，兼任安徽省合肥市佛教協會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