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位置
敦煌，位于甘肅省河西走廊的西端。南枕祁連，襟帶西域；前有陽關，後有玉門，是古代絲綢之路的咽喉。漢代起敦煌是轄六縣之郡。東漢大家應劭稱：“敦，大地之意，煌，繁盛也。”兩千年後的今天，這一“繁盛大地”以其擁有的舉世無雙的石窟藝術、藏經文物而成為人類最偉大、最輝煌的曆史文化遺産之一。
風格變化
莫高窟現存壁畫45000多平方米，連接起來長可達25公裡，被譽為世界現存最大的藝術畫廊。從北魏迄宋元，顯示出各個時代不同的藝術風格。
北魏
北魏的壁畫具有原始的粗犷風格。着色用筆雄健壯麗，樸實古拙，層層暈染，立體感很強。色彩方面，以褐、綠、青、白、黑為多，一般多在赭紅色的底色上繪石青、石綠、黑等顔色。壁畫題材多為本生故事及經變，色彩構圖及用筆較粗犷，其中人物、佛、飛天的面貌、花紋等受外來影響較多。隋代的壁畫線條流暢活潑，人物情容逼真。用色比較豐富柔和，出現了重染面頰和眉楞的新畫法。唐代由于國家統一，經濟發展，文化藝術也進入高度發展的新時期。此期壁畫進一步融合了西域兄弟民族藝術和外來藝術的表現技法，從内容到形式煥然一新。色彩的豐富鮮濃，形态的豐滿有力，寫實的逼真，意境的深邃和線條的細密流暢，勾勒的娟姣靈活，都是空前絕後的。這時期繪畫的顯著特點是出現了構圖宏偉、色彩豐富的通壁大畫，内容多以經變為主，但多用大型寺院、住宅、城廓等作背景，對于建築的細部如柱、枋、鬥拱、台階、門窗、屋頂、瓦件、鋪地、裝飾等都有較詳細和準确的描繪，色彩上則以線、黃等暖色為主。如《西方淨土變》、《東方藥師變》、《彌勒變》、《法華變》、《維摩變》等10餘種。特别是220窟所繪《維摩诘》、《帝王聽法圖》,堪稱一代藝術品的精英。另外還有描寫鞍馬人物的出行圖，如156窟《張議潮出行圖》，畫面高約1米，長達8米，氣勢雄偉，構圖新穎。其它還有佛教故事和神仙故事等，用色構圖都比較豐滿充實。總之唐代壁畫是莫高窟佛教藝術最為燦爛的時代。五代繪畫技術在繼承前代的基礎上出現了一些新的内容，帶有濃厚的民間色彩，主要表現在世族大姓所建的功德窟中的供養人像和出行圖。
宋代
宋代壁畫總的來說，在繪畫技巧方面比唐呆闆，線描用筆也較拘謹，很少豪邁壯闊的場面。色彩方面多用灰暗的大綠、赭石、茶黑，顯露出冷清的情調。
西夏
西夏時期的繪畫藝術，是融合漢、藏、回鹘、契丹等各族文化而形成的獨特風格。元代壁畫的菩薩，頭戴五指冠，佛為螺髻，具有喇嘛教興起的特點。繪畫用色比較沉滞暗淡，很少用紅色。在技法上，開始采用淡彩濃墨的濕壁畫風格。
元代
元代以後，嘉峪關封閉，敦煌曠無建置200年，莫高窟石窟藝術也戛然而止了。
建造曆史
敦煌莫高窟起建的年代大約在公元364至366年間。1600年間，這裡先後開岩鑿洞，最盛時，曾有石窟千餘，号稱千佛崖、千佛洞，至今保存在編的洞窟仍有492個，彩塑2415身，壁畫45000多平方米。唐宋木構窟檐5座。
漢代起，敦煌作為西陲重鎮一直是兵家互争之地。每次兵災之際，管理莫高窟的和尚就要逃一次難。宋景佑二年（1035年），西夏之亂禍及敦煌莫高窟。和尚照例要避禍他鄉，遂把不便帶走的經卷、文書、繡畫、法器等等，都封閉在一個洞窟的秘室裡，外面用泥壁封堵，并繪上壁畫。然而，這批和尚一去就再也沒能回來。這個秘室便盛着5萬餘件“寶藏”靜靜地安息了七八百年。
清朝末年，出生在湖北麻城的王圓 ，結束了在軍隊當小兵的生涯，因無所事事，便做了道士，迢迢千裡來到敦煌。當時的莫高窟寺院，多為紅教喇嘛，隻有王圓能用中文誦道經，倒有些香火，生涯不錯。于是他就雇了個姓楊的為他打下手，寫經文。楊某抄經之暇愛吸旱煙。用芨芨草點火，并把剩下的草插在洞窟牆壁的裂縫中保存。一天，他在插草的時候，發現牆縫深不可止，便用旱煙袋頭敲了敲牆，感到裡面是空的！于是他趕緊叫王道士，兩人夜半破壁，發現裡面有一個泥封着的小門。此時天已漸亮，去掉泥塊，出現一條通道，進入通道後，一個黝黑的高1．6米，寬約2．7米的複室出現了。室内堆滿了數不清的經卷、文書、繡畫、法器等等。王道士當時對這批5至11世紀文物的價值幾乎一無所知，震驚世界的“藏經洞”就這樣無意中回到了人間。
接着，一系列不幸就在這片繁盛大地上發生了。王道士雖然不知道這批寶藏價值連城，可他畢竟明白用它們換點錢是沒問題的。于是，他取出幾卷給當時的縣長汪宗瀚去鑒别。汪是識貨的，依他的權勢向王道士索要了一批畫像和寫本。三年後，甘肅學台葉昌熾聞聽此事，便讓汪為他搜求。葉對古物的學養頗深，對藏經價值心知肚明，便向甘肅的藩台衙門建議将這批古物運到省城來保存。但因運費需五六千兩銀子，清政府覺得銀子比這批“廢紙”更有價值，沒有采納這項建議，隻是發了一道旨令，讓縣長汪宗瀚“檢點經卷畫像，仍為保存”。汪責令王道士經辦此事，王道士一下子就成了經卷的看守人。王道士便将這批古物重新封起來，成了古物的實際擁有者。
當時在新疆一帶，有一位受英國政府派遣的匈牙利人斯坦因。他在1879年曾來過敦煌。聞知洞窟存有寶物後，便于1907年5月第三次來到敦煌，他是曆史上盜劫藏經洞文物的第一人。他來敦煌，通過一位師爺與王道士接觸，得知王道士已将秘密通道砌死，斯坦因便在莫高窟安營紮寨，軟磨硬泡。終于，他從洞窟壁畫上看到了王道士請人繪的《唐僧取經圖》，遂生一計，稱自己是印度的佛教徒和唐僧的崇奉者，來敦煌是受印度政府的委托，把印度已不存在的佛經再取回去等等。這番話竟然說動了這位“司庫大人”。王道士第二天就拆開封牆，讓斯坦因進入秘室。斯坦因在其所著《西域考古記》中寫道：“從道士所掌微暗的油燈光中，我的眼前忽然為之開朗，卷子緊緊地一層一層地亂堆在地上，高達十尺左右。”其中“用無色堅韌的畫布作包袱的一個大包裹，打開後全是古畫”，“顔色調和，鮮豔如新”。斯坦因以捐一筆錢給廟裡的方式，得到了裝滿寫本的24隻箱子。另外還有五隻，仔細裝滿了畫繡品及其他美術品遺物。1914年後，他又從王道士手裡得到五隻大箱。1930年再來時，因中國學術界的一緻反對而未得逞。據英國目前公布的數字，斯坦因劫去的文物達9000餘件。
繼斯坦因之後，法國的伯希和于1908年7月來到這裡，憑他淵博的漢學知識，劫走了比斯坦因更有價值的文物6000餘卷。
接踵而來的是日本大谷探險隊的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俄國的奧登堡也于1914年至1915年間從藏經洞和其他一些洞窟中盜走1萬餘件文物資料及壁畫。美國的華爾納1924年到莫高窟後，由于無經卷可竊，便用特制的膠布剝走了第139、141、144、145号洞窟中精美的唐代壁畫26方……
莫高窟的文物精品被斯坦因大量盜走的消息被清政府知道後，命令将剩下的經卷裝成兩隻木桶，封釘堅固，施以彩繪，制成“轉經桶”置于佛殿之中，又責成王道士看管，并且還賞給他300兩銀子作為他看守經卷的補償。而這兩隻“轉經桶”今日仍豎在第17号窟中，桶中一無所有。王道士變本加厲地“私賣”，幾乎使藏經洞内的古物為之一空。經過有良心的學者一次次上書呼籲，才迫使清政府下令把所有殘存的經卷寫本悉數運回北京。然而，起運時清理在數的8600餘卷，經沿途大小官員強取豪奪，所剩下的就是現保存在北京圖書館的那四五千卷。
百年前洞開的一幕，至今回溯起來仍令人心顫。一個巨大的中華文明的寶庫竟由屈屈一個假道士據為己有，寫下了令世代垂淚的一筆。今天，敦煌的曆史價值、學術價值已是全世界文明價值中的重要部分。敦煌的保護得到了全世界和全中國人民的重視。沒有人可以回到百年前，再行掠劫盜販之事。然而，這并不意味着百年前的曆史今天沒有重演的可能。
組成部分
敦煌石窟包括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等，共有石窟600餘個，敦煌藝術是佛教題材的藝術。有曆代壁畫五萬多平方米，彩塑近三千身，内容非常豐富。敦煌石窟藝術是産生和積存在敦煌的多門類的藝術綜合體，它包括了敦煌建築、敦煌壁畫和敦煌彩塑。
壁畫
敦煌石窟藝術中數量最大，内容最豐富的部分是壁畫，這些壁畫既有反映宗教題材的，也有反映當時一些生産勞動場面、社會生活場景的，為研究4世紀到14世紀的中國古代社會提供了寶貴的資料。莫高窟的壁畫也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盛唐時期的壁畫水平最高。學者都将敦煌壁畫稱作是“牆壁上的圖書館”。 石窟壁畫富麗多彩，各種各樣的佛經故事，山川景物，亭台樓閣等建築畫、山水畫、花卉圖案、飛天佛像以及當時勞動人民進行生産的各種場面等，是十六國至清代1500多年的民俗風貌和曆史變遷的藝術再現。 在大量的壁畫藝術中還可發現，古代藝術家們在民族化的基礎上，吸取了伊朗、印度、希臘等國古代藝術之長，是中華民族發達文明的象征。 各朝代壁畫表現出不同的繪畫風格，反映出我國封建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狀況，是中國古代美術史的光輝篇章，為中國古代史研究提供珍貴的形象史料。
建築
敦煌石窟存有500多個洞窟中保存有繪畫、彩塑492個，按石窟建築和功用分為中心柱窟（支提窟）、殿堂窟（中央佛壇窟）、覆鬥頂型窟、大像窟、涅槃窟、禅窟、僧房窟、廪窟、影窟和瘗窟等形制，還有一些佛塔。窟型最大者高40餘米、寬30米見方最小者高不足盈尺。從早期石窟所保留下來的中心塔柱式這一外來形式的窟型，反映了古代藝術家在接受外來藝術的同時，加以消化、吸收，使它成為中國民族形式 其中不少是現存古建築的傑作。在多個洞窟外存有較為完整的唐代、宋代木質結構窟檐，是不可多得的木結構古建築實物資料，具有極高的研究價值。
彩塑
敦煌石窟藝術内容之一。敦煌石窟是建築、雕塑、壁畫三者結合的立體藝術。雕塑是石窟的主體。由于敦煌石窟開鑿在礫岩上，所以除了高達二三十米的南大像、北大像為石胎泥塑外，餘多為木架結構。其制作過程是：在自然長成的與佛像姿勢相近的樹枝上，或人工制作成的木架上束以葦草，草外敷粗泥，再敷細泥，壓緊抹光塑像成形，再上白粉，最後彩繪，故名彩塑。敦煌彩塑上起十六國，經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回鹘、西夏、元直到清代，曆時千餘年，現在尚存彩塑三千多身，其中圓雕兩千多身，浮塑一千餘身。基本完好的原作一千四百餘身，其餘大半經過後代上彩或重塑，有的已部分或全部失去原作面貌。但像莫高窟這樣，保存古代彩塑之多，曆時之長，技藝之精，在中國和世界上都是罕見的。
文化遺産價值
曆史價值
敦煌石窟營造及其曆史過程，敦煌的悠久曆史，當地有影響的世族與大姓，以及敦煌同周圍民族與西域的關系，在曆史中沒有或很少記載。敦煌石窟有成千上萬個供養人畫像，其中有一千多條還保存題名結銜。能夠了解許多曆史狀況和曆史線索。本生、佛傳、福田經變、彌勒經變、寶雨經變、楞伽經變及供養人題記，可幫助了解古代經濟生活的狀況。法華經變、涅槃經變提供了古代軍隊操練、出征、征伐、攻守的作戰圖，及兵器裝備的寶貴形象資料。敦煌壁畫中保存有屬于體育屬性的資料，如騎射、射靶、馬技、躍馬、相撲、角力、舉重（舉象、舉鐘）、奕棋、投壺、武術、遊泳、馬球、蹴踘等。敦煌石窟的彩塑和壁畫，大都是佛教内容：如彩塑和壁畫的尊像，釋迦牟尼的本生、因緣、佛傳故事畫，各類經變畫，衆多的佛教東傳故事畫，神話人物畫等，每一類都有大量、豐富、系統的材料。還涉及到印度、西亞、中亞、新疆等地區，可幫助了解古代敦煌以及河西走廊的佛教思想、宗派、信仰、傳播，佛教與中國傳統文化的融合，佛教中國化的過程等等。
藝術價值
敦煌石窟營建的一千年曆程，時值中國曆中上兩漢以後長期分裂割據，走向民族融合、南北統一，臻于大唐之鼎盛，又由颠峰而式微的重要發展時期。在此期間，正是中國藝術的程序、流派、門類、理論的形成與發展時期，也是佛教與佛教藝術傳入後，建立和發展了中國的佛教理論與佛教宗派，佛教美術藝術成為中國美術藝術的重要門類，最終完成了中國化的時期。
科技價值
敦煌作為中西交通的樞紐，在壁畫上不僅留下了商旅交往的活動情景，還留下了寶貴的交通工具的形象資料。他們有牛、馬、駝、騾、驢、象、舟、船、車、轎、輿、辇等。常用的交通工具車輛類型各異，牛車有“通幰牛車”、“偏幰牛車”、敞棚牛車，馬車有驷車、駱車，還有駱駝車、童車、獨輪車等，特别是保存了中國為世界交通工具做出獨有貢獻的獨輪車、馬套挽具（胸帶挽具和肩套挽具）、馬蹬、馬蹄釘掌等珍貴的圖像數據。隋至西夏的尊像畫、藥師經變中的佛、菩薩、弟子手中及供桌上繪畫了玻璃器皿，有碗、杯、缽、瓶、盤等器型，它們呈透明、淺藍、淺綠、淺棕色，器型、顔色與紋飾表現出西亞薩珊風格或羅馬風格，說明了這些玻璃器皿是從西亞進口的。壁畫不僅反映了古代玻璃工藝的特點，還反映了中西的玻璃貿易。
藝術
建築藝術
敦煌石窟存有500多個洞窟中保存有繪畫、彩塑492個，按石窟建築和功用分為中心柱窟（支提窟）、殿堂窟（中央佛壇窟）、覆鬥頂型窟、大像窟、涅槃窟、禅窟、僧房窟、廪窟、影窟和瘗窟等形制，還有一些佛塔。窟型最大者高40餘米、寬30米見方最小者高不足盈尺。從早期石窟所保留下來的中心塔柱式這一外來形式的窟型，反映了古代藝術家在接受外來藝術的同時，加以消化、吸收，使它成為中國民族形式 其中不少是現存古建築的傑作。在多個洞窟外存有較為完整的唐代、宋代木質結構窟檐，是不可多得的木結構古建築實物資料，具有極高的研究價值。
彩塑藝術
敦煌石窟開鑿在礫岩上，除南北大像是依山而建的石胎泥塑外，其餘多為木架結構。彩塑為敦煌藝術的主體有佛像、菩薩像、弟子像以及天王、金剛、力士、神等。彩塑形式豐富多彩，有圓塑、浮塑、影塑、善業塑等 最高34.5米，最小僅2厘米左右（善業泥木石像），題材之豐富和手藝之高超，堪稱佛教彩塑博物館。17窟唐代河西都統的肖像塑，和塑像後繪有持杖近侍等，都惟妙惟肖，把塑像與壁畫結為一體，為中國最早的高僧寫實真像之一，具有很高的曆史和藝術價值。
壁畫藝術
石窟壁畫富麗多彩，各種各樣的佛經故事，山川景物，亭台樓閣等建築畫、山水畫、花卉圖案、飛天佛像以及當時勞動人民進行生産的各種場面等，是十六國至清代1500多年的民俗風貌和曆史變遷的藝術再現，雄偉瑰麗。在大量的壁畫藝術中還可發現，古代藝術家們在民族化的基礎上，吸取了伊朗、印度、希臘等國古代藝術之長，是中華民族發達文明的象征。各朝代壁畫表現出不同的繪畫風格，反映出中國封建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狀況，是中國古代美術史的光輝篇章，為中國古代史研究提供珍貴的形象史料。
莫高窟的重要唐代經變壁畫所在洞窟列表如下：
貯存藏品
光緒26年（公元1900年），在16窟北壁發現砌封于隐室中滿貯從三國魏晉到北宋時期的經卷、文書，織繡和畫像等約5萬餘件。文書除漢文寫本外，栗特文、佉盧文、回鹘文、吐蕃文、梵文、藏文等各民族文字寫本約占六分之一。文書内容有佛、道等教的教門雜文的宗教文書，文學作品、契約、賬冊、公文書函等的世俗文書。敦煌藝術的發現，名聞中外，它對中國古代文獻的補遺和校勘有極為重要的研究價值。莫高窟是一座融繪畫、雕塑和建築藝術于一體，以壁畫為主、塑像為輔的大型石窟寺。它的石窟形制主要有禅窟、中心塔柱窟、殿堂窟、中心佛壇窟、四壁三龛窟、大像窟、涅槃窟等 各窟大小相差甚遠，最大的第16窟達268平方米，最小的第37窟高不盈尺。窟外原有木造殿宇，并有走廊、棧道等相連，現多已不存。
莫高窟壁畫繪于洞窟的四壁、窟頂和佛龛内，内容博大精深，主要有佛像、佛教故事、佛教史迹、經變、神怪、供養人、裝飾圖案等七類題材，此外還有很多表現當時狩獵、耕作、紡織、交通、戰争、建設、舞蹈、婚喪嫁娶等社會生活各方面的畫作。這些畫有的雄渾寬廣，有的鮮豔瑰麗，體現了不同時期的藝術風格和特色。中國五代以前的畫作已大都散失，莫高窟壁畫為中國美術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實物，也為研究中國古代風俗提供了極有價值的形象和圖樣。據計算，這些壁畫若按2米高排列，可排成長達25公裡的畫廊。
莫高窟所處山崖的土質較松軟，并不适合制作石雕，所以莫高窟的造像除四座大佛為石胎泥塑外，其餘均為木骨泥塑。塑像都為佛教的神佛人物，排列有單身像和群像等多種組合，群像一般以佛居中，兩側侍立弟子、菩薩等，少則3身，多則達11身。彩塑形式有圓塑、浮塑 影塑、善業塑等。這些塑像精巧逼真、想象力豐富、造詣極高，而且與壁畫相融映襯，相得益彰。
它是一個九層的遮檐，也叫“北大像”，正處在崖窟的中段，與崖頂等高，巍峨壯觀。其木構為土紅色，檐牙高啄，外觀輪廓錯落有緻，檐角系鈴，随風作響。其間有彌勒佛坐像，高35.6米，由石胎泥塑彩繪而成，是中國國内僅次于樂山大佛和榮縣大佛的第三大坐佛。容納大佛的空間下部大而上部小，平面呈方形。樓外開兩條通道，既可供就近觀賞大佛，又是大佛頭部和腰部的光線來源。這座窟檐在唐文德元年（888年）以前就已存在，當時為5層，北宋乾德四年（966年）和清代都進行了重建，并改為4層。1935年再次重修，形成的9層造型。
價值
曆史價值
敦煌石窟營造及其曆史過程，敦煌的悠久曆史，當地有影響的世族與大姓，以及敦煌同周圍民族與西域的關系，在曆史中沒有或很少記載。敦煌石窟有成千上萬個供養人畫像，其中有一千多條還保存題名結銜。能夠了解許多曆史狀況和曆史線索。
本生、佛傳、福田經變、彌勒經變、寶雨經變、楞伽經變及供養人題記，可幫助了解古代經濟生活的狀況。
法華經變、涅槃經變提供了古代軍隊操練、出征、征伐、攻守的作戰圖，及兵器裝備的寶貴形象資料。
敦煌壁畫中保存有屬于體育屬性的資料，如騎射、射靶、馬技、躍馬、相撲、角力、舉重（舉象、舉鐘）、奕棋、投壺、武術、遊泳、馬球、蹴踘等。
敦煌石窟的彩塑和壁畫，大都是佛教内容：如彩塑和壁畫的尊像，釋迦牟尼的本生、因緣、佛傳故事畫，各類經變畫，衆多的佛教東傳故事畫，神話人物畫等，每一類都有大量、豐富、系統的材料。還涉及到印度、西亞、中亞、新疆等地區，可幫助了解古代敦煌以及河西走廊的佛教思想、宗派、信仰、傳播，佛教與中國傳統文化的融合，佛教中國化的過程等等。
藝術價值
敦煌石窟營建的一千年曆程，時值中國曆中上兩漢以後長期分裂割據，走向民族融合、南北統一，臻于大唐之鼎盛，又由颠峰而式微的重要發展時期。在此期間，正是中國藝術的程序、流派、門類、理論的形成與發展時期，也是佛教與佛教藝術傳入後，建立和發展了中國的佛教理論與佛教宗派，佛教美術藝術成為中國美術藝術的重要門類，最終完成了中國化的時期。
從中國繪畫美術的門類角度看，敦煌石窟壁畫中的人物畫、山水畫、動物畫、裝飾圖案畫都有千年曆史，自成體系，數量衆多的特點，都可成為獨立的人物畫史、山水畫史、動物畫史、裝飾圖案畫史。特别是保存了中國宋代以前即10世紀以前如此豐富的人物畫、山水畫、動物畫、裝飾圖案的實例，這是世界各國博物館藏品所未見的。
敦煌壁畫中有音樂題材洞窟達200多個，繪有衆多樂隊、樂伎及樂器，據統計不同類型樂隊有500多組，吹、打、拉、彈各類樂器40餘種，共4500多件。敦煌藏經洞文獻中也有曲譜和其它音樂資料。豐富的音樂圖像數據，展現了近千年連續不斷的中國音樂文化發展變化的面貌。為研究中國音樂史，中西音樂交流提供了珍貴資料。
敦煌石窟大多數洞窟的壁畫中幾乎都有舞蹈形象。有反映人間社會生活、風俗習尚的舞樂場面和舞蹈形象，如西域樂舞、民間宴飲和嫁娶舞樂；有經變中反映的宮廷和貴族燕樂歌舞場景；有天宮仙界的舞蹈形象，如飛天的舞蹈形象，供養伎樂等。還有藏經洞保存的舞譜及相關資料。舞蹈藝術是無法保留的時空藝術，古代的舞蹈形象，現代人已知之甚少，就敦煌石窟舞蹈形象的珍藏而言，堪稱舞蹈藝術的博物館，保存了無數高超的舞蹈技巧和完美的舞蹈藝術形象，代表了各時代舞蹈發展的面貌及其發展曆程。
敦煌石窟藝術中有十分豐富的建築史資料。敦煌壁畫自十六國至西夏描繪了成千成萬座計的不同類型的建築畫，有佛寺、城垣、宮殿、阙、草庵、穹廬、帳、帷、客棧、酒店、屠房、烽火台、橋梁、監獄、墳茔等等，這些建築有以成院落布局的組群建築，有單體建築。壁畫中還留下了豐富的建築部件和裝飾，如鬥拱、柱坊、門窗、以及建築施工圖等。長達千年的建築形象資料，展示了一部中國建築史。可貴的是，敦煌建築資料的精華，反映了北朝至隋唐四百年間建築的面貌，填補了南北朝至盛唐建築資料缺乏的空白。此外，不同時期，不同形制的800餘座洞窟建築，五座唐宋木構窟檐，以及石窟寺的舍利塔群，都是古代留存至今的寶貴建築實物資料。
科技價值
敦煌作為中西交通的樞紐，在壁畫上不僅留下了商旅交往的活動情景，還留下了寶貴的交通工具的形象資料。他們有牛、馬、駝、騾、驢、象、舟、船、車、轎、輿、辇等。常用的交通工具車輛類型各異，牛車有“通幰牛車”、“偏幰牛車”、敞棚牛車，馬車有驷車、駱車，還有駱駝車、童車、獨輪車等，特别是保存了中國為世界交通工具做出獨有貢獻的獨輪車、馬套挽具（胸帶挽具和肩套挽具）、馬蹬、馬蹄釘掌等珍貴的圖像數據。
隋至西夏的尊像畫、藥師經變中的佛、菩薩、弟子手中及供桌上繪畫了玻璃器皿，有碗、杯、缽、瓶、盤等器型，它們呈透明、淺藍、淺綠、淺棕色，器型、顔色與紋飾表現出西亞薩珊風格或羅馬風格，說明了這些玻璃器皿是從西亞進口的。壁畫不僅反映了古代玻璃工藝的特點，還反映了中西的玻璃貿易。
風格衍變
莫高窟現存有壁畫和雕塑的492個石窟，大體可分為五個時期：北朝、隋唐、五代和宋、西夏和元。
北朝時期
開鑿于北朝時期的洞窟共有36個，其中年代最早的第268窟、第272窟、第275窟可能建于北涼時期。窟形主要是禅窟、中心塔柱窟和殿堂窟，彩塑有圓塑和影塑兩種，壁畫内容有佛像、佛經故事、神怪、供養人等。這一時期的影塑以飛天、供養菩薩和千佛為主，圓塑最初多為一佛二菩薩組合，後來又加上了二弟子。塑像人物體态健碩，神情端莊甯靜，風格樸實厚重。壁畫前期多以土紅色為底色，再以青綠褚白等顔色敷彩，色調熱烈濃重，線條純樸渾厚，人物形象挺拔，有西域佛教的特色。西魏以後，底色多為白色，色調趨于雅緻，風格灑脫，具有中原的風貌。典型洞窟有第249窟、第259窟、第285窟、第428窟等。如第243石窟北魏時代的釋迦牟尼塑像，巍然端坐，身上斜披印度袈裟，頭頂紮扁圓形發髻，保留着犍陀羅樣式。
隋唐時期
隋唐是莫高窟發展的全盛時期，現存洞窟有300多個。禅窟和中心塔柱窟在這一時期逐漸消失，而同時大量出現的是殿堂窟、佛壇窟、四壁三龛窟、大像窟等形式，其中殿堂窟的數量最多。塑像都為圓塑，造型濃麗豐滿，風格更加中原化，并出現了前代所沒有的高大塑像。群像組合多為七尊或者九尊，隋代主要是一佛、二弟子、二菩薩或四菩薩，唐代主要是一佛、二弟子、二菩薩和二天王，有的還再加上二力士。這一時期的莫高窟壁畫題材豐富、場面宏偉、色彩瑰麗，美術技巧達到空前的水平。如中唐時期制作的第79窟脅侍菩薩像中的樣式。上身裸露，作半跪坐式。頭上合攏的兩片螺圓發髻，是唐代平民的發式。臉龐、肢體的肌肉圓潤，施以粉彩，膚色白淨，表情随和溫存。雖然眉宇間仍點了一顆印度式紅痣，卻更像生活中的真人。還有在第159窟中，也是脅侍菩薩。一位上身赤裸，斜結璎珞，右手擡起，左手下垂，頭微向右傾，上身有些左傾，胯部又向右突，動作協調，既保持平衡，又顯露出女性化的優美身段。另外一位菩薩全身着衣，内外幾層表現清楚，把身體結構顯露得清晰可辨。衣褶線條流利，色彩豔麗絢爛，配置協調，身材修長，比例恰當，使人覺得這是兩尊有生命力的“活像”。
五代和宋時期
五代和宋時期的洞窟現存有100多個，多為改建、重繪的前朝窟室，形制主要是佛壇窟和殿堂窟。從晚唐到五代，統治敦煌的張氏和曹氏家族均崇信佛教，為莫高窟出資甚多，因此供養人畫像在這個階段大量出現并且内容也很豐富。塑像和壁畫都沿襲了晚唐的風格，但愈到後期，其形式就愈顯公式化，美術技法水平也有所降低。這一時期的典型洞窟有第61窟和第98窟等，其中第61窟的地圖《五台山圖》是莫高窟最大的壁畫，高5米，長13.5米，繪出了山西五台山周邊的山川形勝、城池寺院、亭台樓閣等，堪稱恢宏壯觀。
西夏和元代
莫高窟現存西夏和元代的洞窟有85個。西夏修窟77個，多為改造和修繕的前朝洞窟，洞窟形制和壁畫雕塑基本都沿襲了前朝的風格。一些西夏中期的洞窟出現回鹘王的形象，可能與回鹘人有關。而到了西夏晚期，壁畫中又出現了西藏密宗的内容。元代洞窟隻有8個，全部是新開鑿的，出現了方形窟中設圓形佛壇的形制，壁畫和雕塑基本上都和西藏密宗有關。典型洞窟有第3窟、第61窟和第465窟等。
主要景物
九層樓
洞窟編号第96号，初唐（618～705）。 此窟開鑿于初唐，窟内的大佛高35.5米，兩膝間寬度為12米，是莫高窟的第一大佛。
根據敦煌遺書《莫高窟記》記載，這尊大佛為唐代武周證聖元年（695年）由禅師靈隐和居士陰祖所建。是佛國三世中的“未來佛”彌勒佛，即釋迦牟尼的“接班人”。大佛的制作方法為石胎泥塑，即在崖壁的石沙岩體上鑿出佛像的大體形狀，再用草泥壘塑、用麻泥細塑，最後着色而成。這尊大佛因多次重修，已非唐塑原貌，但仍不失雄偉壯觀的氣勢。
窟前的建築為九層樓，因其共有九層而得名，原為四層，晚唐（874～879）年間建成五層，宋初（966年）重修，九層樓是1935年建造，它攢尖高聳，檐牙錯落，鐵馬叮咚，已成為莫高窟的标志之一。
三層樓
洞窟編号第16～17号，16窟建于唐大中五年至鹹通（851～867）間。窟前倚崖統建三層木構窟檐，故俗稱“三層樓”，為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王道士主持修建，王道士于16窟甬道北側發現藏經洞，後編号為第17窟。因此三層樓也是為數不多的窟中窟。
其中，第十七窟（晚唐，848～906）又名藏經洞，位于第16窟甬道北壁，建于晚唐。原為晚唐河西釋門都僧統洪?的影窟。十一世紀初葉，由于戰亂等原因，将大量佛經、佛畫、法器以及其它宗教、社會文書等五萬多件秘藏于此，砌牆封門，表層飾以壁畫，随着時間的流失，封門之事漸漸被人遺忘……
1900年（清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這一秘室被道士王圓箓在清理積沙時，偶然發現。但令人痛心的是，自1905年至1915年期間，先後有英國人斯坦因、法國人伯希和及日本人桔瑞超、吉川小一郎、俄國人鄂登堡等紛至沓來，他們用低廉的價格從王道士手中騙購古文獻資料近四萬件。
敦煌遺書，包羅萬象，内容涉及到了四世紀到十一世紀中國古代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學、史地、醫藥、科技、民族、宗教、藝術等各領域。
藏經洞
1900年，在莫高窟居住的道士王圓箓為了将已被遺棄許久的部分洞窟改建為道觀，而進行大規模的清掃。當他在為第16窟（現編号）清除淤沙時，偶然發現了北側甬道壁上的一個小門，打開後，出現一個長寬各2.6米、高3米的方形窟室（現編号為第17窟），内有從4世紀到11世紀（即十六國到北宋）的曆代文書和紙畫、絹畫、刺繡等文物5萬多件，這就是著名的“藏經洞”。
藏經洞的内壁繪菩提樹、比丘尼等圖像，中有一座禅床式低壇，上塑一位高僧洪辨的坐相，另有一通石碑，似未完工。從洞中出土的文書來看，最晚的寫于北宋年間，且不見西夏文字，因此可推斷藏經洞是公元11世紀時，莫高窟的僧人們為躲避西夏軍隊，在準備逃難時所封閉的。
莫高窟藏經洞是中國考古史上的一次非常重大的發現，其出土文書多為寫本，少量為刻本，漢文書寫的約占六分之五，其它則為古代藏文、梵文、齊盧文、粟特文、和阗文、回鹘文、龜茲文、希伯來文等。文書内容主要是佛經，此外還有道經、儒家經典、小說、詩賦、史籍、地籍、帳冊、曆本、契據、信劄、狀牒等，其中不少是孤本和絕本。這些對研究中國和中亞地區的曆史，都具有重要的史料和科學價值，并由此形成了一門以研究藏經洞文書和敦煌石窟藝術為主的學科——敦煌學。
藏經洞陳列館
利用原莫高窟下寺改建而成，陳列着跟藏經洞有關的文物，包括流失到國外的敦煌遺書和繪畫的複制品，以及藏經洞的發現和被劫掠的曆史回顧，并且有敦煌學的發展現狀介紹。
莫高窟的畫師
創造了莫高窟壁畫的古代畫師，大緻分為三類：一種是僧官，有一定的社會地位，但為數不多。再就是畫僧，他們是僧侶也會作畫，人數較前者略多。最後便是純粹的畫工了，他們遊走四方居無定所，在洞窟裡作畫，便在洞窟裡起居，一旦完工，就再也看不到他們的身影了。可想而知這個巨大的繪制工程，一定是令許許多多的畫工，耗盡了畢生的精力，他們走進了這狀如蜂巢的石洞，恐怕就再也沒有走出莫高窟了，正是這樣一批優秀而又偉大的無名者，為後世留下了，人類輝煌的絲路文明的影像。
破壞情況
莫高窟在元代以後已很鮮為人知，幾百年裡基本保存了原貌。但自藏經洞被發現後，随即吸引來許多西方的考古學家和探險者，他們以極低廉的價格從王圓箓處獲得了大量珍貴典籍和壁畫，運出中國或散落民間，嚴重破壞了莫高窟和敦煌藝術的完整性。
1907年，英國考古學家馬爾克·奧萊爾·斯坦因在進行第二次中亞考古旅行時，沿着羅布泊南的古絲綢之路，來到了敦煌。當聽說莫高窟發現了藏經洞後，他找到王圓箓，表示願意幫助興修道觀，取得了王的信任。于是斯坦因就被允許進入藏經洞揀選文書，他最終隻用了200兩銀兩，便換取了24箱寫本和5箱其他藝術品帶走。
1914年，斯坦因再次來到莫高窟，又以500兩銀兩向王圓箓購得了570段敦煌文獻。他當時率領一支探險隊在我國新疆進行考古發掘，當他看到長庚将軍送給他的一卷佛經是唐代寫本後，便迫不及待地問明來源，于1908年3月趕抵敦煌。
伯希和是學識淵博的漢學家，他憑着深厚的漢學功底和豐富的考古知識，把藏經洞中所有的遺書通檢一遍。他自己說：“洞中卷本未經餘目而棄置者，餘敢說絕其無有。”有一張伯希和盜竊藏經洞遺書的自拍照：他蹲在洞窟裡，面對堆積如山的經卷，正在蠟燭下一件件、一頁頁地翻檢……他在藏經洞裡待了3周，“不單接觸了每一份文稿，而且還翻閱了每一張紙片”。他純熟的漢語基礎和中國曆史知識，使他選走藏經洞裡的全部精華。所以，他盜走的經卷是最有價值的與最精華的，大約有六七十件全部收藏在巴黎。敦煌遺書最大的價值是保存了許多古代學說，保存了古注。比如《論語》，讀的隻有一種本子，即何晏注的本子。藏經洞發現了皇侃注的本子，收錄了兩漢和魏晉之間所有人講《論語》的要點，都被伯希和盜走了。
伯希和自己也曾自诩說，他拿去的卷子在敦煌卷子裡幾乎都是最有價值的。他把斯坦因依靠翻譯而忽略的更珍貴的經卷和語言學、考古學上極有價值的6000多卷寫本和一些畫卷，裝滿10輛大車，運往巴黎。這些藏品大都捐贈給了大英博物館和印度的一些博物館。大英博物館現擁有與敦煌相關的藏品約1.37萬件，是世界上收藏敦煌文物最多的地方，但由于該館對中國文物的保護不力甚至遭緻失竊，因而受到不少指責。
1908年，精通漢學的法國考古學家伯希和在得知莫高窟發現古代寫本後，立即從迪化趕到敦煌。他在洞中揀選了三星期，最終以600兩銀兩為代價，獲取了1萬多件堪稱精華的敦煌文書，後來大都入藏法國國家圖書館。
1909年，伯希和在北京向一些學者出示了幾本敦煌珍本，這立即引起學界的注意。他們向清朝學部上書，要求甘肅和敦煌地方政府馬上清點藏經洞文獻，并運送進京。清廷指定由甘肅布政使何彥升負責押運。但在清點前，王圓箓便已将一部分文物藏了起來，押運沿途也散失了不少，到了北京後，何彥升和他的親友們又自己攫取了一些。于是，1900年發現的五萬多件藏經洞文獻，最終隻剩下了8757件入藏京師圖書館，現均存于中國國家圖書館。
對于流失在中國民間的敦煌文獻，有一部分後來被收藏者轉賣給了日本藏家，也有部分歸南京國立中央圖書館，但更多的已難以查找。王圓箓藏匿起來的寫本，除了賣給斯坦因一部分以外，其他的也都在1911年和1912年賣給了日本的探險家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1914年，俄羅斯佛學家奧爾登堡對已經搬空的藏經洞進行了挖掘，又獲得了一萬多件文物碎片，藏于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
近代，除了藏經洞文物受到瓜分，敦煌壁畫和塑像也蒙受了巨大的損失，所有唐宋時期的壁畫均已不在敦煌。伯希和與1923年到來的哈佛大學蘭登·華爾納先後利用膠布粘取了大批有價值壁畫，有時甚至隻揭取壁畫中的一小塊圖像，嚴重損害了壁畫的完整性。王圓箓為打通部分洞窟也毀壞了不少壁畫。1922年，莫高窟曾一度關押了數百名俄羅斯沙皇軍隊士兵，他們在洞窟中煙熏火燎，破壞不小。
1940年，張大千在此描摹壁畫時，發現部分壁畫有内外兩層，他便揭去外層以觀賞内層，這種做法後來引發了争議，依然争論不休。1940年至1942年，國畫家張大千兩次赴敦煌莫高窟臨摹壁畫，在那裡逗留的時間加起來約一年多，剝損壁畫的事情就發生在這期間。張大千剝損的壁畫總共約有30餘處。莫高窟第130窟是敦煌最具代表性的石窟之一，窟内26米高的佛像是敦煌第二大佛。張大千剝損的壁畫位于進門甬道，據介紹，他首先剝去第一層的西夏壁畫，然後又剝去第二層的晚唐壁畫，如今人們隻能看到最下面的盛唐壁畫，而盛唐壁畫因前人覆蓋時為了增加泥土粘合力，已被劃得面目全非。甬道的牆上，清晰地留下了他層層剝畫的斷面。據記載，這座石窟曆時29年才築成，平均一年掘進一米，而張大千在短時間内使它大大改觀。如此典型的被他剝損壁畫的石窟還有第108窟、454窟等。
掠奪簡史
光緒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道士王圓箓發現“藏經洞”，洞内藏有寫經、文書和文物四萬多件。此後莫高窟更為引人注目。
1907、1914年英國的斯坦因兩次掠走遺書、文物一萬多件。
1908年法國人伯希和從藏經洞中揀選文書中的精品，掠走約5000件。
1910年藏經洞中的劫餘寫經，大部分運至北京，交京師圖書館收藏。
1911年日本人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從王道士處，掠走約600件經卷。
1914年俄國人奧爾登堡又從敦煌拿走一批經卷寫本，并進行洞窟測繪，還盜走了第263窟的壁畫。
1924年美國人華爾納用特制的化學膠液，粘揭盜走莫高窟壁畫26塊。
保護現狀
國外合作
1992年由日本政府無償援建，位于售票處對面，為半地下式博物館，持莫高窟門票免費參觀。主要展覽包括莫高窟的考古發現、莫高窟的保護和研究曆史、與國外研究機構的合作項目介紹等，敦煌石窟文物陳列展廳，展出敦煌石窟出土的文物精品，設有敦煌莫高窟的創建、敦煌壁畫摹本珍品、畫工繪制洞窟使用過的繪畫工具、莫高窟發現的精美的古代絲織物、藏經洞發現的古代寫本真迹、敦煌花磚藝術等陳列單元。它們從不同的側面，反映了敦煌石窟的發展曆史和豐富多彩的文物。n石窟複制展區以1:1比例複制的八座有代表性的洞窟，包括北涼第275窟、西魏第249和第285窟、隋代第19窟、初唐第220窟、盛唐第217窟、元代第3窟和安西榆林窟中唐第25窟，展示了敦煌石窟營建一千年間的藝術精品。
中國保護
1944年，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成立，常書鴻任所長，标志着敦煌莫高窟保護與研究工作的正式開始。
1950年，改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為敦煌文物研究所，國家正式參與敦煌文物的保護、維修與研究。
1951年，文化部委托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古代建築修整所的古建、考古專家，勘察莫高窟保護現狀，制定保護規劃，并在此後的10年間，搶修了5座唐宋木結構建築，維修加固了3處崩塌崖面和數百個洞窟。
1961年，敦煌莫高窟被列為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
1963年~1966年，先後三期完成了敦煌莫高窟576米崖面和354個洞窟的維修加固。
1983年，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成立。
1984年，将擴建後的敦煌文物研究所改名為敦煌研究院，段文傑任院長，同年完成莫高窟南區南段26個洞窟和172米崖面的加固工程。
1987年，敦煌莫高窟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産”名錄，同年日本人青山慶示向敦煌研究院捐贈8件敦煌文物，這是流失海外的藏經洞文物首次歸還中國。
1988年，國家文物局、敦煌研究院、美國蓋蒂保護所簽訂保護敦煌莫高窟國際合作項目，同年與日本東京國立文化财研究所也簽訂合作保護項目。
1993年，敦煌研究院與美國蓋蒂保護研究所、中國文物研究所聯合舉辦了首屆“絲綢之路古遺址保護國際學術會議”。
1998年，敦煌研究院與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合作，申請并通過了中國第一個敦煌學博士學位授予點。
1999年~2002年，敦煌研究院與美國蓋蒂保護研究所、澳大利亞遺産委員會合作，制定了《敦煌莫高窟保護與管理總體規劃》
2000年，“藏經洞文物發現暨敦煌學百年”紀念活動在敦煌舉行。
2001年，敦煌研究院與蘭州大學地質系聯合創辦中國第一個文物保護研究中心。
2002年，《甘肅省敦煌莫高窟保護條例》被甘肅省人大常委會審議并通過，2003年3月1日正式實施。
2008年12月29日，總投資2.61億元的莫高窟保護利用工程獲國家發改委的批複立項開工，這是莫高窟文物保護史上規模最大、涉及面最廣的一項綜合性保護工程。該工程包括保護利用設施、崖體加固及棧道、風沙防護、安防等，中央預算内投資1.8億多元，其餘的資金由甘肅省來籌措。整個工程将于2011年完工。
2020年中國世界文化遺産年會暨世界文化遺産城市市長論壇榮獲2019年遺産保護管理工作5星等級。
所獲榮譽
2021年10月，入選“百年百大考古發現”名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