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簡介
《我與父輩》從自己的童年開始寫起,把人們帶回到上世紀那個充滿貧窮和饑餓的年代,講述了生活在偏僻農村裡的父親、大伯、四叔坎坷而平淡的一生,以及自己艱辛的成長經曆。當然,除了對那段沉重曆史的回憶之外,閻連科用更多的筆墨講述了父輩對子女濃濃的親情,講述了自己在溫暖的親情之下獲得的滋養,以及對這種親情的真誠感恩。經曆過的人讀這長文會有一種共鳴;而沒經曆過的人,卻有一種警醒與啟迪。
作品目錄
人物介紹
個人簡介
閻連科,1958年出生于河南嵩縣田湖,1978年應征入伍,1979年開始寫作,1991年畢業于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現為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中共香港科技大學為中國文化客座教授。
曾獲第一、二屆魯迅文學獎及第三屆老舍文學獎,入圍2012年度法國費米娜文學獎短名單、2013年布克國際文學獎短名單;獲得第十二屆馬拉西亞花蹤世界華文文學獎、2014年卡夫卡文學獎、2015年日本推特文學獎、2016年第六屆世界華文長篇小說獎“紅樓夢”獎。
作品已被譯為日、韓、越、法、英、德、意、荷、挪威、以色列、西班牙、塞爾維亞等二十多種語言出版。
代表作品
長篇小說《日光流年》《堅硬如水》《受活》《風雅頌》《炸裂志》
中篇小說《年月日》《黃金洞》《耙耧天歌》《朝着東南走》
短篇小說《黑豬毛白豬毛》
散文《我與父輩》《田湖的孩子》
作品鑒賞
《我與父輩》是《鐘山》推出的“個人史”系列的最新文本。在因天災人禍造成的那些苦難年代,在貧窮的鄉村,我與父親、大伯、四叔等父輩的故事,默默上演。大曆史退到幕後似有似無,個人、家庭的心理遭際、情感煎熬、靈肉滄桑成為主體。自然災害造成田野荒蕪,可以計算減産、歉收數額;天災人禍造成的心田荒蕪呢?疼痛、苦澀、哀絕、恐懼、幻滅、絕望、悔恨、頹廢……這些負面的情感成了多個曆史時期的日常情感,是潛在的巨大的曆史“軟成本”,卻往往被人忽略了―――每次曆史事件過後,人們習慣于統計傷亡人數、經濟損失,體量巨大的民間疾苦失去了具體性,最終隻能湮沒無聞。《鐘山》的“個人史”叙事就是要找到并保持這些具體性,實行對曆史的情感成本多點的不間斷的有效存盤。傷疤好了痛不能忘;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大曆史叙述對個人情感的忽視必然使人道主義成為單性人道主義,有斷子絕孫的危險。
——《鐘山》賈夢玮
勿庸諱言,較之時下恣肆泛濫的快餐文字,本書無疑是五十年沉澱而不得的濃醇佳釀。閻連科回望生養于斯的故鄉黃土,回望同一時空下交錯連接的先輩之情,在母語文化年深日久的浸染下,不惜生命、腦汁、心血,傾情釀造了對這一語系的反哺與彰顯。其用心之苦,用情之深,用力之巨,其對漢字的笃信、虔誠和敬畏,令我們一睹了什麼是高度負責和面對曆史的寫作。父輩的勤勉、隐忍、克己和無私,注解了以農耕文明發轫的華夏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傳的興盛基因和圖騰密碼。書中對人生的分合聚散,對生命的流轉遞進,有着近于宗教般的解讀和诠釋。(遼甯讀者張國增)
一次閱讀,仿佛一次墜入倫理懸崖的感受——這是閱讀閻連科的《我與父輩》最突出的感覺。《我與父輩》讓你心懸一線,讓你深深傷痛、讓你受到心靈的震顫之後,開始一種心在懸崖般的自救和慰撫。閻連科的《我與父輩》,對我而言,正是這樣一部讓我深深沉浸進去而又難以自拔的作品。這部以作家本人完全的自傳和家族日常的坎坷描述的長篇散文,與其說是閻連科對他和他的父輩生活的一次最真實的講述,倒不如說是他的倫理與精神的最真實的一次忏悔和歌頌。
閻連科的小說大多在現實的背景下講述荒誕奇異、華麗奇谲的故事,十幾年來,他的每一部小說都讓讀者驚訝、愕然與争論,使之成為“中國最有震撼力也最受争議的作家”。而他的這部長篇家族描述,則更能夠讓我們直接觸及到作家的内心和精神世界,感受到作家的倫理活動與倫理中靈魂的顫抖。我們從《我與父輩》的開卷之初,到書的末頁尾句,那種一以貫之的、濃濃的自我忏悔,仿佛一條帶着家族血淚和無限溫情、純情的涓涓河流,時而緩且麗然,時而湍急悲傷,其全文中的質樸和誠懇,字字句句,都讓讀者動容動心。恰如作者在開篇就誠誠懇懇寫下來的:
“也就那一刻,我為我的寫作感到了歉疚和不安。”
因為:“我隐隐感覺到,似乎我的寫作是一件與他們無關的事”。
在我們看來,最應該讓閻連科驕傲的寫作,在他一個妹妹的問題面前,反而成了讓他自我忏悔的觸發。
這是一個以誠實立足天下的作家的寫作;是一個把誠實放在《我與父輩》的精神首位的一次書寫;是一個還固執得把自己的身心放在出生與成長的鄉土之中的人的倫理寫作。唯有面對讀者,以誠實為本的人,才能夠、并敢于在文字中那樣誠懇的撕開内心,袒露靈魂;也唯有把自己放在舊日鄉土中的固執者的寫作者,才能在今時今日,開始一種坦蕩的忏悔。而如果說散文也有主角的話,我想,在這部《我與父輩》中,主角其實不是閻連科,而是他的父輩。那些被他在文中以連綿的忏悔去面對、以飽滿卻又節制的情感去歌頌的人——那個使閻連科心懷歉疚、自覺虧欠良多的父親;那個“偏僻鄉村的農民,極盡平凡和卑微,可又是一個堪用超凡去形容的尊貴的生命和尊貴的人”——他的大伯和大伯家的兒女們;以及如閻連科所說:“骨子裡,有着太多如我一樣的懦弱和沉默”的四叔等。這些讓閻連科忏悔的父輩們,在閻連科作為兒子、侄兒為他們書寫時,使閻連科在倫理的忏悔中顯出了刀刻般的真實和印痕,也在《我與父輩》極盡委婉、極盡質樸的叙述中,父親、大伯和叔叔,閃耀出了父輩、農民、人——那種生命無限的尊貴和高貴。
鄉土與父輩,是閻連科的自卑,也是他的自尊;是他的驕傲,也是他的失落。當然,這或許是很多從農村出來的人共有的經驗。鄉土帶給了他們先天的不公,也帶給了他們更多的故事、更刻骨的經曆、更強烈的情感,一輩子都咀嚼不盡。但是對很多人,尤其是那些擺脫了鄉土、進入了城市的人,這種經驗會漸漸被有意無意的消磨、淡忘掉。而對于閻連科,這種經驗似乎随着他的人生閱曆越來越豐厚而愈加強烈。所以,他能舉重若輕得寫道:
“鄉村,不是那個年代的主體,不是革命的主體。那個年代,和今天的改革開放完全一樣,主體乃是城市,而非鄉村和十億農民。”
又能分外沉郁地寫道:
“可他的子女們,那些出生在八十年代的一輩人,将無法明白他的父輩們,是如何的為了生存而奮鬥,為了婚姻,而丢掉了做人的尊嚴。”
而這一切,曆經過父輩故事的閻連科是明白的,所以他才自我忏悔,它才歌頌父輩。也因為明白那些一生為了活着和活着中的柴米油鹽、生老病死的父輩,甚至今天活在那塊土地上的人,閻連科才能一次又一次那麼平靜得寫到父輩們的故去,是“到另外一個世界躺下來,靜等着他們子女随後的跟随和團聚”。
閱讀《我與父輩》時,讓人想起閻連科在寫完《風雅頌》的自述。他說,通過幾十年的“漂泊”與“奮鬥”,他在城市裡擁有了戶口、房子、妻子、孩子,卻感覺自己的家原本是不在這裡的。他的家是在生他養他的河南農村。可回到家鄉之後,卻發現一切皆已面目全非,“家非所家”。我想,如果說現實中的家鄉已經不能給閻連科的靈魂帶來安甯和輕松,那麼這次《我與父輩》的書寫,是不是閻連科通過真實的經曆與文字最大限度的真誠結合和忏悔,使他在倫理和精神中力圖找回他心靈中可依可靠的那個“溫暖的家”。這份在我們時代中久違缺失的溫暖的家,其實也正是我們今天所有的現代人的一種缺失和尋找。而作家的這種倫理上無盡的悲傷與忏悔,其實也正是我們所有做兒女的人,共同向父母大人的一次歉疚的表達和忏悔的鞠躬。(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虞金星)
閻連科在當代文壇素有“虎癡”之稱,原因在于他将小說當成“拿頭撞牆的藝術”,敢于直面現實,橫掃千鈞,敲碎重重禁忌。這使他常常被公衆想象成一副怒發沖冠、橫眉冷目的模樣,而見過閻連科的人都知道,他性情寬厚、樸拙,非常平易,與小說中表現出的堅硬銳利判若兩人。這種文與人的印象錯位,和人們隻關注他的小說創作不無關系。我們知道,作家的性情和文體之間有一種非常奇妙的對應,某些情感隻有在特定文體的激發和帶動下才會流露出來。在古代,許多文學家兼工詩詞,但在詩詞中卻表達出不同的經驗,所謂“詩莊詞媚”就包含這樣的道理。對于閻連科而言,小說和散文一體兩翼、互為補充。在小說中,他與現實對話,經由想象和虛構,表達一種擊穿曆史和現實的“執念”;在散文中,他則與靈魂照面,返歸本心,記述自我的精神旅程。所以,閻連科的讀者,都有必要去讀一讀他的散文。不僅因為他在散文中透示出一種不同于小說“虎癡”般的溫厚性情,更因為他的散文其實是一顆“洩密的心”,聽懂了這顆心,我們就觸及到了閻連科的底線,我們就會明白,閻連科何以成為今日的閻連科,而《我與父輩》恰好為我們提供了這樣一份答案。
在這部長篇散文中,閻連科回到了他憂思難忘的鄉土,用平實的筆調追懷了自己的父輩,與此同時,也與靈魂對話、自我解剖,其間的真摯、哀樂、苦痛與歉疚,在在令人感喟。而我感到,這其中最可貴的地方在于,他寫出了一種鄉土的生命精神,這其實是閻連科寫作的底線。閻連科對世界的理解,對存在的質詢,都和這一底線深刻相關。因此,對這種底線的勾勒使這部散文超越了一部簡單的悼亡之作,有了大的情韻和襟懷。衆所周知,在以往的散文叙述中,鄉土要麼被書寫成愚昧落後需要被啟蒙的蠻荒之地,要麼被寫成原鄉神話,成為無論魏晉、不知有漢的桃花源。鄉土本身的氣韻和精神,卻很少有人去書寫和關注。對于作家而言,這也确實是一個難于處理的問題。因為我們都知道,鄉土的生活“日光流年”,在歲日時節裡,自然向前推進,沒有那麼多差異性可供描摹。生老病死,如同草木枯榮般循環往複,一旦施之筆墨,很容易粘滞于瑣細的生活事象。作家為了超越這一點,常常以一種現代性的眼光,來打量和删削鄉土的本相。而閻連科的可貴之處在于,他能夠通過與父輩們的精神往來,對鄉土生命凝神觀照,将卑微的生存寫出尊嚴。正如他在散文中寫的那樣“尊嚴有大小之說,但沒有高貴卑賤之分。如同鐘表上的時間,座鐘大者可卧似房屋,站如松柏;小者如拳頭鳥蛋,擱在桌角床頭,如鳥雀卧枝”。對于閻連科的父輩來說,他們活得就是這份鳥雀卧枝般的尊嚴。無論鄉土的曆史和現實加在他們身上多少苦難,都無法壓垮那種倔強和堅韌。而這或許就是鄉土生命的精神,樂生樂死,總有一種應對的從容。寫到這裡,就不得不提閻連科大伯寒冬涉水、搬運石頭的那個場景。
“大伯就帶着他的孩子們,脫下衣褲,單穿了褲衩和布衫,先在岸邊用雙手拍拍凍僵的腿上的肌肉,而後走進水裡,趟過河去,……嘴裡呼着白氣,額門上挂着霧汗,而周身卻又結着水珠冰淩,吱吱呀呀地踩着青白的冰碴,趟着齊腰的河水,把石頭運至河的這邊,再拉回到村子裡”
我相信,讀者一定會和我一樣驚異于這樣的叙述。這也是我之所以說,我們要讀讀閻連科散文的原因。我們分享了這樣的情感和記憶,就不會對閻連科小說中的那些“絕境”感到驚奇,無論是“三姓村”、還是“受活莊”,那種絕境中拓路的誇張想象,對照着他的散文來讀,就變成了水到渠成的叙事。“割肉買皮”也好,施展“絕術”也罷,這些為生存而罔顧一切的修辭想象,早就在閻連科的鄉土經驗中播下了種子。
我們都知道,古人寫追懷文字,常常因感情而文過飾非,專講祖先的神明英武,人心的短處卻緘口不提。我上面說,閻連科的《我與父輩》有大的情韻和襟懷,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能放下種種挂礙,與這個世界素心相對。他在叙述中一點也不掩飾父輩的缺點,能以一顆寬和之心,娓娓道來。他寫到自己的大伯好賭,幾次三番輸掉了蓋房錢,這本是人的缺點,吊詭的是,我們讀來竟一點也不覺得這個人的惡,倒是這個人的真,這其實就是散文的倫理,是散文背後的那顆心,早就寬宥理解了這一切,從而讓叙述顯得樸實中有一種澄明。
值得注意的是,閻連科對自己,卻始終沒有寬恕,他始終感覺到對父親有一種“失孝”的歉疚。他寫自己沒有花10元錢,讓父親看一場《少林寺》;寫到自己逃離鄉土,沒有幫助父親承擔起家庭的責任……,我們可以感覺到閻連科那種難遣的愧疚,然而,一個鄉土中的少年又能如何呢?難道他的父輩不也希望他能逃離嗎?但這卻成了閻連科難以自我清理的“原罪”。因此,他隻有不斷地在寫作中返回鄉土,去思考鄉土的生命、鄉土的一切。或許,唯有在寫作中,他才能解厄和超脫吧。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說他的散文,他的《我與父輩》,是一顆“洩密的心”,因為它讓我們聽到了閻連科靈魂的跳動,閻連科的文學密室,也在這種跳動聲中豁然洞開,現出了他的底線。而這底線,我們知道,就是這糅合了苦痛、哀樂、絕望又無法走出的鄉土。(北京大學劉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