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
成都平原發育在東北—西南向的向斜構造基礎上，由發源于川西北高原的岷江、沱江（綿遠河、石亭江、湔江）及其支流等8個沖積扇重疊聯綴而成複合的沖積扇平原。
整個平原地表松散沉積物巨厚，第四紀沉積物之上覆有粉砂和粘土，結構良好，宜于耕作，為四川省境最肥沃土壤，海拔450～750米，地勢平坦，由西北向東南微傾，平均坡度僅3～10‰，地表相對高差都在20米以下，有利于發展自流灌溉。遠在公元前250年的秦代就修建了舉世聞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引岷江水灌溉平原上廣大農田，成為四川省種植業發展最早的地區之一。
經過不斷的治理改造和擴建，都江堰灌溉範圍比50年代初期大為擴大，灌溉面積增加了3倍。農田水利十分發達，耕地集中連片，屬典型的水田農業區，土地利用率高達60％以上，農作物主要有水稻、小麥和油菜，産量高而穩定，常年提供的商品糧、油分别約占四川全省的1/5和2/5,是四川和全國著名的商品糧、油生産基地。養豬水平向居全省前列，是四川生豬基地。但因平原鄰近川西高原山地，深受山地下沉的冷空氣的影響，加之平原河水大多來自西部高原山地的冰雪融水；同時，平原上地勢低窪的古河道地區，地下水位高，土壤冷濕。故成都平原無論氣溫、水溫和土溫均較低，熱量條件較之四川盆地其他地區稍為遜色。
曆史文化
成都平原是一個曆史悠久、文化發達的地區。從古至今，這片熱土不知荟萃了多少英才，哺育了多少先驅。但是，很久以來，人們一直相信成都平原文明的開端，是公元前316年秦國派張儀滅掉古代蜀國後，将其劃為秦國的蜀郡，然後大量輸入華夏文明，這樣蒙昧的成都平原才進入了文明時代。至于張儀滅蜀之前成都平原的模樣，惜墨如金的古人用了八個字：不曉文字，未有禮樂。
這八個字掩蓋了一切真相，并且擋住了兩千年來曆代學者關注的目光。然而，埋藏已久失落的古文明一旦被發現，哪怕被發現的隻是冰山一角，逝去的時代也象潮水般不可遏仰地重現在今天的眼前。成都平原失落古文明之冰山一角的發現，與公元1898年王懿榮在中藥材裡發現刻有符号的甲骨從而揭開殷商文明面紗一樣，純屬偶然。
公元1929年春，四川廣漢月亮灣，當地農民燕道誠父子掏地下水坑時挖出玉器400餘件，翻開了“成都平原失落古文明”的扉頁。在挖出寶物之後，燕道誠懷着特殊的心理，将其中大部分贈給了親友鄰居，這使得部分文物流傳到成都，引起了當時學者的關注。這一重大發現本該成為尋找成都平原失落古文明之起點，但在兵荒馬亂的舊時代，什麼都無從談起。
直到1986年，四川大學曆史系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在三星堆和月亮灣進行聯合挖掘，辛勤工作了幾個月的他們始終一無所獲；但是“無心插柳柳成蔭”，當地磚廠工人在取土的時候發現了兩個大型祭祀坑。考古人員立即趕到進行仔細挖掘，三星堆遺址終于浮出水面，成都平原失落的古文明開始發散出它迷人的光彩。
沒有等到學者們将三星堆文化研究透，更為瑰麗的金沙遺址又被發現。2001年2月8日下午，一家房地産開發公司在位于成都西郊蘇坡鄉金沙村修建房屋的施工過程中，意外地挖掘出規模宏大的古代文化遺址。當晚，考古專家初步鑒定，金沙村商周文化遺址是一個很有研究和考古價值、規模宏大的“古墓”。第二天上午，市文物考古工作隊進駐現場，對挖出來的浮土進行翻查，并開始着手考古發掘工作……
金沙遺址的發掘工作還在進行中，一個發達程度與三星堆文化相當甚至超過三星堆的古文化遺址出現在面前。結合解放以來的成都平原其他的考古發現如新津寶墩、溫江魚凫村遺址以及年代稍後的商業街船棺和十二橋遺址；再對照衆多傳世文獻中對古代蜀國的記載，曆史學家們發現考古結論和文獻記載出現了驚人的吻合。
這一結果雄辯地證明：在秦國勢力華夏文明入主成都平原之前，成都平原早已進入文明時代，而且擁有着高度發達的物質精神文化。隻是在巨大的軍事壓力下，由于種種原因，它湮滅在曆史的荒原，成為失落的古文明--古蜀文明。
自然災害
洪澇
成都平原河網密集，易爆發洪災，平原的洪澇災害是由于暴雨彙流的滞後時間短，暴雨過程尚未結束，各處洪流即已紛紛向平原内地勢最低的兩處彙口集中，等待排出，而兩處出口均有洩洪能力不足的缺點，于是先期到達的洪流尚未排完，後面又來了新的洪流，以緻在彙口沖刷扇範圍内形成澇災。
公元前256年望、叢兩帝興建都江堰工程，經過曆代勞動人民不斷維修和改建，都江堰工程起到了“引水以灌田，分洪以減災”的積極作用。但是由于其渠首工程設在灌縣崛江上，因此分洪作用也主要針對來自眠江上遊的洪水，對于來白平原西北暴雨中心的洪水（分别為鄧妹南河及沱江源頭的十餘條支流彙流區）造成的洪澇災害的消減作用就不明顯，故成都平原局部洪澇災害幾乎年年不斷，全流域洪澇災害依然時有發生。
1947年6月30日至7月6日，成都平原出現一次曆時長、範圍廣、雨量大的降雨過程。特大洪水使成都城區、府河沿岸、岷沱兩江嚴重受災。成都市80多條街道被淹，市區盡成澤國，安順橋被沖毀。
1981年7月中旬，成都平原部分地區爆發特大洪水，被稱為“81.7”特大洪水，望江樓水文站洪峰流量1050立方米/秒、重現期為70年。“81.7”暴雨主雨時段出現在7月12～14日，具有以下特征：一是暴雨籠罩面積大；二是前期降雨頻繁；三是暴雨時間集中，時程分布惡劣；四是暴雨區走向與江河流向一緻，形成雨洪同步，洪峰疊加。基本上雨峰伴着洪峰前進，雨洪同步，洪峰疊加，形成三條江的特大洪水。成都市是“81.7”洪水的重災區，全市絕大部分縣（區）被災，68個場（鎮）、243個鄉（公社）被淹，其中：金堂縣趙鎮、雙流縣黃龍溪、新都縣石闆灘3個鎮被洪水圍困，成為孤島。全市直接經濟損失達3億元以上。
地震
成都平原是揚子地塊的一部分，其基底至少在八九億年前已經形成，沒有發現有深大斷裂存在的證據，因此是一個穩定的地體。故成都平原具有完整和穩定的基底，不具備發生災難性大地震的大地構造背景條件。
成都平原邊緣和中部仍然存在斷裂，但其規模小、連貫性差、活動性弱，無法和龍門山斷裂帶相比。并且這些斷裂大都在幾公裡深度下消失在沉積岩層中，後者強度差，不會積累強的地應力而釀成大型地震。
成都平原自身不會發生大的地震，但會受到其它地方地震波的影響，處于地震波影響帶。如有的時候可以感受到來自龍門山、秦嶺、松潘、甘孜等地的地震。
水利工程
都江堰渠首樞紐主要由魚嘴、飛沙堰、寶瓶口三大主體工程構成。三者有機配合，相互制約，協調運行，引水灌田，分洪減災，其卓越的功效，幾千年來一直被世人稱奇點贊。
據記載，建成後，成都平原在短期内便躍升為秦國的重要糧倉，如秦昭襄王所願，巴蜀成為了秦國地大物博、經濟富饒的戰略大後方，從實力上超越了以前齊駕并驅的楚國和齊國。到秦末暴政及大亂時期，都江堰水利系統還發揮了穩定蜀地、穩定統治的巨大作用。都江堰的創建，開創了中國古代水利史上的新紀元。後人稱之為：“活的水利博物館”。
秦以後，相傳，司馬遷曾實地考察了都江堰。他在《史記·河渠書》中記載了李冰創建都江堰的功績，其後還建了西瞻亭、西瞻堂以示紀念。到了蜀漢年間諸葛亮則招兵把守，并設專職堰官進行常态化的管理維護，開啟了曆代設專職水利官員管理都江堰的先河。
2016年，都江堰水利工程擔負着四川盆地中西部地區7市（地）36縣（市、區）1003萬餘畝農田的灌溉、成都市50多家重點企業和城市生活供水，以及防洪、發電、漂水、水産、養殖、林果、旅遊、環保等多項目标綜合服務，是四川省國民經濟發展不可替代的水利基礎設施，其灌區規模居全國之冠。
環境問題
大氣污染
成都平原地處四川盆地，盆地特殊靜小風氣象特征導緻大氣環境容量極為有限，遠小于擴散條件好的沿海城市。在相同排放條件下，成都平原會比擴散條件好的城市更容易受到污染。成都平原風速小、雲霧多、濕度大、中性及穩定性天氣多、逆溫出現頻繁且強度高等氣象特征是形成該地區空氣流動不暢、阻礙大氣污染物擴散、遷移的不利氣象條件。
成都平原區域内的成都市高污染燃料占比較重，2012年，成都市全社會
煤炭消費量為895.19萬噸标煤，燃煤占全部能源消費的比例仍高達25%以上。燃煤貢獻了大氣中約90%的二氧化硫、約40%的氮氧化物。
成都平原及周邊地區，川南、川北、川東地區工業企業衆多，各類廢氣排放量大。加之四川省能源結構是以燃煤為主，燃煤在能源結構中所占比例超過50%。當廢氣擴散條件不利時，大氣污染随之加重。
河流污染
成都平原河水污染的主要原因是大量的工業廢水和生活污水的排入，由于不同地區的工業結構、規模，人口密度及自然條件不盡相同，排入河水的污染類型、數量和河流的自淨能力也有差别，因而河流的水質污染各有其特點，主要分為成都區、青白江區、溫江區等3大污染區。
成都市區的河水以COD、BOD5等有機污染為主，石油含量及細菌數量也較大；整體上，成都市河水以有機污染為主，重金屬污染影響不大。青白江區是工廠集中分布的地方，工業廢水的排放量大，水質以氨氮、COD污染為主。溫江地區河水中污染物含量較小，水質較好。
土壤污染
成都平原作為四川省經濟中心和糧食主産區、工業集中區，工業中的點源污染和農業上的面源污染日益加劇，直接造成了平原大量糧田不同程度受到重金屬的污染。
成都平原土壤重金屬中以镉、鉛污染相對較大，其中以镉的生物有效性最高，镉污染相對嚴重的地區有德陽、廣漢、新都、成都周邊等地。
人文曆史
先秦時期
先秦時期的成都平原文明自成一體，被後代稱為“古蜀文明”，并與中原文明齊駕并驅，一同形成了中國文明多元一體的結構。古蜀文明源自于崛江上遊的河谷地區，曆經蠶叢王、柏灌王的帶領逐步遷移到成都平原，并且形成了寶墩文明。此後繼任者魚鬼王則初步統一了成都平原，建立了以三星堆古城為中心的古蜀王國，這标志着三星堆文明的來臨，這也代表了成都平原地區由酋邦到國家的轉變過程。随之杜宇王取代了魚鬼王建立杜宇王朝，進入了十二橋文化時期。杜宇王時期的古蜀王國，經濟發展，文化昌盛，并且逐步成為中國西南地區的強國。公元前600年左右，開明因治水有功，取代杜宇王成為新的統治者，古蜀王國進入了全面繁榮時期。
開明王朝的繁榮一直持續了好幾個世紀，直到公元前316年，秦惠王派張儀、司馬錯等人滅蜀，古蜀王國覆滅，其文明就此終結。秦惠王九年，按照秦國的郡縣制，在蜀地設蜀郡。
秦漢時期
漢代承秦制，仍設蜀郡，但從成都平原東北分出廣漢郡，漢代在全國設置13刺史部，蜀地置益州刺史部，治成都。益州之名延續了1000多年，直到元代終止。自秦朝置蜀郡以後，蜀郡之名一直沿用到唐代，唐置成都府，成都府的行政區劃，一直延續到民國。從秦國置蜀郡始，成都平原行政區域内各個縣的邊界二千多年基本保持穩定。自秦設置蜀郡以後，成都平原就成為國家的主要糧食供給地之一，漢朝建立起來戰國至西漢之前，人們将關中渭水平原稱之為“天府之國”，但在東漢初，班固在《兩漢賦》中則說“郊野之富，号曰近蜀。”由此可知成都平原的富庶己超過了關中地區，“天府之國”的美譽此時轉移到了成都平原，以漢末諸葛亮在《隆中對》“益州沃野千裡，天府之土。”為始。
三國時期
三國時期，劉備在成都稱帝，史稱蜀漢，分益州和梁州，其下置24郡，其中有16郡在四川境内，而16郡中大部分是在成都平原。兩晉時期，因為戰亂，成都平原迎來了第一次移民高潮，北方人口大量南遷。由于為适應政治形勢的需要，隋朝不斷調整四川的政區建置，對舊有的郡、縣進行大量的省并，四川（包括重慶地區）共設24郡，174縣，成都仍為蜀郡治。
唐朝時期
唐朝建立以後，對地方行政機構不斷調整，形成了道、州（府）、縣制三級制，并将全國分為巧道，四川地區分屬劍南、山南、江南三道。因“安史之亂”唐玄宗逃難于成都，肅宗至德二年（公元757年）時，成都一度成為唐朝的另一統治中心“南京”。唐朝，成都平原的經濟發達，盧求就在《成都記》中将揚州和益州（即成都）作了比較，明确闡釋成都在各方面己經超過了揚州，“大凡今之推名鎮為天下第一者，日揚、益，以揚為首，蓋聲勢也。人物繁盛，悉皆土著，江山之秀，羅錦之麗，管弦歌舞之多，伎巧百工之富，其人勇且讓，其地肢以善熟，較其要妙，揚不足以件其半。”
五代兩宋
五代時期，成都先後成為割據政權前蜀和後蜀的都城，并在軍事基地設“軍”，在灌州（今都江堰市）置“永康軍”。兩宋基本沿用唐朝的地方建制，隻是代改唐代的“道”為“路”，并成為一級行政權力機構，形成地方路—（州、軍、監）—縣三級行政區劃，四川地區設四路，其中益州路治成都。兩宋時期，成都平原的經濟有了長足的發展，農業商品經濟發展迅猛。由于商品經濟的發展，成都平原地區産生了交換的紙币“交子”，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紙币。
元代時期
元代實行行省制，巴蜀合一為四川省，治成都。元朝末年，明玉珍在四川境内建立大夏政權，複置了元朝廢黔的州、縣，并且對地方政區進行了調整，即“分蜀地為八道，更置府、州、縣官名。元初，成都平原因受戰亂的影響，經濟一度受到波及，但在元代中後期，經濟在逐漸恢複的基礎上有所發展，威尼斯商人馬克·波羅曾經描述成都平原河流上貨物來往的繁華景象“商人運載貨物往來上下遊”。
明清時期
明清時期一直沿用元朝的中書行省制，清朝隻是在省之下增設了道。明朝時期的成都平原經濟較為平穩地漸進式發展，但在明末清初，成都平原地區遭遇了曆史上最大的一次戰亂，人口驟降，經濟遭受了巨大打擊，與商品經濟高速發達、資本主義萌芽的江浙地區存在着較為明顯的差距。到了清朝，政府通過勸耕免稅等措施促進生産，以及憑借成都平原良好的自然條件，經濟逐漸走向了複蘇，個别手工業部門中，資本主義因素萌芽已經非常明顯。清朝末期時期，國家敗落，成都平原軍閥割據，民不聊生，但得益于都江堰水利工程，成都平原的糧食産量一直相對穩定。
民國以後
民國時期，撤道設行政區（專區），成都平原的範圍涵蓋多個行政督察區的範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通過對灌溉系統的修複，荒地的改造，成都平原的耕地面積大幅度逐步增加，成都平原的經濟得到了長遠穩步的發展。改革開放之後，城鎮化進程迅速，經濟快速發展，成都市居于整個平原的中心首要地位甚至成為帶領着西南地區發展的領頭羊，尤其是聯同重慶成為中國首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影響廣泛。
發展現狀
成都平原地處四川省的中心地帶，經濟發達，是中國西南部經濟社會最為發達的地區之一，是四川盆地主要的糧食、蔬菜等農産品生産基地，也是中國人口分布高度密集的區域之一。
成都平原以成都市為核心，産業産品特色明顯，包括成都的電子信息産業、生物制藥産業，德陽的重型機械裝備制造業，綿陽的電子信息産業、核工業和航空航天工業，樂山的電子元器件、醫藥化工、建材産業等。
成都平原交通通訊條件不斷改善，成都中心城市輻射力較強，是四川省國家級和省級高新技術開發區、經濟技術園區的集中之地，也是外資、港澳台資投資四川的主要區域。另外，成都平原區内以旅遊為龍頭，交通、商業、餐飲、金融、通訊、文化、娛樂、租賃、房地産及相關服務業優勢突出，區内還廣泛分布着各類現代農業基地，各縣區還發展各具特色的産業和産品。
交通運輸
成都平原以成都為樞紐，公路、鐵路呈放射性分布，公路四通八達，構成以高速公路為主體，國道、省道、縣道為輔助的密集運輸網絡，主要包括成渝高速、成綿高速、成南高速、成灌高速、成彭高速、成樂高速、成雅高速、國道G108、G213、G317、G318、G319、G321等；寶成鐵路、成渝鐵路、成昆鐵路、達成鐵路四條鐵路主幹線，連通全國；民航以成都雙流國際機場為依托，連接中國國内各大城市以及國外主要城市。
川蜀文化
川話
四川話是以由中原移民帶來的北方官話為主體，并接受巴蜀古語影響的地方方言。它作為漢族西南官話方言的一個分支，使用範圍包括四川全省、陝西南部的8個縣、湖北西部的2個縣和甘肅南部的1個鎮，大緻相當于西南官話分片中的成渝和灌赤兩個片，使用人口達1億多，是中國使用人口最多的漢語支方言之一。
四川話的形成經曆了一個曲折而漫長的曆史時期，它發源于上古時期的巴語和蜀語，并不斷地接受中原地區北方官話的影響，形成了梁益方言；最後以由明清時期植入四川的湖廣移民所使用的西南官話為主體，吸收當地的梁益方言，涵化形成。
成都話在地域上雖處于川西，但受古蜀語的影響較少，而更接近中原官話，是四川話中無古音的方言支系之一。成都方言發音婉轉，具有吟唱風味和陰柔之美。所以在北方官話語系中，成都方言最易被北方人聽懂。故說成都方言是一種标準化的四川官話。
蜀繡
蜀繡，又稱“川繡”，起源于四川，是以四川成都為中心的刺繡的總稱。因古代川西平原屬蜀國，所以被稱為蜀繡。蜀繡早在晉代就已出現。據《華陽國志》記載，晉代的蜀繡與蜀錦齊名。盛唐時期，蜀繡一直是民間藝術，沒有大規模生産。清道光年間，蜀繡漸漸形成規模，成為一種行業。
蜀繡的原料以軟緞、彩絲為主，題材多是山水、人物以及花鳥魚蟲等。針法有套針、旋流針、暈針、斜滾針、編織針等一百多種。蜀繡織品多是日常用品，如被面、枕套、衣服、鞋面等，除此以外還有工藝品，如台屏、挂屏等。北京人民大會堂四川廳的蜀宮樂女演樂圖挂屏和雙面異色的水草鯉魚座屏都是蜀繡中的代表作。
川菜
川菜曆史悠久，最早較為系統地記述川I菜的烹饪原料、烹饪技巧和川菜筵席的，是西漢辭賦家揚雄的《蜀都賦》。唐代大詩人杜甫流寓四川時曾被川菜的魅力所吸引，稱贊“蜀酒濃無故，江魚美可求”。北宋文學家蘇東坡不僅是個美食家，而且擅長烹饪，他創制的“東坡肘子”和“東坡魚”仍為四川名菜。南宋詩人陸遊對川菜也稱贊有加，他在返回老家浙江後曾感歎“未嘗舉著忘吾蜀”，在《思蜀》詩中寫他對川菜的回味是：“老子饞堪笑，珍盤憶少城。
流匙抄薏飯，加糁啜巢羹...”川菜菜系的正式形成大約在清代。明末清初，大量外籍官員入川，随行廚師将南北各地的飲食習慣和美味佳肴帶進四川。川菜便吸收南北各家烹饪之長處，形成了一套比較完整、全面而又獨具特色的烹饪技藝。清乾隆年間，李調元在《函海·醒園錄》中總結了腌、酥、煮、熏等30多種川菜烹調方法，使川菜烹饪技藝上升到理論化階段。自此，川菜菜系正式形成，并與魯、蘇、粵菜一起，被列為中國四大菜系之一。
川菜的特點
是突出麻、辣、香、鮮、油大、味厚，重用“三椒”（辣椒、花椒、胡椒）和鮮姜。調味方法有幹燒、魚香、怪味、椒麻、紅油、姜汁、糖醋、荔枝、蒜泥等複合味型，形成了川菜的特殊風味，享有“一菜一格，百菜百味”的美譽。川菜的烹調方法很多，火候運用極為講究。衆多的川味菜式，是用多種烹調方法烹制出來的。川菜烹調方法多達幾十種，常見的如炒、熘、炸、爆、蒸、燒、煨、煮、焖、煸、炖、淖、卷、煎、炝、燴、腌、鹵、熏、拌、糁、蒙、貼、釀等。川菜的十大經典菜有：四川火鍋、水煮魚、回鍋肉、麻婆豆腐、魚香肉絲、水煮肉片、辣子雞、酸菜魚、宮保雞丁、毛血旺。
茶道
四川茶史最早可追溯到3000年前，顧炎武在《日知錄》裡說：“自秦人取蜀之後，始有茗飲之事。”意思是，秦漢以前，隻有四川一帶飲茶和有茶的商品生産。四川也是中國最早種茶、飲茶、售茶的地區之一，茶文化源遠流長，距今已有2000多年曆史。曆史上，川茶成為曆代中央政府政治穩定邊疆、經濟富裕邊疆、文化興旺邊疆的重要載體。
川蜀飲茶習俗源于先秦，成都特有的矮桌竹椅和茶碗、茶蓋、茶船子的“三年頭”茶具，形成了一種獨特的茶船文化，也叫蓋碗茶文化。茶館、茶肆遍布巴蜀城鄉和街巷，或隐于鬧市，或立于郊野，置身于其中，品茶者不但可以品茗養性，還可以聽評書、看圍鼓，體味巴蜀的風土人情。
旅遊景點
武侯祠
成都武侯祠肇始于公元223年修建劉備惠陵時，其是中國唯一一座君臣合祀祠廟和曆史人物諸葛亮、劉備及蜀漢英雄紀念地。1961年，武侯祠被國務院公布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84年成立成都武侯祠博物館，2008年被評為國家一級博物館。武侯祠博物館分為文物區、西區和錦裡三部分，總面積230畝（15萬平方米）。
三星堆
三星堆，即三星堆遺址，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位于廣漢市南興鎮鴨子河南岸。最早于1929年（一說1931年)在遺址上發現一坑玉石器，1934年試掘。20世紀60年代對遺址範圍内的月亮灣遺址等進行發掘，80年代以後又曆經多次發掘。遺址為東、南、西三面有城牆的城址，面積12平方千米。城内發現有房址、祭祀坑、作坊遺址、墓葬等遺迹。其中，1986年發掘的兩個器物坑出土了大批青銅器、金器、玉器、石器和象牙等。三星堆遺址的早期遺存屬于寶墩文化，主體遺存屬于商時期的三星堆文化。
杜甫草堂
杜甫草堂坐落于浣花溪畔，是中國唐代大詩人杜甫流寓成都時的故居。杜甫先後在該地居住近四年，創作詩歌240餘首。唐末詩人韋莊尋得草堂遺址，重結茅屋，使之得以保存，宋元明清曆代都有修葺擴建。今草堂占地面積近300畝，仍完整保留着明弘治十三年（公元1500年）和清嘉慶十六年（公元1811年）修葺擴建時的建築格局。1955年成立杜甫紀念館，1985年更名為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館，是首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首批國家一級博物館，全國古籍重點保護單位，國家AAAA級旅遊景區。
金沙遺址
2001年2月，在成都市區發現的金沙遺址，分布範圍約5平方公裡，是公元前12世紀至公元前7世紀（距今約3200年—2900年）長江上遊古代文明中心——古蜀王國的都邑。金沙遺址發現的重要遺迹有大型建築基址、祭祀區、一般居住址、大型墓地等，出土金器、銅器、玉器、石器、象牙器、漆器等珍貴文物5000餘件，還有數以萬計的陶片、數以噸計的象牙以及數以千計的野豬獠牙和鹿角。
明蜀王陵
明蜀王陵位于成都市十陵鎮正覺山山麓及青龍埂等地，是明代（公元1368～1644年）藩王蜀王的家族陵墓群。明蜀王陵以僖王陵為中心，包括僖王趙妃墓、僖王繼妃墓、黔江悼懷王墓、懷王墓、惠王陵、昭王陵、成王陵、成王次妃墓、半邊墳郡王墓10座明代蜀王、蜀王妃、郡王及郡王妃的墓葬，形成了一處類似北京十三陵的王陵墓葬群遺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