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快與慢:2012年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圖書-中文百科頻道

作者簡介

作者：(美國)丹尼爾·卡尼曼(DanielKahneman)譯者：胡曉姣李愛民何夢瑩

丹尼爾·卡尼曼(DanielKahneman)，普林斯頓大學尤金·希金斯心理學榮譽退休教授，普林斯頓的伍德羅·威爾遜公共及國際事務學院榮譽教授。憑借着與阿莫斯·特維斯基對決策制定問題的開先河之研究，卡尼曼獲得了2002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

下面是美國哈佛大學心理學教授史蒂文·平克對他及《思考，快與慢》的評價：

“丹尼爾·卡尼曼是曆史上最有影響力的心理學家之一，也必然是現今在世的最重要的心理學家。他在揭示人類思維的顯着特征方面很有天賦，多數研究成果成為了經典的教材和引用頻率很高的至理名言。他的研究打開了社會心理學、認知科學、對理性與幸福的研究，以及他和他的合作者阿莫斯·特沃斯基共同推動的行為經濟學的新局面。《思考，快與慢》的問世是個重磅事件。”

内容簡介

《紐約時報》2011年度十大好書

新書上市，連續20多周蟬聯亞馬遜、《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前20名，上市至今超過7個月，橫掃全球各大暢銷書排行榜，穩居亞馬遜總榜前50名

《經濟學人》、《華爾街日報》、《衛報》、《紐約時報》、《金融時報》、《商業周刊》、《華盛頓郵報》、等國外權威媒體，《三聯生活周刊》、《商學院》、《東方早報》等國内知名媒體争相報道，國内外讀者好評如潮

人類究竟有多理性？——思考，快與慢

為了使讀者真切體會到系統1和系統2這兩個主角的特點，卡尼曼介紹了很多經典有趣的行為實驗，指出我們在什麼情況下可以相信自己的直覺，什麼時候不能相信；指導我們如何在商場、職場和個人生活中作出更好的選擇，以及如何運用不同技巧來避免那些常常使我們陷入麻煩的思維失誤。

本書将會徹底改變你對思考的看法。

熱評

這是社會思想的一部裡程碑式着作，堪與亞當·史密斯的《國富論》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夢的解析》相媲美。

——納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黑天鵝》作者

本書是一位智慧巨人的力作，可讀性強，睿智，深刻。趕緊買，慢慢讀，而且要反複讀。這本書會改變你的思考方式，讀了它，你對工作、世界還有自己的生活的看法都會改變。

——理查德·H.·泰勒，芝加哥大學經濟學教授，《助推》作者

本書堪稱傑作——由我們這個時代最偉大、最深邃的一位思想家推出的恢弘巨作，閃耀着智慧的光芒。卡尼曼在獲得諾貝爾獎之後應該再得一個普利策獎才對。

——丹尼爾·吉爾伯特，哈佛大學心理學教授，《哈佛幸福課》作者

丹尼爾·卡尼曼是我們這個時代最有獨創性、最有趣的思想家之一。也許我們這個星球上再無第二個人比他更懂我們怎樣作出選擇、為什麼這樣選擇了。在這本精彩絕倫的書中，他用一種簡單而又吸引人的方式為我們展示了令人受益一生的智慧。盡管方式簡單，其内容卻十分深刻。本書是所有懷有好奇之心的人的必讀之作。

——史蒂文·列維特，芝加哥大學傑出經濟學教授，《魔鬼經濟學》與《超爆魔鬼經濟學》作者

一本傑出的着作，細節清晰，文筆優美，诠釋精準，娓娓道來。它适合于所有系統2還沒有完全失效的人閱讀。

——《衛報》

這本書的内容非常豐富：深入淺出，知識淵博，充滿學術價值和自助價值。強烈推薦大家購買并閱讀本書。

——《紐約時報》書評版

闡述人類的理性和非理性的好書已經有很多了，但隻有一部傑作，那就是這本書。它是我讀過的有關人類思維的最偉大的、最富洞見性的一本書。

——《金融時報》

意義深遠。就像哥白尼否定地心說、達爾文提出生物進化論一樣，卡尼曼向我們展示了，我們并沒有自己想象的那麼理性。

——《經濟學人》

曆時五十載，通過對人類判斷、決策和選擇的研究，卡尼曼寫就了這部令人稱道的作品。他的優雅有力的觀點和極具說服力的證據，為我們理解自我和思維提大有裨益。

——《華爾街日報》

關于我們的大腦有多容易上當，這本書作了全面、有說服力的論述。根基于自己的和多位心理學家、經濟學家與其他專家的研究成果，卡尼曼擁有了一種卓越的能力，能夠把數十年以來的研究成果以一種有趣的語言呈現出來，即使門外漢也能看得懂。這本書是一本非常重要的書。許多科學書通常是前後不一的，一些有趣的章節後面往往跟着一些枯燥乏味的内容。這本書就不是這樣，它既是有分量的一本書，同時充滿了魅力和實用性，适用于我們的日常生活。每個人都應該讀讀這本書。

——《波士頓環球報》

編輯推薦

50年前，人們以為我們能駕馭自己的思想。但事實上，我們的行為常常受到許多無法看見的因素所影響。我們雖然身處生活這場遊戲之中，但對遊戲的機制卻不理解，偏見常常導緻我們追求錯誤的東西。我們的感知和記憶并不可靠，對于自己心理狀态的感知和記憶尤其不可靠。

關于人類自身還有許多未知之謎，卡尼曼就如思想的拓荒者，他的研究成果為我們認識自我提供了重要的支點。卡尼曼對于人類思考和選擇的理解所作出的貢獻，無人能出其右。作為曆史上最重要的一位心理學家，卡尼曼重塑了認知心理學、理性和因果關系分析，重新诠釋了風險，重新闡釋了幸福和财富的關系，寫就了這部傑作。

序言

我想每位作者都會在腦海中勾勒讀者因為讀自己的書而受益的情形。我的這本書就像是辦公室飲水機旁的閑談一樣，讀者對它不會感到陌生。人們在飲水機旁或交流，或閑談，很随意。我希望這本書能豐富人們的詞彙，這樣大家在談論别人的判斷與決策、公司的新政策或是同事的投資時，這些新詞彙就能派上用場了。書中為何還會涉及閑談的内容呢？因為利用閑談來發現和分析别人犯的錯誤比分析自己的錯誤更容易，也更有意思。

在人生最輝煌的時候，我們很難對自己的信念和需求産生懷疑，越是在最需要質疑自己的時候越難做到這一點，但我們可以從他人的真知灼見中受到啟迪。很多人都會不由自主地推想朋友和同事會對自己的選擇作何評價，而這些預先推斷的中肯程度和内容都是十分重要的。對别有見地的閑談有所期待是進行嚴厲的自我批評的強大動力，其作用比新年計劃更大，更能提升我們在工作和生活中的決策能力。

一名内科醫生要想成為優秀的診斷專家，就必須掌握多種疾病的大量特征，每種疾病都有其病理和症狀，有其自身可能出現的發病前兆及病因、病情發展、結果和治療或幹預手段等。學醫，當然也包括對醫學用語的學習。要想對他人的判斷和決策有更深入的了解，就要有更豐富的詞彙，日常生活用語中的詞彙還遠遠滿足不了這一要求。我們很可能在閑談中發現人們出錯的方式各不相同，而一再出錯就會令人印象深刻，而且我們可以預料到這種情況在特定環境中會再次發生。

例如，一個潇灑自信的演講者剛踏上舞台，觀衆往往就會對其大加贊賞，他可能并沒有那麼優秀，但這好評如潮的結果在他踏上舞台的一刹那便可預見。這種先入為主的情形是有據可依的，即光環效應，這一效應使我們更容易預測結果，更容易賞識和理解這位演講者。

當别人問你正在想什麼時，你一般都能回答上來。你覺得自己知道腦子裡在想什麼，通常就是一種意識自然而然導出另一種來，但這不是大腦工作的唯一方式，也不是其典型的工作方式。大多數印象和想法都是從意識經驗中得來的，而人們是感知不到這一過程的。你無從知道自己是如何曉得面前的書桌上有盞燈，無從知道自己如何能通過電話聽出愛人有些不耐煩，也無從知道自己如何毫無意識地成功規避了一場車禍。印象、直覺、決策，所有這些腦力活動都在無聲地進行着。

本書讨論的很多内容都與直覺的成見相關。然而，對過失的關注并不意味着我們在诋毀人類智慧，這就如同關注疾病并非否定健康一樣。大多數人在通常情況下都是身體健康的，他們做出的決策、采取的行動往往也是恰當的。

生活中，我們往往跟着印象和感覺走，憑直覺引導行事，而且我們覺得這種直覺和偏好很可靠，這種自信通常也是正當合理的。不過，也不盡然。我們經常在自己出現失誤的時候還信心滿滿，此時，旁觀者往往比我們自己更容易發現這些失誤。

因此，我和大家一起在“飲水機旁交談”，其目的就是：給讀者提供更豐富精确的語言來讨論他人乃至自己在判斷和決策上的失誤，提升發現和理解這些失誤的能力。至少有些例子表明，正确的判斷能有效地幹預錯誤，以降低錯誤的判斷和決策經常造成的損失。

關于判斷與決策的有趣研究

本書展現了我對判斷和決策的理解，這種理解受到近幾十年來心理學領域新發現的影響。然而，本書中心思想的形成還要追溯到1969年那個幸運的日子。當時我在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的心理學系教書，那天有個研讨會，我請我的一位同事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Tversky）在會上發言。他當時被視為決策研究領域的一顆新星，不過我覺得在其涉足的任何領域中，他都是耀眼的新星，因此我知道我們那天一定會交談甚歡。

很多認識阿莫斯的人都認為，在自己所見過的人中他是最聰明的。他才華橫溢，十分健談，魅力非凡。他有着超強的記憶力，記得很多有趣的笑話。他還擁有一種超常的能力，那就是利用記住的那些笑話闡明自己的觀點。有阿莫斯在，你永遠也不會感到沉悶。那時，他32歲，我35歲。

那天，阿莫斯給同學們講了密歇根大學正在研究的一個項目，這個項目試圖回答這樣一個問題，即人是否是優秀的直覺型統計者。我們都知道人是優秀的直覺型文法家：4歲的孩子雖然對世界上存在語法這件事完全沒有概念，但她在說話時會努力遵循語法規則。人們對統計的基本原則是否也有這種直覺感受呢？阿莫斯指出，研究得出的結論是附條件的肯定（肯定，但是附有一定條件）。我們在研讨會上進行了激烈的讨論，最終認為較為穩妥的結論應當是附條件的否定（否定，但是附有一定條件）。

阿莫斯和我很喜歡這種交流活動，我們認為直覺型統計者是個很有意思的話題，要是一起探索的話會很有意思。那個周五，我們在裡蒙餐館吃午餐，那裡是波西米亞人和耶路撒冷的教授們最中意的去處。我們兩人打算對一些經驗豐富的研究人員的統計直覺進行一番研究。

在此前那場研讨會上我們曾得出結論：人的直覺是有缺陷的。雖然這些年來一直在教書，在運用統計學原理，但我們也沒能培養出一種直覺，無法利用這種直覺感知從小樣本中觀察到的統計結果的可靠性。我們的主觀判斷是存在成見的：我們特别容易相信在沒有足夠證據的基礎上得出的研究結果，而且研究中對觀察樣本的收集也不足。我們兩人此番研究的目的，就是要看看其他研究人員是否也和我們一樣有着同樣的苦惱。

我們準備了一項調查，其中包括一些研究中出現的實際統計問題。阿莫斯收集了數學心理學協會與會的專家小組的回複，包括曾出版兩本統計學教科書的幾位作者的問卷。不出所料，我們發現那些專家同行也跟我們一樣，總是誇大其詞，他們認為一個實驗的原創性結果可以被成功複制的概率很大，即使用一個小樣本也可以做到這一點。關于實驗要收集多少觀察數據的問題，他們給一個假定的畢業生的建議也很糟糕。如此看來，即使是統計學家，也算不上是出色的直覺型統計者。

在撰寫這些發現時，阿莫斯和我都覺得我們在一起工作是件很享受的事。阿莫斯總是很風趣，有他在的時候，我也變得幽默了，所以我們總會在輕松愉快的氣氛中度過幾個小時連續不間斷的工作時光。工作中的樂趣使我們變得格外有耐心，人在放松惬意的情況下，更容易取得完美的結果。也許最重要的是，我們把批評的态度都抛在門外了吧。我和阿莫斯都是愛挑剔、好辯論的人，他甚至比我更甚，但在我們合作的這些年裡，我們從沒有不假思索地否定對方。

事實上，我發現我們在合作時，阿莫斯總能更清楚地看出我模糊的觀點中要表達的意思。我們兩人中，阿莫斯的邏輯思考能力更強，他的意見總是有據可依，言之鑿鑿，令人信服。我則憑直覺走，深受心理學的影響，我的很多觀點也都是從心理學中得來的。我們倆有很多相似之處，因此很容易理解對方；我們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這些差異常常令對方吃驚。我們重新安排各自的日程，這樣就有很多工作日可以在一起工作，工作之餘，我們常會一起散步。此後的14年裡，共同合作就成了我們生活的中心，對我們兩人而言，那些年裡所作的研究是我們一生中最精彩的篇章。

我們很快便形成了固定的工作模式，并且一直多年保持這一模式。我們的研究采用的是對話形式，對話中的問題是我們自拟的，那些憑直覺做出的答案也是經過我們兩人共同檢驗過的。研究中的每個問題都是一個小實驗，僅一天中就會做很多實驗。我們并沒有刻意尋求自己提出的那些統計問題的正确答案，隻是想确認和分析直覺的回答—大腦中最先出現的、即使知道是錯的我們也願意拿來分析的回答。當時，我們認為其他人也會有我們兩個人都有的直覺，事實也正是這樣。如此說來，直覺對判斷的影響便顯而易見了。

我們曾經很高興地發現，我們倆對幾個認識的孩子的未來職業的預想竟如出一轍。我們确信那個3歲大卻善辯的孩子将來會做律師，那個有點呆闆的孩子可能成為教授，那個體諒他人、循循善誘的孩子可以做個心理咨詢師。當然，這些預測都是荒謬的，不過卻很有意思。

我們都清楚一點，那就是我們對這些孩子的直覺，來自他們自身的特點與特定職業特點的相似度。這種有趣的做法使我們當時就在腦海中創立了一種理論，即預測角色的相似度。此後我們做了許多實驗來驗證和詳細闡述這個理論，下面便是一例。

在你思考下文中的問題時，請記住史蒂夫是從一個有代表性的樣本庫中被随機挑選出來的：

鄰居如此描述這個孩子：“史蒂夫非常腼腆，少言寡語，很樂于助人，卻對他人或者這個現實世界沒有興趣。他謙恭有禮，做事井井有條，中規中矩，關注細節。

”請問史蒂夫更可能從事哪種職業，圖書管理員還是農民？

很顯然，史蒂夫的個性和典型的圖書管理員有着驚人的相似，但這些與職業密切相關的統計學因素卻很少有人關注。你們是否注意到，在美國，農民與圖書管理員的比例超過20∶1。

由于農民數量要多得多，所以那些“謙恭有禮，做事井井有條”的人也常常隻能成為坐在拖拉機上的農民，而不可能是坐在圖書館咨詢台後的管理員。但是，我們發現實驗對象往往忽略這些相關的統計數據，而僅僅依賴于相似度來作出判斷。于是，我們提出如下觀點：人們把相似度當成一種簡單的啟發手段（簡單地說就是經驗法則）來作艱難的判斷。對這種啟發性手段的依賴必然會造成其預測帶有成見（系統性失誤）。

還有一次，阿莫斯和我想知道我們這所大學的教授們的離婚率是多少。我們注意到這個問題立即勾起了我們腦海中的記憶，我們倆不由想起自己知道或聽說的那些離了婚的教授。于是我們就憑着腦海中這些事例對這個離婚率問題作出判斷。我們把這種依靠記憶作出判斷的方法稱為可得性法則。在一項研究中，我們讓調查對象回答一個簡單的問題，這個問題與指定的一篇英語課文中的單詞相關：

請思考字母K。

請問字母K是更多地出現在單詞的首字母位置上還是第三個字母位置上？

玩拼字遊戲的人都知道，想起以某個字母開頭的單詞要比想起它在第三個字母位置上的單詞容易得多。字母表中任何一個字母都适用于此法則。因此我們料到，盡管有些字母（比如K、L、N、R、V）出現在第三個字母位置上的頻率更高，但是被調查對象的回答肯定會誇大所有字母出現在單詞首字母位置上的頻率。

這種情形再一次表明，對經驗法則的依賴必然會導緻人們判斷時的成見。例如，我曾一度認為通奸在政客中較普遍，在醫生或律師中則沒那麼多見，包括權力的催情效果、出門在外受到的誘惑等。而我最終意識到，政客的過錯隻不過更容易被曝光而已，而醫生和律師的過錯卻少有人報道。我的直覺印象可以完全歸咎于記者對主題的選擇和我對可得性法則的依賴。

阿莫斯和我用幾年的時間來研究并記錄在不同任務中體現的直覺思考所存在的成見，這些任務包括對事件的概率賦值、對未來進行預測、對假設進行評估，以及對頻率進行預估等。

在合作的第五年，我們撰文将這項研究的主要發現發表在《科學》雜志上，這份雜志的讀者包括很多領域的學者。那篇文章（本書的最後附有全文）描述了直覺思考的簡單快捷，列出了在啟發法中表現出的大約20種成見，還包括啟發法在判定中的作用。

科學史學家常指出，某一特定領域的學者在任何時候都願意和他人分享關于本學科的觀點。社會科學家也是如此。他們把一切問題都歸結為人性，認為大多數關于人類特有行為的讨論都應以此為背景，這一觀點幾乎從未受到質疑。關于人性，20世紀70年代的社會科學家廣泛接納了兩種觀點。

第一，人大體而言都是理性的，其想法通常也是合理的。第二，恐懼、喜愛和憎恨這樣的情感能夠為人們失去理智的大部分情形作出解釋。我們這篇文章雖然沒有直接讨論上述觀點，卻是對這兩種觀點的挑戰。我們記錄下正常人思考時出現的系統性失誤，認為這些失誤是由認知機制的構造造成的，并非由情感引起的思想腐化導緻的。

這篇文章所受到的關注遠遠超出了我們的預期，而且它至今仍是社會科學着作中被引用次數最多的文章之一（2010年有300多篇學術文章參考了這篇文章）。其他學科的學者也覺得這篇文章很有用處，啟發法和成見等概念被廣泛應用于衆多領域中，包括醫學診斷、法律判決、情報分析、哲學、金融、統計學和軍事戰略等。

例如，學習政策的學生就曾注意到，可得性法則能解釋為什麼有些事人們記得很清楚，而有的卻被遺忘了。人們是根據從記憶中提取信息的容易程度來估測事情的重要程度的，而這往往也與媒體報道的廣泛程度有關。常被提到的話題就在腦中變得鮮活，而其他的則會慢慢被遺忘。也就是說，媒體選擇報道的内容和人們腦中存在的信息不謀而合，所以專制政體對獨立媒體施壓的現象也不是偶然的了。

因為重大事件和名人很容易引起公衆的興趣，媒體能借此煽動狂潮也就見怪不怪了。例如，在邁克爾·傑克遜死後的幾周裡，電視台幾乎未報道别的事。相反，媒體對那些帶有批評性的、不能引起公衆興趣、掀不起大波瀾的事往往很少報道。（我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發現自己選擇的“很少報道”的例子都是受可得性限制的。我選為例子的話題經常被提到，那些同等重要卻不常被提到的事我往往想不到。）

有一點我們當時并沒有充分意識到，即“啟發法和成見”這樣的心理學概念在其他領域中也具有廣泛的啟發作用，這便是我們這項研究的一個附帶成果：我們總是把為自己和被調查者設計的全部問題都寫進文章裡，這些問題可以為讀者提供範例，使其認識到自己的想法是如何受認知性成見牽絆的。

我希望你在讀到“史蒂夫是個圖書管理員”這樣的問題時能有切身的體驗，這樣能幫助你更好地體會到相似度在引導可能性上的力量，并且能體驗到我們多麼容易忽略相關事實的統計。

這些實證材料的使用可為不同領域的學者（主要是哲學家和經濟學家）提供一次不尋常的機會，使他們關注自己在思考時可能出現的纰漏。看到自己的纰漏，這些學者才更有可能質疑當時普遍存在的那種武斷想法，即人類很理性、很有邏輯性。方法的選擇很重要：如果我們隻報道傳統實驗的結果，這篇文章就不會那麼令人關注，也不會令人如此難忘了。

而且，那些持懷疑态度的讀者會将自己的判斷失誤歸咎于參與這些心理學研究的大學生，認為是這些學生一貫不負責任的做法使他們不願相信實驗結果。當然，我們摒棄傳統的實驗方法，采用事例展示的方式，并非隻為影響那些哲學家和經濟學家。

我們采用這種方法，是因為将事例展示出來更有意思。我們很幸運，因為我們選擇了正确的方法，其他各方面的選擇也做對了。本書重複出現的一個主題就是，幸運在每個成功的事例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我們總能很容易地發現，這個事例中一個小小的改變就會将偉大的成就變得平淡無奇。我們展示的這些事例也不例外。

對本書的反饋也不全是正面的。我們對成見予以關注的做法受到非常多的批評，反對者認為我們過分否定了人類的思維能力。與對常規科學的反應一樣，有些研究者對我們的觀點加以改進，有些人則另外提出了一些貌似合理的見解，但有一個觀點如今是得到普遍認可的，即我們的大腦容易受系統性誤差的影響。我們關于判斷（能力）的研究對社會科學産生的影響遠遠超出我們當時的預料。

研究完判斷這一論題後，我們馬上将目光轉向面對不确定因素時的決策過程。我們的目标是創立一種心理學理論，研究人們在簡單的賭博中如何作決定。例如：投硬币時如果是正面朝上你就能得到130美元，背面朝上就輸掉100美元，你願意打這個賭嗎？這些簡單的選擇很久以來一直被用來檢驗各種與決策相關的問題，例如人們如何在确定的事物和不确定的結果之間進行權衡。我們的研究方法沒有變：還是花很多天設計一些選擇題，而後分析我們根據直覺進行的選擇是否與通過邏輯判斷作出的選擇一緻。在作判斷時，我們會觀察自己做出決策時出現的系統性成見，還會對一貫違背理性選擇規律的直覺性選擇進行觀察。

在《科學》雜志刊出那篇文章5年之後，我們又發表了《前景理論：風險下的決策分析》一文，據統計，該文中提出的決策理論比我們此前對判斷的研究更具影響力，該理論也為行為經濟學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在合作過程中，阿莫斯和我經常交流思想，兩個人的智慧總要勝過一個人的想法，良好的關系也使我們的工作有趣且高效，這段時光是我人生中寶貴的财富。後來，我和阿莫斯離得遠了，很難繼續共同研究這一課題。我們在判斷和決策制定方面的研究使我在2002年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如果阿莫斯沒有于1996年去世（時年59歲）的話，他應該和我一起去領這個獎。

快思考，慢思考

本書并非為展示我和阿莫斯共同合作的早期研究，過去幾年裡很多作者已經出色地完成了這項工作。我的主要目标是，在認知心理學和社會心理學最新發展的基礎上展示大腦的工作機制，在這些發展中有一些内容比較重要，其中一項就是我們認為瑕瑜互見的直覺思維。

阿莫斯和我沒有對直覺下準确的定義，隻簡單說明了判斷啟發法“很有用，但有時也會導緻嚴重的系統性誤差”。我們的重點放在成見上，因為在人們的大腦高速運轉時研究成見非常有意思，而且成見為啟發性判斷提供了研究依據。我們沒有自問在面對不确定因素時所有的直覺性判斷是否都是通過我們研究的啟發法而産生的，這種準确性與其說是啟發法在發生作用，還不如說是長期實踐的結果，熟練和啟發法皆可成為直覺性判斷和決策的選擇依據。

心理學家加裡·克萊因（GaryKlein）曾講過一個故事：一支消防隊進入一座房屋，屋子裡的廚房着火了。他們剛開始用水管澆廚房，指揮官喊道：“全部撤離！”其實他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做。在消防員全部撤離的一刹那，廚房的地闆轟然塌陷。事後指揮官才回想自己曾意識到這場火并不大，但他的耳朵特别烤得慌。這些他所謂的“對危險的第六感”閃進他的腦海，雖然不知道哪裡不對勁兒，但他知道情況不妙。最後大家才知道這場火災的火源根本不是廚房，而是消防員腳下的地下室。

我們都聽過一些關于專家的直覺的故事：比如某位象棋大師路過街邊棋局，無須駐足觀看就知道“白方三步之内将殺”；又如某位醫生隻需一瞥便能作出全面的診斷。

專家式直覺像謎一樣吸引着我們，但它們不是謎。我們每個人每天都會多次表現出很強的直覺能力。大多數人在接電話時聽到第一個詞就能感知對方是否生氣了；剛進門就能發現自己是大家談論的對象；對細微的信号能迅速做出反應，斷定旁邊車道上的汽車司機正處于危險中。我們日常的直覺能力并不遜于一位經驗豐富的消防員或者醫生，隻是無處施展罷了。

魔法不屬于準确的直覺心理的範疇。也許對此有最精辟論述的人要數偉大的赫伯特·西蒙（HerbertSimon）了，他對多位象棋大師進行過研究，發現在練習數千個小時之後，這些大師看到的棋盤上的棋子和我們眼裡的棋子是不一樣的。

西蒙寫道：“這個棋局已經給了我們提示，根據這個提示我們可以搜尋到大腦存儲的信息，而這些信息就能給出答案。直覺隻不過是人們的認知而已。”看到這種說法，你也許就能感受到西蒙對神化專家直覺的做法不以為然了。

一個兩歲的小孩看到一隻狗時會說“小狗狗”，這沒什麼好大驚小怪的，因為我們已經對孩子認識事物并叫出很多事物名字這種“奇迹”習以為常了。

西蒙認為靈性的直覺所創造的“奇迹”也是如此，不值得大驚小怪。如果專家在新情境中能察覺熟悉的因素，并且采取十分得體的做法來順應這種情境，這便是正确的直覺。在喊出“小狗狗”的同時，孩子的大腦中就會出現正确的直覺性判斷。

不幸的是，專業的直覺并非全部是從真實的經驗中得來的。很多年前，我采訪了一家大型金融公司的首席投資官，他告訴我他剛剛買了福特汽車公司上千萬美元的股票。我問他是如何做出這樣的決策的，他回答說他剛參加了一個車展，感覺很好。

他的解釋是：“這還用問，他們生産的汽車太霸道了！”他非常明确地說，他相信自己的感覺，他對自己和自己的決定都很滿意。我很吃驚地發現，他忽視了一個任何經濟學家都會注意到的相關問題，喜歡福特公司，也喜歡持有其股票的感覺。按照我們的理解，買入股票要謹慎，這位仁兄恐怕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關于這位投資官投資福特公司股票的問題，阿莫斯和我所研究的特定啟發法恐怕是解釋不了了。這一寬泛的概念是一個重大進步，即情感因素在我們對直覺判斷和決策的理解上發揮了比以往更大的作用。這位投資官的決策在今天可能會被視為受啟發法的影響，而判斷和決策是直接受好惡這樣的情感所左右的，沒有什麼思忖和推理可言。

當碰到像走哪步棋或決定是否投資股票這樣的問題時，直覺思維機制就會充分發揮其作用。如果某個人有相關的專業知識，她就能更好地認清情況，頭腦中形成的直覺性解決方案也很可能是正确的。象棋大師看到複雜的棋局時大腦會迅速反應：刹那間想到的那幾步棋一定是好棋。

要是問題很難，一時也想不到巧妙的主意，直覺就可能會發揮作用：腦海裡可能馬上會有個答案，但這個答案卻不一定是原題的答案。

這位投資官所面對的問題（我是否要投資福特公司股票）就很難，但更簡單且相關的問題（我喜歡福特汽車嗎）卻很快在他的腦海中形成了答案，并且讓他就是否作出投資這個問題也作出了相應的選擇。這就是直覺啟發法的核心觀點：當面對難題時，我們往往會對相對簡單的問題進行回答，卻忽略了自己已經置換了原始問題這個事實。

有時，我們無法自然地憑直覺找出問題的解決方案—不論是專業的解決方法還是啟發式的答案。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往往想要找到一種更慢、更嚴謹、需要投入更多腦力的思考形式，這就是本書中提到的慢思考。快思考既包括直覺思維的不同形式，比如專家式的和啟發式的，也包括感覺和記憶等所有無意識的大腦活動，這些活動會讓你知道桌上有盞台燈或者想起俄羅斯首都的名字來。

在過去的25年裡，已經有很多心理學家對快思考和慢思考的區别進行了研究。我用兩個因素來描述人的思維活動，即系統1和系統2，在後文中我将對分類原因進行更詳細的闡述。系統1和系統2分别産生快思考和慢思考。我認為直覺和嚴謹思考的特點就像是大腦中兩種性格的特征和性情，它是做出的決策和判斷的幕後主使。本書大部分内容是關于系統1的運作以及系統1和系統2間的相互影響的。

主要内容

本書共分為五部分，第一部分講述的是通過雙系統進行判斷與做出決策的基本原理。這部分内容詳細說明了系統1的無意識運作和系統2受控制運作的區别，并且說明了系統1的核心，即聯想記憶是如何不斷對世界上所發生的事作出連貫的解釋的。關于直覺性思考的自主且無意識過程的複雜性和豐富程度，以及這些自主過程如何能解釋判斷的啟發法等問題，我試圖說出自己的見解，目的是要引入一套用于思考和表達思想的語言。

第二部分對判斷啟發法的研究作了更新，還探索了一個難題，即為什麼很難具備統計型思維。我們思考時總是會把多種事情聯系起來，會将一件事情比喻成另一件，會突然想起一件事來，但統計學要求同一時間把多件事情串聯起來，而這一點系統1是做不到的。

本書第三部分描述了我們大腦有說不清楚的局限：我們對自己認為熟知的事物确信不疑，我們顯然無法了解自己的無知程度，無法确切了解自己所生活的這個世界的不确定性。

我們總是高估自己對世界的了解，卻低估了事件中存在的偶然性。當我們回顧以往時，由于後見之明，對有些事會産生虛幻的确定感，因此我們變得過于自信。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受《黑天鵝》（TheBlackSwan）的作者納西姆·塔勒布（NassimTaleb）的影響。我希望我這“飲水機旁的閑談”能明智地借鑒以往經驗，同時抵制後見之明和虛幻的确定之感的誘惑。

第四部分的重點是在決策制定的性質和經濟因素為理性的前提下讨論經濟的原則。1979年，阿莫斯和我發表了關于前景理論的決策模式，此部分在雙系統下對前景理論的重要概念提出了新的看法。

餘下的幾章講的是人們從理性角度出發做出決策的幾種方式。可悲的是，人們總是孤立地看待問題，表現出框架效應，即決策的制定往往因為對所回答問題不合邏輯的選擇而受到影響。系統1的特征完全能解釋這些觀察結果，這對标準經濟學所傾向的理性假設發起了很大的挑戰。

兩者間沒有共性。例如，我們可以讓人們體驗兩種痛苦。其中一種比另一種要更痛苦，因為體驗的時間更長。系統1有一大特點，即記憶的自主形成是有其原則的，如此一來，較為痛苦的那段體驗會留下更深刻的記憶。所以，此後當人們選擇要回想哪段經曆時，他們自然會受記憶自我的引導，将其自身（即經驗自我）處于不必要的痛苦中。

兩種自我間的區别被用來測試人的幸福感，而我們發現使經驗自我快樂的事不一定會讓記憶自我滿足。兩種自我同時存在的個體要如何去追求幸福，這一問題引起了把居民的幸福看做政策目标的個人和社會的衆多思考。

最後的章節是按倒叙來探索本書所述的三個區别的：經驗自我和記憶自我的區别，古典經濟學和和行為經濟學（從心理學借鑒而來）的區别，以及自主的系統1和需費腦力的系統2的區别。書中還談及了有價值的閑談的好處，以及哪些内容有助于提升判斷和自行決策的效能。

在最後，我附上了我和阿莫斯一起寫的兩篇文章，第一篇是我早期寫的關于在面對不确定性因素時作出判斷的評論。第二篇發表于1984年，總結了前景理論和我們關于框架效應的研究成果。文章中有被諾貝爾委員會引用的投稿，你可能會驚訝地發現這些投稿是多麼簡單。讀這些能讓你明白我們早期的知識有多少，也能讓你知道我們這幾十年來的進步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