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傳曆史
村民“探寶”發現大方鼎
1939年3月15日，武官村一村民，名叫吳希增，來到同村吳培文家祖墳地裡，以尋找中藥材“田七”為名，實際是“探寶”(盜掘)。在他用探杆(洛陽鏟)探到十幾米處時，碰到了硬物，而且洛陽鏟也卷了刃。于是吳希增跑到吳培文家，向他叙述了剛才的“探寶”經過。兩人商量後，就在當天夜裡，找了七八個人，來到吳培文家祖墳地，開了一個寬二尺、長六七尺的長方形坑。
衆人使用抓鈎子刨土，又在坑口處安裝辘轳往上吊土。過了兩個多小時，當挖至十三四米處時，大鼎鼎身呈現。但此時天色漸明，衆人害怕日本人知道，将土回填，返回武官村。n3月16日夜裡，參加盜掘的人數增至三四十人，當地區公所也派了兩個排，在距離現場50米處設崗。這次，衆人将坑擴大至2.5米見方。到了午夜時分，鼎身顯露出來，斜立在泥水之中，口向東北，足向西南，一耳朝上。村民用舊井繩拴在鼎耳上，想盡各種辦法向上拉，但鼎紋絲不動。n3月17日，夜幕剛剛降臨，吳培文拿着剛從縣城買來的三條新井繩，其他村民擡着早已準備好的大梁等，在坑口搭了一個三角架。麻繩一頭拴在鼎耳處，一頭拴在鼎足處。這些村民分成兩班，先撬起鼎的一端，用土填實後，再撬起另一端，如此這般重複，直至次日，即3月18日淩晨5時，才将鼎從十幾米深的坑中拉出。n這時，村民發現埋在底部一側的另一隻鼎耳不在器身上，去坑中尋覓，不見，又發現斷口為舊茬，遂作罷。衆司母戊鼎更名為後母戊鼎_人使用一輛三頭騾子拉的鐵輪車，将大鼎運到吳培文家，并将其埋在吳家糞坑之内。n命運坎坷n掘出大鼎的消息不胫而走，在大鼎掘出後一個月，北京城最大的古玩商蕭寅卿随身帶着兩個保镖，乘專車來到吳家。表示以20萬大洋購買此鼎，但提出要将其分解為8塊。n
受20萬銀元誘惑，村民開始肢解大鼎，村民買來三打新鋸條，分别鋸刻有銘文一側的兩個鼎足。但36根鋸條幾乎磨秃，鼎足僅留下輕微的痕迹。村民又用50磅的大油錘猛砸鼎壁，但大鼎仍完好無損。經過四五十錘，鼎耳終于被砸掉了。這次肢解使鼎身出現無法磨滅的損傷。
後來村民感到肢解大鼎太難，而且，如果蕭寅卿變卦，就會落得一場空。衆人商議後，将大鼎轉移至吳培文家西屋馬棚下，砸下的鼎耳交予探寶人吳希增保管，藏在他家空炕中。
日軍搶鼎數月之後，駐彰德縣(日僞時期安陽縣)日僞憲兵隊隊長井東三郎得知此事，開始搶鼎。
第一次搜查武官村，日本人動用鐵道警備隊、日本憲兵隊三四百人，在村各路口架起機槍，将全村圍得水洩不通。
因為漢奸告密失誤，日本人一進村就直奔與吳培文家一牆之隔的西院馬棚，結果一無所獲。經過這次搜查，村民連夜将大鼎挖出，将其轉移至吳家平日用以裝馬草的東屋。又在東屋地下挖了一兩米深的大坑，将鼎埋入。
為了應付日本人的再次搜查，村民用七八十元僞鈔買了一尊殷墟出土的無銘文的青銅甗，并将它與一些碎陶片一并放在吳家的空炕裡面。
第二天，日本人又來了，并找到了那尊藏在空炕裡面的“青銅甗”。正在此時，從武官村西北方向刮起幾十年罕見的大風，烏雲密布、電閃雷鳴，飓風卷着泥沙襲來，連根拔起大樹幾十棵。日本人不敢久留，帶着搜查到的“寶物”，離開了武官村。
重新掘出
抗戰勝利次年，即1946年6月，安陽縣參議員兼古物保存委員會主任陳子明，四處打聽大方鼎的下落。
吳延年日僞時期曾任督學之職，是大方鼎的股東之一。
6月28日，陳子明将其逮捕入獄，案由是吳延年在日僞期間有“附逆”行為。吳延年為洗刷罪名，說出了大鼎的埋藏地點，并願将鼎獻出，借以“将功補過”。
1946年7月11日深夜，陳子明、安陽縣長姚法圃在駐軍40軍的協助下，直撲吳培文家東屋草房，将大鼎從地下掘出。随即，又直奔吳希增家，搜出鼎耳。
後來，駐安陽軍事當局總司令王仲廉(即當時駐新鄉縣31集團軍司令王仲廉)，将存放于古物保存委員會的大方鼎派人押運至南京，作為蔣介石60大壽賀禮。
1948年5月29日至6月8日，中央博物館籌備處與故宮博物院聯合舉辦展覽，司母戊鼎首次在南京公開展出。
南京解放前夕，國民政府曾欲将司母戊鼎運往台灣，但終因難于搬運而放棄。
再現輝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後，司母戊鼎一直存于南京博物院。1958年，南京博物院從山東請來兩位師傅，為司母戊鼎複制了另一隻鼎耳。1958年，司母戊鼎陳列于南京博物院《中國曆史文物陳列》。
1959年8月31日，中國曆史博物館建築竣工，當年10月2日，《中國通史陳列》正式預展，司母戊鼎從南京博物院遷至中國曆史博物館，陳列于《中國通史陳列·奴隸社會》，更加廣泛地面向觀衆。自此，作為國之重器，“青銅之王”開始走向新的輝煌。
1989年7月19日，中國曆史博物館文物保護實驗室開始對司母戊鼎進行科學保護。
2011年3月，中國國家博物館新館正式對外開放，《中國古代青銅器藝術》也隆重開展，司母戊鼎傲然矗立其中，恭迎廣大觀衆盛臨。
文物特征
後母戊鼎厚立耳（其中一耳為後配），折沿寬緣，直壁深腹平底，腹部呈長方形，下承四中空柱足。器耳上飾一列浮雕式魚紋，首尾相接，耳外側飾浮雕式雙虎食人首紋，腹壁四面正中及四隅各有突起的短棱脊，腹部周緣飾饕餮紋，均以雲雷紋為地。足上端飾浮雕式饕餮紋，下襯三周凹弦紋。
腹内壁鑄有“後母戊”三字。字體筆勢雄健，形體豐腴，筆劃的起止多顯峰露芒，間用肥筆。該鼎是商王為祭祀其母“戊”而作，造型厚重典雅，氣勢恢宏，紋飾美觀，鑄造工藝高超，亦是已發現最大的商代青銅禮器。
文物價值
後母戊鼎是世界上罕見的青銅器貴重文物，它是迄今為止所有出土的鼎中最大最重的：重832.84公斤，高133厘米，口長110厘米，寬78厘米，足高46厘米，壁厚6厘米，大得可以做馬槽，所以人們又叫它“馬槽鼎”。
後母戊鼎紋飾美觀莊重，工藝精巧，一向為世人所欽羨。它的價值因此而更高。鼎身四周鑄有精巧的盤龍紋和饕餮紋，增加了文物本身的威武凝重之感。饕餮是傳說中喜歡吃各種食物的神獸，把它鑄在青銅器上，表示吉祥、豐年足食。耳廓紋飾俗稱虎咬人頭紋，這種紋飾是在耳的左右作虎形，虎頭繞到耳的上部張口相向，虎的中間有一人頭，好象被虎所吞噬。耳的上面還有兩尾魚形。足上鑄的蟬紋，圖案表現蟬體，線條清晰。
後母戊鼎是中國殷代青銅器的代表作，标志着商代青銅鑄造技術的發展水平和中國高超的鑄造水平。
文物研究
鑄造工藝
後母戊鼎的鑄造工藝十分複雜。根據鑄痕觀察，鼎身與四足為整體鑄造。鼎身共使用8塊陶範，每個鼎足各使用3塊陶範，器底及器内各使用4塊陶範。
鼎耳則是在鼎身鑄成之後再裝範澆鑄而成。鑄造此鼎，所需金屬原料超過1000千克。而且，制作如此的大型器物，在塑造泥模、翻制陶範、合範灌注等過程中，存在一系列複雜的技術問題，同時必須配備大型熔爐。後母戊鼎的鑄造，充分說明商代後期的青銅鑄造不僅規模宏大，而且組織嚴密，分工細緻，顯示出商代青銅鑄造業的生産規模與傑出的技術成就，足以代表高度發達的商代青銅文化。
鑄造這樣大型的青銅器，首先要分别鑄出部件，然後再合鑄成為一個整體，工藝十分複雜。鑄造時需要二三百個工匠同時操作，密切配合，才能完成。
此外，經光譜定性分析與化學分析的沉澱法所進行的定量分析，後母戊鼎含銅84.77%、錫11.64%、鉛2.79%，與戰國時期成書的《考工記·築氏》所記鼎的銅、錫比例基本相符，從中可見中國古代青銅文明的内在傳承。它反映了商朝工匠的聰明才智。
文物作用
考古工作者通過對有關青銅器的研究，以及甲骨文中的記載，認為在鼎腹内壁銘文“後母戊”三個字中，“母戊”是商王武丁的後妃婦妌的廟号。以及根據銘文可知，後母戊鼎是商王武丁的兩個兒子祖庚或祖甲為祭祀其母親婦妌而制的。
改名争議
“司母戊鼎”的命名，據考應是郭沫若先生所為，他認為“司母戊”即為“祭祀母親戊”。另一著名學者羅振玉也曾認為：“商稱年曰祀又曰司也，司即祠字。”于是，這一命名便一直沿用下來了。但争議一直不斷。
1962年開始，學術界重新探讨此鼎銘文“司母戊”中的“司”字，一些學者認為此“司”字應為“後”字，可由商代甲骨文及金文中的有關辭例佐證。
2011年3月6日，央視《新聞30分》主持人在播報新聞時，将“司母戊鼎”讀成“後母戊鼎”，引發衆多網友質疑。在曆史教科書中，關于這座鼎的說法一直是“司母戊鼎”。那麼，是播音員口誤，還是教科書出了錯。
安陽殷墟有關負責人表示，目前仍按習慣稱為“司母戊鼎”。對此，有專家稱，學術界認為應改名為“後母戊鼎”。專家認為，商代的字體較自由，可以正寫也可反寫。所以“司”和“後”字形一樣，而意思上此處更接近“商王之後”。
因司母戊鼎就是商王祭祀其母(名戊)的紀念器物。學術界更多人贊同“後”。河南博物院副院長田凱介紹說，一直以來，人們都稱之為“司母戊鼎”，随着一些考古學家對商代文明研究的深入，認為應改名為“後母戊鼎”。如果多數專家認為名字應該改，博物院會适應大衆的需要。
把“司”改為“後”，實際上是否定了從前把“司”理解為“祭祀”的說法。大部分專家認為“後母戊”的命名要優于“司母戊”，其意義相當于“偉大、了不起、受人尊敬”，與“皇天後土”中的“後”同義。改為“後母戊”，意思相當于：将此鼎獻給“敬愛的母親戊”。
2011年3月28日，新國博正式向參觀者推出标牌名“後母戊鼎”（第一個字讀音為“hou”）。
文物象征
禮樂重器
鼎可以說是中華文化的一種象征，具有極其崇高的意義。鼎盛行于商周時期，延續到漢代。在奴隸制鼎盛時代，被用作“别上下，明貴賤”，是一種标明身份等級的重要禮器。（文獻記載：“天子九鼎，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或一鼎”。又載“鑄九鼎，像九州”。）（又有成語“一言九鼎、問鼎中原、三足鼎立”）
相當于鍋
鼎的常見器形為圓腹、兩耳、三足、呈盆、盂狀，也有少量呈鬥狀的四足方鼎。一般都較厚重。人們在尊崇鼎的價值的時候，常常忘記了它本來的用途，其實它是一件炊器，多用于祭祀或典禮時盛煮魚豬牛羊肉等食物，相當于現在的鍋。
祭祀母親
司母戊鼎因其腹内壁上有銘文“司母戊”三字而得名，是商王祭祀其母（名戊）的紀念器物。
鼎文化
鼎為中國古代炊食器。中國鼎文化的起源可以一直追溯到原始社會新石器時代，早在7000多年前就出現了陶制的鼎。而其真正的發展最高峰則出現在商朝和西周時期，尤其是商代以鼎為代表的祭祀用容器的制作，盛行于商周時期，延續到漢代。在奴隸制鼎盛時代，被用作“别上下，明貴賤”，是一種标明身份等級的重要禮器。文獻記載：“天子九鼎，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或一鼎”，又載“鑄九鼎，像九州”。
又有成語一言九鼎、問鼎中原、三足鼎立等。青銅鼎的前身是原始社會的陶鼎，本來是日用的飲食容器，後來發展成祭祀天帝和祖先的“神器”，并被籠罩上一層神秘而威嚴的色彩。在古代,鼎是貴族身份的代表。典籍載有天子九鼎、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或一鼎的用鼎制度。此外，鼎也是國家政權的象征，《左傳》有載：“桀有昏德，鼎遷于商；商纣暴虐，鼎遷于周”。鼎大多為三足圓形，但也有四足的方鼎。（司母戊鼎便是最負盛名的四足大方鼎）
申遺行動
2000年，南京博物院技術部申報“泥範鑄作司母戊鼎工藝研究”課題，并在2006年7月用仿古代的泥範鑄作工藝初步鑄成原大司母戊鼎。為籌備殷墟申請聯合國“世遺”評估行動，中國曆史博物館曾在2005年9月下旬把在北京秘藏的原鼎運回安陽殷墟博物館一同展覽近四個月。殷墟在2006年7月13日正式成為“世界文化遺産名錄”後，當年把原鼎收藏免被日軍搜掠的42位村民之一的吳培文被增補為安陽市政協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