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曆
長期從事核動力研究設計工作，是我國核動力領域的開拓者和奠基者之一。在20世紀60年代，主持了潛艇核動力裝置的論證、設計、試驗以及運行的全過程，并參加指揮了第一代核潛艇的調試和試航工作；參加、組織研制成功的耐高溫高壓全密封主泵達到了當時的世界先進水平；在80年代初，提出投資、進度、質量三大控制要素，為大亞灣核電站工程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在秦山二期核電站的建設中，提出“以我為主，中外合作”，自主設計、建造兩台60萬千瓦機組的方案，并親自計算主參數、進度與投資，為秦山二期工程提供了可靠的科學依據。
1978年獲全國科學大會獎；1985年，作為第一完成人獲“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特等獎；1988年獲國防科工委為表彰優秀總設計師頒發的《為國防科技事業做出突出貢獻的榮譽狀》；1996年獲何梁何利基金科學與技術進步獎，2017年獲何梁何利基金科學與技術成就獎。
1994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首批院士。
2021年3月22日，中國核潛艇第一任總設計師、核動力專家、中國工程院院士彭士祿在京逝世，享年96歲。
詳細傳略
簡介
彭士祿，中國工程院院士，曾用名彭保祿，生于廣東省汕尾市海豐縣。父親彭湃（1896-1929），又名彭漢育，1921年參加社會主義青年團，1924年參加中國共産黨，創建了海陸豐蘇維埃政權和東江革命根據地，犧牲前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農委書記等職。母親蔡素屏（1897-1928），1926年參加中國共産黨，随澎湃發動和組織海陸豐農民運動，曾任海豐縣婦女協會第三屆執行委員會委員。祖母周鳳，支持澎湃和海陸豐農民革命運動，她的兒子、孫子中有6個是革命烈士，解放後政府供養她，"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73年逝世。
艱辛往事
彭士祿3歲時母親犧牲，4歲時父親又犧牲。為了躲避國民黨反動派的搜捕，他被送到革命群衆家裡寄養，輾轉一家又一家，最後被送到潮安縣彩塘區一位紅軍隊長陳永俊家裡（秘密交通站），由其母親潘舜貞撫養。1933年陰曆7月15日，當時的中共潮安縣委書記陳醒光叛變，8歲的彭士祿被國民黨反動派抓獲，送至潮安縣監獄，接着被押送到汕頭石炮台監獄。1年後又與一批少年及紅軍家屬被轉送到廣州感化院。1935年夏從那裡被釋放出來，回到潮安當乞丐，後又住到革命群衆家裡，并幫助繡花、打柴、放鵝等以養生。1936年夏又被捕，押送到潮安監獄。
祖母通過愛國民主人士陳卓凡（1898-1976，曾與鄧演達創立中華革命黨，即農工民主黨前身）将彭士祿營救出獄。祖母先将士祿帶到澳門，住在柯麟（中共黨員，公開身份為名醫）家。七嬸楊華當時正住在柯麟家，公開身份是做傭人，同時從事黨的地下工作。後來又由祖母将士祿帶回香港，生活由地下黨組織供應一些，并讓彭士祿在聖約瑟英文院讀了兩年小學。1939年夏祖母回海豐時，将彭士祿送到愛國民主人士、著名老中醫、中國農工民主黨的組織領導者彭澤民家裡。這時，彭士祿從大人談話中聽說有平山遊擊隊，就偷偷地離開彭澤民家，與堂弟彭科一起逃離香港，到惠州的平山參加了東江縱隊。
後來香港中共地下黨組織把他找到，又送回香港，住在地下黨負責人連貫家裡。1940年，周恩來派副官龍飛虎和賀怡(賀子珍的妹妹，曾任中共江西省委組織部長）帶領彭士祿和一些烈士子弟一起離開廣東，經桂林等地達重慶（為避人耳目，一路上彭士祿與彭光涵稱為親兄弟）。在重慶八路軍辦事處，彭士祿第一次見到了周恩來、鄧穎超，并在那裡住了一段時間，等待西安開來的汽車，當
年他自願報名調到延安中央醫院當護士，1943年被評為模範護士。他患上了肺結核，常咳嗽吐血，被蔡暢知道後經組織部将他調離醫院，派他到延安自然科學院學習。開始時他連三角函數sin、cos都不懂，但經過刻苦學習，成績很快提高。1945年8月1日經陳勇岷（女，曾任602所副所長）和陳錦華介紹，加入中國共産黨，由于表現突出沒有候補期，剛入黨不久就擔任黨支部書記。
1945年底由延安自然科學院副院長恽子強帶隊從延安出發，本打算經張家口向東北挺進。但由于形勢的變化，将延安自然科學院留在張家口，成立晉察冀邊區工業學校，彭士祿在那裡學習。1946年8月，由于解放戰争開始，彭士祿等同學被派到李蘇領導下的宣化煉焦廠工作，不久又奉命把宣化煉焦廠的設備遷到阜平，在那裡建立了煉焦廠。彭士祿還在炸藥廠工作過。石家莊解放後，李蘇又帶着他們去接收石家莊煉焦廠，彭士祿任技術員。1949年彭士祿被派到哈爾濱工業大學學習，後又轉到大連大學應用化學系學習。1950年大連大學分家，應用化學系改為化學工程系，彭士祿在大連工學院化工系學習。
1951年被選派留學前蘇聯，先在喀山化工學院化工機械系學習。1955年前蘇聯将中國留學生集中到幾個大城市學習，彭士祿又被轉學到莫斯科化工機械學院繼續學習，1956年以全優成績畢業，獲優秀化工機械工程師證書。時值陳赓将軍訪蘇，要挑選少數學生攻讀和動力專業，彭士祿被選中，又在莫斯科動力學院進修核動力專業2年，1958年4月以優異成績學成回國，被分到北京原子能研究所工作。
成就
當年6月在北京與馬淑英結婚。馬淑英于1935年1月生于遼甯省營口市。1953年赴蘇聯留學時與彭士祿同在喀山化工學院學習，1955年轉至莫斯科門得列夫化工學院，1958年以全優成績畢業，獲優秀化工工藝工程師證書；回國後，先在北京化工學院任教，後來被調從事核潛艇有關的技術研究工作，任研究室主任，高級工程師，已退休。曾與他人一起獲國家科技情報成果一等獎，個人曾獲部級科技進步三等獎和優秀科技情報成果獎等。
1960年8月馬淑英在北京生兒子彭睾（畢業于北京師範學院管理系，獲法學士學位，現為中安實業公司經理，福田平乳公路發展公司副總經理）。
1961年彭士祿任原子能所核動力研究室副主任，接着受郭沫若聘請兼任中國科技大學近代物理系副教授。1962年5月馬淑英在北京生女兒彭诘（畢業于鎮江船舶學院，獲工學士學位，714所高級工程師）。
1963年彭士祿任七院十五所（核動力研究所）副總工程師；1965年轉并到核工業部二院二部任副總工程師，1967年6月-1971年6月任核潛艇陸上模式堆基地副總工程師，1971年6月-1973年5月任719所（核潛艇總體設計研究所）副所長兼總工程師，1973年起任七院（中國艦船研究設計院）副院長，随後任六機部副部長兼總工程師，國防科委核潛艇第一位總設計師。
1983年2月彭士祿被任命為水電部副部長兼總工程師，兼任廣東大亞灣核電站總指揮，還兼任國防科工委核潛艇技術顧問。核電工作歸核工業部管理之後，1986年4月彭士祿調到核工業部任總工程師兼科技委第二主任、核電秦山二期聯營公司董事長。核工業部改為中國核工業總公司後，任中國核工業總公司科技顧問。
1962年起他主持潛艇核動力裝置的論證和主要設備的前期開發，主持了核動力裝置的擴動和施工設計，親自建立了核動力裝置靜态和動态主參數簡易快速計算法，解決了核燃料元件結構型式和控制棒組合型式等重大技術關鍵。1967年起組織建造了1∶1潛艇核動力裝置的安全運行、分析異常現象、事故苗頭、排除故障。在擔任第一任核潛艇總設計師期間，對核潛艇研制、生産中的許多重大技術問題，如慣性導航、水聲、武備、造水裝置等拍闆決定，協調解決，并指導後續艇的研制、生産。
在擔任大亞灣核電站總指揮期間，提出了投資、進度、質量三大控制的重要性及具體措施，提出了核電站建設的時間價值觀念，寫了《關于廣東核電站經濟效益的彙報提綱》，計算了核電站的主參數及經濟計算。在擔任核電秦山二期聯營公司董事長長期間，進行了60萬千瓦壓水堆核電站的主參數計算和投資估算，提出了同等因子概念與彙率風險的關系。
個人生活
家庭成員
父親彭湃（1896-1929），又名彭漢育，1921年參加社會主義青年團，1924年參加中國共産黨，創建了海陸豐蘇維埃政權和東江革命根據地，犧牲前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農委書記等職。
母親蔡素屏（1897-1928）， 1926年參加中國共産黨，随澎湃發動和組織海陸豐農民運動，曾任海豐縣婦女協會第三屆執行委員會委員。
祖母周鳳（1871.2.23－1973.3.12），支持彭湃和海陸豐農民革命運動，她的兒子、孫子中有6個是革命烈士，解放後政府供養她，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73年逝世。
妻子馬淑英，1935年1月生于遼甯省營口市。1953年赴蘇聯留學時與彭士祿同在喀山化工學院學習，1955年轉至莫斯科門得列夫化工學院，1958年以全優成績畢業，獲優秀化工工藝工程師證書。1958年6月在北京與彭士祿結婚，1960年8月馬淑英在北京生兒子彭浩，1962年5月馬淑英在北京生女兒彭潔。馬淑英回國後，先在北京化工學院任教，後來被調從事核潛艇有關的技術研究工作，任研究室主任，高級工程師，已退休，曾與他人一起獲國家科技情報成果一等獎，個人曾獲部級科技進步三等獎和優秀科技情報成果獎等。
兒子彭浩，畢業于北京師範學院管理系，獲法學士學位，現為中安實業公司經理，福田平乳公路發展公司副總經理。
女兒彭潔，畢業于鎮江船舶學院（現江蘇科技大學），獲工學士學位，714所高級工程師。
人物轶事
百家姓
彭士祿曾在自述中寫道：“幾十位‘母親’給我的愛撫，感染了我熱愛百姓的本能。父母親把家産無私分配給了農民，直至不惜生命，給了我要為人民、為祖國奉獻一切的熱血。延安聖地培育了我自力更生、艱苦拼搏、直率坦誠的品格。總之，我雖姓‘彭’，但心中永遠姓‘百家姓’。”
為國改行
20世紀50年代，正在蘇聯訪問的中國國防副部長陳赓問：“中央已決定，選一批留學生改行學原子能核動力專業，你願意改行嗎?”彭士祿的回答是“隻要祖國需要，我當然願意！”從此，彭士祿與“核動力”結下了不解之緣。1951年，彭士祿被選派留學蘇聯。他先後在莫斯科動力學院等幾個學校就讀，均取得優異成績，為報效祖國的核事業奠定了堅實基礎。
吃苦與責任
彭士祿小時候為了生存他當過乞丐，發高燒導緻癱瘓差點丢掉性命；當小遊擊戰士時得過嚴重瘧疾；在延安當護士時得過肺炎。留學期間，彭士祿從沒在12點鐘以前睡覺。當時蘇聯教授每教一節課，中方要另付80盧布的報酬，他因此十分努力。30年後，彭士祿忘我工作的精神依然不變，他患胃病20多年，總不舍得花點時間去看病。在一次現場調試的緊要關頭終于支撐不住了，經診斷為急性胃穿孔。手術在工地現場緊急施行，他的胃被切除了四分之三。
彭士祿開始主持核動力裝置的論證和主要設備的開發時，物資供應匮乏，生活極其艱苦。那時是吃着窩窩頭搞科研，有時甚至挖野菜和白菜根，反應堆研究室不到50個人，每人每月的辦公費才5元錢，這還包括出差費、辦公用品費。那時沒有電腦，數據都是靠僅有的一台手搖計算機、計算尺、算盤這些工具沒日沒夜地算出來的。彭士祿面對工程技術大事必須做到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點也不能馬虎。對于任何問題都要通過調查研究、收集信息、進行試驗等來搞清楚。在領導核電站建設工作時期對工程技術親自計算主要技術經濟數據；對工程進度能說出某年某月應辦哪幾件關鍵事；對技術攻關能親自挂帥出征，出主意，給點子。
“彭大膽”和“彭拍闆”
彭士祿的同事們背後喜歡親昵地稱呼他為“彭拍闆”，“這個‘雅号’是研究核潛艇時得來的。1962年，核動力裝置的論證和主要設備的前期開發時。“當時的各種争論實在太多了，他常常對研制人員說，不要吵，做實驗，用數據講話，最後他來簽字。對了，成就歸大家；錯了，他來負責。”因此當時他才有了這兩個外号，一個叫“彭大膽”，一個叫“彭拍闆”。“研制核潛艇是從零開始的，事事都等到有十分把握再幹，哪有可能？”在試驗工作中，彭士祿隻要有七成把握就拍闆，另外三分困難和風險再努力想辦法克服。“沒困難，不冒風險，哪來的創新呢？還要我們這些人幹什麼？！”核反應模式堆安裝出現公差的善後處理，押送核燃料元件等，有危險有困難，彭士祿總是沖在最前，但在名利面前，他卻總是藏着、躲着。
“墾荒牛”
彭士祿家中的寫字台上擺放着“三件寶”：一是中國第一艘核潛艇處女航的紀念磁盤；二是友人贈送的核電站模型；三是任大亞灣核電站總指揮時，炊事員送的“墾荒牛”陶瓷塑像。他的夫人說，她最喜歡第三件，因為“老彭就像一頭墾荒牛”。20世紀70年代初，中國決定上馬秦山一期核電項目。究竟走哪種技術路線？熔鹽堆和壓水堆兩套方案成為争論的焦點。最終，在彭士祿的大力支持下，首台核電機組選擇了後者，為以後中國核電走“以壓水堆為主的技術路線”起到了關鍵作用。大亞灣核電項目啟動時，彭士祿又任總指揮。回首當時的建設經曆，彭士祿說自己學到了三點：一是懂得了一些經濟，很早就提出了“時間就是金錢”的概念；二是驗算了法國核電的主要參數；三是學到了一點管理學，這對今後中國核電項目管理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彭士祿曾在自述中寫到：“我堅信共産主義必勝無疑，作為共産黨員，我将為之奮鬥終生！也許因是屬‘牛’的吧，非常敬仰‘孺子牛’的犟勁精神，不做則已，一做到底。活着能熱愛祖國，忠于祖國，為祖國的富強而獻身，足矣；群體團結，是合力，至關重要，最怕‘窩裡鬥’，分力抵消，越使勁越糟糕，最後變成負力，悲矣！盡自己的力氣去做正功，沒有白活。”
“大”家和“小”家
“大”家就是國家，“小”家就是彭士祿的家庭。彭士祿曾經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道，自己的夫人有三個：一是核動力，二是煙酒茶，三是自己的妻子馬淑英。1965年，中國核潛艇工程上馬時，彭士祿為了工作特地從北京遷到四川。4年後，妻子馬淑英也遷到四川。馬淑英當年從蘇聯留學回來後分配在北京化工大學教化學，她講課講得好，深受學生們的喜愛。當她要跟随彭士祿去四川時，學生們很舍不得，很多學生都來給她送行。來到陸上模式堆試驗基地後，馬淑英便正式轉行參與到基地建設工作上來。1971年，因為工作需要，彭士祿再一次搬到武漢任核潛艇總體設計研究所（現719所）副所長兼副總工程師，任職到1973年5月。
20世紀80年代主持廣東大亞灣核電站建設工作時期，他更是常駐廣州，幾個月才能借回京彙報工作之機回家探望一下。彭士祿80高齡時還在視察核電站的建設工作，經常參加各種學術活動。年事已高的他并沒有在家享受生活，依然每天工作到很晚才回家，依然每年大部分時間都在外出差，很少能見到家人。對此，孫女彭瑤很有意見。彭士祿每天回來時都是深夜，孫女已經睡着了，而每天早上孫女醒來時，彭士祿卻又出去了。為此，孫女跟他還簽了一份合同書，大意是如果彭士祿能準時回家的話可獎勵啤酒。
“三張牌”
在榮譽面前，彭士祿院士從不計較得失，也從不提出個人要求。多年來，他總是忙碌在工地或出差。1978年，當他獲得全國科學大會獎時，他正在工地上，有人通知他去參加國家科學大會，他根本不知自己是受獎者。在他榮獲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特等獎時，他還驚訝地說：我也可以得獎？别人的房子是越調越大，而他卻從七間的将軍樓搬到四室一廳的單元房裡，把大房子讓給别人，他總說，國家給我的太多了。他擔任過不少單位的顧問，從不拿報酬。他說，隻要對國家民族有利，比拿點小錢更有價值。作為第一任總設計師，彭士祿常被譽為“中國核潛艇之父”，但他堅決不同意。
彭士祿在工作、生活中，擅打“三張牌”。“簡單牌”，彭士祿的座右銘是凡事越簡單越好，做事要做“減法”。在吃、住、行等生活的各個方面盡量簡單，已經成為他的習慣，也讓他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搞科研。“懶漢牌”，彭士祿善于發動團隊的力量完成使命，也喜歡培養年輕人。彭士祿下屬出了很多人才，都是他的“懶漢牌”打出來的。“糊塗牌”，彭士祿說，做明白人不容易，做糊塗人更難。對公，他總是明明白白；對私，卻很糊塗。什麼時候調級，什麼時候評職稱，什麼時候漲工資，他一概不知，也不打聽。他不知道自己拿多少錢，坐的車是什麼牌子，住的房子是多少平方米。彭士祿有這樣的描述：“由于曆史的誤會，我有幸參加了我國核潛艇研制的全過程。時值‘文化大革命’，‘老虎’都被趕下山了，隻好‘猴子’稱王，我也被擡上‘總師’的寶座。”此話足以可見他面對功名利祿時所表現出的淡定和從容。
個人總結
彭士祿在1996年《中國工程院院士自述》中，用四點總結自己：其一，一家與百家；其二，主義與精神；其三，明白和糊塗；其四，拍闆與改錯。
彭士祿對自己的評價是：“一輩子隻做了兩件事：一是造核潛艇，一是建核電站。”
主要著作
主要著作中有關軍用核動力裝置部分因保密不能發表。公開
發表的文章有10幾篇，主要如下：
1．《反應堆熱工水力計算》，（中國科技大學講義，1963年）
2．《中國核能的展望》，（《工業設備與原料》1985年第四期）
3．《核能在中國能源中的地位》，（《核動力工程》1985年3期）
4．《中國核電發展的現狀與展望》（英文），ProceedingsoftheSixthP13NC，1987年9月
5．《為促進中國核電事業的發展而努力》，（《核動力工程》1989，No．1）
6．《中國核能的現狀和展望》，（《核科學與工程》1989，No．1）
7．《2×600MW壓水堆核電廠的上網電價計算與分析》，（《核動力工程》1993，No．14）
8．《核能工業經濟分析與評價基礎》（書），1995年出版
他是中共十一大、十二大、十三大當代會代表，中共十二大候補中央委員。四屆及八屆全國人大代表，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人大環保與資源委員會委員。中國核學會名譽理事長、核動力學會理事長。
社會任職
1988年，中國核工業部改為中國核工業集團公司後，彭士祿開始擔任公司科技顧問，之後曾任中國核學會名譽理事長。
榮譽
1978年，被選為全國先進工作者，獲全國科學大會獎；
1985年，中國第一代核潛艇的研究設計獲國家科技進步特等獎，他是第一主要完成人，獲特等獎證書；
1988年，獲國防科工委頒發的“核潛艇總設計師工作中為國防科技事業作出了突出貢獻”的榮譽狀；
1996年，獲何梁何利基金科學技術進步獎。
人物評價
在為祖國、為人民奉獻的一生裡，彭士祿從不計較個人利益得失，從未向組織提出任何個人要求。他始終以國家的利益為先，勇挑重擔，身先士卒，忘我工作，把畢生精力奉獻給祖國的核動力事業。49歲時，彭士祿在一次核潛艇調試工作中突發急性胃穿孔，胃被切除了四分之三。可是手術後不久，他又忘我地投入工作之中。彭士祿無論身處多高的位置，管理多少工程、項目與人員，都時刻牢記自己的使命，牢記是黨和人民将自己撫養長大，要回報人民，回報祖國。（《光明日報》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