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紹
詹姆斯·C.斯科特(1936— )耶魯大學政治科學和人類學斯特林教授、農業研究計劃主任,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研究員。其研究興趣包括政治經濟學、無政府主義、意識形态、農民政治學、革命、東南亞和階級關系等。主要着作包括《馬來西亞的政治意識形态》(1968)、《比較政治腐敗》(1972)、《農民的道義經濟學》(1976)、《弱者的武器》(1986)、《統治與抵抗的藝術》(1992)等。
圖書目錄
前言
第一章階級戰争中的短兵相接
拉紮克
哈吉·“布魯姆”
權力的象征性平衡
第二章常規的剝削，常規的反抗
未被書寫的反抗史
作為思想和象征的反抗
人類行動者的經驗與意識
第三章反抗的景觀
背景：馬來西亞和水稻主産區
中層背景：吉打州和穆達地區的灌溉系統
第四章塞達卡：從1967年到1979年
富與窮
村莊構成
土地占有與使用
租佃的變化
水稻生産的變化和工資的變化
地方機構和經濟權力
第五章勝利者和失敗者眼中的曆史
分類
夜行船
綠色革命的階級史
雙耕與雙重看法
從活租到死租
聯合收割機
失去的地盤：土地的獲得
慈善的儀式與社會控制
記憶中的村莊
第六章延展事實：意識形态的運作
特定情境中的意識形态運作
剝削的詞彙表
歪曲事實：分層與收入
合理化的剝削
意識形态沖突：村莊大門
意識形态沖突：村莊改進計劃
作為反抗的争論
第七章超越口舌之戰：謹慎反抗與适度遵從
公開的集體反抗的障礙
抵制聯合收割機的努力
“常規的”反抗
“常規的”鎮壓
常規的順從與不留痕迹的反抗
服從以及部分的文本
何謂反抗？
第八章霸權與意識
意識形态鬥争的日常形式
塞達卡的物質基礎和規範性上層建築
重新思考霸權概念
附錄
附錄A村莊人口記錄，1967—1979
附錄B不同土地使用類型/農場規模的農場收入比較
（穆達地區，1966、1974和1979年）
附錄C關于土地使用情況變更、淨利潤及政治事務的數據
附錄D飛翔信的譯文
參考文獻
索引
譯後記
圖書内容
前言
任何研究領域的局限性在與其相關研究的共有定義中最能突顯出來。大量的關于農民的近期研究——包括我本人的和其他人的——都關注反抗與革命的問題。平心而論,除了關于親屬關系、儀式、耕作和語言方面一貫的标準民族志描述之外，更多的關注集中于有組織的、大規模的抗議運動，因為它們盡管隻是昙花一現，卻顯然對國家造成了威脅。我可以想到對此類運動重要性的共有理解得以盛行的原因在于一系列相互強化的因素。對左派而言,對農民起義的過度關注顯然受到越戰和現在已經開始消退的左翼學術界對民族解放戰争的迷戀的刺激。絕對以國家利益為中心的曆史記錄和檔案鼓勵了這種迷戀,它們從不提及農民,除非農民的行動對國家構成威脅。
另一方面,農民隻是作為征召、糧食生産、稅收等方面的匿名“貢獻者”出現在統計數字中。這種視角下的每項研究強調了不同的側面。一些研究隻能是強調外來者——預言家、激進知識分子、政黨——在動員通常懶散、無組織的農民的過程中的角色。另一些研究關注的隻是西方社會科學家最為熟悉那些運動——那些擁有名稱、旗幟、組織機構和正式領導階層的運動。還有一些研究，隻是在精确考察那些可能在國家層面推動大規模的、結構性變遷的運動方面有所貢獻。
我認為,這種視角所忽視的是這樣一個簡單的事實：貫穿于大部分曆史過程的大多數從屬階級極少能從事公開的、有組織的政治行動,那對他們來說過于奢侈。換言之,這類運動即使不是自取滅亡，也是過于危險的。即使當選擇存在時，同一目标能否用不同的策略來實現也是不清楚的。畢竟大多數從屬階級對改變宏大的國家結構和法律缺乏興趣，他們更關注的是霍布斯鮑姆所稱的“使制度的不利……降至最低”。正式的、組織化的政治活動，即使是秘密的和革命性的，也是典型地為中産階級和知識分子所擁有。在這一領域尋找農民政治大半會徒勞無功。并非偶然，這也是走向結論的第一步：農民階級在政治上是無效的，除非他們被外來者組織和領導。
就其真正發生時的重要性而言，農民叛亂是相當稀少的——更不用說農民革命了。它們大多被輕而易舉地粉碎，即使非常罕見地成功了，令人悲哀的是其達到的結果也很少是農民真正想要的。無論是哪種革命的成功——我并不想否認這些成果——通常都會導緻一個更大的更具強制力的國家機器，它比其前任更有效地壓榨農民以養肥自己。
為了這樣一個目标,我在馬來西亞的一個村莊裡度過了兩年(1978—1980)時間。這個村莊被我稱為塞達卡，這并不是它的真名。它是吉打州水稻主産區一個以種植水稻為主的小村落(有70戶人家)，該村在1972年開始引入雙耕。與其他許多“綠色革命”一樣，它使得富人更為富有，而窮人仍然貧窮甚至變得更窮。1976年大型聯合收割機的引進或許更是緻命的一擊，它使得小土地所有者和無地勞動者失去了三分之二掙工資的機會。在這兩年當中，我設法收集了大量的相關資料。我在關注反抗實踐本身的同時也關注村莊内的意識形态鬥争——它為反抗寫就了腳本。在本書中,我試圖讨論反抗和階級鬥争的重大主題，以及賦予這些主題以實踐和理論意義的意識形态支配問題。
最後,我要強調這是一個非常自覺的地方階級關系的研究。這意味着農民—國家關系顯然存在大量反抗，會明顯缺席,除非它們影響了地方的階級關系。這也意味着那些在任何政治危機中都相當重要的族群沖突、宗教運動或抗議也基本上沒有被涉及。本書也不去分析這裡所考察的細微階級關系的經濟起源，這些源頭不難一直追溯到紐約和東京的董事會議上。這還意味着處于省或國家層面的正式的政黨政治也将被忽略。從一個角度看,所有這些省略都很可惜。但從另一個角度看,這裡的努力是要表明地方階級關系是多麼重要、多麼豐富和複雜,還表明不以國家、正式組織、公開抗議、民族問題為中心的分析視角将給我們帶來的潛在發現。
本書與我的家庭生活的相互交融已經足以免除任何通常在此要說的常規套話。在此我可以說,盡管我努力了，但從未能夠哪怕稍微讓路易絲和孩子們相信,他們也在為我寫作本書出力。
譯後
“弱者的武器”:研究農民政治的底層視角
美國耶魯大學政治學與人類學教授詹姆斯·斯科特筆下的東南亞農民,是處于低下社會地位的小農(peasant)。他們雖然作為農業社會的人口主體,在各種宏大的曆史叙事中卻從來是無聲者和無名者，是少有文字記述其曆史的群體。他們即使偶爾出現在曆史記錄中，也不是作為曆史的參與者，而是作為征召、稅收、勞動、土地産出和谷物收獲的貢獻者，因而隻是在統計學意義上以數字形式出現的無名者。但農民在曆史中的消隐并不意味着他們不受注意，曆朝曆代的統治者也不可謂不關注農民,但關注的原因在于，農民在很長的時間裡一直是索取的對象，是任何社會都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源——農副産品、稅、費和廉價勞動力——的提供者。而且農民的生存境況和由此導緻的集體行動常常關乎整個社會的安定或動蕩,甚至導緻王朝的更名易主，這便是各個社會的統治者都谙熟的“水可載舟，亦可複舟”的道理。
對農民的關注，對解決農業、農村問題的呼籲，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出于這樣一種危機意識:農民的生存狀況過于惡化會影響整個社會的安定，或者不如說出于一種自上而下的對危險警示的反應。人們會以曆史上大規模的農民暴動或流民之患為例，提請決策者和世人要有足夠的危機意識。顯而易見,出于“危機”反應的對農民的關注,尚未離開統治的立場、精英的立場或城市既得利益階層的立場。農民在這樣的關注眼光中是作為治理對象、防範對象和憐憫對象而存在的。
以農民的眼光來注視，以農民的立場來思考，已有的農民社會經典研究無疑不能忽視。詹姆斯·斯科特繼《農民的道義經濟學:東南亞的反叛與生存》之後，又以《弱者的武器》和《統治與抵抗的藝術:隐藏的文本》兩部着作為我們提供了理解農民反抗與農民政治的灼見。介紹其富于洞察力的研究，對于關注農村社會與農民問題乃至整個社會結構的問題都是有重要意義的。
了解這些平凡的反抗形式更有利于理解農民長期以來為保護自己的利益和對抗統治秩序所做的一切。在第三世界,農民很少在稅收、作物分配、發展政策或煩瑣的新法律等問題上去冒險直接對抗權威;他們更可能通過不合作、偷懶和欺騙去蠶食這些治理策略。
作為底層政治(infrapolitics)意識形态的隐藏的文本,不僅是一種話語、姿态和象征性表達,也是實踐的依據。斯科特在東南亞一個小村莊的田野研究工作證明了農民的反抗實踐與反抗話語的相互依存與相互維系。而且,支配與占有的緊密聯系意味着不可能将從屬的觀念和象征從物質剝削過程中分離出來。同樣,也不可能将對統治觀念的隐藏的象征性反抗從反對或減輕剝削的實際鬥争中分離出來。農民的反抗,一如統治者的支配,是在兩條戰線上作戰。隐藏的文本不僅是幕後的惱怒和怨言，它也是為減少占有而在實際上被實施的計謀(偷竊、裝傻、偷懶、逃跑、放火等)。關鍵在于,隐藏的文本不僅闡明或解釋行為，它還有助于建構行為。
就此而言,書寫未被書寫的反抗史并賦予其政治地位，理解和分析農民的“弱者的武器”,就成為非常有意義的工作。斯科特将來自村莊研究的本土見解與更大的關于階級的社會經驗以及典型的階級鬥争語境聯系起來。通過深入地分析象征性反抗的日常形式和經濟反抗的日常行動的方法，達到對于階級意識和意識形态霸權的理解。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斯科特對于日常形式的反抗與統治意識形态之間微妙關系的探究，他并不否認馬克思關于“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态就是統治的意識形态”的經典論斷，但他更為強調的是，認清在何種程度上統治階級能夠将自己的公正社會秩序的想象，不僅強加給被統治階級的行為，而且強加給他們的意識。
從《農民的道義經濟學》到《弱者的武器》和《統治與抵抗的藝術》，我們不難看到,斯科特對東南亞農民的行為選擇和精神世界的探索在實踐層次上是不斷推進的。如果僅僅關注正式的反抗行動，或如果僅以“生存倫理”(subsistence ethic)來解釋東南亞農民的行為，我們就無從理解為何當他們進入生存絕境時仍未有公開的反抗。而處于如此情境尚不反抗，真不知還有什麼能夠讓他們奮起反抗了。對于農民的政治行為，僅用生存倫理的邏輯無法解釋，還必須加上對壓制制度、暴力強度和意識形态治理的考量。面對強大而嚴密的統治，對立的雙方因力量強弱過于懸殊，無從形成真正可以稱為對抗性的對立面，無從形成對壘的雙方，因而弱勢一方反抗的邏輯就會發生扭曲和畸變。
這種反抗可能形成霍布斯所描述的“所有人反對所有人的戰争”。卻不可能有助于改善他們的生存境遇,或使社會的制度安排變得比較合理。除此之外，反抗的僞裝性，即以表面的順從代替實際的反抗，有可能反而強化了統治權力，“弱者的武器”在上述扭曲的反抗邏輯中也有可能反而變成強者的工具。
一部可能成為經典的令人難忘之作。
——《泰晤士報文學副刊》
任何想要了解東南亞農民社會的人都不能錯過此書。
——《亞洲研究雜志》
一部卓越的着作……斯科特以其出色的工作展示了人種學報告不能也無法呈現的農民反抗外來侵犯的“全貌”……是對反抗霸權的日常形式的精彩理論和經驗闡釋。
——愛德華·W.薩義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