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文藝座談會:1942年5月2在延安楊家嶺召開的座談會-中文百科頻道

曆史背景

1937年抗戰爆發後，中國共産黨在領導戰争的同時，也十分重視各根據地的文化建設。海内外許多知識分子和作家來到延安和各根據地。這些地區陸續成立了各類文藝團體，出版多種文藝刊物。在根據地的民主氣氛之下，文藝運動呈現出活躍的景象。先後來到根據地的作家創作了一批新作品,在思想上,藝術上有新的發展。群衆文藝活動也開始蓬勃發展，各地組織了許多農村劇團，編演反映根

據地軍民生活和鬥争的戲劇。群衆性寫作活動，也得到熱烈的響應但當時取得的這些成就，還不能完全滿足廣大群衆的需要。從城市來到根據地的作家，一般存在不熟悉工農兵生活，不懂他們的語言，以及作家所運用的文學形式與工農兵群衆在藝術趣味和欣賞習慣上有隔閡等問題。對于如何克服這些弱點，當時延安文藝界還存在一些思想分歧，諸如應該首先努力表現根據地的新生活還是為“大後方”服務，怎樣處理歌頌根據地的光明面和批評其陰暗面的關系，怎樣對待文藝的普及與提高的關系，學習政治理論是否妨礙創作情緒等問題。

文藝座談

1942年5月毛澤東與參加延安文藝座談會的代表合影延安秧歌運動的場面。1942年，中國共産黨開展了整風運動，同時也發動了文藝整風運動。1942年春，毛澤東親自找延安部分作家談話，了解情況,聽取意見。5月，毛澤東和凱豐聯名邀請在延安的作家、藝術家舉行座談會。應邀出席者約百人。在5月2日的第一次大會上，毛澤東發表《引言》，說明開會的目的在于研究文藝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關系,求得革命文藝的正确發展,求得革命文藝對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協助。他提出文藝工作者的立場問題、态度問題、工作對象問題、學習問題，是當時關系革命文藝發展因而應該解決的問題。随後一些作家、藝術家在座談會上圍繞這些問題,相繼發表意見。5月23日第三次大會上，毛澤東做了《結論》，指出為了革命文藝的正确發展，中心問題“是一個為群衆的問題和一個如何為群衆的問題”。他特别強調“為什麼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提出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方針。在回答如何為群衆時，提出在普及基礎上的提高和在提高指導下的普及的原則。他闡述了文藝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原理，号召“中國的革命的文學家藝術家，有出息的文學家藝術家,必須到群衆中去,必須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農兵群衆中去，到火熱的鬥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廣大最豐富的源泉中去”。針對當時延安文藝界存在的一些理論、思想問題，毛澤東作了剖析，并且提出文藝界開展無産階級對非無産階級思想鬥争的任務。毛澤東在會上發表的《引言》和《結論》，合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整風運動

文藝座談會後，毛澤東又向延安魯迅藝術文學院師生發表講話，号召大家走出“小魯藝”，到“大魯藝”（指廣闊的社會生活）中去。各根據地中央局和各級黨委，相繼傳達了延安文藝座談會的精神，部署文藝整風工作。各文藝團體和有關單位組織作家、藝術家認真學習文件，進行自我反省、自我批評。一些作家還發表這方面的心得和體會，如立波的《後悔與前瞻》、舒群的《必須改造自己》、何其芳的《改造自己，改造藝術》等。魯迅藝術文學院還檢查了文藝教育中的問題。周揚發表《藝術教育的改造》，張庚、何其芳也發表《論邊區劇運和戲劇的技術教育》、《論文學教育》，檢查了前一時期文藝教育中脫離實際的教條主義偏向。

組織下鄉

經過一段時間的整風學習，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和組織部于1943年3月召開黨的文藝工作者會議,動員和組織作家藝術家深入工農兵群衆的實際鬥争，實踐延安文藝座談會所制定的文藝的工農兵方向。凱豐在會上作《關于文藝工作者下鄉的問題》的報告。陳雲作《關于黨的文藝工作者的兩個傾向問題》的報告。與會作報告的還有劉少奇、博古等。會後，作家、藝術家們紛紛下鄉。1943年10月19日，紀念魯迅逝世七周年時，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在《解放日報》上正式發表。次日，領導整風運動的中共中央總學委發出通知，指出毛澤東的這一講話，“決不是單純的文藝理論問題,而是馬列主義普遍真理的具體化,是每個共産黨員對待任何事物應具有的階級立場，與解決任何問題應具有的辯證唯物主義、曆史唯物主義思想的典型示範”。通知把這個講話列為全黨整風的必讀文件。11月7日,中央宣傳部發出《關于執行黨的文藝政策的決定》，指出“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規定了黨對于現階段中國文藝運動的基本方針”，要求全黨文藝工作者研究實行，把黨的文藝方針貫徹到一切文藝部門中去。《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公開發表,進一步推動了各根據地的文藝整風運動。1944年元旦，重慶《新華日報》也以《毛澤東同志對文藝問題的意見》為題，摘要發表了這個講話。1949年7月,在北平召開的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上，确認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提出的文藝方針為新中國的文藝方向。

推動文藝發展

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召開，及座談會制定的文藝的工農兵方向的貫徹，推動了根據地文藝事業的發展。群衆的文藝活動更為蓬勃興旺。專業文藝工作者重視并積極參加、指導群衆的文藝活動。1943年春節首先在延安出現了秧歌運動的高潮。此後每年春節成了解放區農民的藝術節。秧歌運動發展到各根據地，後來随着解放戰争的發展而推廣到全國各地。農村戲劇運動仍然是群衆文藝活動中最發達的部分,各地農村劇團數目都相當多。在部隊,則出現了“兵演兵”的熱潮。群衆創作新民歌的熱情也很高漲，出現了由民間歌手創作的廣為傳唱的《東方紅》、《繡金匾》、《高樓萬丈平地起》等作品。部隊指戰員創作了許多“槍杆詩”，出現了畢革飛等快闆詩人。一些中小城市解放後，也開始有工人的文藝創作活動。石家莊鐵路工人魏連珍等創作的話劇，曾得到人們的好評。1943年魯迅藝術文學院在延安廣場為群衆演出秧歌劇。

傑出作品

根據地作家在文藝整風中普遍受到為工農兵群衆服務的思想教育,他們積極深入工農兵,表現工農兵，創作題材發生很大變化。不少評論文章，如楊思仲(陳湧)的《對于題材問題的一理解》、馮牧的《關于寫熟悉題材一解》、默涵的《關于描寫工農》等，強調了表現工農兵的意義。作家們也自覺地把描寫工農兵的生活鬥争作為自己的使命。民族的、階級的鬥争和勞動生産成了作品中壓倒一切的題材，工農兵在文學作品中取得了真正主人公的地位。作為封建農村的基本矛盾的農民與地主階級的矛盾得到較充分的表現。如歌劇《白毛女》（賀敬之、丁毅等）、《赤葉河》（阮章競）、長篇叙事詩《王貴與李香香》（李季）等，都揭露了地主對農民經濟上的嚴重剝削和政治上的殘酷迫害。不少作品表現農村婦女的更為深重的災難，以及她們翻身的經曆，如傳記小說《一個女人翻身的故事》（孔厥）、長篇叙事詩《漳河水》（阮章競）。農民在中國共産黨領導下為推翻地主階級所進行的鬥争，如減租減息、土地改革運動，成為引人矚目的題材，出現了中篇小說《李有才闆話》（趙樹理）、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幹河上》（丁玲）、《暴風驟雨》（周立波）等。一些作品則表現人民翻身後為擺脫貧困和恢複、發展生産的鬥争，如描寫農村集體生産勞動的長篇小說《種谷記》（柳青）；描寫工業戰線恢複生産的中篇小說《原動力》(草明)等。解放後農村進行了社會改革，表現農民内部為改變舊觀念、舊風習而鬥争的，如短篇小說《小二黑結婚》（趙樹理）、《我的兩家房東》（康濯）等。作為中國革命重要特點的武裝鬥争成為文學所要表現的重要内容。描寫農民武裝鬥争的有短篇小說《荷花澱》（孫犁）、章回體長篇《呂梁英雄傳》(馬烽、西戎)、《新兒女英雄傳》（袁靜、孔厥）等。描寫人民軍隊戰鬥生活的有短篇小說《政治委員》（劉白羽）、話劇《李國瑞》（杜烽）、《戰鬥裡成長》（胡可）等。話劇《同志，你走錯了路》（姚仲明、陳波兒）表現了軍隊高級領導層的兩條路線鬥争。這時的作品一般都具有較濃郁的生活氣息，在塑造農民和農民出身的軍人形象,以及其他人物形象上,較之過去也有明顯的進步。表現農民在新曆史時期心靈變遷的生動過程，成為許多作品中最為深刻的部分。一些作品集中表現了一代新農民的成長，既有描寫在對敵鬥争的血火洗煉中成長的英雄,如歌劇《劉胡蘭》（魏風等）;也有描寫在日常工作中煥發出高度的積極性和才幹的，如長篇小說《高幹大》（歐陽山）。為迅速反映工農兵的生活鬥争，追逐革命進展的步伐，報告文學有了極大發展，産生了《諾爾曼·白求恩片斷》(周而複)、《英雄的十月》（華山）、《光明照耀着沈陽》(劉白羽)等作品。擁有廣大觀衆的一些舊藝術形式得到改造，用以表現新生活，出現了曲藝《劉巧團圓》（韓啟祥）、新秦腔《血淚仇》（馬健翎）等。《王貴與李香香》插圖周令钊作文藝座談會後，根據地作家在藝術形式上也做了重大的變革。作品中普遍大量地運用工農群衆的口語，加以努力向民間文藝學習，注意借鑒傳統文藝的表現方法，扭轉了過去作品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的“歐化”現象，創造了一種新穎的民族新風格，從而推進了新文學的民族化進展，使新文學更為接近廣大群衆。

根據地和解放區文藝的重大成就赢得了普遍的贊譽，人們從中看到了“一個新的時代、新的天地、新的創世紀”（郭沫若）。這些成就證明了延安文藝座談會和文藝整風運動對新文學的重大推進作用。

毛澤東1942年5月在延安舉行的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包括5月2日所作引言和5月23日所作結論兩部分，1943年10月19日在延安《解放日報》正式發表，1953年編入《毛澤東選集》第二卷。

在延安舉行的文藝座談會是延安整風運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宗旨在于解決中國無産階級文藝發展道路上遇到的理論和實踐問題，諸如黨的文藝工作和黨的整個工作的關系問題、文藝為什麼人的問題、普及與提高的問題、内容和形式的統一問題、歌頌和暴露的問題等。講話對上述問題一一做了剖析，提出并解決了一系列帶有根本性的理論問題和政策問題，明确提出了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方針，強調文藝工作者必須到群衆中去、到火熱的鬥争中去，熟悉工農兵，轉變立足點，為革命事業作出積極貢獻。講話總結了五四以後中國革命文藝運動的曆史經驗，發展了馬列主義的文藝理論。

文工結合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發表，标志着新文學與工農兵群衆相結合的文藝新時期的開始。許多作家在毛澤東文藝思想指引下，在塑造工農兵形象和反映偉大的革命鬥争方面獲得了新成就，在文學的民族化、群衆化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出現了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李有才闆話》，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幹河上》，周立波的《暴風驟雨》，李季的《王貴與李香香》，賀敬之、丁毅的《白毛女》，阮章競的《漳河水》，孫犁的《荷花澱》等作品。在國統區，黨領導下的進步文藝界團結廣大作家，發揮了重大戰鬥作用。艾青、田間及七月詩派的詩歌創作，茅盾、巴金、老舍、沙汀、艾蕪、路翎的小說以及曹禺、夏衍、陳白塵、宋之的、吳祖光的戲劇創作，在反映現實的深度、廣度與多樣化方面都達到了新的水平。

其他情況

領導講話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引言”部分節選）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

同志們！今天邀集大家來開座談會，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換意見，研究文藝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關系，求得革命文藝的正确發展，求得革命文藝對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協助，借以打倒我們民族的敵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務。

在我們為中國人民解放的鬥争中，有各種的戰線，就中也可以說有文武兩個戰線，這就是文化戰線和軍事戰線。我們要戰勝敵人，首先要依靠手裡拿槍的軍隊。但是僅僅有這種軍隊是不夠的，我們還要有文化的軍隊，這是團結自己、戰勝敵人必不可少的一支軍隊。“五四”⑴以來，這支文化軍隊就在中國形成，幫助了中國革命，使中國的封建文化和适應帝國主義侵略的買辦文化的地盤逐漸縮小，其力量逐漸削弱。中國反動派隻能提出所謂“以數量對質量”的辦法來和新文化對抗，就是說，反動派有的是錢，雖然拿不出好東西，但是可以拚命出得多。在“五四”以來的文化戰線上，文學和藝術是一個重要的有成績的部門。革命的文學藝術運動，在十年内戰時期有了大的發展。這個運動和當時的革命戰争，在總的方向上是一緻的，但在實際工作上卻沒有互相結合起來，這是因為當時的反動派把這兩支兄弟軍隊從中隔斷了的緣故。抗日戰争爆發以後，革命的文藝工作者來到延安和各個抗日根據地的多起來了，這是很好的事。但是到了根據地，并不是說就已經和根據地的人民群衆完全結合了。我們要把革命工作向前推進，就要使這兩者完全結合起來。我們今天開會，就是要使文藝很好地成為整個革命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作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的武器，幫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敵人作鬥争。為了這個目的，有些什麼問題應該解決的呢？我以為有這樣一些問題，即文藝工作者的立場問題，态度問題，工作對象問題，工作問題和學習問題。

立場問題。我們是站在無産階級的和人民大衆的立場。對于共産黨員來說，也就是要站在黨的立場，站在黨性和黨的政策的立場。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的文藝工作者中是否還有認識不正确或者認識不明确的呢？我看是有的。許多同志常常失掉了自己的正确的立場。

态度問題。随着立場，就發生我們對于各種具體事物所采取的具體态度。比如說，歌頌呢，還是暴露呢？這就是态度問題。究竟哪種态度是我們需要的？我說兩種都需要，問題是在對什麼人。有三種人，一種是敵人，一種是統一戰線中的同盟者，一種是自己人，這第三種人就是人民群衆及其先鋒隊。對于這三種人需要有三種态度。對于敵人，對于日本帝國主義和一切人民的敵人，革命文藝工作者的任務是在暴露他們的殘暴和欺騙，并指出他們必然要失敗的趨勢，鼓勵抗日軍民同心同德，堅決地打倒他們。對于統一戰線中各種不同的同盟者，我們的态度應該是有聯合，有批評，有各種不同的聯合，有各種不同的批評。他們的抗戰，我們是贊成的；如果有成績，我們也是贊揚的。但是如果抗戰不積極，我們就應該批評。如果有人要反共反人民，要一天一天走上反動的道路，那我們就要堅決反對。至于對人民群衆，對人民的勞動和鬥争，對人民的軍隊，人民的政黨，我們當然應該贊揚。人民也有缺點的。無産階級中還有許多人保留着小資産階級的思想，農民和城市小資産階級都有落後的思想，這些就是他們在鬥争中的負擔。我們應該長期地耐心地教育他們，幫助他們擺脫背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點錯誤作鬥争，使他們能夠大踏步地前進。他們在鬥争中已經改造或正在改造自己，我們的文藝應該描寫他們的這個改造過程。隻要不是堅持錯誤的人，我們就不應該隻看到片面就去錯誤地譏笑他們，甚至敵視他們。我們所寫的東西，應該是使他們團結，使他們進步，使他們同心同德，向前奮鬥，去掉落後的東西，發揚革命的東西，而決不是相反。

工作對象問題，就是文藝作品給誰看的問題。在陝甘甯邊區，在華北華中各抗日根據地，這個問題和在國民黨統治區不同，和在抗戰以前的上海更不同。在上海時期，革命文藝作品的接受者是以一部分學生、職員、店員為主。在抗戰以後的國民黨統治區，範圍曾有過一些擴大，但基本上也還是以這些人為主，因為那裡的政府把工農兵和革命文藝互相隔絕了。在我們的根據地就完全不同。文藝

作品在根據地的接受者，是工農兵以及革命的幹部。根據地也有學生，但這些學生和舊式學生也不相同，他們不是過去的幹部，就是未來的幹部。各種幹部，部隊的戰士，工廠的工人，農村的農民，他們識了字，就要看書、看報，不識字的，也要看戲、看畫、唱歌、聽音樂，他們就是我們文藝作品的接受者。即拿幹部說，你們不要以為這部分人數目少，這比在國民黨統治區出一本書的讀者多得多。在那裡，一本書一版平常隻有兩千冊，三版也才六千冊；但是根據地的幹部，單是在延安能看書的就有一萬多。而且這些幹部許多都是久經鍛煉的革命家，他們是從全國各地來的，他們也要到各地去工作，所以對于這些人做教育工作，是有重大意義的。我們的文藝工作者，應該向他們好好做工作。

既然文藝工作的對象是工農兵及其幹部，就發生一個了解他們熟悉他們的問題。而為要了解他們，熟悉他們，為要在黨政機關，在農村，在工廠，在八路軍新四軍裡面，了解各種人，熟悉各種人，了解各種事情，熟悉各種事情，就需要做很多的工作。我們的文藝工作者需要做自己的文藝工作，但是這個了解人熟悉人的工作卻是第一位的工作。我們的文藝工作者對于這些，以前是一種什麼情形呢？我說以前是不熟，不懂，英雄無用武之地。什麼是不熟？人不熟。文藝工作者同自己的描寫對象和作品接受者不熟，或者簡直生疏得很。我們的文藝工作者不熟悉工人，不熟悉農民，不熟悉士兵，也不熟悉他們的幹部。什麼是不懂？語言不懂，就是說，對于人民群衆的豐富的生動的語言，缺乏充分的知識。許多文藝工作者由于自己脫離群衆、生活空虛，當然也就不熟悉人民的語言，因此他們的作品不但顯得語言無味，而且裡面常常夾着一些生造出來的和人民的語言相對立的不三不四的詞句。許多同志愛說“大衆化”，但是什麼叫做大衆化呢？就是我們的文藝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農兵大衆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應當認真學習群衆的語言。如果連群衆的語言都有許多不懂，還講什麼文藝創造呢？英雄無用武之地，就是說，你的一套大道理，群衆不賞識。在群衆面前把你的資格擺得越老，越像個“英雄”，越要出賣這一套，群衆就越不買你的賬。你要群衆了解你，你要和群衆打成一片，就得下決心，經過長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練。在這裡，我可以說一說我自己感情變化的經驗。我是個學生出身的人，在學校養成了一種學生習慣，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學生面前做一點勞動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覺得不像樣子。那時，我覺得世界上幹淨的人隻有知識分子，工人農民總是比較髒的。知識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為是幹淨的；工人農民的衣服，我就不願意穿，以為是髒的。革命了，同工人農民和革命軍的戰士在一起了，我逐漸熟悉他們，他們也逐漸熟悉了我。這時，隻是在這時，我才根本地改變了資産階級學校所教給我的那種資産階級的和小資産階級的感情。這時，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比較，就覺得知識分子不幹淨了，最幹淨的還是工人農民，盡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産階級和小資産階級知識分子都幹淨。這就叫做感情起了變化，由一個階級變到另一個階級。我們知識分子出身的文藝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為群衆所歡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來一個變化，來一番改造。沒有這個變化，沒有這個改造，什麼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最後一個問題是學習，我的意思是說學習馬克思列甯主義和學習社會。一個自命為馬克思主義的革命作家，尤其是黨員作家，必須有馬克思列甯主義的知識。但是有些同志，卻缺少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比如說，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觀點，就是存在決定意識，就是階級鬥争和民族鬥争的客觀現實決定我們的思想感情。但是我們有些同志卻把這個問題弄颠倒了，說什麼一切應該從“愛”出發。就說愛吧，在階級社會裡，也隻有階級的愛，但是這些同志卻要追求什麼超階級的愛，抽象的愛，以及抽象的自由、抽象的真理、抽象的人性等等。這是表明這些同志是受了資産階級的很深的影響。應該很徹底地清算這種影響，很虛心地學習馬克思列甯主義。文藝工作者應該學習文藝創作，這是對的，但是馬克思列甯主義是一切革命者都應該學習的科學，文藝工作者不能是例外。文藝工作者要學習社會，這就是說，要研究社會上的各個階級，研究它們的相互關系和各自狀況，研究它們的面貌和它們的心理。隻有把這些弄清楚了，我們的文藝才能有豐富的内容和正确的方向。

今天我就隻提出這幾個問題，當作引子，希望大家在這些問題及其他有關的問題上發表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