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國變

庚子國變

1900年清朝與義和團發生的戰鬥事件
清朝末期,由于列強欺淩過甚,激起中國百姓普遍的憤恨,造成義和團的興起,以“扶清滅洋”為号召,拔電杆、毀鐵路、燒教堂、殺洋人和教民。[1]清政府聽信義和團能夠刀槍不入,殺光洋人,便于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二十五日對八國宣戰。
    中文名: 外文名: 發生地點: 主要人員: 名稱:庚子國變 地點:中國北京、天津、直隸地區 參戰方兵力:80000人清軍,10-30萬義和團50,255人(聯軍)50艘軍艦 傷亡情況:15000-20000人(清軍)600-2500人(聯軍) 主要指揮官:慈禧,聶士成,西摩爾,瓦德西

背景

義和團起于山東,初以拜神練拳為主,後因發生教案,逐漸演變為仇教團體,自诩有神助,能避炮火,有紅燈照、藍燈照等法術。戊戌政變後,慈禧以外人偏袒光緒,保護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分子,仇外情緒更烈,山東巡撫毓賢揣摩慈禧懿旨,暗中鼓勵拳民,後毓賢調京,袁世凱署魯撫,壓制拳民活動,拳民遂轉往直隸發展。直隸總督裕祿最初反對義和團,認為拳民乃恃衆戕官之亂賊,應嚴行剿捕,以免緻巨患。

然而慈禧不允,裕祿逢迎上意,改變态度,招拳民“大師兄”張德成、曹福田等人,待以上賓之禮,并向清廷保薦拳民可用,時義和團大批人馬在涿洲、保定一帶拆鐵路、毀鐵路,局勢嚴重。慈禧密召拳民入京,旬日之間,竟有十萬之衆入京,太後召見拳民首領,言多獎勵,從此親貴争相信從,廟宇府第,遍設壇場,拳民出入宮禁,橫行無忌,大肆燒殺,北京陷入瘋狂混亂中。

原因

1898年夏天,慈禧太後廢除了光緒皇帝嘗試推行了103天的新政,再次剝奪了光緒的權力,并将他幽禁在了這裡。

光緒被幽禁後不久,慈禧便開始考慮要廢黜他,但這卻遭到各國一緻拒絕,皇帝的“廢立”也是舉國震驚的大事,慈禧的決定在清政府内部也遭到了反對。最後,在大多數人的反對下,“廢帝”一事不得不擱置了下來。慈禧想用大阿哥取代光緒是想繼續控制政權,但外國人的幹涉導緻廢帝計劃流産,使得慈禧認為外國人幹涉了她的家務,這加深了他們和慈禧的矛盾。外國公使們在拒絕承認中國新皇帝的同時,向慈禧提出了一個他們更加關心的問題,他們聯合照會清政府,要求其馬上宣布鎮壓兩個反對外國人的秘密社團,“義和拳”和“大刀會”。

19世紀下半葉,西方主要強國通過同清政府簽訂條約,使西方宗教獲得了在中國内地建立教堂和傳教的權力,大批傳教士自由地進入了中國。可是,大部分傳教士利用各種手段在傳教地侵占田地、聚斂錢财,甚至越俎代庖幹涉中國地方政府的政令;一些入教的中國教民也在傳教士的庇護下橫行鄉裡。這種的情況下,以義和拳、大刀會為首的諸多民間組織開始在山東、直隸等地率領百姓攻打教堂、驅逐傳教士和懲處不法教民。這一類活動被清政府稱為教案,八國聯軍侵華前的40年間,全國共發生了各類教案800多起。

随着列強對中國侵略的不斷深入,“反洋教”運動愈演愈烈,到1900年,義和拳等組織逐漸有了統一的名字“義和團”,并卻提出了“扶清滅洋”的統一口号。針對如何處理同外國人的關系和其最為關心的義和團問題,清政府内部出現了完全不同的兩派意見:從清政府的最高統治者慈禧來講,對于是否嚴厲鎮壓義和團,也一直是一種矛盾心理。她對義和團采取了剿殺和安撫并用的策略。

在1900年戰争爆發以前的數年間,清政府對義和團的态度一直是模棱兩可的,但是外國人卻無法接受這種騎牆的政策,于是,各國此時強烈要求清政府馬上明确表态。

發展

問題激化

1900年初,義和團運動擴展到京津地區,兩地的外國人更加緊張。在第一次照會清政府過去了近兩個月還沒有結果後,各國公使第二次開會并聲明:一旦中國不發布上谕,他們就要進行海軍聯合示威。

在等待了二十多天仍舊沒有結果後,各國公使于1900年4月6日再次發表聯合照會,限令清政府在兩個月以内,剿滅義和團,否則将代為剿平。一周後,天津大沽口外的海面上就出現了英、法、美、俄等國前來“示威”的軍艦,事态開始擴大。

1900年5月20日到31日期間列強召開了兩次會議,提出如果中國政府不立即采取行動,各國使節應馬上調來衛隊。在最後關頭,慈禧退縮了。1900年5月31日,慈禧讓總理衙門緻函各國公使,撤回反對意見,同意各國派兵進京,但規定每個國家來京軍事人員不得超過30名,一旦京都恢複平靜,應馬上撤退。從此,外國軍隊開始堂而皇之地向北京開進。從1900年5月31日晚到6月8日,攜帶新式武器的各國軍隊已有接近1000人進入了北京,其人數遠遠超過了規定的限制。

此時,剿殺義和團的命令已經發布,外國士兵也已經開始自行保護使館和教堂,清政府完全在按照列強的要求行事,但是局勢并沒有因此而緩和下來。

局面失控

從1900年6月11日開始,大批的義和團團民開始湧進北京,很快就達到了數萬人。從慈禧對義和團的态度來看,慈禧此時對義和團的政策并沒有改變。默許義和團進京的并不是慈禧,而是朝中的主戰派王公大臣,正是他們打開了京城九門,造成了義和團蜂擁入京的事實。到1900年6月12日,進城後的義和團團民們隻是在北京各處建立壇口,聚衆練拳,外國人所擔心的恐怖事件一直也沒有發生。直到12日這一天在北京出現了義和團焚燒教堂和部分洋行的情況後,外國人才開始受到攻擊。

1900年6月9日,也就是大批義和團進入北京的兩天前,各國公使開會做出決定,調遣大部隊進京。1900年6月10日,大沽口外各國軍艦的指揮官們便派出了英國遠東艦隊司令西摩爾中将率領的2053名聯軍,從塘沽登陸趕往天津租界,并于當天乘火車向北京進發。

西摩爾率領大隊聯軍向北京開進的消息傳到北京城後引起恐慌,京城内中國人和外國人的矛盾開始升級。在得知大部隊即将趕到後,外國使館的衛隊開始主動出擊尋釁,與義和團和部分清軍發生沖突。面對日益混亂的局面和可能爆發的戰争,從1900年6月13日開始,慈禧發布了一連串的上谕,一方面慈禧做好最壞打算,進行備戰;一方面為了求得列強的諒解,堅決鎮壓義和團。

1900年6月14日,西摩爾率領的聯軍在天津、廊坊一帶受到數千名義和團與負責京津鐵路防務的清軍聶士成部的阻擊,與外界的聯系中斷。從北京到天津,不再有人知道這支聯軍的情況,人們開始分别按照自己的邏輯,來針對這段暫時的空白而采取行動。在北京,14日這天,使館衛隊繼續主動外出挑釁,殺死數十名團民。慈禧連發八道上谕,要求加緊鎮壓義和團。

1900年6月16日,慈禧緊急召開了“禦前會議”,會上決定,派兵到京郊馬家堡一帶阻攔西摩爾聯軍,如果“不服阻,則決戰”。慈禧此時要阻止聯軍大部隊入京的态度仍非常堅決。由于清政府已經按照列強的要求,把天津海防前線的大批部隊調去鎮壓義和團,所以造成京津一帶兵力嚴重不足,而從外省調遣勤王軍隊短期内也無法到達。在這種危急情況下,慈禧對義和團的态度開始出現了變化。

“禦前會議”這一天,慈禧下令對義和團暫停鎮壓,要求将其中年輕力壯的團民編入部隊。這一切表明,正是在戰争迫在眉睫、自身統治地位受到威脅的情況下,慈禧才不得不開始考慮聯合義和團抵抗洋人的可行性,而并不是列強認為的從一開始便想“聯拳抗洋。”還是在這一天,雙方的敵對行為進一步升級。義和團開始圍攻西什庫教堂。天津大沽口外聯軍的軍艦已經做好了登陸準備,此刻,已經不再有人能夠阻止這場戰争的到來了。

1900年6月16日夜裡10點左右,聯軍艦隊向大沽炮台的清軍陣地派出了一名俄國海軍中尉,向63歲的炮台守将羅榮光宣讀了一份聯軍的最後通牒,通牒限令:中國守軍在次日淩晨2點之前必須讓出南北炮台以便聯軍進駐,否則将開炮奪取。羅榮光當即拒絕了最後通牒,并将消息上報了在天津的直隸總督裕祿,要求增援。

1900年6月17日0點50分,在距最後通牒限定的時間還有70分鐘的時候,大沽口外海面上的22艘聯軍軍艦開始向大沽炮台開炮,清軍立即開炮還擊,戰争正式爆發。由于彈藥庫被炸和天津的援兵沒有如約前來,炮台守軍在抵抗了6個小時後,南北炮台相繼陷落,守軍大部陣亡。就在聯軍進攻大沽炮台的時候,北京還不知道戰争已經爆發。1900年6月17日,慈禧召集了第二次“禦前會議”。

1900年6月18日,大沽炮台陷落的第二天,慈禧收到了直隸總督裕祿在第一時間派人送來的那份最後通牒。由于不知道大沽口已經開戰,慈禧馬上召集了第三次“禦前會議”商讨對策。就在中國最高當局還在為是否與各國交戰而争執的時候,戰争已經在天津開始了。戰争爆發第3天的1900年6月19日,大沽口已經開戰的消息傳到了北京城内,京城上下群情激憤,義和團出現了要進攻東交民巷的迹象。慈禧急忙召集了第四次“禦前會議”。

在這次會議上,主戰派的意見最終占據了上風。1900年6月19日下午3點,慈禧派人照會各國公使,要求他們在24小時之内離開北京前往天津,當晚,公使們複函清政府,請求延期赴津,并希望能夠在明天上午9點前得到答複。

克林德事件

1900年6月20日,德國公使克林德離開東交民巷,前往清政府總理衙門交涉公使撤離之事,在途中恰好遇上端郡王載漪的虎神營官兵巡邏,克林德被清軍擊斃,這就是著名的“克林德事件”。

克林德是在八國聯軍侵華這段曆史中被打死的級别最高的外國人,西方世界認為,享有外交豁免權的克林德被殺,是當年八國聯合出兵中國的直接理由。但事實上,聯軍在事件發生的四天前就已經向清政府發出了最後通牒,三天前就已經攻占了大沽炮台。在大沽炮台失守當日,慈禧才下令起草了被史學界稱之為《宣戰诏書》的上谕,但盡管如此,慈禧仍不願冒險開戰。在克林德被殺的當天下午4點,大批的中國人開始圍攻東交民巷的外國使館,這種行為一直持續到八國聯軍進入北京。

其實,早在義和團開始圍攻北京的教堂時,慈禧為了保障使館的安全,便派遣了自己的心腹大臣榮祿,率領他的武衛軍中軍前往東交民巷實施保護。東交民巷的内層防禦有護館洋兵,外層有中國政府軍,手持大刀長矛的義和團很難發動真正的進攻,因此,進攻使館的主力不是義和團。

此外,除了榮祿的武衛中軍,由董福祥率領的武衛後軍也加入了進攻使館的戰鬥。1900年6月20日下午4時整,清軍從北面和東面開火,于是開始了中國政府軍隊對北京使館有組織的進攻。

1900年6月21日,慈禧終于接到了裕祿派人送來的奏折,奏折證實了大沽和天津已經開戰的傳聞,這表明八個國家對中國的軍事行動已經開始。

對外宣戰

1900年6月21日,慈禧下令頒布《宣戰诏書》,這份诏書實際上是一份對國内發布的戰争動員令,值得一提的是,這份《宣戰诏書》對交戰對象卻沒有明确交代,而是采用了一個略帶蔑視的詞“彼等”。

由于慈禧意識到列強對其統治的威脅已經遠遠超過了義和團,因此她要借助義和團的力量來抵禦外國入侵。在這種背景下,京津地區的義和團迅速發展,義和團的反洋教運動和抵抗侵略的行動結合了起來,得到了清政府的支持。為了不傷害到大多數公使的人身安全,清軍的進攻刻意避開了公使們聚集的英國使館。顯然,慈禧給自己留下了後路。但是,慈禧的這一策略卻始終受到了外界因素的幹擾。

1900年6月29日,慈禧給清政府在八國的駐外使節們發去了電報,要求他們針對“宣戰”一事向駐在國進行解釋。從電文中可以看出,慈禧并沒有下定決心與八國誓死一戰。四天後,慈禧又以光緒皇帝的名義給出兵最多的英、日、俄三3國元首發出了國書。

這些國書表明,清政府非正式地向列強表示了求和的願望。可是,從6月下旬到7月初,不但這三個國家相繼增兵,而且德國也做出了大舉增兵的計劃。

形勢轉變

在天津,從1900年6月23日晚開始,戰争的形勢就開始向有利于列強的方向發展。1900年7月初,租界的聯軍決定,集中優勢兵力主攻一個方向,将戰場引向租界以外。1900年7月9日,清軍聶士成部與聯軍在八裡台展開了激戰。八裡台之戰失敗後,天津城外的衆多戰略據點均被聯軍占領,聯軍逐步完成了對天津城的包圍。

北京方面,攻打東交民巷的行動已經持續了近20天。1900年7月8日,慈禧第三次緻電李鴻章要求其馬上來京,任命他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清政府已經開始在為日後和談大臣的政治身份進行準備。

1900年7月16日清軍停止了肅王府和法國使館的進攻。這是清軍第2次主動停火。使清政府驚惶失措的正是天津戰局的急劇惡化。慈禧顯然被這些完全背離她“以戰促和”策略的消息所震驚,對眼下進攻使館的行動再次産生了動搖。

1900年7月13日,當時的聯軍總指揮,俄軍中将阿列克謝耶夫下達了總攻天津的命令,天津軍民奮起反擊,1900年7月14日下午,八國聯軍完全占領了天津。消息傳到北京後,慈禧急忙下達了暫停對東交民巷進攻的命令。慈禧害怕了,她的“聯拳抗洋”、“以戰促和”的決心愈發動搖。

1900年7月16日,就在清政府再次下令停止進攻東交民巷的當天,身在廣州的兩廣總督李鴻章接到了慈禧對他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任命。在1900年的這場動蕩中,李鴻章從一開始就向朝廷表達了要堅決鎮壓義和團的态度,但沒有引起重視。随着北京時局的惡化,慈禧數次電召他進京,他雖然回複“立刻遵旨北上”,但卻沒有離開廣州一步。

《宣戰诏書》發布後,慈禧再度催他北上勤王,李鴻章的聲音竟是“此亂命也,粵不奉诏”。他認為,在國家實

力十分脆弱的情況下,如果魯莽開戰,那麼大清帝國将遭到滅頂之災。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等南方大臣,在獲悉了李鴻章的态度後,确定了共同抗旨以求東南互保的原則。南方的大臣們還不斷上書慈禧,希望朝廷能夠盡快開始和談,與此同時,李鴻章也在等待機會。

此刻,對他的這份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任命書讓他判斷,自己的主張有了實現的可能;再加上天津如此迅速地陷落給他帶來得震動促使他決定馬上北上。第二天,77歲的李鴻章從廣州登船沿海北上。五天後,李鴻章到達上海,但他卻突然停下不走了。有兩個因素促使李鴻章留在了上海,一個是他擔心慈禧的态度出現反複,再一個就是他向各國發出的和談請求還沒有任何回音。

此外,在慈禧第二次下令停止進攻使館之後,北京城内的局勢出現了緩和。紫禁城和東交民巷間談判書信的往來日趨頻繁,聯軍也沒有再向北京進軍的迹象。可是就是在這期間,長江巡閱水師大臣李秉衡的出現使得慈禧的态度又重新強硬了起來。

1900年7月27日,慈禧召見了李秉衡,在詢問他對時局的看法時,李秉衡回答:“既已開戰,不能言和。”慈禧在召見完李秉衡的當天便下旨,令其幫辦武衛軍軍務,并将外省趕來的幾支勤王部隊劃歸他來節制。并在1900年8月1日下令恢複對東交民巷的炮擊。

聯軍的争吵

1900年7月25日,聯軍已經占領天津11天,各國仍沒有就兵力對比問題達成一緻。此時,聯軍再次收到美國公使在停火前從北京送來的密信,密信說“已經不能支持多久了,希望迅速前來救援”。迫在眉睫的威脅需要列強達成暫時妥協。無奈之下,各國同意日本增兵。幾天後,日軍第5師團趕到天津。7月底,日軍在華兵力達到1萬3千人,超過俄軍,躍居聯軍之首。

各國為壯大自己的勢力也都盡可能擴充了兵力的同時。在究竟由哪個國家軍隊的指揮官來擔任八國聯軍總司令的問題,各國吵得更是不可開交,從而使聯軍的進軍計劃一拖再拖。

向北京進發

1900年8月1日,聯軍終于确定将于3天後向北京進軍。因為德國堅持要等到自己的遠征軍到達後再前進,所以此時向北京進發的實為“七國聯軍”。

1900年8月4日下午,聯軍部隊從天津開拔,沿運河兩岸

向北京挺進。為了阻止聯軍北進,清政府在京津之間構築了兩道防線,并派遣了裝備精良的武衛軍在兩處駐防。此時還沒有卸任的直隸總督裕祿領銜京郊防禦戰的總指揮,親自到前沿坐鎮督戰。

1900年8月5日淩晨,8000名日軍率先向北倉防線發起攻擊,與駐防清軍接火。随着英、美軍隊炮火的加入,戰局逐漸明朗。清軍傷亡慘重,被迫撤出陣地退守楊村。

1900年8月6日上午的楊村阻擊戰隻進行了90分鐘,清軍的防線就全面崩潰了。戰鬥持續時間之短,超乎所有人的想象。面對兵敗如山倒的局面,裕祿舉槍自殺了。裕祿死後的第二天,慈禧授命李鴻章為全權大臣,讓他“即日電商各國外部,先行停戰。”就在慈禧給李鴻章發去電報的同時,李秉衡的隊伍也開出了北京城迎敵。

1900年8月9日,這支南下禦敵的部隊還沒有來得及在楊村以北的河西務布防,便與北上的聯軍遭遇,很快陷入被動。部隊四散潰逃。兩日後,在潰退到通州附近的張家灣時,自感無望的李秉衡服藥自殺。

1900年8月12日,聯軍不費一槍一炮占領了北京的門戶通州。當天晚上,聯軍召開了會議,商讨如何進攻北京的計劃。

評價

庚子國變後中國主權徹底淪喪。庚子國變為中國人不堪外國人壓迫之民族排外運動,不惜以血肉之軀與敵人炮火相抗,愛國精神可嘉,行動卻愚昧。李大钊在其《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中說:“時至近日,吾人所當努力者,惟在如何吸取西洋文明之長,以濟吾東洋文明之窮。斷不許以義和團的思想,欲以吾陳死寂滅之氣象腐化世界。”

經此事變,清廷已成風中殘燭,中國人則在受盡屈辱之後,更迫切地追尋振興國家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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