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簡介
唐代經曆唐太宗“貞觀之治”、唐高宗“永徽之治”、武則天的“治宏貞觀，政啟開元”及唐玄宗的“開元盛世”後，成為了一個國富民強的國家，經濟在唐玄宗天寶年間達至鼎盛。安史之亂發生後，對唐朝的發展産生了重大的影響。
戰争起因
安史之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各種社會矛盾的集中反映，主要包括統治階級和人民的矛盾，統治者内部的矛盾以及中央和地方割據勢力的矛盾等等。
經濟矛盾
唐玄宗開元時期，社會經濟雖然達到空前繁榮，出現了盛世的局面，但同時由于封建經濟的發展，也加速了土地兼并，以至百姓多遷徙流亡。均田制破壞，均田農民失去土地成為流民。加之，唐朝最高統治集團日益腐化。從開元末年，唐玄宗就整天過着縱情聲色的生活，楊貴妃一家勢傾天下，任意揮霍，宮中專為貴妃院織錦刺繡的工匠就達七百人，楊貴妃的姐妹三人每年脂粉錢就上百萬。楊氏兄弟姐妹五家，聲色犬馬，權欲熏心，過着荒淫糜爛的生活。統治階級的腐朽加重了人民的負擔，促使社會矛盾不斷加劇。
階級矛盾
統治階級内部矛盾的激化，是安史之亂的直接原因。唐玄宗後期，“口有蜜、腹有劍”的奸相李林甫，把持朝政達十九年之久。他在職期間排斥異己，培植黨羽，把持朝政。繼他上台的楊貴妃之兄楊國忠，更是一個“不顧天下成敗”，隻顧循私誤國之人，他公行賄賂，妒賢忌能，驕縱跋扈，不可一世。奸臣當道，加深了統治階級内部的矛盾，尤其是楊國忠與安祿山之間争權奪利，成了安史之亂的導火線。此外，西北派節度使哥舒翰與東北派節度使安祿山之間，也素有裂隙。内外交錯，使唐玄宗後期統治階級内部君與臣、文臣與武将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化。
内部矛盾
中央和地方軍閥勢力之間的矛盾，則是促成安史之亂最為重要的因素。由于唐朝的均田制和府兵制被破壞，從唐玄宗起便不得不以募兵制代替府兵制。這些召募來的職業軍人受地方軍閥的收買籠絡，和将領形成一種特殊的盤根錯節、牢不可分的關系。加之，開元以後，在邊防普遍設立節度使制度，他們的權力越來越大，至于“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兵甲，又有其财賦”，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到天寶元年（742年），邊軍不斷增加，達到四十九萬人，占全國總兵數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其中又主要集中在東北和西北邊境，僅安祿山所掌範陽等三鎮即達十五萬人。而中央軍則不僅數量不足，而且質量太差，平時毫無作戰準備，打起仗來，不堪一擊。節度使的日益強大，與中央政權矛盾日深，到天寶末年，終于爆發成為安史之亂。
李林甫出任宰相時，為鞏固權位，杜絕邊将入相之路，稱胡人忠勇無異心，淳樸單純，建議玄宗用胡人為鎮守邊界的節度使，而且又放任他們擁兵自重。因此安祿山身為胡人等得以取得權力，東北城的鞠仁兵是安祿山部隊中最骁勇勁捷的一支部隊。而安祿山也因兼三大兵鎮獨掌十八萬三千九百人的兵力而有叛唐的實力及野心。754年，安祿山奉命入長安，玄宗由是更信任安祿山《資治通鑒·卷第二百一十七》：上嘗謂力士：“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邊事付之諸将，夫複何憂！”力士答曰：“邊将擁兵太重，陛下将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禍發，不可複救，何得謂無憂也。”又言“自陛下以權假宰相，賞罰無章，陰陽失度，臣何敢言。”就如李泌所說：“假如當初封賞給安祿山的不是平盧、範陽、河東三鎮節度使之官，而是給他百裡之國，也就不會謀反了。”遺憾的是，玄宗不聽高力士的言論、加之玄宗義子漢人名将王忠嗣忤逆于他。如此玄宗更崇信安祿山。王忠嗣因此出局，唐朝也就失去了制約安祿山的重要力量。
安史之亂的性質是統治階級内部争權奪利的鬥争，更具體說，是唐中央政府與地方割據勢力的矛盾鬥争。安史之亂的首領們雖曾利用了人民對唐王朝的反抗情緒以及民族矛盾的因素，然而這并不能影響這次叛亂的根本性質。另一方面，在戰亂中由于安史叛軍對人民的殘暴行徑，曾引起了像常山太守顔杲卿、平原太守顔真卿以及張巡、許遠的死守睢陽等的反抗鬥争，這些局部地區反暴政的鬥争是正義的，但同樣也絲毫不能改變整個戰争的性質。
事件詳細
藩鎮崛起
随着唐太宗、唐高宗等在位期間屢次開疆拓土，先後平定遼東、東、西突厥、吐谷渾等地區，使唐朝成為一個國境極為遼闊的國家。同時，為了加強中央對邊疆的控制、鞏固邊防和統理異族，唐玄宗于開元十年便于邊地設十個兵鎮，由九個節度使和一個經略使管理。
此等每以數州為一鎮的節度使不單管理軍事，而且因兼領按察使、安撫使、支度使等職而兼管轄區内的行政、财政、人民戶口、土地等大權，這就使得原來為一方之長的州刺史變為其部屬。據《新唐書志第四十兵》言：“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賦”。節度使因而雄踞一方，尾大不掉，成為唐皇室隐憂。
外重内輕
唐初，全國實行府兵制共置634個折沖府，其中有261個位于保衛京師長安的關中，故軍力是外輕内重，保證唐室有足夠的兵力保衛京師及其政權。唐玄宗開元十年設置節度使，許其率兵鎮守邊地，軍力日漸強大，漸有淩駕中央之勢。開元十四年時，京師守衛改由彍騎負責。而天寶年間，邊鎮兵力達50萬。而安祿山一人更兼任平盧、範陽、河東三鎮節度使。這三地之間地域相連，兵力又于諸鎮之中最強，擁兵20萬，實力強大。相反，中央兵力則不滿8萬，形成外重内輕的軍事局面，漸漸形成地方反過來威脅中央的危機。
從貞觀年間開始，任用将領裡的蕃将如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都是因為忠誠效力而獲得提拔，但是仍然不能當上将，皆由大臣控制，所以上面還有餘權可以節制下屬。先天、開元年間，大臣中如薛讷、郭元振、張嘉貞、王晙、張說、蕭嵩、杜暹、李适之等人，都是從節度使而升為宰相的。李林甫擔心儒臣因籌劃方略而得戰功，又得高位，因而想杜絕這一條升官接近皇帝的路，好鞏固自己的權勢，于是勸說唐玄宗：“以陛下的雄才大略，國家富強，而夷狄還有沒被剿滅的原因，都是因為文官為将，他們不敢冒矢石身先士卒。不如任用蕃将，他們生的雄健，哺養在馬背上，成長在行陣中，天性骁勇。如果陛下能感化他們而任用之，他們定能效死，夷狄就不愁不能剿滅了。”唐玄宗同意他的說法，因而讓安思順代替李林甫統領節度，提拔安祿山、高仙芝、哥舒翰等專為大将。林甫看中了這些人都不是漢人，沒有入朝當宰相的資格，因此之故安祿山能專控三個道的精銳部隊，十四年不遷動。唐玄宗信任李林甫的策略，不懷疑。
玄宗怠政
開元之治晚期，承平日久，國家無事，唐玄宗逐漸喪失了向上求治的精神。唐玄宗改元天寶後，政治愈加腐敗。唐玄宗更耽于享樂，寵幸楊貴妃，安祿山為自保和升官拜楊貴妃為母親。由提倡節儉變為揮金如土，如曾将一年各地之貢物賜予李林甫。他又把國政先後交由李林甫、楊國忠把持。李林甫是口蜜腹劍的宰相，任内憑着玄宗的信任專權用事達十九年，杜絕言路，排斥忠良。楊國忠因楊貴妃得到寵幸而繼李林甫出任宰相，隻知搜刮民财，以緻群小當道，國事日非，朝政腐敗，讓安祿山有機可乘。
将相不和
安祿山兼三大兵鎮獨掌大軍，其中精銳唐朝正規軍已達到15萬，擁兵邊陲，其手下骁勇善戰，甚獲玄宗寵信，引來宰相楊國忠忌恨。兩人因而交惡，而唐玄宗又對此不加幹預。安祿山久懷異志，加上手握重兵，意圖以讨之名舉兵叛唐。
戰争過程
叛軍參與将領
安祿山：其先祖是西域粟特貴族，因功受唐王朝賞封賜姓“安“。
安慶緒：安祿山次子。
史思明：其貌不揚，懂六蕃語，與安祿山為同鄉。
史朝義：史思明長子。
唐軍參與将領
高仙芝、封常清、哥舒翰、陳玄禮、郭子儀、李光弼、仆固懷恩、顔真卿、許遠、張巡、顔杲卿、魯炅、張介然
安祿山起兵
唐朝天寶十四載十一月初九（公元755年12月16日），身兼範陽、平盧、河東三節度使的安祿山，發動屬下唐兵以及同羅、奚、契丹、室韋共15萬人，号稱20萬，以“憂國之危“、奉密诏讨伐楊國忠為借口在範陽起兵。安祿山乘鐵輿，其屬下步騎精銳煙塵千裡，鼓噪之聲震地。當時海内承平日久，百姓以及幾代人沒有見過戰争了，聽說範陽兵起，遠近都震驚。河北都是安祿山統轄範圍内的，叛軍所經過的州縣，都望風瓦解，當地縣令或者開門迎接叛軍，或者棄城逃跑，或者被叛軍擒殺，叛軍很快就控制了河北。太原以及東受降城的人奏報安祿山造反，而唐玄宗仍然認為是厭惡安祿山的人編造的假話，沒有相信。
唐廷反擊
同年十一月十五日，唐玄宗才相信安祿山确實率兵造反，召來宰相楊國忠商議應變之策。唐玄宗任命安西節度使封常清兼任範陽、平盧節度使，防守洛陽，接着任命他的第六子榮王李琬為元帥、右金吾大将軍高仙芝為副元帥東征。唐玄宗于十一月十五日派使畢思琛往東都洛陽募兵防守。唐朝的精銳邊軍大多還沒有趕回，高仙芝、封常清臨時在長安、洛陽募兵，得到的是市井子弟，缺乏戰鬥經驗，而且還沒有經過訓練。安祿山的大軍雖然遇上阻礙，但由于楊國忠的無能，使安祿山于同年十二月十二日就攻入洛陽。東京留守李憕和禦史中丞盧奕不肯投降，被俘後為安祿山所殺，河南尹達奚珣投降安祿山。退守潼關的安西節度使封常清、高仙芝采以守勢，堅守潼關不出。可是因為唐玄宗聽了監軍宦官的誣告，以“失律喪師”之罪處斬封常清、高仙芝。天寶十五年正月初一，安祿山在洛陽稱大燕皇帝，改元聖武。
755年（天寶十四載）十二月，唐玄宗在洛陽失守之後，聽信宦官監軍邊令誠的讒言，殺大将封常清、高仙芝，起用病廢在家的隴右節度使哥舒翰為兵馬副元帥，令其率軍20萬，鎮守潼關。潼關地形險要，易守難攻。哥舒翰進駐潼關後，立即加固城防，深溝高壘，閉關固守。天寶十五載正月，安祿山命其子安慶緒率兵攻潼關，被哥舒翰擊退。安軍主力被阻于潼關數月，不能西進。安祿山見強攻不行，便命崔乾佑将老弱病殘的士卒屯于陝郡（治今河南三門峽市西），而将精銳部隊隐蔽起來，想誘使哥舒翰棄險出戰。五月，唐玄宗接到叛将崔乾佑在陝郡“兵不滿四千，皆赢弱無備“的情報，就遣使令哥舒翰出兵收複陝洛。哥舒翰立即上書玄宗，認為：安祿山久習用兵，今起兵叛亂，不會不作準備，一定是用羸師弱卒來引誘我們，如若進兵，正好中計。況且叛軍勞師遠征，利在速。官軍憑借潼關天險抵擋他們，利在堅守。且叛軍暴虐無道，失去民心，日漸衰頹，很快就要發生内亂，（那時）再攻打他便可不戰而擒。與此同時，郭子儀、李光弼在河北攻打叛将史思明，打了幾個大勝仗，進展十分順利，因此他們二人認為潼關隻宜堅守，不可輕出，二人主張引朔方軍北取範陽，覆叛軍巢穴，促使叛軍内部潰散。但是，宰相楊國忠卻懷疑哥舒翰意在謀己，便對唐玄宗說，哥舒翰按兵不動，會坐失良機。玄宗輕信讒言，對郭、李良謀置之不理，便連續派遣中使催哥舒翰出戰。哥舒翰被逼無奈，撫膺恸哭。
哥舒翰被迫于六月初四領兵出關，初七，在靈寶西原與崔乾佑部相遇。靈寶南面靠山，北臨黃河，中間是一條70裡長的狹窄山道。崔乾佑預先把精兵埋伏在南面山上，于初八領兵與唐軍決戰。唐軍以王思禮等率精兵5萬在前，龐忠等率10萬大軍繼後，另派3萬人在黃河北岸高處擊鼓助攻。兩軍相交，唐軍見叛軍陣勢不整，偃旗欲逃，便長驅直進，結果被誘進隘路。叛軍伏兵突起，從山上投下滾木檑石，唐軍士卒擁擠于隘道，難以展開，死傷甚衆。哥舒翰急令氈車在前面沖擊，企圖打開了一條進路，但被叛軍用縱火焚燒的草車堵塞不得前進。唐軍被煙焰迷目，看不清目标，以為叛軍在濃煙中，便亂發弩箭，直到日落矢盡，才知中計。這時，崔乾佑命同羅精騎從南面山谷迂回到官軍背後殺出，唐軍前後受擊，亂作一團，有的棄甲逃入山谷，有的被擠入黃河淹死，絕望的号叫聲驚天駭地，一片慘狀。唐後軍見前軍大敗，不戰自潰。黃河北岸的唐軍見勢不利，也紛紛潰散。哥舒翰隻帶數百騎狼狽竄逃，從黃河西渡進入潼關，潼關外挖了三條戰壕，都是二丈寬一丈深，人和馬掉進溝裡，一會就填滿了，後面的人就踩着屍體過去。唐軍将近20萬軍隊，逃回潼關的隻有8000餘人。初九，崔乾佑攻占潼關。哥舒翰撤到關西驿，張貼榜文招攬失散的兵卒，想要繼續把守潼關。吐蕃将領火拔歸仁帶着一百餘騎兵包圍驿站，進去對哥舒翰說：“賊兵來了，請元帥上馬。”哥舒翰走出驿站上馬，火拔歸仁及衆将扣頭說：“元帥擁有20萬兵馬，一場戰鬥就把他們都抛棄了，有何臉面再見天子？且元帥沒有見到高仙芝和封常清的遭遇嗎？請元帥投降安祿山！”哥舒翰不從，火拔歸仁就把他的腿綁到馬肚子上，連同其他不順從的将領一起投降安祿山。
此戰，是中國戰争史上伏擊戰的典型戰例，唐玄宗錯誤估計形勢，拒絕采取據守險要、持久疲敵、伺機出擊的方針，過早地出關反攻，結果造成人地兩失，使平叛戰争急轉直下。崔乾佑潛鋒蓄銳，誘唐軍棄險出戰；會戰時，又偃旗欲遁，誘唐軍進入伏擊區，因而取得大勝。
長安失陷
安史之亂爆發的時候，安祿山指揮叛軍主力進攻洛陽、潼關，意圖突破這兩個重鎮而直取長安！後來洛陽淪陷，但天險潼關卻因為高仙芝、封常清的有力固守，使得安史叛軍久攻不下，甚至迫使敵軍有了回撤的打算。
但是晚年的李隆基已經利令智昏，不複年輕時代的英明果決。高仙芝和封長清采取固守的正确作戰方法，使得遠道而來的敵軍想速戰速決的計劃不能得逞，而且潼關作為長安的屏障，也有力的護衛了長安；可是一些奸邪小人卻在李隆基面前說高仙芝和封長清的壞話，诋毀他們與安史叛軍相勾結，所以遲遲沒有與叛軍正面交戰，李隆基不經過仔細調查，竟然将二人斬首示衆，緻使朝廷失去了兩員經驗豐富、作戰勇敢的将領！
之後李隆基又派上了年紀的哥舒翰統領潼關的軍隊拒敵，當時鎮守潼關的軍隊有二十萬！哥舒翰正确的判斷了雙方的形勢，也認為堅守不出才是禦敵之策，随着日子一天天拖延下去，唐玄宗對他們也失去了耐心，而且奸相楊國忠又在鼓動玄宗下聖旨強迫哥舒翰出戰，哥舒翰在接到聖旨後知道此戰必敗，但懾于皇權的威嚴，不得已帶兵出戰，最後果然大敗，自己也被手下綁赴敵營。
唐玄宗所在的長安得知潼關失守後一處混亂。甲午日，百官中上朝的不過一兩個人，皇帝到勤政樓頒下制書說要親征，衆人都不信。這天，皇帝的禁軍儀仗遷到了大明宮。傍晚，龍武大将軍陳玄禮整編六軍，多賞賜錢财，從馬廄裡挑出九百匹馬，外面都一無所知。安史大軍日漸逼近，乙未日黎明，皇帝帶着貴妃姐妹、皇子、皇孫、公主、妃子、楊國忠、韋見素、魏方進、陳玄禮和近侍從延秋門出逃。後來行到馬嵬坡，六軍将士終于忍無可忍，發動兵變殺死楊國忠等人，高力士等人缢殺楊貴妃，旋即太子李亨在靈武自行即位，尊李隆基為太上皇（李隆基在得知這一切後相當無奈，畢竟不是自己願意退位的）
經過左藏，楊國忠想毀掉這些财寶不讓賊兵得到，唐玄宗說：“賊兵得不到财寶就會搜刮百姓，不如把它們留給賊兵。”天寶十五年六月安祿山占領長安。
馬嵬兵變
丙申日，唐玄宗一衆到了馬嵬坡（今陝西興平市西北23裡）途中将士饑疲，六軍憤怒，陳玄禮認為楊國忠作亂才導緻安祿山謀反，請李輔國轉告太子想殺楊國忠的意圖。這時吐蕃使者正率領20多人圍堵楊國忠，抱怨沒食物。有官兵喊：“楊國忠與胡虜謀反！”楊國忠騎着馬逃到西門，被衆人殺死肢解，頭被槍挑着豎在驿站門口。戶部侍郎楊暄、韓國夫人、秦國夫人和魏方進被一并殺死。國忠妻裴柔同及兒子楊晞、虢國夫人及其子裴徽在陳倉被縣令薛景仙殺死。陳玄禮及韋谔請求玄宗殺死楊貴妃。高力士勸說玄宗保軍心安定，殺死楊貴妃。玄宗忍痛命令高力士在佛堂缢死楊貴妃。此後，玄宗入蜀，太子李亨及其子李倓、李俶北上靈武。後世史家認為“馬嵬之變“是一場“有計劃的兵變“。長安失陷，君儲逃亡，安史之亂進入最高峰。
肅宗即位
太子李亨于公元756年農曆七月十三日在靈武（今甯夏靈武市區）為朔方諸将所推而自行登基。遙奉玄宗為太上皇，改元至德，是為唐肅宗。郭子儀被封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宰相），仍兼充朔方節度使；李光弼被封為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二人奉诏讨伐叛軍。次年郭子儀上表推薦李光弼擔任河東節度使，聯合李光弼分兵進軍河北，會師常山（河北正定），擊敗安祿山部将史思明，收複河北一帶。
睢陽之戰
唐至德二載(公元757年)正月至十月，唐河南節度副使張巡等率軍民堅守睢陽(今河南商丘南)，是抗擊、牽制安祿山叛軍的著名城市攻堅戰，史稱“睢陽之戰”。
至德二載，757年正月，安慶緒以尹子奇為河南節度使，以歸、檀及同羅、奚兵十三萬人南下，尹子奇為安慶緒手下之名将，率領大軍掃蕩河南，此時河南城鎮紛紛陷落，惟有軍事重鎮睢陽未陷（睢陽即今商丘縣地内）。睢陽太守許遠向張巡告急。張巡因甯陵城小，難以抵強敵，故張巡率兵3000自甯陵(今河南甯陵東南)入睢陽，與許遠合兵共6800餘人。尹子奇全力攻城，張巡率領将士，晝夜苦戰，有時一天之内打退叛軍20餘次進攻，連續戰鬥16晝夜，共俘獲叛軍将領60餘人，殺死士卒2萬餘人，守軍士氣倍增。許遠因張巡智勇兼備，于是自己守城，将作戰指揮交張巡負責，自己擔負調運軍糧，修理戰具等後勤保障工作，戰鬥籌劃都出于張巡。兩人密切配合，使叛軍久攻不下，隻能圍而不攻。
睢陽之戰，張巡從757年1月開始，到757年10月陷落，最後，終因病餓力竭，寡不敵衆，城被叛軍攻破，張巡及其部将36人遭殺害。苦撐了十個月，屏障了江淮半壁江山十個月之久，保江淮免于戰亂十個月。而睢陽之戰前後大小四百餘戰，張巡以不足萬人之衆，屢敗賊兵，無一敗仗，殺傷賊兵十幾萬人，而敵首領也非無能之輩，這從尹子奇被張巡射瞎一目，而又因為壯其義、愛其才，欲要招降張巡，可見不一般了。睢陽之戰，尹子奇為報屢敗損目之仇，使安慶緒前後大兵幾十萬人被張巡所牽制。如此方使唐朝能夠反攻、使郭子儀能夠從容收複兩京。
當時，朝廷僅剩下長江、淮河流域的賦稅支撐着，睢陽位于大運河的汴河河段中部，是江淮流域的重鎮，如果失守，運河阻塞，後果不堪設想。張巡、許遠守睢陽，兵力最多時也不滿7000，前後400餘戰，竟然殲滅叛軍12萬人。睢陽堅守10月之久，在此其間朝廷不斷地得到江淮财賦的接濟，已完成了恢複、準備到反攻的過程，前一個月已收複西京長安，在睢陽陷落後10天又收複了東京洛陽，叛軍再也無力南下。唐朝天下得以保全，全仗睢陽堅守10月之久。
安祿山被殺
安祿山原患有眼疾，自起兵以來，視力漸漸減退，至此又雙目失明，看不見任何物體。同時又患有疽病，性情變得格外暴躁，對左右侍從稍不如意，非打即罵。稍有過失，便行殺戮。他稱帝後，常居深宮，諸将很少能面見他議事，都通過嚴莊轉達。嚴莊雖受親重，也時而遭安祿山鞭撻。宦官李豬兒常為安祿山穿衣解帶，服侍左右，挨打最多，怨氣也大。安祿山寵幸的段氏，生下一子名慶恩，也受祿山寵愛，常想以慶恩代慶緒。安慶緒時常擔心被廢，嚴莊也恐怕宮中事變于己不利，于是，嚴莊與安慶緒、李豬兒串通一氣，謀害安祿山。
唐肅宗至德二載（757年）正月五日（1月29日）夜，安慶緒與嚴莊、李豬兒串通，三人悄悄進入安祿山住所。侍衛見是嚴莊和安慶緒，誰也不敢動。于是嚴莊、安慶緒持刀站立在帳外，李豬兒手持大刀直入帳内，對準躺在床上的安祿山腹部猛砍一刀。安祿山平時總把佩刀放在床頭防身，事前已被李豬兒偷偷拿走，這時他挨了一刀，知大事不好，急忙去摸刀卻沒能摸到。他氣急敗壞地搖着帳竿大聲喝叫：“賊由嚴莊。”在喊叫聲中，血和腸從腹部流出數鬥，很快死于非命，享年五十五歲。安慶緒當即在其床下挖了一個數尺深坑，用氈子裹着安祿山的屍體，連夜埋在坑中，并誡令宮中嚴加保密。
第二天早晨，嚴莊對部下宣告說：安祿山病危，诏立安慶緒為太子，軍國大事皆由太子處分。随即繼承帝位，尊祿山為太上皇，然後發喪。
安慶緒殺父安祿山後，自立為帝，年号載初。命史思明回守範陽，留蔡希德等繼續圍太原。同年，長安為唐軍收複，安慶緒自洛陽敗逃退至邺城（河北省邯鄲市臨漳縣），其部将李歸仁率精銳及胡兵數萬人，潰歸範陽史思明。
邺城之戰
唐至德二載(757)十月，在陝郡之戰後，安慶緒僅率1300人從洛陽逃往邺城（河北省邯鄲市臨漳縣）。唐軍遂收複洛陽城，并遣軍攻占河内(今沁陽)等地，迫降安将嚴莊；陳留(治今開封)軍民殺安将尹子奇歸唐；唐将張鎬率兵收複河南、河東郡縣。但肅宗忙于迎太上皇還都，未及時遣軍追擊安軍殘部。安慶緒至邺後重整旗鼓，旬日之間，其将蔡希德自上黨(今山西長治)、田承嗣自颍川(今河南許昌)、武令珣自南陽(今鄧州)，各率所部至邺城會合，連同安慶緒在河北諸郡招募的新兵，共約6萬人。安慶緒忌史思明勢盛，于十二月遣使至範陽(今北京城西南)調兵。史思明囚安慶緒使者，以其所領13郡及兵8萬降唐，被授範陽節度使；半年後複叛。
唐乾元元年(758)九月至次年三月，天下兵馬副元帥、朔方節度使郭子儀、河東節度使李光弼等九位節度使率各部唐軍圍攻邺城（河北省邯鄲市臨漳縣）安慶緒部，與其援軍史思明部交鋒時，九路兵馬被狂風驚散潰敗。郭子儀軍潰退至河陽橋，李光弼整軍返回太原，其餘節度使各回本鎮，史思明重新占領洛陽。
乾元元年九月，唐肅宗命郭子儀、魯炅、李奂、許叔冀、李嗣業、季廣琛、崔光遠等七節度使及平盧兵馬使董秦共領步騎約20萬北進主攻安慶緒，又命李光弼、王思禮兩節度使率所部助攻，以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監督各軍行動。十月，郭、魯、季、崔等部先後北渡黃河，并李嗣業部會攻衛州(今河南衛輝)，以弓弩手伏擊而逐，大敗安慶緒親領7萬援軍，克衛州，誅殺叛将安慶和；旋又趁勢追擊，在邺城西南愁思岡擊敗安軍，先後共斬其3萬餘人。安慶緒退回邺城，被唐軍包圍，急派人向史思明求援，許以讓位。
史思明率兵13萬自範陽南下救邺城，先遣步騎1萬進駐滏陽(今河北磁縣)，遙為聲援。十二月，史思明擊敗崔光遠奪占魏州(今大名北)後，按兵觀望。二年正月，李光弼建議分兵逼魏州，各個擊破史軍，魚朝恩不納。二月，唐軍圍邺城（河北省邯鄲市臨漳縣）四月不下，師老勢屈。史思明率部向唐軍逼進，并截斷唐軍糧運。三月初六，号稱60萬之唐軍，布陣于安陽河之北。史思明親領精兵5萬與唐軍李(光弼)、王、許、魯等部激戰，雙方傷亡甚重。郭子儀率軍繼至，未及列陣，狂風驟起，天昏地暗，兩軍皆大驚而退。唐軍南撤卻一退不可止，郭子儀部退保河陽橋。其餘各節度使兵退歸本鎮。史思明收集部衆駐邺城南，誘殺安慶緒及高尚、崔乾祐等，入城兼并其軍，遂留其子史朝義守邺城，自還範陽。
此戰，唐肅宗待安慶緒逃至邺城一年後才下令攻讨，發兵數十萬竟不設元帥，無統一節度；久圍城不下，糧秣不繼，軍心不穩，終于釀成一次大潰敗。
史思明複叛
因契丹、同羅等族組成的精兵大部歸史思明，在安慶緒殺父稱帝後，對史思明收其潰散的殘部不滿。欲找機會除掉史思明。
史思明自圍攻太原被李光弼擊退後，回到範陽駐守，安慶緒封他為妫川王，兼範陽節度使。範陽本是安氏老窩，安祿山從東京和西京所掠珍寶，多半都運往這裡存放，已是堆積如山。漸漸地，史思明恃富而驕，欲将範陽占為自己所有，也不想再被安慶緒節制。
史思明向唐廷奉上歸降書，願以所領13郡及兵8萬降唐。唐肅宗得報大喜，封他為歸義王，兼範陽節度使。但史思明“外示順命，内實通賊”，不斷招兵買馬，引起唐肅宗警覺。唐朝廷策劃消滅他，不料計劃外洩，史思明複叛，與安慶緒遙相聲援。
乾元元年（758年），安慶緒為副元帥郭子儀等統兵20餘萬所圍困，後增至60萬，但由于肅宗的孱弱和猜忌，諸軍不設統帥，以緻戰事久拖不下。次年春，叛軍得史思明之助，大敗唐軍九節度使大軍，其圍遂解。宦官魚朝恩讒毀，郭子儀被召還長安，解除兵權，處于閑官。不久安慶緒被史思明所殺，史思明接收了安慶緒的部隊，兵返範陽，稱“大燕皇帝”。
亂事告終
上元二年（761年）三月，叛軍内讧，史思明為其子史朝義所殺，内部離心，屢為唐軍所敗。寶應元年（762年）十月，唐代宗繼位，啟用唐将仆固懷恩為朔方節度使、河北副元帥，統兵進軍洛陽。
唐軍從正面，唐軍騎兵與回纥軍從側面，一起攻擊數萬叛軍。叛軍戰敗。史朝義派10萬精兵來增援，列陣于昭覺寺，唐軍攻擊叛軍，殺傷了很多叛軍，但是叛軍軍陣卻不動。唐朝鎮西節度使馬璘奮擊，突入叛軍萬衆中，叛軍抵擋不住，唐軍乘勢殺入，叛軍大敗，轉戰于石榴園、老君廟，唐軍再次擊敗叛軍，斬首六萬級，捕虜二萬人。史朝義率輕騎數百向東逃走。唐軍攻占洛陽城。仆固懷恩率朔方軍追擊史朝義，連連取得大勝。
寶應二年（763年）春天，田承嗣獻莫州投降，送史朝義母親及妻子于唐軍。史朝義率五千騎逃往範陽，史朝義部下李懷仙獻範陽投降。史朝義無路可走，于林中自缢死，其餘部分叛将投降，曆時七年又兩個月的安史之亂結束。
唐廷任命降臣田承嗣為魏博（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節度使，李懷仙為盧龍（今河北北部）節度使，李寶臣為成德（今河北中部）節度使，薛嵩為相衛節度使，此後唐朝進入藩鎮割據的局面。
戰争影響
安史之亂的後果是極其嚴重的，其影響大緻可以分為下列幾點∶
社會混亂
戰亂使社會遭到了一次空前浩劫。《舊唐書·郭子儀傳》記載：“宮室焚燒，十不存一，百曹荒廢，曾無尺椽。中間畿内，不滿千戶，井邑楱荊（楱應改為榛），豺狼所号。既乏軍儲，又鮮人力。東至鄭、汴，達于徐方，北自覃、懷經于相土，為人煙斷絕，千裡蕭條”，幾乎包括整個黃河中下遊，一片荒涼。杜甫有詩曰：“寂寞天寶後，園廬但蒿藜，我裡百餘家，世亂各東西”。這說明經過戰亂，廣大人民皆處在無家可歸的狀态中。
藩鎮割據
安史之亂，削弱了封建集權，為封建割據創造了必要條件，使唐王朝自盛而衰。此後安史餘黨在河朔形成藩鎮割據。當史思明之子史朝義從邺城敗退時，唐遣鐵勒族将領仆固懷恩追擊，仆固與唐王朝有矛盾，為了私結黨羽，有意将安史舊部力量保存下來，讓他們繼續控制河北地區，使安史舊将田承嗣據魏博（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張忠志（後改名李寶臣）據成德（今河北中部）、李懷仙據幽州（今河北北部），皆領節度使之職。這就是所謂“河北三鎮“。三鎮逐漸把地方軍事、政治、經濟大權皆集于一身。以後其他地區，如淄青（今山東淄川、益都一帶）李正已，宣武（今河南開封、商丘一帶）李靈曜，淮西李希烈等皆各自割據。
但是，根據曆史學家張國剛研究藩鎮的專著《唐代藩鎮研究》，唐朝後半段的大部分時期裡，絕大部分藩鎮不割據，隻有河朔等極個别藩鎮割據；即使割據藩鎮也在一定程度上施行唐朝的政策法令，“須借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而且割據藩鎮也曾解除割據。唐末黃巢之亂時，才出現普遍的藩鎮割據。
剝削加重
由于戰争，造成勞動力嚴重不足，統治階級不得不增加稅收，使階級壓迫和統治階級的壓榨更加深重。因而促使農民和地方階級的矛盾日益尖銳化，最後迫使農民不得不舉兵反叛，形成唐中葉農民叛亂的高潮。安史之亂後，國家掌握的戶口大量減少。潼關和虎牢關之間，幾百裡内，僅有“編戶千餘”，鄧州的方城縣，從天寶時的萬餘戶，驟降至二百戶以下。政府卻把負擔強加在猶在戶籍上的農民。唐憲宗元和年間，由于政令不及，稅收隻能征自東南八道（浙西、浙東、宣歙、淮南、江西、鄂嶽、福建、湖南）。在方鎮統治下的人民，也遭受着“暴刑暴賦”，如田承嗣在魏博鎮“重加稅率”，李質在汴州搞得地區“物力為之損屈”，等等。唐政府和各藩鎮的橫征暴斂，終于激起了農民的不斷武裝叛亂，代宗一朝，全國各地叛亂四起，其中規模較大的有發生于寶應元年（公元762年）的浙東袁晁之亂，同年的浙西方清之亂，以及同期的蘇常一帶的張度之亂，舒州楊昭之亂，永泰年間（公元765年）邠州之亂等等。這些叛亂雖說很快就被鎮壓，但更加削弱了唐朝的力量。
邊疆不穩
經過安史之亂，唐王朝也失去了對周邊地區少數民族的控制。安祿山亂兵一起，唐王朝将隴右、河西、朔方一帶重兵皆調遣内地，造成邊防空虛，西邊吐蕃人乘機而入，盡得隴右、河西走廊，唐朝仍然控制西域安西北庭，數十年後，約公元790年，唐朝失去西域安西北庭。唐王朝從此内憂外患，朝不保夕，更加岌岌可危。
經濟重心南移
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自兩晉就已經開始，在安史之亂後，北民南遷的狀況越來越明顯，緻使經濟中心進一步南移。安史之亂對北方生産造成了極大的破壞，大量北方人士南渡。南方相對較為穩定，北方人口的南遷，帶去了大量的勞動力，先進的生産技術，促進了江南經濟的發展，南方經濟日益超過北方，南北經濟趨于平衡。
西域得失
753年前後，正是唐朝經營西域的全盛時期，但是此後随着國内政局的的劇烈變化，唐朝在西域的勢力也大大衰退，由高峰跌入了低谷。755年（天寶十四載），唐朝國内爆發了有名的安史之亂，由唐朝蠻族将領安祿山、史思明率領的東北邊疆叛軍長驅南下，攻陷東、西兩京，唐玄宗怆惶逃出長安，南下四川盆地。玄宗的兒子肅宗在靈武繼位之後，調集西北邊軍勤王平叛，守衛西域的安西、北庭節度使屬下的邊兵也被大批調往内地。
756年（至德元載）有三支西域唐軍被調回内地，其中李嗣業、段秀實率精兵五千，安西行軍司馬李栖筠率兵七千，馬磷精兵三千，三支軍隊共一萬五千人返回鳳翔，參加了收複長安的戰争，以後在此基礎上組成了戰鬥力很強的鎮西北庭行營。
除了西域邊兵之外，唐朝還征發了西域各國本地的軍隊幫助平叛。明确見于記載的有于阗王尉遲勝率領的本國兵馬五千。另外與拔汗那一起發兵的還有大食等國。最晚到757年（至德二年）正月以前，他們就已經行進到了河西地區。到了758年（乾元元年）秋天，吐火羅葉護烏那多與西域九國首領來朝，請求“助國讨賊”，肅宗派他們赴朔方行營效力。西域邊兵大批内調，對平定安史之亂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卻大大削弱了唐朝在西域的勢力。
這時西域的外部威脅主要是大食和吐蕃，西域防禦能力的衰退，給他們提供了入侵的時機。但是大食勢力并沒有趁機東進，而是派兵助唐平叛，這說明大食從一開始就無意（或無力）進入蔥嶺以東的地區。對吐蕃而言，這時唐朝不僅僅是撤回了安西、北庭的邊兵，而且也調回了隴右、河西防備吐蕃的軍隊，入侵隴右、河西要比進攻西城便捷得多，也有利得多，于是吐蕃大舉進攻河西。在這種形勢之下，西域反而得以保全，孤軍堅守了将近半個世紀之久。
到763年（廣德元年）時，吐蕃軍隊已經盡陷蘭、廓、河、都、洮、岷、秦、成、渭等州，占領了河西、隴右的大部分地區。此後西域守軍與内地的聯系斷絕，但仍然奉唐正朔，堅守西域。有廣德四年（相當766年）年号。實際上廣德隻有兩年（763-764年），765年代宗改元永泰（765-766年）。吐魯番出土的《高耀墓志》仍然沿用廣德年号，說明在765年以前就己失去聯系，不知長安改元永泰。而且四鎮在這時還保持着一定的兵力，765年（永泰元年）左右，河西唐軍抵擋不住吐蕃的進攻，遣使前往四鎮，請求河西援軍一萬人，這至少說明西域的形勢這時要比河西穩定得多。
768年（大曆三年）左右，西域守軍又與朝廷恢複了聯系，朝野上下對他們“忘身報國”的精神感動得“酸鼻流涕”、唐代宗下诏褒獎，并向西域唐軍通報内地情況，對守軍大加贊揚。
其實就曆代中原王朝而言，經營西域不外乎内外兩方面的原因。就内部來說，控制了西域既可張揚國威，又保證了絲綢之路貿易的繁榮；就對外來說，控制了西域就可以牽制和削弱北方遊牧民族的勢力，并進而保障河西，隴右的安全，防止南、北兩個方向遊牧民族勢力的彙合。吐蕃攻陷關隴之後，西域地區也就失去了它原有的戰略意義，西域的存亡對整個唐朝邊防來說已經沒有多少實際的意義，所以西域雖有“奉國之誠“，朝廷卻因“事勢不及相恤”，不得不采取了任其自生自滅的态度。
佛教複興
唐高祖李淵制定的尊祖崇道國策，并進一步将其發揚光大，運用道家思想治國平天下，施行道舉，興建皇家道觀樓觀。安史之亂後佛教複興，李亨、李适、李純、李漼和李儇改變崇道祖制崇信佛教，自上而下佛教盛行迎送佛骨。晚唐幾個皇帝都是佛教的信仰者，佛教盛極一時。當時有識之士為了國家和人民的利益，依據儒學思想，提出反佛的意見。在唐憲宗元和十四年(819)，儒佛矛盾以一種激烈的形式暴發了。元和十四年是開塔的時期，唐憲宗要迎佛骨入宮内供養三日。韓愈聽到這一消息，寫下《谏迎佛骨》，上奏憲宗，極論不應信仰佛教，列舉曆朝佞佛的皇帝"運祚不長"，"事佛求福，乃更得禍"。但韓愈沒能阻擋憲宗迎佛骨，還險些喪命。韓愈的《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有雲：“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欲為聖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但是唐武宗的滅佛運動大幅削弱了佛教勢力，大幅降低了佛教對社會的影響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