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早期經曆

公元1630年（明崇祯三年），随從張獻忠起義，因骁勇善戰，受封為平東将軍，與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皆為張獻忠義子，張獻忠賜姓為張可望。

公元1646年（順治三年），清軍大舉入川，張獻忠戰死于川西鳳鳴山，餘部由孫可望和李定國率領，進軍雲貴地區，作為抗清根據地，一路攻克遵義、貴陽，進據雲南。

公元1647年（永曆元年、順治四年），孫可望與李定國等人一起稱王，孫可望成為國主，年号興朝。

收複湖南

公元1651年（永曆四年、順治八年）四月，孫可望派大将馮雙禮等人率領步騎兵數萬人、戰象十餘隻，大舉進軍，由貴州入湖南。一路由銅仁、麻陽，一路由平溪、便水，一路由大小梭羅，合攻沅州（今湖南芷江）。清軍沅州守軍三營合計隻有三千士卒，退入城中，被“圍如鐵桶”。

公元1651年（永曆四年、順治八年）四月十五日，馮雙禮占領沅州，活捉清将鄭一統、知州柴宮桂。接着乘勝攻辰州（府治在沅陵），因清朝辰常總兵徐勇防守甚嚴，未能得手。清廷委任的挂剿撫湖南将軍印續順公沈永忠領兵二萬，竭力支撐，雙方在一段時間裡呈膠持狀态。

公元1652年（永曆五年、順治九年）四月，李定國率部由貴州進入湖南，會合馮雙禮進攻靖州。清續順公沈永忠派總兵張國柱領兵八千名往援，在靖州陷入重圍。經過短暫的交戰，清軍大敗，損失官兵五千一百六十三名（其中滿洲兵一百零三名）、戰馬八百零九匹，幾乎全軍覆沒，張國柱率殘部于二十二日踉跄奔回。明軍趁勝攻克靖州、武岡州。

沈永忠求援無望，被迫帶着麾下自寶慶北遁，六月二日退至省會長沙，仍然立腳不住，在湘潭接到清廷“不可浪戰，移師保守”的密旨，就在八月初六日放棄長沙，一直逃到嶽州。清朝在湖南設置的許多道、府、州、縣官也随軍狼狽北竄。除嶽州、常德尚在清軍控制下以外，隻剩下徐勇一鎮孤零零地據守辰州負隅頑抗。

大西軍聯明抗清後，初試鋒芒就旗開得勝，收複了湖南大部分州縣。

孫李矛盾

孫可望與李定國在聯明抗清問題上的分歧是其内讧的主要原因。張獻忠犧牲後，大西軍餘部退守雲貴，這時清朝已經建立，民族矛盾迅速上升，這要求大西軍必須适應形勢變化，廣泛聯合抗清力量，反對清朝統治。

公元1647年（永曆元年、順治四年）二月，大西軍餘部領導人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等在貴陽附近的定番開會，讨論今後的戰略方針和作戰部署。孫可望在會上主張把部隊開往廣西，繼續與明軍周旋，一旦失利，就轉入南海。李定國堅決反對，他主張西進雲南，建立根據地，聯明抗清。李定國說：“當前清軍大舉進攻，闖王血濺九宮山，老萬歲中箭身亡，我們與清軍有不共戴天之仇。大敵當前，如果再與明軍厮殺，隻會使清軍漁翁得利。當務之急在于聯明抗清，否則隻有死路一條。”李定國的建議得到了多數與會将領的贊成。但孫可望對聯明抗清，恢複中原已失去信心，隻想保住所得土地，稱藩于滇、黔、楚、蜀，故對李定國的建議無動于衷。

李定國表示孫可望亡命南海是死路一條，那還不如當場死去，旋即拔出寶劍，準備自刎。衆将一見，忙奪下寶劍，一起跪地高呼擁護李定國的建議。孫可望見人心歸向李定國，随即同意進兵雲南，聯明抗清，但對李定國産生了疑慮。

聯明抗清的方針雖然确定，但直到公元1649年（永曆三年、順治六年），孫可望才派人赴廣西與永曆朝廷談判。孫可望不願聯明，在幕僚的建議下，欲仿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之法，來壓服李定國、劉文秀等人。這與李定國聯明以恢複中原的目的仍有根本區别。孫可望對李定國實力增強的猜忌和對李定國戰功的嫉妒是孫、李内讧的重要原因。李定國能團結士卒，部下樂于效命，最初實力要超過孫可望。李定國為人強悍，與孫可望有不同意見，總是極力争辯。

南下西天

張獻忠曾在遼西抗擊過清軍，并任小旗，故仿照明軍建立五軍都督府，以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奇能為四将軍。張獻忠在鳳凰山之戰被八旗箭狙，事後大西軍的軍事活動主要由四義子商議行事。衆人推孫可望為四王首，四王中艾奇能和孫可望交好，劉文秀當和事佬随大流，李定國不服孫可望。孫艾劉三王曾商議在校場尋機将定國暴打一頓，立可望軍威。誰成想雖然此次表面上孫李和解了，但是二人嫌恨卻越來越大。時艾奇能中毒戰死，艾奇能部将馮雙禮雖繼續效忠孫可望，但級别太低無法參與四王議事。四王議政中孫可望失去壓倒優勢。為此孫可望借故南征把李定國調離雲南，南下征讨小西天，為确保計劃順利進行，雲南開始為李定國籌備南征糧草，故長江戰役前李定國沒能參與大西與南明的高層會晤。但李定國為了參加雲南北伐的計劃，在南征勝利後就帶兵折返。

長江戰役

公元1652年（永曆五年、順治九年），李定國在桂林迫使清定南王孔有德兵敗自焚，一時聲威大震，捷報傳到貴陽後，孫可望大為不快，表面上奏請封李定國為西甯王，背地裡卻令李定國副手馮雙禮對其暗中監視，另派一支人馬尾随其後，妄圖借機除掉李定國。次年，李定國率部在衡州殺死清軍悍将敬謹親王尼堪。李定國兩蹶名王，接連收複了幾十個州縣，天下震動。孫可望見李定國戰功赫赫，非常嫉妒。

寶慶之敗

公元1653年（永曆七年、順治十年），孫可望率軍到沅州，立即派人召李定國到沅州議事，準備借機逮捕李定國奪其兵權。李定國接到命令後，正整理行裝，準備出發時，突然接到劉文秀之子自稱探聽到孫可望要對其“收而殺之”的消息。這一密報令他左右為難。如果不去，孫可望極有可能以違抗軍令之名興師問罪，如果去了，必有一番鬥争。孫可望三天中下了七道命令，李定國無奈，率部向沅州進發。途中遇到劉文秀之子派人來勸阻，李定國退回廣西，繼續籌劃北伐。

孫可望逼走李定國很快就自食惡果。當時孫可望正親統大軍由靖州（今湖南靖縣）經武岡進至寶慶（今湖南邵陽），部下有大将白文選、馮雙禮等，總兵力據清方記載為十萬，史稱岔路口之戰。

公元1653年（永曆七年、順治十年）三月初六日，清定遠大将軍屯齊帶領滿漢主力由永州北上寶慶，十五日駐于岔路口，距明軍白文選、馮雙禮、馬進忠營地周家鋪三十裡。次日，清軍進至周家鋪，由于明軍營于山頂，地勢險要，又遇上天雨，雙方列陣相峙。這天晚上孫可望率親軍由寶慶府來增援。

公元1653年（永曆七年、順治十年）十七日，明軍下山向清軍發起全面進攻，清軍分路迎擊，雙方展開激戰。結果孫可望所統明軍戰敗，頗有傷亡，被清軍繳獲馬七百餘匹，象一頭，清軍趁勝占領寶慶府。但是，清軍在這次戰役中也付出了很大代價，正黃旗兩名蒙古梅勒章京韋征、武京都在激戰中陣亡，次年清廷下發的衡州、岔路口兩戰陣亡清軍撫恤銀高達十一萬八千餘兩。

陰謀篡位

公元1654年（永曆八年、順治十一年），李定國在新會與清軍作戰，隊伍受到瘟疫傳染，清軍又大舉增援，李定國派人向孫可望求援。孫可望不發一兵一卒，坐視李定國兵敗。當李定國敗退回南甯府時，孫可望下令凡李定國部隊經過之地，都要将糧草燒毀，以絕其歸路，同時派出四萬多人阻攔李定國向貴州靠攏。

南明朝廷及官員的推波助瀾也是孫李内讧的重要原因。公元1647年（永曆元年、順治四年）春，明雲南副使楊長知被迫歸順孫可望，受到孫可望的格外信任。楊長知看出孫可望在占領雲南後，日益驕縱自大，想繼承張獻忠秦王封号，又怕李定國等人不服，于是楊長知就經常在孫可望面前煽風點火：“将軍若能讨得朝廷‘秦王’之封，既可威震西南，又能壓服李、劉兩王，何等威風!”他在李定國、劉文秀等人面前，又數落孫可望狂妄自大，獨斷專行，全不念手足之情，假惺惺地提醒他們要當心兩王府換上“孫”字大旗。

孫可望受封為秦王後，俨然以皇帝自居，甚至規定一切衙署的稱謂前都要加“秦“字，對永曆帝也極盡侮辱之能事。永曆帝實在難以忍受不下去了，便派人持密诏讓與孫可望有矛盾的李定國前來護駕，最終發生了“十八先生之獄”。

公元1656年（永曆十年、順治十三年）正月，李定國進入安龍，迎接永曆帝到昆明。

兵敗降清

公元1657年（永曆十一年、順治十四年）八月，駐紮在貴陽的孫可望親自率十萬大軍向駐于雲南的大西軍二号人物李定國發動進攻。當時李定國、劉文秀合兵僅三萬人，雙方力量對比十分懸殊，李定國采取誘敵深入之法，使孫可望一路未遇任何抵抗，兵不血刃就攻到了雲南曲靖附近的交水河畔。這時，李、劉兩軍已經在河對岸擺好陣勢，以逸待勞。孫可望軍從正面強行渡河，雙方展開混戰，不久劉文秀骁将崇信伯李本高馬蹶被殺，前鋒失利。可望立于高阜觀戰，見已挫定國銳氣，即命諸營乘勝前進。在孫軍後陣的白文選見李、劉兩軍戰局不利，親自躍馬率所部5000鐵騎從後方沖向孫可望軍隊。孫可望部将馬唯興率部臨陣倒戈，與白文選聯兵抄出孫可望陣後，連破數營，許多士兵脫掉号衣，跪地高喊：“迎晉王!”，孫軍大亂。孫可望見大勢已去，不敢戀戰，拔馬便逃，最後十萬大軍僅剩50餘騎随其逃走。

這時孫可望仍可與李定國重歸于好，聯手抗清，或承認失敗，退出軍政舞台，隐居以終，但孫可望卻壓不下失利的怒火，跑到長沙，投降清朝，以借兵複仇。

公元1658年（永曆十二年、順治十五年）二月在長沙舉行了冊封典禮，旋即召他進京見駕。五月初二，孫可望到達北京。清廷命和碩簡親王濟度、和碩安親王嶽樂帶領大批高官顯爵出城迎接，場面相當隆重。次日，順治親自在太和殿接見孫可望。十天之内，皇帝賜宴就達三次，賜銀兩次共—萬二千兩，另外賜給府第、解袍、朝衣、緞匹等，孫可望成了清廷紅極一時的人物。

孫可望降清，出賣西南軍情虛實，使李定國和西南抗清武裝最後失利。清廷封他為義王。

公元1658年（永曆十二年、順治十五年）七月，孫可望得知失散十多年的弟弟孫可升在上海的消息，喜不自勝。他忙向清廷打報告，要求清政府用公家驿傳把他那個當小兵的窮弟弟一家運來北京與自己團驟。殊不料，這麼一個微渺的請求，引來清廷禦史一陣猛轟。參劾他的疏奏有理有據：

“（孫可望）始以張獻忠養子荼毒蜀楚，神人共憤。繼而稱兵犯順，逆我顔行。迨衆叛親離，計無複之，方率數百疲敝之卒，亡命來歸……”

禦史又稱，孫可望之弟隻是一個食糧兵丁，白身無官，這樣的人，怎敢冒用妄用國家驿傳？

看到劾奏後，孫可望五雷轟頂，趕忙上疏謝罪。

兔死狗烹

公元1659年（永曆十三年、順治十六年）閏三月，有人揭發孫可望放債取利等事。順治皇帝雖然明知這種事情在滿洲八旗中本是習以為常的現象，卻不願放過這個機會進一步貶損孫可望的政治地位。他派内閣學士馬迩吉來到孫可望的住宅宣讀谕旨，先訓斥一番，然後宣布寬假其罪。孫可望于驚懼之餘，連忙上奏本解釋自己放債的經過，并接着向順治皇帝搖尾乞憐。此後，孫可望的處境益發難堪了，正如古語所說“神龍失勢，與蚯蚓同”。

公元1660年（永曆十四年、順治十七年）六月，孫可望被迫上疏請求辭去義王封爵和冊印。這時，南明永曆皇帝雖然已經逃入緬甸，西南大勢已定，但以李定國為首的明軍殘部仍在邊境地區堅持鬥争。清廷認為把孫可望虛有其名的義王封号撤掉并不符合當時的策略，因此，順治皇帝特地發布了一件措辭大有講究的聖旨。公元1660年（永曆十四年、順治十七年）11月20日，孫可望死了。官方的說法是病死，真相如何頗有疑義。清初史家就說孫可望是“随出獵被射死”；或者說“封為義王，尋被酖”。

公元1667年（康熙八年），清廷派刑部尚書明珠等前往福建，會同靖南王耿繼茂、總督祖澤沛合議招撫據守台灣的鄭經。鄭經回信中不無諷刺地說：“貴朝寬仁無比，遠者不問，以所聞見之事如方國安、孫可望，豈非竭誠貴朝者，今皆安在？往事可鑒，足為寒心。”可見，孫可望之死并非善終在當時一定流傳得很廣。孫可望死後，清廷賜谥恪順，“祭葬加隆”；同時命其子孫征淇襲封義王。幾個月後孫征淇病死，弟征淳承襲。

公元1661年（永曆十五年、順治十八年），吳三桂等領兵進入緬甸，永曆帝被俘回昆明缢殺。次年康熙改元，李定國也病殁于邊境。孫可望家族已經沒有多大利用價值了，清廷的“恩典”也就逐步降格。

公元1666年（康熙七年）朝廷下令将義王孫征淳的年俸由五千兩減為三千兩。十一年，孫征淳病死，其弟孫征灏請求襲封。經議政王、大臣會議，降封為慕義公。孫征灏死後，其子孫宏相再降襲一等輕車都尉。

公元1771年（乾隆三十六年）六月，清廷終于決定：“孫可望子孫所有世職，嗣後不必承襲。”從此，孫可望家族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最後的痕迹。

主要影響

公元1644年八月（崇祯十七年），張獻忠在成都（今四川成都市）建立大西政權，孫可望位列群将之首，以平東将軍，另加監軍，節制文武。張獻忠在川北犧牲後，孫可望與李定國等率大西軍餘部南下攻占雲貴一帶，堅持抗清。後改投永曆政權，以武力挾制永曆朝廷。

孫可望為謀封秦王，擊殺南明大學士三十人，并與大将李定國不合，導緻内讧。公元1657年（永曆十一年，順治十四年），孫可望從貴州引兵入雲南，攻打李定國，因部将倒戈不敵李定國。孫可望向清軍投降，引清兵入四川、貴州，隸屬漢軍正白旗。

曆史評價

孫可望于順治六年，“浚海口，省耕省斂，凡有利于民者無不備舉”，滇池地區因而連年豐收。順治七年前後，修建了可以“灌溉澄郡田疇千萬畝計”的西宕泉水利工程，“耕田鑿井之民日苛戈于黔粵楚蜀之界”，在維持進攻的同時，還要興修如此之多的大規模水利工程，困難可想而知。在這裡除了群衆的熱情外，農民軍積極參與建設也起了很大作用，如《重修法明寺碑記》提到了“不妨農務，借力新兵”，當年生産就迅速恢複，獲得豐收，還有餘力“賊見是歲秋成有望，開倉赈濟寒生，每人谷一鬥”。“一年土産财賦，足供養兵之需”。大西軍政權就進入了它的全盛期。雲南軍民“揮汗如雨，民富庶兵精強”，耕者有其田、戰者有其食，使雲南成為了當時全國經濟狀況最好的地方之一。甚至于孫可望在雲南的成功治理，還對清廷統治下的地區和人民造成了巨大影響和吸引力。順治十年清軍偏沅巡撫的幕僚丁大任在湖南就聽說“滇中人民樂業，雲南百姓恬熙，若不知有交兵者”。連遠離雲南且富甲天下的江南也流傳“滇南，天下饒樂土也，其人隔絕山海，今猶襲冠帶以居”。但出賣南明永曆朝的孫可望之作用不亞于鄭芝龍。孫可望兵敗交水（今沾益）後，于是徹底抛棄大西軍的抗清事業，十月，僅率二十幾員将領及數百名兵卒赴長沙降清。他盡吐永曆朝虛實，“以雪望深仇”，并奏請發兵進取西南，願“偕諸将進讨”，以“效奉國初心”。由于孫可望的叛賣，永曆朝的底細全部暴露，而最終被清朝消滅。

人際關系

義王孫征淇，孫可望子，順治十七年十一月襲。

義王孫征淳，孫可望子，順治十八年八月襲，薨諡順愍，後降襲。

慕義公孫征灏，孫可望子，康熙十一年七月降襲，卒諡清端，子降襲。

一等輕車都尉孫宏相，公元1771年（乾隆三十六年）停襲。

轶事典故

十八先生之獄

公元1652年（永曆六年，順治九年），孫可望迎永明王朱由榔(即永曆帝)入貴州安隆所，改安隆所為安龍府。此為永明入安龍之始。

公元1651年（永曆四年、順治八年）三月初六，南明将領孫可望殺害了明桂王朝廷的18個大臣，史稱“十八先生之獄”。

“十八先生之獄”這一事件還得從公元1652年（永曆六年，順治九年）冬說起。孫可望派人把永曆皇帝朱由榔接到他自己的勢力範圍——貴州安隆所，改名安龍府，作為南明的行在，以達到挾天子以令諸侯之目的。

孫可望在貴陽設立了内閣六部，建立太廟和社稷，制訂朝儀。他名義上是建立南明永曆王朝的秩序，實質上是為将來的篡位做準備。

公元1654年（永曆八年、順治十一年）初，永曆皇帝懾于孫可望的威逼，在大學士吳貞毓等人的支持下，秘密寫信給出征在外的李定國，請求回來護駕。

這個消息被宦官馬吉祥報告給孫可望，他在盛怒之下，嚴刑拷掠諸臣，并脅迫永曆帝下诏處死吳貞毓等18位大臣。

孫可望在用刑時十分殘忍，充分表現了他作為流寇的本性。

十八先生墓區裡有“忠泉”一方。據傳，當時天色突變，風雨交作，天榜山麓忽有泉水湧出，百姓說是天公流淚，因此，将此泉名為“忠泉”。

在學者們看來，曆史是公平的。把持南明政權的大軍閥孫可望最終還是投降了滿清，而十八先生最終千古流芳，為人們所銘記。十八先生之獄是南明桂王政府内部激烈的秦晉黨争白熱化的結果，究其根本是明朝腐敗官僚體制的産物。南明沿襲了北京朝廷的腐朽氣息和文官集團無休無止的黨争，加速了風雨飄搖的永曆朝廷的覆滅。

興朝通寶

“興朝通寶”是孫可望入滇以後，于公元1649年（永曆三年、順治六年）稱東平王時的鑄币。“興朝通寶”是農民起義軍的鑄币。鑄行量大，鑄行時間長，開創了一派自己的風格——“滇派”，其影響十分深遠。“滇派”錢币與衆不同，錢文多出自匠人之手，因此字體古拙樸素；内郭、外郭都較其他錢币為寬，錢好打磨不甚精整；用材單一，多為銅币；鑄工較粗糙，但錢體分量十足。這種風格對後世吳三桂的“利用”、“昭武”及其孫吳世璠的“洪化”諸錢都有較為明顯的影響。而直到清朝鹹豐、同治朝，滇貴兩省所鑄大錢亦隐約可見其蹤影。

史料索引

《南明史·第二十七章·第五節》顧誠著

《粵滇紀略》卷二《孫可望陷重慶》九峰居士編輯

《欽定國史貳臣表傳·貳臣傳乙，卷七十九》

藝術形象

2005年《長河東流》盧勇飾孫敏宗（孫可望）

1984年電影《雙雄會》馬樹超飾張可旺（孫可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