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簡介
《圍城》是錢鐘書所著的長篇小說。
1960年代，旅美漢學家夏志清在《中國現代小說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中對本書作出很高的評價，這才重新引起人們對它的關注。人們對它的評價一般集中在兩方面，幽默的語言和對生活深刻的觀察。從1990年代開始，也有人提出對本書的不同看法，認為這是一部被“拔高”的小說，并不是一部出色的作品。很多人認為這是一部幽默作品。除了各具特色的人物語言之外，作者夾叙其間的文字也顯着機智與幽默。這是本書的一大特色。也有人認為這是作者賣弄文字，語言顯得尖酸刻薄。但這一說法并不為大多數人接受。
圖書目錄
長篇小說《圍城》共分九章，大體可以劃做四個單元。
由第一章至第四章是第一個單元，寫方鴻漸在上海和家鄉（江南某縣）的生活情景，以寫上海為主。在這個單元中，方鴻漸和蘇文纨的“愛情”糾葛占了重要的分量。蘇文纨的傾心相與和方鴻漸的另有所歡，使他們演出了不少半真半假、女真男假的滑稽戲。暴露了蘇文纨官宦小姐矜持自負、自作多情、因而落得空對鏡花水月的尴尬相，也暴露了方鴻漸纨绔子弟優柔寡斷、不更世事而又玩世不恭的浮華相。
圍繞着他們，作者還寫了十裡洋場社交生活的各種人物，在美國人花旗洋行裡做買辦、喜歡人們喚他Jimmy的張吉民，外表時髦、骨子裡守舊的董斜川，“對雌雄性别，最有研究”的青年哲學家褚慎明，滿肚子不老實、自我标榜是“新古典主義”的詩人曹元朗，以及暗中把方鴻漸當做情敵、枉費了心思的趙辛楣，甚至還有生得漂亮、頭腦乖巧的唐曉芙等等，他們都在作者筆下顯示了各自的性格和色相。他們宴飲會客、談詩論文以及各種應酬交際是那樣的内心空虛、百無聊賴以及庸俗不堪，這種生活不會培植健康的愛情，更不會培植健康的理想，本身就是一個有待沖破的“圍城”。
第五章可以算作第二個單元，是“過渡性”或“銜接性”的。在這個單元中，在個人生活上分别吃了敗仗的方鴻漸和趙辛楣，從“愛情”牢籠中沖了出來，他們由假想的情敵變為真正的摯友，共同到湖南平成三闾大學謀事。作者在這一單元裡，還為下一單元的鬧劇準備了新角色：未來三闾大學的訓導長李梅亭，副教授顧爾謙和青年助教孫柔嘉。他們和方、趙結伴由滬啟航南下，組成了一個臨時的“小社會”。發生在這個“小社會”裡的種種矛盾困擾和嬉戲調侃，以及沿途的所見所聞，構成了小說所描繪的現實主義畫面的十分精彩的一部分。
第六、七章是第三個單元，主要描寫三闾大學裡的明争暗鬥。上自校長、訓導長、各系主任，下至職員、學生、甚至還有家屬，都卷入了一場令人頭暈目眩的人事糾紛。職業上的排擠，情場上的競争，堂而皇之的例行公事，見不得人的謠诼诽謗、陰謀詭計，一時間三闾大學成了競相逐鹿的舞台。一些學者文士粉墨登場，他們之中有李梅亭那樣滿口仁義道德、滿腹男盜女娼的半舊遺老，也有韓學愈那樣外形木讷、内心龌龊、僞造學曆、招搖撞騙的假洋博士。
有高松年那樣道貌岸然、老奸巨猾、口稱維護教育尊嚴、其實卻是酒色之徒的僞君子，也有汪處厚那樣依附官僚、謀取職位、意在結黨自固、終于自蹈覆轍的阿木林；有陸子潇、顧爾謙那樣一心攀龍附鳳、專事吹拍、淺薄猥瑣的勢利小人，也有範懿、汪太太那樣雖然混迹學府、卻隻在情場上顯露頭角、推波助瀾的名門女士。總之，活躍在這“新儒林”裡的各色人等，雖然用不着再把八股文當做敲門磚，卻都扯起一面自認為是最漂亮的旗幟，将真面目掩蓋起來，施出周身解數去追求新的晉身之階，仿佛自然界的動物蒙上保護色，追求自身的發展一樣。自然，他們之中也還有沒耗盡兩肩正氣的某些較好的人物，如雖則荒唐、孟浪，到底還有一些責任感的方鴻漸、趙辛楣，嬌弱深沉、很有心計的孫柔嘉等等。
這些人物，或像方鴻漸，不失為“可造之才”，或像趙辛楣，終竟有一技之長；或像孫柔嘉，是思慮周密、深藏韬略的女中強者──他們在好的社會裡，完全有可能發展為出類拔萃的人才；但在那些烏煙瘴氣的環境裡，由于缺乏明确的人生目标，倒像十九世紀俄羅斯文學中的“多餘人”那樣，讓社會的惰力抵消掉了他們的聰明才智。
第八、九章是第四個單元。方鴻漸和孫柔嘉在返回上海途中結了婚。這對雙方來說，都不能算做令人激動的結合，加以失業造成的對于前途的焦慮，使他們婚後不斷發生争吵。這種争吵在返滬途中還較為單純，定居上海後，由于雙方家庭和親族的介入，矛盾更複雜了；在婆媳、翁婿、妯娌、親朋、乃至主仆之間，一度曾發生了一系列龃龉和糾紛。
最後，方、孫的矛盾終因前者辭去報館資料室主任而面臨再次失業時激化了。方鴻漸剛剛建立起來的新家解體，他再次沖出一個“圍城”，又來到一個“圍城”的入口──他打算投奔在重慶當官的趙辛楣謀取職業，這肯定也是一條前途未蔔的坎坷不平的道路。小說在一陣老式自鳴鐘的“當、當……”聲中結束。像過去一切傑出的現實主義作品一樣，它沒有提供什麼關于社會和人生出路的明确結論，但他描寫的生活本身，“深于一切語言，一切啼笑”。
作者簡介
錢鐘書，原名仰先，字哲良，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筆名中書君，中國現代著名作家、文學研究家。曾為《毛澤東選集》英文版翻譯小組成員。晚年就職于中國社會科學院，任副院長。書評家夏志清先生認為小說《圍城》是“中國近代文學中最有趣、最用心經營的小說，可能是最偉大的一部”。錢鐘書在文學，國故，比較文學，文化批評等領域的成就，推崇者甚至冠以“錢學”。
人物介紹
方鴻漸
方鴻漸作為一個被動的、無能的、意志不堅定的、經不住誘惑的人，更為一個失敗的人，失敗為因為面對現代社會殘酷的生存競争和嚴重的精神危機而缺乏與之對抗所應有的理性、信仰、熱情和力量，也因為其還不算是個卑鄙的人，還有點自知之明，有時候還想保持一點做人的尊嚴。
很多學者把他與俄羅斯文學中的“多餘人”的形象聯系起來，但“多餘人”的悲劇在于思想上開始覺醒而缺乏行動的勇氣和曆史條件，而“圍城人”的悲劇在于他的庸常。“多餘人”會給人以時代的前衛和英雄的感覺，而“圍城人”卻跟我們一樣，作為普通人徒勞于找尋解脫或依附。
就像一無用處的賈寶玉是《紅樓夢》中幾乎唯一的好男人一樣，方鴻漸也是《圍城》中最好的人——或許除掉唐曉芙。在整部小說裡，隻有一個唐曉芙，是純潔而可愛的。這是因為她對方鴻漸來說，還是虛無缥缈的，可望而不可即的，所以，她是一個幻象。而但凡有真實感的人，就都是可笑的、猥瑣的、虛榮的、卑鄙的。方鴻漸優于裡面的每一個人。我們知道，亂世是英雄或枭雄的天下，懦弱者是注定要失敗的。所以，既不作惡也無英雄氣概、既與世無争又于事無補的方鴻漸，是注定要失敗的。方鴻漸的悲劇是現代社會人性異化的結果和對比。
孫柔嘉
《圍城》人物譜裡更有獨特意義的是孫柔嘉。這個怯生生的小女生，這個似乎沒有什麼主見的小女生，這個小鳥依人地交付方鴻漸照顧的小女生，卻是個最工于心計的人。這種既柔又嘉、卻暗自陰柔而且柔能克剛的人，就像一個甜蜜的圈套，卻掌控着自己的婚姻、生活和命運，也掌控着方鴻漸的婚姻、生活和命運。這是一個極具中國文化内涵的人物形象，中國道家文化中的所謂“陰柔”，中國政治文化中的所謂“權謀”，都可以在她身上找到影子。在錢鐘書之前，甚至之後，似乎還沒有人寫出來過。但她不是一個文化符号，而是一個活生生的具有全部複雜性的人，當她掌控一切後，婚姻、生活和命運，卻又似乎全都失控了，這個轉折表達了另一個層面的“圍城”困境，也使我們無法用三言兩語來概括這個人，就像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是說不盡的一樣，她也是說不盡的。
蘇文纨
蘇文纨之名可引謝惠連的《雪賦》：“憑雲升降，從風飄零，素因孤立，污随染成，縱心皓然，何慮何營。”此詩正注釋蘇文纨在小說中的際遇，空有蘇小妹才名及法國博士帽，卻淪落到先與方鴻漸諸人玩愛情與智力的雙重遊戲，待理想破碎，容顔漸老時草草下嫁，及至為人婦時，又誘惑趙辛媚與之發生私情，演繹了一出人生鬧劇。她工于心計，喜歡男人簇擁在自己周圍，男人之間越是嫉妒吃醋，她越能欣賞玩味并從中得到所謂的愛情的滿足。僞潔與易染使她追求的女性新生活注定是媚俗的。
唐曉芙
唐曉芙之名，大約來自《楚辭·九歌》。詩中“湘君”一節唱到：“采薛荔兮水中，攀芙蓉兮木末。”唐曉芙純真天然，恰似“出水芙蓉”，她與方鴻漸同屬理想青年，是方的最愛。但她偏執于女性徹底解放，竟要求“占領愛人整個生命”，方鴻漸也窺破她“不化妝便是心中沒有男人”的私心偏見，于是兩人誤會不斷、喜悲更叠，方鴻漸最終不能随他心願。可憐一對進步戀人，雙雙為理想所耽。唐曉芙縱是滿腹詩書也枉然，到頭來連婚姻都虛無缥缈。
作品鑒賞
語言風格
《圍城》一書是錢鐘書“锱铢積累”而寫成的，小說沒有明确的故事線索，隻是一些由作者瑣碎的見識和經曆”拼湊”成的瑣碎的情節。就一般而言，情節瑣碎的書必然要有絕佳的言語表達才能成為一本成功的作品。錢鐘書的《圍城》果真是把語言運用到了登峰造極的境界。因此，讀《圍城》不能像讀一般小說那樣隻注重情節而忽視語言了，如果那樣的話（忽略其言語），《圍城》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義。《圍城》裡面的精言妙語是這部小說的最成功之處，也是最值得賞析的地方。
善用比喻
《圍城》中的妙喻有三種，一是真實的寫景寫事物的形象比喻，讀來令人舒暢，感覺恰到好處。二是抽象的思維和感覺運用具體的物象來比喻，或者反行之，讀來讓人覺得新奇，玄妙。第三種是利用喻體和本體在價值等級上的強烈反差邏輯性，達到對對象的嘲諷貶抑，使作品更顯诙諧、幽默。
開篇一段中“夜仿佛紙浸了油，變成半透明體，它給太陽擁抱住了，分不出身來，也許是給太陽陶醉了，所以夕陽晚霞隐褪後的夜色也帶着酡紅。”這一句話比喻與拟人混用了，整體流暢自然而不帶任何矯飾，這是第一種比喻，書中很是常見，又如五人赴三闾途中描寫“這雨愈下愈老成，水點貫串作絲，河面上像出了痘，無數麻瘢似的水渦，随生随滅息息不停，到雨線更密，又仿佛光滑的水面上在長毛。”“老成”用在雨上，可謂唯錢先生一人，用得好！雨絲密說水面上在“長毛”，更是形象新奇，但卻又恰到好處！
更常見的是第二種比喻，也是全書中的亮點。方鴻漸留洋歸來，“衣錦還鄉”頗為驚動了家鄉那個小小的縣城，先是報上登出新聞，繼則應邀回母校作關于“西洋文化在中國曆史上之影響及其檢讨”的學術報告。在縣省立中學作演講時，鴻漸說隻有鴉片和梅毒在中國社會裡長存不滅，使記錄的女生“漲紅臉停筆不寫，仿佛聽了鴻漸的最後一句，處女的耳朵已經當衆喪失貞操”。耳朵失去貞操是因為耳朵進了污穢之言，這種換位的應用錢先生可謂爐火純青。
上述這個例子，變抽象為具體，采用了以虛為實的手法。書上還有一些語句變具體為抽象，将具體的感覺用抽象的物象來比喻。例如第一章中“孩子不足兩歲，塌鼻子，眼睛兩條斜縫，眉毛高高在上，跟眼睛遠隔得彼此要害相思病。”将眉眼間的距離比作離得遠了害相思病，真是妙極。
第三種比喻具有強烈的諷刺效果，關鍵在于他所用的喻體。喻體和本體間強烈的反差所形成的效果，實在令人歎服。作者在嘲諷李梅亭時說他“臉上少了那副黑眼鏡，兩隻大眼睛像剝掉殼的煮熟雞蛋”。眼睛與雞蛋，本無聯系，作者想常人所不能想，運用誇張的手法，貶諷了李梅亭，讓讀者對之産生厭惡之情。又挖苦他“本來像冬蟄的冷血動物，給顧先生當衆恭維的春氣入耳，蠕蠕欲活”，更突出了李梅亭的性格特點。
錢鐘書在他的《舊文四篇》裡曾提出：”比喻正是文學語言的根本“、”比喻包括相輔相成的兩個因素，所在的事物有相同之處……又有不同之處……不同之處愈多愈大，則相同之處愈烘托，分得愈開，則合得愈出意外，比喻就愈新奇，效果就愈高。“對比喻藝術的精深研究，加之高超的想象力，使他能夠在小說中形成衆多脫口而出的比喻。
心理描寫
錢鐘書在《〈宋詩選注〉序》中說，文學作品應該“曲傳人物的未吐露的心理”，而《圍城》就是他的理論的最好實踐。大部分成功的文學作品都一定有成功的心理描寫，但錢鐘書的心理描寫與衆不同，關鍵就在“曲傳”“未吐露”的心理，在方法上，一是以情節曲傳心理，并且調動一切表面看來無助或破壞那中心情景的瑣屑細節。如結尾一章，方鴻漸與孫柔嘉吵架後，正回家想消釋柔嘉的怨氣，柔嘉剛才正向姑媽講鴻漸的不是，害怕已被鴻漸偷聽到，方鴻漸其實并沒聽到，隻得擺空城計：“你心裡明白，不用我說。”結果柔嘉心虛之下，說“本來不是說給你聽的，誰教你偷聽？
”這就無異承認了她在“背後糟蹋”方鴻漸，結果正準備向妻子低頭的方鴻漸和一心想給丈夫找個好工作的孫柔嘉竟然越吵越厲害，終于走向“不離而散”，不歡而散。第二個常用方法是通過一系列的妙喻來曲傳人物的心理，如趙辛楣與方鴻漸初次見面，趙“傲兀地把他從頭到腳看一下，好像鴻漸是頁一覽而盡的大字幼稚園讀本”，充分傳達了趙對情敵方鴻漸的故作姿态的輕視，因為一來趙因為追求蘇小姐而确實在乎方，要給他一個下馬威，一來因為他知道方得了個克萊登假博士還在報紙上登廣告，确實看不起他。接下來“他的表情就仿佛鴻漸化為稀淡的空氣，眼睛裡沒有這人。……鴻漸真要覺得自己子虛烏有，像五更雞啼時的鬼影，或道家‘視之不見，抟之不得’的真理了。”
以上的例子也顯示了錢鐘書的一大特點：博喻。我把博喻理解為兩層意思，一是在全書廣泛地使用妙喻，一是它的本來定義，即一個接一個的比喻紛至沓來，形容同一個事物。錢鐘書的博喻還有一個與衆不同之處就是時時與心理刻劃結合在一起，并且帶有深厚的學養，充滿了機智，如上舉例子中竟然以抽象的道家思想來形容一種心理感受。而機智與好辯及博喻結合在一起，集中地出現在方鴻漸為自己做錯的事辯護時，如他寫給唐曉芙、蘇小姐的信等。舉一個最簡單而微型的例子，趙辛楣稱方鴻漸為“同情兄”，因為同一個地方做事叫同事，同一個地方學習叫同學，而同一個情人，則叫同情。
《圍城》塑造的人物性格現實、典型，心理描寫的逼真、傳神以至于讀者們心靈感應；批判人性與文化，手法上幽默，精神内涵深刻。這些多得益于獨具匠心的比喻手法。比如，用火柴點車燈的一節“連劃了幾根火柴，隻點的心裡的火直冒”（憑記憶，與原文或有個别字錯，下同）；又如墳後的那扇門“一無可進的進口，一無可去的去處”等等。諸如此類，妙語連珠，深入腦海，不僅記住這些佳句，更記住了這些佳句所叙述的人、事，以及這些人、事背後的深刻而廣袤的隐喻。
作品主題
《圍城》包含着深厚的思想意蘊。一是社會批判層面。作品通過主人公方鴻漸的人生曆程，對20世紀三、四十年代國統區的國政時弊和衆生相進行了抨擊，包括對上海洋化商埠的腐敗堕落、對内地農村的落後閉塞，對教育界、知識界的腐敗現象的譏諷。二是文化批判的層面。這一點，主要是通過對“新儒林”的描寫和對一批歸國留學生或高級知識分子形象的塑造來實現的。《圍城》中的人物，大多患有崇洋症，但骨子裡還是傳統文化起主導作用。
方鴻漸是“新儒林”中尚有正義感的人物，他的出國留洋，目的是“光耀門楣”，好比前清時代花錢捐個官。他的懦弱的性格，悲劇的結局，正是傳統文化所緻。李梅亭、韓學愈、高松年等人的庸俗、卑瑣、無聊、虛榮、争鬥等劣根性，也是傳統文化影響的産物。封建遺老方遯翁不用說了，就是于柔順之下深藏心機的孫柔嘉，在她的身上仍然可以看到舊式女性的面孔。作品通過這些人物病态性格的剖析，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
第三個層面則是對人生、對現代人命運的哲理思考，深入到人本的形而上的層次，諸如對人的基本生存處境和人生的根本意義的探讨，對人的基本根性和人際間的基本關系的探讨。錢鐘書夫人楊绛在電視連續劇《圍城》片頭上寫道：“《圍城》的主要内涵是圍在城裡的人想逃出來，城外的人想沖進去。對婚姻也罷，職業也罷，人生的願望大都如此。”小說中也多次點明了”圍城“的含義。它告訴人們，人生處處是“圍城”，結而離，離而結，沒有了局，存在着永恒的困惑和困境。作家在圍城中所提出的問題，涉及到整個現代文明的危機和現代人生的困境這個帶有普遍意義的問題。
多層意蘊
一方面，作者在小說中刻畫了一大批三四十年代的知識分子形象。他們遊離于當時的抗日烽火之外，雖然都是留學歸來，受到了西方文化的熏陶，但他們沒有遠大的理想，又缺乏同傳統勢力和思想鬥争的勇氣，結果甚至無法把握自己的生活。像主人公方鴻漸、“冷若冰霜、豔若桃李”的蘇文纨、庸俗貪财的學術騙子李梅亭、柔順之下深藏心機的孫柔嘉等……作者以機智的幽默和溫情的諷刺，剖析了這群人的個性與道德上的弱點，揭示了他們的精神困境，所以有人評論《圍城》是“現代的《儒林外史》”。
另一方面，作者通過對方鴻漸經曆的叙述，傳達出自己對于生活的思考。要理解這層意蘊，需要首先了解“圍城”的含義。作品在人物的對話中作了提示。
第三章中，褚慎明說英國有句古話：“結婚仿佛金漆的鳥籠，籠子外面的鳥想住進去，籠内的鳥想飛出來；所以結而離，離而結，沒有了局。”蘇文纨說：“法國也有這麼一句話。不過，不說是鳥籠，說是被圍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沖進去，城裡的人想逃出來。”
第五章中，方鴻漸說：“我還記得那一次褚慎明還是蘇小姐講的什麼‘圍城’。我近來對人生萬事，有這個感想。譬如我當初很希望到三闾大學去，所以接了聘書，近來愈想愈乏味，這時候自恨沒有勇氣原船退回上海。我經過這一次，不知道何年何月會結婚，不過我想你真娶了蘇小姐，滋味也不過爾爾。狗為着追求水裡肉骨頭的影子，喪失了到嘴的肉骨頭！跟愛人如願以償結了婚，恐怕那時候肉骨頭下肚，倒要對水怅惜這不可再見的影子了。”
從婚姻是“圍城”，到最後感慨人生是“圍城”。方鴻漸不斷渴望沖出“圍城”，卻又不得不進入另一個“圍城”。生活好像故意跟他作對，老是與他自己的想法背道而馳：他不想結婚，但父親卻塞給他一個老婆，卻也因“禍”得福，有機會出國留學；他不想得什麼學位，在父親和嶽父的催促下，才買了一個假文憑充數；他不愛對自己一片癡情的蘇文纨，愛上了溫柔伶俐的唐曉芙，眼看就成了，卻因為誤會分了手。
到了三闾大學，他不願意在履曆表上填上假學曆，以求心理上的平衡，卻受到同樣是“克萊登大學博士”的外文系主任韓學愈的排擠；他害怕自己愛上孫小姐，卻糊裡糊塗地答應了孫小姐的婚事……有人認為這是一部“探讨人的孤立和彼此無法溝通的小說”；也有人認為闡釋了生活是荒謬的這一哲學命題；還有人把人物的命運和現實的鬥争生活結合起來，認為這種荒謬性是由于他們精神上的圍城造成的，隻有面對廣闊的生活，才能擺脫各種圍城的束縛。每一種理解都有道理，這也正是小說的魅力所在。
小說所寫的人物和事件與當時的社會環境十分隔膜，與時代結合并不緊密，我們不可能像别的小說那樣通過社會背景和時代背景的分析去考察小說的主題。雖然有評論者認為小說一上來就點明了時間──1937年，結尾也說明是1939年，整部作品的時代背景是抗日戰争，因此描寫三闾大學的明争暗鬥、官場的腐朽堕落，“展示了抗日戰争的複雜性”。這可以看作一種解讀，但是有強為之說的嫌疑。作者在序中說：“在這本書裡，我想寫現代中國某一部分社會、某一類人物”，他并沒有刻意突出時代性，閱讀的時候，可以直接進入文本閱讀，切忌把對小說的理解往政治和時代上靠。
《圍城》是一部學人小說，他的語言體現了錢鐘書作為學者的一面，雖然有的地方似乎是在故意賣弄才情，但總體而言，并不使人感到沉悶，因為許多話語有着豐富的文化底蘊和知識含量，時常散發出機智的鋒芒，不斷有新奇的比喻和警句，這一切都可以給我們的寫作以有益的借鑒。
作品思想
《圍城》的直接時代背景是1937年及以後的若幹年，正是中國遭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時期。但要理解《圍城》，必須追溯到近代特别是鴉片戰争以來，中國在帝國主義列強大炮軍艦之下，被迫地、卻曆史性地開始了與世界的接觸，中華民族的古老文明與西方文明開始了前所未有的交鋒、碰撞、沖突以至交彙、融合。這種文化現象在一大批留學生——錢鐘書正是他們中的一員——的身上具體地、活生生地體現出來，因而具有值得解剖的典型意義。
作為一個學貫中西的大學者，錢鐘書幾乎必然地要從文化上來認識“圍城”的精神困境，從而産生深刻的孤獨感和荒誕感，在全書的結束部分，方鴻漸在經曆了教育、愛情、事業和家庭（婚姻）的失敗後，這樣感歎：在小鄉鎮時，他怕人家傾軋，到了大都市，他又恨人家冷淡，倒覺得傾軋還是瞧得起自己的表示。就是條微生蟲，也沾沾自喜，希望有人擱它在顯微鏡下放大了看的。擁擠裡的孤寂，熱鬧裡的凄涼，使他像許多住在這孤島上的人，心靈也仿佛一個無湊畔的孤島。
這裡已經明顯地引入了存在主義哲學的人生感歎。但這種文化困境、精神困境，卻是發生在衰微積弱的老大中國與近現代資本主義文明的劇烈沖突中的，于是我們看到了這樣一幅令人深省的畫面：經過一家外國面包店，廚窗裡電燈雪亮，照耀各式糕點。窗外站一個短衣褴褛的老頭子，目不轉睛地看窗裡的東西，臂上挽個籃，盛着粗拙的泥娃娃和蠟紙粘的風轉。
還有全書結尾處那隻著名的祖傳老鐘，方鴻漸的爸爸作為結婚禮物送給兒子兒媳的寶貝鐘，每小時“隻慢7分鐘”的“很準”的鐘，這會兒已經慢了5個鐘頭的鐘：這個時間落伍的計時機無意中包涵對人生的諷刺和感傷，深于一切語言、一切啼笑。
有些西方批評家說《圍城》寫了西方文化影響下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危機，也有中國批評家說表現了西方現代文明在中國的失敗，從而證明了資本主義文明不救中國的主題。這些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錢鐘書似乎并不是采取非此即彼的立場，他更着力于嘲諷僞文化人的可笑、可憐和可恥，更多地是要寫出中西文化沖突中的尴尬、窘迫和困境。而從更廣闊的文化意義上來體認，《圍城》更主要的是寫“圍城”困境，其藝術概括和思想意蘊超出了狹隘的個人經驗、民族的界限和時代的分野，體現了作者對整個現代文明、現代人生的深入思考，也凝結着作者對整個人類存在的基本狀況和人類的基本根性的曆史反思。
諷刺藝術
《圍城》被很多人譽為現代的《儒林外史》，是因為錢鐘書在這部小說中淋漓盡緻地諷刺了知識分子。這種諷刺基于時代的和人性的的原因，也基于錢鐘書個體的原因。
先說個體的原因。錢鐘書是個不世出的天才，同時，他也是最純粹的學者，對學問懷着最深摯的虔誠，在學術上他不能容忍一丁點兒的虛僞和取巧。在這種目光注視下，一般的所謂“學者”，要不可笑也就很難了。比如他經常諷刺學者抄卡片，《圍城》中的頭号小醜李梅亭就有一個鐵皮卡片箱。其實一個教書匠肯花力氣抄卡片已經是頗為值得表揚的了，但在錢鐘書看來，讀書而沒裝在腦子裡融會貫通，簡直是天大的笑話。
《圍城》中的文化諷刺更多的是基于中西文化沖突、碰撞的曆史平台，而這正是錢鐘書的着力點之一。一是以現代文化觀照中國傳統文化的某些弊端，如方鴻漸的父親方老先生的迂腐，他推薦的線裝書中“中國人品性方正所以說地是方的，洋人品性圓滑，所以主張地是圓的”之類。二是嘲諷對西方文化的生搬硬套，“活像那第一套中國裁縫仿制的西裝，把做樣子的外國人舊衣服上兩方補丁，照式在衣袖和褲子上做了”，如曹元朗摹仿“愛利惡德”（艾略特）《荒原》的《拚盤姘伴》詩，又如買辦張先生式的洋泾濱。三是探讨對西方文明和西方文化的吸收中的荒誕，如方鴻漸在家鄉中學演講時所說的，“海通幾百年來，隻有兩件西洋東西在整個中國社會裡長存不滅。一件是鴉片，一件是梅毒，都是明朝所吸收的西洋文明。”又如三闾大學中的“導師制”。
但《圍城》中的諷刺更多的是基于對人性的解剖。比如方鴻漸著名的克萊登大學假博士，集中體現了人性中的欺詐、虛榮、軟弱、對環境的無奈等等，又如李梅亭偷吃烤地瓜、陸子潇以國防部、外交部信封唬人、範小姐用不通的英文假冒作者贈書給自己等等，舉不勝舉。讀者扪心自問，做過這些事的似乎不止這些人，有時也包括自己，就好像我們在阿Q的臉上看到自己的相貌特征一樣。
在讀《圍城》的時候，你會笑，會心地笑——不笑的人也用不着擔心是否忘記了笑，你隻是忘記了幽默，幽默不一定要笑來表示，所以發笑的就是真幽默也未可知（詳見《說笑·錢鐘書》）——所以是會心的笑，不夠，還要臉紅的笑，笑書上的人，笑身邊的人，也在笑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