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庫全書

四庫全書

乾隆時期編修的大型叢書
《四庫全書》全稱《欽定四庫全書》,是清代乾隆時期編修的大型叢書。在清高宗乾隆帝的主持下,由紀昀等360多位高官、學者編撰,3800多人抄寫,耗時十三年編成。分經、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庫”。據文津閣藏本,共收錄3462種圖書,共計79338卷(相當于《永樂大典》的3.5倍   ),36000餘冊,約八億字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初稿完成,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全部完成。  乾隆帝命人手抄了7部《四庫全書》,下令分别藏于全國各地。先抄好的四部分貯于紫禁城文淵閣、遼甯沈陽文溯閣、圓明園文源閣、河北承德文津閣珍藏,這就是所謂的“北四閣”。後抄好的三部分貯揚州文彙閣、鎮江文宗閣和杭州文瀾閣珍藏,這就是所謂的“南三閣”。《四庫全書》是中國古代最大的文化工程,對中國古典文化進行了一次最系統、最全面的總結,呈現出了中國古典文化的知識體系。《四庫全書》可以稱為中華傳統文化最豐富最完備的集成之作。中國文、史、哲、理、工、農、醫,幾乎所有的學科都能夠從中找到源頭和血脈。[2]
    書名:四庫全書 别名:欽定四庫全書 作者:[清]永瑢 紀昀等 類别:叢書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頁數:2336頁 定價:320000 開本:32開 裝幀:精裝 ISBN:9787532572717 語種:簡體中文 主要内容:經、史、子、集四部 文學地位:我國現存最大的一部官修叢書 世界影響:世界最大的文化工程

簡介

《四庫全書》的内容是十分豐富的。按照内容分類分經、史、子、集四部分,部下有類,類下有屬。全書共4部44類66屬。n

經部收錄儒家“十三經”及相關著作,包括易類、書類、詩類、禮類、春秋類、孝經類、五經總義類、四書類、樂類、小學類等10個大類,其中禮類又分周禮、儀禮、禮記、三禮總義、通禮、雜禮書6屬,小學類又分訓诂、字書、韻書3屬。n

史部收錄史書,包括正史類、編年類、紀事本末類、雜史類、别史類、诏令奏議類、傳記類、史鈔類、載記類、時令類、地理類、職官類、政書類、目錄類、史評類等15個大類,其中诏令奏議類又分诏令、奏議2屬,傳記類又分聖賢、名人、總錄、雜錄、别錄5屬,地理類又分宮殿疏、總志、都會郡縣、河渠、邊防、山川、古迹、雜記、遊記、外記10屬,職官類又分官制、官箴2屬,政書類又分通制、典禮、邦計、軍政、法令、考工6屬,目錄類又分經籍、金石2屬。n

子部收錄諸子百家著作和類書,包括儒家類、兵家類、法家類、農家類、醫家類、天文算法類、術數類、藝術類、譜錄類、雜家類、類書類、小說家類、釋家類、道家類等14大類,其中天文算法類又分推步、算書2屬,術數類又分數學、占侯、相宅相墓、占蔔、命書相書、陰陽五行、雜技術7屬,藝術類又分書畫、琴譜、篆刻、雜技4屬,譜錄類又分器物、食譜、草木鳥獸蟲魚3屬,雜家類又分雜學、雜考、雜說、雜品、雜纂、雜編6屬,小說家類又分雜事、異聞、瑣語3屬。n

集部收錄詩文詞總集和專集等,包括楚辭、别集、總集、詩文評、詞曲等5個大類,其中詞曲類又分詞集、詞選、詞話、詞譜詞韻、南北曲5屬。除了章回小說、戲劇著作之外,以上門類基本上包括了社會上流布的各種圖書。就著者而言,包括婦女,僧人、道家、宦官、軍人、帝王、外國人等在内的各類人物的著作。

曆史背景

文化源流n

傳統學術自身的延續及發展,也在迫切要求當時的目錄著作承擔起"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責任,以經學為主的中國傳統學術,曆經了近二千年的發展曆程,從漢代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直到清代漢學,期間淵源流變、興衰利弊,都需要作出恰當評價。n

《四庫全書》既然要囊括乾隆以前的曆代典籍,那麼,對傳統學術的總結也就責無旁貸,因為傳統目錄學正是将典籍按照一定的體系加以排纂編次,進而通過文獻典籍本身以及分類、編目、序錄等方式來反映學術發展曆史的。因此,編排曆代典籍,總結評判傳統學術,就成了《四庫全書》編纂者的一項重要工作,《四庫全書總目》也就由此應運而生。n

時代風氣n

四庫修書之前,清代的出版業高度發達,典籍充分積累,藏書興盛,文獻整理工作全面展開,漢學成為主流學風。在時代學風下,學者們需要閱讀大量藏書,以及許多完整的原著,以征引材料,考證學術源流。而對于自明末以來進入中國的西學,如何對待,到自覺檢讨并總結以引導臣民認識西學,确立西學政策的時候了。在這種形勢下,需要更大規模的行動,來做一次徹底全面的學術文化總結,也必得政府親自出面主持方能完成這個任務。而擁有良好的文化素養和雄才大略的乾隆帝,希冀超邁前人,并且他自己也完全有能力識斷、調理文化。n

皇帝自身n

乾隆中期,經過一百多年的勵精圖治,清朝呈現出盛世景象。思想學術文化亟待總結的要求,政治經濟的保障,以及乾隆個人的喜好,學術界的呼聲,使中國傳統的盛世修書在這個時候又展示出巨大魅力,催生出繼順康雍之後再次修纂大型書籍的态勢。盛世的宏闊是需要鴻篇巨制來充實的,而清政府也需要完成時代留給自己的使命。乾隆也想借纂修《四庫全書》之機向全國征集圖書,貫徹"寓禁于征"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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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庫修書就表面而言,起于三方面。一是周永年自明末曹學佺再倡儒藏說,提倡集合儒書,與釋藏、道藏鼎足而立。二是乾隆下诏直省督撫學政征求遺書,彙送京師。三是朱筠、王應采奏請校辦《永樂大典》,輯佚書籍。但實際上是學術文化發展到總結時期,以及學術與政治的合力的需要。當然,乾隆想超越父、祖修書之功,尤其是超越祖父《古今圖書集成》的私意也是不可忽視的。

曆史沿革

提出輯佚n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十一月,安徽學政朱筠提出《永樂大典》的輯佚問題,得到乾隆皇帝的認可,接着便诏令将所輯佚書與“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諸書”,彙編在一起,名曰《四庫全書》。這樣,由《永樂大典》的輯佚便引出了編纂《四庫全書》的浩大工程,成為編纂《四庫全書》的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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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庫全書》的編纂過程共分四步:第一步是征集圖書。征書工作從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開始,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結束,曆時七年之久。為了表彰進書者,清廷還制定了獎書、題詠、記名等獎勵辦法:“獎書”即凡進書500種以上者,賜《古今圖書集成》一部;進書100種以上者,賜《佩文韻府》一部。“題詠”,即凡進書百種以上者,擇一精醇之本,由乾隆皇帝題詠簡端,以示恩寵。“記名”即在提要中注明采進者或藏書家姓名。n

在地方政府的大力協助和藏書家的積極響應下,征書工作進展順利,共征集圖書12237種,其中江蘇進書4808種,居各省之首;浙江進書4600種,排名第二。私人藏書家馬裕、鮑士恭、範懋柱、汪啟淑等也進書不少。n

整理圖書n

《四庫全書》的底本有六個來源:内府本,即政府藏書,包括武英殿等内廷各處藏書;贊撰本,即清初至乾隆時奉旨編纂的書,包括帝王的著作;各省采進本,即各省督撫征集來的圖書;私人進獻本,即各省藏書家自動或奉旨進呈的書;通行本,即采自社會上流行的書;《永樂大典》本,即從《永樂大典》中輯錄出來的佚書。四庫館臣對以上各書提出應抄、應刻、應存的具體意見。應抄之書是認為合格的著作,可以抄入《四庫全書》。應刻之書是認為最好的著作,這些著作不僅抄入《四庫全書》,而且還應另行刻印,以廣流傳。應存之書是認為不合格的著作,不能抄入《四庫全書》,而在《四庫全書總目》中僅存其名,列入存目。對于應抄、應刻的著作,要比較同書異本的差異,選擇較好的本子作為底本。一種圖書一旦定為四庫底本,還要進行一系列加工,飛簽、眉批就是加工的産物。飛簽也叫夾簽,是分校官改正錯字、書寫初審意見的紙條。這種紙條往往貼于卷内,送呈纂修官複審。纂修官認可者,可用朱筆徑改原文,否則不作改動。然後送呈總纂官三審,總纂官經過分析之後,可以不同意纂修官的複審意見,而采用分校官的初審意見。三審之後,送呈禦覽。n

抄寫底本

抄寫人員初由保舉而來,後來,發現這種方法有行賄、受賄等弊病,又改為考查的辦法,具體做法是:在需要增加抄寫人員時,先出告示,應征者報名後,令當場寫字數行,品其字迹端正與否,擇優錄取。考查法雖比保舉法優越,但也有不便之處,因此最後又改為從鄉試落第生徒中挑選,擇其試卷字迹勻淨者予以錄用。

這樣,先後選拔了3826人擔任抄寫工作,保證了抄寫《四庫全書》的需要。為了保證進度,還規定了抄寫定額:每人每天抄寫1000字,每年抄寫33萬字,5年限抄180萬字。五年期滿,抄寫200萬字者,列為一等;抄寫165萬字者,列為二等。按照等級,分别授予州同、州判、縣丞、主簿等四項官職。發現字體不工整者,記過一次,罰多寫10000字。由于措施得力,賞罰分明,所以《四庫全書》的抄寫工作進展順利,每天都有600人從事抄寫工作,至少可抄60餘萬字。n

校訂n

這是最後一道關鍵性工序。為了保證校訂工作的順利進行,四庫全書館制定了《功過處分條例》,其中規定:所錯之字如系原本訛誤者,免其記過;如原本無訛,确系謄錄緻誤者,每錯一字記過一次;如能查出原本錯誤,簽請改正者,每一處記功一次。各冊之後,一律開列校訂人員銜名,以明其責。一書經分校,複校兩關之後,再經總裁抽閱,最後裝潢進呈。分校、複校、總裁等各司其職,對于保證《四庫全書》的質量确實起了重要作用。n

乾隆帝為了存放《四庫全書》效仿著名的藏書樓“天一閣”的建築建造了南北七閣。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二月,第一部《四庫全書》終于抄寫完畢并裝潢進呈。接着又用了将近三年的時間,抄完第二、三、四部,分貯文淵閣、文溯閣、文源閣、文津閣珍藏,這就是所謂“北四閣”。從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七月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又抄了三部,分貯江南文宗閣,文彙閣和文瀾閣珍藏,這就是所謂“南三閣”。每部《四庫全書》裝訂為36300冊,6752函。七閣之書都钤有玺印,如文淵閣藏本冊首钤“文淵閣寶”朱文方印,卷尾钤“乾隆禦覽之寶”朱文方印。n

在編纂《四庫全書》的過程中,還編了《四庫全書荟要》、《四庫全書總目》、《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四庫全書考證》、《武英殿聚珍版叢書》等。這幾種書可以看作編纂《四庫全書》的副産品。《四庫全書荟要》是《四庫全書》的精華,收書473種、19931卷。開本大小和裝幀形式與《四庫全書》相同。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共抄兩部:一部放在宮中禦花園的摛藻堂,一部放在圓明園東牆外長春園内的味腴書屋。《四庫全書總目》二百卷是《四庫全書》收錄書和存目書的總目錄。該目錄前有“凡例”,經史子集四部之首冠以總序,大類之前又有小序,每書之下都有著者介紹、内容提要、版本源流等考證文字。由于這些考證文字出于紀昀、戴震、姚鼐、邵晉涵等著名學者之手,因而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二十卷是《四庫全書總目》的簡編本,它不列存目書,隻列《四庫全書》收錄的圖書,每種書的提要也寫得比較簡單。《四庫全書考證》一百卷是四庫館臣對應抄,應刻各書校勘字句的記錄彙編,該書對于校訂古籍有較高的參考價值。《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是用木活字印成的。它包括《四庫全書》中138種“應刻”之書。該叢書在刻印4種之後,主持人金簡通過比較,認為木活字花錢少,實用價值高,改為木活字印刷出版。金簡把木活字印刷過程寫成《欽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一書,并收入《四庫全書》,它是古代印刷史上的重要文獻,已被譯成德文、英文等流傳世界。

毀書修史

清乾隆編纂四庫全書時銷毀了對大清不利的書籍總數,據統計為一萬三千六百卷。焚書總數,15萬冊。銷毀版片總數170馀種、8萬馀塊。除了焚毀書籍,大清還系統的對明代檔案進行了銷毀。明代檔案僅三千餘件,主要是天啟、崇祯朝兵部檔案,也有少量洪武、永樂、宣德、成化、正德、嘉靖、隆慶、萬曆、泰昌朝的官方文書。其餘估計不少于1000萬份明代檔案,已經全部被銷毀了。除了銷毀書籍和檔案外,大清還系統的對殘存書籍和檔案,進行篡改。n

《四庫全書》的編修可以說是全國圖書都要進獻檢查,不僅不利于大清的文獻被禁毀,連前人涉及契丹、女真、蒙古、遼金元的文字都要進行篡改。查繳禁書竟達三千多種,十五萬多部,總共焚毀的圖書超過七十萬部,禁毀書籍與四庫所收書籍一樣多。“初下诏時,切齒于明季野史。其後,四庫館議,維宋人言遼金元,明人言元,其議論偏謬尤甚者,一切拟毀,……隆慶以後,至于晚明,将相獻臣所著,靡有孑遺矣”。明清之際,黃道周、張煌言、袁繼鹹、錢肅樂、顧炎武、黃宗羲、孫奇逢諸人的著作,均于例禁。後來稍稍放寬,有些人的著作,隻要“改易違礙字句,無庸銷毀”。但對錢謙益、呂留良、屈大均、金堡以及戴名世、王錫侯、尹嘉铨諸人的作品,查禁特别嚴厲。乾隆時被銷毀的書籍“将近三千餘種,六、七萬卷以上,種數幾與四庫現收書相埒”。吳晗說過“清人纂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矣。”文字獄如此之徹底,一篇吳三桂的“反滿檄文”,一本《揚州十日記》,一本《嘉定屠城記略》,竟在中華本土湮滅二百多年,二百多年後才從日本找出來。n

再如宋代《契丹官儀》記載遼國見聞:“胡人之官,領番中職事者皆胡服,謂之契丹官。樞密、宰臣則曰北樞密、北宰相。領燕中職事者,雖胡人亦漢服,謂之漢官。執政者則曰南宰相、南樞密。”四庫本則篡改為:“契丹之官,領番中職事者皆異服,謂之契丹官。樞密、宰臣則曰北樞密、北宰相。領燕中職事者,雖國人亦漢服,謂之漢官。執政者則曰南宰相、南樞密。”改掉“胡服”、“胡人”等。

書籍種類

由于《四庫全書》由乾隆敕編,為了維護清王朝統治的需要,名為“稽古右文”,實則“寓禁于征”,大量搜羅、查禁、删改、銷毀書籍。根據流傳至今的幾種禁毀書目和有關檔案記載,全毀于2400多種,抽毀書400多種,鏟毀、燒毀書版七、八萬塊。同時大興“文字獄”,《四庫全書》開館後10年内竟發生了48起“文字獄”。連宋應星的科技著作《天工開物》也因為有礙于愚民而禁毀。n

善本:是指那些具有曆史文物性、學術資料性和藝術代表性,或在其中某一方面有特殊價值的書本。一般來說,刊刻年代較早或經過精心校勘而錯誤較少的版本可稱為善本。n

孤本:某書的某一刻本或手稿。拓本在世間隻有一份流傳的為孤本。n

秘本:私人收藏者秘藏于家室,置之高閣,不準許外人見閱的版本為秘本。n

禁毀本:前代或當世之因遭禁被毀,僥幸私存下來的版本為禁毀本。在古代,保存這種禁毀本十分危險,一旦被當局發現,必遭大禍,因而其流傳極其艱難。彌足珍貴。n

繡像本:書中間有插圖的版本為繡像本。這類繡像本書因其生動的表現形式而倍受歡迎,但因繪刻工藝複雜,價格昂貴而成品較少,因而現存的十分珍貴。n

石印本:精選堅硬寬大而表面平滑的石頭經打磨、雕刻制成石版,再用藥墨将文字寫在特制藥紙上,将藥紙上的字迹移置到石版上,然後滾刷油墨印成的書為石印本。n

手抄本:根據底本抄寫而成的書本。其中有一種影抄本,是把透明紙覆在底本上面,按其原有字體、行款照樣摹寫的書本。n

殘本:在流傳過程中因種種原因(如運輸、轉賣、轉抄、争執等)而殘缺不全的書本為殘本。n

補本:對前代前人的著作有所增補,加以已意而寫成的書。n

續書:對前代前人的著作内容做繼續的描寫,以延續原著的意思為主旨。n

保留本:因為某種私人目的而專門保留起來的書,一般是傳家世代收藏保留,視為至寶。n

經部:易類、書類、詩類、禮類、春秋類、孝經類、五經總義類、四書類、樂類、小學類。n

史部:正史類、編年類、記事本末類、别史類、雜史類、诏令奏議類、傳記類、史鈔類、載記類、時令類、地理類、職官類、政書類、目錄類、史評類。

流傳情況

《四庫全書》謄繕七部,分藏于紫禁城内的文淵閣、盛京(今沈陽)宮内的文溯閣、北京圓明園的文源閣、河北承德避暑山莊的文津閣,此為北四閣,又稱為内廷四閣,僅供皇室閱覽。另三部藏于揚州的文彙閣、鎮江的文宗閣、杭州的文瀾閣,即浙江三閣,又稱南三閣,南三閣允許文人入閣閱覽。

中國近代,由于戰亂不斷,七部《四庫全書》中完整保存下來的僅存三部。文彙閣、文宗閣藏本毀于太平天國運動時期;文源閣藏本被英法聯軍焚毀;文瀾閣所藏亦多散失,後經補抄基本得全,然已非原書,今藏浙江省圖書館。隻有文淵閣本、文津閣本、文溯閣本和文瀾閣本傳世至今。1948年,國民黨政府撤離大陸,前往台灣,将故宮博物院的一些珍貴藏品運往台灣時,将《四庫全書》中最為珍貴的藏本文淵閣《四庫全書》帶到台灣,文淵閣《四庫全書》現存藏于台北故宮博物院内。

《四庫全書》完成至今的兩百年間,飽經滄桑,多份抄本在戰火中被毀。其中文源閣本在1860年英法聯軍攻占北京,火燒圓明園時被焚毀,文宗、文彙閣本在太平天國運動期間被毀;杭州文瀾閣藏書樓1861年在太平軍第二次攻占杭州時倒塌,所藏《四庫全書》散落民間,後由藏書家丁氏兄弟收拾、整理、補抄,才搶救回原書的四分之一。文瀾閣本在民國時期又有二次補抄。n

民國三年(1914年)在杭州圖書館第一任館長錢恂的支持下,由徐錫麟二弟徐仲荪及其學生堵福诜自費補抄,曆時7年,史稱“乙卯補抄”。民國十二年(1923年),時任浙江教育廳長的張宗祥得知徐仲荪、堵福诜的義舉後,十分感動,但他知道“修補”量相當浩大,單靠幾個人很難完成,必須由政府牽頭。在他的重視下,補抄人員增加到百餘人,費用全部由浙江籍人募集,徐仲荪任總校,堵福诜任監理,曆時兩年,史稱“癸亥補抄”。解放初,由于徐仲荪和堵福诜修補《四庫全書》有功,他們倆的畫像曾被懸挂在杭州文瀾閣,以志紀念。n

1966年10月,當時正處于中蘇關系緊張時,為保護《四庫全書》安全,林彪下令将文溯閣《四庫全書》秘密從沈陽運至蘭州,藏於戈壁沙漠中。遼甯有關人士要求歸還,以書閣合璧。甘肅方面也修建藏書樓,加強保護。文溯閣《四庫全書》其最終歸屬仍處争議中。n

2008年後《四庫全書》大部分内容已經恢複。如今《四庫全書》隻存3套半,其中文淵閣本原藏北京故宮,後經上海、南京轉運至台灣,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也是保存較為完好的一部)。文溯閣本1922年險些被賣給日本人,現藏甘肅省圖書館。文津閣本于1950年由中國政府下令調撥到中國國家圖書館,這是唯一一套原架原函原書保存的版本。而文瀾閣本則藏于浙江省圖書館。n

2014年4月15日,一套原大原色原樣複制的《四庫全書》(文津閣本)運抵江蘇揚州天甯寺萬佛樓,18日開始對外展出。這套全書耗用手工宣紙6000刀、楠木函盒6144個、書架128個,它的複制從數碼拍攝、數據修正、試制、正式生産到完工,前後曆時十餘年。

收藏版本

文津閣《四庫全書》共有楸木書盒6144個,内裝書籍36304冊。将書籍用木夾闆上下夾住後,用絲帶纏繞後放在書盒中。開啟盒蓋後,拉動絲帶就可以方便地取出書籍。書盒蓋刻上該部書籍的書名和所屬部類順序,清晰明了,便于查閱。

四不全

《四庫全書》其實是一部“四不全”的次品乃至廢品。何謂“四不全”?因為在編修過程中,數目驚人的書籍遭到了焚毀、删削、篡改、錯訛的厄運,而這一切都是蓄意為之。

焚毀

《四庫全書》收錄全文的圖書一共有3461種,成書79000卷,近7.7億字。編修中明令禁焚的書籍就有3000多種,幾乎與全文收入的總數相當,這還不算上因當時诏令上繳違禁書籍在民間造成的恐怖氛圍,百姓偷偷焚毀的書籍,合計起來被毀掉的書籍恐怕不止萬部,這實在是一場文化大浩劫。

删削

據黃裳先生考證:乾隆四十一年诏令:書籍内如有隻須删改的字句,就不必因此而廢掉全書;乾隆四十四年,禁網已注意到地方志;乾隆四十五年,注意力伸到野史詩、演戲曲本、小說等俗文學領域;乾隆五十年,改《明末紀事本末》中“吳三桂擊走李自成”為“清軍擊走李自成”。

篡改

魯迅先生就說過:“清人篡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因為他們變亂舊式,删改原文。” (《病後雜談之餘》) 不但與清代統治者利益密切相關的明人作品遭到大力剿滅,而且殃及兩宋。如嶽飛的《滿江紅》名句“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被改為“壯志饑餐飛食肉,笑談欲灑盈腔血”,因為“胡虜”、“匈奴”在清代是犯忌的。

最荒唐可笑的是辛棄疾的《永遇樂·千古江山》:“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被改作“人道宋主曾住”。“寄奴”本是南朝宋開國皇帝劉裕的小名,與犯忌的“胡”“戎”“夷”“虜”等并不相關,可是奴才們害怕專制淫威,為保險起見“覺悟高”,須知“狗總是跑在最前面的”。

錯訛

戊戍變法時支持新法的陝西進士李嶽瑞,在其筆記《悔逸齋筆乘》中提到乾隆禦制、四庫館臣校訂的武英殿版《二十四史》。“曩讀武英殿本《二十四史》,惟《史》、《漢》、《國志》校勘無愧精審,《晉書》以次,則訛字不可枚舉。”是四庫館臣的疏忽嗎?不是。這是四庫館臣、内府官員、太監共同表演的取悅皇帝的“啞劇”——故意留下些容易看出的錯誤,等待喜歡校書的乾隆看到後标出,再對館臣的“不學”降旨申斥,從而“龍心大悅”,覺得自己的學問也在“皆海内一流,一時博雅之彥”的四庫館臣之上。

“然上雖喜校書,不過偶爾批閱,初非逐字雠校,且久而益厭。每樣本進呈,并不開視,辄以朱筆大書校過無誤,照本發印。司事者雖明知其訛誤,亦不敢擅行改刊矣。”從上述可以看出,毀、删、改,包括留下的大量錯訛,都是蓄意而為。深究緣由,就不得不剖析乾隆編修《四庫全書》的真實意圖了。

在費正清的名着《美國與中國》中,他鮮明地指出了清朝統治者編纂《四庫全書》的真實用意:“通過這項龐大工程,清廷實際上進行了一次文字清查(文學上的“宗教裁判”)工作,其目的之一是取締一切非議外來統治者的着作。編纂人在搜求珍本和全整文本以編入這一大文庫時,也就能夠查出那些應予取締或銷毀的一切異端着作。正如L.C.古德裡奇所論證的,這是最大規模的思想統治。”衆所周知,所謂的“康雍幹盛世”本是中國曆史上“文字獄”最為酷烈的時期,而在乾隆編纂《四庫全書》的同時,更是“于斯為盛”。

有人做過統計:整個乾隆年間62年,一共發動了100多起文字獄,而發生在編纂《四庫全書》的20年間的就有48起,大約占到了一半!乾隆慣于“軟硬兩手”抓思想文化專制,編纂《四庫全書》是“軟”的一手,起正面引導作用,借此蒙蔽天下人的視線;羅織文字獄,動辄讓有嫌疑的讀書人人頭搬家,則是“硬”的一手。“軟”的一手正是為“硬”的一手收證據、作準備、找借口。“兩手”可謂相輔相成、珠聯璧合。可見乾隆比“焚書坑儒”的秦始皇“聰明”,編書不過是手段,禁毀才是目的,他是“寓禁于編”。

明末思想家黃宗羲在《原君》中說:“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這話如同流星,在夜空中劃出耀眼的光輝。為害天下,當然就會殃及書籍、禍及文化。編修《四庫全書》的過程,便是一場浩劫文化、鉗制思想、馴養順民的悲慘曆史。魯迅說《四庫全書》編好後,不僅藏在内廷,而且“還頒之文風較盛之處,使天下士子閱讀,永不會覺得我們中國作者裡面,也曾有過很有些骨氣的人”(《病後雜談之餘》)。要問《四庫全書》的價值究竟何在?質言之,它最大的價值恰恰在于:它是中國文化蒙難的鐵證。

書籍目錄

經部、史部、子部、 集部

易類書類、詩類

禮類

周禮之屬、儀禮之屬、儀禮之屬、三禮總儀之屬、通禮之屬、雜禮書之屬

春秋類、孝經類、五經總義類、四書類、樂類

小學類

型訓诂之學、字書之屬、韻書之屬

正史類、編年類、紀事本末類、别史類、雜史類

诏令奏議類

诏令之屬、奏議之屬

傳記類

聖賢之屬、名人之屬、總錄之屬、雜錄之屬

史鈔類、載記類、時令類

目錄類

經籍之屬、金石之屬

史評類

地理類

宮殿簿之屬、總志之屬、都會郡縣之屬、河渠之屬、邊防之屬、山水之屬、古迹之屬、雜記之屬、遊記之屬、外記之屬

職官類

官制之屬、官箴之屬

政書類

通制之屬、儀制之屬、邦計之屬、軍政之屬、法令之屬、考工之屬

儒家類、兵家類、法家類、農家類、醫家類

天文算法類

推步之屬、算書之屬

術數類

數學之屬、占候之屬、相宅相墓之屬、占蔔之屬、命書相書之屬、陰陽五行之屬

釋家類、道家類

藝術類

書畫之屬、琴譜之屬、篆刻之屬、雜技之屬

譜錄類

器物之屬、飲馔之屬、草木禽魚之屬

雜家類

雜學之屬、雜考之屬、雜說之屬、雜品之屬、雜篡之屬、雜編之屬

類書類

小說家類

雜事之屬、異聞之屬、瑣記之屬

楚辭類

别集類

漢至五代、北宋建隆至靖康、南宋建炎至德佑、金至元、明洪武至崇祯、清代

總集類

詩文評類

詞曲類

詞集之屬、詞選之屬、詞話之屬、詞譜詞韻之屬、南北曲之屬

封裝方式

文津閣《四庫全書》共有楸木書盒6144個,内裝書籍36304冊。将書籍用木夾闆上下夾住後,用絲帶纏繞後放在書盒中。開啟盒蓋後,拉動絲帶就可以方便地取出書籍。書盒蓋刻上該部書籍的書名和所屬部類順序,清晰明了,便于查閱。

功過

《四庫全書》保存了中國曆代大量文獻。所據底本中﹐有很多是珍貴善本﹐如宋元刻本或舊抄本﹔還有不少是已失傳很久的書籍﹐在修書時重新發現的﹔也有的是從古書中輯錄出來的佚書﹐如從永樂大典中輯出的書有385種。《四庫全書》的編纂﹐無論在古籍整理方法上﹐還是在輯佚﹑校勘﹑目錄學等方面﹐都給後來的學術界以巨大的影響。但是﹐《四庫全書》畢竟是乾隆皇帝以“稽古右文”為名﹐推行文化專制政策的産物﹐乾隆借纂修《四庫全書》之機向全國征集圖書﹐貫徹“寓禁于征”的政策﹐對不利于清朝統治的書籍﹐分别采取全毀﹑抽毀和删改的辦法﹐銷毀和篡改了大批文獻。

《四庫全書》突出了儒家文獻和反映清朝統治者“文治武功”的文獻﹐把儒家着作放在突出的位置,例如一些順服于滿清統治的漢人如湯斌等人的着作受到重視,而黃宗羲、呂留良、顧炎武等一些與湯斌同時代卻有骨氣的文人着作則受到打擊和禁毀。把儒家經典放在四部之首,把一般儒家着作放在子部之首;輕視科技着作,認為西方現代科學技術,是“異端之尤”,可以“節取其技能,禁傳其學術”。除了農家、醫家和天文算法類收錄少數科技着作之外,一般科技着作是不收錄的;排斥了有民主色彩或敢于批評儒家思想的文獻及戲曲和通俗小說如宋元雜劇、話本小說﹑明代傳奇等。

作品評價

負面評價

四庫全書其實并不能算是嚴格意義上的古籍整理。甚至可以說,這是一場表面上的古籍整理,實際上目的是将古代的文籍篡改以删去不利之處保留對其有利的部分。所以這并不是什麼文化整理,而是粉飾的焚書坑儒,而且較之有過之而無不及。其中大量珍貴的史料遭到篡改或銷毀,不得不稱是中國曆史上一個文化浩劫。它的收集在客觀上其實毫無價值,所謂的‘整理之功’隻不過是集聚篡改後的糟粕罷了。

    文人魯迅在批評明清和民國文人時表示:“現在不說别的,單看雍正乾隆兩朝的對于中國人着作的手段,就足夠令人驚心動魄。全毀,抽毀,剜去之類也且不說,最陰險的是删改了古書的内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庫全書》,是許多人頌為一代之盛業的,但他們卻不但搗亂了古書的格式,還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還頒之文風較盛之處,使天下士子閱讀,永不會覺得我們中國的作者裡面,也曾經有過很有些骨氣的人……清朝的考據家有人說過,“明人好刻古書而古書亡”,因為他們妄行校改。我以為這之後,則清人纂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因為他們變亂舊式,删改原文;今人(民國)标點古書而古書亡,因為他們亂點一通,佛頭着糞:這是古書的水火兵蟲以外的三大厄。 ”----(魯迅《病後雜談之餘》)“清人纂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矣!”——吳晗

正面評價

雖然《四庫全書》在編纂過程中,有删削、挖改内容等過錯,但是在某些方面也起到一定的作用。其次,在古籍整理的方法上,尤其是在輯佚、校勘、目錄學、彙刻叢書等方面給後人留下許多有益的啟示:在輯佚方面,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中輯出佚書并收入《四庫全書》者共有385種,為後代的輯佚工作提供了一個良好的範例;在校勘方面,為後代的校勘工作樹立了一個良好的榜樣;在目錄學方面,《四庫全書總目》的編纂方法對後世産生了深遠的影響;在彙刻叢書方面,清人以《四庫全書》為榜樣,掀起了編刻叢書的熱潮。近年《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和《續修四庫全書》也有出版。

    嘉惠學林,功在千秋——國學大師季羨林(我以為弊也在千秋,甚至更甚。)傳世藏書,華夏國寶——著名學者張岱年《四庫全書》是中國文化史上的空前傑作,一直被學界譽為東方文化的金字塔。——研究員羅家祥《四庫全書》幾乎囊括了清乾隆以前中國曆史上的主要典籍。——《解放軍報》

藝術價值

    規模亘古未有。全書幾乎囊括了清代中期以前傳世的經典文獻,是對中國有文字記載以來所存文獻的最大集結與總彙。抄錄和輯佚《永樂大典》中孤本書籍。“四庫“館臣先後共從《永樂大典》中輯得失傳文獻500餘種,其中380餘種收入《全書》,120餘種列為《存目》。對圖書分類的影響。《四庫全書總目》的分類标準和部别原則充分體現了中國古典文獻傳承的科學體系。幹嘉以後,凡編纂書目者,無不遵循其制度。開創了多層次的古籍編撰和保存工程。用新造木活字排印流通100多種珍本秘籍,即著名的《武英殿聚珍版書》。開館之初,命館臣從應抄諸書中撷其精華,編纂《四庫全書荟要》。建造南北七閣,大力倡導藏書文化,體現傳統文化尊嚴和價值。

複制版

複制《四庫全書》采用了傳統工藝與現代技術相結合的方式。技術人員首先通過電腦對《四庫全書》原書的原始數據照片進行處理、精修,以達到原樣效果,再用專門研制的适用于手工宣紙印刷的數碼彩色打印機印制書頁。在裝訂車間,工人們則完全按照古籍線裝書手工裝訂的傳統工藝流程進行操作。從數碼拍攝、數據修正、試制、正式生産到完工,前後曆時十餘年。 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揚州報業傳媒集團旗下的揚州國書文化傳播有限公司承制的首套原大、原色、原樣《四庫全書》(文津閣本)2014年4月18日起在江蘇揚州天甯寺萬佛樓展出。此次複制的《四庫全書》(文津閣本),每套共3.6萬餘冊,按出版計劃将限量印制、發行36套,目前已完成兩套。

文物展出

2013年,北京大學籌資一億多元,從日本回購了2萬餘冊的“大倉藏書”。中央文史館館長袁行霈對此評價稱,這是100多年來,中國首次大批量回購留存海外的中國典籍。據整理統計,這批典籍經、史、子、集四部皆備。其中還有曾存放于翰林院的《四庫全書》進呈本。

2014年5月3日,北京大學圖書館啟動館藏“大倉文庫”善本展,展出兩萬餘冊從日本回購的中方典籍。5月4日,北京大學圖書館展出的古代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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