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

周汝昌

中國著名紅學家
周汝昌(1918年4月14日-2012年5月31日),本字禹言,号敏庵,後改字玉言,籍貫天津鹹水沽。筆名:念述、蒼禹、雪羲、顧研、玉工、石武、玉青、師言、茶客等。其祖父是天津八大家東門外天成号韓家賬房先生,後自立門戶,故家道不俗。就學于北京燕京大學西語系本科。周汝昌自二十幾歲,雙耳失聰。他是研究《紅樓夢》的著名考證派新紅學家,有紅學著作多種,其中《紅樓夢新證》影響很大。另在詩詞、書法等領域所下功夫甚深,貢獻突出,曾編訂撰寫了多部專著。2012年5月31日淩晨在北京逝世,享年95歲。[1]
    中文名:周汝昌 外文名: 别名:本字禹言,号敏庵,後改字玉言 民族:漢族 出生地:天津市津南區鹹水沽鎮 畢業院校:燕京大學西語系、中文系研究院 職業:紅學家,教授,研究員 代表作品:《紅樓夢新證》;《範成大詩選》;《楊萬裡選集》《白居易詩選》(合著);《曹雪芹》;《書法藝術問答》;《獻芹集》;《石頭記人物畫》;《紅樓夢與中華文化》(合著) 主要成就:新中國紅學研究第一人 籍貫:天津 性别:男 出生年月:1918年4月14日 去世年月:2012年5月31日 主要身份:學者 紅學家 詩人 作家 書法家 主要職務:中國藝術研究院首批終身研究員

生平

1918年4月14日,周汝昌生于天津城外25公裡的鹹水沽鎮。

1939年,周汝昌考入燕京大學西語系。

1941年,日本制造珍珠港事件後,占領了燕京大學,把教授從燕京押送到山東省集中營,學生則被遣散,周汝昌回家自學。

1947年複試回燕京大學西語系完成學業。

1953年9月,周汝昌在四川大學外文系任教,并且在棠棣出版社發布新書《紅樓夢新證》 ,此書被譽為“紅學史上一部劃時代的著作”,也奠定了周汝昌在紅學上的地位。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周汝昌因罪名是“周揚文藝黑線的黑标本”和“現行反革命”。被下放到湖北省鹹甯向陽湖看守菜地,并與楊霁雲被安排在一起擡糞。

1970年8月,周汝昌被周恩來調回北京,公函上說道:“今奉中央周總理辦公室專電至湖北軍區司令部:調人民出版社周汝昌回京工作……”。

1980年,赴美國出席“首屆國際紅樓夢研讨會”;

1984年受國家委派赴蘇聯考察列甯格勒藏本《石頭記》;

1986年8月至1987年8月,周汝昌應美國魯斯基金會之邀以威斯康星大學訪問教授身份赴美一年,他在威斯康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紐約市立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4所大學及亞美文化協會講解《紅樓夢》。

2008年,90歲的周汝昌又被請上央視《百家講壇》評點四大名著。提出新觀點,《西遊記》和《紅樓夢》都是“求真”“求誠”。

2012年5月31日,據周汝昌女兒周倫玲消息,周汝昌先生于淩晨1點59分在家中去世,終年95歲。

周汝昌是我國著名紅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他是繼胡适等諸先生之後,新中國研究《紅樓夢》的第一人,享譽海内外的考證派主力和集大成者。

周汝昌自幼喜文慕學,絲竹粉墨,無所不涉。學程至為坎坷,中經多種災難。周汝昌初中畢業于覺民中學,高中先就讀于南開中學,後畢業于天津工商學院附中(今天津實驗中學),而後就學于北京燕京大學西語系本科、中文系研究院。先後任燕京大學西語系教員、華西大學與四川大學外文系講師、人民文學出版社古典部編輯、是第五至八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理事,中國作家協會和書法家協會會員,中國韻文學會、中國楹聯學會、中國大觀園文化協會顧問,中國曹雪芹學會榮譽會長、《紅樓夢學刊》編委等職。1991年開始享受政府特殊津貼。2010年成為中國藝術研究院首批終身研究員。

周汝昌治學以語言、詩詞理論及簽注、中外文翻譯為主;平生耽吟詠、研詩詞、箋注、賞析、理論皆所用心,并兼研紅學,已有60多部學術著作問世。其中《紅樓夢新證》是第一部、也是其代表作,這是紅學史上首部文史哲綜合大型學術論著,無可否認是紅學方面一部劃時代的最重要的著作(周策縱先生語)。

1980年赴美國出席“首屆國際紅樓夢研讨會”;1984年受國家委派赴蘇聯考察列甯格勒藏本《石頭記》;1986-1987年,獲美國魯斯基金,赴美國訪學講學一年并任威斯康辛大學客座教授;2002-2008年,數次登上百家講壇,講授唐詩宋詞鑒賞、解讀《紅樓夢》以及中國四大名著等。

少年才俊

1918年4月14日,周汝昌降生于距天津城25公裡的鹹水沽鎮。祖父名周銅,捐過清朝“同知”,父親周景頤,為光緒年的末科秀才,可謂書香門第。但伴随他成長的年月不是軍閥混戰,就是外寇入侵。如他所言,“從9歲(虛歲)進入小學直到大學畢業,經曆了記不清的失學、停課、逃難、淪陷……這中間我被曆史環境所迫而虛耗的寶貴光陰竟達11年之多,足夠上3次大學畢業了……”

生于亂世又為一介家無藏書的村童,周汝昌竟有着與生俱來的強烈求知欲和過目不忘的聰慧。他從小就醉心文學藝術,凡能偶然入目的片言隻字,他都如獲至寶絕不放過。對得到的任何一本書更是精讀細敲如嘬骨髓,寫讀後感、找錯字……蠅頭小字将書眉空白處填個嚴嚴實實。就連坊間婦女們的縫、連、缲、挑、納這些針線活兒,也讓少年周汝昌感覺很新奇。另如彈弦唱戲,初染就能令那些個“角兒們”瞠目結舌。1941年4月4日,燕京大學禮堂盛況空前,京劇《春秋配》傾倒觀衆,劇中小生李春發的飾演者正是學生周汝昌。周氏小生一招一式之美,一音一字之妙,深為梨園票友所推崇。

進入小學後,他接受外語之快令人稱奇,原版的英文課本在他眼裡毫無障礙,就讀天津南開中學時,他的英文水平可與老師論伯仲。就在他躊躇滿志準備進大學深造時,抗戰爆發了,學業再次擱淺。1939年,周汝昌得知尚未被日本兵侵占的燕京大學招生,遂以英語免試資格投考該校的王牌西語系。但好景不長,1941年日本侵略者在制造珍珠港事件的同時又舉兵占領了燕京大學,強行把教授們從北京押往山東的集中營,學生被遣散。

甯願停止學業也不屈從敵僞勢力安排的周汝昌回到家裡,繼續以書為師,直到抗戰勝利後的1947年,才又經過複試繼續回燕大西語系完成學業。而此時的燕大教授陣容已遠非昔日可比,曾給他講過兩次課卻讓他一生敬重的顧随教授也已流亡他校。于是,周汝昌開始了與顧随先生長達20年的筆墨問學。畢業時,他的論文英譯中國古代文學理論著作《文賦》令中外教授舉座皆驚。老師破例請學生周汝昌吃飯,并告知其論文一字未改全票通過。

似《文賦》這等涵蓋廣博且文字艱深的骈體文,即便翻譯成白話文也十分不易,何況是譯成英文。這年正值燕大開辦中文系研究院,周汝昌在教授們的舉薦下應考,成為被研究院錄取的第一名研究生。此後,他又把《二十四詩品》譯成英文介紹到歐洲,也把英國著名詩人雪萊的《西風頌》以《離騷》的文體翻譯成中文。

投身紅學

本已在詩詞、書法、戲曲、翻譯等領域頗有建樹的周汝昌,怎麼又步入了“研紅”道路?原來,周汝昌少年時就常聽母親講《紅樓夢》的故事,後來又從母親手裡看到古本《石頭記》。然而促其真正步入“研紅”之路的一個重要因素,當數胡适先生的影響。

1947年,時在燕京大學讀書的周汝昌收到一直進行《紅樓夢》版本研究的四兄周祜昌自天津寄來的一函,說他新近看到亞東版《紅樓夢》卷首有胡适之的一篇考證文章,其中有敦誠與敦敏皆系曹雪芹生前摯友的新論說,他囑去燕大圖書館周汝昌查證。

周汝昌遍查燕大圖書館,終于在敦敏詩集中發現了那首《詠芹詩》。興奮之下,周汝昌将這一發現撰寫成文,并在《天津民國日報》副刊發表。看到文章的胡适之當即複信周汝昌,自此,胡、周書信往來切磋讨論《紅樓夢》,成為現代紅學史上的一段佳話。據周汝昌回憶,圍繞《紅樓夢》胡适先生曾給他7封書信,除1封遺失外,另外6封均已于前幾年公之于衆。

那是1948年夏初,正在撰寫《紅樓夢新證》的周汝昌帶着讨教《甲戌本石頭記》的疑問,應胡适先生之邀從西郊學校進城,首次叩開位于王府井大街東廠胡同一号的胡宅大門,拜訪胡适先生。讓周汝昌意外的是,胡适先生居然慷慨地将珍貴的孤本《甲戌本石頭記》借與他拿走細看,後又托時在燕大授課的小說專家孫楷第将自己珍藏的《四松堂集》乾隆抄本和有正書局石印大字戚序本拿給他研究。對此,周汝昌曾不止一次感歎道:胡先生能平等對他,還對他愛護有加,其人品和學問少有人比。

因為研究紅樓夢,他從四川大學的外文系調到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任編輯,也由于這本書,他在政治運動中被批判成了“資産階級胡适派唯心主義”的“繁瑣考證”典型代表,有“紅”變成“黑”:1968年被關進牛棚,差不多一年後,被下放到湖北鹹甯。

2005年,周汝昌出版了20餘萬言的《我與胡适先生》,書中首次詳細介紹了二人圍繞《紅樓夢》所進行的學術探讨,評說了胡适先生與紅學的淵源和貢獻。

重返研究

文革期間,周汝昌也遭受了沖擊。他自己曾回憶那段不平常的歲月:

  1968年,作為“周揚文藝黑線上的活标本”,我被關進了“牛棚”。1969年中秋那天,我下放到了湖北鹹甯“向陽湖幹校”。

  1970年8月下旬的一天,我的命運改變了。那天,我正拄竹竿趟水上堤,幹校的一個小頭目攔住我說:因工作需要,調你回北京。從今天起,停止勞動。這幾日你收拾東西,準備好了,哪天走,告訴我們,辦手續。 我簡直不敢相信,因為幹校正大批地往裡進人呢!文革後周汝昌、毛淑仁夫婦與回京的三個女兒

 我其實沒什麼東西好收拾的,但跟小頭目說:一星期之後走。我想享幾天松快的滋味,也想和這11個月所走過的小路、竹林、菜地……告告别。因為再不會來了。我到小賣部買了總也舍不得買的兩瓶水果罐頭——一梨一桃,在一棵老樹根旁坐了,一邊吃,一邊跟身旁的老樹告别。

  啟程那天是個陰天,我頂了一頂破草帽,到總部辦手續。打開公函一看,天啊!“今奉中央周總理辦公室專電緻湖北軍區司令部:調人民出版社周汝昌回京工作……”

我的“黑人”身份一下子轉變了。

中外講學

自1974年離開從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之位調任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後,周汝昌紛繁的學術研究中又增加了一項工作:應中外大學和研究機構之邀講說《紅樓夢》。即便是在步入90歲高齡後,隻要身體允許,他從來都是不講任何條件地樂而往之。

1986年8月至1987年8月,周汝昌應美國魯斯基金會之邀以威斯康辛大學訪問教授身份赴美一年。周汝昌除研究著述外,還為威斯康辛、普林斯頓、紐約市立和哥倫比亞4所大學及亞美文化協會講解《紅樓夢》,演講内容精彩紛呈,給聽衆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此外,周汝昌還用英語在北京給40多家外國駐華使館官員講解過《紅樓夢》,當時場面同樣如磁鐵聚沙。

情注蘭亭

周汝昌曾這樣表露他一生的學術追求:“我這一生是個大雜燴。我一生要做的有兩個大主題,一是把陸機的《文賦》翻譯成英文,這個完成了。但第二個卻半途而廢了,那就是把中華文學論藝術論的經典之作《文心雕龍》50篇,逐字逐句地重新考證梳理。”

雖然限于目力身體等條件,重證《文心雕龍》成為周汝昌無法實現的一大憾事,但此前完成的另一重要主題《蘭亭序》的研究,總還是讓老人有些慰藉。他曾多次對筆者慨歎,自己用于研究《蘭亭序》和書法的工夫一點兒不比《紅樓夢》少,研究成果受到啟功、徐邦達、王學仲三大鑒定書家的肯定。由此擴之,1980年香港率先出版了他上世紀70年代寫于“避震床”上的《書法藝術答問》,繼而北京連續再版,印行數十萬冊仍不能滿足讀者需要。 

在這本類似講義的《答問》中,周汝昌從用筆講起,再到“八法”“三分”的結構,尤其是指陳書史書家得失的筆墨,多是聞所未聞的見解。對書聖右軍碑帖真僞優劣的評判,更是如數家珍。他認為,“《蘭亭序》的筆法最豐富,但是看壞摹本不行。明陳鑒本最好,最能啟發人,它保存的原有筆法成分最多、最近真相。”

自謙不是書法家的周汝昌,幼少時即醉心歐楷筆法,20歲後又緻力于唐人寫經,深研《蘭亭》後,得右軍真脈,平生作書多行草,其“橫逸飛動、筆筆不苟、使轉敷暢、作草如真”的周體法書,在衆多書家中以勢明法合意美之筆、英風俊骨之墨神采煥然,隻是受目力所限,70歲後便極少動墨了。這也是周汝昌書法作品存世稀少的原因。

伉俪情深

1940年周汝昌二十三歲時和十七歲的毛淑仁結為連理。毛淑仁表字芝仙,曾号岫眉。結婚那時,華北正處于日寇侵華的苦難歲月。

  周汝昌在懷念妻子的文章中,對妻子的賢惠、聰穎的感激之心、贊賞之語躍然紙上,使人若感同身受,不由得生起對這位女子的敬仰。

周汝昌在自傳中曾說: “我一生寫作多得賢妻毛淑仁的臂助,尤其是當時條件之艱辛,其功更不可泯滅。賢妻素喜書法,我每寫字幅,她皆能評定,得出優劣,不失毫厘。他不僅内助辛苦,病時還為我抄錄資料,以解我目壞難讀小字之困。

丁醜二月二十日是淑仁七十四壽辰,我給她寫了一首詩,其詞雲:

老妻淑仁七旬晉四壽詞

  與君結璃時,君才十六齡。君似花初展,我亦鬓方青。

  五十八載過,相對白發明。大病而能活,浩劫幸猶生。 

  兒女皆長大,花木皆欣榮。何須羨富貴,即此慶昌興。

  艱難與辛勞,助我著述清。我本書生子,庸弱百無能。

  何以為君壽,賦詩心内情。仲春二三月,萬物滋芳馨。

  願君長安泰,年年壽酒傾。 “

如今,淑仁已不在了。六十載糟糠夫妻,患難伴侶,所曆萬言難述。她是一個善良仁厚的慈悲為懷者,一生勞瘁,助我為文寫字,縫衣做飯。在危難中表現出無畏的護我申冤的高尚精神。我平生的這點學術成就,其中包涵着她的辛勤甘苦,這種無形迹的貢獻,是我難以忘懷的。

老骥伏枥

周汝昌是在怎樣一種身體狀況下完成那一部接一部的鴻篇巨著呢?

周汝昌從青年時雙耳就逐漸失聰的他,戴着助聽器還得别人在耳邊高聲吐字,左眼因視網膜脫落,1975年就已失明,右眼則需靠兩個高倍放大鏡重疊一起方能看書寫字,寫字則是是在比一般标準稿紙大一倍的“稿紙”背面任意書寫,那似紅棗般大的字如牛耕田般不停歇地在圓桌上誕生。沒過幾年,手稿上的字已經大過核桃,而且常常串行重疊,隻有多年做助手的女兒倫玲認得父字,将其在電腦上敲出存儲。後來周汝昌右目僅存的那一絲視力也不複存在,創作方式不得已而改成了口述,女兒倫玲一個人忙不過來,幼子建臨提前退休加入進來協助姐姐專事錄音記錄。

2002年,周汝昌曾對采訪他的記者說過這樣一段話:“我雖然84歲了,經曆了大悲、大喜,但我很留戀人間事。像我這樣的人積累一點東西不容易,我現在寫作的精力非常旺盛,幾乎每天寫幾千字的文章,我女兒簡直打不過來。我現在靠半隻眼睛拼命幹,就是因為我還有沒做完的工作,我積累了幾十年,不就是要把成果留給後人嗎?”

一身布衣的周汝昌,一生淡泊名利,唯對中華文化、對學術真理,堅守不渝、窮追不棄。“我極愛重的是不受其他因素幹擾的、不被人為利用的真正學術研究……不了解這一切,很難理解我為何後來走上了紅學道路,為何持有如此這般的學術觀點,為何又如此地執著癡迷,甘受百般挫辱、誣陷、排擠、攻擊,而無悔意,也不怨尤。”

後事從簡

我國著名紅學家、古典文學專家、詩人、書法家周汝昌先生于2012年5月31日淩晨1點59分于家中去世,終年95歲。周汝昌是繼胡适等諸先生之後,新中國研究《紅樓夢》第一人。

周汝昌一生淡泊名利,唯對中華文化、對學術真理堅守不渝、窮追不棄。據周汝昌女兒周倫玲表示,按照父親遺願,不開追悼會,不設靈堂,讓他安安靜靜地走。

紅學專著

《紅樓夢新證》(40萬字),1953年上海棠棣出版社出版,三月内連銷三版,後增訂至80萬言,1976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曹雪芹》(14萬字),1964年作家出版社出版,後增訂至20萬字的《曹雪芹小傳》,1980年天津百花出版社出版;

《恭王府考》(12萬字),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獻芹集》(40萬字),1985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石頭記鑒真》(20萬字),1985年書目文獻出版社出版;

《紅樓夢與中華文化》與周祜昌合著,(18萬字),1989年工人出版社與台灣東大圖書公司分出;

《紅樓夢的曆程》(11萬字),1989年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恭王府與紅樓夢》(20萬字),1992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

《曹雪芹新傳》(23萬字),1992年外文出版社出版;

《紅樓藝術》(19萬字),1995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紅樓夢的真故事》(27萬字),1995年華藝出版社出版;

《紅樓真本》(12萬字),1998年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出版;

《周汝昌紅學精品集》(184萬字),1998年,華藝出版社出版;

《風流文采第一人》(25萬字),1999年東方出版社出版;

《紅樓十二層》(28.6萬字),2005年書海出版社出版。

學術專著

《範成大詩選》(22萬字),1959年、1997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白居易詩選》(20萬字),與他人合著,1962年作家出版社、1997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楊萬裡選集》(28萬字),1962年中華書局、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書法藝術問答》(8萬字),1980年香港中華書局、1982年文化藝術出版社分出;

《詩詞賞會》(20萬字),1987年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

《東方赤子·大家叢書·周汝昌卷》(28萬字),1999年華文出版社出版;

《當代學者自選文庫·周汝昌卷》(54萬字),1999年安格教育出版社出版。

其他成果

《石頭記人物畫》 (題詩40首),1979年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

《歲華晴影》(23萬字),1997年上海東方出版社中心出版;

《胭脂米傳奇》(18.5萬字),1998年華文出版社出版;

《硯霓小集》(30.8萬字),1998年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脂雪軒筆語》(18萬字),199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此外,主編了《紅樓夢辭典》 、《中國當代文化大系·紅學卷》;校訂過新版《三國演義》、《紅樓夢》、《唐宋傳奇選》,并撰序文;為《中國古代文學詞典》、《唐宋詞鑒賞詞典》、《詩詞曲賦名作鑒賞大詞典》、《中國曆代短篇小說選》、《詩詞典故詞典》。《〈紅樓夢〉世界語版》等撰寫了序文;另有大量學術論文、序跋與專欄文章發表于各地報刊。

評價

胡适在1954年在給吳相湘的信中說:“你在那信裡大稱贊周汝昌的書,我完全同意。此君乃是我的《紅樓夢》考證的一個最後起、而最努力最有成績的徒弟。”

劉文莉:“周先生是一位學者,一位中華文化大家。他不僅在詩詞方面,金石研究上,繪畫和書法上,都有了不起的成就。而《紅樓夢》,不過是他的興趣使然偶爾進入的一個領域。”

周汝昌被稱為胡适的得意門生,但其觀點與胡适有些不同甚至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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