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佛海:中國共産黨早期領導人-中文百科頻道

人物簡介

周佛海（1897—1948），湖南省沅陵縣涼水井鎮窩溪村人，中國共産黨早期領導人，早年留學日本，是旅日代表。他曾是中共一大代表、黨的創始人之一和中共一大的代理書記。“一大”後，他成為蔣介石國民黨中委。抗戰期間，他又叛蔣投日，成為汪僞政權的“股肱之臣”。周佛海于1946年11月被國民黨南京高等法院以“通謀敵國、圖謀反抗本國”罪判處死刑，次年經蔣介石因其抗戰中期有功簽署特赦，改判無期徒刑，1948年2月因心髒病死于獄中。

人物生平

1897年5月29日，出生于湖南沅陵縣涼水井鎮一個偏遠的山村裡。家人最初給他取名周福海，後改名周佛海。少年時的周佛海在鄉下讀私塾。

1913年周佛海考入沅陵縣高等小學堂，1914年進入長沙兌澤中學，1915年考入湖南省立第八聯合中學。

1917年5月，周佛海被第八聯合中學開除後，在好友鄧文偉、何亞雄、謝伯林等人的的資助下，先後到長沙、上海等地謀生求學。在上海的湖南會館，老鄉建議他去日本勤工儉學。

1917年初夏，周佛海從上海的黃浦港乘船去了日本，進入鹿兒島第七高等學校學習。周佛海在日本學習時，開始接觸、閱讀社會主義方面的書籍，對國際形勢較為關注，對西方曆史，尤其是俄國和德國革命産生了濃厚興趣，開始信仰共産主義。

1920年，周佛海利用暑假回上海。期間，周佛海拜訪了《解放與改造》的主編張東荪。周佛海在張東荪辦的《解放與改造》上發表過不少介紹社會主義的文章。陳獨秀通過張東荪，約見了周佛海。周佛海就這樣與陳獨秀組建上海共産主義小組。暑假結束後，他返回日本繼續學習。回到日本後，周佛海組織旅日共産主義小組。

1921年7月，周佛海在日本鹿兒島接到赴上海參加中國共産黨成立大會的信件，成為唯一從境外趕回來的海外一大代表。中國共産黨第一次代表大會讨論通過了《中國共産黨第一個綱領》《中國共産黨第一個決議》《中國共産黨第一次大會宣言》。一大會議選舉陳獨秀為總書記，周佛海為副總書記，張國焘為組織部長，李達為宣傳部長。中共一大結束後，因兩個月内陳獨秀未到滬，周佛海便留在上海一度“代理書記”。陳獨秀回來後，周佛海奉黨的指示，參加了上海勞動組合書記部的領導工作，後又奉命前往長沙、武漢、安慶等地，負責挑選各界民衆代表，準備出席共産國際召開的遠東弱小民族會議。周佛海返回上海後不久，《時事新報》揭出他十幾歲時就在鄉下結了婚，家有發妻和兒女，“現在又在上海與其同鄉商界某人的女公子大談戀愛，看來又要再度做新郎了”。消息一出，他不與組織告别，幹脆帶着戀人楊淑慧，于1921年11月初離滬，返回日本讀書。

1922年3月，周佛海從日本鹿兒島第七高等學校畢業後，在東京京都帝國大學讀書的湖南老鄉幫助下，也考入該校。此時周佛海動搖了信仰，逐漸與共産主義背道而馳。返回日本後，他實際上與黨組織脫離了關系，不再從事黨的任何工作。

1924年春，國共合作形成，中國革命形勢發生重大變化。時任廣東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的戴季陶以每月200銀元的高薪，邀請周佛海出任廣東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秘書。廣東大學校長鄒魯又以每月240銀元的高薪聘他兼任廣東大學教授。戴季陶、鄒魯都是國民黨右派，極力反對國共合作。周佛海受他們的影響，革命思想動搖，與共産黨的理論分歧越來越大。随着地位的變化，周佛海與共産黨的思想矛盾日益加重。

1924年9月的一天，中共廣州區執行委員會負責人周恩來親自上門做周佛海的思想工作。但周佛海不聽勸告，第二天即給中共廣州執委寫信要求與共産黨脫離關系。中共中央為純潔黨的組織，準其脫黨。周佛海一脫黨，就走向了反共反人民的道路，成為國民黨右派營壘中的幹将，宣稱自己要做一個“國民黨忠實黨員”，叫嚷“攻擊共産黨，是我的責任，是我的義務”，成為蔣介石翼下一得力謀士。周佛海加入國民黨後得以重任。

1926年，北伐軍攻占武漢，周佛海任國民黨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秘書長兼政治部主任。

1929年後，曆任國民黨政府訓練總監部政治訓練處處長、江蘇省政府委員兼教育廳長。

1931年，當選國民黨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

1935年，任國民黨中央黨部民衆訓練部長。

抗日戰争爆發後出任蔣介石侍從室副主任兼第五組組長，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代理部長等職。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與中國之間的矛盾進一步激化，而在日本國内，主戰的日本軍部地位上升，導緻日本走上全面侵華道路。

1937年7月7日，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争，周佛海和汪精衛認為抗日必敗，以停戰求和主張而聚到一起，周佛海就這樣投靠了汪精衛。

抗日戰争爆發後，全國抗戰的呼聲不斷高漲，周佛海與汪精衛一夥卻與抗日唱反調，繼續鼓吹“戰必敗，和未必大亂”的投降主義言論，暗中與日本侵略者勾結，進行謀求“和平”的勾當。1938年12月15日，周佛海以視察宣傳為名，先期到達昆明等待汪精衛等人逃往河内。同年12月18日，汪精衛趁着蔣介石發表抗日講話，逃離重慶，飛抵昆明。周佛海随汪精衛及汪精衛的老婆、親信等人乘坐歐亞航空公司的一架專機，逃到越南河内。繼而，周佛海出謀劃策，建議汪精衛開展“和平運動”，建立和平政府。周佛海會講日語，和日本方面策劃汪僞政權的要人關系密切，包辦了與日本的勾結和談判。可以說周佛海是汪精衛集團叛國投敵的主要策劃者。

1939年5月，周佛海随汪精衛等人一起飛赴日本讨論汪僞政府的成立問題。經過幾番讨價，汪精衛集團得到了日本支持建立僞政權的保證。同年7月7日，汪精衛公開發表聲明與蔣介石集團徹底決裂。

1940年3月30日，日本的傀儡政權汪僞國民黨中央政府在南京成立。周佛海是汪僞政權的主要組織者，握有實權，任僞财政部長、僞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僞中央政治委員會秘書長、僞中央儲備銀行總裁、僞警政部長、僞清鄉委員會副委員長、僞物資統制審議委員會委員長等要職。

1942年10月，周佛海背着汪精衛，秘密派人潛赴重慶，面見軍統特務頭子戴笠，向他轉達了自己的請求。戴笠立即把這一消息報告給蔣介石，蔣在戴笠寫給周佛海的親筆信上，批了一個“可”字。于是，戴笠把信和密電碼一起托人帶給周佛海。自此以後，周佛海背着汪精衛開展了“效命中央”的活動。他不斷地通過設在僞财政部上海辦事處的秘密電台，為重慶方面輸送了不少重要情報。除向重慶方面提供情報外，周佛海還根據“指示”，安插重慶的特工人員，并向敵僞保釋重慶方面的被捕人員，掩護他們在淪陷區内開展活動，并設計殺死汪僞政權特務頭子李士群等。周佛海的這些活動，并非想抗日救國，而是為自己的将來尋找出路。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後，南京汪僞政權被迫解散。周佛海在得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後，立即向蔣介石拍了急電，表示将他控制的1萬多人的武裝，維持上海的秩序，以“完整”的上海奉給中央，并乘機向蔣介石表示忠心，“職與其死在共産黨之後，甯願死在主席之前”。

在日本投降前夕，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奉蔣介石之命，任命周佛海為軍事委員會上海行動總隊總指揮，負責指揮僞軍維護上海、杭州一帶治安。後蔣介石又應周佛海的請求，任命他為行動總隊司令，得以全權指揮。就這樣，周佛海搖身一變，從臭名昭著的大漢奸，變成了抗戰的有功之臣、國民黨的接收大員，威風不減當年。但是，蔣介石的反動政策遭到中國共産黨和全國民衆的譴責，要求“快懲漢奸，嚴懲漢奸”的正義呼聲，一浪高過一浪。在全國人民的壓力下，國民黨和蔣介石不得不把周佛海送上法庭審判。

1946年9月16日，在陳公博被槍決三個月之後，國民黨當局派專機将周佛海、丁默邨等人由重慶押送來南京，羁押在甯海路23号軍統局看守所。

1946年11月7日，國民黨首都高等法院對周佛海作出判決：周佛海通謀敵國，圖謀反抗本國，處死刑，褫奪公權終身。蔣介石下令将周佛海的死刑減為無期徒刑。

1948年2月28日，周佛海在南京老虎橋監獄結束了反複無常的罪惡的一生，時年51歲。

主要影響

周佛海為民國時期最活躍的政治投機分子。其個人政治色彩随着政治投機活動而變化多端，早年參加中國共産黨的創建，是“一大”代表之一，一度是政壇大紅人物，之後投入蔣介石幕府，抗戰爆發後又以卧底身份與汪僞政權合作，為國民黨的抗戰做出了幕後貢獻，但同時也做了一些有愧于曆史和人民的勾當。

主要作品

着有《三民主義的理論體系》、《往矣集》、《物價問題》、《周佛海日記》等。譯有《互助論》、《社會問題概論》等。

人物事件

被第八聯合中學開除

1917年5月，一次學校提前上課，家住遠處的學生趕不上課期，周佛海就帶着學生去找學校評理。青年時期的周佛海年輕氣盛，一拳擊落了老師辦公桌上的水杯和文具，後來又扯掉學校給他記大過的公告牌。此事在校園造成很大的影響，周佛海因此被第八聯合中學開除。成長和求學環境的變化，激起了周佛海拼搏奮鬥的豪情壯志。

獲得特赦

關于周佛海最終能獲得蔣介石的特赦，曆來有三種說法：

一說，陳布雷是周佛海的舊友，楊淑慧找到陳布雷，請陳設法安排她徑自拜谒蔣介石，哀懇蔣介石以國家元首身份，使用約法（當時的“憲法”）賦予的特權，對周佛海加以“特赦”或減刑。

陳布雷一生雖行事守分守法，可是他看重舊情，對當年相交至深、朝夕相處的首席助手周佛海，無論如何不能置身事外，見死不救，乃乘蔣介石在召見他時，破例向蔣請求。而蔣介石念及周佛海當年扈從之勤與戰後助守京滬之功，也不能全然無動于衷。于是在陳布雷安排下，于1947年2月某日，周佛海妻子乃得由保密局局長毛人鳳陪同，前往南京黃埔路官邸晉谒蔣介石。

楊淑慧一見到蔣介石，就長跪在地，抽泣不止，一句話也不說。

蔣介石皺着眉頭，看着跪在地上的楊淑慧，思索良久，便以低緩的語調對楊淑慧說：“起來，安心回去吧，讓他再在裡面休息一兩年，我一定會讓他再歸來的。”

楊淑慧得到蔣介石的許諾，趴在地上又磕了三個摯誠的感激的頭，含着眼淚随毛人鳳出了官邸。

二說是陳果夫、陳立夫兄弟幫的大忙。陳果夫、陳立夫與周佛海都是舊日的同事和朋友，私交笃厚。二人找到蔣介石，以周佛海抗戰勝利前後，能按政府計劃暗中布置軍事，使國府得以完璧收回上海，順利還都，不無微功，請蔣介石準予減刑或緩刑，蔣介石被二人說動了。

還有一種說法：周妻楊淑慧放出風聲，态度強硬，稱：“如老蔣出爾反爾，執意要判佛海死刑，我就叫他聲名狼藉！抗戰期間，委員長曾給過佛海幾次手谕，我都拍成了照片，存放在香港一家外國銀行保險箱内。如佛海被執行，我就将它在報章上公布，讓天下人看看，自诩為抗戰領袖的蔣某人是如何勾結漢奸的！”

蔣介石聞知，為不使自己“領袖人格”受損，便下了對周佛海死刑改判的特赦令。

思想轉變

1924年春，國共合作形成，中國革命形勢飛速發展。時任廣東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的戴季陶以每月200大洋（銀元）的高薪，邀請周佛海出任廣東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秘書。廣東大學校長鄒魯，又以每月240大洋的高薪聘他兼任廣東大學教授。戴季陶，鄒魯都是國民黨右派，是反對國共合作的人。是後來西山會議派反對共産黨的首要分子。周佛海受了他們的影響，革命思想不堅定，與共産黨在思想理論上的分歧越來越大，與黨離心日益加重，周佛海不繳納黨費，不參加共産黨的組織活動。還四處散布對黨的不滿情緒。

這年9月的一個深夜，中共廣州區執行委員會負責人周恩來親自上門做周佛海的工作，勸他三思而後行。但周佛海一意孤行，第二天給中共廣州執委寫了一封長信，聲明退出共産黨。1924年秋，在對其無法挽救的情況下，中共中央為純潔黨組織，準其脫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