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戰車:古代戰争攻守車輛-中文百科頻道

曆史發展

商朝

商周時期戰車的形制，在《考工記》中有較詳細的記述。1936年，在河南省安陽市殷墟車馬坑中，首次出土一輛商朝戰車。

坑中南端并排着器具、馬骨，車内外分布着3套兵器。從出土于商、西周、春秋和戰國時期古墓中的戰車可以看出，商周時期戰車的形制基本相同，均為：獨轅（辀），兩輪，長毂；橫寬豎短的長方形車廂（輿），車廂門開在後方；車轅後端壓置在車廂與車軸之間，轅尾稍露出廂後，轅前端橫置車衡，衡上縛兩轭用以駕馬（圖1商朝戰車結構圖）。

商朝戰車輪徑較大，約在130～140厘米之間，春秋時期縮小為124厘米左右；輻條18～24根；車廂寬度一般在130～160厘米之間（山東省膠縣西庵出土的西周戰車車廂寬達164厘米）,進深80～100厘米。由于輪徑大，車廂寬而進深短，而且又是單轅，為了加大穩定性及保護輿側不被敵車迫近，戰車的車毂一般均遠比民用車的車毂長。

如西庵出土的西周戰車,車毂長40厘米，軸頭銅軎（音wei4，車軸頭）長13.5厘米,總長度達53.5厘米（圖2西周戰車複原圖）。根據對有關出土車輛主要部位尺寸的測定和比較可知，商周時期戰車結構的變化是：軌寬逐漸減小，車轅逐漸縮短，而輪上輻條的數目則逐漸增多。其目的顯然是為了提高戰車的速度和靈活性。

西周

西周中期以前，一般采用長型軎飾，其長度為17厘米左右；西周以後則通行短型軎飾，其長度在8～10厘米之間。湖北省随縣曾侯乙墓出土的1件矛狀車軎，通長37.5厘米，它不僅用于保護和裝飾軸頭，而且也是帶有攻擊性質的裝置。車軸是戰車馳騁時急劇轉動的關鍵部件，為防損壞，戰國時期已開始在軸毂之間裝置鐵锏，以減少軸毂的摩擦。

據河南省洛陽市中州路戰國車馬坑出土實物可知，鐵锏為半筒形瓦狀，每輪4塊，均以鐵釘固定在軸杆上。枒飾是包在車輪辋上的銅片，縱斷面呈U形，固定在輪辋上的接縫處。輪辋為雙層結構，每層均由兩個半圓形木圈拼成，裡外兩面的接縫錯開，互成直角，造成每一輪辋有4個接縫處，用4個枒飾加以緊固。

戰車每車駕2匹或4匹馬。4匹駕馬中間的2匹稱“兩服”,用縛在衡上的轭駕在車轅兩側。左右的2匹稱“兩骖”，以皮條系在車前。合稱為“驷”。馬具有銅制的馬銜和馬籠嘴,這是禦馬的關鍵用具。馬體亦有銅飾,主要有馬镳、當廬、馬冠、月題、馬脊背飾、馬鞍飾、環、鈴等。

戰車每車載甲士3名，按左、中、右排列。左方甲士持弓，主射，是一車之首,稱“車左”,又稱“甲首”；右方甲士執戈（或矛），主擊刺，并有為戰車排除障礙之責，稱“車右”，又稱“參乘”；居中的是駕馭戰車的禦者，隻随身佩帶衛體兵器短劍。這種乘法可以追溯到商朝。如在殷墟車馬坑中,3名甲士分布兩處,車後2人，輿側1人；3套兵器,第一套華貴精美,餘兩套僅為一般的銅質,有明顯的等級差别,兵器的品種也明顯地有射禦之分。

春秋

據《左傳》等中國古代文獻記載，西周和春秋時期的乘法也與此相同。此外，還有4人共乘之法,稱為“驷乘”,但這是臨時搭載性質，并非通例。除3名甲士随身佩持的兵器外，車上還備有若幹有柄格鬥兵器。據《考工記·廬人》記載，這些兵器是戈、殳、戟、酋矛、夷矛,合稱“車之五兵”,這些兵器插放在戰車輿側，供甲士在作戰中使用。西周青銅器的銘文中有“”，這是較早的一個車字，可以看出輿上高插兵器的形狀。但是在實際出土的戰車上，所配置的兵器品種卻往往不象記載的這樣齊全。

國君所乘的戰車稱為“戎車”，其形制與一般戰車基本相同。春秋中期以後，軍隊中出現了專職将帥，國君已經不必親登戰車指揮作戰，因此戎車便失去其作為國君專乘的意義，而成為将帥的指揮車。

每乘戰車除車上的3名甲士以外,還隸屬有固定數目的徒兵（春秋時期稱為步卒，戰國時期稱為卒）。這些徒兵和每乘戰車編在一起，再加上相應的後勤車輛與徒役,便構成當時軍隊的一個基本編制單位,稱為一乘。這一情況反映出當時的軍隊以戰車為中心的編制特點。商周時期的戰車，是中國奴隸社會軍事技術裝備的集中代表，當時所使用的畜力駕挽的雙輪戰車，增強了軍隊的機動性；車上甲士的青銅兵器裝備，發揮了當時兵器的最大威力；車上還配備有旗鼓铎铙，用以保證軍隊的通信聯絡和戰鬥指揮。作戰時，甲士站在車上，徒兵跟在車下，而當一方車陣被擊潰之後，勝負便成定局。所以當時的戰争，主要就是戰車之間的戰鬥。

秦朝

秦朝戰車的乘法和使用情況，可以從陝西省臨潼縣秦始皇陵兵馬俑坑出土的戰車兵得到準确反映。盡管出土時木質車體已經朽毀，但從陶質的戰馬、甲士的分布情形可以看出：每乘戰車仍然是前駕4馬，甲士3人，戰車的形制也沒有很大變化。秦漢之交，漢将樊哙曾以輕車和騎兵攻破雍南；汝陰侯夏侯嬰善用戰車，曾4次以戰車突擊立功；車騎将軍灌嬰曾以車騎追擊項羽至東城。說明在漢初的戰争中，戰車仍然發揮着一定作用。大約到漢武帝年間（公元前140～前87）,漢王朝的軍隊為了與匈奴進行持續的戰争，發展了大量騎兵部隊,此後,戰車在戰場上便逐漸消失。

1980年陝西臨潼秦始皇陵西側出土了一前一後縱置的兩輛大型彩繪銅車。前面的一号車為雙輪、單轅結構，前駕四馬，車輿為橫長方形，寬126厘米，進深70厘米，前面與兩側有車欄，後面留門以備上下。車輿右側置一面盾牌，車輿前挂有一件銅弩和銅镞。車上立一圓傘，傘下站立一名高91厘米的銅禦官俑。其名叫立車，又叫戎車、高車，乘車時立于車上。

基本結構

戰車為木質結構，一般在重要部位裝有青銅件，通稱車器，用以加固和裝飾。

在車戰的起始階段，使用戰車的數量較少。據《呂氏春秋》記載，夏朝末年，商湯與夏人戰于戉邑，僅使用了戰車70乘。商末，在周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戰中，達到一次動用300乘的規模。春秋時期，随着生産力的發展和兼并戰争的加劇，戰車數量有了明顯增加。到春秋末期，一些大的諸侯國，如晉國和楚國，擁有戰車的數量已達4000乘以上。到春秋戰國之交，由于封建生産關系的發展，擁有大量步兵的新型軍隊開始組成。

鐵兵器的采用和弩的改進，又使步兵得以在寬大正面上，有效地遏止密集整齊的車陣進攻。戰車車體笨重，駕馭困難，其機動性受地形和道路條件的限制，遂逐漸被步兵、騎兵取代。但是，這一作戰方式的演變過程是極其緩慢的，直到戰國時期，各諸侯國的戰車數量仍相當可觀，大規模的車戰仍然時有發生，如《史記·張儀列傳》記載,當時秦軍的組成是“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但這時的戰車已不再擔負主要的作戰任務，車戰也不再是軍隊作戰的主要方式。

戰車是戰術性的武器，而騎兵變成了戰略性的力量，戰争并不一定是雙方拼得你死我活的硬撼。軍隊的機動性在戰略方面表現得更好。中國在唐朝以後之所以對遊牧民族的戰争屢顯劣勢就是因為失去了産馬地，部隊喪失了機動性，隻能固守，無法追擊。沒有機動性的軍隊雖然規模龐大，但是無法尋殲敵主力，反過來，具有高機動性的騎兵，總是能獲得戰場主動權，并能夠在戰鬥處于劣勢的情況下安全撤出戰鬥。同樣道理，戰車的機動性劣于騎兵，雖然威力大，但是缺乏機動性，同樣多的馬匹建立的戰車部隊，還需要步兵的協同。花費大于騎兵部隊，卻缺乏騎兵的機動性，全騎兵部隊顯然更有優勢，有時體現在戰略機動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