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列夫·托爾斯泰，全名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托爾斯泰，俄國作家、思想家，19世紀末20世紀初最偉大的文學家，19世紀俄國偉大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家，是世界文學史上最傑出的作家之一，他被稱頌為具有“最清醒的現實主義”的“天才藝術家”。
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戰争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複活》等，也創作了大量的童話，是大多數人所崇拜的對象。他的作品描寫了俄國革命時的人民的頑強抗争，因此被稱為“俄國十月革命的鏡子”列甯曾稱贊他創作了世界文學中“第一流”的作品。
他的作品《七顆鑽石》《跳水》《窮人》已被收入人教版和冀教版小學語文書。
托爾斯泰思想中充滿着矛盾，這種矛盾正是俄國社會錯綜複雜的矛盾的反映，是一個富有正義感的貴族知識分子在尋求新生活中，清醒與軟弱、奮鬥與彷徨、呼喊與苦悶的生動寫照。托爾斯泰的作品縱然其中有反動的和空想的東西，但仍不失為世界進步人類的驕傲，他已被公認是全世界的文學泰鬥。列夫·托爾斯泰被列甯稱為“俄國革命的鏡子”。
生平
托爾斯泰1828年9月9日出生于圖拉省克拉皮文縣的亞斯納亞·波利亞納(今屬圖拉省曉金區)。他家是名門貴族，其譜系可以追溯到16世紀，遠祖從彼得一世時獲得封爵。
父親尼古拉·伊裡奇伯爵參加過1812年衛國戰争，以中校銜退役。母親瑪麗亞·尼古拉耶夫娜是尼·謝·沃爾康斯基公爵的女兒。
托爾斯泰一歲半喪母，9歲喪父。1841年他的監護人姑母阿·伊·奧斯堅—薩肯去世後，改由住在喀山的姑母彼·伊·尤什科娃監護。于是他全家遷到喀山。
托爾斯泰自幼接受典型的貴族家庭教育。1844年考入喀山大學東方系，攻讀土耳其、阿拉伯語，（俄羅斯殖民地）準備當外交官。期終考試不及格，次年轉到法律系。他不專心學業，迷戀社交生活，同時卻對哲學尤其是道德哲學發生興趣，喜愛盧梭的學說及其為人，并廣泛閱讀文學作品。
受到盧梭、孟德斯鸠等啟蒙思想家影響。在大學時代，他已注意到平民出身的同學的優越性。1847年4月退學，回到亞斯納亞·波利亞納。這是他母親的陪嫁産業，在兄弟析産時歸他所有，他的漫長的一生絕大部分時間在這裡度過。
回到莊園後，他企圖改善農民生活，因得不到農民信任而中止。（結果這件事被果戈理諷刺後寫在《死魂靈》中）1849年4月曾到彼得堡應法學士考試，隻考了兩門課就突然回家。
是年秋天為農民子弟興辦學校。11月起名義上在圖拉省行政管理局任職，次年12月被提升為十四品文官，實際上卻周旋于親友和莫斯科上流社會之間。但他漸漸對這種生活和環境感到厭倦，1851年4月底随同服軍役的長兄尼古拉赴高加索，以志願兵身份參加襲擊山民的戰役，後作為“四等炮兵下士”在高加索部隊中服役兩年半。
雖然表現優異，但也有賴親戚的提攜才晉升為準尉。1854年3月，他加入多瑙河部隊。克裡木戰争開始後，自願調赴塞瓦斯托波爾，曾在最危險的第四号棱堡任炮兵連長，并參加這個城市的最後防禦戰。在各次戰役中，看到平民出身的軍官和士兵的英勇精神和優秀品質，加強了他對普通人民的同情和對農奴制的批判态度。
1855年11月到彼得堡進入文學界，其成名作：自傳體小說《童年》（1855）、《少年》（1857），這些作品反映了他對貴族生活的批判态度，“道德自我修養”主張和擅長心理分析的特色。
從中篇小說《一個地主的早晨》（1856）之中可以看到他站在自由主義貴族立場主張自上而下改革而在白己莊園試驗失敗的過程。
1857年托爾斯泰出國，看到資本主義社會重重矛盾，但找不到消滅社會罪惡的途徑，隻好呼籲人們按照“永恒的宗教真理”生活。這些觀點反映在其短篇小說《琉森》（1857）之中，後又創作了探讨生與死、痛苦與幸福等問題的《三死》、《家庭幸福》。
1860～1861年，為考察歐洲教育，托爾斯泰再度出國，結識赫爾岑，聽狄更斯演講，會見普魯東。他認為俄國應在小農經濟基礎上建立自己的理想社會；農民是最高道德理想的化身，貴族應走向“平民化”。這些思想鮮明地體現在其中篇小說《哥薩克》（1852～1862）之中。
1863～1869年托爾斯泰創作了長篇曆史小說《戰争與和平》，這是其創作曆程中的第一個裡程碑。小說以四大家族相互關系為情節線索，展現了當時俄國從城市到鄉村的廣闊社會生活畫面，氣勢磅礴地反映了1805～1820年之間發生的一系列重大曆史事件，特别是1812年庫圖佐夫領導的反對拿破侖的衛國戰争，歌頌了俄國人民的愛國熱忱和英勇鬥争精神，主要探讨俄國前途和命運，特别是貴族的地位和出路問題。小說結構宏大，人物衆多，典型形象鮮活飽滿，是一部具有史詩和編年史特色的鴻篇巨制。
1873～1877年他經12次修改，完成其第二部裡程碑式巨著《安娜·卡列尼娜》，小說藝術已達爐火純青。
70年代未，托爾斯泰的世界觀發生巨變，寫成《忏悔錄》（1879一1882）。
80年代創作：劇本《黑暗的勢力》（1886）、《教育的果實》（1891），中篇小說《魔鬼》（1911）、《伊凡·伊裡奇之死》（1886）、《克萊采奏鳴曲》（1891）、《哈澤·穆拉特》（1886～1904）；短篇小說《舞會之後》（1903），特别是1889～1899年創作的長篇小說《複活》是他長期思想、藝術探索的總結，也是對俄國社會批判最全面深刻、有力的一部著作，成為世界文學不朽名著之一。
托爾斯泰晚年力求過簡樸的平民生活，1910年10月從家中出走，11月7日病逝于一個小站，享年82歲，一代文學巨匠走完其人生旅程。
創作與作品
托爾斯泰在高加索時開始創作，在《現代人》雜志上陸續發表《童年》、《少年》和《塞瓦斯托波爾故事》等小說。1855年11月他從塞瓦斯托波爾來到彼得堡，作為知名的新作家受到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等人的歡迎，并逐漸結識了岡察洛夫、費特、奧斯特洛夫斯基、德魯日甯、安年科夫、鮑特金等作家和批評家。在這裡他以不谙世故和放蕩不羁而被視為怪人，他不喜愛荷馬和莎士比亞也使大家驚異。
不久，他同車爾尼雪夫斯基相識，但不同意後者的文學見解。當時德魯日甯等人提倡為藝術而藝術的所謂“優美藝術”，反對所謂“教誨藝術”、實即革命民主派所主張的暴露文學。托爾斯泰傾向于德魯日甯等人的觀點，但又認為任何藝術不能脫離社會生活。至1859年，他同《現代人》雜志決裂。
1856年底以中尉銜退役。次年年初到法國、瑞士、意大利和德國遊曆。法國的“社會自由”博得他的贊賞，而巴黎斷頭台一次行刑的情景則使他深感厭惡。
在瑞士看到英國資産階級紳士的自私和冷酷，也激起他很大的憤慨。但這次出國擴大了他的文學藝術的視野，增強了他對俄國社會落後的清醒認識。
對于50至60年代之交的農奴制改革以及革命形勢，托爾斯泰的思想是極其矛盾的。早在1856年他曾起草方案，準備以代役租等方法解放農民，并在自己莊園試行，因農民不接受而未實現。他同情農民，厭惡農奴制，卻認為根據“曆史的正義”，土地應歸地主所有，同時因地主面臨的是要性命還是要土地的問題而深深憂慮。
他不同意自由主義者、斯拉夫派以至農奴主頑固派的主張，也看到沙皇所實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的虛僞性質，卻又反對以革命方法消滅農奴制，幻想尋找自己的道路。由于無法解決思想上的矛盾，曾企圖在哲學、藝術中逃避現實，但很快又感到失望；1860年因長兄尼古拉逝世，更加深了悲觀情緒。
1859至1862年間幾乎中辍創作，先後在亞斯納亞·波利亞納和附近農村為農民子弟辦了20多所學校，并曾研究俄國和西歐的教育制度，1860至1861年還到德、法、意、英和比利時等國考察學校。後又創辦《亞斯納亞·波利亞納》教育雜志。這些活動引起沙皇政府的注意。加之在農奴制改革中，他作為本縣和平調解人，在調停地主和農民的糾紛時，常常同情農民，又招緻貴族農奴主的敵視。1862年7月他外出時，家中遭到憲兵連續兩天的搜查。不久他關閉了學校。這段時間他思想上所受的震蕩以及因同農民的頻繁接觸而接受的他們對事物的一些看法，成為他的世界觀轉變的契機和開端。
1856年夏至1857年冬，托爾斯泰曾一度傾心于鄰近的瓦·弗·阿爾謝尼耶娃，此後又為婚事作了多次努力，但都沒有成功。1862年9月，他同禦醫、八品文官安·葉·别爾斯的女兒索菲亞·安德列耶夫娜結婚。在他一生中，他的夫人不僅為他操持家務，治理産業，而且為他謄寫手稿，例如《戰争與和平》就抄過多次。但她未能擺脫世俗偏見，過多為家庭和子女利益着想，不能理解世界觀激變後托爾斯泰的思想。夫妻的不和造成家庭悲劇。
新婚之後，革命形勢逐漸轉入低潮，他也逐漸克服了思想上的危機。他脫離社交，安居莊園，購置産業，過着儉樸、甯靜、和睦而幸福的生活。從1863年起他以6年時間寫成巨著《戰争與和平》。這段時間的較重要的事件是1866年他出席軍事法庭為士兵希布甯辯護。希布甯因不堪軍官的虐待打了軍官的耳光，雖經托爾斯泰為之奔走，終被槍決。這一事件使他開始形成反對法庭和死刑的看法。
托爾斯泰的心靈的甯靜與和諧沒有保持多久。1869年9月因事途經阿爾紮馬斯，深夜在旅館中突然感到一種從未有過的憂愁和恐怖。這就是所謂“阿爾紮馬斯的恐怖”。在這前後，他在緻友人書信裡談到自己近來等待死亡的陰郁心情。1868年秋至1869年夏，他對叔本華哲學發生興趣，一度受到影響。
從70年代初起，“鄉村俄國一切‘舊基礎’……的破壞”的加劇，“到民間去”等社會運動的興起，使他開始新的思想危機和新的探索時期。他惶惶不安，懷疑生存的目的和意義，因自己所處的貴族寄生生活的“可怕地位”深感苦惱，不知“該怎麼辦”。他研讀各種哲學和宗教書籍，不能找到答案。他甚至藏起繩子，不帶獵槍，生怕為了求得解脫而自殺。
這些思想情緒在當時創作的《安娜·卡列尼娜》中得到鮮明的反映。此後，他訪晤神父、主教、修道士和隐修士，并結識農民、獨立教徒康·修塔耶夫。他終于完全否定了官辦教會，接受了宗法制農民的信仰，最後在70至80年代之交新的革命形勢和全國性大饑荒的強烈影響下，棄絕本階級，完成了60年代開始醞釀的世界觀的轉變，轉到宗法制農民的立場上。
在《忏悔錄》（盧梭的書）(1879～1880)和《我的信仰是什麼？》(1882～1884)等論文裡，他廣泛闡述自己思想轉變的過程，對富裕而有教養的階級的生活及其基礎──土地私有制表示強烈的否定，對國家和教會進行猛烈的抨擊。然而，他卻反對暴力革命，宣揚基督教的博愛和自我修身，要從宗教、倫理中尋求解決社會矛盾的道路。
這是因為他不僅反映了農民對統治階級的仇恨和憤怒，也接受了他們因政治上不成熟而産生的不以暴力抵抗邪惡的思想。列甯剖析這種驚人的矛盾說：“作為一個發明救世新術的先知，托爾斯泰是可笑的……作為俄國千百萬農民在俄國資産階級革命快到來的時候的思想和情緒的表現者，托爾斯泰是偉大的。托爾斯泰富于獨創性，因為他的全部觀點，總的說來，恰恰表現了我國革命是農民資産階級革命的特點。從這個角度來看，托爾斯泰觀點中的矛盾，的确是一面反映農民在我國革命中的曆史活動所處的各種矛盾狀況的鏡子。”
從此托爾斯泰厭棄自己及周圍的貴族生活，不時自己耕地、縫鞋，為農民蓋房子，摒絕奢侈，持齋吃素。他也改變了文藝觀，指斥自己過去的藝術作品包括《戰争與和平》等巨著為“老爺式的遊戲”，當然，陀斯妥耶夫斯基也是這麼說的。并把創作重點轉移到論文和政論上去，以直接宣傳自己的社會、哲學、宗教觀點，揭露地主資産階級社會的各種罪惡。當時寫的劇本、中短篇小說以及民間故事，同樣為了這一目的。他還從事廣泛的社會活動：1881年因子女求學全家遷居莫斯科，他訪問貧民窟，參加1882年莫斯科人口調查，深入了解城市下層生活；
1881年他上書亞曆山大三世，請求赦免行刺亞曆山大二世的革命者；1884年由其信徒和友人弗·契爾特科夫等創辦“媒介”出版社，以印行接近托爾斯泰學說的書籍；1891年給《俄國新聞》和《新時代》編輯部寫信，聲明放棄1881年後自己寫的作品的版權；1891至1893年和1898年，先後組織赈濟梁贊省和圖拉省受災農民的活動；他還努力維護受官方教會迫害的莫洛康教徒和杜霍包爾教徒，并在1898年決定将《複活》的全部稿費資助杜霍包爾教徒移居加拿大。
從90年代中期開始，托爾斯泰增強了對社會現實的批判态度，對自己宣傳的博愛和不抗惡思想也常常感到懷疑。這在《哈澤—穆拉特》等作品中有所反映。沙皇政府早就因他的《論饑荒》一文而企圖将他監禁或流放，但懾于他的聲望和社會輿論而中止。至此又因《複活》的發表，指責他反對上帝，不信來世，于1901年以俄國東正教至聖宗教院的名義革除他的教籍。
這個決定引起舉世的抗議，托爾斯泰卻處之泰然。同年他因沙皇政府鎮壓學生運動而寫《緻沙皇及其助手們》一文；次年緻函尼古拉二世要求給人民自由并廢除土地私有制；1904年撰文反對日俄戰争。他同情革命者，也曾對革命的到來表示歡迎，但卻不了解并回避1905年革命。而在革命失敗後，他又反對沙皇政府殘酷殺害革命者，寫出《我不能沉默》一文。
托爾斯泰在世界觀激變後，于1882年和1884年曾一再想離家出走。這種意圖在他80至90年代的創作中頗多反映。在他生前的最後幾年，他意識到農民的覺醒，因自己同他們的思想情緒有距離而不免悲觀失望；對自己的地主莊園生活方式不符合信念又很感不安。他的信徒托爾斯泰主義者和他的夫人之間的糾紛更使他深以為苦。最後，他于1910年11月10日從亞斯納亞·波利亞納秘密出走。在途中患肺炎，20日在阿斯塔波沃車站逝世。遵照他的遺言，遺體安葬在亞斯納亞·波利亞納的森林中。墳上沒有樹立墓碑和十字架。
作品時代及思想變化
托爾斯泰的創作，大緻可以分為三個時期：
早期作品
早期(1851～1862)這是他的探索、實驗和成長的時期。思想和藝術風格都在發展和變化，個别作品帶有模仿的痕迹。他後來作品中的一些基調和特色也已初具雛型。托爾斯泰早在1847年起開始寫日記，以後一直堅持到晚年。大量的日記和書信，幾乎占他的文學遺産的二分之一。日記是他朝夕反省和不斷進行探索的心靈的紀錄，也是鍛煉寫作、通過自身研究人的内心生活秘密的手段。象《昨天的故事》(1851)那樣的早期作品，就是由日記擴充和藝術加工而成的。
托爾斯泰的許多作品帶有自傳性質，這首先見于最早發表的作品、在高加索寫成的中篇小說《童年》(1851～1852)以及後來陸續發表的《少年》(1852～1854)和《青年》(1855～1857)(據他的構思還要寫最後一部《青春》，構成長篇小說《四個發展時期》，但沒有寫成)。這個三部曲表現主人公如何在周圍環境影響下成長。
他不滿自己，醉心于反省和自我分析，追求道德完善。作品洋溢着貴族莊園生活的牧歌情調，但也表現了一定的民主傾向，盡管作家晚年說這是不真誠的。同一時期創作的《襲擊》(1853)、《伐林》(1853～1855)和《塞瓦斯托波爾故事》等軍事小說，是根據作者親身經曆和見聞寫成的。這些作品克服俄國文學中戰争描寫的虛假的浪漫主義傾向，表現流血和死亡的真實場面，描寫普通士兵和軍官的樸素但卻悲壯的真正愛國主義，揭示貴族軍官的虛榮心和裝腔作勢。
車爾尼雪夫斯基指出的托爾斯泰才華的兩個特點：“心靈的辯證法”(即寫心理的過程)和道德感情的純潔，主要就是根據上述作品概括出來的。
從他的心靈探索和精神面貌發展的線索來說，繼三部曲之後的是：《一個地主的早晨》(1856)，探索在農奴制下通過改善農民生活以協調地主和農民的關系的道路。這也是他親自觀察所得，因此能夠“鑽到農民的心靈中去”(車爾尼雪夫斯基語)。《家庭幸福》(1858～1859)，有他同瓦·弗·阿爾謝尼耶娃愛情關系的反映，但也表現了他當時逃避現實、追求與世隔絕的家庭“幸福小天地”的幻想。他很快就否定了這篇作品。《哥薩克》(1853～1863，這是原計劃中的上半部，下半部沒有寫成)，表達了作家要脫離自己環境、走“平民化”道路的初步嘗試。主人公奧列甯厭棄上流社會的空虛和虛僞，在奇偉的大自然和純樸的哥薩克中間，認識到幸福的真谛在于愛和自我犧牲，為别人而生活，但他未能擺脫貴族的習性，這幻想以破滅告終。這個“出走”的主題後來不斷出現在作家晚年的作品中。在藝術上，《哥薩克》開始從心理的細緻刻畫轉向客觀地廣泛描寫現實生活的史詩畫面，為創作《戰争與和平》作了準備。
這個時期的其他作品：《兩個骠騎兵》(1856)寫父子兩代人，作者欣賞父輩的熱情豪邁的騎士風度，而鄙棄子輩的猥瑣自私的實利觀點。《阿爾别特》(1857～1858)和《琉森》(1857)都是寫藝術家的。前者的中心思想是“自由創作”問題，作品中宣稱“美是人世間唯一無可置疑的幸福”，是作家一度醉心“為藝術而藝術”的觀點的産物。
《琉森》以作家旅遊瑞士時的見聞為基礎，揭露資産階級的自私本性和資本主義同藝術相敵對的實質。但這裡已出現否定資本主義文明的相對進步意義的傾向，他的批判又是從抽象的宗教、道德的真理出發，是托爾斯泰主義的最初表現。這篇作品的向往自然和歸真返樸的思想在《哥薩克》和《三死》(1859)中得到最充分的發揮，後兩部作品并以大自然和接近大自然的人的意識作為衡量真理的尺度。這裡有盧梭的影響。
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因同農民接近，他開始直接描寫農民生活。未完成的作品《田園詩》(1860～1861)和《吉洪和瑪蘭尼娅》(1860～1862)對古老的農民生活方式過分美化。《波裡庫什卡》(1861～1863)表現農奴制下不可能為農民造福的思想，女地主的“仁慈”卻導緻波裡克依的自殺，作品充滿了陰暗的色彩。在這部作品裡作家第一次提出金錢萬惡的問題。
中期作品
中期(1863～1880)這是托爾斯泰才華得到充分發展、藝術達到爐火純青的時期，也是思想上發生激烈矛盾、緊張探索、醞釀轉變的時期。托爾斯泰從1856年開始想寫關于十二月黨人的小說，在1860至1861年間寫了開頭3章(1884年發表；1877至1879年曾再用這個題材寫了一些片斷，但與原來的構思毫無聯系)。他的注意力漸漸轉移到關于1812年衛國戰争的《戰争與和平》(1866～1869)。這不是遁入曆史，而是試圖從曆史上給貴族階級尋找存在的價值，用以解答當時解放運動應由哪個階級領導的問題。但由于長期的親身體驗和同人民的接近，他深深感到人民在民族曆史上的作用，從而使小說成為一部波瀾壯闊的人民戰争的史詩。
小說展示了一個重大的曆史時期—─從1805年到十二月黨人起義的前夜。出現于前景的是兩種類型的貴族。一類接近宮廷，談吐優雅，雍容華貴，但道德敗壞，利欲薰心，醉生夢死，崇拜法國文化，漠視祖國命運。另一類是理想化的宗法制的領地貴族，主要是羅斯托夫和包爾康斯基兩家，忠厚慷慨，感情強烈，富于愛國主義精神。屬于這類貴族的還有彼埃爾·别祖霍夫，他和安德烈·包爾康斯基是中心人物。他們兩人都不斷進行思想探索，飽嘗生活中的甘苦，都在衛國戰争中了解到人生的真谛，并在精神上得到新生。最後安德烈因負傷死去，彼埃爾将成為十二月黨人。
小說所熱情歌頌的真正愛國英雄是人民，是許多平民出身的士兵和軍官，他們樸實英勇，藐視死亡，和貴族軍官的嘩衆取寵适成對照。小說還把庫圖佐夫寫成人民智慧的體現者。他于單純、平凡中見偉大，和作家心目中代表資本主義西歐的傲慢自負而實際渺小的拿破侖不同，他了解人民的情緒，聽任事物的客觀發展，因此高于拿破侖并取得對後者的勝利。
在托爾斯泰看來，俄國的前途在于“優秀”貴族和人民的合作，這種思想是錯誤的。但在小說中，這種結合是在面臨民族矛盾時實現的，因此有其合理的地方。同時，他雖然也寫到彼埃爾和安德烈所實行的農業改革，卻并不隐諱農民對地主的不滿心理。
小說中也反映了作者的一些很典型的偏見。例如婚後的娜塔莎表現了宗法制家庭的賢妻良母理想；庫圖佐夫形象表現了反對理性、崇奉無意識活動和自發的生活原則。特别是卡拉塔耶夫形象，美化了宗法制下的落後的農民，宣揚逆來順受和不抗惡的思想。
《戰争與和平》寫成後，面對俄國資本主義的急劇發展和宗法制農村舊秩序的分崩離析，托爾斯泰企圖從彼得一世時代尋找當代社會變化的原因。他承認彼得做了偉大而必要的事，但又責備他把歐洲文明移植到俄國。從1870到1873年他研究了彼得時代的大堆史料。但這項工作為《啟蒙讀本》所打斷。後來隻寫成關于彼得的小說的開頭部分，便轉向現代生活題材的《安娜·卡列甯娜》的創作。
《啟蒙讀本》(1871～1872)涉及的國民教育問題，在當時也是迫切問題。托爾斯泰自稱這本書的宗旨在于教育俄國“整整兩代的孩子”──“不管沙皇的孩子還是農民的孩子”。這部書共包括373篇作品，有關于自然科學的，但大部分是文學方面的，思想傾向保守。而且由于托爾斯泰不同意科學的啟蒙作用，《啟蒙讀本》反對新教育學的基本方法和原則，因此遭到進步教育學家的反對。他曾為此撰文辯解，并公開辯論。但《啟蒙讀本》确有可取之處：它擺脫了新教育學的機械方法；其中很多經過改編的民間故事都富于藝術性，語言簡潔、明确、生動。特别是1875年經過他修改的《新啟蒙讀本》，很受歡迎，在作者生前就印行了30多版。
《安娜·卡列尼娜》的構思始于1870年，到1873年才開始動筆，原來隻想寫一個上流社會已婚婦女失足的故事。而在1877年寫成的定稿中，小說的重心轉移，主要是寫農奴制改革後俄國資本主義發展所産生的災難性後果：貴族階級家庭關系的瓦解和道德的敗壞，貴族地主在資産階級進逼下趨于沒落以及農村中階級矛盾的激化。
主人公安娜·卡列尼娜不能忍受丈夫的虛僞和冷漠，追求真正的愛情和幸福。但她既無力對抗上流社會的虛僞而冷酷的道德的壓力，又不能完全脫離貴族社會，戰勝自己身上貴族的傳統觀念，在極其矛盾的心境下卧軌自殺。另一主人公列文，是作家的自傳性人物。他痛心地看到地主經濟的沒落，尋求避免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希望借地主和農民合作來緩和階級矛盾，并把這種“不流血的革命”推廣至全世界。
這種空想破滅後，他悲觀失望，懷疑人生意義，甚至要從自殺中求解脫，最後在家庭幸福和宗法制農民的信仰中得到精神的歸宿。這部作品已沒有《戰争與和平》中和諧明朗的色彩和曆史樂觀主義，人物充滿着矛盾、緊張和惶恐的心情，全書閃現着惡夢、宿命的預感和死亡的陰影。這反映了“一切都翻了一個身，一切都剛剛安排”的社會生活的變化無常和作家世界觀中悲觀情緒的滋長。不過，列文的緊張探索也反映了作家在思想激變前夕精神探索的加強。
晚期作品
晚期(1881～1910)這時期總的傾向是：一方面揭露當代社會的各種罪惡現象，另一方面是表達自己的新認識，宣傳自己的宗教思想。創作是多方面的，有戲劇、中短篇和長篇小說、民間故事，而占重要位置的則是政論和論文。托爾斯泰在50至60年代就曾寫戲劇，其中《一個受傳染的家庭》(1862～1864)是反對“虛無主義者”即革命民主派的。80年代起又對劇作發生興趣。重要作品有：《黑暗的勢力》(1886)揭露金錢的罪惡，同時宣揚拯救靈魂的說教；《教育的果實》(1891)以貴族和農民的不同生活方式為沖突的基礎，諷刺前者的遊手好閑和精神空虛，表達後者因缺乏土地而産生的強烈憤慨；
《活屍》(1911)寫一個覺醒的貴族因社會制度不合理而離家出走，同時揭露貴族的自私冷酷和他們的合法婚姻的虛僞性。經過長時間創作的《光在黑暗中發亮》(1911)反映作者在世界觀轉變後同家庭和社會的沖突，宣揚不抗惡，而劇情的發展又反駁了這種說教的無力，是他最矛盾的作品之一。
中短篇小說《伊凡·伊裡奇之死》(1884～1886)、《克萊采奏鳴曲》(1891)、《魔鬼》(1911)、《謝爾蓋神父》(1912)和《舞會之後》(1911)的主題主要是精神覺醒或離家出走，并反對性愛，宣揚宗教的禁欲主義；另一方面則是批判貴族資産階級的空虛和荒淫的生活，人和人之間的虛僞而冷酷的關系；《舞會之後》還揭露軍隊中的酷刑。此外，《霍爾斯托密爾》(1863～1885)揭示私有财産對其犧牲者以至私有者本人的毀滅性的危害；
《僞息券》(1911)則接近《黑暗的勢力》的主題。在1905年革命前夕寫成的《哈澤—穆拉特》(1904)描寫山民的強烈的生的意志和至死不屈的英勇精神；在這次革命中寫成的《為什麼？》(1906)歌頌波蘭人民的英勇起義，揭露沙皇的殘酷鎮壓；兩者是對當時暴力革命的反應，但就在同時寫成的《柯爾涅依·瓦西裡耶夫》(1905)則又重複博愛和寬恕可以擺脫邪惡的論調。
長篇小說《複活》(1889～1899)是托爾斯泰晚年的代表作，情節的基礎是真實的案件。貴族青年聶赫留道夫誘□姑母家中養女、農家姑娘卡秋莎·瑪斯洛娃，導緻她淪為妓女；而當她被誣為謀财害命時，他卻以陪審員身份出席法庭審判她。這看似巧合的事件，在當時社會卻有典型意義。小說一方面表現作者晚年代表性主題──精神覺醒和離家出走；
主要方面則是借聶赫留道夫的經曆和見聞，展示從城市到農村的社會陰暗面，對政府、法庭、監獄、教會、土地私有制和資本主義制度作了深刻的批判。不過，作品的後面部分，漸漸突出了不以暴力抗惡和自我修身的說教。托爾斯泰的力量和弱點，在這裡得到最集中最鮮明的表現。
《民間故事》(1881～1886)大多滲透着宗教倫理思想和美化宗法制古風遺習的傾向，但卻以情節緊湊、語言簡樸著稱。某些作品也具有積極意義，如《一個人需要很多土地嗎？》譴責土地私有，《兩個老頭》批判私有财産，《蠟燭》反映人民的反抗情緒等。
托爾斯泰的文章和論著保存至今的共290篇，已完成的164篇，構成他的文學遺産的重要部分。政論性的論文占大多數，其寫作始于青年時代。60至70年代寫過關于教育問題和關于薩馬拉饑荒的論文。最有意義的是世界觀激變以後的文章。《教條神學研究》(1879～1880)、《我的信仰是什麼？》(1882～1884)、《教會和政府》(1885～1886)等，揭露官方教會是“有産者政權”的婢女，并宣傳新的基督教的世界觀；《那麼我們該怎麼辦？》(1882～1886)、《天國在您心中》(1890～1893)和《當代的奴隸制》(1899～1900)等文指出資本主義制度實即奴隸制，而工廠奴隸制是土地奴隸制的直接後果；國家是保衛有産者并壓迫人民的工具；私有制則是“戰争、死刑、法庭、奢侈、淫蕩、兇殺和使人毀滅”的萬惡之源。
在90年代初俄國許多省份受災時，他寫了《論饑荒》(1891)、《可怕的問題》(1891)和《饑荒抑或不是饑荒》(1898)，指出當時饑荒的嚴重性，并斷言“人民之所以饑餓，是由于我們吃得太飽”，應該“從人民的脖子上爬下來”，把土地等歸還他們。在1905年革命的時期，他宣稱自願充當“從事農業的一億人民的辯護士”，寫了《論俄國的社會運動》、《深重的罪孽》、《緻農民的論土地的信》(均1905)等文，認為革命的根本問題是土地問題。
而在《關于莫斯科的調查》(1882)、《唯一的手段》(1901)、《論俄國革命的意義》(1906)和《究竟該怎麼辦？》(1906)等文中還陳述城市下層的貧困境況和工人的沉重勞動。此外還有一些反對侵略戰争和軍國主義的文章。這些論文同樣有其消極面，如否定一切國家、一切暴力，幻想人們的團結，鼓吹愛的作用和自我修身等。
作品簡介《戰争與和平》
托爾斯泰卷秩浩繁的長篇小說。場面浩大，人物繁多，被稱為"世界上最偉大的小說"，成就非凡。《戰争與和平》問世至今，一直被人稱為“世界上最偉大的小說”。這部卷帙浩繁的巨著以史詩般廣闊與雄渾的氣勢，生動地描寫了1805至1820年俄國社會的重大曆史事件和各個生活領域：“近千個人物，無數的場景，國家和私人生活的一切可能的領域，曆史，戰争，人間一切慘劇，各種情欲，人生各個階段，從嬰兒降臨人間的啼聲到氣息奄奄的老人的感情最後迸發，人所能感受到的一切歡樂和痛苦，各種可能的内心思緒，從竊取自己同伴的錢币的小偷的感覺，到英雄主義的最崇高的沖動和領悟透徹的沉思——在這幅畫裡都應有盡有。”
（斯特拉霍夫語）作家對生活的大面積涵蓋和整體把握，對個别現象與事物整體、個人命運與周圍世界的内在聯系的充分揭示，使這部小說具有極大的思想和藝術容量。這是托爾斯泰創作的第一部卷秩浩繁的長篇小說。作者把戰争與和平，前線與後方、國内與國外、軍隊與社會、上層與下層連結起來，既全面反映了時代風貌，又為各式各樣的典型人物創造了極廣闊的典型環境。作者對人物的描寫形象既複雜又豐滿，常用對比的藝術方法來表述，體裁在俄國文學史上是一種創新，也超越了歐洲長篇小說的傳統規範。
《安娜·卡列尼娜》
《安娜·卡列尼娜》巨大的思想和藝術價值，使得這部巨著一發表便引起巨大社會反響。托爾斯泰并沒有簡單地寫一個男女私通的故事，而是通過這個故事揭示了俄國社會中婦女的地位，并由此來鞭撻它的不合理性。作品描寫了個人感情需要與社會道德之間的沖突。1877年，小說首版發行。據同代人稱，它不啻是引起了"一場真正的社會大爆炸"，它的各個章節都引起了整個社會的"跷足"注視，及無休無止的"議論、推崇、非難和争吵，仿佛事情關涉到每個人最切身的問題"。
但不久，社會就公認它是一部了不起的巨著，它所達到的高度是俄國文學從未達到過的。偉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興奮地評論道："這是一部盡善盡美的藝術傑作，現代歐洲文學中沒有一部同類的東西可以和它相比！"他甚至稱托爾斯泰為"藝術之神"。而書中的女主人公安娜·卡列尼娜則成為世界文學史上最優美豐滿的女性形象之一。
這個資産階級婦女解放的先鋒，以自己的方式追求個性的解放和真誠的愛情，雖然由于制度的桎梏，她的悲劇隻能以失敗而告終。但她以内心體驗的深刻與感情的強烈真摯，以蓬勃的生命力和悲劇性命運而扣人心弦。它最吸引人的是她膽大的作風以及華麗的文字和恰到好處的張力給這本曠世之作賦予了生命。也讓後人能夠記住它，不需要太多的理由。
《複活》
《複活》是托爾斯泰的晚期代表作。這時作家世界觀已經發生激變，抛棄了上層地主貴族階層的傳統觀點，用宗法農民的眼光重新審查了各種社會現象，通過男女主人公的遭遇淋漓盡緻地描繪出一幅幅沙俄社會的真實圖景：草菅人命的法庭和監禁無辜百姓的牢獄；金碧輝煌的教堂和褴褛憔悴的犯人；荒芫破産的農村和豪華奢侈的京都；茫茫的西伯利亞和手铐腳鐐的政治犯。托爾斯泰以最清醒的現實主義态度對當時的全套國家機器進行了激烈的抨擊。
思想
托爾斯泰早期寫過文學論文，如《人們為什麼寫作》(1851)肯定文學的崇高使命；《在俄羅斯文學愛好者協會上的講話》(1859)反對暴露文學，但仍主張文學應當适應社會的要求。
在60至70年代的論文中，主要強調應為人民而寫作。最值得注意的是晚年的論著。《莫泊桑文集序》(1894)要求忠于現實主義藝術的原則；要求作家對所描寫的事物抱道德的态度，明确“善和惡之間的區别”。《什麼是藝術？》(1897～1898)批判“為藝術而藝術”的美學觀點，指出當時一些美學理論為統治階級的口味進行辯解的實質，揭示頹廢派藝術反人民的本性及其哲學思想基礎；同時提出藝術是人們交流感情的工具的論點。
《論莎士比亞及其戲劇》(1906)指責莎士比亞的劇作反民主和不道德，但也能道出他的劇作的某些藝術特點。這些論著都闡明作者後期關于藝術實質和作用、形式和内容的關系、藝術的道德意義等問題的見解，後兩部還同時要求文藝傳達宗教意識。
托爾斯泰是偉大的思想家和藝術家。從他的創作初期開始，特别在60年代以後，他始終不渝地真誠地尋求接近人民的道路，“追根究底”地要找出群衆災難的真實原因，認真地思考祖國的命運和未來，因此，他的藝術視野達到罕有的廣度，在自己作品中能夠反映1861年農奴制廢除後到1905年革命之間的重要社會現象，提出這個轉折時期很多的“重大問題”，盡管他的立場是矛盾的，他的解答是錯誤的。然而，托爾斯泰的偉大，主要還由于他以天才藝術家所特有的力量，創作了無與倫比的俄國生活的圖畫，而那些“重大問題”大多就是在“圖畫”中藝術地提出來的。
名言
記住吧：隻有一個時間是重要的，那就是現在！它所以重要，就是因為它是我們有所作為的時間。
你沒有最有效地使用而把它放過去的那個鐘點是永遠不能回來了。
要有生活目标，一輩子的目标，一段時期的目标，一個階段的目标，一年的目标，一個月的目标，一個星期的目标，一天的目标，一個小時的目标，一分鐘的目标。
一個埋頭腦力勞動的人，如果不經常活動四肢，那是一件極其痛苦的事情。
英雄主義是在于為信仰和真理而犧牲自己。
科學的事業就是為人民服務。
人生不是一種享東，而一樁十分沈重的工作。
理想的書籍，是智慧的鑰匙。
沒有智慧的頭腦，就象沒有蠟燭的燈籠。
人們過于習慣借助力量來維持秩序，因此不可能考慮沒有壓制的社會組織。
純粹的、完全的哀愁和純粹的、完全的歡樂一樣都是不可能的。
文明的建立的不是機器而是思想。
成功的教學所需要的不是強制，而是激發學生的欲望。
如果教師隻有對事業的愛，那麼，他是一個好教師如果把對教育帶來的愛和對學生的愛融為一體，他就是個完美的教師。
重要的不是知識的數量，而是知識的質量，有些人知道很多很多，但卻不知道最有用的東西。
我們不但是今天生活在這塊土地上，而且過去生活在，并且還要永遠生活在那裡，在整體之中。
藝術成就
托爾斯泰的藝術是博大精深的。首先，他以特有的概括的廣度，創造了史詩體小說。像《戰争與和平》那樣的巨著，再現了整整一個時代，氣勢磅礴，場面廣闊，人物衆多(500以上)。曆史的事實融合着藝術的虛構，奔放的筆觸揉和着細膩的描寫；在巨幅的群像中顯現出個人的面貌，于史詩的莊嚴肅穆中穿插有抒情的獨白，變化萬千，蔚為奇觀。他善于駕馭多線索的結構，千頭萬緒，銜接得天衣無縫；
又能突破小說的“封閉”形式，波瀾壯闊，像生活那樣無始無終。然而托爾斯泰的藝術魅力，不隻在于再現宏觀世界，而且在于刻畫微觀世界。他洞察人的内心的奧秘，在世界文學中空前地把握心靈的辯證發展，細緻地描寫心理在外界影響下的嬗變過程；并且深入人的下意識，把它表現在同意識相互和諧的聯系之中。
托爾斯泰的藝術力量是真實，它突出表現在性格塑造上。他總是如實地描寫人物内心的多面性、豐富性和複雜性，不隻寫其突出的一面或占優勢的一種精神狀态。他不隐諱心愛人物的缺點，也不窒息所揭露的人物心中閃現的微光。他不粉飾，不誇張，不理想化或漫畫化，總是借助真實客觀的描寫，展示其本來面目，從而于平凡中見偉大，或者相反，于平凡的現象中顯示其可怕。
他還善于描繪性格的發展和變化，自然渾成而不露斤斧痕迹。托爾斯泰的風格主要特點是樸素。他力求最充分最确切地反映生活的真實或表達自己的思想，因此，他雖然在藝術上要求嚴格，象《戰争與和平》就七易其稿，卻不單純以技巧取勝，不追求形式上的精緻，也不回避冗長的複合句，而隻尋求最大的表現力。晚年，他的藝術有顯著的變化。在心理分析上力求簡潔，不寫感受的整個過程，隻寫心理過程的各個階段的主要環節；
有時采取戲劇的方法，通過行動和對白來表現。不寫性格的順序發展過程，而寫突然事故引起的決定性轉變。在結構上，為了表現人物的醒悟，常常采用倒叙的方法；為了集中，長篇小說也不再用多線索，而用單線索逐漸展開的方式。在語言上，則力求質樸洗練和淺顯易懂，接近民間故事。
托爾斯泰與中國托爾斯泰與老子
托爾斯泰這樣來介紹老子的一個基本論點：“他（老子）教導人們從肉體的生活轉化為靈魂的生活。他稱自己的學說為‘道’，因為全部學說就在于指出這一轉化的道路，也正因此老子的全部學說叫做《道德經》。”
1891年10月，托爾斯泰在給出版商列傑爾列的一封信後面，附了一份“給我留下印象的作品”。這份書目羅列不足50部，記錄了托爾斯泰自童年至63歲這個階段閱讀并留下印象的作品。這些作品，根據閱讀印象，分為強烈；非常深；很深三種程度。書目中，涉及中國的作品，有孔子和孟子以及老子數種，而“老子”，是列在印象“強烈”這個項目中的，列入這個程度的作品，僅僅不過十部左右。
雖然，托爾斯泰接觸老子是比較晚的，那是在已創作出為他赢得世界聲譽的《戰争與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之後。1880年左右，托爾斯泰思想出現巨大困惑。1879－1882年之間，托爾斯泰寫出一篇表現這種困惑的長文《忏悔錄》。他在探索生命意義的精神活動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難題：“在探索生命問題的答案過程中，我的感受和一個在森林中迷路的人的感覺完全相同。”
一段時間，他開始與貧窮、樸實、沒有學問而有信仰的教徒、香客、修士、分裂派教徒、農民接近，“我愛上了這些人，我越深入思索我常聽到和讀到的像這樣活着、也像這樣死去的人的生活，我就越熱愛他們，我自己也就生活得更愉快了”。當然，直到《忏悔錄》寫完幾年，托爾斯泰仍沒能從困惑中走出，人生的探求仍在繼續。
就在這時，托爾斯泰遇見了老子。有明确記錄的時間是1884年。在當年3月6日，他的日記裡，出現了這樣的字眼：“我在翻譯老子，結果不如我意。”3月9日：“讀了一點關于中國的東西，騎馬在城裡轉了轉。除我以外，人人都在工作……我洗了澡，讀老子。翻譯過來是可以的，但是缺乏完整性……”
由此看來，托爾斯泰接觸老子的時間還應當略略靠前一點。因為不可能還沒閱讀就開始要翻譯它。托爾斯泰閱讀的老子《道德經》，是1841年巴黎出版的法文譯本。後來，他與波波夫一起，将《道德經》翻譯成俄文。這項工作甚至激起了托爾斯泰寫一本介紹中國哲理，尤其是探讨人性善惡問題的書的願望。
就在1884年，托爾斯泰剛接觸中國先哲不久，他寫了一篇近乎提綱的文章《中國的賢哲》。文章分了三個部分：“孔子的著作”，“《大學》”，“中國先哲老子所著《道德經》”。
在托爾斯泰眼中和筆下，老子是很難表述的，所以在前引的日記裡有“翻譯過來是可以的，但是缺乏完整性……”這樣的句子。在《中國的賢哲》中，有關“中國先哲老子所著《道德經》”一節，托爾斯泰不得不完全借助老子。他摘譯了“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等若幹原文，而自己未發議論或引申，似乎老子本身就可以自然說明問題一般。
當然，老子還是對托爾斯泰的處世思想産生了影響。1884年3月10日日記裡，有這樣的記載：“一早起身，收拾了房間。安德留沙打翻了墨水瓶。我于是責備他。我臉上的表情一定是惡狠狠的……做人應該像老子所說的如水一般。沒有障礙，它向前流去；遇到堤壩，停下來；堤壩出了缺口，再向前流去。容器是方的，它成方形；容器是圓的，它成圓形。因此它比一切都重要，比一切都強。”
托爾斯泰與中國聖哲老子，真可謂時距千年，相隔萬裡，與老子的相遇，為其對人生的思考增加了一個參照系統，并使其獲得了“良好的精神狀态”。盡管誤讀不可避免，但在人類精神活動裡，這種交觸現象，卻是值得我們認識和探究的。
托爾斯泰與孔子
在傳統文化經典中，首先引起他注意的，是孔子。托爾斯泰不懂中文，何以能夠研究孔子呢?原來他是從讀英譯本的《四書》開始的。英國漢學家詹姆斯·理雅各(一譯萊格，1814一1877)翻譯了《四書》《五經》，分成28卷于1861一1886年間陸續出版，在西方廣為流傳。這些書也流入俄國。英譯本總名為《中國經典》。
譯者理雅各原為倫敦布道會派駐馬六甲任英華書院院長(1839)，後于1843一1873年長駐香港，返英國後就在牛津大學執教，開漢文講座。由于譯者的名聲，其譯本的影響也大。
而俄國人一包括托翁一竟然不知道早在此前，1870年的時候，他們國内已擁有自己的俄譯本《大學》和《中庸》，那是由俄國東正教駐北京傳教士團成員列昂季耶夫譯出，在彼得堡出版的，可惜沒有傳開。托翁讀的卻是英譯本，他從19世紀80年代開始接觸孔子、孟子的著作。1882年6月他曾緻信文學評論家斯特拉霍夫(當時任彼得堡圖書館員，也是幫托翁尋檢書籍的一位助手)，感謝後者給他寄去孔子的書，不久他便着手研讀了。
續年他在書信和日記中多次寫下讀後感。2月末，他寫信給好友切爾特科夫說:“我坐在家裡，發着高燒，得了重感冒，第二天讀孔子，很難想象，這是多麼不同尋常的道德高峰，看到這一學說有時竟達到基督學說的高度，你會感到快慰。’3月27日又在日記裡提到“我認為我的道德狀況是因為讀孔子，主要是讀老子的結果。’，到了3月30日，他在日記中更表示:‘應該使這一學說成為公共财富。’托翁研究孔子的成果，一是在1884年寫出了《論孔子的著作》、《論大學》等文章。
一是摘編了孔子的語錄，後來該書于1904年由“媒介”出版社出版，書名為《孔子生平及其學說》，并附有托翁寫的《中國學說述評》一文，系由布朗熱據托翁的草稿整理而成的。因而以後再出的版本中也有以《托爾斯泰闡明的孔子學說》為該文題目的。托翁在《論孔子的學說》一文中寫道:“中國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中國人是世界上最大的民族。他們有四億五千萬，幾乎是俄國人、德國人、法國人、意大利人、英國人的總數的一倍以上。
中國人是世界上最愛好和平的民族。他們不想占有别人的東西，他們也不好戰。中國人是莊稼漢。他們的皇帝自己也種田。因此，中國人是世界上最愛好和平的民族。’，莎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孔子的著作給了他對中國多麼好的印象。同時，托爾斯泰身上具有的人道主義，也使他能很快同孔子的學說相呼應，進而用“仁者愛人”這樣的思想去規範自己和要求他人。在行動中則是以身作則，厲行“平民化”，并且用作品和各種形式的公開言論去譴責沙皇專制制度壓榨人民、殘酷對待下層人的醜行，暴露俄國官吏和社會的黑暗，達到為民衆的疾苦呼籲的目的。因此，可以說托爾斯泰研究孔子的積極結果，是加深了自身的人道主義精神，從博愛、“愛人”的思想原則出發，更加關懷下層民衆。
托爾斯泰與墨子
俄國作家托爾斯泰對包括孔子在内的諸子百家的印象極佳，他曾經多次用文字表達對中國的熱愛與尊敬。在1905年12月4日寫給我國留學俄國的學生張慶桐的複信中就這樣寫道:“在我漫長的一生中，曾經有好幾次同日本人見過而，但從沒有一次同中國人見過而，也沒有發生過聯系，而這正是我一向非常想望的;因為很久以來，我就相當熟悉(當然，大概是非常不完全的。這對一于一個歐洲人是常有的情況)中國的宗教學說和哲學;更不用說孔子、孟子、老子和他們著作的注疏了。
遭到孟子駁斥的墨翟學說，尤其令我敬佩。我對于中國人民經常懷有深厚的尊敬，很大程度上由于可怕的日俄戰争諸種事件而更為強烈了。’，那麼，托翁為什麼會對墨子特别感到敬佩呢?原來他在晚年的思想探索中一直醉心于中國古代哲學思想，從英譯本的《四書五經》裡讀遍了諸子百家的言論，着重在孔、孟和老子，，但也寄情于墨子。據戈寶權先生統計，托爾斯泰當時閱讀過的有關中國的專著和譯本就有三十二種之多。
關于托爾斯泰研讀墨子的情況和體會，其書信和日記中有多次提及，最為集中的是他在1893年寫給好友切爾特科夫的信。他在信中寫道:“開始讀墨子”，接着又說:“我重新閱讀了老子，現在開始閱讀理雅各(按，英國漢學家，所譯《四書》、《五經》合為《中國經典》英譯木，共28卷，在歐洲廣為流傳)書中包括墨翟的一卷，我想寫一本關于中國智慧的書，特别是關于人性善和人性惡的問題的讨論……。
托爾斯泰作為人道主義者，一向主張“博愛”。他既然熱衷于孔子的“仁學”，即“仁者愛人”的思想，自然也就欣賞墨子“兼愛”的主張。從這一點來看，托翁不但和孔子，而且同墨子之間的思想也是相通的。果然，在閱讀的同時他就編選出墨子的言論，又經過布朗熱的整理編輯成書.以《中國哲學家墨翟—論兼愛的思想》為書名于1910年出版，立即引起文化界的重視。
這個事例再一次證明托爾斯泰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據我國學者戈寶權查證，托翁對孔、墨和老子的研讀，是極下功夫的，直至把諸子百家的言論編選成冊，或是形成“每日賢人語錄”專輯。在1884年到1910年的20多年當中，共寫過和編輯過将近10種有關中國哲學思想的著作和論文。
“從大量史料中，我們知道托爾斯泰在他的一生中，不僅重視中國悠久的文化和曆史，鑽研過中國古代哲學思想，他還對遭受帝國主義侵略與壓迫的中國人民表示過深厚的同情。在19世紀的俄國作家當中，恐怕很少有人像托爾斯泰這樣關懷中國人民的生活和命運了。從他的著作、書信和日記中，我們知道遠在1856年到1860年我國第二次鴉片戰争期間，當英法聯軍先後侵占我廣州、天津等城市，放火焚毀圓明園時，……他對帝國主義者的殘暴和掠奪，都曾表示了極大的憤慨。”(《托爾斯泰和中國》)
重要作品總結
《幼年》、《少年》、《青年》
《一個地主的早晨》
《琉森》
《三死》
《家庭幸福》
《哥薩克》
《戰争與和平》
《安娜·卡列尼娜》
《忏悔錄》
《黑暗的勢力》
《教育的果實》
《魔鬼》
《克萊采奏鳴曲》
《哈澤·穆拉特》
《舞會之後》
《複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