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全真道也稱全真教和全真派，是世界道教的主流宗派，被天下奉為“太上玄門正宗”。該宗嗣太上老君遺教，秉東華帝君演教，承正陽帝君鐘離權和純陽帝君呂洞賓二祖傳教，開宗于重陽全真開化輔極帝君——王重陽。以“三教合一”、“全精、全氣、全神”和“苦己利人”為宗旨，并逐漸包容合并了太一道、真大道和金丹南宗，開啟了道教濃墨重彩的新篇章。
元朝前期，全真龍門派祖師丘處機真人以74歲的高齡，自山東昆嵛山西遊35000裡，在中亞機遇“一代天驕”成吉思汗，成就了“一言止殺”的曆史性創舉與漢蒙佳話，獲得成吉思汗崇奉而呼之為“神仙”，拜之為國師，掌管天下道教乃至所有出家人，為全真道以及整個道教的大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經過尹志平、李志長相繼掌教，全真道進入鼎盛期，道門興旺，宮觀遍地。
元朝統一全國後，全真道南下傳教并與金丹南宗交流丹道。兩派有着共同的内丹理論淵源，南宗祖師陳緻虛提出的“五祖七真”傳承系統得到共識。元惠宗時全真道和金丹南宗正式合并為一，真大道也融入全真道。元代，将并入全真教的張伯端一系所創立以内丹修煉為主的金丹派（主要是陳緻虛）稱南宗，将王重陽所傳則稱為北宗。
當宋元時期全真道在北方發展時，南宋地區亦有專主内丹修煉的道派，稱作金丹派南宗。該派以張伯端為創始人，其特點是修煉時主張先修命，後修性。元朝統一江南後，南宗與全真道(北宗)合并，共尊東華帝君、鐘離權、呂洞賓、劉海蟾、王重陽為五祖，傳北七真(即全真七子：馬钰、譚處端、劉處玄、丘處機、王處一、郝大通、孫不二)、南七真(張伯端、劉永年、石泰、薛道光、陳楠、白玉蟾、彭耜)。南北宗合并後仍稱全真道，為後世道教的主要宗派。後來全真道内部又衍化出衆多支派，如南宗有清修派和雙修派，北宗全真七子亦各傳一派，其中邱處機所傳全真龍門派最為昌盛。
王重陽羽化登真後，由弟子馬钰、譚處端、劉處玄、丘處機等陸續接任掌教。王處一曾應金世宗的邀請進宮講授道學。邱處機于1219年遠去西域行宮會見成吉思汗，大得推崇。贈給金虎牌、玺書，請他主持天下道教以及所有出家人的教務。邱真人回燕京後駐長春宮(今北京白雲觀)開壇說戒，弟子四處立觀度人，弘道傳教，使全真道組織發展到極盛。
當時全真道宮觀遍布北方各省區，“雖十室之邑，必有一席之奉”。此鼎盛局面，自丘處機起，曆經尹志平、李志常兩任掌教，大約三十年。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平定江南，全國統一。此後，原同源異流而分傳于金與南宋的全真道和道教南宗，逐漸認同、融合，至元代中後期，二宗合并的條件漸趨成熟。在南宗大師陳緻虛等人的推動下，二宗經過對祖師宗祀的研究，南宗最終并入全真道。合并後的全真道遂成為更大的道派，蓋過江南正一道而統領天下道教。
明代皇室對佛、道采取抑制、約束政策，對全真道支持較少，在此情勢下，統一的全真道漸次分解成諸多支派。主要的有“七真派”，即宗祖馬钰的遇仙派，宗祖譚處端的南無派，宗祖劉處玄的随山派，宗祖丘處機的龍門派，宗祖王處一的嵛山派，宗祖郝大通的華山派，宗祖孫不二的清靜派等。另外，又有一些全真道士分别組成“五祖派”，即宗祖王玄甫的少陽派，宗祖鐘離權的正陽派，宗祖呂洞賓的純陽派，宗祖劉海蟾的劉祖派，宗祖王重陽的重陽派以及張三豐開創的武當派等。其中的全真武當派則得到了明朝以永樂皇帝為代表的大加推崇。它們的形成時間，最早在明代中後期，多數在明後。
全真道至元代前期，以成吉思汗之召見、崇奉丘處機為契機，在丘處機及其弟子們的推動下，全真道發展至鼎盛。
明末清初的著名道士全真龍門派方丈大律師王常月祖師，提出了“戒行精嚴”的修道思想，整頓教門，開創“龍門中興”，促進全真道一度複興。全真道在闡發内丹學方面成績斐然，有闵一得、劉一明、李西月、柳華陽等學者。在明清道教衰落時期，隻有全真龍門派因王常月的闡揚，一度“中興”，而其他道教派别，例如正一派，則大都衰落不振。
全真教始終代表着道教正宗。北京西便門外的白雲觀，就是全真教三大祖庭之一，當今中國道教協會的所在地。
教義
全真教的教義總體來說，繼承了鐘離權、呂洞賓的内丹思想。此外，提倡三教合一，三教平等，認為儒、釋、道的核心都是“道”。其宗教實踐的原則是“苦己利人”。而且實行出家制度，道士不鼓勵婚娶。
全真教除了繼承了中國傳統道教思想以外，更将符箓、丹藥、齋醮科儀等思想文化内容重新整理，為今時今日的道教奠下了堅實的根基。
該教教義受時代思潮影響，力主三教合一，以《道德經》、《般若心經》、《孝經》作為信徒必讀經典。修行方術以内丹為主，兼修外丹符箓，主張性命雙修，先修性，後修命。認為修真養性是道士修煉唯一正道，除情去欲，識心見性，使心地清靜，才能返樸歸真，證道成仙。規定道士須出家住觀，嚴守戒律，苦己利人。對犯戒道士有嚴厲懲罰，從跪香、逐出直至處死。金元之際邱處機嗣教時，全真道得到大發展。
特點
三教合一
三教合一思想比較突出。如王喆在山東所創之五會皆以“三教”二字冠首；規定以三教之經書《道德經》、《般若心經》、《孝經》為全真道士必修的經典。他和七弟子的詩文中，三教合一言論更是俯拾皆是。如“儒門釋戶道相通，三教從來一祖風”，“天下無二道，聖人不兩心”，“教雖分三，道則唯一”等等。尤以融合佛教禅宗理論最為突出。馬钰《神光燦》：“禅為宗，道為祖”，清初全真道士柳守元《玄言正旨序》：玄宗（指全真道）“與禅宗實為相近”。
出世思想
教義中，出世思想濃厚。在王嚞和七弟子詩文中，指出人生是“苦海”，家庭是“牢獄”、“火宅”，夫妻恩愛為“金枷玉鎖”，勸人“跳出樊籠”，看破功名富貴，學道煉丹，以離“苦海”。
修煉理論
在成仙信仰和修煉理論上，指出舊道肉身不死、即身成仙的追求不實，追求“陽神”、“真性”不滅。揭示了人之肉體是要死的，隻有人的精神才能不死的真理。《金關玉鎖訣》：“唯一靈是真，肉身四大是假，”《立教十五論》：“欲永不死而離凡世者，大愚不達道理也。”劉處玄《至真語錄》：“萬形至其百年則身死，其性不死也。……陰陽之外則其神不死也。”因此在内丹修煉理論上，主張性命雙修。以澄心遣欲為真功，以明心見性為首務。
修煉方法
在修煉方法上，主内丹修煉，兼修符箓，形成獨具特色的内丹理論。在教制教規上，要求道士出家住道觀，不鼓勵蓄妻室。為了規範道士言行，制定系統的清規戒律，督促道衆嚴格遵守。這些皆與不守清規，不事修煉而混亂不堪的正一道有很大區别。
曆史
法脈源流
全真道北宗為太上老君傳于瑤池金母，金母傳白雲上真，上真傳東華帝君王玄甫，王玄甫傳正陽帝君鐘離權，鐘離權授純陽帝君呂洞賓和明悟帝君劉海蟾，呂洞賓授輔極帝君王重陽，重陽授北七真。全真道統自老子始，東華帝君北五祖即是王玄甫已降的五位祖師，即東華帝君王玄甫、鐘離權、呂洞賓、劉海蟾、王重陽。後經元世祖、武宗的诏封，王玄甫、鐘離權、呂洞賓、劉海蟾、王重陽等遂被全真道北宗奉為“五祖”。全真道因有南宗北宗之分，王重陽等屬北宗，故名北五祖。
全真道南宗的道統譜系具南宋白玉蟾《題張紫陽薛紫賢真人像》載：“昔李亞以金汞刀圭火符之訣傳之鐘離權，權以是傳呂岩叟，岩叟傳劉海蟾，劉傳之張伯端。”白玉蟾三傳弟子鄧锜在《道德真經三解》中，載其師蕭廷芝所列“大道正統”，從浮黎元始天尊遞傳至華陽真人李亞，再遞傳正陽真人鐘離權、純陽真人呂岩、海蟾真人劉玄英，劉玄英分别傳重陽真人王嚞、紫陽真人張伯端。
道教自北宋之末，有南宗丹道的崛起，禅、道合一的途徑，已極其明朗。到南宋時期，在北方的民族，長期受困于遼、夏、金、元的動蕩局面，國家民族感情，與傳統文化精神交相激發，便有王重陽、丘長春師徒的全真道的建立，一變曆來神仙方士、符箓法術的道術，提倡敦品勵行，修心養性的漸修教化，成為黃河南北聲勢顯赫的新興道派，威名遠布。他們與成吉思汗，及元朝開國之初的政策，并元代以後的道教，都有極大的關系。
明、清以後的道教，即以全真道為其中堅骨幹，是為開北宗龍門派的翹楚。全真道的學理與方法，完全近于禅宗北宗漸修的路線，而且又富有儒家與宋代新興理學家的精神。他們生當衰亂之世，華夏丘墟，以民間講學道的姿态，盡力保持國家民族文化的元氣與精神，可謂用心良苦，功德無量，而古今學者，依樣畫葫蘆，一律指為釋老的異端，管窺陋見，卑不足道，實在有點辜負聖賢，非常可笑。
綜述
呂洞賓的傳人——王重陽，開創了内丹北宗并以道派教團形式弘揚丹道學，從而在道文化發展史上第一次正式地将丹派與道派合二為一、相得益彰，具有裡程碑式的意義。
王重陽推廣修持自身陰陽的清淨丹法，以廣度有緣，體現出普度衆生的大乘豪氣。王重陽創立全真道，革故鼎新，以卓然不俗而又至真至純的“全真家風”，上承中唐以來日漸興盛的鐘呂及陳抟、張伯端的内丹學，在符箓道教極其凋弊的條件下，發展出新的道教理論，以三教合一為宗，以性命雙修、功行并重為修煉門徑，汲取禅宗的心性理論、修行方式等諸多因素，對傳統道教從教義、戒律，到宮觀組織、修行方式，以及終極超越境界等方面都進行全面革新，可以說是開中國道文化千百年來未有之局面，從而促成了中國道教的新生。
同中唐以降先後出現的呂洞賓、陳抟、劉海蟾、張伯端等内丹大師相比，盡管他們的内丹理論着作影響深遠，但始終未能形成内丹派教團組織，隻限于個别丹家遞相密授。而王重陽則不同，他不僅有絕大的思想創造力，而且顯示了超凡的傳道智慧和組織才能，并吸收馬丹陽、邱處機等七人為徒，終于使教門大盛。所以，全真道盡管比東漢時張道陵創立的天師道要晚出1000餘年，卻發展迅速，成為中國道教史上蓋過天師道的最大教派。此後道教的發展，全真道成為道教的主流，而由丘處機開創的龍門派又成為全真道的主流，直到近現代，全真道保持了八百多年連綿不斷的發展。
而王重陽引儒入道，力倡“三教合一”，不僅提升了道學對中華傳統文化的統攝與融合功用，更于衰危亂世中保存了中華道學文化之命脈。金元時期，北方漢族遺民連生存尚且無法保證，更談不到漢民族文化的保存和延續，王重陽汲取儒釋道三教精華，提煉升華為全真教義，傳播給弟子道衆，繼而散播到全國各地，自此以後，全真道不滅、内丹學不失傳、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則無滅絕之虞。
同時，王重陽發起帶動的内丹修行風潮，是一種在異族統治下，保護民族文化、救亡圖存的愛國運動，也是道教的宗教改革運動，更是一種“内在靈性的覺醒”運動。在當今人類生命深為物質文明所迷惑的時代中，王重陽全真道的“返本還原，求其本真”的内丹修行，仍有重大的啟示作用。
發祥
北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在陝西的終南山下劉蔣村中，便出了一位為後世道教全真道的祖師王重陽。他原名中孚，字允卿。後來修道，改單名為嚞，字知名，道号曰重陽。他自幼便慷慨好義，文武雙絕。而且在二十歲左右，便中過進士，很有文名。本傳稱：“當南宋建炎四年，金太宗天會八年，封劉豫為王，國号齊，改元為阜昌初年。
撫治河外，不及于秦，歲屢餓，人至相食。時鹹陽醴泉，惟師家富魁兩邑，其大父乃出餘以周之，遠而不及者，鹹來劫取，鄰裡三百戶，餘亦因侵之，家财為之一空。有司率兵捕獲，将置之法。師曰：鄉人餓荒，拾路所得，吾不忍置之死地。有司賢之，遂釋不問，人服其德。金海陵炀王正隆四年，師忽自歎曰：孔子四十而不惑。孟子四十而不動心。予猶碌碌如此，不亦愚乎?”不久，便遇呂純陽化身的點化，就修道了。
金世宗大定元年（1161)，王重陽在終南山鑿活死人墓，坐于墓中。幾年後得道開悟，填活死人墓，遷劉蔣村結茅，與玉蟾和公、靈陽李公三人同居修煉。此時王重陽想起了醴泉縣再遇真仙呂祖時“速去東海，投譚捉馬”的啟示，乃于大定七年（1167）四月二十六日自焚劉蔣村茅庵，經北邙山上清宮，于閏七月十八日抵山東甯海州，開始了“投譚捉馬”的傳道生涯。
大定七年（1167）九月，邱處機自昆嵛山來谒于全真庵，請為弟子。王重陽為之訓名處機，字通密，号長春子。同年冬，譚處端環内出家。訓名處端，字通正，号長真子。
大定八年（1168）二月初八，馬钰出家，訓名钰，字玄寶，号丹陽子。是日，玉陽真人王處一自文登牛仙山來，願為弟子，訓名處一。二月底，王重陽挈丹陽、長真、長春、玉陽入昆嵛山石門口，開煙霞洞居之。三月，廣甯真人郝大通來昆箭山出家，訓名大通，号恬然子。八月，王重陽掣五真人，自煙霞洞遷居文登縣姜實庵，立三教“七寶會”。
大定九年（1169)四月，王重陽引丹陽、長真、長春、廣甯遷居甯海州金蓮堂，途中至龍泉時，為查山玉陽公飛傘傳号。重午日，馬钰妻孫不二詣金蓮堂出家，訓名不二，号清淨散人。八月，王重陽在甯海立三教“金蓮會”。九月，王重陽到登州福山縣立三教“三光會”，于蓬萊立三教“玉華會”。領丹陽、長真、長春西至萊州，化長生真人劉處玄出家，訓名處玄，字通妙，号長生子。
十月，于掖縣立三教“平等會”。金帝征召和奉诏大醮不論對王玉陽個人還是全真教都是一個重要的曆史事件。對王玉陽，“洞居九年”，受到皇家賞識，才華得以施展，理想得以實現，其個人威信和影響都達到頂峰，使這一時期成為王玉陽人生的黃金時代。同時，金帝征召問道說明全真教已引起最高統治者的注意，全真教的發展走上第一個台階，成為未來發展的重要轉機。
從開創全真道的祖師王重陽的事迹看來，如果推開神仙的道業而不談，另從國家民族興亡的角度，來看衰亂時代中仁人志士的用心，便會使人發生無限的感慨。假使用曆史的觀點來追論，如中國的老子、孔子、孟子、莊子、列子，印度的釋迦牟尼佛、龍樹菩薩、馬鳴菩薩，希臘的蘇格拉底(socrates)、亞裡士多德(Aristotle)、柏拉圖(Plato)，猶太的耶稣(Jestls)，阿拉伯的穆罕默德(Muhammed)，有的在哲學上名垂萬古，有的在宗教上與天地同休，他們建立了不世的功業。
但是，這些偉大的超人們，生當其時，沒有哪一個不是遭逢時世的衰亂，由于政治、社會衰敗的反應，而另覓人生究竟的道路而來的。至于借此而寄情物外，将一片悲天憫人的血淚，灑向虛空的，其心尤可令人肅然起敬。
少年的王重陽，
是一個有豐富學問的人，而且任俠重義，豪氣淩雲。他生當衰亂之世，自己眼見要遭遇到亡國滅種的痛苦，況且正當“南渡君臣輕社稷”的時代。時勢環境迫得他無力挽回絕對的頹勢，便隻有創教立宗，以保持文化精神在宗教社會之間了。所以他便不得不自己活埋，号為“活死人”和“瘋子”。至于說他所遇的師父，是呂純陽的化身，命他向東去創教，又吩咐他密語，他臨死又吩咐馬丹陽密語。如果除開囑咐修道的密訣外，誰能證明七百年前，他們師徒所說的是什麼?究竟是為道或為國?自然都是疑案了。
總之，沒有哪一個宗教的教主，和以學術思想自任的大宗師們，他們是絕無用世之心的人。隻是不像英雄們有治世取天下之心，而卻都有救世平天下之志。不過所走的路線，和所取的目的和方法，各有不同而已。例如宋人有反遊仙詩說呂純陽的：“覓官千裡赴神京，得遇鐘離蓋便傾。未必無心唐社稷，金丹一粒誤先生。”雖然是别有寓意的幽默話，但是也确有至理，發人深省。
當南北朝之間，少數民族崛起西北，以石勒、姚興等的酋長之雄，如果沒有神僧佛圓澄，和高僧鸠摩羅什等的教化，不知道還有多少生靈，受其塗炭。當成吉思汗崛起蒙古，以素無文化基礎的民族，除了依賴武力征伐以外，根本不懂文化和政治的建設，如非丘長春師徒教化其間，他禍害之烈，恐怕又不止如元朝八十餘年的情況了。這筆寫到全真道的事迹，又不勝有觀今鑒古之歎!元代的道士趙道一編着《王重陽傳》後的系語，也同有此感。他說：
“皇不足則帝，帝不足則王，王不足則霸，霸又不足，則道之不幸也。至哉全真!傑生中土，轉澆漓以宗太樸，化頑犷以慕無為。一師倡之，七真和之。猗欤盛哉！時當今之有國也。力不侔于五胡，德弗逮于拓跋，綿綿之運，信罔有矣!然天啟玄元之教，俾福被于群生。斯道無喪，以至今日，全真之功也。”
這一段的評語裡，便說到元朝“力不侔于五胡，德弗逮于拓跋。”不但談不上王道，即如退而求其次的霸道，也夠不上。元朝的統一中國，隻能說是武力上的幸運。他言下對于重陽真人師徒的推崇備至，也就是對于宋朝一代的人物，有不勝遺憾之歎!
興起
金大定、明昌年間，金世宗和金章宗先後诏見王玉陽、邱處機、劉處玄等全真大師，征詢安邦之策和養生之道後，教旨由“無為”轉為“無為、有為相半”。劉處玄于金大定二十六年（1186)、邱處機于金泰和四年（1204）相繼掌教，逐漸重視創立宮觀和收徒活動，全真道的主要活動基地轉移到昆嵛山為中心的膠東半島。1219年，善于審時度勢選擇向背的丘處機率十八高徒西赴雪山，教化成吉思汗，獲得崇奉，得贈金虎牌，“掌管天下出家人”，成為全真教發展史上又一重要轉折點。
丘處機，字通密，号長春子。這都是他師父王重陽真人為他取的名字。他是山東登州栖霞縣的人，當金熙宗大定七年間，他方十九歲，居昆嵛山修道，而遇王重陽，便依之稱弟子。重陽當時贈以詩曰：
“細密金麟戲碧流，能尋香餌食吞鈎。被予緩緩收綸線，拽入蓬萊永自由。”
對于他的器重，由此可見。他追随依止于重陽，不過四年，重陽便即羽化飛升。臨行吩咐他聽學于馬丹陽，他便随馬丹陽、譚長生、劉長生等四人，護重陽靈柩，歸于終南山下，并且随丹陽等廬墓三年，極盡師弟之禮。後來他便獨居于磻溪六年、龍門七載，專志修道，備嘗難苦。後世道教的龍門派，俗稱北派的，就宗于他修道于龍門而定名。他在這幾年中，對于修道的心得，随時作成詩歌，因此流開去，聲譽便逐漸隆盛起來。因金朝的京兆統軍夾谷公禮請，遂還歸終南，弘揚全真道。金世宗二十八年，召請人見。世宗向他求道，他便先說延生保命之要，次及持盈守成之難。又說：
“富貴驕淫，人情所常。當兢兢業業，以自防爾。誠能久而行之，去仙道不遠。谲詭幻怪，非所聞也。”
金世宗對于他，非常重視。先安置他在萬甯宮之西，一年之中，屢次召見。他急急請求還山，到了是年八月，才放他還終南山。賜錢十萬，他都辭而不受。二十九年，世宗死後，他便于章宗明昌元年(公元1190年)回到故鄉栖霞，大修道觀，安置徒衆。當南宋甯宗嘉定十二年，金宣宗興定三年(公元1219年)的時期，他住在萊州的昊天觀。
那時山東大部分的地方，都被南宋收複。甯宗久聞他的道望，便遣使召請南行，而且命令大帥彭義斌派兵保衛起行，他都辭謝不去。地方官怪而問他的原因，他便說：“吾之出處，非若輩所可知。他日恐不能留耳。”到了那年的五月，成吉思汗在西征的途中，從奈蠻國遣近臣劄八兒、劉仲祿，遠涉間關險阻，到山東來請他西去。本所載成吉思汗寫給他的制诏說：
“七載之中成大業，六合之内為一統。是以南連蠻宋，北接回纥。東夏、西戎，悉稱臣佐。任大守重，懼有阙政。且夫刳舟剡楫，将以濟江河也。聘賢選佐，将以安天下也。朕踐祚以來，勤心庶政。三九之位，未見其人。伏聞先生體真履規，博物洽聞，探赜究理，道沖德着，有古君子之遺風，抱真上人之雅操。今知猶隐山東舊境，朕心仰懷無已。山川懸闊，有失躬迎之禮，朕但避位側身，齋戒沐浴，選差近臣，備輕車，不遠數千裡，謹邀先生，暫屈仙步，不以沙漠遠行為念。或憂民當世之務，或恤朕保身之術。朕得親仙座，惟先生将咳嗽之餘，但授一言斯可矣。”
這一篇制诏，将成吉思汗的渴望之誠，和卑辭厚禮，卻躍然紙上。按明陶宗儀着《辍耕錄》原文，還較為詳細，但大體不外這些懇切的情辭。而且劉仲祿奉命為請師的專使，其初一路行來，還不知道丘長春在山東那裡，本來想帶兵五千，專來迎請。後來經過金朝西北駐軍和邊臣的勸告說：正當兩國議和，恐怕金人驚擾。
才隻帶蒙古親兵二十人，一路探訪，來到登州。丘長春卻一反常态，立即接受了成吉思汗的邀請。選弟子中可以從行的，共計十八人，便于(公元1220年)二月北行到了燕京行省(北京)。他所經過的地方，大家争求他的文筆詩頌，隻要有此一紙，就可免了元兵的殺戮。後來元朝用兵中國，人們都求丘長春全真道的庇護，猶如清末時期，國人求庇于外國教士一樣，真是曆史上一件異事。
丘長春到了燕京的時候，成吉思汗的西征行程，已經更加遼遠。據《辍耕錄》等的記載，他便進表陳情，奏請不去。如原表雲：
“登州栖霞縣志道丘處機，近奉宣旨，遠召不才。海上居民，心皆恍惚。處機自念謀生太拙，學道無成。辛苦萬端，老而不死。名雖播于諸國，道不加于諸衆人，内顧自傷，衷情誰測，前者南京及宋國，屢召不從，今者龍庭，一呼即至。何也?伏聞皇帝，天賜勇智，今古絕倫，道協威靈，華夷率服。是故便欲投山竄海，不忍相違。
且當冒雪銜霜，圖其一見，蓋聞車駕隻在桓撫之北，及到燕京，聽得車駕遙遠，不知其幾千裡。風塵澒洞。天氣蒼黃，老弱不堪，切恐中途不能到得，假之皇帝所，則軍國之事，非己所能。道德之心，令人戒欲，悉為難事。遂與宣差劉仲祿商議，不若且在燕京德興府等處，盤桓住坐，先令人前去奏知。其奈劉仲祿不從，故不免自納奏帖。念處機肯來歸命，遠冒風霜，伏望皇帝早下寬大之诏，詳其可否。兼同時四人出家，三人得道，惟處機虛得其命。顔色憔悴，形容枯槁。伏望聖裁。龍飛年三月日奏。”
到了十月間，成吉思汗在鄰近印度的邊境，遣使奉诏回邀西去，如原诏雲：
“成吉思皇帝敕真人丘師省，所奏應召而來者，具悉。惟師道逾三子，德重多方。命臣奉厥元纁，馳傳訪諸滄海。時與願适，天不人違。兩朝屢召而弗行，單使一邀而肯起。謂朕天啟，所以身歸。不辭暴露于風霜，自願跋涉于沙碛。書章來上，喜慰何言。軍國之事，非朕所期。道德之心，誠雲可尚。朕以彼酋不遜，我伐用張，軍旅試臨，邊陲底定。來從去背，實力率之固然。久逸暫勞，冀心服而後已。于是載陽威德，略駐車徒。重念雲軒既發于蓬萊，鶴馭可遊于天竺。達摩東邁，緣印法以傳心。老氏西行，或化胡而成道。顧川途之雖闊，瞻幾杖以非遙。爰答來章，可明朕意。秋暑，師比平安好。旨不多及。”
他由此便不辭險阻，遠涉沙漠，追随成吉思汗的西征路線，曆時四年，經數十國，行萬有餘裡，《元史》稱其：“蹀血戰場，避寇絕城，絕糧沙漠。”于公元1222年，到達邪迷思幹城。再過鐵門關。才在雪山之陽，與成吉思汗見面。居住一年以後，他自北印度的邊境返國，成吉思汗派騎兵數千，護送他回燕京。改天長觀為長春宮。又敕修白雲觀，合而為一。并以萬歲山、太液池贈之，改名為萬安宮。
女真為主體的金廷人主中原後，北方先後出現了太一教（1138年，河南衛輝人蕭抱珍）、大德教(1142年，河北滄州人劉德仁）、全真道三足鼎立的局面，由于王重陽創建了完善的教義、教制，王玉陽、邱處機、劉處玄等教首被金帝請教為第一步飛躍，邱處機教化蒙古成吉思汗為第二步飛躍，使全真道在北方道教諸派中脫穎而出，取得了“自由建造宮觀，廣收徒衆”的優勢地位。至元六年（1269)，忽必烈诏尊全真道所奉東華帝君、鐘離漢、呂洞賓、劉海蟾、王重陽五祖為“真君”（王重陽為“全真開化真君”），後人稱“北五祖”；又尊王重陽七大弟子為“真人”，世稱“七真”。
至大三年（1310)，元武宗加尊全真五祖為“帝君”（王重陽為“全真開化輔極帝君”），七真為“真君”；邱處機弟子尹志平等十八人為“真人”。教門之盛可謂空前絕後，“千年以來道門開辟，未有今日之盛！”其貴盛堪稱道教諸派之冠。
鼎盛
金元之交數百年間，是全真道的鼎盛時期。鼎盛局面的居功至偉者為邱處機，轉變的契機則是成吉思汗與他的會面。在金世宗、章宗兩朝（1161～1208），經過劉處玄、邱處機的努力，全真道已深得民心，金貞皊二年（1214），邱處機又應山東驸馬都尉之請，出而招安楊安兒的起義軍。于是邱處機及其全真道，成為蒙古、金、南宋三方交相争取的對象，在金貞皊、興定（1213～1221）年間，三方先後派遣使臣征召邱處機。邱處機高瞻遠矚，乃作出：卻金使，謝宋聘，獨赴正在西征西域的成吉思汗之召的重大決定。
他不辭年屆74歲的高齡，甘冒風沙大雪之苦，于1219年率十八随行弟子登上征途，經曆兩年多的三萬五千裡跋涉，終于在1222年到達西域大雪山（今阿富汗境内都庫什山）成吉思汗的軍營。成吉思汗對邱處機的到來慰勉有加，親自三次求見并作長談。邱處機對其所問以“敬天愛民”、“懷柔止殺”為治之方及長生久視之道，皆作了仔細的回答。深得成吉思汗的禮敬，尊稱其為“邱神仙”。當他于1223年請準東歸時，請他“掌管天下的出家人”，并敕免全真門下道士的差役賦稅。
1224年邱處機返抵燕京，被請住大天長觀（後改名長春宮），成為道教的風雲人物，所居長春宮從此成為全真道活動的中心。“由是玄風大振，四方翕然，道俗景仰，學徒雲集”。邱處機便不辭年老的着手全真道的大發展工作。實際上，他早在西觐東歸途中，即大約在1223年五六月之某日，夜宿蓋裡泊（撫州之豐利縣境内）時，就語其随行弟子曰：“今大兵之後，人民塗炭，居無室，行無食者，皆是也。立觀度人，時不可失。此修行之先務，人人當銘諸心。”
故在此後，全真弟子們大建宮觀，廣收門徒的活動，就以空前的規模開展起來了。從邱處機住長春宮起，一直持續到尹志平、李志常掌教期間。在這三十餘年裡，到底建了多少宮觀，收了多少門徒，現已難于詳考。僅就《順天府志》所引《析津志》和《元一統志》所記之宮觀作粗略統計，燕京及其附近地區即有宮觀百餘所，其中絕大部分為全真道宮觀，又皆屬邱處機至李志常掌教期間所建。其次，在河北、河南地區，李志柔及其弟子根據邱處機“立觀度人”的意旨，先後在河北的大名、磁州等地“起建大小庵觀殆三百區，化度道流稱是”。
劉志源也在大名路“建宮立觀，亦二百餘所”，“度門弟子三千餘人”。趙志源也在河北“大名、磁、相之間，度學者凡數百人，立庵觀十有餘所”。李志遠則在河南衛州胙城等地建立庵觀。又其次，在山東、山西地區，張志淵在山東“主東平郓城白雲觀，度弟子千餘人，庵觀稱是”。潘德沖則在山西芮城縣建了全真道三大祖庭之一的純陽萬壽宮，俗稱永樂宮。宋德方借在山西平陽編《道藏》的機會，“猶假餘力，即萊州神山開九陽洞及建立宮觀，自燕至，凡四十餘區”。薛知微也“度門弟子數百人”，“立觀度人于河東雲、應”之間。
再次，在陝西、甘肅地區，于善慶（後改名志道）根據邱處機的安排，長期活動于陝西隴縣、鳳翔一帶，“詣門求度為道士者數百人，俱立觀院于鳳翔、汧、隴之間”。綦志遠在李志常掌教期間，提點陝西教事，曾“度門弟子數百人，建立宮觀二十餘所”。馮志亨在尹志平嗣教後之庚子年（1240），随志平去陝西改葬王嚞的路途中，“自燕至秦三千餘裡，凡經過道家宮觀，廢者興之，缺者完之，至百餘所”。
在邱處機的‘立觀度人‘的号召下，大約經過三十餘年的經營，全真道的宮觀、弟子遍布于河北、河南、山東、山西、陝西、甘肅、四川、貴州等廣大地區。《清虛宮重顯子返真碑銘》載：“東盡海，南薄漢淮，西北曆廣漠，雖十廬之聚，必有香火一席之奉。”《修武清真觀記》載：“自邱往赴龍廷之召，……自是而後，黃冠之人，十分天下之二。聲焰隆盛，鼓動海嶽。”1228年恭送邱處機，和1241年公祭王嚞，可說是對全真道力量的一次大檢閱。據載，安送邱處機時，“四方來會之道俗逾萬人，至有司衛之以甲兵”。
公祭王嚞時，“時陝右雖甫定，猶為邊鄙重地，經理及會葬者，四方道俗雲集，常數萬人”。不僅如此，據《尹宗師碑銘》記載，當尹志平于1236年，去陝西營建祖庭時，“時陝右甫定，遺民猶有保栅未下者，聞師至，相先歸附，師為撫慰，皆按堵如故”。不久，在去雲中化度道士的返回途中，“道經太行山，群盜羅拜受教，悉為良民。出井陉，曆趙魏齊魯，請命者皆謝遣。原野道路設香花，望塵迎拜者，日千萬計，貢物山集。”這些描寫反映了全真道及其首領在群衆中影響很大的曆史事實。
翻開曆史的記載，自秦皇、漢武，海上求仙以來，并唐、宋的帝王，誤于神仙方術者，屢見不鮮。丘長春以全真道的大師，成吉思汗呼為神仙而不名，而且經過如此艱難的請去，他應當傳些長生不老，修成神仙的法術了。事實上，并不如此。他教給成吉思汗的，卻都是中國正統學術，儒、道兩家忠孝仁義的話。尤其諄諄勸其戒殺而治天下。
這比三國時期于吉、左慈等方士之流，想以方技動人的，就不知高明到多少倍了。《元史·釋老傳》載：“太祖時方西征，日事攻戰。處機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殺人。及問為治之方，則對以敬天愛民為本。問長生久視之道，則告以清心寡欲為要。太祖深契其言，曰：天錫仙翁，以悟朕志，命左右書之，且以訓諸子焉。于是錫之虎符，副以玺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