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經曆
保羅·薩缪爾森1915年5月15日生于美國印第安納州的加裡（Gary）城的一個波蘭猶太移民家庭，其父親法蘭克·薩缪爾森是一名藥劑師，1923年其家搬到芝加哥居住。
薩缪爾森出身于一個經濟學世家，他的侄子正是美國總統奧巴馬首席經濟顧問薩默斯，而兄弟羅伯特、妹妹安妮塔也都是知名經濟學家。
1935年畢業于芝加哥大學，随後獲得哈佛大學的碩士學位和博士學位，并一直在麻省理工學院任經濟學教授，是麻省理工學院研究生部的創始人。他于1947年成為約翰·貝茨·克拉克獎的首位獲得者，并于1970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他是那些能夠和普通大衆進行交流的為數極少的科學家之一。他經常出席國會作證，在聯邦委員會、美國财政部和各種私人非營利機構任學術顧問。他發展了數理和動态經濟理論，将經濟科學提高到新的水平，是當代凱恩斯主義的集大成者，經濟學的最後一個通才。他是當今世界經濟學界的巨匠之一，他所研究的内容十分廣泛，涉及經濟學的各個領域，是世界上罕見的多能學者。薩缪爾遜首次将數學分析方法引入經濟學，幫助經濟困境中上台的肯尼迪政府制定了著名的“肯尼迪減稅方案”，并且寫出了一部被數百萬大學生奉為經典的教科書。
成長求學
1935年獲芝加哥大學文學學士學位，1936年獲芝加哥大學文學碩士學位，1941年獲的哈佛大學理學博士學位。在哈佛就讀期間，師從約瑟夫·熊彼特、華西裡·列昂惕夫、哥特弗裡德·哈伯勒和有“美國的凱恩斯”之稱的阿爾文·漢森研究經濟學。薩缪爾森出身于經濟學世家，其兄弟羅伯特·薩缪爾森、妹妹安妮塔·薩缪爾森均為經濟學家，另一個侄子則是大名鼎鼎的美國财政部長勞倫斯·薩默斯。
過往職務
1940年，薩缪爾森受聘到麻省理工學院任教。
1944年，薩缪爾森被提升為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副教授及輻射實驗室經濟學研究員。
1945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他來到美國戰時生産局和戰争動員重建辦公室任職，并擔任美國财政部經濟顧問。
1945年兼任福萊切法律與外交學校國際經濟關系教授。
1948-1949年古根漢姆研究員。
與世長辭
2009年12月13日，在其位于美國馬薩諸塞州的家中逝世，享年九十四歲。
主要成就學術成就
斯托爾珀—薩缪爾森定理
生産要素報酬就是生産要素的收益，要素報酬等于要素的邊際産品價值。要素的邊際産品也就是要素的邊際生産率。
在短期内，雖然産品價格會因為國際貿易而發生變化，但生産要素還來不及在部門間流動。因此，國際貿易在短期内隻影響産品價格。從前面的分析中我們知道，一國出口産品的相對價格會上升，進口産品的相對價格會下降。由于MPL和MPK不變（因為生産要素不流動），而出口産品價格（PX）上升，所以出口行業使用的勞動和資本的報酬（WX，RX）都會增加。反過來，由于進口産品價格（PM）下降，進口競争行業使用的勞動和資本的報酬（WM，RM）都會減少。也就是說，出口行業的生産要素所有者受益，而進口競争行業的生産要素所有者受損。
長期來看，生産要素可以在各産業間自由流動。國際貿易對生産要素報酬的影響就要結合産品價格和要素邊際生産率的變化來分析。由于貿易的結果使出口行業的資本和勞動受益，報酬提高，進口競争行業的資本和勞動就會向出口行業流動。這裡我們假定出口行業是勞動密集型的，進口競争行業是資本密集型的。這樣，進口競争行業的資本—勞動比率較高，當本國進口競争産品産量因國際貿易而減少後，轉移出來的資本就比勞動多；另一方面，勞動密集型的出口行業的勞動—資本比率相對較高，在出口産品産量擴大後對勞動的需求大于對資本的需求。這樣，從進口競争行業轉移出來的資本多，但需求少；轉移出來的勞動少，但需求卻更多。結果就是資本相對過剩，勞動相對不足。如果兩個行業都按照原來的資本—勞動比率生産的話，就會有一部分資本閑置下來。
但是，當資本過剩時，它就會變得相對便宜，這樣閑置的資本就會被兩個行業吸收，以用來替代相對稀缺從而昂貴的勞動（這裡我們假定勞動和資本可以相互替代）。這樣，兩個行業都會比貿易前投入更多的資本來替代勞動，于是它們的資本—勞動比率都會比貿易前提高。由于資本投入增加，各行業中的勞動邊際生産率提高，而資本邊際生産率則因為資本投入增加而下降。結果對出口行業而言，由于PX提高，MPL也提高，所以WX也就上升，也就是出口行業密集使用的生産要素的報酬提高；對進口行業而言，由于PM下降，MPK也下降，所以RM也就下降，也就是進口競争行業密集使用的生産要素的報酬下降。
在以上的長期分析中，國際貿易對出口行業資本報酬的影響以及對進口行業勞動報酬的影響是不确定的，但我們可以通過下面的推導來說明這兩種要素報酬的變化：我們的分析一直假設貿易前兩個國家國内要素市場是均衡的，這樣，出口行業的工資水平和進口行業的工資水平就是相等的，即WX=WM，同樣，出口行業的利潤水平和進口行業的利潤水平也是相等的，即RX=RM。在貿易後的要素市場也将形成均衡，從而進出口行業的工資和利潤在新的均衡狀态下也必然是相等的。這樣，開展貿易後，我們已經推導出出口行業的工資将上漲，進口行業的利潤将下降。那麼，在貿易後WX=WM，RX=RM的情況下，進口行業的工資水平WM也會上升，而出口行業的利潤水平RX也會降低。
把以上分析歸納起來，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長期來看，開展國際貿易後，出口産品生産中密集使用的生産要素（也就是本國充裕的生産要素）的報酬會提高，而進口産品生産中密集使用的生産要素（也就是本國稀缺的生産要素）的報酬會下降，而且無論這些生産要素在哪個行業中使用都是如此。這個結論是由美國經濟學家斯托爾珀(WolfgangStolper）和薩缪爾森（PaulSamuelson）論證的，因此稱為“斯托爾珀—薩缪爾遜定理”（Stolper-SamuelsonTheorem）。
從上面的分析中還可以看出，發生國際貿易後，由于生産要素報酬（價格）是産品價格與要素邊際生産率的乘積，所以生産要素報酬的變動會超過産品價格的變動。這一結果被稱為國際貿易的“放大效應”（magnificationeffect）。
要素價格均等化定理
隻要存在産品價格的差異，兩國就會繼續開展貿易，但最終的結果将是兩國兩種産品的價格完全相等，而生産要素的價格也完全相等，此時如果其他條件不變，貿易也就停止。兩國間開展貿易的結果會使兩國的生産要素價格最終相等這一趨勢被稱為“要素價格均等化定理”（factorpriceequalizationtheorem）。由于這一定理是由薩缪爾森根據赫克歇爾—俄林模型的邏輯論證的，因此該定理又稱為“赫克歇爾—俄林—薩缪爾森定理”。
學術思想
薩缪爾森：凱恩斯主義的集大成者
1931年，聰明勤奮的薩缪爾森，在十五歲的時候就考入芝加哥大學，專修經濟學。盡管他進入經濟學的領域純屬偶然，但結果證明，經濟學這一行如天造地設般适合他，用他自己的話9月2日（芝加哥大學開學的這一天）才是他真正的生日。
進入大學後，他高效率地利用時間學習，博覽群書。他愛好廣泛，課餘常把做高等數學習題作為自我消遣。他對物理學也有濃厚的興趣。初入大學時，薩缪爾遜年紀雖輕，但沉着穩重，喜歡思考。他對前人的理論總抱着審視的态度，尋覓理論尚未完善或不完美的地方。薩缪爾遜最後以優異成績獲得了芝加哥大學的學士學位，其平均成績是A，随後他從容地進入哈佛就讀。進入哈佛大學後，薩缪爾遜的眼界大為開闊，這裡的學術思想與芝加哥大學迥然不同。
面對着各種學術流派，他更加刻苦地探讨和研究、類比各種學說的異同，找出他們的不足。1936年，即來到哈佛大學一年後，薩缪爾森獲得了碩士學位，并以敏捷的思維、廣博的知識及實幹精神，赢得了哈佛大學經濟學權威人士阿爾文·漢森教授的青睐。漢森收薩缪爾森做自己的助手，這使他對各種學派的研究更為深入。他不斷地探讨漢森的學術思想，繼續攻讀博士學位，同時也為自己選擇研究的主攻方向。
1936年，自英國内閣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發表了他最有影響的《就業·利息和貨币通論》（以下簡稱《通論》）一書以後，美國許多經濟學者對凱恩斯的學說大感興趣，薩缪爾遜的導師就是其中的一個。他原來反對凱恩斯的國家幹預政策，提倡“自由放任”，後來轉而成為凱恩斯主義在美國的傳播人，把凱恩斯主義移植到了美國。他不但繼承凱恩斯的經濟學說，而且把這種學說理論通俗化，還做了一些補充發展，後來成為美國凱恩斯主義學派的權威人士之一。薩缪爾森縱觀凱恩斯主義的形成和發展，感到确有可研究之處，于是師生協作，不斷宣傳凱恩斯主義，并對它做了進一步的補充。這樣，漢森和薩缪爾森便成為凱恩斯主義在美國的主要代表人物。而薩缪爾森對研究凱恩斯主義所做的貢獻遠比他的導師大得多。
薩缪爾森在攻讀博士學位時，重新閱讀了從威廉·配弟到亞當·斯密，從李嘉圖到馬歇爾、瓦爾拉斯以及帕累托、庇古、凱恩斯等人的著作，得以縱觀整個經濟思想史，并以新的眼光看待凱恩斯主義。
乘數-加速原理
針對凱恩斯在《通論》中提出的“投資乘數論”和“就業乘數論”，漢森認為，乘數論不足以說明問題，原因是乘數論沒有說明一定量的投資如何引起收入和就業的增加，也沒有明确收入（或消費）的變化如何引起投資的變動。因而隻有把加速原理（關于收入或消費量的變化如何導緻投資量變動的理論）和乘數論有機地結合起來，才能充分估計乘數的作用，并解釋經濟增長中的周期波動現象。
薩缪爾遜注意到了乘數論和加速原理相互作用的關系，他在導師的提示下巧妙地把兩者合為一體，于1939年發表了他的處女作《乘數分析與加速原理的相互作用》，并首創經濟波動的模型，指出政府開支對國民收入的重大作用。西方經濟學界認為，這一開創性的研究是他在經濟周期理論方面的重要貢獻之一。
經濟學界的通才
薩缪爾森的研究，涉及經濟理論的諸多領域。他根據所考察的各種問題，采用了多種數學工具，使用了既包括靜态均衡分析，也包括動态過程分析的方法，這對當代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許多理論的發展，都有一定的影響。薩缪爾森對靜态、比較靜态、動态三者的聯系和區别，做了精辟的論述。在一般均衡論方面，他補充并發展了希克斯關于靜态一般均衡穩定條件，進一步發展了均衡的極大條件、均衡位移和提·查特萊爾原理，并舉出了很有說服力的經濟實例，說明數理方法的普遍适用性。
在福利經濟學方面，薩缪爾森首先對所有在這一領域中創建各個學說的先驅者的著作進行了分析和評價。爾後，他建立起自己的新福利經濟學，并和漢森為國家福利論的建立和在實際生活中實施，做出了重大貢獻，他的論述被西方經濟學界認為是自庇古（一位偉大的古典經濟學家）以來在福利經濟方面少有的理論之一。
在國際貿易理論方面，薩缪爾森補充了比較成本學說的“赫克謝爾—俄林定理”，對貿易國之間的生産要素價格趨向均等的條件作了嚴密論證，被西方人士公認為“赫克謝爾—俄林—薩缪爾遜模型”。他論述了國際貿易對貿易國利益的影響，被各資本主義國家認為是現代國際貿易理論的一項重要發展。由于薩缪爾森在經濟理論界全面開創性的研究，麻省理工學院在1947年提升他為經濟學教授。同時，美國經濟學會吸收他為會員，并授予他約翰·貝茨·克拉克獎章。
稅收思想
保羅·薩缪爾森（PaulA.Samuelson）在《經濟學》一書中論述的稅收理論和政策主要包括的内容有稅收性質、稅收原則、稅收影響：
稅收性質
“在決定如何向他們自己征稅時，人民實際上所決定的是如何把滿足社會需要的資源從各個家庭中取出，從他們所擁有的企業中取出，以備作為公有物品和勞務來使用。”在這裡，薩缪爾森指出了政府的稅收是來自對私人部門的征收，這是稅收的第一次再分配；另一方面，他認為，政府取得的稅收主要用于轉移支出，這是第二次再分配。"國家也在福利轉移支付上花錢，把錢給予社會上某些人，以便用于他們的私人需要。"他進一步分析，稅收的上述兩次再分配是對社會有利的，是公平的，因為稅負是“落于富人，而不是窮人”，“落于有形資源（如土地和财産），而不是勞動力所有者身上”。十分明顯，薩缪爾遜企圖通過對稅收經濟性質的分析來說明資本主義國家是一種公平分配，它抹殺了資本主義稅收的根本性質，掩蓋了資本主義國家稅收的真正來源。
稅收原則
薩缪爾森對傳統理論中的“利益原則”和“犧牲原則”兩個稅收原則進行了分析，認為這兩個原則固然重要，但他們卻存在選擇上的困難。“設想甲乙二人一切相同，其唯一不同之處是乙的财産和收入為甲的十倍。這是否意味着乙為警察保衛繳納的稅款的絕對量應和甲一樣？或者為了支付警察費用，乙應繳納同一比例的收入？或者，由于警察需用較多的時間來保護富人的财産，境況富裕的乙必須用收入的較大比例來付稅才算是償付了他在警察費用中的公道分額?“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是采用兼顧兩個原則的公平合理原則，分别按橫的公平和縱的公平征稅。"對于情況相同的人征收相同的賦稅；對于情況不同的人，征收不同的賦稅。"為此，一國應采用比例稅率和累進稅率。
稅收影響
稅收對經濟有較大影響，這種影響反映在許多方面：
一是影響收入分配。薩缪爾遜是通過洛倫茲曲線來說明稅收對國民收入分配的影響的。
二是稅收對勞動力的影響。在一些場合，如勞動力工資較低或稅率較低，所得稅可以刺激勞動者努力，而在另一些場合，如累進稅率較高，所得稅則可能妨礙勞動者努力。
三是稅收對投資的影響。薩缪爾森認為，累進稅會給風險投資帶來不利影響，累進程度越大，這種影響就越大。但是，累進稅同時也有對這種影響的抵消作用，因為“稅款取自僅僅花費其增長的收入的微小部分的節儉的富人，而不取自花費其一切的窮人。以此而論，累進稅可以把消費的力量保持在高水平”。消費水平高，自然對投資有利。
四是稅收對消費和國民收入的影響。薩缪爾森認為，稅收對消費的影響是巨大的，政府增加稅收，使得“我們的實際可支配收入将降低，而可支配收入的降低又使我們減少消費支出”。他分析到，消費支出的減少必然使消費曲線下移，較低的消費曲線自然相交于較低的國民收入曲線，導緻國民生産總值的減少。結論是，稅收的增加對消費産生不利影響，進而導緻國民收入下降。
主要榮譽
1940年，薩缪爾森受聘到麻省理工學院任教。1941年，他發表了《經濟理論運算的重要性》的長篇論文，這是他的博士論文，并獲得哈佛的威爾斯獎。這篇論文就是他在1947年紀念凱恩斯逝世一周年發表的《經濟分析基礎》的雛形。後來，他對别人談起這一段經曆時說，這篇論文中的許多概念和觀點，早在芝加哥大學時就醞釀了。從這一點我們可以看出薩缪爾森嚴謹的治學精神。因為他完全以物理學觀點和古典數學方法來引證、推理，因而該文被認為是數理經濟學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著作。同年，他受聘到美國資源計劃局工作。
1944年，薩缪爾森被提升為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副教授和輻射實驗室經濟學研究員。
1945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他到美國戰時生産局和戰争動員重建辦公室任職，并擔任美國财政部經濟顧問。這些工作使他有機會把經濟理論應用于實際工作，得以從實踐中檢驗其理論的科學性。同時，也使他有條件搜集資料，為以後的研究積累大量的材料。
1960年，美國總統肯尼迪任命他為總統調查咨詢顧問和美國國家計劃局經濟顧問。
1966年，印第安那大學授予薩缪爾遜名譽法學博士。
1970年，《經濟分析基礎》協助他赢得諾貝爾獎。
1970年，克萊爾門特·雷特·丢特學校授予他名譽法學博士，伊利諾斯州的伊文斯威林大學亦授予他榮譽獎章。
1971年，他獲得了美國國家科學院授予的愛因斯坦獎。
其他成就
《經濟學》的發表
1948年，薩缪爾森發表了他最有影響的巨著《經濟學》。這本書一出版即告脫銷。許多國家的出版商不惜重金搶購它的出版權，不久即被翻譯成日、德、意、匈、葡、俄等多種文字。
1953年，當《經濟學》第三版發行時，薩缪爾森來到美國預算局，為美國政府出謀劃策。他提倡赤字預算，追逐加速經濟增長，從而使美國克服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艾森豪威爾停滞”，他也成為白宮中不可缺少的高參。
1959～1960年，薩缪爾森被任命為美國總統事務委員會調查咨詢小組的顧問。1960年，他被美國總統肯尼迪任命為總統調查咨詢顧問和美國國家計劃局經濟顧問。1958年，他與R?索洛和R?多夫曼合著了《線性規劃與經濟分析》一書，為經濟學界新誕生的經濟計量學做出了貢獻。
1961年是薩缪爾森學術生涯中的重要一年。他再次出任美國财政部經濟顧問。同時，他在《經濟學》第五版中，把自己的理論體系稱之為“新古典綜合學派”，并在1961年的美國經濟學年會上，對其理論的核心部分、理論體系及其研究方法做了較為詳細的解釋。他的此番解釋，受到與會者的高度評價，人們一緻推選他做該年度學會的會長。
1962年，薩缪爾森被授予名譽文學博士、名譽法學博士。1965年，又被任命為美國聯邦儲備銀行經濟咨詢委員會顧問，并出任美國國際經濟學會會長。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美國的經濟增長較快。在肯尼迪·約翰遜出任美國總統的8年中，美國沒有爆發經濟危機，凱恩斯主義被他的追随者吹捧為“戰後繁榮主義”，作為總統首席經濟顧問的薩缪爾森便成了美國凱恩斯主義的代名詞，美國經濟生活中的成就也被視為是“新古典綜合學派”的功績。
1966年，薩缪爾遜在接受印第安那大學授予他名譽法學博士的同時，出版了《薩缪爾森科學論文集》。1967年，密執安州大學授予他名譽法學博士。1970年，克萊爾門特·雷特·丢特學校授予他名譽法學博士，伊利諾斯州的伊文斯威林大學授予他榮譽獎章。1971年，他獲得了美國國家科學院授予的愛因斯坦獎。
1970年，《經濟分析基礎》的水準得到三度肯定，協助他赢得諾貝爾獎，最使他激動的是，他是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第一個美國人。他從斯德哥爾摩領獎回到紐約時，成千上萬的人用最高的禮儀歡迎他。在為他舉行的慶祝會上，他滿懷激情地向人們說：“我可以告訴你們，怎樣才能獲得諾貝爾獎，訣竅之一就是要有名師指點。”他沒有忘記精心栽培他的漢森·阿爾文教授。
把數學分析引入經濟學研究
人們翻開經濟學方面的論著，多會看到各種複雜的數學公式和模型。數學家成為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得主也已司空見慣。可以說，今天的經濟學早已和數學密不可分。而薩缪爾遜正是把數學引入經濟學的第一人。
1932年，保羅·薩缪爾森考入芝加哥大學，專修經濟學。此時的經濟學發展，就如薩缪爾森在1985年2月的一次演講時所說：“1932年我開始在芝加哥大學攻讀經濟學時，經濟學還隻是文字的經濟學。”
薩缪爾森畢業後在哈佛大學繼續攻讀學業，在26歲那年取得博士學位。其博士學位論文《經濟理論操作的重要性》獲哈佛大學威爾斯獎，以此為基礎形成的《經濟分析基礎》為薩缪爾森赢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當時評獎委員會說：“在提升經濟學家理論的科學分析水平上，他（薩缪爾遜）的貢獻要超過當代其他任何一位經濟學家，他事實上以簡單語言重寫了經濟學理論的相當部分。”
1958年，他與R·索洛和R·多夫曼合著了《線性規劃與經濟分析》一書，為經濟學界新誕生的經濟計量學做出了貢獻。
有的經濟學家在評論薩缪爾森在經濟學領域中的影響時指出，薩謬爾森在經濟學領域中可以說是無處不在的。人們進入大學一開始學習經濟學便遇到了薩缪爾森，讀的是薩缪爾森的《經濟學》教科書；而當進入高層次經濟理論研究之時，人們還是離不開薩缪爾森，這時薩謬爾森的《經濟分析的基礎》成了經濟理論研究的指導；在幾乎所有的經濟學領域，諸如：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國際經濟學、數量經濟學，人們總是能從薩缪爾森的有關著作中獲得啟示和教益。
個人作品《經濟分析基礎》（1947）
簡介
保羅·薩缪爾森在哈佛攻讀博士學位期間，其博士學位論文為《經濟理論操作的重要性》，這部論文獲得了哈佛大學威爾斯獎。為保羅·薩缪爾森赢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經濟分析基礎》正是在此論文基礎上寫成的。
《經濟分析基礎》包括兩篇共12章及兩個數學附錄。全書的目的正如他在第一章導論中指出的：“各種不同理論的主要特征之間的相似性的存在，意味着一般理論——它是各種特殊理論的基礎，并且将各種特殊理論的主要特征統一起來——的存在。這種通過抽象而一般化的基本原理，早在30多年前就由著名的美國數學家穆爾證明了。本書的目的就在于詳細論述這種一般化的基本原理對理論經濟學和應用經濟學的意義。”
《經濟分析基礎》以數學為工具，使各種理論和方法獲得基本統一的表述，并以此總結了新古典經濟學的主要成就。這本書把最大化原理和均衡原理結合在一起。使新古典經濟學的主體内容有了經典的數學表述形式。這正是它成為經典的原因。
《經濟學》（第1版，1948）
簡介
薩缪爾森的巨著《經濟學》流傳頗廣，被翻譯成日、德、意、匈、葡、俄等多種文字，據報道銷售量已達1000多萬冊，成為許多國家和地區制訂經濟政策的理論根據。許多國家的高等學校将《經濟學》作為專業教科書。
該書對經濟學中的三大部分——政治經濟學、部門經濟學、技術經濟學都有專門的論述，讀過這本書的人都看到他從宏觀經濟學到微觀經濟學，從生産到消費，從經濟思想史到經濟制度都比前人有新的創見。這部著作在内容、形式的安排上也可謂匠心獨具，他在每一章的開頭加上曆代名人的警句，言簡意赅地概括全章的主題，使讀者不像是在啃枯燥的理論書，而是在讀一部有文學色彩的史書。這一巨著的出版，為普及、推廣其理論創立了良好的條件。
從曆史角度看，裡程碑式的經濟學教科書在幾十年内長盛不衰的情況并不鮮見。1776年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問世之來，西方經濟學界已經産生了三部公認的裡程碑之作。第一部是1848年首版問世約翰·穆勒的《政治經濟學原理》。該書多次重版，成為19世紀後半葉英語世界中必讀的經濟學教科書。第二部是1890年首版的阿爾弗雷德·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該書一直被奉為西方經濟學界的“聖經”。直到1948年才出現第三部“集大成”之作，即保羅·薩缪爾森的《經濟學》。
《線性規劃與經濟分析》（1958）
1958年，薩缪爾森與R·索洛和R·多夫曼合著了《線性規劃與經濟分析》一書，為經濟學界新誕生的經濟計量學做出了貢獻。這部書成功地把價格理論、線性規劃和增長理論結合起來。
《薩缪爾森科學論文集》（1～4卷）（1966，1972，1977），第三屆獲獎者西蒙·庫茲GNP（國民生産總值）之父。
出版圖書
《經濟分析基礎》
作者名稱：保羅·薩缪爾森
《經濟分析基礎》是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安東尼·薩缪爾森創作的數理經濟學著作，于1947年首次出版。《經濟分析基礎》一書運用古典的數學技巧和物理概念，采用均衡和比較靜态方法、最大化方法以及動态分析和對應原理，以一緻的數學形式作為經濟分析的基礎。
《經濟學》
作者名稱：保羅·薩缪爾森
作品時間：2013年1月
内容提要：薩缪爾森《經濟學》19版在前18版的基礎上進行了精心的修訂，并融入了時代變革的元素和最新的經濟數據，在保持“把注意力始終放在經濟學的基本概念和核心理論”這一風格的前提下，對貨币政策、貨币與國際金融體系、經濟增長、通貨膨脹與經濟政策做了重點論述或重寫，對前沿的實踐及理論成果。
人物評價
麻省理工學院校長蘇珊·霍克菲爾德說：薩缪爾森“改變了他接觸的一切”。
“從長遠來看，我們都是要死的。”2009年12月13日，保羅.薩缪爾森，這位20世紀最偉大的凱恩斯主義者，靜靜的離開了我們。他的思想與行為與凱恩斯多有交集，且不僅僅體現在國家幹預理論方面。當凱恩斯宣稱，“經濟學家和政治思想家的思想，不管其正确與否，都比通常所認為的力量更大”的時候，為了影響年輕人，他則表示：“假如我能夠為這個國家寫作經濟學教科書的話，我才不關心是誰起草一個國家的法律。”這成為了他的一個為人所熟知的口号，也成為了他輝煌人生中的一個注腳。“我是一個運動場上的看台座位，能夠坐到上面去觀察幾乎一個世紀的基礎性經濟學的曆史。”
他自稱研究經濟學，完全是“瞎貓碰上死耗子”的機緣巧合。他認為自己終其一生都足夠“幸運”——“我總是在恰當的時間出現在恰當的地點。”而在他六十多歲的時候，他已經意識到：“所有的這些因為好運氣所導緻的事情，都應該放到經濟學曆史中的根本性趨勢這一背景之下去理解。”
按照出生日期記載，他出生于1915年5月15日。但是，他卻總是覺得自己的真正出生日期是1932年1月2日的上午，地點是芝加哥大學。“早晨8點，當我第一次走進芝加哥大學的講堂的時候，我又‘再生’了一次。那天的講座主題，是馬爾薩斯的理論——直到密集程度超過了每英畝土地所能夠維持的人口生活水平達到最低限度之前，人口都将像兔子一樣的繁殖，之後不斷增長的死亡率則與出生率達到了平衡。它們是如此簡單易懂的一些不同的微分方程，以至于我懷疑自己是不是遺漏了什麼神秘的複雜性。”
當時，這位“因為離家和學校近”所以來到舊式新古典主義微觀經濟學研究中心芝加哥大學的薩缪爾森，還隻有16歲。而在他看來，1932年，是生而為經濟學家的大好時機。因為當時政治經濟學的領域裡，正在等待着新方法、新典範、新好手與新問題的光臨。“科學是隻寄生蟲，病人的數目越多，生理學與病理學究越進步，治療方法從病理學中産生。1932年也是大蕭條進入低谷期，一棵新苗正從腐爛的土壤中長出我們今天稱之為的宏觀經濟學。”
或許，比僅僅是運氣所導緻的結果更加重要的，是這樣的一個有益的現實：經濟學正好适合與他。他為學術研究而生。在當時，這個學科剛好在理論和統計上都進入了一個數學化的階段。作為一個早熟的年輕人，“我一直熟稔于邏輯操作以及解謎的IQ測試遊戲。因此，假如說經濟學對我是最理想的一個學科的話，也可以說，我也是經濟學最理想的研究者。”因此，他像茨威格一般提醒年輕人，“永遠不要低估，在你的職業生涯早期就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的極端重要性。這能夠讓可能的後進生變成開心的戰士。”
在哈佛，他開始成為凱恩斯主義者。1936年，自英國内閣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發表了他最有影響的《就業·利息和貨币通論》一書。他的理論認為：現代市場經濟也會出現困局，解開困局，需要的是來自政府支出或者是減稅的強力推進，除此之外，還需要采用寬松的貨币政策來使經濟得到修複。很多經濟學的學生們将永遠都不會對于19世紀的觀點感到有興趣——它認為，在不需要政府幹涉的前提之下，私有市場可以醫治失業。美國許多經濟學者對凱恩斯的學說大感興趣，而薩缪爾森與自己的老師漢森則更是不斷的宣傳凱恩斯主義，并對它做了進一步的補充。薩缪爾森認為，凱恩斯主義是從1929年4月的美國華爾街股票暴跌開始到1933年基本停止這一遍及資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的曆史背景下産生的。凱恩斯的理論對資本主義的發展很有價值。因此，他決定從當時社會上亟待解決的難題——投資與就業問題入手，來研究凱恩斯主義。逐漸的，他開始成為凱恩斯主義在美國的主要代表人物。并且終其一生。
1940年10月，他開始來到麻省理工學院（MIT），這個他度過了所有學術生涯的地方。他很快就開始得到同行們源源不斷的認同。其中有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國家學術院、美國哲學學會、英國學術院等的會員資格。而各種頭銜也紛至沓來。但是，三個孩子的出生卻讓他的經濟條件開始捉襟見肘。于是，他決定寫作一本經濟學教科書。他給自己設定的寫作标準時——這本書不應該隻吸引學生，還應該具有成熟和系統性的品質。他還希望能夠通過這本書來集中講述當時依然乏人問津的凱恩斯革命的觀點。他說自己“殚精竭慮”的來寫作這本教材。他雇人來增加圖表、彩色圖示及幽默小段。
很難去低估這本名為《經濟學》的教材的巨大影響力。《經濟學》讓一代又一代的學生們了解了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的觀念。它以多種語言翻譯出版，它“在給予這個世界一種一般性的經濟學語言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學生們被它的充滿活力的散文式風格及于自己日常生活的相關性所吸引。從此之後，大量的教科書作者開始模仿這種寫作方式。而《經濟學》也使得它的作者跨入了富裕人士的行列。
他的教科書——《經濟學》——教育了學生們如何去思考經濟學。他的經濟研究成果——《經濟分析的基礎》——教會了專業的經濟學家們如何去研究貿易。在兩本書之間，薩缪爾森重新定義了現代經濟學。當經濟學家們“坐下來拿出一張紙開始計算或者分析什麼東西的時候，你不得不說，在給他們提供所使用的工具及觀念方面，沒有人比薩缪爾森更加重要的了。”薩缪爾遜在MIT的同事RobertM.Solow說。
1970年，當他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時候，瑞典皇家學院稱贊他“在提升經濟學理論研究的水平方面，比任何一位當代的經濟學家所做的都要多。”他被稱為是“最後一個百科全書似的經濟學家”。他幾乎改變了經濟領域所有方面的學術思想，從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到股票價格波動的随意性。雖然在他之前，數學已經被社會科學家所采用，但是在他的影響之下，數學才稱為了經濟思維中的如此重要的主流工具。通過他，簡單的數學預測獲得了強大的理論預測能力。而“假如你做一次有關現代經濟學家的成果的研究分析的話，你會發現，有龐大比例的标準的研究方式，都可以追溯到薩缪爾森一生的研究，”Solow說。
除了學生和經濟學家之外，薩缪爾森觀點的受益者，還包括美國的總統、世界性的領袖、國會議員以及美聯儲官員。他曾經擔任過顧問的機構有：美國财政部、預算辦公室、以及總統顧問委員會。他最有影響力的學生名叫約翰.F.肯尼迪。在1960年的選舉之後，他曾經給這個學生單獨上過一堂四十分鐘的課程。在當選之後，雖然他作為肯尼迪政府經濟顧問委員的主席的第一人選，但他卻拒絕了這一提名。他在原則上就拒絕任何政府官職。他說，自己不希望把自己放到這樣的一個境地上去，“不能說出和寫出自己所相信的東西。”
他曾經這樣寫道：“不同尋常之處不在于政府在多大程度上掌控經濟活動，而在于在多大程度上它不掌控經濟活動。”2008年，在他93歲時所接受的一次訪談中，他宣稱：當下的這次經濟危機，證實了他自己的經濟觀點的正确性——而這也證僞了他長久以來的對手弗裡德曼觀點的謬誤。“今天，我們見識了米爾頓認為的一個市場能夠調節它自身的觀點到底有多麼的錯誤。”他說。“……現在，每個人都明白了相反的觀點，在沒有政府幹預的情況下得不到解決的觀點才是正确的。凱恩斯的觀點，财政政策以及赤字性支出，在引導市場經濟時是起到了重要的引導性角色，再一次的得到了認同。我希望弗裡德曼還依然活着，這樣他就能夠見證了他自己觀念中的極端主義是如何導緻自身的失敗的。”
但他從不把凱恩斯主義當作是一種宗教。在經曆了20世紀下半場的曆史之後，即便是他也已經表示：“自己相信政府上演奇迹的能力的樂觀主義，已經消退了”。“假如政府變得太大，太多的國家收入要流經它的手中的話，政府将會喪失效率，而且對于滿足人們的需求變得遲鈍，因此，它将開始威脅到人們的自由。”他說。但是，他依然堅信，沒有任何一位嚴肅認真的政治或者經濟思想家會拒絕凱恩斯主義的核心性觀點——與人為善的民主政府能夠在避免經濟問題領域裡取得自由市場無法取得的成功。“政府和市場，它們單獨任何一個，在沒有另外一個的幫助之下，都無法服務于公共福利。”他最終承認。而有關其目的，他則在《我的人生哲學：政策信條和工作方式》一文中寫道，“盡管對現實世界的實證分析指引并限制着我作為一名經濟學家的每一個行動，我從未真正忘記對結果的道德準則的關注。我的準則很簡單，就是支持處于劣勢的人們，且（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憎惡不平等。”
“一如既往，在做那些能夠給我帶來純粹樂趣的事情的時候，我的所得遠大于付出。”在他六十九歲的時候，他就已經這樣評價自己的一生。
建言中國：薩缪爾森于2008年11月撰文并在他去世後、于2009年1月在《中歐商業評論》發表，該文被一些評論者成為他的“中國遺囑”。文章稱，到2050年，十幾億中國人将會創造全球最高的年度總計實際國民生産淨值。他建議：中國将來應該以奉行“适度中間路線”的經濟體作為自己的發展目标。中間路線是将深受米爾頓·弗裡德曼（MiltonFriedman）、弗裡德裡希·哈耶克（FriedrichHayek）等自由論者所鐘愛的不受管制的自由放任體制排除在外的。
他指出，純粹的資本主義不可能實現自我監管。它始終會造成不平等性的加劇和宏觀經濟波動的不穩定性。中間路線要求對市場和企業進行民主監管。雖然理性監管永遠無法做到完美，但它是一個優于其它的目标。
并且，他向美國讀者指出，中國未來的成功可能會受到美國愛國人士的歡迎。經濟絕對不是零和博弈。瑞士财富的增多未必會以美國财富的減少為代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