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韶文化

仰韶文化

新石器時代文化
仰韶文化是黃河中下遊地區重要的新石器時代文化。1921年在河南省三門峽市渑池縣仰韶村被發現,所以被命名為仰韶文化。持續時間為距今約7000年至5000年,以渭、汾、洛諸黃河支流彙集的關中、豫西、晉南為中心,北到長城沿線及河套地區,南達鄂西北,東至豫東一帶,西到甘、青接壤地帶。據先秦文獻記載的傳說與夏、商、周立都範圍,漢族的遠古先民大體以西起隴山、東至泰山的黃河中下遊為活動地區。主要分布在這一地區的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這兩個類型的新石器時代文化,一般認為是漢族的遠古先民的文化遺存。雙槐樹遺址是迄今為止在黃河流域仰韶文化中晚期這一中華文明形成的初期,發現的規格最高的具有都邑性質的中心聚落。[1]
    中文名:仰韶文化 外文名: 别名: 文化類型:新石器時代文化 年代:距今約7000年-5000年 分布:黃河中下遊,豫、陝、晉、甘為主 中心區:關中、豫西、晉南 代表性遺址:仰韶村遺址、半坡遺址

文化發現

仰韶文化首先在河南省渑池縣仰韶村遺址發現。仰韶村遺址位于渑池縣仰韶鄉境内,距縣城10公裡,地勢北高南低,呈緩坡狀,遺址東西兩側各有深溝,北依韶山,東、西、南三面環水。遺址坐落在縣城北7.5公裡飲牛河西岸仰韶村南、寺溝村北的台地上,南北960米、東西480米,面積約36萬平方米。遺址向北可達晴山的山峰之一——韶山。仰韶村村名即取諸仰望、崇敬韶山之義。

仰韶文化的發現與初步研究,是從中國地質調查所顧問、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開始的。

1918年,安特生前往河南調查古脊椎動物化石。1920年,安特生派助手、地質調查所采集員劉長山到河南采集動物化石。劉長山長期跟随安特生工作多年,對古生物化石和史前石器很有研究,他在洛陽西部收集石器,主要任務是收集第三紀脊椎動物遺存。

劉長山在渑池縣仰韶村居住了3天,采集到不少動物化石的同時,意外地發現了一個古文化遺址。此前,仰韶村的農民已經在這個遺址上零星發現并收藏許多石器。劉長山詢問了石器的出處,實地調查了村南的石器出土地點,親自采集了部分器物,并把在農民家裡看到的史前石器搜集或購買起來,将采集到的600多件石器(其中石斧、石刀居多)及少量陶器,雇村民王兆用毛驢運到渑池縣政府第三科,裝箱後由火車發運到地質調查所。

安特生在北京根據劉長山的發現和調查結果,初步推斷仰韶村可能是一處相當大的新石器時代遺址。1921年4月18日,安特生在取得了中國政府同意後,親自來到渑池縣仰韶村調查。安特生在其1934年出版的作品《黃土的女兒》(英文版)中對這次調查經過有詳細的記述:

安特生和幾個助手到達渑池後,住在縣城西關福音堂(瑞典籍牧師史天澤傳教處),由縣政府知事胡毓藩指定第三科錄事王茂齋陪同,并派警察護送去仰韶村。安特生從縣城東一裡河東北上,到達仰韶村,住于村民王兆棋家,共居住了8天。安特生每天忙于觀測、照相、搜集器物,在村南的沖溝斷面上發現有灰層、灰坑和陶片的堆積,在堆積的下層還發現了精制的彩陶片和石器共存。又經過一天的觀察發現一件石锛和一些彩繪陶片。安特生将收集的大量石器、陶器和部分骨器、蚌器裝為4個木箱,仍用火車托運回地質調查所。

安特生回到北京後,對收集器物又進行了詳細研究,感到仰韶村古文化遺址相當重要,有必要進行一次科學考古發掘。安特生向當時的農商部部長張國淦和地質調查所負責人丁文江、翁文顴遞了請示報告,得到中國政府的正式批準和河南省政府、渑池縣政府的同意和支持後,開始了對仰韶村遺址的發掘。

文化狀況

分布情況

仰韶文化作為中國新石器時代最重要考古文化,分布于黃河中下遊的地區及其邊緣地區,大約處于32~41度、東經106~114度之間,仰韶文化絕對年代在4933BC~2923BC左右,其延續時間約2000年。加上零口二期一類遺存的年代,其上限當為5000BC。其地位十分顯赫,影響也十分久遠。

從1921年渑池仰韶村遺址發現到2000年,全國有統計的仰韶文化遺址共5013處,其分布範圍,東起豫東,西至甘肅、青海,北到河套内蒙古長城一線,南抵江漢,中心地區在豫西、晉南、陝東一帶。分布省份有陝西、河南、山西、甘肅、河北、内蒙古、湖北、青海、甯夏9個省區。

建築氏族

仰韶文化是一個以農業為主的文化,其村落或大或小,比較大的村落的房屋有一定的布局,周圍有一條圍溝,村落外有墓地和窯場。村落内的房屋主要有圓形或方形兩種,早期的房屋以圓形單間為多,後期以方形多間為多。房屋的牆壁是泥做的,有用草混在裡面的,也有用木頭做骨架的。牆的外部多被裹草後點燃燒過,來加強其堅固度和耐水性。選址一般在河流兩岸經長期侵蝕而形成的階地上,或在兩河彙流處較高而平坦的地方,這裡土地肥美,有利于農業、畜牧,取水和交通也很方便。

聚落建築的布局整齊有序。半坡聚落保存較完整,居住區在中心,外圍繞一周大壕溝,溝外北部為墓葬區,東邊設窯場。共揭露出40多座房屋遺迹,有一座大房子為公共活動的場所,其他幾十座中小型房子面向大房子,形成半月形布局。仰韶文化居民死後按一定的葬俗埋葬,多長方形土坑墓,墓中有陶器等随葬品,小孩實行甕棺葬。盛行單人仰身的直肢葬,但合葬墓占一定比例。合葬的人數不等,多的達80人。葬制中實行女性厚葬和母子合葬,反映了以女性為中心的特點。聚落房子朝向中心廣場的統一布局,則表明當時維系氏族團結的血緣紐帶根深蒂固。這些與母系氏族社會組織的特征是相吻合的。

但也有學者認為,仰韶文化向人們展示了中國母系氏族制度衰落期到父系社會早期的社會結構和文化成就,它主要是一個父系社會。成年男女合葬墓、成年男子與小孩合葬墓,以及大量小型房址,說明一夫一妻制家庭日趨增多并占據統治地位;“灰坑葬”說明非自由民(奴隸)的存在。體現男性生殖器崇拜的陶(石)祖、男根圖,以及表現“貴族的感情”的遺迹、遺物,則是父權與君主(世襲酋長)統治在意識形态領域的反映。種種迹象表明,中原地區在仰韶文化早期開始進入父系氏族社會,中期則普遍進入父系氏族社會。

遺址保護

仰韶村遺址面積近26公頃,分布于仰韶村的前東、前西、後門、寺溝等4個村民小組,其中寺溝達12公頃。遺址内建房窯、修道路以及農田建設等,都需要動土,因此必須對仰韶文化遺址進行管理和保護。

仰韶文化遺址自1921年以來,得到了當地群衆的自覺保護,遺址所在的仰韶村在20世紀60年代初就成立了村民組成的文物保護小組。“文化大革命”期間,仰韶村遺址遭到了個别村民的破壞,為此,仰韶村制定了三條規定:在遺址内不許打窯蓋房,不許深翻土地;指定取土場地,嚴禁挖灰土積肥;遺址保護區内動土工程必須逐級上報,經批準後動工。

1978年,實行農村聯産承包責任制後,仰韶村規定各家各戶既是責任田的主人,也是地下文物的保護者,并重新制定了保護公約,規定“六不準、兩統一”,即不準起墳、不準打窯、不準機耕、不準深翻、不準挖溝挑壕、不準打井修渠,統一安排用土場地、統一規劃住房用地。此後,從未出現在遺址區内機耕、起土、深翻和随意建房等現象。但由于自然破壞,遺址仍面臨着裸露灰坑、斷壁上文化層的保護和水土流失等問題。

1989年,渑池縣政府報請河南省人民政府,以豫文政字〔1989〕215号文件批準了遺址保護範圍,向東、南、西擴展至自然溝,向北包括仰韶村及其周邊環境。

1992年後,縣文物保護管理委員會籌集資金數十萬元,以根治仰韶村遺址斷壁上裸露的灰坑、窯藏、房基、文化層的水土流失為突破口,采取下列保護措施:在3000米的地堰上種植根系發達的迎春花;在遺址區内溝叉交錯的主要地段修建導水槽、護水坡1000平方米,控制洪水對遺址重要部位的切割;借鑒商城遺址的保護措施,對暴露文化層和灰坑較集中部位,建立“仰韶村遺址斷壁保護陳列室”。這些保護措施得到了上級文物主管部門和有關專家,特别是中科院學部委員劉東生、原中國曆史博物館館長俞偉超、北京大學考古系主任嚴文明等的一緻肯定。

1995年8月,渑池縣人民政府以渑政字〔1995〕第63号文件下發了《渑池縣仰韶村遺址保護管理辦法》,對仰韶村遺址的保護機構、保護基金以及違反文物保護法行為的懲處等都作了具體規定。

1998年6月,修成了仰韶村遺址斷壁保護房,長50米、寬4米,占地300平方米。重新修建了中國著名考古學家袁複禮題寫的“仰韶村遺址”标志牌,設計制作版面13塊,展櫃13個,複制340餘件仰韶村遺址出土的器物,展示了仰韶村遺址自發現以來出土的珍貴文物,介紹了仰韶村遺址的曆次發掘經過、文化内涵及仰韶文化的其他内容。

2011年建成了仰韶文化博物館,集文物保護、陳列展示和科學研究功能為一體。

文化評價

文化地位

第一,仰韶村遺址的發現與發掘影響和意義深遠。第一次宣告了中國蘊藏着豐富的新時代文化遺存。證實了中國在階級社會之前存在着較為發達的新石器時代,破除了“中國無石器時代”的謬論,仰韶文化成為中國考古史上第一個被正式命名的遠古文化體系。标志着中國史前考古學及中國近代考古學的誕生。揭開了中國田野考古史的第一頁,從而使新石器時代的研究擴展到舊石器時代及銅器時代,揭開了中國現代考古學史上的新紀元,為後來發現并被命名的其他新石器時代文化奠定了規範化基礎,起到了先河作用;為中國曆史研究帶來了最新的信息。

仰韶文化的發現對當時國古史的研究影響極大,中國史前史的研究有了可靠的實物依據,學術界從疑古走向信古,重新建立了古史研究系統;為考古學工作創立了許多優良傳統。開創了在考古中運用地質學的傳統,注重了對地質、地形、地貌及環境研究,引用了地質學的測繪手段。注重了地層學和類型學的運用,用了類型學來确定遺存的時間和空間的理論方法。提倡多學科合作研究的方法,在仰韶村考古中首次引人了地質學、生物學等學科的成果,成為了中國考古學的研究傳統。

第二,仰韶文化在中國考古史及至世界考古史上有顯着的地位。仰韶文化揭開了中國新石器考古事業第一頁,揭開了中國考古學研究第一頁,揭開了中國原始社會研究第一頁,書寫了中國田野考古史新篇章,是劃時代的裡程碑。

第三,仰韶文化研究對于研究中華文明史有重大意義。中國的傳說時代,史書記載有炎帝、黃帝、颛顼、帝喾等部族,但由于疑古,中華文明史源頭仍不清晰。随着仰韶文化遺址的多處發現,地下遺存驗證了史書記載的正确性。因此,仰韶文化研究對于重建古史、探尋中華文明的源頭意義重大。夏商周斷代工程理清了中國五千年的曆史,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将使中國曆史再向前推1000年,這1000年中最重要的一環就是仰韶文化時期。漢族的前身是華夏族,華夏族最早起源的就在黃河流域,研究仰韶文化對于研究中華民族起源或者說研究中華民族少年時代概況具有重要意義。

第四,仰韶文化的發掘和研究對世界的貢獻。仰韶文化遺址發現前,世界學術界都持“中國文化西來說”,通過仰韶文化的發掘研究,改變了學術界這一錯誤認識,中國這一土著文化得到了舉世公認,改寫了世界曆史。

文化影響

第一,仰韶文化影響考古學的發展。發現仰韶文化之前,中國還沒有考古學,仰韶文化的發現标志着中國近代考古學的誕生。考古學研究主要依靠遺址的發現,而發現仰韶文化遺址點之衆多,遠遠超過其他文化遺址點的發現量,仰韶文化的發掘和研究必将推動中國考古學的發展,并影響世界考古學的發展。

第二,仰韶文化影響中國曆史的研究。仰韶文化雖然不能代替中華文明起源史,“卻是中國國家起源史和中華民族起源史這座大廈中的一根擎梁柱”(蘇秉琦語),因此,仰韶文化成為中國曆史研究的一個切入點。仰韶文化和此後在黃河流域興起的二裡頭文化(夏文化)一脈相承,仰韶文化的研究必将推動和影響中國曆史的研究。

第三,仰韶文化影響世界對中國的認識。仰韶文化遺址的發現,使世界認識中國有自己的新石器文化,仰韶文化上承舊石器文化下接龍山文化,使中國石器時代有了大緻軌迹,也加深了世界對中國是文明古國的認識。從而對中國不同于外國,獨特發展的土著政治、經濟、文化,有更深入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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