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程

二程

北宋思想家
北宋哲學家程颢、程頤的合稱。他們二人為兄弟,且學術思想、學術造詣相近,故合稱“二程”。他們共同的學術成就影響頗大,因其為洛陽人,世人稱其為“洛學”,與周敦頤的濂學、張載的關學和朱熹的閩學,為宋代四大理學派别。程颢(1032~1085),字伯淳,人稱明道先生。程頤(1033~1107),字正叔、正道,人稱伊川先生。二人系同胞兄弟,世稱二程,是北宋時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他們的學術思想和教育思想上承周敦頤、張載,下啟朱熹、陸九淵,在中國思想史和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宋代理學重要的奠基人,也是理學教育思想的奠基人。程颢一生邊做官,邊講學,邊著述,大部分時間是從政做官。其弟程頤則以講學著述為業。二程一生培養了一大批弟子。他們同為宋代理學的奠基者,俱以文名。程頤著有《易傳》等書。《宋史·張載傳》:“一夕二程至,與論易,次日語人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1]
    中文名: 外文名: 别名: 本 名:二程 所處時代:宋代 故 居:武漢市黃陂區前川草廟巷程鄉坊 後 裔:李集鎮、紅安縣的二程鎮 主要作品:《二程全書》 解 釋:程颢、程頤 二人關系:為嫡親兄弟 籍 貫:河南洛陽人

簡介

程颢(1032-1085),北宋哲學家、教育家、北宋理學的奠基者。字伯淳,學者稱明道先生。洛陽(今屬河南)人。神宗朝任太子中允監察禦史裡行。反對王安石新政。提出“天者理也”和“隻心便是天,盡之便知性”的命題,認為“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知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便須“以誠敬存之”。倡導“傳心”說。承認“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程颢學說在理學發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後來為朱熹所繼承和發展,世稱程朱學派。其親撰及後人集其言論所編的著述書籍,收入《二程全書》。

程頤[yí],(公元1033年——1107年),生于宋仁宗明道二年,卒于宋徽宗大觀元年。字正叔。學者稱伊川先生。中國北宋思想家,理學創立者之一。曾任國子監教授和崇政殿說書等職。。十四五歲時,與兄程颢同學于周敦頤。在遊太學時,作《顔子所好何學論》,主管太學的胡瑗驚異其才。王安石當政時,未被起用,與兄程颢在洛陽講學。司馬光執政時,被薦為崇政殿說書,與修國子監條規。在為哲宗侍講期間,敢以天下為己任,議論褒貶,無所顧忌,聲名日高,從遊者日衆。其後,程頤因反對司馬光的新黨執政而被貶,任西京國子監守。不久削職,被遣送至四川涪州,交地方管制。程頤在被貶期間,完成著作《周易程氏傳》。徽宗即位,得以赦免,但不久又受排斥,遂隐居龍門,遣散門徒,不久病死于家。至南宋,追谥正公。

二人都曾就學于周敦頤,并同為宋明理學的奠基者,被世人稱為“二程”,是北宋著名的理學家和教育家。二程的心理學思想較為豐富,在他們的思想體系中的地位也至關重要,因此後世稱為“身心之學”或“心性之學”。他們的最高哲學範疇是“理”,它作為絕對本體而衍生出宇宙萬物;他們的最高心理範疇是“心”,它作為“理”的等同物而産生人的形體:“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

二程的理學思想對後世有較大影響,南宋朱熹正是繼承和發展了他們的學說。他們的心理學思想主要見于《遺書》、《文集》和《經說》等,均收入《二程集》中,中華書局1981年出版該書校點本。在學風上,兩程提出了“窮經以緻用”的主張,突破了漢學不敢獨立思考的墨守成規的治學方法,不失為一大進步。當然,在理學後來被定為屬于支配地位的意識形态以後,就長期束縛了人們的思想,妨礙了知識分子的思想開放,阻礙了自然科學的發展,故其消極面仍然是不可忽視的。

二程之所以能成為曠世大儒,除了與他們自身的淵博學識分不開外,也與他們的人生經曆密不可分。二程出身于“名門望族”。他們的高祖程羽,是宋太祖趙匡胤手下一員将領,也是趙光義的幕僚之一,以後又做過宋真宗的老師,官至兵部侍郎,死後贈封少卿。曾祖父曾任尚書虞部員外郎,祖父則為吏部尚書。兩程的父親程又以世家的蔭庇,照例做了一個“郊社齋郎”,得到了晉升機會,由此起家,連續做了幾十年的中央和地方官,官至太中大夫,到了暮年,才因老病退休。

正文

中國北宋思想家、教育家程颢(1032~1085)、程頤(1033~1107)的并稱。二人為嫡親兄弟,河南洛陽人。程颢字伯淳,又稱明道先生。生于宋仁宗明道元年,卒于宋神宗元豐八年。官至監察禦史裡行。程頤字正叔,又稱伊川先生。生于宋仁宗明道二年,卒于宋徽宗大觀元年。曾任國子監教授和崇政殿說書等職。二人都曾就學于周敦頤,并同為宋明理學的奠基者,世稱二程。

二程的心理學思想較為豐富,在他們的思想體系中的地位也至關重要,因此後世稱為“身心之學”或“心性之學”。他們的最高哲學範疇是“理”,它作為絕對本體而衍生出宇宙萬物;他們的最高心理範疇是“心”,它作為“理”的等同物而産生人的形體:“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遺書》卷二十一下)這樣就把客觀精神的“理”和主觀精神的“心”共同看作是世界的本原,它無疑是唯心主義的心理觀。

在人性論方面,他們對告子的生之謂性,孟子的性善論和韓愈、李翺的性品類說進行了綜合改造,并襲用了張載關于“天命之性”和“氣質之性”的區分。他們認為,天命之性就是所謂“天理”,包括仁、義、禮、智、信等道德内容,是一切人固有的先天本性,也是人區别于禽獸的根本特點:“人之所以為人者,以有天理也。”(《粹言》卷二)當抽象的天命之性通過“氣”的中介作用降落到人體時,就産生了“氣質之性”,由于氣禀的清濁偏正不同,也就造成了人的賢智愚不肖乃至柔緩剛急等心理差異。

他們對人類和動物的本能進行了比較:“萬物皆有良能,如每常禽鳥中,做得窠子,極有巧妙處,是他良能,不待學也。人初生,隻有吃乳一事不是學,其他皆是學。”(《遺書》卷十九)他們對思維問題也有精辟見解,認為“感悟”是思維的結果:“思慮久後,睿自然生。”(《遺書》卷十八)指出要善于靈活轉移自己的思維路線:“若于一事思未得,且别換一事思之,不可專守著這一事。”其原因是“人之知識,于這裡蔽著,雖強思亦不通也。”

他們繼承和發展了《關尹子》的“情波說”,認為性之有喜怒,猶水之有波浪。他們認為,情是人對于内部和外部事物的反應,人的“喜怒哀樂愛惡欲”七情是“外物觸其形”而産生的。主張對于情欲要采取節制态度,心理必須服從倫理:“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遺書》卷二十二下)這兩句話成為長期束縛中國婦女的鎖鍊。他們認為恐懼情緒的産生是由于“燭理不明”和“氣不充”、“敬不足”,如果知道了所懼對象不過是虛妄之物,采取積極的适應方法,就可消除恐懼。

他們對“怒”也頗有研究。程颢在《答橫渠張子厚先生書》中指出:“怒”是七情中最容易發出,同時又是最難以克制的。人将發怒時,要忘掉怒心,轉移目标,以“觀理之是非”,才能平息怒氣,出現心平氣和的局面(《文集》卷二)。他們認為夢是一種延遲反應:“譬如水為風激而成浪,風既息,浪猶洶湧未已也。”指出“夢見之者,隻為心中舊有此事,平日忽有事與此事相感,或氣相感,然後發出來”(《遺書》卷十八)。

故居

宋代理學家程颢、程頤(世稱“二程”)生于武漢市黃陂區前川草廟巷程鄉坊,并在黃陂生活學習了十五六年。二程創立的理學後來成為官方哲學,影響了中國七個世紀。自宋代始,黃陂修建雙鳳亭、二程書院紀念一代思想家。二程在陂留下的“魯台望道”至今傳為美談。

作為首部二程傳記文學《理學雙鳳程颢程頤》的作者,裴高才在論壇上作了題為《開封走馬黃陂縣,祖孫三代六十載》的發言。他以正史、方志、宗譜與詩文名篇等經典為依據,系統地介紹了二程的祖父程遹從開封來到黃陂任縣令、其父親程珦在黃陂任縣尉,以及二程生長于斯、學于斯的經曆。并引用著名旅美學者、程頤第二十九世孫程德祥的說法:“黃陂是二程第一故裡。”引起了兩岸三地及海外學者的關注。

武漢市黃陂區城西偏有草廟巷,是二程故裡所在地,1370年(明洪武三年)立程鄉坊以為紀念。該巷暑天無蚊,鄉人傳以為異。傳說程夫人侯氏曾夢雙鳳投懷,于1032年(宋明道元年)在思賢堂生颢,次年生頤。後來二程長大返洛陽,并且成了著名思想家,人們為景仰緬懷先賢,便在縣城裡修了一座清遠亭。南宋時改稱雙鳳亭,取侯太夫人夢雙鳳生二程之意。一說二程聰穎過人,道德文章名滿天下,人稱雙鳳,亭因此而得名。

1463年(明天順七年)佥事沈靖複建于魯台山麓二程祠内,1666年(清康熙五年)縣令楊廷蘊移建于山上。嘉慶年間重修,1830年(道光十年)邑人劉雲衢捐資再修,後又遭狂内吹倒。1848年縣令蕭恩蔭召集邑人金光傑、周超獻、周恒渠會議重建、增修石楹,環植林木,頓複舊觀。現存建築即為當時所置。亭中有石砌方形碑,四面镌刻有《重修雙鳳亭記》等碑文四篇,碑額上刻有雙鳳朝陽圖等。“雙鳳亭”金字匾額,為1962年重修時郭沫若所題。

除了程鄉坊、雙鳳亭,在黃陂,還遺存有為數衆多的“二程”遺迹遺址,如魯台望道、花柳前川、程夫子橋、聰明池、涵虛亭、二程祠(二程書院)、思賢堂、理趣林、流矢湖,在木蘭山勝地有夫子台、白雲洞、古賢堂等,這些遺迹遺址今天雖大多已不複存在,有些甚至在曆史上因戰火、天災屢毀屢建,且每重建一次,規模就會擴大一次。而今天的黃陂與“二程”相關的地名、街道名或村名就更多了。可見,二程在黃陂的影響深遠。

魯台山東邊有湖名流矢湖,相傳二程練習射箭,曾流矢于此。魯台山下有聰明池,在二程祠内,相傳蛙不鳴,蚊不叫,旱不涸,水不溢,後掘土得一石龜,中有八卦,被人竊去,這四種奇怪現象不複存在。二程當年在此攻讀,鑿潭喻道,故池中築亭,稱涵虛亭。有碑文雲:“半畝方塘一個亭,森森萬象入虛明。

百年心印今猶古,怪得蚊蛙不敢鳴。”池前數步為前川,即“傍花随柳”處,昔日花紅柳翠,程颢曾有《春日偶成》詩記其在此春遊之樂:“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随柳過前川。時人不識餘心樂,将謂偷閑學少年。”二程祠前半裡地有理趣林,二程當年讀書時植柏為林,情與景會,理與心契,雖在陋巷,而樂得其趣。此外,白去洞、西郊橋(又稱程夫子橋)、水台都是二程遊經之處。

兩程故裡雖然兩程一生不得志,但其對儒學發展的巨大貢獻,卻是曆史塵埃所難以掩蓋的。其實,程頤死後不久,中書郎劉魁上書皇帝毀去“黨人碑”,才使兩程“平反昭雪”,于是在其故居立祀。宋理宗封程颢為河南伯,封程頤為伊陽伯。元文宗則又分别加封為豫國公和洛國公。

明代宗景泰元年(公元1455年),皇帝下诏命其故居為“兩程故裡”,并诏以顔孟例敕修規制,總面積4592平方米,坐北面南,整體布局為五節大院。兩程出生于父親任官的湖北黃陂,後來随父親遷居洛陽履道坊。公元1082年,程頤想在洛陽龍門山一寺院舊址講學,就給時任西京留守的文彥博去了一封信。文彥博回信稱“龍門久荒”,就把自己“伊阙南鳴臯鎮小莊一址”,大概是他的一座“别墅”,連同“糧地十頃”送給了程頤,從此就有了著名的程頤廣授門徒的“伊臯書院”。

後裔

少年“二程”離開黃陂後去了洛陽,但後裔仍然集中于武漢市黃陂區附近。據黃陂“二程”文化研究會介紹,原來,“二程”的嫡系子孫中有幾支大概在明洪武年間又從外地遷回了黃陂,分居在黃陂前川街道的的18個村民居委會,一共近2萬人。除此之外,黃陂附近的縣市,如孝感市的豐山鎮、武漢市新洲區的李集鎮、紅安縣的二程鎮等地,也散住着一些“二程”後人。

經該會幾年的走訪調查,黃陂一帶發現了由外遷來的幾支比較大的支系。影響力最大的第一支,是本報曾經報道過的程家墩一支,被族人尊為一世祖的程尚仁是“二程”的第20代孫,他有三子,其中長子一言的後人世代居住黃陂程家墩。第二支是程頤的7世孫程梧之的兒子程萬二,于明洪武二年奉诏從洛陽遷來,落腳于黃陂的姚集鎮。

第三支是程頤的8世孫程德用之長子程祖一,常思返先祖故裡,于明洪武2年從河南洛陽遷來黃陂西黃孝河邊的老屋灣,改灣名為“港邊程”(後歸孝感管轄)。程祖一的14世孫程金榜帶着全家人,坐乘牛車遷居回了黃陂李集鎮創建家園,人稱“牛車程”,如今傳了十幾代人。第四支是程文炳、文煥兩兄弟從江西遷來黃陂長堰地區的鹿兒山,創建“路邊程”。第五支是同樣也是明洪武初年從江西遷來的程旺祖,子孫定居于黃陂區的六指街道。

這些至今還居住在黃陂的程氏家族,基本上都是以農業為生,有家譜證明為“二程”後裔的。他們遷居來此的政治根基和條件,正是因為這裡是先祖“二程”的出生地。有的家譜甚至記載着為守護二程遺迹、供奉二程祠堂而遷居的目的,這自然也是仰慕先祖最直接的一種方式。

學說

繼承

儒學自先秦孔、孟奠定基本框架後,在長達千餘年的時間裡,并未在思想學術界取得真正的壟斷地位。直到進入宋代,由于理學的逐漸興盛,到了朱熹以後,幾經改造的儒學(主要指程朱理學)才開始逐步控制思想學術,進而楔入政治領域,最終得以在社會上廣泛流布。宋代的儒學是以理學的面目出現的,它的主要特色在于闡釋義理,兼談性命。在這方面,唐代的韓愈、李翺為之首開先聲。入宋以後,雖有“宋初三先生”孫複、胡瑗、石介以繼承儒家道統自居,但實際承接韓愈、李翺道學的乃是周敦頤、張載、二程兄弟(颢、頤)。其中二程兄弟尤為突出。

實際開創者

二程被認為是北宋理學的實際開創者。他倆的學說,以“心傳之奧”奠定了道學的基礎,更以“理”為最高的範疇,因此亦稱作理學。二程的學說,特别是其核心觀點——“存天理,去人欲”,後來被朱熹所繼承和發展,世稱程朱學派。就二程的學說主旨而言,兄弟倆并無二緻;但在義理的具體延伸、闡發及個人性情方面,他倆卻有着較大差别。誠如黃宗羲在《宋元學案》中說:大程德行寬宏,規模闊廣,以光風霁月為懷。小程氣質剛方,文理密察,以削壁孤峰為體。其道雖同,而造德各有所殊。

本體論

(《遺書》卷二十一下)這樣就把客觀精神的“理”和主觀精神的“心”共同看作是世界的本原,它無疑是唯心主義的心理觀。在人性論方面,他們對告子的生之謂性,孟子的性善論和韓愈、李翺的性品類說進行了綜合改造,并襲用了張載關于“天命之性”和“氣質之性”的區分。他們認為,天命之性就是所謂“天理”,包括仁、義、禮、智、信等道德内容,是一切人固有的先天本性,也是人區别于禽獸的根本特點:“人之所以為人者,以有天理也。”(《粹言》卷二)當抽象的天命之性通過“氣”的中介作用降落到人體時,就産生了“氣質之性”,由于氣禀的清濁偏正不同,也就造成了人的賢智愚不肖乃至柔緩剛急等心理差異。

他們對人類和動物的本能進行了比較:“萬物皆有良能,如每常禽鳥中,做得窠子,極有巧妙處,是他良能,不待學也。人初生,隻有吃乳一事不是學,其他皆是學。”(《遺書》卷十九)他們對思維問題也有精辟見解,認為“感悟”是思維的結果:“思慮久後,睿自然生。”

在哲學上,程頤與程颢以“理”為最高範疇,以“理”為世界本原。程頤認為,理是創造萬事萬物的根源,它在事物之中,又在事物之上。他認為,道即理,是形而上的,陰陽之氣則是形而下的。離開陰陽就無道,但道不等于是陰陽,而是陰陽之所以然,“所以陰陽者,是道也”。他明确區分了形而上與形而下,以形而上之理為形而下之器存在的根據。他又從體用關系論證了理和事物的關系,認為理是“體”,而事物是“用”。程頤承認事事物物都有其規律,天之所以高,地之所以深,萬事萬物之所以然,都有其理。他進一步認為,“一物之理即萬物之理”,天地間隻有一個理,這理是永恒長存的。

這樣,他就把事物的規律抽象化、絕對化,使之成為了獨立的實體。程頤承認每一事物發展到一定限度,即向反面轉化。他說:“物極必反,其理須如此。”他還提出物皆有對的思想,說:“天地之間皆有對,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這反映了他的辯證法觀點。關于人性問題,程頤以為人的本性,即是人所禀受的理,于是提出“性即理也”的命題。他認為,性無不善,人所以有善與不善,是由于才的不同。才是由氣而來的,氣有清濁不同,故才也有善與不善之分。

隻講本然的善性,不能說明人何以有惡;隻講氣禀之性,則不能說明人性本善。程頤論述為學的方法時提出自己的格物緻知說。認為格物即是窮理,即窮究事物之理;最終達到所謂豁然貫通,就可以直接體悟天理。他所講的窮理方法主要是讀書、論古今人物、應事接物等。關于知、行關系問題,程頤主張以知為本,先知後行,能知即能行,行是知的結果。程頤的哲學,提出一些新的概念、命題,對宋明哲學發生了很大影響。雖然二程都以理作為哲學的最高範疇,但程颢是以心解理,開了以後陸王心學一派。程頤一般是把理與氣相對來論述的,開了以後朱學一派。程頤主要哲學著作有《周易程氏傳》,還有《遺書》、《文集》、《經說》等。他與程颢的著作,明代後期合編為《二程全書》。有中華書局校點本《二程集》。

發展

程颢提出“天者理也”的命題。他把理作為宇宙的本原。就天道的内容來說,程颢形容它是“生”,謂世界生生不已,充滿生意,提出“天隻是以生為道”,故“天地之大德曰生”。他認為生是天道,是天地之心,于是稱天道為仁。按程颢的說法,在生生不已的天道之下,通過陰陽二氣的絪缊化生,産生天地萬物,人隻不過是得天地中正之氣。故“人與天地一物也”。因此對于人來說,要學道,首先要認識天地萬物本來就與我一體的這個道理。人能明白這個道理,達到這種精神境界,即為“仁者”。故說“仁者渾然與萬物同體”。他并不重視觀察外物,認為人心自有“明覺”,具有良知良能,故自己可以憑直覺體會真理。

程颢哲學的主要内容是關于道德修養的學說。他追求所謂渾然一體的精神境界,在方法上是通過直覺冥會,達到所謂物我合一。程颢是主觀唯心主義心學(見陸王學派)的發轫者,他的“識仁”、“定性”,對後來的理學,尤其對陸王心學,影響很大。程颢的哲學專門著作不多,主要哲學代表作有他的學生呂大臨所記關于“識仁”的一段語錄。後人稱《識仁篇》;他與張載讨論“定性”問題的《答橫渠先生書》,後人稱《定性書》。他的哲學思想多散見于語錄、詩文中。明末徐必達将他與程頤的著作彙編為《二程全書》。今中華書局編為《二程集》出版。

發揚

二程儒學後來由朱熹發揚光大,在明朝成為官學,稱為程朱理學。明代徐必達刊行有《二程全書》。清代塗宗瀛校有《二程全書》。1981年中華書局出版王孝魚《二程集》校本,包括《遺書》、《外書》、《文集》、《易傳》、《經說》、《粹言》,共計87.5萬字。《遺書》即《河南程氏遺書》,由朱熹編。

二程理學

朱熹又編定《外書》12卷,是《遺書》的補編。張栻編《文集》。《易傳》即《程氏易傳》,是程頤注解《周易》的心得。《經說》是程頤注解儒家經典四書四經(不含《禮經》)的著作。楊時編有《粹言》2卷。

地名——湖北省黃岡市二程鎮

湖北省黃岡市二程鎮位于紅安縣西,東北與城關鎮相鄰,南接高橋河鎮,西連上新集鎮,北與七裡坪接壤。二程鎮總面積129.2平方公裡,轄31個村民委員會、347個村民小組,二程鎮10018戶、46813人。二程鎮原名大趙家。北宋時期哲學家、教育家程頤、程颢兄弟倆曾在此地辦學。後來人們為紀念他們,便取他倆姓氏命名該鎮,二程鎮因此得名。

湖北省紅安縣二程鎮政府駐二程,人口38805人,面積129平方千米。轄31個村委會:蛤蟆石、周海山、大趙家、土門樓、王家沖、長崗、西林、詹程家、大堰、雨台、姜牌、田店、羅山、三裡橋、關王寨、靜居庵、樓子李、大山背、三裡崗、桐柏集、大畈、張背山、呂家咀、馬鞍山、鐵匠崗、煙爐山、張果老、寨雞山、光山崗、歧峰山、陳家寨。

二程文化園

實施旅遊興市戰略,是順應大勢之舉,是福民強市之路,是全市發展大計。如今,洛陽旅遊業實現更大規模、更高層次發展的号角已經吹響。

伊川程林文化園程園為北宋理學奠基者程颢、程頤兄弟及其父的墓地,1963年被定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該文化園是在原程園的基礎上興建的程林文化主題公園,總投資3.5億元,建築面積360餘畝。目前,該園38個單體建築主體完工,今年國慶節前後土建工程将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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