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文成文明馮太後(441年—490年10月17日)，名不詳，漢族，長樂信都(今河北冀州市)人。北魏文成帝拓跋濬的皇後，獻文帝拓跋弘的嫡母，孝文帝元宏(拓跋宏)的嫡祖母，中國曆史上傑出的女性政治家、改革家。北魏中期一系列改革的實際主持者，并對孝文帝改革産生重要影響。
北燕滅亡後，其伯父與父親歸附北魏，其父官至魏秦雍二州刺史，後因罪被殺，馮氏因而被沒入後宮為奴婢，但得到姑母馮昭儀的提攜和照顧。太安二年(456年)正月二十九日乙卯，14歲的馮貴人文成文明皇後葬于金陵。
被文成帝立為中宮皇後。獻文帝時，馮氏殺死專權大臣乙渾，開始臨朝聽政。孝文帝時，馮氏以祖母身份繼續執政，督促孝文帝拓跋宏實行政治改革，制定漢化政策，俸祿制、均田制等都是她臨朝時頒行的。死後，谥文明太後。
生平經曆
少年國亡父喪
馮後是長樂信都(今河北冀縣)人，她的祖父馮文通是十六國時期北燕的國君，這樣說起來，馮後乃出身于名望之家。西晉末年，戰亂不息，北方的遊牧民族乘虛而起，各顯神通。匈奴、鮮卑、氐、羯、羌，紛紛越過北方草原進入中原地區，形成所謂"五胡亂華"的混亂局面。馮氏的北燕正是在這種局勢下崛起的一方諸侯。按照馮家的說法，他們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先秦時期魏國國君的始祖畢萬。畢萬在晉獻公時因功封為魏(今山西芮城)地大夫，畢萬即以魏為姓氏。
魏國被秦國吞并後，魏氏的一支流落到山西境内的馮鄉，遂改為馮氏。此後馮氏宗族曆經世變，幾經流徙，在三晉之地苦苦支撐。後來，馮後的曾祖因軍功漸漸發達，他的兩個兒子馮跋、馮弘(字文通)竟先後做了北燕的國主。隻是沒多久，北魏太武帝進逼北燕，馮弘被迫逃往高麗，并最終死在那裡。但他的幾個兒子，以馮後之父馮朗為首，加上馮崇、馮邈，為防遭後母慕容氏谮陷，聯手出逃遼西，投降了北魏。馮朗被加封為西城郡公，領秦(治今甘肅天水)、雍(今陝西西安)二州刺史。此時，馮後尚未出世。馮後的母親王氏，樂浪(今朝鮮平壤)人，是馮朗在北燕時所娶。二人能夠成親，主要得益于北燕地鄰高麗，再者馮跋與高麗國王的遠房親戚慕容雲是至交。
因多年動蕩不安，直到随夫任官長安後，生活暫時得以安定下來，王氏夫人才給馮朗生下一個兒子，取名馮熙，就是馮後的同母兄長。到了太武帝太平真君三年(442年)，王氏夫人又生下了一個女兒，就是本文的主人公馮後。馮後出生之時，距祖上建立的北燕滅亡已有六七年的光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也已完成了中國北方的統一，并與南朝形成了對峙之勢。身為北燕國主後裔的馮氏家族，在這種南北對峙的大局下，能否享受安逸的生活，實在難說。
馮後出生後不久，哥哥馮熙就因叔叔馮邈戰入蠕蠕(柔然，居于陰山一帶的少數民族)，被人帶着逃到氐、羌中生活，多年以後才找回。接着，馮家突然遭遇了飛來橫禍:不知是朝廷對馮後那位曾為北燕王子的父親心存疑慮，還是馮朗果真有什麼不軌之舉，總之是馮朗因受一樁大案株連被太武帝下令誅殺了。按照慣例，馮氏因為年幼又是女孩，就被沒入宮中，成了拓跋氏的婢女。也算是不幸中的萬幸，馮氏在宮中得到了姑母馮昭儀的多方照應。原來，馮朗兄弟逃出北燕投降北魏後，窮蹙的馮文通在北燕大興四年(434年)派尚書高頤奉表入魏，請罪稱藩，乞求太武帝，願以小女兒充入掖庭，以求生路。太武帝答應後，馮文通就派人将最小的女兒送給了太武帝，不久被立為左昭儀。
馮昭儀在馮氏沒入宮後，動了恻隐之心，向皇帝求情讓馮後與自己同住。這樣，馮後避免了學做苦役的營生。由于姑母待她"雅有母德"，馮後雖然仍是卑賤的宮中婢女，但她幼小的心靈卻得到了幾分慈母般的溫情。多虧了姑母的悉心照料與撫養，馮後慢慢長大成人。終日耳濡目染，她逐漸熟悉了北魏皇宮内的禮儀和其間的微妙，積累起了豐富的人生閱曆，也養成了複雜的感情性格。馮後11歲的時候，宮中發生了一場重大事變。北魏正平二年(452年)三月，中常侍宗愛謀殺了太武帝，然後秘不發喪，假冒皇後赫連氏的名義将尚書左仆射蘭延、侍中和匹等人召入宮中依次綁縛起來砍了腦袋，東平王拓跋翰也被他秘密處死。爾後，宗愛立吳王拓跋餘為帝。
宗愛自為大司馬、大将軍、太師，都督中外諸軍事、領中秘書，爵封馮翊王。既錄三省，又總戎禁，坐召公卿，大權在握。被立的拓跋餘深以為憂，便想謀奪其權，結果又被宗愛派小黃門賈周等人殺死。短短幾個月，宗愛連殺兩位皇帝，引起朝野震動。不過，宗愛雖手握軍政大權，畢竟是個刑餘之人，不可能自己去坐皇帝的位子。不久，殿中尚書長孫渴侯與尚書陸麗又迎立了宗室拓跋浚，即北魏高宗文成皇帝。文成帝拓跋浚是太武帝太子拓跋晃的長子。
太武帝對他十分喜愛，時常呼之為"世嫡皇孫"。拓跋浚5歲的時候，曾随祖父北巡，遇到一位剛剛降服的部族首領處罰他的手下，拓跋浚沒等祖父發話，就自作主張，命令那位首領說:"這人今天有福氣，他有幸遇到我，你就應當立即釋放他。"拓跋焘深感驚奇，說道:"此兒年齡雖小，卻知處理大事，有天子之風度。不可小瞧。"拓跋浚即位之後，其性格能力得到了更充分的施展。為穩定朝中形勢，文成帝果斷地把宗愛、賈周等作惡不法的宦官誅殺，夷滅三族。又在興安元年(452年)十月，把尚書長孫渴侯擢為尚書令，加儀同三司，以骠騎大将軍拓跋壽樂為太宰，都督中外諸軍事，同時錄尚書省事。但二人争權，遇事不能互相合作，隻一個月時間，文成帝即将二人賜死。
為了防止再禍起蕭牆，文成帝将宗室廣陽王建、臨淮王譚誅殺，太尉張黎、司徒古弼因為論事不合乎他的旨意，也被黜出朝廷，貶為外官。平南将軍、宋子侯周忸晉爵為樂陵王，南部尚書、章安子陸麗晉爵為平原王。後又委任二人為太尉、司徒，以鎮西将軍杜元寶為司空，共輔國政。拓跋浚即位之初的一兩個月裡，賞罰嚴明，迅速把紛紛議論的朝廷平息下來，顯示出他治理國政的才幹與剛毅性格。幾個月中，朝廷上政治風雲變幻，令人眼花缭亂，殘酷的宮廷鬥争的現實，使馮後深為觸動。父祖以前大起大落的經曆，個人由不谙世事到沒入宮掖，一樁樁，一件件，不免使這位年僅10餘歲的清純少女對政治鬥争多了一些更直觀的感受。她開始體會，開始觀察，開始明白了這九重天隔、戒備森嚴的皇宮内院常常隐藏着的無窮争鬥與殺機，到處充斥着刺鼻的血腥味。13歲的文成帝登基不久，就選中馮氏做了貴人。這一年，馮氏隻有11歲。從此，她的生活改變了。
伴駕文成之死
馮後離開了撫養自己長大成人的姑母，來到了文成帝的寝宮。婚後陪王伴駕的生活是和美的，她也更有條件熟悉和了解國家最高層的政治運作了。由于用人得當，特别是由于重用漢族大臣高允，文成帝統治時期的北魏基本處于較為穩定發展的狀态，社會矛盾相對緩和。馮後對文成帝不拘民族成分，寵重漢族出身的高允，感到十分欽佩。朝廷之上對漢人的看法也明顯改觀。這對于日後馮後當政期間吸收漢法、重用漢人、推行漢化的措施，無疑有潛移默化的影響。
文成帝的施政風格給馮後留下了深刻印象，二人的感情也與日俱增。太安二年(456年)正月二十九日乙卯，14歲的馮氏被文成帝立為中宮皇後。馮後被立為中宮之主，除了她的聰慧與才貌外，恐怕與她在宮中生活多年深谙宮内諸多關節有關。因為，宮中嫔妃要得正位中宮，必須先要手鑄金人，若能鑄造成功，則視為吉祥如意，若是鑄而不成，則妃嫔不能立為皇後，這在北魏曆史上屬于"故事"，也就是定制。為什麼要鑄金人才能遂願?我們不清楚，史書上隻說是"以成者為吉"，但因何"以成者為吉"，沒有言明，推測這恐怕與鮮卑舊俗有關。
宋末元初的胡三省是個大學問家，他在《資治通鑒》注中曾說過:"魏人立後，皆鑄像以蔔之。慕容氏謂冉闵以金鑄己像不成。胡人鑄像以蔔君，其來尚矣。"也說鑄金像是為了占蔔。也許鑄像以蔔吉兇還有更深的内容包含其中。這與佛教當中造像的本義有無關連，是值得深究的。佛法東漸以後，雖遭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毀禁，但民間信仰仍無消減，太武帝晚年就已對禁令有所松弛。到文成帝即位後，群臣都一再要求徹底解除對佛教的禁令，足見社會上下對佛教的信仰。興安元年(452年)底，文成帝頒诏各州縣許立佛寺，準許剃度出家，并親自為師賢等高僧剃發。他在僧侶的建議下，命于京師平城(今山西大同)西北約三十裡的武州山南麓，開鑿五所石窟，每窟中雕鑿石佛像一座，像高達六七十尺，遂成著名的山西雲岡石窟造像的緣起。
話說回來，馮氏幾年間從卑賤的宮中婢女，躍為貴為天下國母的皇後，不啻是天壤之别。但早谙世事的她，并無多少驕矜之色，隻是勤勞地操持宮中事務，并不時關注着國事。太安四年(458年)，文成帝率兵巡視陰山，車駕深入大漠，使蠕蠕(柔然)絕迹遠逃，不少部落酋長率部求降。馮後為文成帝大揚聲威而歡呼雀躍，并陪他一起觀看了慶典活動。馮後不僅為國家的興盛而感奮，而且也為國家的未來而操勞。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馮後對文成帝乳母常氏的恪盡婦禮及對文成帝之子拓跋弘的哺養，為自己赢得了宮内宮外、朝廷上下一片贊譽之聲。
拓跋弘，是文成帝拓跋浚與梁國蒙縣(今河南商丘南)人李氏所生之子。太安二年(456年)二月，也就是馮氏被冊為皇後的第二個月，不足兩歲的拓跋弘被立為皇太子。按照道武帝拓跋珪當年所定的規矩，凡後妃所生之子被立為儲君，生母皆要賜死，以防母以子貴，專擅朝政。李氏被賜死後，馮後便擔當起了養育之責，将拓跋弘視若己出，竭盡慈愛，使文成帝也深感快慰。貴為皇後的馮後，深深地理解文成帝為國操勞的艱辛，盡力為他排解各種煩悶與不快，特别在生活上給他以溫存體貼。每次文成帝出征、巡幸歸來，馮後都以她的百般柔情化解皇帝的一路風塵。在馮後身邊，文成帝仿佛忘卻了朝廷上大臣的争鬥，忘記了柔然、劉宋于南北的威脅。總之，馮後與文成帝的後宮生活是美滿和諧的。
然而，天不作美。馮後做皇後尚不到十年，這種偕鴛效鴦的生活就畫上了休止符。和平六年(465年)五月十一日，被譽為"有君人之度"的文成帝竟英年早逝，崩于平城皇宮的太華殿，年僅26歲。這真如晴天一聲驚雷。喪夫之哀，令馮後痛不欲生，她一連幾日以淚洗面，嗚咽不止，既為丈夫離她早去而悲傷，更為自己命運多舛而哀痛。三日後，按照北魏的舊俗制度，焚燒文成帝生前的禦衣器物等--這種葬俗至今在中國北方的一些鄉村仍有遺存，謂之"燒三"，朝中百官和後宮嫔妃一起親臨現場哭泣哀吊。當火光燃起，悲哀不已的馮後仿佛又看到儀表堂堂的文成帝，依稀再現在她的眼前，向她微笑。此情此景，不禁觸動了她無盡的情思……突然，她身不由己地高聲悲叫着，撲向熊熊燃燒的大火。周圍的人都被她的舉動驚呆了，待回過神來，急忙沖上去從烈火中救出馮後。
幸虧及時，馮後才未被燒死，但煙熏火烤，她早已不省人事。過了很久，她慢慢地睜開眼睛，周圍的人們方松了口氣。馮後幽幽地蘇醒過來，突然間似乎對生死之事頓悟了。自己生來如此坎坷多艱，或許正是冥冥之中神靈的安排。既然如此，何不咬咬牙挺過去!想到此，馮後就像換了一個人，悲傷的雙眼透出了一股堅毅的光芒。
聽政恩威兼施
和平六年(465年)五月，文成帝死後第二天，年僅12歲的皇太子拓跋弘即位，是為獻文帝，馮後被尊為皇太後。獻文帝即位後，由于貪權狂傲的太原王車騎大将軍乙渾欺淩這孤兒寡婦，陰謀篡位，北魏中樞政治又面臨嚴重的危機。天安元年(466年)二月間，乙渾三番五次地對安遠将軍吏部尚書賈秀說:"你應該要求朝廷給你妻子加封公主的名号。"乙渾的僭越用心昭昭。賈秀卻說:"像我們這樣的庶姓哪配稱公主?我賈某甯願死在今朝，也不會自不量力，贻笑後世!"乙渾大怒，惡狠狠地罵道:"老奴官，真是不識相的東西!"侍中拓跋丕(後改為元丕)聽到這一消息，知道乙渾謀反已是迫不及待，便急告朝廷。早已胸有成竹的馮太後立即進行秘密布置，定下大計，下令拓跋丕、隴西王源賀和牛益等人率兵收捕乙渾，鎮壓叛亂。
很快，令朝野上下怨聲一片的乙渾便被捕殺，夷滅三族。平定乙渾之亂，穩定政治局勢，馮太後表現出果敢善斷的政治才幹。接着，她再露鋒芒，宣布由自己臨朝稱制，掌控朝政大權，以杜絕因皇帝年幼再發生朝廷遭奸臣憑淩的事情。馮太後這次臨朝聽政，前後僅有十八個月的時間。她憑借多年宮中生活的閱曆和非凡的膽識，穩定了北魏動蕩的政局。皇興元年(467年)八月戊申，京師平城的紫宮傳來了嬰兒的啼哭，原來是獻文帝之妃李夫人生了一個兒子--拓跋宏。
馮太後喜得長孫，自然十分惬意。這一天，天氣清爽，她見拓跋宏長得白白胖胖，心情格外舒暢。時隔不久，她就決定停止臨朝，不聽政事，由已經14歲、初為人父的獻文帝親政，轉而擔當起撫養皇孫拓跋宏的責任。獻文帝親政以後，頗想有所作為，貶斥了不少馮太後寵重與信任的人，并試圖重用提拔一些對馮太後不滿的人，以結成自己的心腹。一開始，馮太後對獻文帝的所作所為雖然感到心中不快，但也沒有立即發作。到了皇興四年(470年)，馮太後再也忍無可忍了。事情是從李弈身上引起的。自文成帝死後，年輕的馮太後不耐守寡的孤寂與冷清，再加上北魏乃是少數民族政權，這一時期的拓跋氏，在婚姻關系上尚保留着許多原始婚姻形态與遺風，男女之防不甚講究，貞節觀念更是淡薄，馮太後就很注意那些美貌男子，以便選來做伴。
李弈是官宦子弟，長得儀表堂堂，風流倜傥，兼之多才多藝，善解人意，因而深得馮太後寵愛，經常入侍宮中。皇興四年(470年)秋天，李弈的兄長、尚書李敷的好友--相州刺史李因罪被告發，主持審理此案的官員提示李牽連李敷兄弟。李為了自保平安，竟無端捏造、羅列李敷所謂不可告人的"隐罪"二三十條。獻文帝借機下令，将李敷兄弟打入死牢。這年冬天，李弈與哥哥李敷、堂兄弟李顯德等人同時被殺。北魏騎馬武士陶俑李弈死後，馮太後失去了一位甚是相得的情人，心中極難平靜，據《北史·後妃傳》載，獻文帝誅李弈，"太後不得意"。後來，獻文帝又把李擢為尚書，參決國政，使馮太後更無法容忍。于是，她利用自己的聲威與勢力逼迫獻文帝交出皇位。
獻文帝本人雖則聰睿夙成，剛毅有斷，但生性喜好黃老(道)、浮屠(佛)之學，常常與朝中士大夫和沙門(僧人)一起高談玄理，也給人一種雅薄富貴、厭倦國政、不以天下事為意的印象。在馮太後的強大壓力下，獻文帝曾想傳位給素有時譽的叔父--拓跋子推，但遭到宗室大臣和宦官的聯合反對。無奈，他隻得在皇興五年(471年)八月，禅位給不滿5歲的太子拓跋宏，正如《魏書·天象志三》所說:"上迫于太後，傳位太子。"太子拓跋宏即位，即是曆史上著名的孝文帝。獻文帝自己則做了太上皇，這一年，他隻有18歲，恐怕是曆史上最年輕的太上皇了。
孝文帝即位之初，已移居崇光宮的太上皇并沒有完全放棄手中的權力。不僅朝廷上重要的國務處理都要向他奏聞，他還屢屢頒布诏書行使大權，甚至親自率兵北征南讨。延興五年(475年)冬十月，已為太上皇的獻文帝在平城北郊對蠕蠕遣使朝獻貢物，舉行了大閱儀式。這一切，使馮太後越來越覺得，自己要再次出面執掌朝政，太上皇已經有礙手腳。就這樣，又一場宮廷事變悄悄引發了。承明元年(476年)六月的一天，朝廷突然宣布戒嚴，京師氣氛緊張，宮禁之中更是戒備森嚴。不久，太上皇應召前來晉谒馮太後，被伏兵一擁而上擒拿住，強行軟禁起來。随後，馮太後将其鸩殺于平城永安殿。
馮太後被尊為太皇太後，也就再度臨朝聽政，成為北魏的政治核心。此時的馮太後，已年過而立，無論才識、氣度還是政治經驗，都更加成熟了。馮太後再掌朝綱，也面臨着新的挑戰。獻文帝死後，政局又動蕩起來，不僅如此，官吏貪殘刻剝，民衆反叛屢起，也使北魏統治面臨潛在的威脅。為了北魏的長治久安，也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力地位，馮太後恩威兼施，充分施展了她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政治才幹。首先，馮太後對當初誣死李弈的李下了殺手，既給心上人報了仇，又除掉了一個人人痛恨的貪官，樹立了朝廷整頓吏治的良好形象。其他的不法者，如秦州刺史尉洛侯，雍州刺史、宜都王目辰等因為貪贓被處極刑，長安鎮将陳提等被罰徙邊。一些為官清正廉潔者，則得到不同程度的表彰和賞賜。為了大權獨攬，她還以謀叛罪誅殺了孝文帝的外祖父南郡王李惠。李惠的弟弟、兒子和妻子也同時被殺。為了清除隐患，馮太後不惜大開殺戒，以緻因猜忌嫌疑被複滅者十餘家，死者數百人。
不過，馮太後對那些明顯沒有政治野心者，往往能加以安撫籠絡。如獻文帝的親信任内三郎的婁提，曾因獻文帝被害憤然拔刀自刎，幸而未果。馮太後不僅不怪罪他，反而下诏嘉獎他的節義。有些心懷不滿的大臣被她的舉動所感服，這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潛在的不安定因素。馮太後為了充分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負，還特别注意培養扶植一些賢能之士做親信，組成一個效忠她的領導核心。在這個領導集團中，有拓跋氏的貴族，也有漢族名士，有朝廷大臣，也有内廷宦官。而其中的漢族名士，不少又是她的寵幸之臣。李弈被殺後，馮太後的私生活依舊毫無顧忌，不少健美強壯的男子成為其新寵。
馮太後對其中的才幹之士，任以要職，委為心腹，這些人多成為她政治上的得力幫手和股肱之臣。如自稱出身太原(今山西太原)的王睿，自幼傳承父業，精通天文蔔策之術，承明元年(476年)後，因姿貌偉麗得到馮太後寵幸，一下就被越級擢升為給事中。不久，又被拜為散騎常侍、侍中、吏部尚書，賜爵太原公。其後，王睿還曾勇退猛虎，保護了太後與孝文帝，因而更受親重。另一位是隴西李沖。李沖雖然是因為器能優長得到重用，但因其風度不凡，姿貌豐美，也逐漸被馮太後看中，成了她的情夫。馮太後常常将一些珍寶禦物贈給他，素稱清貧的李沖，因而成為富室。
馮太後臨朝時期，他以心腹之任盡職盡責，太和年間的許多改革措施，多有李沖參與謀劃。馮太後死後，李沖對孝文帝竭忠奉事，明斷慎密，孝文帝也對他"深相仗信，親敬彌甚"，史稱"君臣之間，情義莫二"。除了那些恩幸之臣外，拓跋丕、遊明根、高闾等一時名士也都頗得委重。每當褒美王睿等人，馮太後也會對拓跋丕等一同表揚，以示無私。這些人，成了馮太後臨朝時期的心腹集團。此外，馮太後還對宦官大加委任。宦官本來供事宮中，經常生活在帝妃周圍，馮太後臨朝聽政，對其中有才幹者也引為親信。所以像杞道德、王遇、張佑、苻承祖等皆由底層小宦官得到提拔，一歲之中而進至王公。馮太後利用他們出入禁闱，預聞機要，形成了"中官用事"的局面。但是，
在她臨朝聽政的時期，并沒有發生宦官專權、脅迫朝廷的現象。這是因為馮太後雖然利用宦官居中用事，但對其行為作了嚴格的限制。《魏書·皇後列傳》稱:"(馮)太後性嚴明，對閹官雖假以恩信，待以親寵，決不放縱自流。左右之人雖有纖介之愆，便遭棰楚杖責，多者至百餘，少亦數十。不過太後生性寬豁仁裕，不計前嫌，事後仍待之如初，有的還因此更加富貴。正因如此，人人懷于利欲，至死而不思退。"由于培植起一個忠心耿耿的政治集團，馮太後的臨朝專政取得了成功，所謂"事無巨細，一禀于太後，太後多智，猜忍，能行大事。殺戮賞罰，決之俄頃，多有不關帝者。是以威福兼作，震動内外"。而尤為令人稱道之處在于，馮太後運用高超的政治智慧和鋼鐵般的手腕，縱橫捭阖，排除幹擾，對北魏的政治、經濟和風俗習慣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
改革太和新制
太和，是孝文帝的年号。曆史上把這一時期的一系列改革稱為"太和改制"。由于舊史的記載，人們往往在習慣上把這一功勞歸于孝文帝，甚至徑直稱為"孝文帝改革"，而忽視了馮太後的實際作用。其實，在太和十四年(490年)之前，馮太後一直臨朝聽政，作為北魏的實際執政者，她是"太和改制"真正的主持人。翻開史籍，馮太後勇于改革的蓬勃英姿便會展現在後世讀者面前。這一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效及其深遠的曆史影響，正說明馮太後是一位成功的政治家。
自從拓跋珪開國，北魏政權各級官吏皆無俸祿，平日都要依賴貪污、掠奪和皇帝随意性的班賞來獲取财富。這在北魏初建之時，作為遊牧民族建立的政權采取這種方式是不足為奇的。但是，當北魏政權逐漸在中原地區确立統治地位，這種以掠奪為主的财富分配方式日益給北魏政治帶來嚴重的問題。特别是随着戰事的減少，戰時掠奪的機會有限，各級官吏為了滿足私欲，便毫無顧忌地盤剝、搜刮民脂民膏，從而導緻北魏社會矛盾的激化和政治統治的危機。面對這一嚴峻的現實，從文成帝時就曾數次下诏禁貪，獻文帝時也作了嚴格規定，并有人提出了給官吏班祿的建議，可惜并未能實施。
太和八年(484年)六月，在馮太後的主持下，北魏仿效兩漢魏晉舊制下達了"班俸祿"诏書。規定在原來的戶調之外，每戶增調三匹、谷二斛九鬥，作為發放百官俸祿的來源。内外百官，皆以品秩高下确定其俸祿的等次。俸祿确定之後，再貪贓滿一匹者，處死。此法的實施，對普通百姓雖有"一時之煩"，但終能得到"永逸之益"。由此引起了以淮南王拓跋他為代表的鮮卑貴族的反對，他奏求停行班祿，依舊斷祿。馮太後召令群臣讨論。中書監高闾奉表駁論說:"天之大道，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故車服有等差，爵命有分秩。君班其俸，臣受其祿，自堯舜以來斯道未改。
二聖(馮太後與孝文帝)稽準舊式典章，行班祿俸，苛慝不生，上下無怨，止貪殘之心，勸竭效為國之誠。若不班祿，則貪利者肆其奸情，清正者不能自保，這簡單的道理，灼然可知，如何令行一朝便欲去俸?淮南王之議，不亦謬乎!"高闾的話不僅代表了當時一批具有遠見的官僚的意見，而且也符合馮太後的心思。于是，馮太後下诏依從高闾所議，仍舊實行班祿。為了切實貫徹俸祿制，馮太後還派使者分巡各地，糾舉食祿之外犯贓者。太和八年九月間，孝文帝的舅舅，時任秦益二州刺史的李洪之，因貪暴無度，被令在家自裁，地方官員坐贓處死者四十餘人。
經此整饬，北魏吏治大有改觀，貪贓受賄者也大有收斂。班祿的實施，為馮太後進行其他方面的改革創造了條件。次年十月，馮太後在大臣李安世的建議下，頒布了"均田令"，從而開始在社會經濟方面進行重大變革。"均田令"是指國家對無主荒田以政府的名義定時、按人口分授給農民。均田制度使失去了土地的農民重新回到土地之上，流亡無居者和蔭附于豪強名下的佃客也擺脫了束縛，成為政府的編戶齊民，從而增加了國家控制的勞動人口和征稅對象，提高了農民的生産積極性。
這一制度，使北魏落後的社會經濟結構迅速向先進的封建化的經濟結構過渡，同時為經濟結構的靈活運轉補充了新鮮血液。均田令的頒布實施标志着北魏統治者開始轉向接受漢族的封建統治方式。這一制度曆經北齊、北周，到隋唐約三百年，不僅使北魏社會經濟得到發展，而且奠定了後來隋唐社會的經濟基礎。顯然，馮太後主持推行的均田制，既對北魏曆史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也給後世留下了寶貴的遺産。
太和十年(486年)，馮太後又主持對地方基層組織--宗主督護制進行改革，實施了"三長制"。自西晉滅亡後，居于北方的豪強世家多聚族而居，設塢壁自保，自給自足。北魏建立後，任命塢主(豪強地主)為宗主，代行地方行政權力。這就是所謂的宗主督護制。在這一制度之下，戶口隐匿現象十分嚴重。政府征收戶調時，隻能依據戶籍上登記的戶口，但實際上往往三五十家為一戶，千人百口共為一籍，而當時實行的九品混通法，是把一家一戶的自耕農民同這種實際上有衆多蔭附人口的宗主戶等量齊觀的。這樣一來，勢必造成國家賦役征發在數額、輕重方面的不均，影響國家的财政收入。為了把豪強隐匿的勞動人口編入國家戶籍，既增加政府編戶，又抑制豪強勢力，大臣李沖提出廢除宗主督護制，實行"三長制"。
"三長制"即按照漢族的什伍裡甲組織的形式，重建北魏的地方基層機構，規定五家為一鄰，五鄰為一裡，五裡為一黨，鄰、裡、黨各設一長，合謂三長，由本鄉能辦事且守法又有德望者充任，負責檢查戶口，催征賦役，管理生産，維護治安。任三長者，可優複免除一至二人的官役。
馮太後見到李沖的奏疏，贊不絕口，便召集公卿讨論。中書令鄭義、秘書令高佑等人提出反對，認為此事實難推行，鄭義還以退為進，對馮太後說:"太後倘若不信，就隻管試行，事敗之後，當知臣等所言不謬。"着作郎傅思益更是危言聳聽:"若改行此法，恐生擾亂，三長之制，不可執行。"太尉拓跋丕卻極力贊同，他說:"太後陛下，臣以為此法若行，公私皆可受益。"另有大臣提出，此時正當農忙季節，猝然改制，新舊未分，恐百姓因生勞怨，不如過了秋收，到冬閑時節再慢慢動手為宜。李沖不同意這樣的意見，他說:"眼下改制，正可使百姓親受其益，使他們明白改制的目的，這正是推行新制的大好時機。"馮太後見衆人莫衷一是，意見很難統一，便将手一揮，止住了衆人的争論。她用眼光掃視了一下大殿上的群臣，斬釘截鐵地宣布:"立三長，則課有常準，賦有恒分，庇蔭之戶可出，僥幸之人可止，如此看來，又有何不可?"群臣見她已是胸有成竹，就連那些持有異議者也都閉口緘默、俯首聽命了。
在馮太後的大力支持下，李沖的建議得以付諸實施。這樣，北魏建立起了較為完善的地方基層組織，既便利清查蔭附戶口，又确定了課征賦稅的統一準則，防止那些企圖逃避賦役者再鑽空子，從而削弱了地方豪強的經濟實力，增強了國力，提高了中央政府的權威。馮太後采取的這些重大改革措施，對于促進北魏由鮮卑族落後的生産方式向漢族先進的封建生産方式的過渡，即封建化起到了推動作用。此外，為了使鮮卑族逐漸适應漢族人民的生活方式和禮儀制度，馮太後大興教育，尊崇儒法，禁斷蔔筮、谶緯之學，從而開始了鮮卑族的漢化過程。這一點，又為後來孝文帝遷都洛陽，推行大規模的漢化措施打下了基礎，清除了障礙。
晚年慈育孝文
馮太後在進行全面改革的實踐中，并沒有把孝文帝排斥在外，相反，她倒是盡可能讓他參與，以便使孝文帝得到鍛煉。正是由于馮太後的悉心培養，孝文帝才真正成熟起來，而且能夠繼承馮太後的改革事業，把"太和改制"推向高潮，這恰恰也是馮太後作為一位傑出政治家的成功之處。孝文帝拓跋宏，也的确是位聰明睿智的可堪造就之材。說起來令人難以孝文帝置信，在孝文帝還隻有4歲的時候，他就能為患癰瘡的父皇獻文帝吮吸膿血，以減輕父親的病痛。
他5歲接受父皇禅位，小小年紀竟悲痛不已，獻文帝不知所以，他卻言道:"我接替至親，内心的悲切無法表達。我心中是不願見到父皇離去呀!"馮太後感覺孝文帝過于聰慧，擔心日後對自己不利，便想要廢掉他。馮太後甚至曾經在寒冬臘月北風呼号之時，把隻穿單衣的孝文帝關到一間小屋裡，三天沒給飯吃。多虧了拓跋丕、穆泰和李沖等朝廷重臣的勸阻，她才改變了主意。後來，有宦官對馮太後搬弄是非，谮說孝文帝的壞話，馮太後盛怒之下，又把他痛打了一頓。
孝文帝默然接受，并不自明申辯。他對祖母太皇太後，沒有絲毫的怨言與不滿。也許是馮太後被孝文帝的态度感化了，也許是從未生養的馮太後對自己親自撫養長大的孝文帝動了恻隐之心，此後她對孝文帝再也沒有動過火氣，而是以一個慈祥的祖母的身份培養、訓導這位雅有至性的皇孫。同樣，孝文帝也逐漸感到祖母皇太後是那樣的和藹可親，并且也為她臨朝時那鋼鐵般的性格和無所畏懼的氣度所威懾，對她産生了深深的敬佩與仰賴。
正因如此，孝文帝逐漸成為馮太後得意的事業繼承人。由于馮太後的親自教育與監督，孝文帝手不釋卷，刻苦讀書，日複一日，孜孜以求，不僅對儒家經典的精奧谙熟于心，而且史傳百家，也無不涉獵，成了一位頗有才學的皇帝。據說他的詩賦文章皆即興而作，立筆而就，即使有時因事情緊急，騎在馬上口授章草，待其勒定成稿也不改一字，有大手筆之風度。太和十年(486年)正月初一，孝文帝始服衮冕，朝飨萬國。從這年開始，馮太後有意讓他參與朝廷事務，培養他的政治才幹，有關的诏敕冊文大多授意孝文帝起草。
當然，孝文帝的行動并沒有超越馮太後允許的界限，所謂"優遊恭己，玄覽獨得，着不自言"，從不過多發表意見，更談不上大事參決。此時的孝文帝還不可能擺脫馮太後而獨當一面。馮太後看着孝文帝一天天長大，親自作了《勸戒歌》三百餘章和《皇诰》十八篇，作為他學習的指南和行為準則，從思想上向他灌輸治理天下的原則，以使他更加符合自己的要求。同時，馮太後還特别注意言傳身教，以身作則，現身說法地對孝文帝進行教育和示範。馮太後在生活上十分注意厲行節約。臨朝之初，她就下令取消了鷹師曹，禁止各地上貢鷹之類的傷生鸷鳥。
平日穿戴，皆是些缦缯(沒有花紋裝飾的絲織品)，從沒有錦繡華麗的裝飾。至于膳食，她臨朝以後，也改變了原來宮廷之中食不厭精、脍不厭細、花樣繁多的舊制。平日，她在一種寬僅幾尺的幾案上就餐，使原來的食譜減少了十分之八九，杜絕了奢侈、鋪張。在馮太後的表率之下，孝文帝也養成了節儉樸素的性格，平日穿着打扮多是浣濯之衣，坐騎的鞍辔是鐵木做的，并無金雕玉镂。對此，馮太後極表贊賞。除了平日聽政、臨朝，馮太後還經常外出巡視。每到這時，她一般都将孝文帝帶在身邊，以便讓他随時随地得到磨煉。馮太後在政治上無疑是個鐵腕人物，但她在日常瑣事上卻表現得仁慈和善。
有一次，她身體不舒服，服用庵闾子(一種中草藥)，主事的廚子卻稀裡糊塗地端上一碗米粥，由于粗心，他居然沒有發現粥中竟有一支數寸長的蝘蜓(類似壁虎的爬行動物，俗稱石龍子)。馮太後正要張嘴吃時，用湯匙輕輕一攪挑了出來。在一旁奉侍太後的孝文帝見此情狀，很是惱火，狠狠地将那廚子大罵了一通，并準備處以嚴刑。
馮太後卻笑着擺擺手，把早已吓得體如篩糠的廚子釋放了。孝文帝對此感觸很深，很多年後，他也沒有忘記。到他親政後，也發生過類似的事情。一次是廚師在進食時不慎将熱湯撒了，燙傷了孝文帝的手；另一次是他在吃飯時，也發現碗中有飛蟲之類的東西。孝文帝既沒有對廚師發火，也沒有怪罪于人，隻是和馮太後當年一樣，一笑了之。馮太後在孝文帝身上傾注了大量心血，也赢得了孝文帝對她的格外孝敬。有一次，馮太後帶孝文帝和群臣百官、蕃國使者、諸方渠帥行幸方山，在靈泉池大擺酒筵，馮太後令衆人各自表演當地樂舞以助酒興。
孝文帝在酒筵前翩翩起舞，群臣見狀也紛紛起身，舉杯為馮太後上壽。馮太後見狀，心中大樂，情不自禁地随着節拍作歌，孝文帝亦随之放開歌喉相和，并向馮太後再拜上壽。一時間，酒筵之上，歌舞四起，與太後和歌高唱者達九十餘人，一派祥和、歡快的氣氛。馮太後不僅在政治上全力培養孝文帝，而且也非常關心他的婚姻和日常生活。也許是出于使馮氏家族世代貴寵的私心，或許是她不放心讓别人家的女兒來到宮裡，馮太後特意把同胞長兄馮熙的三個女兒納入宮裡。後來，孝文帝先後将兩女立為皇後--史書上一稱馮廢後，一稱馮幽後。
太和十四年(490年)九月，49歲的馮太後死于平城皇宮的太和殿，谥号文明太皇太後。她臨終時，曾降遺旨，并書之金冊，安排了自己的後事。遺旨說:她死後，逾月即行安葬。山陵之制，務行儉約，其幽房設施、棺椁修造，不必勞費。陵内不設明器，至于素帳、缦茵、瓷瓦之物，亦皆不置。
馮太後的死，使孝文帝痛不欲生，五日内他滴水未進，毀慕哀悼。對太後的陵墓規格，盡管高闾、遊明根等鴻儒重臣多方要求按太後金冊遺旨辦，孝文帝仍堅持将墳陵拓寬六十步，實際上這是對國君的葬禮規格。當年十月，馮太後被安葬在自己生前選定的墓地--方山永固陵(今山西平陽北)，沒有和文成帝合葬。孝文帝為了表達自己的孝謹，在永固陵東北約一裡處，為自己營造了壽宮，準備死後也埋葬在這裡，永伴撫養自己成長的祖母太皇太後，以體慰她陰間的孤獨。後因孝文帝遷都洛陽，全面實行漢化--這使"太和改制"再奏高歌，将洛陽瀍水以西的北邙坂作了皇家的陵寝之地，方山虛宮後來僅号為"萬年堂"。盡管如此，改革大業後繼有人，并能在以後的歲月裡發揚光大，已足以使馮氏瞑目黃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