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經曆
曾作為中國藝術家旅居日本16年，獲碩士學位，2013年歸國任教。精鑒賞，富收藏，擅創作。多篇學術論文于《光明日報》《遼甯日報》"北大核心期刊"等媒體上公開發表。編著出版《中國書畫鑒定概論》《唐宋元明名畫大觀》《南吳北齊的藝術世界》《輝緣翰墨》《鳳舞九天》《墨韻留臻》《咫尺乾坤》等近二十餘部書籍，參編《吳昌碩全集》，出版個人書畫作品集《息見》。主持全國藝教委研究生培養課程研究建設項目，主持遼甯省社會科學規劃基金項目，主持沈陽市書畫院橫向課題項目。曾被聘為遼甯省博物館主辦的"海派巨擘--任伯年繪畫作品展"學術顧問，沈陽市委宣傳部主辦的"南吳北齊的藝術世界—吳昌碩齊白石作品展"學術主持和策展人。個人繪畫作品多次參加國内外展覽，并曾被遼甯省博物館、鄧小平故居陳列館、沈陽故宮博物院等機構收藏。
藝術評論：
為學日益，為道曰損
“問尋校園春色，一别兩個十年。和風依稀識舊面，輕拂感淚濕衫。枝枝搖曳招手，絲絲撩動怦然。停身欲語說舊事，驚起黃雀一片。”這首《西江月﹒校園感懷》是我于去年三月自海外歸國，回到我的母校：魯迅美術學院中國畫系任教時即興寫下的。
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我從魯迅美術學院中國畫系本科畢業後，放棄了國内優厚的工作待遇，遠赴日本留學，攻取藝術專業碩士學位。二十年過去了“為學日益，為道曰損”，恰似高原冰川上垂落的滴滴水珠，筚路藍縷，九曲回腸，一路跌宕、奔湧，受流經地域的滋養，如今回到了高原平湖，我時常這樣看待形容自己。當八大山人的《蘭蕙圖》、鄭闆橋的《峭壁芝蘭》、吳昌碩的《竹石圖》、齊白石的《酒熟蟹肥》、黃賓虹的《山靜日長》、徐悲鴻的《柳鵲》、張大千《杉青閘送行圖》、傅抱石的《高山仰止》等件件記載、着錄清晰，流傳有序的華夏藝術瑰寶，經我手回流祖國，并編輯出版《輝緣翰墨—朝輝藏畫精選》（魯迅美術學院中國畫系藝術研究系列叢書／收藏篇）一書，以此向培養我的母校作一彙報時，噤若寒蟬，我的内心是忐忑和誠恐的，當年的“藐予小子”豈敢“知巧而睹于泰”哉？
“無心插柳”大學畢業時如果讓二十多歲的我于個人藝術成長中擁有高深的認識是不可能的，但隻要始終本着對藝術的無限熱愛和不懈的追求，腳下的路就不會偏離。在日本讀書期間，主、客觀雙重因素引領我步入了中國書畫鑒定領域，一晃就是16年。藝術市場的繁榮，海外回流的炙熱，幾番沉浮，我個人的藝術專業領域便在中國畫的基礎上又拓展了中國書畫鑒定。
“紙鸢乘風”正是這兩個專業知識的悄然暗合，讓我幸運走上了一條藝術成長的捷徑，一條經曆代藝術名家大師證明了的捷徑——筆墨藝術實踐與中國書畫鑒定相結合的成長之路。翻開中國繪畫發展史，藝術家們參與鑒藏活動是一個普遍現象，他們上師古法，繼承傳統，将曆代庋藏、流傳下來的名作、名典作師古學習的典範，取法乎上，近習超越，如唐代的張懷瓘、張彥遠，五代的趙喦、劉彥齊，宋代的趙佶、米芾、王诜，元代的趙孟頫，明代的董其昌、文征明、笪重光，清代的恽壽平，近現代的吳昌碩、黃賓虹、張大千、吳湖帆、徐悲鴻、謝稚柳等都是融鑒定、收藏與繪畫于一身的名師大家。清代畫家範玑在其所着《過雲廬畫論》中做了很好的總結：“學畫須得鑒古之法。鑒古不明，猶如行遠而不識道路之東西，鮮有不錯者。”
鑒定不同于欣賞，它是欣賞的更高層次。欣賞表面性的認知為多，鑒定則要求在更高深的專業知識基礎上首先回答作品的真假問題，而後再去欣賞，這就要求對古人的藝術作品有深刻認識與體會，将鑒定知識與中國畫筆墨實踐感受相融，隻有達到這一高度，鑒定與中國畫創作間的沾溉方能顯現。繪畫創作會因懂得鑒定而高出格調，鑒定也會因深悟筆墨精神而直入堂奧。
書畫鑒定所帶給我的“師古營養”是巨大的，不是十幾幅、幾十幅名畫臨摹所能比拟的。每一位名家的不同畫風、筆性、設色特點，甚至同一位畫家不同時期的風格演變都要了然于心，試于筆端。常年累月的真、假、優、劣辨識，日日的知識浸潤、沖擊、洗禮，對于我個人國畫創作的滋養是深厚、豐富和廣博的。書畫鑒定開闊了我的視野，提高了我的認識，讓我更為深刻地理解了中國畫的傳統筆墨精神、個性風格和師承關系，不孤立地就技法論技法，就臨摹論臨摹，就構圖論構圖，而從藝術的本源上将繪畫、鑒賞、诠次、批評有機地聯系起來，讓自己的畫風始終根植于曆史發展的文脈上，把握正确的藝術方向，取法乎上，不随波逐流，在傳統的繼承中求發展，摒棄表面形式遊戲，遠離單純線條與色塊的拼接，堅持“意在筆先”，力求“技道合一”，通過技法、理論、認識與情感的化合，将内心的思想感受展現出來。
“達則變，明則化”，近二十年的書畫鑒定與收藏經曆，我累計過手名家字畫近萬幅，其中對我最大的滋養奧援，也是讓我最為受益的知識點當屬中國書畫構圖。“立意、為象、格局”是中國畫創作首先要考慮的問題，卻又因其靈活性、思想性和綜合性成為最易困惑，且不好把握的繪事因素，然而這一問題不解決，畫者不但畫技、功夫難以成長，也創作不出好的作品來，認識上鮮有突破。早在一千六百多年前，東晉顧恺之即于書畫構圖上提出“置陳布勢”的論點，六朝時期謝赫更是在“六法”中明确提出“經營位置”，沿此脈絡唐代張彥遠看到了構圖的複雜性及其在創作評價中的重要地位，将“經營位置”定義為“畫之總要”，從而使書畫構圖成為中國書畫創作與鑒賞最重要的，也是應最先考慮的第一要義。一幅畫如果在構圖布勢上沒有處理好，不論技法展現得多麼精到，色彩運用得多麼豐富、恰當，整體的形式美即刻失去起碼的魅力，構圖的重要性可見一斑。鑒定實踐提高了我的辨識能力，更重要的是在我個人的書畫創作上賦予了我知經營、懂優劣的構圖與布勢能力，這也是中國畫創作與鑒定相結合之所以為藝術家成長之捷徑的原由所在。
作為寫意花鳥畫者，八大山人、吳昌碩、齊白石、潘天壽、李苦禅是我非常喜歡，也是始終追摹的幾位史上名師大家，這些年我過手上述五位大師的真迹有三百餘幅。鑒定不同于平時看展覽，更不同于翻看畫冊，當一幅大師真迹作品讓你親手将其徐徐展開，近距離地直面時，它所帶給你的那種意境暢達、氣韻生動、直通内心深處的感覺，似能讓你穿越時空與大師交流，意感身受，心追手摹，受益匪淺。八大山人運用大面積的留白、奇險的構圖，以及動、植物的眼神與姿态的瞬間定格所締造出的空靈、孤高、冷逸的畫面氣氛，當是寫意花鳥畫藝術的至高境界；吳昌碩的詩、書、畫、印四藝并臻，畫面用心經營，取金石之筆“以作書之法作畫”“畫氣不畫形”乃為文人畫的一座高峰；齊白石畫中“妙在似與不似之間”的拙巧意趣，設色的大俗大雅，布勢開合、均衡、呼應，成為了寫意花鳥畫史上後人難以逾越的裡程碑；潘天壽出奇制勝的構圖、磅礴的氣勢，以及李苦禅筆簡意繁的陽剛之氣等都深深地影響、感染、指導着我的藝術創作格調與方向。
師從古法，以古為基，于傳統中發展，在繼承裡創新，“法古不泥古”“筆墨當随時代”，任何人都不可能成為别人的影子，清朝“四王”師古，張大千師古，但作品中自身的面貌、品性是揮之不去的，永遠都是他們自己。我本性追求誠實、單純、友善、快樂，重情義，生活上亦随心随性，較為曠達，相信這些在我的作品中都會有所體現。
“詩、書、畫、印”是中國文人畫的四大元素，也是我個人的創作目标，于書畫之外詩詞寫作偶有為之，生活中的一情、一景、一事、一物，甚至是别人無意間的一句話，閑來釀情，填詞、賦韻、和詩，平平仄仄，當屬文人雅趣。
作品是一位畫者與大家交流的無聲語言，其實本再沒必要寫下這些話語，一個人的經曆、學養、認知以及未來的發展方向、格局在作品中都有展現，幾番情感，不禁然流淌下來的這些文字就當與朋友們的一種交流吧。
“夫水性虛而淪漪結，木體實而花萼振”，作為一名畫者、一位美院的老師，我深知個人發展的内源活力在其物化形态，即筆墨所承載的文化意蘊，唯有“澄心定志，博學專研”方能在傳統文脈與現實生活源泉的彙流中不斷滋養出屬于自身的藝術品格，堅實地走好每一步，在中國畫這一古老傳統的文化領域中創作出更多讓大家喜愛、令自身滿意的作品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