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早期經曆
鹹豐九年（1859年）1月7日（農曆1858年十二月初四日），馮國璋出生在直隸（今河北）河間市西詩經村，馮家原是村中大戶，其祖父馮丕振，家境富裕，有地300畝，為該村四大戶之一。其父馮春棠，因科舉落榜，精神失常，又因遭天災，家道逐漸中落。馮國璋有胞兄弟四人，他排行老四。
大哥馮佩璋，常年經營戲班，奔波外鄉；老二馮蘊璋，自幼讀書，被選為拔貢；老三馮琥璋，文庠生。他7歲入本村私塾讀書，5年後入其外公家所在地三十裡鋪毛公書院讀書。馮國璋年幼聰穎，心寬志遠，性情豪放。童年在家鄉私墊讀書，光緒二年（1876年）結業，考試名列前茅。
在堂叔馮甘棠的資助下，光緒七年（1881年），馮國璋到保定蓮池書院進修兩年。因家境艱難，光緒九年（1883年）辍學回家。為了找尋出路，馮國璋于光緒十年（1884年）在經叔父介紹後，未告别父母妻子，隻身去大沽口投淮軍，開始了他的軍旅生涯。
光緒十年（1884年），25歲的馮國璋隻身來到大沽口淮軍直字營，通過在該營任文書的族叔介紹，入伍當兵。因馮國璋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經常幫助士兵書寫家信或幫夥房記賬，人緣不錯，亦取得了該營統領劉祺的信賴。光緒十一年（1885年），馮國璋入淮軍直字營當兵。經劉保薦，馮國璋進入天津武備學堂，習步兵科。
該學堂是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為培養淮軍中下級軍事人才于1885年創辦的。聘有德國軍事教官，所設課程有兵法、地利、軍器、炮台、算法、測繪，并操習炮隊，步隊、馬隊、工隊及分合陣法，另外還兼學經史。馮國璋是該學堂第一期學員。
在學習期間，他曾回原籍參加科舉考試，當時特設數學附生額，因他擅長算術，考中秀才。後返回天津武備學堂繼續學習軍事。馮國璋學習刻苦，精通槍炮陣式，熟習營壘作業，各科成績優秀，曾得到該學堂總辦蔭昌和德國教官的賞識。
光緒十五年（1889年）7月，馮國璋從該校以優異成績畢業，當時馮國璋已屆而立之年，他不安于現狀，想大立軍功，出人頭地，于是在光緒十九年（1893年）進入聶士成軍中效力。在中日甲午戰争前夕，馮國璋曾随聶士成赴東北和朝鮮等地考察和測繪地形，為時半年，跋涉數千裡，餐風宿露，曆盡艱險。
所達之處，對山川要塞均用新法繪圖說明，地形地物，了如指掌。所搜集的資料以聶士成之名編成《東遊紀程》一書，由馮國璋任注說編輯，及至第二年聶士成率部在朝鮮和東北等地抗擊日軍時，這部著作發揮了極大的指導作用。故此，馮國璋得到了聶士成的垂青，被任命為該軍軍械局督辦。
甲午戰争後，馮國璋得聶士成保薦，以清朝駐日公使裕庚随員身份赴日。馮國璋在日本期間，為考察日本軍事，結交了日本軍界人士福島安正、青木宣純等人，并博覽大批近代軍事著作，取得了大量有關軍事教練的資料，不舍晝夜，抄錄和整理了幾大本有關軍事訓練和近代軍事科學發展的“兵書”，馮國璋亦因此大長才幹。
佐理袁幕
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馮國璋回國後，将精心整理好的筆記資料呈送聶士成，聶士成又轉呈袁世凱。當時，袁世凱正在積極籌辦小站練兵事宜，急需軍事教學人才，見到馮國璋所整理的軍事資料如獲“鴻寶”，遂招馮國璋入小站輔佐編練新軍。
與馮國璋同時進小站的還有他在武備學堂時的同學王士珍和段祺瑞等人。馮國璋在教學中結合實際，深入淺出，深受學兵的擁護和愛戴。未幾，馮國璋即被任命為督操營務處幫辦兼步兵學堂監督。不久，又升為督操營務處總辦。
馮國璋鑒于新建陸軍初創，在訓練工作上應有所遵循，經過精心籌劃，與王士珍、段祺瑞等人合力編成《訓練操法詳晰圖說》22冊，成為随營學堂的标準教科書，也是清朝末年我國軍事學校和編練新軍的主要教材。由于馮國璋等人對袁世凱的赤心輔佐，使小站練兵的聲譽大振，馮國璋也逐步投向袁世凱的懷抱。
袁世凱出賣光緒帝和參與“戊戌變法”的維新派，深得慈禧太後寵信。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3月，新建陸軍改稱“武衛右軍”。不久，袁世凱率軍赴山東，被派署理山東巡撫，鎮壓義和團運動。馮國璋以督操營務處總辦身份，将1萬多人的山東勇營逐步改編為武衛右軍先鋒隊，并曾一度率隊在直隸與山東交界的德州一帶，圍追堵截義和團。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馮國璋參預鎮壓義和團運動有功，經袁世凱奏保，升為補用知府。不久被調至濟南主管武衛右軍和山東全省軍隊督操事宜。
北洋三傑
袁世凱為了在德國人面前出風頭，決定舉行秋操，命馮國璋、王士珍、段祺瑞晝夜加緊操練軍隊。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秋，袁世凱邀請德國駐膠州灣總督一行抵濟南觀操。總督在袁世凱等人的陪同下登上觀操台，隻見軍旗一色鮮明，隊伍整肅精壯，軍威凜然。時馮國璋發出洪亮的口令，隊伍“一舉足則萬足齊發，一舉槍則萬槍同聲，行若奔濤，立如直木”。總督當面稱贊馮國璋、王士珍、段祺瑞為“北洋三傑”。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清廷擢升袁世凱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馮國璋亦随之赴任。袁世凱野心很大．到達直隸後，便開始大規模地擴充北洋軍。所謂北洋軍是因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袁世凱編練新軍而得名。袁世凱首先在保定設立編練北洋常備軍的專門機構——軍政司，該司分兵備、參謀、教練三處，馮國璋出任教練處總辦。
馮國璋竭力修明操法，制訂章程和編練計劃，從而把新舊軍隊的訓練統一起來。使編練新軍一時頗著成效。未幾，清政府派馮國璋與滿族官員鐵良、鳳山赴日本考察軍事。歸國後，馮國璋出任清政府中央練兵處軍令司副使，同時督辦北洋各武備學堂，兼任北洋速成武備學堂和将弁學堂督辦，因此北洋軍閥集團中不少軍官都是他的門生、故舊，為他後來充當直系軍閥首領打下了基礎。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馮國璋署理正黃旗蒙古副都統，兼任陸軍貴胄學堂總辦。該學堂是清廷主要為培養滿蒙高級軍事人才而設立的，其成員是王公世爵、四品以上的宗室以及現任二品以上滿漢文武大員子弟。該學堂還附設王公講習所，在固定時間裡專召親王們去聽馮國璋講課。馮國璋利用此機會結識了不少滿蒙貴族，并赢得了清王朝的信任。
于是，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馮國璋升任陸軍部軍咨處正使。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又升任清西陵梁各莊值班大臣。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11月，光緒帝、慈禧太後相繼去世，光緒帝之弟載沣輔佐其子溥儀登極執政。
載沣為了集中權力并替其兄光緒帝報仇，便把袁世凱開缺，趕回河南。馮國璋怕受株連，便借口“值西陵與祭，墜馬受傷”，和原配吳夫人病喪、母孫太夫人逝世為由，請辭回籍，但未得到批準。清廷仍委派他負責辦理日常軍務。馮國璋對袁世凱感恩圖報，仍暗通音信，表示忠誠，并竭力為袁世凱東山再起創造條件。
辛亥革命
宣統三年（1911年）8月，清政府為了震懾革命人民反清鬥争力量，決定在直隸永平府（今盧龍）舉行秋操，馮國璋被任命為東路總統官。10月10日，武昌新軍爆發了起義，迅即占領武漢三鎮。清政府急忙派陸軍大臣蔭昌率兩鎮北洋軍赴湖北鎮壓革命，同時又任命馮國璋為第二軍軍統，随後增援南下。
馮國璋在率軍南下路上，唯袁世凱的密令是聽，根本不理會蔭昌的指揮。當馮國璋率軍途經彰德時，隻身去洹上村向袁世凱請示機宜，袁世凱授意馮“慢慢走，等等看”六字秘訣，并對馮國璋說：“非籌備周妥，計出萬全，斷難督師進攻。”清政府迫于無奈，隻得請袁世凱出山。
袁世凱得勢後，馬上奏請由馮國璋接替蔭昌第一軍軍統職務。馮國璋即按照袁的指示，調兵遣将，作好進攻準備。當清廷被迫授袁世凱軍政全權以後，袁世凱才命令馮國璋攻打漢口和漢陽起義新軍。于是馮國璋命令部将李純、王占元和陳光遠，指揮三協北洋軍輪番猛攻。
起義新軍面對北洋軍的猛烈攻勢，化整為零，躲在漢口街道兩邊的建築物内狙擊北洋軍的進攻。馮國璋見起義新軍拼死抵抗，難于長驅直入，便決定放火燒毀街道兩旁的商店和民房，使起義軍無法存身。
11月1日，馮國璋借風勢命令士兵放火，烈火由北而南，由東而西，一時間整個漢口便成了火海，三天三夜未熄，使方圓30裡的繁華商埠傾時成為一片焦土，商民損失不可計算。攻陷漢口後，11月27日，馮國璋又指揮北洋軍攻占了漢陽。此一役，馮國璋被清廷封為二等男爵。
正當長江一鼓可渡、武昌垂手可得之時，袁世凱為了借用革命力量迫使清帝退位交權，密令馮國璋“按兵不動”。馮國璋一時摸不着袁世凱的意圖，并對袁世凱産生懷疑，于是親自赴京托人向隆裕太後啟奏，請求撥給饷銀400萬兩，可獨力平定叛亂。隆裕太後表示，400萬兩饷銀一時難以籌劃，但可以先撥發3個月的饷銀，并準備臨朝時召見馮國璋。
不料袁世凱搶先一步見了太後，使馮國璋的如意算盤成為泡影，甚至還差一點被袁世凱幹掉。不久，段祺瑞迅速抵達漢口，接替馮國璋指揮北洋軍的職務。
12月15日，袁世凱命令馮國璋離漢赴京，任禁衛軍總統，兼察哈爾都統。禁衛軍是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組建的一支保衛清王朝的武裝，共一師二旅，計1.2萬人。除步兵第三标是漢人外，其餘各部官兵全系滿、蒙軍人。馮國璋之所以能以漢人統帥禁衛軍，是因為他以前曾為陸軍貴胄學堂總辦，且近在漢陽之役又被封二等男爵，再加上民國元年（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後，袁世凱曾指使馮國璋等15名北洋将領發表了“誓死擁護君主立憲，反對共和政體”的通電，因此，王公貴族都認為他效忠清室，予以信賴。
馮國璋被清廷任命禁衛軍總統，從而完全掌握了京畿防務大權。袁世凱逼迫清帝退位，遭到禁衛軍官兵的反對，以緻議和條件遲遲不能發表。這時，馮國璋決心助袁一臂之力，親赴禁衛軍總部召集全體官兵，高聲宣布大清皇帝辭位後之優待條件，對于禁衛軍額數俸饷亦仍維持不變，聲言非此不能保全皇室。
馮國璋并以身家性命擔保，尊号仍存不廢，讓權不讓位，兩宮保全及禁衛軍待遇皆擔保到底，無論個人調任何職，必仍以禁衛軍自随。于是一場企圖阻礙清帝退位的禁衛軍風波被平息下來，馮國璋在關鍵時刻為袁世凱篡權立下了汗馬功勞。民國元年（1912年）9月，馮國璋出任直隸省都督兼民政長。
北洋中堅
民國二年（1913年）7月，“二次革命”爆發。15日，黃興在南京宣布讨袁。23日，馮國璋受命出任江淮宣撫使率部由津浦路南下，不久攻陷了宿縣、蚌埠和滁縣各處，8月6日直達浦口。16日，他的女婿、參加反袁鬥争的南京第八師師長陳之骥，率少數衛兵偷偷過江向嶽父投降。陳将南京群龍無首的混亂情況及其設防布局向馮國璋作了詳細彙報。馮國璋喜形于色，對陳之骥說：“你提供的情況很是重要，待我揮軍渡江，我倆裡應外合，攻下南京，給你立個首功。”
随後，馮國璋會合張勳的辮子兵及劉冠雄海軍，部署了聯合攻克南京的作戰計劃。南京何海鳴率讨袁軍與北洋軍鏖戰半個多月。9月2日，馮國璋指揮北洋軍炸毀城牆進入南京。入城後北洋軍如同野獸一般，恣意燒殺淫掠，南京商民家破人亡者，不可勝數，許多婦女被奸淫後投秦淮河自盡。張勳辮子軍獸行尤甚。馮國璋因攻占南京有“功”，被袁授予一等文虎章。
南京陷落，“二次革命”宣告失敗。袁世凱深知南京虎踞龍蟠的戰略地位對他控制南方至關重要，因此他本來打算在攻克南京後任命心腹大将馮國璋為江蘇都督，然而事不湊巧，因為馮國璋在攻占南京前夕，允諾了張勳提出的“先攻入城者為都督”的協議，張勳不惜辮軍慘重傷亡，搶先一步攻入南京，馮國璋隻得保舉張勳為江蘇都督。9月10日，馮國璋北上繼任直隸都督。
然而張勳治軍無方，終引出“南京交涉案”。日、英、美等國公使以張勳在南京其僑民生命财産得不到完全保證為由，向袁世凱施加壓力。于是袁世凱于12月16日任命馮國璋出任江蘇都督，并于第二年授予宣武上将軍；改任張勳為長江巡閱使，令其率“辮子軍”駐防徐州。
馮國璋接任江蘇都督後，打着維護江蘇社會秩序的旗号（其實是為了鎮壓革命黨人），首先于前清江甯府署設立江蘇全省執法處。在此之前又從天津調來大批警察，代替張勳軍警維護南京治安。馮國璋又将沿江的四路要塞加以整頓，統一指揮，任命王遇甲中将為總司令；同時設立軍事研究所，又在南京設立憲兵司令部，任命陳調元為司令。
接着又成立陸軍講武堂、水師學堂、陸軍警察學校。馮國璋在軍事上的一系列措施，旨在加強北洋軍閥的統治，但在客觀上保障了江蘇社會秩序的穩定，因此江蘇在馮國璋統治的幾年間，經濟、文化的發展是有長進的。馮國璋手握四師重兵，據有富庶的江蘇省，一時成了國内各省軍閥中舉足輕重的人物。
袁世凱為了籠絡馮國璋，于民國三年（1914年）1月特将自己的家庭教師周砥介紹給馮國璋為妻。袁氏父子想藉此左右馮國璋，因此袁世凱指揮部下将這次婚禮辦得格外隆重，一時轟動了大江南北。袁氏給周砥陪送的金銀首飾、珠寶玉器達120餘擔，其他妝奁五光十色，不可勝數。婚禮場面十分熱鬧。
婚後結算，僅招待費就支出白銀數萬兩。不久，馮國璋還被授以“宣武上将軍”。馮國璋深感袁氏的知遇之恩，曾多次通電支持袁世凱解散國會，撕毀約法，反對内閣制，主張總統制，曾通電竭力叫嚣中國“應于世界上總統之外，别創一格，總統有權則取美國，解散國會則取法國，使大總統以無限權能展其抱負”。
公開反袁
在袁世凱擔任中華民國大總統後，馮國璋聽聞袁氏父子在京策劃帝制的消息後，十分驚訝。經與周夫人商量，決定進京了解内幕，于是于民國四年（1915年）6月親赴北京谒袁。馮國璋回到南京後，北京“籌安會”即公開倡導恢複帝制，馮國璋不敢不信又不敢全信，隻得去密電向反對帝制的總統府機要局局長張一磨詢問，不久得到“事出有因”的答複。
馮國璋深感受騙，便憤憤不平地說：“他哪把我們當自己人呢？他的做功倒真不壞！”從此，馮國璋與袁氏的矛盾逐漸尖銳化。
袁世凱對馮國璋很不放心，便采取了嚴密的防範措施。首先在馮國璋身邊安置王子銘等人監視其行動；又據傳張勳曾接袁世凱一密電，謂馮國璋為人不可靠，囑其就近監察。不僅如此，袁世凱的死黨上海鎮守使鄭汝成被刺後，袁又派其親信楊善德率第四師移住上海監視馮國璋。
未幾，又加派盧永祥率第十師駐吳淞，也為了防備馮國璋。馮國璋見此情形，明白了袁世凱不再相信自己，從此與袁氏父子的關系逐漸疏遠，不肯再為袁世凱賣力。不久，袁氏父子指示江蘇巡按使齊耀琳選舉代表，舉行改變國體投票。齊指派代表時，馮暗示督軍署人員一律不當代表，不參加投票活動。
在舉行投票那天，馮國璋托病不去；齊親自到署勸請，他才勉強到場，然而卻呆坐在那裡，一言不發。12月18日，袁世凱任命馮國璋為參謀總長，急電催促進京就職。馮乃托詞害病拒不進京，并策動江蘇軍民電請“挽留”，李純等督軍也緻電主張留馮。袁世凱沒辦法，隻得允他在南京“遙領”。然而，袁世凱仍不放心，一面派阮忠樞、蔭昌等人赴甯繼續催馮離甯北上，一面電令楊善德、盧永祥、倪嗣沖調兵控制長江下遊。
12月25日，蔡锷等宣告雲南獨立，組織護國軍，讨伐袁世凱。馮國璋鑒于全國讨袁運動興起．也就不再裝病了。民國五年（1916年）3月9日緻電袁世凱銷假視事，從此放開膽量，公開反對帝制，遂成為“北洋派中反對洪憲皇帝之第一中心人物”。
民國五年（1916年）3月19日，當直隸省巡按使朱家寶将“五将軍密電”呈送袁世凱過目時，袁氣急之下，幾乎暈倒；帝制派見此電，亦個個瞠目無詞，足見“五将軍密電”對袁氏帝制的打擊程度。
袁世凱鑒于全國人民反對帝制鬥争正方興未艾，内部已處四分五裂、衆叛親離之勢，深知已臨滅頂之災，但為了仍然保住權力，企圖繼續盤踞大總統職位，便于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自從“五将軍密電”洩漏後，馮國璋與袁世凱的裂痕更無法掩飾。于是馮國璋一不做，二不休，決定對袁世凱施加更大壓力，以迫其将政權讓予他。為此，馮國璋于民國五年（1916年）4月1日和16日公開緻電北京政府，勸袁世凱及早退位。各省軍閥紛紛效尤，亦先後通電勸袁世凱迅速退位，袁世凱不得不派親信阮忠樞南下向馮國璋乞情。
馮國璋在阮忠樞的請求下，答應聯絡各省，擔任調停。5月18日，馮國璋邀集未獨立各省在南京召開代表會議。馮國璋意圖通過南京會議逼袁下台，由他取而代之。但由于倪嗣沖的破壞和各省區将軍代表謀略不一，遂使南京會議夭折。馮國璋弄巧成拙，被輿論斥責為：“與其名為解決袁氏地位之會議，毋甯名為解決自己地位之會議。”
袁世凱複辟帝制激起了全國人民的無比憤怒，導緻護國戰争爆發，北洋軍閥集團内部四分五裂，袁世凱于民國五年（1916年）6月6日在全國人民的聲讨聲中，憂懼而死。在此過程中，馮國璋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進京任職
袁世凱死後，黎元洪出任總統。民國五年（1916年）10月馮國璋被選為副總統，11月在南京宣布就職，仍兼江蘇督軍。馮國璋就職副總統後，便在南京設立副總統辦事機構，并以國家元首的姿态公開接見中外記者，大談治國方略，主張中國建設要漸次進行，反對國民黨的激進方針，一時政治上頗為活躍。
民國六年（1917年）初，江蘇商民鑒于馮國璋坐鎮南京，維護社會治安有功，便發動集資為馮國璋豎立“豐碑”；未幾，江蘇軍界聯合會聞知，亦願加入發起，改為建立馮公生祠，取華符之“華”字名為“華園”，并拟鑄造銅像。事為馮國璋所聞．他“恐為人所譏議，立即緻函辭謝”，謂：“華園一事千萬打消，如不能中斷，請即改為勸工場，以利民生經濟。”
不久，将建華園和鑄像之捐資建成貧民工廠和勸工場，此事一時傳為美談，并為馮國璋增添了幾分光彩。不僅如此，馮國璋更以反帝制餘孽面孔出現。段祺瑞出任國務總理後，将閣員名單派人送到南京請馮核準，馮國璋一看名單上竟有曹汝霖，便對身邊的人說：“這張名單我能同意嗎？連帝制餘孽也要當閣員了，太不象話了，芝泉（段祺瑞）真是胡鬧呀，我準備把它退回去！”
民國六年（1917年）2月，馮國璋赴京調解黎元洪與段祺瑞因對德斷交而引起的“府院之争”。馮國璋到京後，住在禁衛軍司令部，整天忙于接見軍政各界要人，發表個人對時局的看法，“欲求對外一緻，不可不先求内政刷新”，一時赢得各界的好感。他還在中國大學以“教育救國”為題演講，獲得了師生的歡迎。3月，段祺瑞因不滿國會和黎元洪的外交政策而辭職赴津，馮國璋受黎元洪之托親自赴津挽留，并與段祺瑞聯袂回京。
馮國璋見段祺瑞剛愎自用，目中無人，最後表示無力調解，回南京後，馮國璋預料到段祺瑞必将對己不利，于是決定集聚實力，迎擊段祺瑞的種種挑戰。他聯合江西督軍李純、湖北督軍王占元，建立了“長江三督”勢力，又竭力籠絡各省軍閥和英、美勢力，從而伏下了未來的直皖之戰。不久，黎元洪在美國公使“允為後盾”的支持下，斷然下令免掉段祺瑞國務總理的職務。段憤然赴津，立即煽動“督軍團”倒黎，于是皖系各省軍閥在段的指揮下，紛紛獨立，使黎進退兩難。這時，馮國璋曾緻電表示支持黎元洪，并建議由王士珍出來組閣。
由于王士珍首鼠兩端，害怕招緻災禍，一時沒敢答應；段卻趁機派其親信徐樹铮慫恿安徽督軍張勳出面調停，且暗示使清遜帝溥儀複辟，結果黎氏受騙，解散國會，引出了一場複辟的醜劇。
代理總統
民國六年（1917年）7月1日，張勳在北京擁戴溥儀複辟，黎元洪避入日本公使館，緻電南京請馮國璋代行總統職權，維護共和。馮國璋于7月3日通電全國指出：“國璋在前清時代，本非主張革命之人，國璋今日之不贊成複辟，亦猶前之不主張革命，彼（指張勳）恃京師為營窟，挾幼帝以居奇，手握主權，口含天憲，名器由其假借，度支供其虛糜，化文明為野蠻，委法律于草莽，此而可忍，何以國為！”
第二天，馮國璋在軍署接見英國領事時說：“中國政體已走上了共和。不容許再有皇帝，我可以告訴你們，我跟段總理都是站在反對地位的。”複辟敉平，馮國璋于14日緻電“奉還大總統職權，請黎元洪複職”。
黎愧于解散國會，故決心去職，緻電馮國璋說：“慚魂雖化，枯骨猶生，黾載河間，奠我民國。”段祺瑞企圖乘機使其親信倪嗣沖接替馮國璋江蘇督軍之職，于是大施調虎離山之計，18日緻電促馮國璋北上就大總統之職，并派靳雲鵬為專使赴南京迎馮國璋北上。
靳雲鵬對馮說：“段此次組閣表示必可聽馮四哥的話，二人同心，其力斷金！”馮國璋深知段之野心，不為靳雲鵬語所迷惑，斷然拒絕段祺瑞的安排，并針鋒相對地提出離甯條件：調其部下江西督軍李純為江蘇督軍，陳光遠為江西督軍，第十五、第十六師為總統衛隊。靳緻電段祺瑞報告，段則以吳光新、傅良佐為長江上遊警備總司令兼四川查辦使和湖南督軍為交換條件，答應了馮的要求。馮國璋鑒于自己的勢力在長江下遊得以鞏固，便于8月1日率第十六師抵達北京就職。
馮國璋進京後，先拜訪黎元洪，再次力言勸其複職；又派内務部總長湯化龍為大總統代表，進宮答謝清廷對他榮升大總統的祝賀。随後，他便将王士珍、段祺瑞請進府來，叙“北洋三傑”之友誼。馮極為親切地說：“咱們老兄弟三個連枝一體，不分總統、總理、總長，隻求合力辦事，從今而後再也不會有什麼府院之争了。”馮把“府院一體，内外一心”的高調呼得山響。
然而這僅是表面文章，馮國璋決不是第二個黎元洪。他是一個有軍隊、有地盤、有勢力、有野心的不低于段祺瑞的實權人物，他決不象黎元洪那樣甘心當“活動的蓋印機器”。
因此，馮國璋來京就職代大總統，無疑加深了馮段之間的矛盾，促進了北洋集團的分裂。段祺瑞剛愎自用，非常看不起馮國璋。馮國璋來北京前夕，段祺瑞聽到馮用債券收買上海外商存土（鴉片），借制藥為名，從中牟利的消息後，便對身邊人說：“我與馮是舊友了，此君有個錢癖，固所深知。
但以今日環境論，我絕不能反對，因小失大，緻傷感情。且系蘇省官紳合辦，彼既事前未征求我的意見，我隻好裝作聾聩。”段祺瑞宣揚散布馮國璋有“錢癖”，并非無端攻擊，馮國璋自保定發迹後，通過各種搜刮手段，已陸續聚斂了大量的财富，成為軍閥、大地主和大資本家三位一體的典型人物。
例如，他在原籍河間和阜城、興濟等地有土地3000餘畝；在江蘇與張謇合辦鹽墾公司。購地70萬畝；在詩經村、天津、北京有房千餘間；在直隸夾山、遵化、興隆有3座金礦；在南京、北京、天津有10座錢莊和銀号；并且在中華彙業銀行和“北四行”均有大量股票和存款。
盡管如此，仍不能滿足其貪欲。當他走進總統府看到三海活蹦亂跳的魚群時，卻又動了心計，正好一個姓李的嬖人對其買好，進言說：“三海之魚，自明清以來從未網罟過，如果打出賣給魚商可值10萬餘元。”李某見馮猶豫不定，又說：“成文規定，三海魚鳥花草曆來是皇帝總統私産。”于是，馮國璋招魚商捕之，議價8萬元。從此，馮國璋落得貪婪名聲，所以段祺瑞是很藐視他的。
辮子軍于民國六年（1917年）7月12日挂五色旗投降，馮國璋于14日電請奉還大總統給黎元洪，但黎元洪知道盡管自己命令段祺瑞複職，但段祺瑞決計不會盡釋前嫌、善罷甘休，因此不願就職，并通電全國決意去職。不久就發生了新的府院之争，而且較之前一次，有過之而無不及。
由于段祺瑞是兩次府院之争的當事人，可見其必有責任。但是新府院之争比舊府院之争畢竟上了一個檔次。黎元洪和段祺瑞的舊府院之争，更多的是一種名器之争，總統認為總統是老大，總理卻認為總理是第一，因此為了一些芝麻綠豆的小事都可以大動幹戈，實際上有民國元年内閣制與總統制之論争的餘響。
但馮國璋與段祺瑞的新府院之争，卻是一種政見之争。段祺瑞鷹揚虎視，要用武力征服全國，是把南方軍政府當作敵人來對待的，這是承襲了袁世凱時代的敵我劃分；但馮國璋卻希望“和平混一”，視西南實力派為憤而出走的兄弟，因此寓含了對袁世凱的否定。
護法戰争
段祺瑞上台後，以“再造共和”功臣自命，獨攬軍政大權，拒絕恢複《臨時約法》和召開國會。于是孫中山以維護《臨時約法》為号召，聯絡海軍總長程壁光及西南軍閥于民國六年（1917年）9月在廣州建立了與北京政府對峙的護法軍政府。段祺瑞面對此局勢，立即決定對南方實行“武力統一”的軍事讨伐。9月18日零陵鎮守使劉建藩和駐衡陽湘軍旅長林修梅通電宣布湖南“自主”。10月6日，護法戰争首先在湖南爆發。
正當段祺瑞全力對南方用兵之際，代大總統馮國璋卻提出了與段祺瑞的“武力統一”對立的“和平統一”政策，即保持西南各省軍閥割據現狀，以換取他們對北京中央政權的承認，保持中國名義上的統一。馮為了貫徹他的“和平統一”政策，利用他直系軍閥首領的地位，密遣其婿陳之骥赴湘，運動王汝賢、範國璋聯名通電主和。于是王、範通電：“懇請大總統下令征求南北各省意見協議組織立法機關，議決根本大法，以垂永久而絕紛争。”10月20日馮又指使“長江三督”聯名提出停止湖南戰争，撤回湖南督軍傅良佐，改善内閣和調整倪嗣沖安武軍駐防四項主張。
段對南方戰争徹底失敗。12月25日，馮國璋發布“弭戰布告”，要求南北兩軍“于軍事上先得各方之結束，于政治上乃徐圖統一之進行。”馮國璋的“和平統一”政策暫時占了上風。段祺瑞雖然一度下野，但皖系實力仍存無損。因此段祺瑞下台後，竭盡全力破壞馮國璋的“和平統一”政策。
首先拉攏直系内部主戰派首領直隸督軍曹锟于12月召開“天津會議”，煽動繼續對南方用兵；同時，段祺瑞還指示徐樹铮勾結奉系軍閥張作霖派兵入關，以威脅馮國璋。馮國璋雖有十五師、十六師，卻仍感力量單薄，而敷衍西南的“和平統一”政策因進行緩慢而無效果，緻使護法戰争于1918年1月中旬重新交火。段祺瑞的陰謀得逞，馮國璋在北京陷于孤立。
民國七年（1918年）1月26日，馮國璋借出京“巡視”為名，率領1000餘名衛隊，準備赴南京與李純等人商讨反段大計。當馮國璋的專車抵達天津時，曹锟率直隸軍政大員在車站歡迎。馮國璋一行人在天津曹家花園小住一夜。曹锟向馮國璋表示：“無論和戰，吾輩堅決服從命令。”第二天，馮國璋繼續乘專車南下，27日下午抵達濟南，山東督軍張懷芝登車晉谒馮國璋，并同車赴蚌埠。此時段祺瑞急電倪嗣沖阻止馮國璋前往南京。28日上午馮國璋專車抵達蚌埠，倪嗣沖率親信十餘人到站迎接，見到馮國璋劈頭第一句就說：“在天津小站時，咱還是個文官，如今居然也領兵了，咱們多時相好，如今你是大總統，我還是個督軍，天差地遠，我看這督軍觐見大總統的大禮就免了吧！”
下車後到了倪嗣沖署府，馮國璋也不甘示弱，剛坐定，就對倪嗣沖說：“督軍不聽中央的命令不必說，就是一個師長、旅長，索饷索械比什麼人都兇，一點點不如意就通電反對中央，請老弟代我想想，這樣的總統做得下去嗎？”倪嗣沖因事前接到段祺瑞密電命令他阻止馮國璋赴南京，所以對馮國璋的态度極為惡劣，他竟然指着馮國璋說：“是戰是和，你是當總統的，總統先有個主意，究竟你的主意何在？你為何不明白說出來！你和段總理已是數十年的老朋友了，可是，你隻顧自己的總統地位，而不顧總理的面子，此種舉動真令吾輩寒心。”
不待馮講話，倪又連珠炮般地發洩内心的不滿：“不知總統是否還記得當年在天津武備學堂當學生時候，校長不是我們安徽的李文忠（李鴻章）嗎？”倪嗣沖的一席話竟使馮國璋也流下了眼淚，跟随馮國璋的田文烈見此情形，便說：“總統原來是與倪督軍、張督軍諸君商議讨伐西南之事呢。既然這樣，待總統回去即下讨伐令好了。”馮國璋欲赴南京，倪當即說：“你若回北京，我可以放行，若去南京，我便扣留你在此。”馮國璋不得已，隻得折回北京。
馮國璋回到北京後，于1月30日下讨伐令，派曹锟、張懷芝、張敬堯率軍進犯湖南，并于2月上旬下“罪己布告”。馮國璋效法專制君王用“罪己诏”的形式緩和與段祺瑞一派的緊張關系，盡力向段表示讓步，以平息皖系軍閥政客們的怨氣。民國七年（1918年）3月23日複任段祺瑞為國務總理。
段祺瑞的“武力統一”又占了上風。但馮國璋并不甘心“和平統一”政策的失敗，他密電曹锟率兵南下“适可而止”，不必過于深入為他人效力，“以恢複湘省為止”。曹锟接電後，心領神會，回電說：“決不令主座為難。盡請放懷！”吳佩孚率直軍攻占長沙後，段祺瑞電告吳佩孚“直搗兩廣”，吳佩孚借口饷械供應不及，故意按兵不動。
段祺瑞為了早日完成他的“武力統一”，便極力籠絡曹锟、吳佩孚。當段準備升任曹锟為兩湖巡閱使兼湖北督軍的消息傳出後，馮國璋急忙緻電曹锟：“久戎于外，直隸根本之地，未免空虛，倘有疏虞，便無退步。”于是直軍占領衡陽後，曹锟力辭兩湖巡閱使，立即回到天津，吳佩孚亦屯兵不前，并與護法軍劃界停戰，緻使段祺瑞的“武力統一”到此為止。
晚年逝世
段祺瑞企圖再以名位引誘曹、吳繼續為其賣力，使授曹锟為川粵湘贛四省經略使，授吳佩孚為“孚威将軍”。未幾，段祺瑞又“秘以副總統許曹”。并且親往湖北犒師。馮國璋此時恐怕曹锟再次受騙，便派陸建章赴天津說服曹锟，放棄南征，回到直系與李純等人合作把局面轉向和平。結果陸建章在天津被段的第一親信徐樹铮誘殺。
段祺瑞深知阻礙“武力統一”的主要障礙是馮國璋，于是便指使親信王揖唐為首的“安福俱樂部”收買政客，操縱國會選舉，把馮趕下台去。安福系乘馮國璋繼黎元洪總統任期已滿，按照事前段祺瑞的部署選舉徐世昌為新總統，馮國璋隻得把總統的“寶座”讓了出來。不久，馮國璋離京回到故裡河間。
徐世昌上台後，企圖調解直、皖兩系矛盾，為了取悅馮國璋，便批準下台的馮國璋仍有節制第十五、十六師的權力。不久，又派師景雲赴河間迎請馮晉京，以疏通馮、段感情。由于馮國璋鑒于陸建章被謀殺的教訓，遲遲不敢登程，直到靳雲鵬組閣，稍有了安全保障，他才于民國八年（1919年）10月經天津抵達北京。馮國璋此次進京雖然是打着調合直、皖兩系分裂的旗号而來，但實際上，他依然想通過他的斡旋促進直系内部團結，以對抗皖系，并伺機東山再起。
此外，他進京的另一任務，則是企圖把陸軍部于民國八年（1919年）6月裁撤的第十五、十六師的糧饷局奪回來，以保其外快财源不緻中斷。然而一切都未能如願，即于12月28日突然病逝，時年60歲。馮國璋臨終口授遺言給徐世昌總統：“和平統一，身未及見，死有遺憾，希望總統一力主持，早日完成。”
主要影響
馮國璋一面向袁世凱叠電密陳請“勿輕開戰禍”，一面通過梁啟超、胡鄂公等人與西南滇桂軍閥唐繼堯、陸榮廷信使往來，以促使西南獨立和陸榮廷攻擊廣州，逐驅袁世凱死黨龍濟光；同時，又勸說四川的北洋軍與護國軍停戰，并且指使四川、湖南将軍陳宦、湯芗銘通電拒絕袁世凱的命令。當袁世凱派曹锟率北洋軍入川與護國軍接火之日，梁啟超派人赴南京，請馮國璋協助蔡锷反對帝制維護共和。馮國璋對來使說：“我是他（指袁世凱）一手提拔起來而又比較親信的人，我的電報對他是個重大打擊。我們之間，不可諱言是有知遇之感的。
論私交我應該擁護他的，論為國家打算，又萬不能這樣做，做了也未必對他有好處，一旦國人群起而攻之，受禍更烈。所以，我剛才考慮的結果，決計發電勸袁退位。”于是，馮叫秘書拟好兩電，一電緻袁世凱，勸其退位；一電分緻鄂贛與西南各省，表示他反對洪憲帝制的态度。
不僅如此，馮國璋還主動聯絡江西李純、浙江朱瑞、湖南湯芗銘、山東靳雲鵬等将軍聯名發出密電向各省将軍征求收拾時局的意見，時稱“五将軍密電”，其電文内容，要求南方者：（一）取消獨立，（二）退出戰區，（三）保護戰地人民。要求北方者：（—）取消帝制，（二）懲辦帝制罪魁，（三）請元首自行辭職以觇全國人民之意思。可見“五将軍密電”是馮國璋企圖以“中立”省将軍首領的名義，召喚非獨立各省區，形成第三種力量，以圖聯合護國軍，打倒袁世凱的一種計謀。
轶事典故
勝而被黜
武昌起義爆發之後，袁世凱被啟用，派遣馮國璋南下鎮壓革命軍。眼看武漢三鎮指日可下，馮國璋志得意滿地對人說：“這一來，咱的黃馬褂算是穿上了，興許還來個世襲罔替呢！”就在他一門心思想當匡複社稷的中興之臣時，袁世凱突然一紙調令，把他從武漢前線調了回來。
馮國璋打仗是一把好手，可政治方面卻是個榆木腦袋。他号稱是“北洋三傑”龍虎狗中的“狗”，還真有點忠犬護主的勁頭兒。在戰場上他隻想着打勝仗，保住清王朝，根本沒領會東家袁世凱的政治意圖。出發前袁世凱給他下達的六字方針是“慢慢走，等等看”，可他到了武漢就一鼓作氣連下兩鎮。
11月17日，就在他又一次大敗黃興時，袁世凱卻把本來非他莫屬的“湖廣總督”一職授予了第二軍軍統段祺瑞。馮國璋在前線拼死拼活，官卻讓沒打過一仗的段祺瑞當了。馮國璋别說多窩火了。回到北京後，他來了個閉門謝客，誰也不見。
馮袁對話
馮國璋在去北京見袁世凱之後，馮國璋問：“外聞有總統要改帝制的傳說，不知确否？”袁世凱答：“華甫，你我都是自家人，我的心事不妨向你說明，曆史上開創之主，年皆不過50，我已是将近60歲的人了，鬓發盡白，精力也不如昔。
大凡想做皇帝的人，必須有個好兒子，克繩基業，我長子克定腳有毛病，是個無用的跛子，次子克文隻想做個名士，三四子都是纨绔，更沒出息。我如果做了皇帝，哪一個是我的繼承人呢？将來隻能招禍，不會有好處的。”然而正當袁“指天誓日，力辯其無事”的同時，他的親信左右卻正在積極籌備帝制。
賣魚事件
馮國璋當大總統的時候鬧了一個大笑話，這就是“賣魚事件”。據傳，中南海的魚是前代皇家所放養，其中還有一條三尺長的紅魚和一條大鯉魚，上面系着金圈，挂着金牌，一向就不曾為人所捕撈。馮國璋入主中南海後，派人将湖中的魚一網打盡，然後命人在市場上高價賣出，一時間北京各處都在叫賣“總統魚”，而所售之款盡入了馮國璋的私人腰包。當時有人寫了一個對子嘲諷說：“宰相東陵伐木，元首南海賣魚！”
喜愛斂财
民國政府的收入不穩定，也難免要影響到總統的個人利益。馮國璋做地方大員的時候，對财政上的事情一向敏感，他知道大總統其實是名義好聽，一旦經濟匮乏，沒錢可花，到時的滋味就不好受了。因此，馮國璋在入京代理大總統前特别向段祺瑞提了一個條件，那就是将崇文門監督一職要到自己名下，因為崇文門監督是個肥缺，每個月可以穩定的收到二十萬元商業稅，可供總統府的開支。
但是，一個月區區二十萬的收入固然可以解決總統府的開支，但對于很多國務大事來說是無濟于事的。因此，馮國璋也難免像黎元洪一樣，有時候就要自掏腰包了。據馮國璋的幕僚恽寶惠回憶，為了錢的事情，馮國璋還與多年的老兄弟王士珍鬧過别扭。
馮國璋在1919年去世後，據當時的統計，馮國璋留下的遺産總值大概在300萬元不到，這些錢是馮國璋多年的儲蓄和投資所緻，其中也包括了田地、股票等折合而成。
馮國璋死後，喪事和遺産分配都是委托給老友王士珍來負責，在王士珍的主持下，這些錢都按不同的份額分給了他的子女們。
藝術形象
人際關系
故居墓地
故居
馮國璋故居始建于1913年2月，1915年12月底竣工，占地近百畝，四合院式建築，廳堂屋閣四百餘間，耗白銀六十萬兩，規模宏大，富麗堂皇，均明廊畫柱，高脊廣舍，并點綴“玻璃廳”等西式建築。文化大革命中馮國璋故居部被改動、損毀。2008年被河北省人民政府公布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墓地
馮國璋國葬墓始建于1917年，三年建成。原南北長897米，東西長103米，共138.6畝。在這塊矩形的土地上，原來由南到北生長着蒼郁美麗的樹木，建有壯觀的碑、坊、亭、台，具有封建帝王陵的氣勢，文革期間被毀。
曆史評價
應該說，早年身為清廷大臣的馮國璋能為其族人後代訂出“國家海禁開，東方大事起”這十個字，可以稱得上是很有政治遠見的，是積極進步的。馮國璋一生由一介書生而入武林，讀文史後再習軍事。在他所處那個時代，經曆了數次戰争，其中親自參與的就有中日甲午戰争和八國聯軍入侵進京等戰事；中國作為戰敗國，付出了割地賠款、簽訂喪權辱國條約的沉重代價。
作為一個有着遠大抱負的中國一代知識分子，或是身為一名有強烈民族自尊心的軍事将領，馮國璋曾以其深刻的思考和敏銳的見解，屢屢向上司和清廷進言，并且一直身體力行地為“國家海禁開，東方大事起”這一宏願而盡心盡力。
馮國璋當時已深切地感知，一個自诩為泱泱大國的國家，由于數百年來閉關鎖國，夜郎自大，國力早已衰敗不堪，遠遠落後于西方列強一大截了。他兩次東渡扶桑，從那個自明治維新以來變得強悍起來的國度中，發現了一條中國富強昌盛，再樹雄姿的可行之路，那就是打破海禁，引進外國的先進思想和科學技術，讓國人重新認識自我，認識世界。
但其時其勢，這位漢族的清廷重臣也有與當年李鴻章相似的憂慮和顧忌，眼看着京城裡那個冥頑不化的滿清朝廷，還有早已腐敗不堪的各級衙門地方官吏，落後的農桑耕作制和淤堵不揚的貿易商業，還有幾乎空白的現代工業這副積重難返的爛攤子，就決定了真正要在東方這塊古老的土地上形成“大事起”的強盛之勢，非一朝一代人所能辦到的。因此，馮國璋把希望放在了兒孫輩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