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衡:中國近代考古學的前驅-中文百科頻道

經曆

1922年被聘為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考古研究室主任兼導師，同時在清華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兼課。

早年曾任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考古學研究室主任。1924年11月受聘于 “清室善後委員會”，參加點查清宮物品工作。1925年10月故宮博物院成立後，曾兼任臨時理事會理事、古物館副館長，1926年12月任故宮博物院維持會常務委員。1928年6月南京政府接管故宮博物院時，曾受接管代表易培基的委派，參與接管故宮博物院的工作。1929年後，任故宮博物院理事會理事兼古物館副館長，1933年7月任故宮博物院代理院長，1934年4月任故宮博物院院長。1949年，時任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提出，“文物南遷及抗戰西遷始末，應及早彙集資料，從事編輯”。北平解放前夕，為确保故宮建築與文物的安全，他堅守院長崗位，并與社會名流呼籲國民黨當局避免戰火，保護北平文化古城。北平解放後繼續留任故宮博物院院長。1952年，調任北京文物整理委員會主任委員。1955年3月在北京病逝，終年74歲。

主要成就

他畢生緻力于金石學的研究，上承清代乾嘉學派的訓诂考據傳統，又注重對文物發掘考古的現場考察，主持過燕下都遺址的發掘，對中國考古學由金石考證向田野發掘過渡有促進之功，遂使其學術水平領先于時代，被譽為 “ 中國近代考古學的前驅 ” 。其主要著作有《中國金石學概要》、《凡将齋金石叢稿》等。

馬衡先生一生緻力于金石考古研究，锲而不舍，許多研究結論至今被國内外金石考古學界視為定識，聲譽久享。在書法、治印方面亦有所長，翰墨，篆、隸、行、草皆能，作品具商周金文遺韻，書風古雅，自然天成，将筆墨與篆刻相結合，深得碑刻之法度，形成個人書法之獨特風格，在四海之内享有盛名。西泠印社草創時期，他已列名社籍，時年三十歲。編有《漢石經集存》、《凡将齋印存》等，著《凡将齋金石論叢》等。馬衡先生以他卓越的學術和藝術成就，受到當時藝林學子的普遍敬重。因此，雖然遠在北京工作，但衆望所歸。1927年，吳昌碩先生逝世後，被推選為西泠印社第二任社長，“遙領社職”，對抗戰勝利後西泠印社活動的恢複和發展，起了很大作用。

馬衡先生在1952年将自己收藏的大量甲骨、碑帖等文物捐獻故宮博物院。他去世後，其家屬又遵囑将家藏金石拓本九千餘件悉數捐給故宮博物院。

書法造詣

叔平先生以精究金石六書，長於篆法，故餘事治印，整饬淵雅，直追周秦兩漢，深於法度，繼吳昌碩後被推為西泠印社社長。一九四四年嘗為《說文月刊》第四卷撰《談刻印》一文，文長九千餘字，無從古代玺印之名稱、形制、鈕式、文字與章法、材質與刻鑄、陰陽文之别、施用之方法等七方面詳加介紹，以明發展之迹，繼舉治印宜予臨寫之金石拓本、參考之書，與古玺印譜，俾便研習。

文中於書法與刀法關系有所申述，曾雲：『近數十年來，刻印家往往隻講刀法。能知用刀，即自以為盡刻印之能事。不知印之所以為印，重在印文。一印之中，少或二三字，多或十餘字，字體之抉擇，行款之分配，章法之布置，在未寫出以前，先得成竹於胸中，然後落墨奏刀，乃不失為理想中之印。』“蓋刀法者，所以傳其所書之文，使其神采不失。”“若徒逞刀法，不講書法，其不自知者，非陋即妄。知而故作狡猞者，是為欺人也。”對刀法與篆法之輕重，文中論之雲：“刀法為一種技術，今謂之手藝。習之數月，可臻娴熟。研究篆體，學習篆書，則關於學術，古請之小學，今謂之文字學，窮年累月，不能盡其奧藏，其難易豈可以同日語哉?”又曰：“刻印家欲知印之源流沿革，形式、文字之變遷，應先研究古印，自屬當然之事。即以文字源流而言，不但古印應研究，即一切金石文字，也在研究之列。

故金石家不必為刻印家，而刻印家必出於金石家，此所以刻印家往往被稱為金石家也。”類此諸論，皆示人以正軌，與時俗之談印藝者有霄壤之判。對《說文》所無之字，叔平先生不主張濫用假借，以為《說文》未收之字，見於漢印者正複不少。蓋‘摹印'‘缪篆’，本自為體，其體在篆隸之間。隸書所有之字，皆可入印”。對人名印，主張氣皆應名從主人，依隸楷所從偏旁，而以缪篆之體寫之。但以之寫作小篆或古文，終嫌未安。”治印者遵此篆之，不妄不拘矣。

叔平先生生前曾有《凡将齋印存》之輯；殁後，其子太龍收集零存，又成《銳廬印稿》，後者多抗戰時入蜀之作。—九—二年，丁仁《詠西泠印社同人詩》（集《論印絕句》）中有一首詠及叔平先生，詩雲：“畫品書評一舫多（倪印元），封泥署紙盡摩挲（沈心）。珍藏誰似西園癖（楊複吉），賴有當年馬伏波（陳鲈）。”叔平先生富收藏，故句多及之。馬伏波即東漢之馬援，頗知印，曾有正郡國印章之議，以之此拟，可謂吻合無間矣。其子太龍，亦擅篆刻。